多年前的一個晚上，在我磕磕絆絆的大學生活宣告完結回到家中時，我同父母親在長島的尤寧代爾餐館共進啤酒和比薩餡餅。正當我一口咬下餡餅時，母親神色憂鬱地問我：“約翰，你有沒有與女人發生過性關係？”
我竭力想吞嚥下那口餡餅。在60年代中期，19或20歲的小伙子可不習慣被母親這麼追問。我轉向父親，期望他能解圍，可是他卻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同我一樣感到措手不及。
“哎，有沒有過？”她逼問道。她姓福爾摩斯可不是平白無故的。
“呃……有過吧，媽媽。我是有過。”
我看見母親的臉上風雲突變。“那麼，她是誰？”她又問。
“呃……好吧……”我走進餐館時的好胃口好像喪失了。“實際上，有過好幾位。”我沒有如實告訴她其中一位才十五六歲，是在博茲曼未婚母親之家認識的。不過你們大概會以為，我索性向她招認我把她們分屍了，屍體就藏匿在地下室裡。“現在誰還會要你做丈夫呢？”她感歎道。
我再次轉向異常沉默的父親。別裝蒜啦，爸爸！快來幫幫我！
“哦，我不清楚，多洛裡絲。如今這種事算不上什麼大事。”
“這永遠是一件‘大事’，傑克，”她反駁道，然後又轉向我，“約翰，要是你未來的新娘子有一天問起你，在認識她之前你有沒有與別的女人發生過關係，那該怎麼辦？”
我停止了嚥食。“哦，媽媽，我會對她講實話的。”
“不，不要講實話。”父親尖叫起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傑克？”母親問道。好樣的，爸爸，讓我們瞧瞧你這回怎樣收場吧。
這次審問在不愉快的氣氛中收場了。我說不準是否從這次衝突中得到了什麼收穫。要麼我如實告訴帕姆我的過去，要麼讓她對此抱有疑慮。無論如何，她的確同意嫁給我，儘管母親曾擔心沒有人願意嫁給我。不過，當我成為一名聯邦執法官員、側寫師和犯罪行為及心理學方面的專家時，再從我的角度回過頭來看待這場審問，我從中悟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即使像我這樣經歷過各種訓練且富有分析經驗的人，倘若再次面對母親的追問，仍然不能答得更好！
那是因為她戳到了我的痛處，我不得不說實話。
我再給你們舉個例子。自從成為聯邦調查局首席側寫師以來，我親自挑選和訓練了所有其他側寫師。因此，我與曾在科裡工作過的所有男女下屬關係融洽，合作緊密。其中大多數人已經憑借自己的實力成為耀眼的明星。不過，假如可以說我曾經有過一名得意門生，那便是格雷格·庫珀。格雷格30歲剛出頭時，放棄了在猶他州一個城鎮的警察局局長這一頗有身份的工作來到這裡。他在一次執法研討會上聽過肯·蘭寧和比爾·哈格梅爾的演講，於是決定加盟聯邦調查局。他在西雅圖外勤站表現不俗，但一直向往來匡蒂科的行為科學科工作。他曾經要求查閱並研究過我對格林河殺人案所做的側寫和分析。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有觀眾參與的一個特別電視節目《搜捕兇手》期間，他自願擔任我的司機和嚮導。當我出任重新改組的調查支援科科長時，格雷格正供職於調查局設在加州奧蘭治縣的常設辦事處，居住在拉古納尼古爾。我把他調到匡蒂科，他後來成為出類拔萃的人物。
剛剛調到科裡時，格雷格被分配與讓娜·門羅共用一間無窗地下辦公室。讓娜在干特工之前曾在加州做過警官和調查殺人案的警探。她身上的優秀品質多多，巧得很，還是一位魅力無限的金髮碧眼的美女。換句話說，她集全部優點於一身。可以說，發現這種安排令人難受的男人不會很多。然而格雷格偏偏是一個虔誠的摩門教教徒，一個正直專一併注重家庭的男子漢，身邊有五個可愛的孩子和一位迷人的妻子，朗達。對於朗達來說，從陽光明媚、天堂一般的加利福尼亞遷到悶熱潮濕、令人困乏的弗吉尼亞是一個重大的犧牲。她每每問及他的辦公室同事時，格雷格總是支支吾吾，竭力想轉移這一話題。
終於，在他到我們科大約六個月以後，格雷格帶著朗達參加了科裡舉辦的聖誕晚會。我因外出辦案，當時不在場，但是天性活潑的讓娜倒是出席了。在晚會這類場合，她自然選擇穿一套精緻素雅、剪裁合身的低領口紅色晚禮服。
我回來以後，科裡的二把手、接替我出任側寫項目經理的吉姆·賴特告訴我，朗達與格雷格在晚會之後大動干戈。他整天與一位楚楚動人、性格強硬的漂亮女特工待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而她在舞場上還同在靶場上一樣游刃有餘，對此朗達極為不開心。
於是我讓秘書把正在開會的格雷格叫出來，就說我想立即見他。他神色憂鬱地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剛調來半年，而這裡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所以他真心實意想把工作做好。
我抬起頭望著他，說：“格雷格，把門關上。請坐吧。”他坐了下來，被我的口氣弄得更加心神不定。“我剛剛跟朗達通完電話，”我接著說，“我知道你碰上了一些麻煩。”
“你剛剛跟朗達通完電話嗎？”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兩眼直愣愣地盯住辦公桌上那台有呼叫指示功能的電話機。
“聽著，格雷格，”我以咨詢者那種最令人安慰的口氣說，“我是想給你打打掩護，但如果你和讓娜一道上街，我就無計可施了。這種事你必須自個兒應付。朗達顯然瞭解你和讓娜之間的事情……”
“我和讓娜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他氣急敗壞地說。
“我清楚幹這種工作會遇到不少壓力。可是，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嬌妻以及幾個可愛的孩子。可不要前功盡棄呀。”
“約翰，情況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也不是她以為的那樣。你一定要相信我。”這期間，他的兩眼一直盯住那台電話機，沒準他在琢磨，假如集中意念，他就能引燃電話機，把辦公桌燒著。他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見他的頸動脈跳個不停。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在此關頭，我見好就收場了。“看看你吧，你這個可憐蟲！”我得意地大笑起來。“看你還敢自稱是審訊人員？”當時他正在為《犯罪分類手冊》撰寫有關審訊的章節。“你做過什麼虧心事嗎？”
“沒有，約翰。我可以發誓！”
“你瞧瞧！你就這樣聽任我的擺佈！你完全是清白無辜的。你曾經幹過警察局局長。你是經驗豐富的審訊人員。然而我卻能夠把你當成傻瓜一樣玩弄。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就在那一刻，他如釋重負，汗珠從他那禿頂的頭上流了下來。他沒有什麼要說的了，不過他明白了我這番談話的中心意思。我可以這樣任意擺佈他，我也曾經被別人以同樣成功的方式整治過，而且當那種局面再度出現時，我照樣會成功地被人整治。
我們都是有弱點的。不管你多麼博學，閱歷多麼深廣，多少次成功地審訊過嫌疑人；也不管你是否掌握了技巧。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被制服——只要你能設法找出我們有哪些弱點以及在什麼情況下會暴露弱點。
我是在早年為一個案子進行側寫時悟出這個道理的，從此便多次在辦案時加以運用，而不僅是對我的科員進行言傳身教時才運用。那是我頭一回佈置審訊場景。
1979年12月間，佐治亞州羅馬市常設辦事處的特工羅伯特·利裡打來電話，講述了一起極其恐怖的案件，請求我給予優先處理。一個星期前，一位住在離羅馬市只有半小時車程的阿代爾斯維爾的漂亮爽直的12歲小姑娘瑪麗·弗朗西斯·斯托納，在她家車道口處下了學校班車以後就失蹤了，她家離公路大約有一百碼遠。
後來她的屍體在大約十英里以外的一處長滿樹木的戀人小徑一帶被一對年輕夫婦發現，他們首先注意到了蒙在她臉上的那件鮮黃色外衣。他們報告了警察，原封不動地保護了現場，因為他們考慮到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死因被確認為腦部受到鈍器重擊。驗屍結果發現，顱骨破裂是大石頭敲擊造成的。（案發現場的照片顯示，她的頭部附近就有一塊血跡斑斑的大石頭。）頸脖處的傷痕還顯示，有人從背後用手將其卡死。
在翻閱案情卷宗之前，我想盡可能充分瞭解有關受害者的情況。人人都對瑪麗·弗朗西斯·斯托納讚不絕口。人們都說她待人熱情友好，善於交際，討人喜歡。她長得很可愛，天真無邪，在學校擔任樂隊女指揮，經常穿著指揮制服去上學。她是個人見人愛的12歲小女孩，看上去就是12歲，絕不會裝成18歲那般老練。她沒有性亂行為，從未染指毒品或酒類。驗屍結果清楚地表明，她遭到強暴時還是處女身。歸根結底，她就是我們描述過的那種出自低風險環境下的低風險受害者。
在聽罷案情匯報、聽完利裡的描述以及研究了案情資料和現場照片之後，我簡略地寫下了半頁紙篇幅的紀要：
側寫
性別——男
種族——白人
年齡——二十四五歲至二十八九歲
婚姻——已婚；婚姻有麻煩或已離異
兵役——可恥的逃兵，從事醫護工作
職業——藍領階層：水電工
智商——中等到中等偏上
教育程度——至多中學；輟過學
犯罪記錄——縱火，強姦
個性——自負，傲慢，已通過測謊器測試
車輛顏色——黑色或藍色
審訊——直接，投射[1]
這是一起隨機性的強姦案，殺人不是有預謀或故意的。屍體上的衣物看上去凌亂不齊，顯示出瑪麗·弗朗西斯是在逼迫之下脫去衣服的，強暴以後又被允許匆匆穿上衣服。從照片上我可以看出，有只鞋尚未繫好鞋帶。調查報告中指出她內褲上沾有血跡。她的背部、臀部和雙腳都沒有雜物，這表明她是在車子裡，而不是在屍體被發現的林地上被強姦的。
在仔細觀察那些相當常規的犯罪現場照片時，我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可以設想出此案的全過程。
由於瑪麗·弗朗西斯年幼，性格外向，容易相信別人，在一個像學校班車停靠點這樣毫無威脅的環境中，是可以被人輕易接近的。兇手很可能哄騙她走近他的車子，然後把她拽上了車或者持槍或持刀脅迫她上了車。發現屍體的地點非常偏遠，這表明他熟悉這一地區，知道他在那裡是不會被打擾的。
從拐騙地點來看，我斷定這不是一起有預謀的犯罪，而是在他駕車經過時才決定下手的。誠如奧多姆和勞森一案所顯示的，倘若另有人在恰當的時間碰巧出現在現場，罪犯就不會得手。正是因為小女孩伶俐可愛和性格開朗，兇手的內心才受到幻想的刺激，才把她那天真爛漫的友好態度錯看成是願意與他玩性遊戲的表示。
當然，實際上，事實真相打破了他的幻想。她對他的施暴感到驚恐，在極度痛楚中會大聲呼救，或者央求他饒命。他多年來的幻想是一回事，可是現實卻是另一回事。面對小女孩，他失去了對局面的控制，同時意識到情況已經被他弄得一團糟。
在此節骨眼上，他意識到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殺人滅口。可是她又害怕性命難保，所以控制住她要比他想像的還要困難。為了讓事情更好辦，為了讓她更能配合和順從，他告訴她趕緊穿好衣服，他會放她一條生路——要麼他會讓她自己逃走，要麼他會把她綁在樹上，自己離開現場。
但她剛剛轉身要走時，他從後面上來勒住她的脖子。他也許能把她勒個不省人事，可那需要上半身使出很大的力氣。他先前就控制不住她，現在就更沒法勒死她了。他把她拖到一棵樹下，就近抓起一塊大石頭，朝她頭部猛擊三四下，致使她喪了命。
我感覺兇手與瑪麗·弗朗西斯並不很熟，只是在城裡見過幾面，但足以使她一見面就認出他，也足以使他對她想入非非。有可能他看見過她身穿那套小號指揮服去上學。
從用外衣蓋住她頭部這一行為中，我知道我們要緝拿的作案者對犯罪感覺並不太好。我也知道時間越長對警方越不利。從這類案子以及這類智慧型、有條理的兇手的情況來看，兇手會對犯罪進行思考、進行自我辯解、認定過錯應歸咎於受害者而他的行動是正當合理的。這一思考過程越長，就越是難以讓他坦白認罪。即使他接受測謊器測試，結果頂多也就是得不出結論。一旦他感覺調查工作有所降溫，他的離去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他就會潛逃到國內另一地區，到那時再跟蹤他就會難度很大，而另一個小女孩將要面臨危險。
在我看來，作案者顯然就住在這一帶，幾乎可以肯定警察曾約見過他。他會表現出很配合刑事調查工作，但相當傲慢。如果警察起訴他，他是不會被整垮的。我告訴警方，這麼複雜的案子的作案者不會是頭一次犯罪，儘管很有可能這是他頭一次殺人。他那輛藍色或黑色汽車可能已使用了好幾個年頭，因為他買不起新車；不過車子性能還不錯且保養得很好，車裡的每一件物品會擺放得井然有序。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像他這樣做事有條不紊、具有強迫[2]性格的人一般都喜歡深色汽車。
在聽罷這番推斷後，電話那頭的一個警官說：“你描述的這個傢伙不正是我們剛剛放走的一個嫌疑人嘛。”他還被列為另一案件的嫌疑人，完全符合這一側寫。他的名字叫達雷爾·吉恩·德維爾，一個白人男子，24歲，曾經兩度結婚又離婚，目前與首任太太同居。他在佐治亞州羅馬市做樹枝修剪工作，是該市一起13歲女孩遭強姦的案子的重大嫌疑人，但是從未被起訴過。第一次離婚後，他進了陸軍部隊服兵役，因擅離職守於七個月後被解除了兵役。他駕駛一輛已有三年車齡的黑色福特平托車，車況良好。他承認，青少年時因私藏莫洛托夫雞尾酒而被拘捕過。他八年級時就已輟學，不過智商測驗顯示，他的智商在100至110之間。
警方曾經約見過他，問他是否看到或聽到了什麼。他在瑪麗·弗朗西斯被劫持的前兩個星期一直在斯托納一家居住的街道為供電公司修剪樹枝。警察告訴我，他原定就在當天要接受一次測謊檢查。
我告訴他們，這並不是什麼好主意。他們不會從測謊中有所獲，而且這樣做只會提高嫌疑人對付審訊程序的能力。當時，我們在審訊嫌疑人方面並不具備豐富的現場經驗，但是從對囚犯訪談以及從正在進行中的系列殺人犯研究中，我認為我心裡有數。果然不錯，他們次日打來電話告訴我，測謊器未能測出什麼結果。
既然他知道能夠戰勝機器，我認為只有一種辦法可以逼其就範。將審訊放在晚間進行，地點就設在警察局。讓嫌疑人一上來感覺比較自在，目的是使他面對審問時容易暴露出薄弱環節。這樣的安排會向他發出一個訊息：我們是認真嚴肅的，是忠於職守的。他明白這回不會有類似吃午飯或晚飯那樣可以任意放鬆一下的機會了，同時也明白如果他表示了屈服，他是不會被當成戰利品吊起來示眾的。要讓當地警察局與調查局亞特蘭大外勤站一同主持審訊，以體現出統一戰線的形象，也暗示出美國政府是全力以赴在對付他的。把標有他姓名的一疊疊檔案袋堆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即使裡面放的全是白紙也無妨。
最要緊的一點是：不要做任何說明，只把沾有血跡的石頭放在一張矮桌子上，與他的視線保持45度角，這樣他不得不轉一下頭才可看到。要密切注意他的所有非言語線索——他的行為、呼吸、冒汗、頸動脈的搏動。如果他就是兇手，他是無法視而不見那塊石頭的，儘管你對它及它的來歷隻字不提。
我們需要營造一種氛圍，使被我稱為“如坐針氈的因素”起作用。我實際上是在把斯托納一案作為我的理論的試驗品。我們後來完善了不少破案技巧，其試驗基礎均出自於此。
他不肯招供，我們則窮追不捨。佐治亞州可是有死刑的；即使他只是被判監禁，猥褻兒童的罪名也會讓他在第一次沖淋浴時就遭到騷擾。所有其他囚犯都會伺機傷害這傢伙。
要使用帶有神秘性的微弱燈光，審訊場合一次不要超過兩名警官或特工在場，最好是一名來自調查局，一名來自阿代爾斯維爾警察局。你必須做出暗示，你已掌握了兇手的情況，知道他內心正在思考些什麼以及承受的壓力。不管那多麼令你作嘔，你必須投射出你的看法，即應當怪罪那個受害者。要暗示出是她在勾引他。要詢問他，是不是她當時在引誘他、撩得他急不可耐，是不是她以敲詐手段來威脅他。給他提供一個挽回面子的機會。給他一個解釋自己行動的途徑。
我的辦案經歷告訴我：在鈍器致傷或持刀殺人的案件中，攻擊者難免會沾上被害人的血。這種事情很常見，你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我指出，當他開始閃爍其詞時，哪怕只是稍微有點這種跡象，你只管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最讓人困惑的事情是：他身上沾有瑪麗的血。
“吉恩，我們知道你身上沾了別人的血，在你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有。我們要問你的並不是：‘是你幹的嗎？’我們曉得那是你幹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我們知道那是為什麼，而且我們能夠理解。你只需要告訴我們，我們是不是弄對了。”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此。他們把德維爾帶進來。他一眼就看到那塊石頭，開始冒虛汗，呼吸急促，身勢語與先前幾次訪談時截然不同，呈現出試探性和防衛性。審訊人員將罪過和責任都投射到小女孩身上，當他看上去表示附和時，他們把血跡的事提了出來。這確實讓他坐立不安。當你發現那個傢伙一聲不吭地聽你說話時，你常常可以判定你沒搞錯人。一個無辜者是要大喊大叫的。當然一個有罪的傢伙也會大喊大叫，想讓你相信他的無辜。但你能夠區分二者之間的差異。
他承認了強姦行為，贊同審訊人員的看法，認為當時是她威脅了他。鮑勃·利裡告訴他，他們知道他並沒有預謀殺害她。如果要有預謀，他本可以使用比石頭更有效的凶器。末了，他供認了這起謀殺案，還供認一年前在羅馬市犯下的強姦罪行。達雷爾·吉恩·德維爾因姦殺瑪麗·弗朗西斯·斯托納受到了審判，被判處死刑。他於1995年5月18日在佐治亞州坐在電椅上被處死，這已是謀殺案發生和他被捕近十六年之後了——幾乎要比瑪麗·弗朗西斯活在世上的時間還多四年。
我發現，要使審訊獲得成功，關鍵在於要有創意，要運用想像力。我不得不反問自己：“假如是我作的案，什麼事情會讓我露出馬腳暱？”我們都有弱點。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拿我來說吧，由於記賬馬馬虎虎，我的主管特工就可能把我叫進去，讓我看一看擺在他桌上的我的賬單，搞得我直冒虛汗。總是能找出點問題的。
人人都有弱點。
從德維爾一案中得到的收穫可以應用於廣泛的範圍，遠遠超出了性謀殺這一病態領域。無論你要偵破的是侵佔公款案、政府部門貪污腐敗案、銷贓案，還是工會組織受賄案，都不會有多大區別。原則是一樣的。我對處理此類案件的建議是：將你認為具有“最薄弱環節”的人確定為目標，想出一種辦法引他上鉤，讓他看到他面臨的麻煩，然後效仿其他案件的成功做法贏得他的合作。
在任何類型的合謀案中，這是至關重要的事項。你要做的就是選定一個傢伙作為政府見證人，然後就觀看整個賭場分崩離析吧。選擇什麼人做突破口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選人不當，過後又無法打出他這張牌，他就會向其他人走漏風聲，而你將一切從零開始。
比如說我們調查的是一個大城市政府部門的貪污案，我們懷疑某個機構裡有八至十人捲入此案。假設該機構的一號人物或二號人物是最佳“捕獲物”。可是，當我們側寫這傢伙時，發現儘管有貪污的劣跡，他卻是個人行為完美的人。他既不貪杯，也不沉溺於女色。事實上，他是一個注重家庭的男人，沒有疾病，沒有金錢問題，沒有明顯的薄弱環節。如果局裡派人找他瞭解情況，有可能他會矢口否認，讓我們都見鬼去，同時向其他人發出警報。
你制服這種人的辦法就是從捉小魚著手，正如對付有組織犯罪一樣。在我們查閱全部案情記錄時，也許從其他嫌疑人中注定會出現一個能滿足我們意圖的人。這傢伙不是高層人士，只是處理文件工作的辦事人員。他從事這個工作已有二十個年頭，因此這個工作對他而言意義重大。他有金錢問題和健康問題，這兩項皆成了他的嚴重薄弱環節。
下一個問題便是選擇何人來“扮演”主持這場審訊的角色。我通常選擇一個比嫌疑人年歲大一點、更具權威性的人，一個穿著講究、威風凜凜的人，一個可以表現得友好爽直、讓嫌疑人感覺輕鬆的人，但在必要時，他可以一轉臉就變得絕對嚴肅和不留情面。
如果幾個星期之後有什麼重大節日，也許是嫌疑人的生日或週年紀念日什麼的，我會建議推遲審訊時間以利用這一時機。如果你到充滿節慶氣氛的房間裡當面向他發難，使他意識到，如果不肯合作，這可能會成為他與家人共度的最後一個節日，那麼你就能夠平添一些優勢。
在對付非暴力嫌疑人時，“佈景”完全可以取得同樣的成效，如同斯托納被殺案一樣。對任何大規模或正在進行的調查工作，我建議將手頭所有資料集中在一起，無論是不是為本案準備的。如果你的“專案組”佔用了一間會議室，裡面有特工、警方人員，桌上放著案情檔案，這就會向嫌疑人表明你對此案很慎重。如果你能把牆壁“裝飾”一下，比方說掛上幾張放大的照片以及資料圖片，就能顯示這場進行中的調查正式而規模大，這樣你的目的就更容易達到了。要是還能擺上幾台放像機，播放一下被監視嫌疑人作案過程的錄像帶，可以取得良好的渲染效果。
我個人喜歡運用的招數是在牆上懸掛一些圖表，顯示出每個嫌疑人一旦被定罪，即將面臨的刑罰。這種做法說不上有什麼意義深遠的效果，但它的確總是給作案者造成壓力，提醒他注意切身的利害關係。我就是要盡可能使那種“如坐針氈的因素”起的作用越大越好。
我始終認為，深夜或凌晨那幾個小時是進行提審的最佳時段。人們這時往往比較鬆懈，同時也比較容易暴露弱點。而且，如果你和你的夥計們在通宵工作，就可立即傳遞出這一信息：此案非同小可，你們正在全力以赴偵破它。夜間提審對於合謀嫌疑人來說還有一層實際的考慮，即你手中的嫌疑人不應該被其他任何人看見。如果他認為已經“被人發現”，就不會進行任何交易。
取得成功交易的基礎將是掌握真實情況和訴諸作案者的理智和常識。佈景就是要對作案者造成心理上的壓力。要是由我來主持對政府部門貪污案中有代表性的嫌疑人的審訊，我會深更半夜打電話到他家，這樣告訴他：“先生，今晚我與您的談話事關重大。在我們通話之際，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正朝您家走來。”我會強調他並不是被拘捕，不必被特工們帶走。但是我會強烈建議他跟他們到城裡走一趟，因為這可能是他最後的機會。此時還不必告訴他所享有的權利[3]，因為他並未受到任何指控。
他來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後，我會讓他先冷靜片刻。當那個橄欖球隊在最後一場比賽中不得不遠距離射中球門才能贏得冠軍時，你就會叫一次暫停，好讓射門選手有時間進行思考。每個有重大約診在身、不得不等候醫生的人都知道，這樣做會多麼有效。
在他被帶進我的辦公室後，我會關上門，努力表現得熱情友好，善解人意，一切都開誠佈公。我會直呼這傢伙的名字。“我想把話說明白，您要理解您並沒有被拘捕，”我會重申一遍，“任何時候只要您願意，都可以自由離開這裡，我手下的人還會開車送您回家。不過我想您應該聽一聽我的忠告。這可能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約會。”
我可能會讓他談論幾句有關此次約會的話題，以確保我們已經相互理解。
“我還想讓您知道，我們瞭解您的病史，已經讓一名護士做好了準備。”這是真話。我們之所以選中這個傢伙，原因之一就是他有這個弱點。
然後我們開始進行坦率的對話。我會強調聯邦調查局瞭解他不過是個小人物，干的活多，拿的報酬少，並不是我們最想捉拿的人。“眼下，如您能看到的，我們正在約見許多涉案人士。毫無疑問你們的賊船正在下沉。您可以隨賊船一道沉沒，或者在淹死以前第三次伸出手去抓住一隻救生圈。我們清楚您是被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所使用，所操縱，所利用的。我們已經找來一位律師，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做一筆真正的交易。”
末了我會甩下幾句尖刻的話，強調說：“千萬要記住，這筆交易現在不做就沒有機會了。我手下有二十名特工正在辦理此案。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隨時出動，捉拿任何人歸案。就算你不合作，你以為別人會和你一樣嗎？到時候你就隨賊船一同葬身吧。你如果想同那些大人物一起完蛋，那隨你的便。不過這可是我們最後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你願意合作嗎？”
如果他願意——其實這樣對他最有利，我們再告訴他他的權利，讓他聯繫一位律師。不過作為一種善意的舉動，我可能會要他打電話約見另外一位審訊人員。你可不希望他另做考慮、打退堂鼓。一旦你得到了第一個傢伙願意合作的承諾，其他的案情就會逐步明朗起來。
即使你事先就瞭解我的全套手法，它依然會十分奏效，其原因就在於它對於調查人員和嫌疑人雙方都有利。它以真實情況作為基礎，並且是針對嫌疑人的生活、境況以及情感需求制定的。假如我就是被提供交易的嫌疑人，即使知道這是經過一番佈置來達到最佳效果的，我也會接受交易，因為它的確給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這類審訊的策略與我在斯托納謀殺案中採取的策略是一致的。我總是在思索：“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制服？”
因為人人都有弱點。
我曾在位於伊利諾伊州馬裡恩的聯邦監獄訪談過持槍搶劫及劫機犯加裡·特拉普內爾，他就像我所研究過的其他罪犯一樣聰明和有思想。他這人對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向我保證，他可以愚弄監獄裡任何一個精神病醫生，讓他們相信他患有我能具體指明的任何精神疾病。他還很自信地說如果放他出獄，他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就是抓不住我的把柄。”他斷言。
“好吧，加裡，”我假設性地說，“就當你出了獄。你非常機敏，曉得必須與家人斷絕一切來往，這樣才能避開聯邦調查局的追蹤。”
“我知道你父親曾經是一位被授過勳的高級軍官。你非常敬愛他和尊重他。你希望能像他一樣。你是在他去世後才開始大肆犯罪的。”
從他的面部表情我可以看出，我說到了點子上，觸痛了他的某根神經。
“你爸爸被安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因此，假設在聖誕節期間，在他生日那天，以及在他逝世週年紀念日那天，我派出特工去監視他的墳墓，結果會怎麼樣呢？”
特拉普內爾無可奈何地笑了。“我算是服了你！”他宣稱說。
同樣，我之所以能找到應對之策，原因就在於我力圖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力圖發現什麼東西可以把我制服。我的以往經歷告訴我，總會有辦法制服一個人的，只是你得找出這個辦法。
就我自己而言，制服特拉普內爾的東西同樣可以制服我。某一特殊日期可能會觸發某種情感。
我姐姐阿倫有一個金髮碧眼的漂亮女兒，名叫金。她出生在我的生日那天，6月18日，我一直覺得跟她有某種特殊的聯繫。年滿16歲時，她在睡眠中死去。我們一直無法找出確切的死因。讓我又痛苦又喜悅的是，我的大女兒埃裡卡長得酷似金。她如今已到了讀大學的年齡。我可以肯定，每當阿倫看見埃裡卡時，不可能不在內心看見金的身影，不可能不去想像金如果還活著會是什麼模樣。我母親亦有同感。
假如我把自己當做審訊對象，我就會在我生日之前策劃行動。我當時很情緒化，一心指望能與家人共同慶賀一番。可是我還惦念著我的外甥女金，我們有共同的生日，她長得又很像埃裡卡。這時，我便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假如我碰巧看見了掛在牆上的兩個女孩子的合影，就會更加心煩意亂。
我知道對付我的總體策略是什麼這一點並不重要。是我本人提出了這個策略這一點也並不重要。如果引發緊張性刺激的是一種正當合理的、有根有據的事情，它就有可能一舉奏效。這可能是我的薄弱環節。而你有你的薄弱環節，我們還得設法事先弄清楚它會是什麼。但是總歸會有薄弱環節的。
因為人人都有弱點。
[1] 心理學術語，指個人意念、慾望等的外化。——譯者
[2] 即compulsive，心理學術語，指行為受難以抵抗的衝動左右。——譯者
[3] 系指依據米蘭達原則，審訊在押嫌疑人之前，必須告知其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做使自己有罪的證詞，有權聘請律師並要求其在場等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