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年前結束新特工訓練之後，我就沒有回過匡蒂科。這地方變化可不少。舉例來說，到了1975年春天，聯邦調查局學院已經成為一個設施齊備、功能齊全的場所，它是從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辟出一大塊地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優美的弗吉尼亞州林地之中，距華盛頓南部大約一小時車程。
然而有些方面並沒有什麼變化。戰術組仍舊是集名望和地位於一身，其中的輕兵器小組更是炙手可熱。該小組的頭頭叫喬治·蔡斯，1968年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後，奉命前往英國將詹姆斯·厄爾·雷押回國內接受美國法庭審判的就是這位特工。蔡斯長得虎背熊腰，力大無窮，徒手掙斷手銬對他來說是彫蟲小技。有一次，靶場的某個傢伙拿來一副手銬，事先把鏈子焊了起來，然後交給蔡斯讓他露一手。蔡斯掙脫時用力過猛，結果造成手腕脫臼，不得不打了好幾個星期的石膏。
人質談判由行為科學科進行授課，它由一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組成。心理學以及“軟科學”從來就沒得到過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視，因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學研究具有某種“密室”研究的性質。
事實上，當時局裡大多數人以及執法界總體上都把應用於犯罪學研究的心理學和行為科學視為不值一提的胡說八道。儘管很明顯我從沒有這種看法，我卻不得不承認，當時在這一領域所掌握和傳授的許多知識與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並沒有什麼真正聯繫，而這一局面在此後幾年中將通過我們的努力得以改變。我在接管行為科學科的運作後，把該科的名稱變更為調查支援科。每當人們問起我為什麼要更名時，我會相當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就是想劃清“胡說八道”與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之間的界限。[1]
在我接受人質談判培訓時，行為科學科由傑克·帕夫擔任科長，它受著兩個很有個性、很有真知灼見的人物的控制和影響，他們是霍華德·特頓和帕特裡克·馬拉尼。特頓身高約6英尺4英吋，金屬絲架的眼鏡後面有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儘管從前在海軍陸戰隊裡幹過，他卻屬於深思熟慮的類型：總是一副威風凜凜的神態，堪稱典型的學識淵博的教授。他曾在舊金山附近加州聖萊安德羅警察局供職，後來於1962年加入聯邦調查局。1969年時，他開始講授一門里程碑性質的課程，起初定名為“應用犯罪學”，最後（據我猜測那是在胡佛去世後）又更名為“應用犯罪心理學”。到了1972年，特頓前往紐約請教了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這位曾經偵破過瘋狂爆炸案的精神病專家同意親自向特頓傳授他的側寫技巧。
充實了這方面的知識以後，特頓的辦案方式出現了重大突破。這種辦案方式強調，通過著重分析犯罪現場的有關證據，就能更多地瞭解罪犯的行為和動機。就某些方面而言，我們此後在行為科學以及刑事調查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帕特裡克·馬拉尼總是讓我聯想起愛爾蘭民間傳說裡的矮妖精。他身高5英尺10英吋，體型矮胖，思維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從紐約外勤站調到匡蒂科的，擁有心理學學位。在匡蒂科任職屆滿時，他成功地解決了以下人質危機：在華盛頓市，哈納菲穆斯林教派佔據了B’nai B’rith總部；在俄亥俄州沃倫斯維爾海茨，一名黑人越戰老兵科裡·穆爾闖入警察局，挾持了一位警長和他的秘書。特頓和馬拉尼共同組成現代行為科學的第一梯隊，這對搭檔表現出眾，令人難忘。
行為科學科的其他教官也參與了人質談判課程的講授，其中包括迪克·奧爾特和羅伯特·雷勒斯，他們來匡蒂科時間還不長。如果說特頓和馬拉尼組成的是第一梯隊，那麼奧爾特和雷勒斯則組成了第二梯隊，是他們向前拓展了這門學科，使其成為對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警察局真正有價值的知識。雷勒斯和我當時僅僅是師生關係，我們不久將展開合作，共同從事系列犯罪研究，這項研究最終促成了我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
人質談判訓練班大約有50名學員。從某些方面來說，這門課帶來的樂趣要超過它帶來的教益。由於暫停外勤工作兩個星期，更是讓人感覺快活。在課堂上，我們剖析了三種基本類型的人質扣押者：職業罪犯，精神變態者，狂熱分子。我們研究出現在人質事件中的某些重要現象，例如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在兩年前的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發生了一起手法拙劣的搶劫銀行案，它後來演變為令顧客和銀行僱員感到痛苦的人質事件。最後，那些人質竟站到綁匪一邊，並在實際上協助他們對抗警方。
我們還觀看了西德尼·呂美特新導演的影片《熱天午後》，阿爾·帕西諾扮演了一個搶劫銀行的歹徒，搶錢目的是要讓他的同性戀戀人去做變性手術。該片根據紐約市發生的一次真實人質事件創作而成。正是這個案件及其引發的冗長談判促使聯邦調查局邀請了紐約市警察局的法蘭克·博爾茨警長和哈維·施洛斯伯格警探前來聯邦調查局學院講課，以提高人質談判的水平。紐約警方在這一領域被公認具有國內領先水平。
我們研究了談判的各項原理。有些指導原則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要盡量將死亡人數降至最低點。我們確實可以從聽實際人質事件的錄音帶中獲益，不過要等到若干年後，當新一代教官到來時，學生們才參與了角色扮演練習，而這才是你從課堂教學中所能獲得的最接近談判實戰的演習。同時，訓練也有點雜亂無章，因為大量材料都是從罪犯心理學的課程上照搬而來的，其實並不怎麼適用。譬如，他們會發給我們記錄猥褻兒童犯或姦殺犯的照片和卷宗，然後讓我們討論具有這種個性的人在人質事件中會有什麼反應。此外便是更多的兵器訓練，這仍是匡蒂科的培訓重點。
我們後來講授的人質談判課程的大量內容並非是在課堂上從其他特工那裡學來的，而是在經歷現場辦案的嚴格考驗時學到手的。我剛提過，促使帕特裡克·馬拉尼聲名鵲起的是科裡·穆爾一案，該犯曾被診斷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扣押了俄亥俄州沃倫斯維爾海茨的警長及其秘書作為人質以後，他公然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所有白人必須馬上離開地球。
好吧，就談判策略而言，只要你還有別的路可走，就不會去屈服於他們的要求。但有些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做不到的，上述的要求無疑可以歸於這一類。此案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廣泛關注，以致連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吉米·卡特都主動表示要與穆爾通話，為解決人質危機出點力。在卡特先生那方面，這樣做固然是出於一片好意，並且體現了他後來努力要解決那些看來棘手的全球性衝突時所表現出的誠心誠意，可這並不是談判的上策，我在處理一場人質危機時是絕不希望這種情況出現的。帕特裡克·馬拉尼亦不希望如此。請頭面人物出面調解的問題在於，它除了會導致其他亡命之徒如法炮製以外，還會使你錯失運籌的空間。你應該盡量通過中間人進行斡旋，使得你可以拖延時間，避免做出那些你並不想兌現的承諾。而一旦你讓人質扣押者與他認定是決策者的某某人直接接觸時，所有人就會無計可施。要是你不同意他的要求，就會有轉眼將事情搞砸的危險。你能夠把同他們談話的時間拖延得越久，就越為有利。
80年代初期我調任匡蒂科講授人質談判策略時，我們使用了一盤讓人感到困擾的錄像帶，那是幾年前在聖路易斯拍攝的。最終我們停止播放這盤帶子，原因是聖路易斯警察局對此很不開心。在這盤錄像帶裡，一個黑人青年持槍搶劫了一家酒吧。這次搶劫並未得手，他被困在了屋內，警方包圍了那地方，於是他扣押了一批人作為人質。
警方派出了由黑人警官和白人警官組成的談判小組同他交涉。可是如錄像帶所示，這組警察非但沒能從客觀角度去對待他，反而對他花言巧語，試圖降到他的角度去解決問題。他們七嘴八舌，不停地打斷他說話，不去傾聽他在說些什麼，也不去盡量設法瞭解，他在人質事件中到底想圖些什麼。
警察局長趕到現場時——重申一遍，我絕不會聽任這種事件發生——攝像機鏡頭轉了過去。局長一到場，便“正式”表示對他所提的要求不予理睬，隨後，如大家所看到的，那傢伙對準自己的腦瓜扣動了扳機，腦漿四濺。
不妨拿此案與帕特裡克·馬拉尼處理的科裡·穆爾一案做一下對比。很顯然，穆爾已經舉止失常，而且很顯然，所有白人是不會離開地球這個星球的。但是通過傾聽扣押人質者的要求，馬拉尼就能辨明穆爾真正想得到的是什麼，知道什麼東西能夠讓他滿足。馬拉尼提出為穆爾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讓他陳述自己的觀點，於是穆爾釋放了人質，沒有流一滴血。
在匡蒂科受訓期間，我在行為科學科已小有名氣，因此帕特裡克·馬拉尼，迪克·奧爾特和鮑勃[2]·雷勒斯把我推薦給了傑克·帕夫。在我啟程返任前，科長把我叫進了他那間地下辦公室面談。帕夫是個討人喜歡、和藹友善的傢伙。他膚色黝黑，煙不離口，長得酷似維克多·邁徹。他告訴我，教官們都對我印象很不錯，希望我考慮回到匡蒂科擔任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培訓項目輔導員。這項提議使我受寵若驚，我表示很樂意接受。
回到密爾沃基以後，我還是被編在犯罪反應分隊及特種武器攻擊小隊裡，不過大量時間是在州內各地奔波，訓練企業經理人員如何對付綁架和敲詐勒索，並且訓練銀行官員如何對付單人及團伙持槍搶劫，此類事件在地處鄉下的銀行尤為猖獗。
那些久經商場的商界人士在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上無知得使人吃驚，他們聽任自己的日程安排、甚至度假計劃登載在當地報紙和公司的簡訊上。這很可能使他們成為綁匪和欺詐之徒攻擊的目標。我教他們及其秘書和下屬如何評估打進來的電話以及有關信息披露的請求，如何確定打進來的欺詐電話是真是假。例如，公司經理們時常會接到電話，說他的妻子或小孩已被綁架，他必須將一定數目的贖金放置到某一地點。事實上，他的妻子或小孩是絕對安全的，在整個過程中毫無危險可言。但是那個想發不義之財的歹徒事先就已經弄清楚，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在短時間內是別想找到自己的家人的，因此如果歹徒說得出一兩個似乎站得住腳的事實，往往就能讓這位驚恐不已的經理乖乖就範。
同樣，通過敦促銀行官員建立某些簡單的規則，我們就能使銀行被搶劫的成功率降低。劫匪的慣用伎倆之一就是一大清早守候在銀行門外，等待分理處經理前來開門上班。歹徒會挾持這個經理，然後當其他毫無提防的僱員前來上班時，會被一一扣下。隨後，你便得知分理處裡面關押著滿滿一屋子人質，你接手的將是一個很大的爛攤子。
我讓一些銀行建立了基本的信號系統。當第一個人早上來上班，發現情況一切正常時，他或她要做一件事——調整一下窗簾，移動一下盆景，打開某盞燈之類的事情——以此作為信號向其他人表明情況正常。如果第二個人來上班時沒有見到這個信號，他或她就不應該走進去，而要立刻報警。
同樣，我們還訓練出納人員——因為他們是事關所在銀行安全的關鍵人物——在恐怖局面下應怎樣見機行事，而不是英勇獻身。我們解釋了如何小心搬運當時被廣泛使用的易爆型錢袋。根據我對某些得逞的搶劫銀行犯所做的訪談結果，我指示出納人員在接下遞給他們的表示搶劫意圖的紙條時，要故意“神色緊張地”讓紙條落在裝有鐵柵窗的出納室的他們這一邊，而不要還給搶劫者，這樣就保留了一件有價值的罪證。
我從訪談中得知，搶劫犯都不喜歡毫無準備地對銀行下手，因此要是你能記錄下進入銀行的陌生人，特別是那些提出過簡單或例行要求（例如要求將紙幣兌換成硬幣）的人，可能會對破案很有幫助。要是出納員能夠草草寫下此人的車牌號碼或者記下任何形式的身份證件的信息，接下來發生的搶劫案常常就能被偵破。
我開始同調查殺人案的警探一起四處打探，也去走訪法醫辦公室。任何法醫病理學家，如同大多數優秀警探一樣，會告訴你在任何謀殺案調查工作中，最重要的證據便是受害者的屍體，而我想在這方面盡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情況。我相信我對此著迷的淵源可以部分追溯到我的年輕時代，我那時一心想當獸醫，想弄明白身體結構和功能與生命的關係。不過，儘管我很喜歡與殺人案偵破分隊和法醫工作室人員一道工作，我真正感興趣的卻是罪犯的心理層面：是什麼因素促使殺人犯作案？是什麼因素導致他在特定情形下進行謀殺？
我在匡蒂科受訓的幾個星期裡接觸了幾起較為離奇的謀殺案，其中最為離奇的一起幾乎就發生在我家的後院，其實相距大約還有一百四十英里。不過那也夠近的。
50年代時，愛德華·蓋因曾經隱居在威斯康星州普蘭菲爾德的農村，當地人口僅有642人。他悄然無聲地開始了他的犯罪生涯，最初是干盜墓的行當。他對屍體的皮膚特別有興趣，他將它割下來，進行硝皮處理，然後除了用於裝飾裁縫用的一具人體模型和各種傢俱擺設以外，還披掛在自己身上。他曾經有一陣子想做變性手術，這在50年代的美國中西部堪稱大膽創新之舉。當做手術行不通時，他便決定退而求其次，即用真的女人皮為自己做一套女式服裝。有人推測他是想變成他那位已經過世的專橫的母親。如果此案開始聽起來有幾分耳熟，那是因為部分案情已被羅伯特·布洛克編入了他的小說《驚魂記》（已被拍攝成希區柯克的經典影片），並且還被托馬斯·哈里斯植入了他的影片《沉默的羔羊》。哈里斯是在匡蒂科旁聽課程時聽說這個故事的。
假如蓋因的妄想需求沒有擴大到“創造”更多的屍體以供利用，他則可能繼續生活在盜屍者的陰暗世界中。在我們開始系列殺手的研究時，這種“升級行為”是我們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都可識別的一種現象。蓋因被指控謀殺了兩名中年婦女，雖然受害者的數目可能更大。1958年1月，他被診斷為精神失常，後被送往位於沃潘的中央州立醫院和門多塔精神病療養院，並在此度過了餘生。他生前一直是模範犯人。1984年，77歲的蓋因在門多塔療養院的老年人病房中平靜地死去。
不用說，身為一名地方上的警探或者外勤特工，你是不大會經常接觸此類事情的。當我返回密爾沃基後，便想盡可能詳細地瞭解此案。可是當我向州檢察長辦公室查詢時，發現辦案記錄已被密封並禁止查閱，理由是犯罪行徑過於瘋狂。
當我表明自己是聯邦調查局特工，是從教學的角度對此案抱有興趣後，辦公室人員為我啟封了卷宗。我跟隨辦公室人員走進檔案室，從長長的架上面取下幾盒卷宗，還得去掉封蠟才能打開翻閱，這一幕讓我終生難忘。裡面的一張照片令人怵目驚心：赤身露體的無頭女屍用繩索和滑輪倒吊著，從胸骨一直剖開至陰部，生殖器官全被割下。別的照片則顯示割下的首級擺放在桌子上，睜開的眼睛目光呆滯。這些畫面是如此慘不忍睹，如此不可思議，我開始推測製造這一切的真兇是什麼樣的人，這種知識又如何能有助於緝拿兇手。從某種真實意義上講，這件事情從此便始終掛在我的心頭。
1976年9月底，我離開密爾沃基，前往匡蒂科接受臨時任職，我已被選派擔任第一七期訓練班的輔導員。帕姆只得獨自留在密爾沃基，操持家務和撫養年僅週歲的埃裡卡，同時還要教書。這是我此後多年中多次離家出差的頭一回。我想在調查局，在軍界和外交界的大多數人對後方的配偶所承擔的重負恐怕體會並不深。
調查局全國學院的培訓項目為期十一周，課程要求很嚴，招生對象是來自國內和世界各國的有成就的資深執法官員。學院學員通常與調查局特工一道受訓。區別兩類受訓人員的方法是識別他們襯衣的顏色。調查局特工穿的是藍色襯衣，學院學員穿的是紅色襯衣。另有一處差別：學院學員往往年紀較大，經驗較豐富。為了具備入學資格，你必須獲得所在地負責長官的推薦，並要得到匡蒂科教官的認可。全國學院不僅提供有關最新執法知識技術的專業訓練，而且也為方便調查局與各地警官建立起個人關係提供了一個非正式的場合，這種關係屢經證明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資源。全國學院培訓項目的負責人是吉姆·科特，一位深受警察喜歡的名副其實的執法官員。
我作為輔導員，要負責一個五十人組成的學員班。雖然當時的局長帕特裡克·格雷及接任的克拉倫斯·凱利制訂的政策是，開放調查局，擺脫胡佛時代那些狹隘的條條框框，但全國學院仍舊沒有招收女性學員。除了美國學員外，我的班上還有來自英國、加拿大和埃及的學員。你要和他們同住集體宿舍，而他們對你的期望是方方面面的，你得當教官、社交老師、醫護人員、類似童子軍小隊中的女訓導。行為科學科人員可以借此觀察你如何同警察打交道、是否適應匡蒂科的環境以及你如何應對壓力。
要說壓力可不小。學員們所受的訓練是一流的，但是代價也不菲：遠離家人，成年以來頭一回住在集體宿舍，不能在宿舍飲酒，與素不相識的人共用衛生間，被迫接受高強度的體能訓練，而這種訓練是大多數人自從特工訓練結束以後從未經受過的。大約熬到第六周時，不少警察差不多要發瘋了，動不動就會撞向那些空心煤渣磚砌成的白色牆壁。
輔導員當然也是很不好當的。每個輔導員執行所指派任務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如同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其他情況時一樣，我拿定了主意，要想使我們班完好無損地通過培訓項目，我最好要有些幽默感。有些輔導員則採取了另外的方式。其中一位對學員的要求非常嚴格，在院內體育比賽中居然對學員嚴厲呵斥。到了第三周，他負責的班級已是怨氣沖天，學員們送給他一組行李箱，顯然是想讓他“從這裡滾蛋吧”。
另有一位輔導員曾是一位特工，我姑且叫他弗雷德吧。他來匡蒂科之前從未有過貪杯的毛病，可是來這裡以後確實酗起酒來。
輔導員應當觀察到學員出現情緒沮喪時的徵兆。事實上，弗雷德喜歡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是抽煙就是喝酒，直至大腦出現一片空白。當你面對的是久經街頭執法考驗的警察時，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稍有弱點暴露出來，你就完蛋了。弗雷德真是個好人，非常敏感和善解人意，容易相信別人，因此他制服不了這幫警察。
當時有一條永遠生效的規定：不准女人留宿。一天晚上，有位警察找到弗雷德，抱怨說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你身為輔導員是不願意聽說這種事情的。他的室友每晚要換一個女人上床，攪得他無法入睡。於是弗雷德和那傢伙一同來到那間寢室，竟發現有五六個人正等候在門口，汗津津的手裡捏著錢，等待輪到自己上陣。弗雷德怒氣衝天，闖進房間一把抓住正壓在金髮女郎身上的傢伙，將他掀了下來，結果發現那個“女人”卻只是一個充氣娃娃。
一星期之後，一個警察在深更半夜找到弗雷德的房間，說是他的室友哈里情緒低落，剛才打開窗戶跳了出去。首先，集體宿舍的窗戶是不准打開的。弗雷德聞訊疾步穿過走廊，衝進房間，從開啟的窗戶向外望去，只見哈里渾身是血地躺在草地上。弗雷德飛速跑下樓梯，奔到“自殺現場”，誰知哈里一躍而起，把弗雷德嚇了個魂飛魄散。無獨有偶，當天夜裡有人私自拿走了餐廳的一瓶番茄醬！到了畢業時，弗雷德變得頭髮稀疏，不修邊幅，經常感覺腿部發麻，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神經科醫生對他做了臨床檢查，並未發現有什麼問題。一年後，他重返外勤工作站，卻因殘疾原因而被免職。我為他感到難過，不過警匪至少在某個方面是十分相近的：你必須向每個人證明自己有多麼剛強。
儘管我採取的是隨和幽默的方式，但也同樣不能倖免逃過類似的遭遇，好在我所受的作弄大多是校園裡常見的惡作劇。有一回，班上的學員把我寢室裡的傢俱搬了個精光；另有一回，他們把我的床單剪短；還有好幾回，他們將玻璃紙粘在我的抽水馬桶座上。你必須想法化解壓力。
曾經有一度他們攪得我簡直要發瘋，情急之中我決定躲避一陣兒。這幫人不愧為優秀的警察，居然就能準確地感覺到這一時刻的到來。他們用空心煤渣磚將我那輛綠色MGB車墊了起來，剛好讓車輪騰空一丁點，這樣，汽車啟動時車輪只能空轉。我坐進車子，啟動了發動機，猛踩離合器，掛上了擋，可車子就是無法加速，而我怎麼也想不通，車子為何停在原地不走。我下了車，詛咒著這輛發動機性能如此蹩腳的英國車。我打開發動機罩，用腳猛踢輪胎，又彎下身子查看車況。霎時間整個停車場車燈齊明。他們都坐在自己的車子裡，打開了車前燈，燈光照射著我。他們口口聲聲說很喜歡我，鬧夠了以後，又替我將車子放回到地面。
外國學員也免不了被人作弄。許多外國學員來的時候帶了空行李箱，因此常常上軍人服務社大肆採購。我對一位埃及上校的印象特別深刻。他曾經詢問一位來自底特律的警官“fuck”[3]一詞有何含義。（這真是大錯特錯。）那位警官告訴了他（他的解釋倒也有幾分準確）：這是一個通用詞，視語境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含義，不過大部分時候幾乎都可使用。其中一層意思是“漂亮的”或者“高級的”。
於是乎此人來到軍人服務社，走到照相機櫃檯前，用手指點著說：“我想買那台他媽的照相機。”
聞之色變的年輕女店員問他：“你想要什麼？”
“我想買那台他媽的照相機。”
在場的其他幾位學員趕緊走到他身邊，向他解釋說，儘管這個詞的確用法多多，卻是不可當著女性和小孩的面說出來的。
還有一個日本警官，出於禮節的考慮向一個美國警官打聽了遇到他非常尊重的教官時該如何表示應盡的禮儀。於是每當我在走廊上遇上他時，他總是面帶微笑，恭敬地一鞠躬，向我表示問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非但沒把事情複雜化，反而回敬他一鞠躬，面帶微笑地說：“也操你的。”
一般而言，當日本人派學員來全國學院受訓時，會堅持一次送兩名學員。沒過多久我們才知道，其中一人是長官，另一人是下級，要負責為長官擦皮鞋，鋪床，打掃房間，並且通常擔任其僕人。有一回，幾位學員去找吉姆·科特，抱怨說那個日本長官要定期練習空手道和武術，把他的隨從打得死去活來。科特把那位長官叫過去，向他說明學院裡人人都是平等的，並且毫不含糊地警告他，他的這種行為是不能允許的。這件事說明了文化差異上的障礙是必須克服的。
我旁聽了全國學院的課程，對他們的授課方式有了瞭解。當培訓於12月結束時，行為科學科和教學組都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教學組組長還主動提出替我支付進一步攻讀研究生的學費，不過我倒是對行為科學更有興趣。
聖誕節前一個星期我回到了密爾沃基，對獲得匡蒂科的新職位如此充滿信心，以致我和帕姆還在匡蒂科的調查局全國學院南面不遠處購置了一塊五英畝的土地。1977年1月，局裡宣佈要進行一項人力資源研究，在此期間一切人事調動暫時凍結。我的新職位就此泡了湯。我被弗吉尼亞州的那塊地產給套住了，不得已只好向我父親借錢，支付了分期付款，可我對自己在局裡的去向還是一無所知。
幾個星期過後，當我正與一個名叫亨利·麥卡斯林的特工外出辦案時，接到了總部打來的電話，通知我於6月份調往匡蒂科，到行為科學科任職。
32歲的我即將接替帕特裡克·馬拉尼的位置，他將調任總部的監察部門。這個崗位可是非同小可的，我準備迎接挑戰。惟一讓我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我將要教授的那些學員。我知道他們是怎樣折騰輔導員的，即便是他們喜歡的輔導員。我能夠想像他們對於班門弄斧的教官會怎樣地不留情面。我要跳的這個舞是不錯的，可是我沒有把握是否已熟記了舞曲。如果要為他們講授行為科學，我最好得想出什麼辦法，盡量剔除那些胡說八道的成分。要想對一位比我年長15至20歲的警長傳授有價值的知識，我知道最好要有真才實學，要言之有物。
正是懷著這些擔心，我步入了人生旅途的下一階段。
[1] 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縮略語BS與胡說八道（bullshit）的縮略語BS是相同的，為了避免混淆和以正視聽，作者將行為科學科更名為調查支援科。——譯者
[2] 英文名中，羅伯特簡稱鮑勃。——譯者
[3] 粗話，相當於中文裡的“他媽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