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跨州攔路搶劫案，遭劫的一卡車蘇格蘭威士忌酒，價值十萬美元。其時是1971年的春季，我分到底特律工作已有六個月了。一個倉庫的工頭向我們告發了他們即將銷贓的地點。
聯邦調查局和底特律警方聯手辦理此案，但兩個機構卻是分別制定了方案，僅在高層人士之間進行了磋商。不管他們做出了什麼決定，反正沒有傳達到街頭行動人員。結果實施逮捕的時間來到時，沒有人清楚對方在做些什麼。
行動是在晚間進行的，地點是該市郊區，靠近鐵路路軌。我開著一輛調查局公車，身旁坐著我的分隊長鮑勃·菲茨帕特裡克。告密者是菲茨帕特裡克的眼線，而鮑勃·麥戈尼格爾是負責本案的特工。
無線電裡傳出：“抓住他們！抓住他們！”我們緊急剎車，圍上了那輛貨運拖車。司機打開車門，衝了出來，撒腿就跑。我開了車門，跳下車，掏出手槍，跟另一輛車上跳下的特工一道緊追上去。
當時夜色黑暗，我們都是一身便衣打扮，沒穿西裝，沒打領帶。突然，我看見有個穿制服的警察端著槍對準我，我這輩子永遠也忘不了他翻白眼的模樣。只聽他大叫一聲：“站住！我是警察！把槍放下！”我們相距不足8英尺，我意識到這傢伙正準備對我開槍。我站著一動不動，面對著這一事實：只要一步走錯，我就成了歷史。
正當我想放下槍舉起雙手時，聽見鮑勃·菲茨帕特裡克發狂般地叫喊：“他是調查局的！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那個警察垂下了槍口，而我出於本能，拔腿又去追趕那個司機，心裡湧起一陣狂躁的激動，竭力想彌補上剛才錯失的距離。另一名特工與我同時追上了他。我們把他摜倒在地，並銬上了手銬，動作顯出不必要的粗暴，因為我當時感到十分緊張。我想到自己就要淪為槍下鬼而被嚇呆的那幾秒鐘經歷可是一生中最恐怖的。那以後有過許多回，每當我設身處地試圖從強姦謀殺案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時，每當我迫使自己去想像在受到攻擊的一刻她們一定在想些什麼和經歷些什麼時，就會回想起自己經歷過的恐懼，這種經歷幫助我從受害者的角度去真實理解案情。
我們不少年輕小伙子賣力逮捕不法之徒，然而許多不再賣力的老特工似乎持有這種態度，即打破現狀是沒有意義的，不管你是否冒著危險，拿到手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推銷員才要去積極主動。由於上級鼓勵我們大部分時間待在辦公室外，瀏覽商店櫥窗、在公園裡閒坐以及看《華爾街日報》便成了特工隊伍中部分人喜好的消遣方式。
由於生性愛出風頭，我認為自己有義務提交一份報告，建議上級採納一套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系，獎勵那些辦案業績最突出的特工。我把報告交給了我們的主管特工助理湯姆·納利。
湯姆把我召進辦公室，關上了門，從桌上拿起那份報告，善意地對我笑了笑。“約翰，你有什麼可著急的呢？你會晉陞到GS11級的。”他邊說邊把報告撕成兩半。
“你會晉陞到GS12級的。”說著他又把報告撕成兩半。“你會晉陞到GS13級的。”他又撕了一下，放聲大笑起來。“不要去打破現狀，道格拉斯。”這便是他最後的忠告，說罷他將那些碎紙片丟進了垃圾桶。
十五年過後，埃德加·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經喪失了某些影響力，聯邦調查局果真實行了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系。不過他們最終實行這一體系時，很明顯我並沒有出什麼力，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實際上我記得是5月17日後的那個星期五晚上——至於說為什麼提這個日子原因嘛，你過會兒就會清楚——我與鮑勃·麥戈尼格爾和傑克·孔斯特正泡在我們經常光顧的一家酒吧裡。那酒吧位於工作站的街對面，名叫吉姆車庫。當時搖滾樂隊正在演奏，我們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嫵媚動人的年輕女郎帶著女友走了進來。她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索菲婭·羅蘭。她一身時髦的打扮：藍色的短上衣和幾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長靴。
我大聲叫道：“嘿，藍衣女郎！上這兒來！”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們隨即談笑風生，很談得來。原來那天是她的21歲生日，她和女友是出來慶賀達到法定飲酒年齡的。她似乎挺喜歡我的幽默感，事後才得知，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相挺帥氣，但蓄著政府規定的短頭髮則顯得有幾分傻氣。離開吉姆車庫酒吧後，我們在當晚餘下的時間裡又換了幾家酒吧暢飲。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中，我們加深了對彼此的瞭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區，上過珀欣中學，那是一所幾乎完全面向黑人的學校，籃球明星埃爾文·海斯曾就讀於此。我們相識時，她正就讀於伊普西蘭蒂的東密歇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發展得很快，不過帕姆也在社交方面付出了代價。當時是1971年，越戰依舊如火如荼，大學校園裡瀰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情緒。她的許多朋友都不願與我們交往，因為他們以為我是當局派來的密探，會把他們的言行報告給上級部門。這些年輕人自恃重要，以為正受到當局的監視，這種念頭整個顯得荒唐可笑。不過話說回來，聯邦調查局那時確實在幹這些事。
我還記得，有一回陪帕姆聽社會學課時發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後排聽課，授課的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助理教授，非常“入時”。我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也不時回視著我，很顯然我的到場確實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來自調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學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顧這件事，我認識到有時你僅僅作為普通人也會讓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員則利用了這一點。在阿拉斯加州辦理一宗凶殘的謀殺案時，我的黑人同事賈德·雷就曾讓一名持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心煩意亂，因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對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東密歇根大學的頭幾年裡，一名系列殺手正在連續作案，不過我們那時尚未啟用這一術語。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間，一位名叫瑪麗·弗萊澤的女生失蹤了。一個月以後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屍體。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雙手雙腳已被砍下。一年之後，位於鄰近的安阿伯城的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瓊·謝爾的屍體也被人發現。她慘遭強姦，身上差不多有五十處刀口。後來又在伊普西蘭蒂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些被稱為“密歇根謀殺案”的殺人案件愈演愈烈，兩所大學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懼之中。被發現的每具屍體都帶有慘遭折磨的痕跡。直到1969年密歇根大學一個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的學生被緝拿歸案時——抓獲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維·利克——已有六名女大學生和一名13歲女孩慘遭毒手。
在我進調查局之前三個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終身監禁。不過我常常在想，倘若調查局當年就掌握了我們現在擁有的破案知識，這個魔鬼會不會在製造如此多的慘案之前就已被繩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後，他的幽靈仍然在校園裡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靈兩三年後開始在其他大學校園裡徘徊一樣。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已成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記憶，也成為我記憶的一部分。我在想，當我開始研究和追蹤系列殺手時，約翰·諾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麗無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與我同在的，至少在潛意識層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5歲，但是由於她還在上大學，而我已經在執法界工作，我們之間常常彷彿有一道代溝。在公開場合，她經常少言寡語，在我和我的朋友身邊顯得百依百順，可我擔心我們有時利用了她這一點。
有一次，鮑勃·麥戈尼格爾和我與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飯店餐廳共進午餐。我們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狀蓋飾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氣勃勃的大學生便服。用餐結束後，我們乘電梯回一樓大廳，電梯好像是層層必停。每停一次，電梯裡就顯得更為擁擠。
電梯降到一半時，鮑勃轉向帕姆說：“我們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愉快。下回我們再來市中心，一定會給你打電話的。”
帕姆望著地面，盡量不做出反應，這時我插了進來：“下次由我來帶摜奶油，你來帶櫻桃。”電梯裡其他乘客面面相覷，不自在地扭動著身體，帕姆終於忍不住了，大笑起來。他們都望著我們三人，好像我們是變態狂。
帕姆定於秋季學期作為交換學生赴英國考文垂學習。8月下旬她飛往英國時，我已十拿九穩，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從未想到要問一問帕姆對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她一定是這樣想的。
她不在美國時，我們書信不斷。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覽會附近的阿拉梅達街622號。帕姆還是個小孩時父親就已去世。她母親羅莎莉非常好客，於是我利用了這一點，每星期有好幾回上她家吃晚飯，同時對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進行側寫，以便設法摸透帕姆的習性。
這一期間，我結識了另一位女性，帕姆後來稱其為“高爾夫寶貝”（儘管她倆從未見過面）。同樣，我們是在酒吧裡相識的。回首這段往事，我當時光顧酒吧的時間肯定是過多了。她20歲剛出頭，相當迷人，剛剛大學畢業。在我們剛認識時她就堅持要我上她家去吃飯。
原來她家住在迪爾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總部所在地。她父親是一家大型汽車公司的總裁。他們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泳池，還有藝術品原作和時尚傢俱做擺設。她父親年近半百，一副成功企業家的形象。她母親溫柔賢淑，和藹可親。我們同坐在餐桌旁，兩邊坐著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開始側寫這個家庭，試圖估算出他們的財產淨值。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試圖對我做出評價。
一切進展得過於順利。他們似乎對我是調查局特工這一點頗有好感，這倒是與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裡的人大不一樣，這讓我愉快。不過這些人當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態。我越來越緊張，而且我意識到，緊張的根源就在於他們幾乎要我馬上就結婚。
她父親詢問了我的家庭、我的經歷和我服兵役的情況。我告訴他，我曾經管理過空軍基地的運動場。然後他告訴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郊區擁有一處高爾夫球場。他接著侃起了什麼平坦球道呀，什麼形狀的擊球區呀，而我則在不斷提高對他財產的估價。
“約翰，你打高爾夫球嗎？”他問我。
“我不打，伯父，”我應聲答道，“不過我的確願意學習。”
當時情況就是這樣。我們捧腹大笑起來。我當晚留宿她家，睡在一個小房間的長沙發上。半夜時分，那個姑娘走過來看我，不知怎麼她竟能“夢遊”下樓來看我。也許是將要住在這所高檔住宅裡的念頭讓我害怕，也許是進調查局以來擔心被人算計的本能起了作用，總之，我被她的大膽進攻嚇住了，不過這一點與她家裡其他人的表現倒是相符的。在享受了她全家的慇勤款待和一頓豐盛的晚餐之後，次日早晨，我告別了她家。我知道從此便與過上優越生活的機會失之交臂了。
1971年聖誕節前幾天，帕姆從英國重返故里。我已決定向她求婚，並且買了一枚訂婚鑽戒。在那個年頭，調查局有不少關係戶商店，你可以上那裡買到幾乎任何想要的東西。我去買鑽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我們偵破了一起珠寶偷竊案，因而出售給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於價格優惠，我買得起的最大鑽戒重達1.25克拉。不過我拿定主意，要是她第一眼是在香檳酒杯杯底看見鑽戒的，不僅會認為我這人絕頂聰明，而且鑽戒看上去會像有3克拉一般大小。我領她去了離她家不遠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我打算一等她起身上洗手間就把鑽戒放進她的酒杯。
但是她一直沒去洗手間。於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領她上了這家餐館，結果完全一樣。我那時已經執行過無數次監視任務，常常在車子裡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想上廁所也只得硬憋住，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職業障礙，因此我實在是不得不佩服帕姆。然而，這也許應被視為傳遞著來自上帝的某種信息，即我尚未準備就緒，不宜急於結婚。
第二天晚上是平安夜，我們一起上她母親家過節，全家人聚到了一起。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們一起喝她喜歡喝的意大利白葡萄汽酒。最後，她總算離開房間上廚房去了一會兒。她回來後坐在我的膝上，我們互相舉杯敬酒，要不是我及時阻止，她早就把鑽戒吞下肚了。3克拉的一幕就此泡湯了。在我點明之前，她居然壓根兒沒有看見。我不知其中是否隱含著什麼信息。
不過重要的是，我已經設定了我的“訊問現場”，以便達到預期效果。我們身邊坐著她的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們都喜歡我，如此精心佈置的現場使得帕姆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她表示願意嫁給我。我們定於第二年6月結婚。
大多數單身特工在第二年分配工作時，都是被派往紐約或芝加哥，理由是他們比已婚特工困難要少一些。我並沒有特別偏愛的城市，結果被派到了密爾沃基，聽上去那是一座蠻不錯的城市，儘管我從未去過那裡，對其地理位置毫無準確的概念。我將於1月份調往那裡並安定下來，帕姆將在完婚後去那裡與我團聚。
我在朱諾大街朱諾村公寓區找到一個住處，離北傑克遜街的聯邦大廈內的密爾沃基外勤站不是很遠。結果證明這是一次失策，因為不管出了什麼事，他們總是會說：“去找道格拉斯吧。只要過三條街便是他住的地方。”
我還沒到密爾沃基以前，工作站的女職員就已得知了我的情況：具體而言，我是站裡僅有的兩個單身特工之一。剛到任的前幾個星期裡，她們都爭著來記錄我的口述，雖然我並沒有多少情況可供口述。人人都想接近我。沒過幾個星期，當我已訂婚的消息漸漸傳開後，我立刻就像五天期的除臭劑放到第六天那樣，變得無人問津了。
我後來發現密爾沃基外勤站的氣氛無異於底特律的翻版，而且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在那裡遇到的第一位主管特工名叫埃德·海斯，大家都管他叫“快人埃迪”。他的臉總是紅通通的（他退休不久就死於高血壓），總是一邊打著響指，一邊走來走去，大聲叫嚷著：“滾出辦公室！滾出辦公室！”
我對他說：“你要我上哪裡去呢？我初來乍到的，沒有汽車，手頭也沒有案子。”
他衝著我說：“我才不管你上哪裡去呢。滾出辦公室就行了。”
我只好離開辦公室。在那段時間裡，我或者待在圖書館裡或者沿著外勤站附近的威斯康星大街遊蕩，常常可以碰上好幾位特工在瀏覽商店櫥窗，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就在這一期間，我通過與調查局有關係的一位汽車銷售商購買了第二輛汽車，一輛福特托裡諾車。
我的下一任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是從阿肯色州小石城外勤站調來的。招募新手始終是主管特工的一大任務。霍克西上任伊始就對此很重視。每一外勤站每個月都有招募特工和非文秘人員的定額。
霍克西把我叫進了辦公室，說是由我來負責招募工作。這種任務一般都是落在一個人身上，他必須在州內各地奔波。
“為什麼要讓我負責？”我問他。
“因為我們必須撤換前一個傢伙，他沒有被炒魷魚算是他走運。”此人老是到當地的高中與女學生面談應聘文秘工作事宜。當時胡佛還健在，局裡是不准任用女特工的。他會向她們提問，好像是事先準備了一組問題。問題之一是：“你是處女嗎？”如果回答是不，他就會邀請對方外出約會。學生的家長開始投訴，主管特工只好把他調離崗位了。
我開始在州內各地招募人員。沒過多久，我招募的人員幾乎是定額的四倍。我成為全國招募業績最棒的人。於是問題來了：我的表現實在太好，他們不肯把我替換掉。我告訴霍克西，我實在不想再干招募工作了，我進調查局可不是來做人事工作的。他卻威脅說要把我放到人權小組去，該小組是負責調查那些被指控虐待嫌疑人和犯人，或者歧視少數民族的警察局和警官的。這可是最不受人歡迎的工作。我心想，用這種方法來獎賞我的出色業績可真夠缺德的。
我只好做了一筆交易。自負的我同意繼續創造招募佳績，但條件是霍克西要答應指定我作為他的第一接班人。另外，我可以使用一輛局裡的公車，並被允許申請執法援助管理部門提供的進研究生院深造的獎學金。我心裡明白，要是不願意一輩子從事外勤工作，碩士學位是不可少的。
我在外勤站已經多多少少受到了猜疑。任何謀求此類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是激進的自由派分子。但是在位於密爾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學，即我開始利用晚上和週末時間攻讀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的課程，人們對我的看法則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授都懷疑，他們的班上已安插了聯邦調查局特工，而我從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去談論心理學課上的那些難纏而敏感的話題。（如：“約翰，請你對鄰座的同學做一下自我介紹，告訴他約翰·道格拉斯的真實情況。”）
有一次上課，大家圍坐成一圈。那年頭圈子都圍得很大。我漸漸意識到沒有人同我說話。我努力想加入他們的談話，可就是沒有人願意對我說些什麼。最後我只得說：“到底怎麼啦，夥伴們？”原來我的一把金屬柄梳子從上衣口袋裡凸現起來，他們都以為那是天線，擔心我正在實錄全班的談話並傳送回“總部”。這些人妄自尊大的多疑症一直令我驚訝不已。
1972年5月初，埃德加·胡佛在華盛頓的住宅於睡夢中安然仙逝。一大早，總部就將噩耗通過電傳發往每一個外勤工作站。在密爾沃基，主管特工將我們召集起來，傳達了這一消息。儘管胡佛年近八旬，且掌管調查局已經很久了，但沒有人真正想到他會死去。如今君王已去，我們都急於知道接替他的新一代君王將來自何方。帕特裡克·格雷被任命為代理局長，他是尼克松總統的忠實盟友，前任司法部副部長。他最初因允許僱用女特工等創新舉措而深得人心。當他對政府的忠誠與調查局的需求產生衝突時，他的聲望便開始走下坡路了。
胡佛去世幾星期後，我到格林灣去招募人員，接到帕姆的一個電話。她告訴我神父想在婚禮前約見我們一次。我相信神父自認為能夠使我皈依天主教，好在教會領袖那裡贏得好評。不過，帕姆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重神父，服從神父的指示。我曉得如果我不乖乖就範，她準會跟我攪個沒完。
我們一起來到聖裡塔教堂，但她先進去獨自會見了神父。這使我想起還在蒙大拿上大學時被帶到警察局的情形，他們將我們隔離，分別進行審訊。我敢肯定，他們正在商議跟我談話的策略。最後他們召我進去時，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倆都準備了什麼來對付我這個新教徒小伙子？”
神父是個年輕和藹的人，大約30歲出頭。他問了我幾個一般性的問題，例如：“什麼是愛情？”我努力對他做著側寫，試圖找到一個特定的最佳答案。這種面談很像學業能力傾向測驗：你無法肯定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
我們談到了節育、教育孩子一類的問題。我開始問他，身為神父，他對立誓不婚、沒有自己的家庭有何感想。神父看上去是一個好人，但是帕姆一直跟我說聖裡塔是個自律甚嚴、重視傳統的教會。他跟我待在一起很不自在，也許只是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對此沒有把握。我想他是要活躍一下氣氛才問我：“你們倆是在哪裡相識的？”
每當生活中出現壓力時，我總是開開玩笑，盡力緩和一下緊張的情緒。我想這下機會可來了，擋是擋不住的。我將椅子拉近他。“神父，”我說，“你知道我是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我不知道帕姆有沒有告訴你她的背景。”
我一邊說一邊坐得更靠近他，將我早已學會的在審訊時使用的那種目光接觸加以鎖定。我只是不想讓他望著帕姆，因為我不知道她會做何反應。“我們是在一個名叫吉姆車庫的地方認識的，那是一家有袒胸歌女歌舞表演的酒吧。帕姆在那裡做舞女，而且舞技不凡。不過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倒是她翩翩起舞時每邊乳房上掛著的流蘇，她能讓兩邊的流蘇朝相反的方向旋轉。相信我的話，那真是值得一看。”
帕姆臉色蒼白，不知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神父屏氣凝神地聽著。
“不管怎麼說，她讓那些流蘇朝相反的方向旋轉，越轉越快，突然有條流蘇脫落下來，飛向了觀眾席。大家都去搶它。我縱身躍起，一把抓到手，把它還給了她，於是就有了我們的今天。”
神父大張著嘴。我讓這個傢伙完全相信了我的話，就像九年級那次虛構讀書報告時一樣，這時我實在忍不住了，大笑起來。“你是說這一切並不是真的？”他問道。此刻帕姆也笑了出來。我們都搖了搖頭。我不清楚神父當時是感到寬慰還是感到失望。
鮑勃·麥戈尼格爾擔任了我的男儐相。結婚那天上午天氣沉悶，陰雨綿綿，我很想快一點舉辦婚禮。我讓鮑勃打電話給在她媽媽家的帕姆，問她是否見過我或者有我的消息。她當然說沒有，這時鮑勃胡謅說什麼我昨晚沒有回來，他擔心我臨陣畏縮，想打退堂鼓。回想此事，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幽默感居然可以發揮到如此有悖情理的地步。最終鮑勃噗哧笑了起來，我倆的把戲露餡了。不過我對未能得知帕姆對此做何反應感到些許失望。後來她告訴我，婚禮的各種安排讓她忙得不可開交，同時又非常擔心在這種潮濕天氣裡她燙的頭髮能否鬈起來。因此新郎倌的失蹤只是區區小事一樁。
那天下午我們在教堂互致誓言後，神父宣佈我們就此結為夫妻。我很驚訝他居然美言了我幾句。
“我是那天初次見到道格拉斯的，他使我對如何認識自己的宗教信仰進行了一番長久而深刻的思索。”
只有上帝才曉得我都說了些什麼，竟讓他如此深刻地思索了一番，不過上帝的作用是神秘費解的。後來我把流蘇的故事告訴了西雅圖的一位神父，帕姆找他來替我做祈禱的。我也讓他信以為真了。
我們在波科諾斯度過了短暫的蜜月，住在裝有心形浴缸、貼著鏡面的天花板和放置了高檔擺設的旅館客房裡，然後又驅車回到了長島。我的雙親為我們舉辦了一次宴會，因為我的家人幾乎沒有誰能出席婚禮。
婚後，帕姆搬來了密爾沃基。她已經畢業，開始執掌教鞭。所有新教師都得去條件最差勁的市中心貧民區學校代課任教。其中有所初中尤其差勁。那裡的老師遭受拳打腳踢是很平常的事，年輕女教師甚至還經歷過幾起未遂強暴案。我總算離開了招募小組，大多數時間待在犯罪反應分隊，主要處理搶劫銀行案。雖說我的工作隱藏著危險，但我更擔心帕姆的處境。起碼我還有一支手槍可以自衛。有一次，四名學生曾脅迫她走進一間空教室，對她動手動腳進行騷擾。她一個勁兒大叫大嚷，逃了出去，我卻為此憤怒至極。我真想帶上幾個特工上學校去狠狠收拾他們一頓。
我當時最要好的夥伴是一位名叫喬·德爾·坎波的特工，他跟我一起負責偵破搶劫銀行案。我們時常會光顧那家開在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校園附近的奧克蘭大街上的麵包店。開店的是一對夫婦，戴維·戈德堡和薩拉·戈德堡。沒過多久，我和喬就跟他們混熟了。事實上，他們拿我們當兒子一般看待。
有時候，我們會帶了手槍，一大早就趕到店裡，幫助他們把硬麵包圈和巴利麵包卷放入烤箱。吃罷早點，我們就出發去追捕在逃犯，跟蹤其他案件的一些線索，然後再回去用午飯。我和喬都到猶太社區運動中心健身，在聖誕節和猶太教光明節快來臨時，我們買了一份中心會員證送給戈德堡夫婦。後來，其他特工也開始光顧我們稱之為“戈德堡餐館”的麵包店，我們還在那裡舉辦過一次社交聚會，就連主管特工和主管特工助理也來參加了。
喬·德爾·坎波這傢伙很聰明，會說好幾國語言，槍法也屬一流。可以說，在我經歷的一次最奇特、最混亂的危急局面中，他的高超本領發揮了關鍵作用。
冬季的一天，我和喬正在外勤站裡審訊當天上午抓獲的一名在逃犯時接到電話，說是密爾沃基警方正與一個人質劫持者相持不下。喬剛值完夜班，還沒來得及休息，立即和我一道丟下自己的案犯，趕往案發現場。
那是一座具有都鐸式建築風格的老房子。我們趕到那裡後獲悉，劫持者名叫雅各布·科恩，系一名在逃犯，被指控殺害了一位芝加哥警官。剛結束訓練不久的一支聯邦調查局特種武器攻擊小隊團團包圍了他藏身的公寓中心，特工理查德·卡爾試圖逼近時，被他開槍擊中。這個瘋子隨後衝出了該小隊的包圍線，臀部中了兩槍。他抓走了一名正在鏟雪的小男孩，逃進了一所房子。他手裡先是控制著三名人質，兩個小孩和一個大人。後來他釋放了那個大人和一個小孩。仍被控制的那個小男孩，我們估計年齡在10到12歲之間。
此時大家都很惱火。天氣非常寒冷。科恩還在發瘋，連他屁股上佈滿鉛彈這一事實都不能讓他冷靜下來。調查局和密爾沃基警方因局勢如此惡化和失控而彼此感到不滿。特種武器攻擊小隊也十分惱怒，因為這是他們接手的第一樁大案，竟然沒有抓住嫌犯，還讓其衝出了包圍線。一般而言，聯邦調查局走到這步田地時，已下決心要將劫持者置於死地，因為他擊中了他們自己的一名特工。而芝加哥警方也早已放出話來，他們要拿下這個劫持者，如果說讓誰去幹掉劫持者，那麼這個權力非他們莫屬。
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到達現場後，在我看來，在其他人已經犯了錯誤的基礎上雪上加霜地又犯了幾個錯誤。首先，他使用了手提式擴音器，讓人覺得他在發號施令。用電話私下聯絡會感覺好一些，而且它給予你私下談判的靈活性。其次，我認為他不該主動提出拿自己做人質來交換那個男孩。
就這樣霍克西坐到了一輛調查局公車的駕駛座上。當車子倒車駛上車道時，警察簇擁在車子左右。與此同時，德爾·坎波叫我扶他一把，幫他爬上房頂。別忘記，這是一座都鐸式風格的房子，房頂坡度很陡，還結了一層滑溜溜的冰，而喬一整夜沒有合過眼。他隨身帶的惟一武器就是那支槍管長2.5英吋的0.357口徑手槍。
科恩走出了房子，手臂緊勾住小男孩的頭部，把他緊緊貼住自己的身體。密爾沃基警察局的警探比斯利從一圈警察中站了出來，說：“傑克，你要的東西都在這裡。把小男孩放了！”德爾·坎波正沿著陡斜的房頂朝上爬去。警方已看見他在那裡，曉得他的意圖是什麼。
劫持者和人質正在靠近車子。地上到處都是冰雪。突然間小男孩滑倒在冰上，致使科恩鬆開了手。德爾·坎波已經爬上了房頂。他判斷由於槍管短，子彈可能會偏高，於是他瞄準劫持者的頸部開了一槍。
這是令人歎服的一槍，子彈直接命中劫持者的頸部中央。科恩應聲倒地，但誰也說不准到底是他還是小男孩被擊中了。
就在三秒鐘後，車子旁槍彈亂飛起來。在交火中，警探比斯利被打中腳踝。小男孩爬向警車，而警車則衝著他駛過來，因為霍克西被飛來的玻璃片擊中而失去了對車子的控制。所幸的是，小男孩傷勢不太重。
果真不落調查局的俗套，當地電視台的晚間新聞節目播放了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躺在輪床上被推進急救室的畫面。他的耳朵上淌著血，一邊被醫護人員推著，一邊對新聞記者講述：“忽然間我聽見槍聲大作，子彈四下亂飛。我估計自己已經中彈，但我想不會有什麼大問題……”還有聯邦調查局、上帝、母親、蘋果派云云。
但是事情到此還沒有完結。雙方差一點要拳腳相見，警察險些要狠揍德爾·坎波一頓，因為他搶去了他們立功的機會。特種武器攻擊小隊也非常不高興，因為他讓他們顯得很窩囊。他們去找主管特工助理埃德·貝斯特發洩了不滿，貝斯特則挺身而出，替德爾·坎波辯護，讚揚是喬化解了他們一手釀成的不利局面。
科恩身上的彈眼多達三十至四十處，在救護車送他去醫院的途中還是活著的。他在被送到醫院時終於一命嗚呼了，這對有關各方來說是件幸事。
特工卡爾奇跡般地保住了性命。科恩的子彈打穿了卡爾的戰壕外套，鑽入了肩膀，從氣管旁擦過，最後落在肺部。卡爾一直保存著那件帶有彈孔的戰壕外套，從那天起一穿上它就顯得十分自豪。
我和德爾·坎波有一陣子是極佳的破案搭檔，只是我們動輒大笑不止，不能自已。有一次，我們到一家同性戀酒吧試圖發展幾個眼線，以便查出一個同性戀謀殺案在逃犯的下落。酒吧裡光線昏暗，過了好一會兒，我們的眼睛才適應過來。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正處於眾目睽睽之下，於是開始就他們想交友的是我倆中的哪一位爭論不休。隨即我們看見吧檯上方的一告示牌上寫道：“找到一條硬漢子真快活。”這下子我們簡直給弄懵了，像兩個傻瓜一樣捧腹大笑起來。
我們無需多少笑料就能大笑。我們有一回在私人療養院跟一位坐在輪椅裡的老人交談時就曾大笑不止，又一回在拜會一位衣冠楚楚的40多歲商人時也曾大笑起來，因為他的假髮滑落到前額部位。這並不要緊。只要出現任何滑稽可笑的場面，我和喬是不會錯過的。這種態度聽起來有些麻木不仁，但也許它是一種必須具備的而且很管用的素質。當你整天都忙於調查謀殺現場和棄屍地點，尤其當案件涉及兒童時，當你同數以百計乃至千計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談過話之後，當你看見有的人能夠對其他人犯下絕對不可思議的暴行時，你最好還是學會對愚蠢的事情付之一笑。不然你準會發瘋。
有別於許多執法工作者的是，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開槍迷。不過早在空軍服役的時候，我就已經是個神槍手了。我想，要是能在特種武器攻擊小隊幹上一陣子大概會挺有意思的。每個外勤站都設有這樣一個小隊。小隊中五名成員都是非專職的，需要時才將他們召集過來。我入選了該小隊，被指派擔任狙擊手，其位置最靠後，任務是從遠處射擊。小隊其他成員都具有很過硬的背景，比如幹過綠色貝雷帽或者參加過叢林戰特種部隊，而我只教過飛行員的妻子、小孩如何游泳。小隊長名叫戴維·科爾，後來升任匡蒂科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副院長，就是他要我來主持調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們曾辦過一個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瘋狂行徑來多少要平淡一些。當時有個傢伙搶了銀行，隨後警察展開了一場高速追擊，最終把他逼進了一處倉庫。此時我們奉命前往。倉庫裡的他先是脫光了衣服，接著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瘋瘋癲癲的。後來，他要求把他太太帶到現場，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後來的年月裡，當我們深入研究了這一類罪犯的個性時，就能理解這種事是做不得的，你不應同意這類要求，因為他們要見的人往往就是他們認為首先引發問題的人。所以你這樣做，其實是置此人於巨大危險之中，這將有助於他們完成先兇殺後自殺的舉動。
幸運的是，此案中的警察並沒有把她送進倉庫，而是讓她通過電話跟他交談。果然，他一掛上電話，就扣動獵槍扳機把自己腦瓜打開了花。
我們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幾個小時，轉眼間案子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你不能馬上化解壓力，它反倒常常會觸發反常的幽默感。“真見鬼，他幹嗎要這樣做呢？”有個傢伙議論說，“道格拉斯可是個神槍手。他本來能夠替他一槍解決問題的。”
我在密爾沃基待了五年多。終於我和帕姆從朱諾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處市區新型住宅，遠離外勤站，靠近市區北郊。我多半時間忙於偵破搶劫銀行案，因破案有功連連受獎。我發現，每當找到一種“識別標誌”將若干案子聯繫起來時，我的破案機率就會非常大，我們後來的系列謀殺分析便是以此項要素作為基礎的。
這一時期，我捅下的惟一一個大婁子是在傑裡·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後。主管這一職位並不享有多少特權，能夠使用一輛調查局公車是為數不多的特權之一。霍根對他那輛翡翠綠的福特車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時需要用車，而所有車子都已派出。霍根當時外出參加會議，因此我問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爾頓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車子。他答應得很勉強。
誰知事後傑裡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衝著我大叫大嚷，責怪我用了他的車，弄髒了車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回車子時還爆了一隻胎。可我根本沒有察覺到爆胎。由於傑裡與我一直相處得挺好，因此當他一個勁兒聲嘶力竭地吼叫時，我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很顯然這是一次失誤。
在那天晚些時候，我的分隊長雷·伯恩對我說：“約翰，你曉得傑裡·霍根其實很喜歡你，只是他不得不教訓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當時正是“傷膝河大屠殺”餘波未平、印第安人權利意識高漲之際。就像在底特律貧民區那樣，我們在居留地成了眾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當我首次抵達綠灣的梅諾米尼居留地時，不敢相信竟有人不得不生活在這樣貧困、骯髒和道德敗壞的環境之中。他們的原有文化遭到了嚴重破壞，他們常常對我的到訪視而不見。你在許多居留地都能發現，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襲擊，謀殺等的案發率居高不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生存狀況惡劣以及政府的長期敵意和漠視態度。由於印第安人極不信任政府，聯邦調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證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協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地的印第安人事務局代表幫不上什麼忙。甚至連受害者的家人也不願被扯進破案工作，生怕會被人扣上通敵的帽子。有的時候，當你獲悉發生了謀殺案並趕到現場時，屍體已在那裡停放了好幾天，上面爬滿了蛆蟲。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我起碼調查了六起謀殺案。我深為那些印第安人感到難過，情緒一直不振，把每天離開那裡回家過夜視為一種解脫。我從未見過哪個群體的人處境如此艱辛。雖說不大安全，但在梅諾米尼我頭一回集中全力調查謀殺案犯罪現場，事後證明這段艱苦經歷對我幫助極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爾沃基工作期間最美妙的事件莫過於1975年11月喜得第一個孩子埃裡卡。帕姆開始產前陣痛時，我們正準備與幾位友人，薩姆·拉斯金和埃絲特·拉斯金，上當地一家鄉村俱樂部共進感恩節晚餐。埃裡卡於次日問世。
我當時要加班加點偵破搶劫銀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學業，因此新添嬰兒意味著睡眠更少。自不待言，養育嬰兒的責任主要由帕姆承擔著。我初為人父，感到家庭責任更重了，但我喜歡看著埃裡卡一點點長大。我那時還沒有接手綁架兒童案和謀殺兒童案，我想這對大家來說是幸運的。假如我辦理的是這類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來思考外面發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適應為人父這一角色。待到我們的次女勞倫於1980年出生時，我已深深涉足這一領域。
我想，為人父也促使我盡力去創造成功的人生。我很清楚我當時從事的工作並非是自己嚮往的終身職業。傑裡·霍根勸我先干滿十年外勤工作，再考慮申請其他工作。這樣一來，我的經歷足夠升至主管特工助理，乃至最後晉陞為主管特工，爾後或許最終能進入總部工作。但是，因為有了一個孩子，且還會有更多的孩子到來，外勤特工從一個工作站調任至另一個工作站的工作便顯得缺乏吸引力了。
隨著時光推移，我已開始另眼看待這份工作了。狙擊手的訓練和特種武器攻擊小隊的執勤喪失了以往的魅力。我在心理學方面既擁有背景（此時已拿到了碩士學位），又懷有興趣。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的挑戰性在於，它可以控制局面，不讓事態發展到非開槍不可。主管特工推薦我去匡蒂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參加了為期兩周的人質談判課程的學習，當時學院開辦才不過幾個年頭。
在那裡承蒙諸如霍華德·特頓和帕特·馬拉尼等具有傳奇色彩的特工的指導，我頭一回接觸到當時被稱為行為科學的知識。它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