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者眾，入選者寡。
這便是局裡不斷灌輸給我們這些新招募來的人員的信息。差不多每一個有興趣以執法為職業的人士都渴望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而只有出類拔萃之輩才能指望獲此機緣。調查局所擁有的悠久而榮耀的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1924年，當年一位名叫約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不見經傳的政府律師接管了一家腐垮的，經費不足、管理不善的機構。在我進調查局那年，他已有75歲高齡，而就是這同一位胡佛先生依舊領導著這家備受尊重的政府機構，一如既往地以其方下巴和鐵手腕實施著統治。所以我們最好別讓調查局失望。
發自局長的一封電報指示我於1970年12月14日上午9點前往華盛頓市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老郵局大樓625室報到，並接受為期十四周的訓練，以便把我從一個老百姓轉變成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臨報到前，我到長島探親，父親格外為我驕傲，特意在家門前懸掛了一面美國國旗。由於前幾年一直在空軍服役，我沒有一件像樣的正式點的衣服，父親便一次為我買下了三套“正規場合”穿的深色西服，一套藍色，一套黑色，一套棕色，還買了幾件襯衣和兩雙翼波狀蓋飾皮鞋，一雙黑色，一雙棕色。他親自開車送我去華盛頓，確保我第一天能準時上班。
沒過多久我就熟悉了局裡那套規矩和訓導。主持就職儀式的特工要我們拿出金色徽章，一面注視著徽章一面宣誓就職。我們凝視著手持正義天平那被蒙上雙眼的女神，莊嚴宣誓：擁護和捍衛美國憲法，打擊國內外一切敵人。“拿近一點！再近一點！”那名特工命令道。最後，我們鬥雞眼似的盯著金色的徽章。
我所在的新特工訓練班是清一色的白人。1970年那會兒，聯邦調查局很少有黑人特工，更沒有女性特工。真正意義上的開放是在胡佛的漫長任職完結之後實現的。然而即便是進了墳墓，他那強大而可怕的影響力依舊揮之不去。當年大多數男性特工的年齡介於29歲到35歲之間，而25歲的我便算是最年輕的一位了。
我們一直被告誡要警惕前蘇聯特務，他們無所不在，對我們構成危害，竊取我們的秘密。局裡警告我們要特別提防女性！這種洗腦十分有效，以致我拒絕了一位絕色佳人的約會，她與我同在一幢大樓裡工作，竟然約我外出吃飯。我擔心這是為考驗我而設的圈套。
位於弗吉尼亞州匡蒂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的聯邦調查局學院尚未竣工和投入使用，因此我們在那裡進行射擊和體能訓練，而在華盛頓的老郵局大樓裡進行課堂教學。
每位受訓人員最初所學的一項內容是，聯邦調查局特工不舉槍則已，一舉槍就要擊斃對手。這項政策的理論根據既是嚴酷無情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如果你掏出手槍，便已決定要擊斃對手。如果你認定形勢非常危急，非得用槍射擊不可，你便已肯定形勢已危急到非致人於死地不可。在此緊急關頭，你很少有迴旋餘地去謀劃如何射擊，很少有時間去從容不迫地思考再三，而且僅僅試圖阻止或制服對手是風險很大的。你是不能拿自己或者潛在受害者的生命冒不必要的風險的。
我們接受的同等嚴格的課程包括：刑法、指紋分析、暴力和白領犯罪、拘捕技術、槍支使用、徒手格鬥以及調查局在國家執法領域中起作用的歷史。不過我記憶最清楚的一門課程是在訓練開始後不久學習的。我們稱之為“髒字訓練”。
“教室門關好了嗎？”授課老師問道。隨後，他分發給我們每人一份詞彙表。“我要求你們掌握這些單詞。”據我的回憶，詞彙表包括了盎格魯撒克遜語彙中的下列精華： 狗屎、操他媽的、舔陰、口交、女陰、龜頭等等。我們要做的就是牢牢記住這些詞彙，以便日後在辦案中——例如在審訊嫌疑人過程中——碰上這些用詞時，知道如何去應付。我們要保證將所有帶這類髒字的辦案報告交給辦公室的“下流語速記員”（我可不是在戲言！），而不能交給普通的秘書。下流語速記員傳統上都是由年齡較大、較為老練的婦女出任，她們能較成功地掩飾看見下流詞語時的驚愕。可別忘啦，那年頭調查局是男人的天下，況且1970年國民的敏感程度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至少在胡佛統治下的聯邦調查局裡是這樣。我們甚至還進行過髒字拼寫比賽，所有考卷被收回並且——據我推測——在評分之後，被投入金屬垃圾桶統統燒燬。
儘管這種訓練顯得荒謬，但我們對打擊犯罪都是滿懷理想的，都認為自己會有一番不俗的作為。在新特工訓練進行到一半時，我被召進了負責訓練的局長助理喬·卡斯珀的辦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賴的助手之一。局裡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過起這一諢名的用意絕非出自親熱，而是帶有諷刺。卡斯珀表揚我在大部分課程中表現出色，但是“局內溝通”課程未達到平均水平。局內溝通系指在機構不同部門之間彼此進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術語。
“長官，我要爭取達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勝心切的人會被說成是愛出風頭，這種心情可以幫助你出人頭地，也會使你丟人現眼。如果出風頭獲得成功，他就會飛黃騰達。如果他搞砸了，那種徹底失敗的後遺症將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許待人苛刻，但絕非蠢材。他見識過許多愛出風頭的人。“你要達到一流水平嗎？拿去吧！”他隨手扔給我一本術語全冊，要求我在聖誕節假期歸來時熟記全部術語。
查克·倫斯福德是我們班的兩位學院輔導員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況後，就跑過來問我：“你在他那裡都說了些什麼？”我如實相告。查克就骨碌碌地轉動著眼睛。我倆都曉得這下子可夠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處歡度聖誕節。當家裡人都在盡情歡樂時，我還得一頭扎進那本溝通術語手冊裡。這哪裡像是在過節！
1月初我回到了華盛頓，依然吃力地忍受著那次出風頭的後果。我必須參加筆試以檢驗我的用功程度。當班裡另一位輔導員查理·普賴斯告訴我考了99分時，我無法表達當時得到的寬慰。“實際上你得了100分，”查理對我洩漏了實情，“但是胡佛先生說，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為期十四周的訓練進行到大概一半時，局裡就徵求過我們每個人對首次分配外勤工作的意願。聯邦調查局絕大多數工作人員分佈在遍及全美的59個外勤工作站。我意識到做這種選擇是需要一定招數的，它就像一局大型的國際象棋比賽，對弈雙方是新徵人員與調查局總部。我一如既往地盡量從對方角度去考慮問題。我來自紐約，並不特別想返回那裡。我估計洛杉磯、舊金山、邁阿密，沒準還有西雅圖和聖迭戈會是最搶手的城市。因此我選擇了一個二類城市，這樣就有可能實現第一志願。
我選擇了亞特蘭大，被分配到底特律。
我們在畢業之際都得到了永久證書、一支0.38口徑6連發的史密斯韋森10型左輪手槍、六發子彈，以及盡快趕去赴任的指示。總部一向很害怕新徵人員在華盛頓市內，在胡佛先生的鼻子底下捅出亂子，那樣對誰都不會有好處。
我另外還得到一本題為《底特律生存指南》的小冊子。這個城市是美國種族矛盾最激化的地區之一，1967年的騷亂事件影響猶存，它因一年發生八百多起謀殺案而堪稱全美犯罪首都。事實上，我們在工作站裡進行過一次令人汗毛直豎的集體打賭，賭的是截至年底究竟會發生多少起殺人案。同大多數新特工一樣，我剛上崗時也是滿懷理想和精力充沛的，但是不久就認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局面。我在空軍服役四年，其間最接近戰爭場面的一次就是因打橄欖球和拳擊致使鼻子受傷而住進基地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時，我的病床緊挨著幾位越戰負傷士兵的病床。來到底特律以前，我從未有過被視為敵人的經歷。聯邦調查局在許多領域招人憎恨。他們把影響滲透到大學校園，建立起市區告密者網絡。我們開著灰黑色汽車，到處招搖過市。在許多居民區，人們向我們扔擲石塊。他們豢養的德國牧羊犬和短毛獵犬也很不喜歡我們。我們得到過警告：在缺乏完全充足的人力火力支援下，不得進入市區某些地段。
當地警方對我們也很不滿。他們指責調查局在辦案中“搶頭功”，尚未偵破案件就率先發佈新聞，然後又將警方偵破的犯罪案件加在調查局獨自破案率的統計數字之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1971年我作為新手的那一年中，調查局僱用了大約一千名新特工，而主管我們上街執勤這門實踐課的主要不是調查局，而是當地警方，他們將我們置於其羽翼的保護之下。我們這一代特工所取得的成就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全美各地警官的盡職精神和慷慨大度。
搶劫銀行在當時甚為猖獗。每星期五是付薪日，各家銀行都要準備大量現金，而我們平均每週要辦理二至三起持槍搶劫銀行案，有時則高達五起。在底特律的銀行普遍使用防彈玻璃以前，現金出納員死傷的案子多得驚人。我們辦過一個案子，案發經過都已攝入了銀行監視器，一名銀行經理遭到槍擊，斃命於辦公桌前，當時正在辦理貸款申請手續的一對夫婦就坐在他的對面，他們驚慌失措而又無助地旁觀著悲劇發生。令搶劫者大為不滿的是，該經理打不開定時保險櫃。遭此橫禍的不只是那些能夠經手上萬元現金的銀行官員。在某些地區，連那些在麥當勞打工的人也同樣面臨生命危險。
我被派往犯罪反應組工作，它事實上指的是對已發生案件做出反應，例如搶劫銀行案或勒索案。我的工作是配合該小組的“非法潛逃以避起訴”分隊的工作。後來證明，這是非常難得的經歷，因為該分隊總是有機會參加許多行動。除了在工作站範圍就每年殺人案發生率進行打賭外，我們還在小組內部搞過一場競賽，比在一天之內誰能逮捕更多的兇手。這種競賽簡直無異於汽車銷售商進行的看看誰在特定時間裡銷售汽車最多的比賽。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最忙的一類工作是對付屬於所謂的“42分類”的逃兵。越戰把美國一分為二，許多傢伙一旦當了逃兵，死也不肯回去參戰。我們辦理的登記在“42分類”名下的襲擊執法官員案件數量要超出其他任何一類在逃犯的襲擊案件。
我頭一次參加分隊行動是去追捕一名陸軍逃兵。我找到他工作的一家路邊加油站。我亮出了自己身份，原以為他會乖乖就範，誰知他突然拔出一把銼得珵亮的、把手纏著黑膠帶的簡易匕首，對著我就刺開來。我後退了幾步，險些被他刺中。我向他猛撲上去，將他頂在加油站的玻璃牆上，用勁把他按倒在地，再用一隻膝蓋壓在他背上，手槍頂著他的腦殼。此時那位經理對著我大叫大嚷，抗議我抓走了他的優秀員工。 我到底在做些什麼？難道這就是我想像中的職業嗎？不停地冒著生命危險去追捕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不是值得呢？這時，工業心理學顯得如此美好。
追捕逃兵除了常常帶來感情上的困惑，還會造成軍方與調查局之間的怨恨。有時我們會拿著逮捕證一路追蹤，發現了那個傢伙的蹤跡，在大街上當場將其抓獲。他會憤怒地抗議我們將他帶走，用指關節敲擊自己的假腿，然後告訴我們，他在越南戰場因腿部負傷榮獲了一枚紫心勳章和一枚銀星勳章。再三出現的局面是，無論是自願選擇回去的逃兵還是被軍方抓獲的逃兵，全部受到定期遣返越南的懲罰。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在戰場上表現出色，可軍方從不向我們透露任何情況。就我們所知，他們仍然被視為擅離職守的逃兵，我們為此極為惱火。
更糟糕的是，我們有時會找到逃兵的登記住址，碰上的卻是淚流滿面且有理由無比憤怒的妻子或父母親，他們會告訴我們，要緝拿的人已經英勇陣亡。我們居然在追捕那些陣亡的士兵，而軍方卻從來不讓我們瞭解實情。
無論從事什麼職業，當你深入現場後，便開始意識到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從未在學校裡或訓練中傳授過。比方說，在不同的情況下（例如上公廁進入隔間時）如何放置槍支？是仍讓槍套在腰帶上呢，還是把槍掛在隔間的門上？有陣子我把它放在腿上，但那樣一來我會覺得很緊張。這便是人人都會碰上的事情，卻又不是那種你可自由自在地與資深同事討論的事情。在我工作一個月的時候，問題出現了。
來底特律工作後，我購買了一輛大眾牌甲殼蟲車，而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同一型號的汽車成了系列殺手的首選用車。特德·邦迪就擁有一輛，正是通過查找這種型號的車等方式才最終確認他是兇手。不管怎麼說，有一回我把車子停放在當地一家購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用品店買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時還要試穿衣服，便考慮最好把手槍放在某個安全的地方。於是我把槍放進儀表板上的儲物箱，走進了商店。
要知道，甲殼蟲車有幾處有趣的特徵。由於它屬於後置引擎車，備用輪胎就放置在車前的行李廂內。由於它當時幾乎是普及型用車，且不說很容易被破門而入，備用輪胎被盜也是極為普遍的。畢竟幾乎人人都會需要它嘛。最後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點是，行李廂是通過儲物箱裡的一個開關打開的。
我相信你能夠猜到下文如何。我走出商店來到車子前，發現車窗已被打碎。我試著假想了這個手法高明的竊賊的作案經過：偷輪胎的人打破車窗進入車子，把手伸進儲物箱，想打開行李廂開關偷走備用胎，結果卻發現裡面有件更好的戰利品。我這樣推測是因為我的手槍不見了，可備用胎仍在那裡。
“哦，真該死！”我自言自語，“我上崗還不到三十天，就已經為敵人供應武器了！”我知道丟失槍支或者丟失證件意味著你立即會收到一份處分書。我找到了分隊長鮑勃·菲茨帕特裡克。菲茨帕特裡克是個魁梧的傢伙，生就一副為人之父的身材。他打扮整齊，在局裡多少是一位活著的傳奇人物。他曉得我厄運臨頭，心裡很不好受。丟失槍支是必須上報局長辦公室的，這下子事情可糟透了，因為這將是我人事檔案中第一筆外勤工作記錄。他說我們必須編造一套真正有創意的借口，要圍繞我當時是一心想維持公眾秩序來大做文章，要說明我不願冒險驚嚇住商店裡的任何人，因為要是他們突然看見槍支，會以為遭到了搶劫。菲茨帕特裡克叫我放心，既然離我晉陞還有好幾年時間，只要今後不再出紕漏，這一紙處分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傷害。
於是我努力那樣做了，儘管在好長一段時間裡那支丟失的槍一直使我感到苦惱。大約二十五年後，我從局裡退休時交還了匡蒂科軍械庫的那支史密斯韋森10型左輪手槍，它實際上是原先那支槍的替代品。謝天謝地，那支丟失的手槍從未被用來作案，它實際上就從此消失了。
我與另外兩名單身特工，鮑勃·麥戈尼格爾和傑克·孔斯特，同住在密歇根州泰勒城的一處配備傢俱的寓所，地處底特律的南郊。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鮑勃後來在我的婚禮上擔任男儐相。他也是一位怪傑。他老是穿深色絲絨西裝和淡紫色襯衣，即便在巡區執勤時也是如此。他似乎是整個聯邦調查局裡惟一不怕胡佛的人。後來鮑勃幹上了臥底工作，根本用不著穿西裝了。
他起先在局裡幹的是職員，走了“內部途徑”才成為一名特工。調查局裡有些最優秀的人才是從職員幹起的，包括幾位經我挑選加入調查支援科的人。不過在某些圈子裡，有職員背景的人會引起別人的怨恨，好像他們當上特工是受到了特別偏愛。
在我認識的人當中，鮑勃最擅長“裝腔作調”。這是我們開發出的一種抓獲兇犯的前攝技巧，出其不意的手法在至關重要的場合下顯得尤其管用。
鮑勃是一位口音藝術家。如果嫌疑人屬於一個犯罪團伙，他就換上意大利人口音。對付黑豹黨成員時，他能裝扮成街頭花花公子而不露破綻。他還能模仿伊斯蘭教徒的口音，愛爾蘭人的方言，猶太移民的口音，以及白人特權階層的語調。他不僅能把這些口音語調模仿得惟妙惟肖，還能因人而異地變換單詞和用語。鮑勃十分精通此道，有一回他打電話給喬·德爾·坎波——你會在下一章讀到的另一位特工——使其相信他是一個黑人好鬥分子，想投靠聯邦調查局做眼線。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承受的壓力很大，需要更多的市內的情報來源。鮑勃與喬約定了會面時間，喬還以為這下子他要大顯身手了呢。約會時沒有人赴約，到了第二天，當喬走進辦公室，聽見鮑勃用那個裝腔作調的口音跟他打招呼時，他真是氣壞了。
追捕壞人是一方面，但不久我發現自己對兇手作案的思維過程更感興趣。每當我拘捕疑犯時，都要向他提問，比如他為什麼選中的是這家銀行而不是另一家銀行，或者是什麼因素促使他選擇對這一特定受害者下手。我們都知道搶劫犯喜歡在星期五下午搶劫銀行，因為那時銀行裡現金最多。不過除此之外，我還想瞭解他們在進行策劃和實施搶劫的過程中都做出了哪些決定。
我肯定看起來不怎麼嚇唬人。誠如在學校裡唸書時那樣，大家都樂於向我敞開心扉。我對這些傢伙提問越多，就越發現成功的作案者都是優秀的側寫師。他們每個人都是在精心思考和周密研究後才側寫出首選的銀行作案者。有的人喜歡那些靠近主要幹道或州際公路的銀行，這樣便於逃離現場。當警方組織起搜捕時，他們早已遠在數英里之外了。有的人喜歡孤立的銀行分理處，例如設在拖車上的臨時銀行。許多人事先會到銀行踩點，記錄下內部佈局，查明有多少職員以及營業廳在各時段裡預計會有多少顧客。有時他們會到處探訪銀行分理處，直到找到一家沒有男性職員的銀行，那將是他們搶劫的目標。那些沒有臨街窗戶的銀行是最佳選擇，因為外面沒有人能目擊搶劫的過程，而裡邊的人又無法目擊到劫匪逃離時開了什麼樣的車。手法最高明的搶劫犯已經得出了結論，認為遞上寫明搶劫意圖的便條要勝過在大庭廣眾之下揮舞槍支大叫大嚷，而且他們總會記住在逃離之前取回那張便條，免得留下罪證。最理想的用來逃離的車是一輛偷來的車，最周到的方案就是預先將車子停在那裡，這樣就不會因停車而被人注意。你走進銀行並搶劫得手後，就可驅車逃逸。劫匪若在搶劫某家銀行時特別順手，過後就會觀察上一段時間。倘若情況依然如故，他會在幾個月以後再度下手。
在所有的公共設施中，銀行大概是在對付搶劫方面準備最周密的了。然而，在案發後進行調查時，我不斷會驚訝地發現，居然有那麼多銀行忽略了給監視攝像機裝上錄像帶，有那麼多銀行無意中使報警器消了聲，事後卻忘記將其重新設定，或者常常誤觸了報警器，導致真正事發時警方反應遲緩，還以為這又是一次意外事故。這就好比是衝著經驗老到的劫匪掛出“搶劫我”的告示牌。
可是當你開始側寫這些案件時——我尚未使用這一術語描述這個過程——就能看出作案的模式。一旦識別了模式，你就能著手採取前攝措施抓獲歹徒。例如，如果你發現近期搶劫銀行案數量激增，似乎手法都很相近，如果你訪談了相當多的罪犯，瞭解到每次促使他們作案的是什麼因素，顯而易見，你就能夠大大改善符合作案標準的所有銀行辦公室的薄弱環節，僅留下一處不動。當然這一處將始終置於警方和聯邦調查局中的一方或雙方的共同監控之下，內部還要佈置便衣人員。實際上，你在迫使劫匪去選擇你所挑選的銀行，當他下手時，你就能守株待兔，抓個正著。我們採用這種前攝戰術後，搶劫銀行的破案率便一路上升。
我們當時的所有行動無不受到埃德加·胡佛那隱約顯現的存在的影響，自1924年以來我們的前輩就處於這種影響下了。在今天這種走馬燈似的任命以及接受民意測驗審判的年代裡，很難再存在胡佛那種程度的權力和控制力——那是他不僅對調查局，而且對政府官員、媒體乃至整個公眾都曾經施加過的。如果你想撰寫反映調查局的書籍或劇本（例如50年代唐·懷特黑德的那本暢銷書《聯邦調查局故事》，或是詹姆斯·斯圖爾特根據該書改編的同名賣座的電影），或者你想創作反映調查局的電視系列劇（例如60年代小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主演的電視連續劇《聯邦調查局》），都必須事先得到胡佛先生的親自批准和祝福。同樣，如果你是政府高級官員，就會終日不得安寧，惟恐調查局局長抓住你的小辮子，特別是當他以友好的口氣打電話通知你，聯邦調查局已經“揭露”了一起令人不快的謠言，他會盡其所能保證謠言不再擴散，不對你造成傷害時。
沒有什麼地方能比調查局的分支工作站和管理層內部更強烈地感受到胡佛先生的私人神秘感。人人都接受這一事實，即正是有了他，聯邦調查局才能如此享有威望和令人景仰。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把調查局建成如今這番規模，而且不知疲倦地爭取加大撥款預算和提高薪金。他既受人敬愛，又令人恐懼。你若覺得他沒什麼了不起，可不要表露出來。局裡的紀律是很嚴明的，對分支機構的檢查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檢查人員沒能查出足夠的需要改進的地方，胡佛就會懷疑他們未能完全盡職，而這意味著他們每次下去檢查時都需開出若幹份處分書，不管實際上這樣做是否正當合理。這情形就像是開出的交通違章罰單有定額一樣。這種局面變得十分成問題，以致主管特工只好專挑那些近期內不會晉陞的人做替罪羔羊。因為這樣一來，處分書方才不會影響到他們的仕途。
有一回出了這樣一件事（在1995年俄克拉何馬城聯邦大廈爆炸案發生後，這件事不再顯得幽默）：一次檢查結束後，有人打來恐嚇電話，揚言要對聯邦調查局辦公地點放置炸彈。經追查發現，電話是從調查局外勤工作站所在的市中心聯邦大廈外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打進來的。總部當局來人搬走了整座電話亭，打算將錢幣箱裡硬幣上的指紋與工作站所有350名工作人員的指紋進行對比。幸好理智佔據了上風，這種對比檢查未曾發生。不過這個例子顯示出胡佛先生制定的政策能夠造成何等緊張的局面。
局裡的所有事務都有標準的運作程序。儘管我從未有機會與胡佛先生一對一地會過面，我確實（並且依然）在辦公室裡放著一張有他親筆簽名的相片。甚至年輕特工要想得到這樣一張相片也有標準的程序。主管特工會告訴你，要去請他的秘書替你寫一封拍馬屁的信，詳細描述你作為一名特工是多麼自豪，你有多麼景仰胡佛先生。如果信寫得很得體，你就會收到一張寫有良好祝願的相片，這樣就可以向所有人炫耀你與領導人的私交如何如何。
另有某些程序，我們壓根無法確定是誰制訂的，也許是胡佛的個人指示，也許僅僅是下面的人對局長的旨意做的過分熱心的解釋。局裡上上下下都應該加班加點工作，而且人人都應超出外勤站的平均加班時間。我相信你看得出我們陷入了怎樣的困境。月復一月，加班的小時數像金字塔似的不斷攀升。那些初進調查局時士氣最高漲、人品最端正的特工也迫不得已學會了往日程表裡摻水分。辦公室裡是不准吸煙或喝咖啡的。結果特工們就像一夥挨家挨戶串門的推銷員那樣，根本不願在辦公室裡逗留，哪怕是為了打電話。人人都養成了各自的一套工作習慣以應付這些規定。我則是大量時間待在公共圖書館的小單間裡分析案情。
胡佛聖人的教義的一個最忠實的信徒是我們的主管特工，內爾·韋爾奇，綽號“葡萄”。韋爾奇塊頭不小，身高6英尺4英吋，戴著一副角質架厚眼鏡。他待人嚴厲、處事刻板、冷若冰霜、毫不含糊。他在局裡官運亨通，主管包括費城以及紐約在內的外勤總站。有種說法認為，當（或者應當說，如果）那個不可避免的日子最後來臨時，他將接替胡佛的位置。韋爾奇在紐約組織了一個小組，針對有組織犯罪，率先卓有成效地執行了“聯邦防詐騙及貪污法規”。可是來到底特律以後，他卻照章辦事。
自然而然，韋爾奇與鮑勃·麥戈尼格爾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了。某個星期六（我們當時都待在家裡），鮑勃接到“葡萄”的電話，讓他和分隊長鮑勃·菲茨帕特裡克馬上去。麥戈尼格爾趕到後，韋爾奇告訴他，有人用電話往新澤西州打長途。用公用電話辦私事是違反規定的。其實，打電話辦私事的行為本可另做一番解釋，可是在調查局內部，再小心也會出差錯的。
韋爾奇的脾氣十分暴躁，但開始時他多半會採用巧妙的審問手法使人處於難堪境地。“好吧，麥戈尼格爾，你說說看那些電話是怎麼回事？”
鮑勃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能夠想起來的通話說了出來。因為擔心韋爾奇抓住了他什麼更大的把柄，他想或許承認這些小事可以讓這位主管息怒。
韋爾奇站了起來，雄偉的身軀傾向辦公桌的上方，氣勢洶洶地指著鮑勃說：“麥戈尼格爾，讓我告訴你吧，有兩件事對你很不利。首先，你從前幹過職員。我討厭混賬職員！其次，如果再讓我看見你穿著那件淡紫色襯衣，特別是在外出巡邏期間，我就會把你的屁股踢到東傑斐遜大街上。我要是再看見你靠近一部電話機，就會把你摔到電梯間裡。現在給我滾出辦公室！”
鮑勃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心想這下准要被炒魷魚了。傑克·孔斯特和我很是替他難過。可是菲茨帕特裡克第二天卻告訴我，麥戈尼格爾離開以後，他和韋爾奇坐在那裡捧腹大笑。
若干年後，當我主持調查支援科工作時，時常有人問我，既然我們掌握了那麼豐富的有關罪犯行為和犯罪現場分析的知識，我們中間的人作案是不是會天衣無縫。我總是告訴他們不會的，儘管我們瞭解甚多，但我們在案發後的行為仍然會露出馬腳。我想麥戈尼格爾和韋爾奇之間的這一幕就證明，一流的特工面對審訊得法的人也是擺脫不了壓力的。
順便提一下，自從那個星期六下午離開主管特工辦公室以後，鮑勃就穿上了城裡最白淨的襯衣，直到韋爾奇調往費城為止。
胡佛讓國會通過他的撥款要求的一個很有力的砝碼是他能擺出叫得響的數字。不過要讓局長能運用這些數字，外勤站的每個人就必須拿出像樣的成果來。
據說1972年初，韋爾奇曾向老闆保證要破獲一百五十起賭博案。這顯然意味著此類案件的破案數目必須大幅度提高。於是我們設立了一個精心編製的圈套，安插眼線，竊聽電話，做出軍事行動般精確的安排。所有這一切在“超級杯星期日”達到了高潮，那天是每年一度規模最大的非法賭博日，上一年在一場比分接近的球賽中輸給巴爾的摩公馬隊的達拉斯牛仔隊這一天要在新奧爾良迎戰邁阿密海豚隊。
抓捕賭博經紀人必須採取閃電般的、準確無誤的行動，因為他們使用的是能瞬間燒燬的紙張或者遇水即溶的馬鈴薯紙。那天下陣雨，預示著行動將可能是一團糟。
但我們已經精心設下圈套，在那個下雨的下午抓獲了二百多名賭徒。我當時讓人把一名賭徒銬上手銬，押到車後部，帶往軍械庫進行登記，以備指控。他是個迷人的傢伙，待人友善，長相英俊，頗有點像保羅·紐曼。他對我說：“等一切都過去以後，我們應當聚一次，玩玩短網拍牆球。”
他很容易接近，於是我像盤問搶銀行的作案者那樣對他進行審問。“你為什麼要賭博？”
“我喜歡呀，”他回答，“約翰，你盡可以在今天把我們統統抓起來。這不會有絲毫作用的。”
“但是對於你這類聰明人，合法賺錢應是不難的呀。”
他搖搖頭，就好像我沒有理解他的意思。這時雨越下越大。他朝一旁望去，把我的注意力轉向了警車的窗戶。“你看見那兩滴雨點了嗎？”他指著雨點說，“我敢打賭左邊的雨點要比右邊的雨點先落到窗玻璃的底邊。我們並不需要什麼超級杯。我們只需要兩滴雨點就可以了。約翰，無論如何你是阻止不了我們的。這是我們的本性。”
對我而言，這次短暫的接觸猶如晴天霹靂，霎時間讓我茅塞頓開。現在看來可能有點幼稚，可是我一直在苦苦尋覓的答案，我對搶劫銀行犯和其他罪犯所從事的所有研究的關鍵所在，忽然一清二楚地展現在了眼前。
這是我們的本性。
在罪犯的心靈和心理中有些東西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的，正是這些東西驅使他以某種方式去行事。後來，當我著手研究系列謀殺犯的心理和作案動機時，當我開始分析犯罪現場留下的行為線索時，便會去尋找促使該案件發生的和該罪犯與眾不同的、 代表其本性的某一因素或某組因素。
最後我會提出用識別標誌一詞來描述這一獨特的、個人的強製作用，而它一直是靜態的。我會使用它，以示區別於慣用手法這一傳統概念，因為慣用手法是不固定的和可改變的。這就是我們在調查支援科的工作重點。
結果我們在“超級杯星期日”那天抓獲了數百名嫌疑人，因技術程序的緣故未經法庭聽審便結案了。當時大家都急於行動，所持的搜捕證不是由州檢察長親自簽發的而是由州檢察長助理代簽的。不過，主管特工韋爾奇倒是兌現了承諾，將逮捕的人數上報給了胡佛，至少在足夠長的時間裡它對國會產生了影響。我則從只不過是拿雨點打賭這樣的小事中頓悟了一種深邃的見解，它在我的日後的執法生涯中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