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的娘家姓“福爾摩斯”，而父母親當年險些就要選用它，而不是用平淡無奇的“愛德華”做我的中間名。
當我回首往事時，沒有發現除此以外我的早年生涯中有什麼跡象顯示我將來要成為一名心理偵探或罪犯側寫師。
我出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離皇后區不遠。我父親傑克是《布魯克林鷹報》的一名印刷工。我年滿8歲時，他出於對犯罪率不斷上升的擔憂，把家遷到長島的亨普斯特德，後來擔任過長島印刷工會的主席。我有一個大我4歲的姐姐阿倫，從很早的時候起，無論在學業方面，還是在運動方面她都是家庭的明星。
我在學業上毫不出眾，得分通常是B-或C+。因我待人客氣隨和，雖然成績平平，卻總是受到拉德盧姆小學老師們的喜愛。我最感興趣的是動物，在不同階段養過狗、貓、兔子、倉鼠和蛇。因為我說過想當個獸醫，所以母親對這一切都很寬容。由於這種努力顯示出我有希望當上獸醫，她一直鼓勵我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在學校裡顯露的惟一天賦就是講故事，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種天賦在我日後調查案件時發揮了作用。警探和犯罪現場分析家必須把一堆迥異的、貌似不相關的線索轉變為一個前後連貫的故事，因此講故事的才能是一種重要的天資，對於兇殺案的調查尤其如此——因為受害者本人已無法講述他或她的不幸故事。
無論如何，我常常施展自己的天資以逃避真正的功課。我還記得上九年級時有一回出於偷懶沒有閱讀一本小說，而老師要求每個人當著全班的面做口頭讀書報告。於是輪到我上台時（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竟然有這種膽量），我編造了書名和作者，接著開始講述關於一群野營者圍坐在篝火旁過夜的故事。
我一邊講一邊編造故事內容，同時心裡在嘀咕：這樣講下去我還能堅持多久？當我講到一頭熊偷偷摸摸逼近野營者，眼看就要猛撲上去的節骨眼上時，一下沒詞兒了。我的精神開始崩潰，別無選擇，只好向老師承認這一切都是捏造的。我一定是出於良心不安才這樣認了錯，由此可以證明我完全沒有罪犯個性。我站在講台上，像個原形畢露的騙子一樣。我知道這次要不及格了，要在全班同學面前丟醜了，我也已預料到母親得知此事會怎樣說我。
可是讓我吃驚和不解的是，老師和其他孩子完全被故事內容吸引住了！當我承認故事是編造的時候，他們卻說：“把故事講完呀！快告訴我們後來發生的事情。”於是我講完了故事，最後得了一個A。我一直沒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孩子，因為不想讓她們誤以為犯罪是值得的。不過從中我瞭解到，只要能向人們推銷你的主意並引起其興趣，你就常常能得到他們的合作。這一認識使我獲益頗多，因為我身為執法官員，往往不得不向自己的上司或者當地的警方宣傳我們的工作，鼓吹它的重大價值。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正是這同一天資在某種程度上會被騙子和罪犯利用，以逃避懲罰。
順便提一下，我虛構的野營者最終確實安然無恙地得以逃脫，這一結局與我原定的結局相去甚遠，因為我真正喜愛的是動物。為了給當一名獸醫做準備，我用了三個暑假的時間參加了康奈爾大學獸醫系開設的康奈爾農莊培訓班，地點在紐約州北部的牧場。對城裡孩子來說，這可是走近和接觸大自然的絕好機會。為了得到這一優惠待遇，我每週要打工七十至八十小時，每小時酬金是十五美元，而此時我的校友們都已返回家中，正在瓊斯海灘上盡情享受著日光浴。
這種體力勞動確實使我有強健的體魄參加體育運動，而這是我的另一個特長。上亨普斯特德高中時，我擔任過棒球隊的投手和橄欖球隊的防守隊員。如今回想起來，也許就在這一時期，我對個性側寫的興趣頭一次真正顯露出來。
一踏進投球區，我很快就會想到，投球既猛又准只是贏得了一半比賽。我能投出一手漂亮的快球和相當有水準的滑行曲線球，但是不少高中的投手也會這一手，或者說水平與我不相上下。贏球的關鍵就在於，要能在心理上壓倒對方的擊球手，而我意識到這主要是靠樹立必勝的信心，同時盡可能讓站在本壘板處的那個傢伙內心忐忑不安。多年後，當我著手發展我的審訊技巧時，這種體會出色地以相似的方式派上了用場。
念高中時，我已身高6英尺2英吋，我常常會利用這一優勢。就實力而言，我們的球隊在強手如林的聯盟中表現平平，因此我很清楚，要想在賽場上脫穎而出並確保必勝的精神狀態，就要看投手的場上表現出色不出色。作為高中生，我擁有上佳的自控力，但我決定不讓對方的擊球手瞭解這一點。我想裝出冒失莽撞、表現相當不穩定的樣子，這樣一來，那些擊球手就不會在本壘板處用腳刨出小坑，以便擊球時好用上力。我想讓他們以為，如果他們那樣去做，就會有被六十英尺開外的這個瘋狂投手的快球擊出本壘的危險，甚至還會更加糟糕。
亨普斯特德高中的橄欖球隊確實水平不錯，體重188磅的我在隊中擔任防守線上球員。同樣，我認識到比賽時我們可以在心理上略佔上風。我估計，如果我發出不滿的咕噥聲或者抱怨聲，外加滿場瘋狂的表現，還是能夠對付那些個子更大的球員的。沒過多長時間，我就讓其他線上的球員效仿我的做法。後來，我經常會擔任一些利用精神失常作為辯護理由的謀殺案的審訊工作。從自身經歷中我早已曉得，行為躁狂這個單一事實未必意味著一個人壓根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
1962年，我們與旺托高中進行了一場爭奪索普杯的比賽，該獎盃是獎勵長島地區最佳高中橄欖球隊的。對方球員人均體重超出我們大約四十磅，因此我們清楚，很有可能我們會在滿場觀眾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於是在賽前，我們設計了一套熱身練習，目的只有一個：要在心理上佔優勢，要震懾住對手。我們排成兩行，每行的第一人上前堵截——實際上是擊倒——另一行的第一人。這一場面適時配合上各種咕噥聲、抱怨聲和痛苦的尖叫聲。從旺托球員的表情中我們可以看出，預期效果已經達到。他們八成是在思忖：“如果這些傢伙真的愚蠢到自相殘殺的程度，天才曉得他們會拿我們怎麼樣。”
事實上，這整個插曲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我們操練過摔跤式攻擊，因此看上去好像是重重摔倒在地，其實是不傷皮毛的。進入實際比賽時，我們始終保持著這種瘋狂表現，彷彿當天下午我們才被從精神病院放出來，比賽一結束又要直接被遣送回去。球賽的比分一路咬得很緊，當混亂場面最終平息下來時，我們以14比13贏得了比賽，捧回了1962年度的索普杯。
我平生第一次接觸“執法”，事實上是我第一次對側寫的“親身”經歷，發生在18歲那年，當時我在亨普斯特德一家名叫“煤氣燈東部”的酒吧俱樂部找到一份看門人的工作。我的工作表現如此出色，以致後來在長島衝浪俱樂部得到了同樣的工作。在這兩個地方，我的主要職責有二：禁止未滿法定飲酒年齡者入內，換句話說，禁止任何比我年輕的人入內；阻止聚眾飲酒之處難免會發生的鬥毆行為或者驅散鬧事者。
我站在大門口，要求任何年齡可疑者出示身份證，然後盤問此人的出生年月以驗證此人是不是身份證的主人。這是最標準的程序，人人都料到會如此，因而早已有所準備。大凡頗費周折才弄到一張假身份證的孩子，很少會粗心到不去記住證件上的出生年月。我一面盤問，一面直視他們的眼睛，這一招對有的人還挺管用，尤其是對女孩子，因其在這個年齡，一般而言還是較有社會良知的。不過那些存心要混進來的人仍然能夠闖過大多數檢查，只是他們事先要集中精力進行練習。
每一組年輕人走到前排接受盤查時，我實際要做的就是仔細審視站在後面大約三四排的那些人；當他們準備接受盤問時，注意其反應，觀察其身勢語，查看其是否表現得緊張不安或遲疑不決。
驅散鬧事者則更具挑戰性，為此我依靠的是以往體育比賽的經驗。如果他們從你的眼神中看出你這人輕易惹不得，再加上你稍稍表現出行動瘋狂，那麼有時甚至連那些膀大腰圓之輩都會考慮是否要與你糾纏。如果他們認為你這人很不對勁，連自身安危都不掛在心上，那麼你便是更加危險的對手。大約二十年過後，比方說，當我們為研究重大系列殺人案而對囚犯訪談時，就發現典型行刺犯的個性在某些重要方面要比典型系列殺人犯的個性更具危險性。這是因為行刺犯不同於系列殺人犯，行刺犯只會挑選他認為能夠對付的一個受害者，然後不遺餘力地逃避緝捕；系列殺人犯則一味迷戀於執行他的“使命”，一般來說不惜以死去實現它。
要人們對你另眼相看——例如，認為你蠻不講理、行動瘋狂、深不可測，另有一層需考慮的因素，即你必須在上班的全部時間裡保持這一人格面貌，而不僅僅是在你認為人們注意你的時候才如此。我曾前往位於伊利諾伊州馬裡恩的聯邦監獄訪問加裡·特拉普內爾，一位臭名昭著的持槍搶劫犯和劫機犯。他聲稱可以愚弄任何一位監獄精神病醫生，令其輕信他患有他願意具體指明的任何一種精神疾病。他告訴我，成功的秘訣在於無論何時何地都要裝出病成那個樣子，哪怕獨處囚室時也不例外，這樣一來，當醫生進行走訪時，你便不必“費神思考”如何才能矇混過關，那種“思考”會讓你露出馬腳。由此看來，在受益於此類“專家”的建議之前很久，我似乎就已具備像罪犯那樣去思考的某些本能。
如果無法在酒吧裡震懾住鬥毆之徒，我便會嘗試採用業餘側寫手法去退而求其次，在事情鬧大以前加以制止。我發現，憑借我的一點經驗，加上認真觀察人的行為和身勢語，我就能將這些情況與最終爆發為鬥毆的那種行動聯繫在一起，因而便能預料某人是否準備肇事。出現這種情形時，或者心存疑慮時，我總是首先出擊，採取出其不意的行動，在那個潛在的肇事者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前，就想法把他請出酒吧，哄到大街上。我總是在對人講，大多數性殺人犯和系列強姦犯已變得擅長於支配、操縱和控制，而我在另一種環境下努力要掌握的就是完全相同的技能。起碼可以說，我已有所長進。
高中畢業時，我依然想當獸醫，可是考試成績達不到康奈爾大學的錄取線。以我的考分，只有去蒙大拿州立大學讀一門相關學科。於是，1963年9月，我這個在布魯克林和長島長大的小伙子便啟程前往幅員遼闊的國度的中部。
一抵達博茲曼，我便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
我在早期的一封家書中寫道：“請接受來自蒙大拿的問候，在這裡男子漢就是男子漢，膽小鬼就得提心吊膽。”正如蒙大拿似乎擁有我心目中西部邊疆的全部陳規陋習和陳腐思想那樣，我給當地人的印象也是個標準的東部人。我參加了一家聯誼會的當地分會，其成員幾乎清一色是當地小伙子，因此我顯得很不自然。我喜歡戴黑色帽子，穿黑色服裝，蓄著長長的連鬢鬍子，活像《西城故事》中的人物，而當時像我這樣的紐約人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於是我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每每出席社交聚會，本地人都會穿西部服裝，跳兩步舞，而我前幾年一直滿腔熱情地收看電視上查比·切克的舞蹈教學節目，對扭腰舞的一招一式都很熟悉。由於我姐姐阿倫比我大4歲，她很早就把我當成她的練習舞伴，因此我很快成為整個大學社區的舞蹈教練。我的感覺就像是一位傳教士進入了一片從未聽說過英語的窮鄉僻壤。
我的學業情況一直不太理想，而現在因為把精力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成績更是一路滑坡。我早就在紐約的一家酒吧當過看門人，但是在蒙大拿這地方，法定飲酒年齡是21歲，這實在令我失望。不幸的是，我並沒有讓它對我有所妨礙。
我第一次與法律產生衝突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時我和大學生聯誼會的一個哥們兒帶上在未婚母親之家碰上的兩個時髦女孩外出。她們看起來比同齡人要成熟。我們在一家酒吧前停下，我進門去買一盒六罐裝的啤酒。
酒吧服務員說：“請出示身份證。”我遞給他一張精心偽造的義務兵役證件。從過去當看門人的經歷中，我很清楚偽造身份證的隱患。
那傢伙看了看證件說：“嗯，來自布魯克林？你們東部人都是大混蛋吧？”我有點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見酒吧裡的所有人都轉過身來，我知道這下可有證人了。我回到停車場，後來我們喝著酒上了路。我哪裡會知道其中一位女孩將喝空的啤酒罐丟進了汽車行李廂。
突然，我聽到警車的警報聲。一個警察把我們攔下了。“下車。”
我們只好下了車。他開始搜身檢查，儘管我當時也知道這是不合法的，可絕不會去跟他頂嘴。他彎下腰時，手槍和警棒露了出來，於是我的頭腦裡閃過一個瘋狂的念頭：我可以奪下警棒，猛擊他的頭部，再拿走手槍逃之夭夭。所幸我並沒這樣鋌而走險，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不過，我曉得他馬上要搜查我，便趕緊從皮夾子裡取出身份證，塞入了內褲。
他把我們四人帶回警察局，進行了隔離，這下子我可緊張得渾身冒汗，因為我擔心另一個傢伙會招供，牽連到我。
有位警官對我說：“好吧，孩子，把情況都告訴我們。如果酒吧服務員沒有要你出示身份證，我們會回去找他算賬。我們以前就找過他麻煩。”
我回答說：“我來自東部，我們那裡人是不興告發人的。我們不會幹這種事。”我儼然一副喬治·拉夫特的口氣，不過事實上我自忖道：他當然要過我的身份證，而我出示的是一份偽造證件！在此過程中，那證件已從內褲中掉了下去，正緊緊壓迫著我的要害部位。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要我們接受脫光衣服之類的檢查。我的意思是，這地方對我來說可是邊陲之地，天才曉得他們會幹什麼。於是我迅速估量了一下形勢，假裝身體不適。我告訴他們我感到噁心，要上一趟廁所。
他們允許我單獨上廁所，不過我倒是看過不少電影，因此走進廁所後，對著壁鏡看了看，惟恐他們正從另一頭監視我。我走到廁所的另一頭，把手伸進內褲，取出了身份證，隨後又走到洗手池邊佯裝嘔吐，以防被人監視。我走進廁所的隔間，把義務兵役證丟進抽水馬桶用水沖走，然後信心倍增地走了回去。結果我被罰款四十美元，並獲緩刑。
我第二次跟博茲曼警察打交道發生在大學二年級那年，這次情況更加糟糕。
當時，我同另外兩個東部的傢伙和一個來自蒙大拿的傢伙一道去觀看騎術表演。終場後，我們駕駛一輛1962年型史蒂倍克車離去，車上放有啤酒，於是我們再度碰上了麻煩。那天雪花漫天飛舞。開車的是波士頓的小伙子，我坐在前排乘客座上，當地的那個傢伙坐在我們中間。不知怎麼的，開車的人衝過了十字路口的停車標誌。而你猜怎麼著？有名警察正巧就站在那裡。這似乎成了我的蒙大拿生涯的標誌。人們總是說，當你需要找警察時，到處都見不到他們的影子。儘管這樣，1965年的博茲曼可不是這麼回事。
我那位大學生聯誼會的白癡老兄居然就不停車，我簡直不敢相信！他駕車駛過後，那個警察在後面緊追不捨。
每當我們轉彎暫時避開警察的視線時，就往車外扔啤酒罐。我們一路驅車向前，來到了一處住宅區，猛地衝過防止車速過快而建造的路面突起物：崩！崩！崩！一道路障擋在前面；那名警察肯定用無線電通話器通知了前方的警察。我們繞過了路障，逕直穿過某家的草坪。我一直在大聲疾呼：“快停下這該死的車！我要下車！”然而那個白癡就是不肯停車。車在飛速行駛，雪仍在鋪天蓋地地下著。我們聽到身後警報聲大作起來。
我們衝到一個十字路口。他猛地緊急剎車，來了個360度大轉彎，車門衝開，我被甩出車外。我緊緊抓住車門，屁股在雪地上拖移。突然不知誰大叫了一聲：“快跑！”
我們撒腿就跑，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結果我跑進了一條巷子，發現有輛空的輕型貨車，便一頭鑽了進去。我在逃跑中扔掉了黑帽子，身上套的是一件正反皆可穿的反面是金色的黑夾克，於是我反穿夾克，金色的一面朝外做掩飾。然而我渾身汗流不止，弄得車窗上滿是霧氣。我心想：哦，真見鬼，這樣他們是能發現我的。而且我擔心車主隨時會回來，在這一帶地方他們可能會攜帶槍支。我揩去一小片車窗上的霧氣朝外望去，只見我們丟棄的汽車周圍一片熱鬧景象：有警車，有警犬，反正什麼都有。這時他們開著警車朝巷子駛來，手電筒的光照在輕型貨車上，我緊張得差點要尿褲子。可是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沒能發現躲在車內的我，驅車直接駛了過去！
我偷偷摸摸回到了學校，所有人都已聽說了這件事。我發現我和兩個東部傢伙得以逃脫，警察抓住了蒙大拿的小伙子，他已把實情和盤托出。他供出了我們的名字，於是警察將我們一一帶走。他們前來抓我時，我承認有罪以求從輕發落，我說開車的不是我，當時很害怕，曾經懇求開車的傢伙停車。開車的波士頓人被投入牢房，室內只有彈簧床而沒配床墊，有麵包和白開水，還有規定要穿的全套囚服。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我依然吉星高照，再度被罰款四十美元並獲緩刑。
不過警察通報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們聞訊大為光火。而我的學業也是一團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績是D，其中演講課因從未到堂上課而不及格，這可是我多年來拿到的最低分，因為我一直認為演講才是我的最強項。我並未想方設法去擺脫這種困境。第二學年結束時，很顯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險生涯已走到了盡頭。
如果說我對這一時期的全部記憶似乎都與倒霉事件和自毀前程有關，當時的情形對我來說好像正是這樣。我離開大學回到了家，生活在不無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親得知我再也當不了獸醫時尤為傷心。像以往一樣，當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該做什麼時，便重新仗著自己有體育特長，於1965年夏季幹上了救生員的工作。夏季結束時，我用不著返回大學了，便找了份工作，負責管理帕喬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樂部。
在那裡開始工作後不久，我認識了桑迪，她是酒店雞尾酒會的女招待。她年輕漂亮，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我很快就為她神魂顛倒了。她穿上那套酒會招待員的小號制服時真是迷人至極。由於經常運動和健身，我的身體顯得十分健壯，她似乎也挺喜歡我。我當時住在家裡，她老是打電話給我。父親對我說：“到底是什麼人一天到晚給你打電話？而且總能聽到背景中傳來小孩的哭鬧聲。”
住在家裡可沒有幹好事的可趁之機，不過桑迪告訴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夠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間未被預訂的客房。於是有一天我們雙雙進了一間客房。
次日凌晨，電話鈴響了起來。她接了電話，我只聽見她說：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話！”
我半夢半醒地問道：“是誰呀？”
她說：“是總台打來的。她們說我丈夫來了，正在上樓。”
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說：“你丈夫？這是什麼意思，你丈夫？你可從沒告訴我你還是有夫之婦！”
她指出她也從沒告訴我她離婚了，接著又解釋說，他們已分居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思忖道。這時我聽見那個瘋子沿著過道衝了過來。
他開始一個勁地捶門。“桑迪！我知道你在裡面，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葉窗開向過道，他正在用力扯拽著窗戶，想把它們從窗框上扯下來。與此同時，我正在尋找一個能夠跳下去的地方——我們住在酒店二樓——可是沒有窗戶能夠讓我跳下去。
我問她：“這傢伙會不會攜帶槍支什麼的？”
“他有時帶把匕首。”她說。
“噢，該死！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離開這裡。打開門。”
我擺出一副拳擊的架勢。她拉開了門。那位先生衝了進來，直衝我而來。不過就在這時，他看見了我的身影輪廓。我肯定顯得又高又壯，因此他改變了主意，收住了腳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這狗娘養的！給我滾出去！”
我心想，男子漢的陽剛之氣我已經展示了一天，況且現在時間還早，便很客氣地說：“好的，先生。事實上我正準備要走。”我又一次逢凶化吉，皮毛無損地擺脫了另一個尷尬局面。然而我無法迴避這一事實，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亂七八糟。順便提一下，我駕駛父親的紳寶車與朋友比爾·特納駕駛的紅色MGA車進行一場比賽時，還撞壞了父親車子的前軸。
一個星期六早晨，母親拿著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進了我的房間，信中稱他們想約見我一次。我來到曼哈頓的懷特霍爾街，與其他三百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體檢。他們要我做深屈膝動作，當我彎腰時，你能聽見膝關節辟啪作響。同喬·納馬思一樣，我因打橄欖球受傷，被取下了膝蓋的軟骨，只不過他的律師在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們推遲了錄不錄用我的決定，但最終還是通知我說，山姆大叔確實需要我。我不願進陸軍去碰運氣，而是立即報名參加了空軍，雖說那意味著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計空軍會提供較好的教育機會。或許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紐約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機會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選擇空軍還有另一層原因。當年是1966年，越南戰爭正在不斷升級。我這人並不熱衷於政治，一般來說，我認為自己是肯尼迪的民主黨的支持者，那是因為我父親是長島印刷工會的官員。可是要我為一個我僅有模糊概念的事業去賣命，我不大甘心。我記得當時有位航空機械師曾告訴我，只有在空軍裡是當官的——即飛行員——上前線參戰，而讓當兵的留在後方提供支援。既然我無意當一名飛行員，這種情形聽起來倒挺對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得克薩斯州阿馬裡洛接受基礎訓練。我們這一訓練班共有50人，大約半數是像我這樣的紐約人，半數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伙子。教官們總是與北方人過不去，然而大多數時候我認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歡和南方人待在一起，我發現他們比較可愛，遠不像我那些紐約夥伴招人討厭。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基礎訓練壓力重重。我在團體比賽運動方面曾接受過教練的嚴格管教，我承認近幾年來一直惹禍不斷，因此將訓練教官的申斥責罵視同玩笑一般。我能夠識別出教官在動什麼腦筋和玩什麼心理把戲，而我的體格向來就很棒，故而基礎訓練對我來說是不難對付的。我很快成為一名M16自動步槍的射擊能手，也許這是因為我在高中時做過投手，練就了善於瞄準的本領的緣故吧。我參軍以前惟一的槍支射擊經歷就是十幾歲時用氣槍瞄準路燈射擊。
在基礎訓練期間，我又一次獲得了惹是生非的名聲。我練習舉重後會氣喘吁吁，再加上剃了個短平頭，大家便叫我“俄國熊”。另一班中也有一人得到了類似的諢名，於是不知是誰提出了一個絕妙的觀點：要是讓我們倆進行一場拳擊賽，對鼓舞基地的士氣將會大有好處。
這場拳擊賽堪稱基地的一大盛事。我們倆勢均力敵，誰都不肯示弱讓步。結果雙方打得不可開交，我的鼻樑則第三次被打斷（前兩次是在高中打橄欖球時發生的）。
無論這是好是壞，我最後奪得了全班五十人中的總分第三名。通過基礎訓練後，我接受了一系列測試，並被告知完全有資格上無線電截收學校。可是該校已經招生額滿，而我又不大願意幹等到下一期開班，於是他們讓我幹上了文職打字員，儘管我壓根就不會打字。大約一百英里以外的新墨西哥州克洛維斯郊外坎農空軍基地的人事部門尚有一名空額。
就這樣我最後分到了那裡，整天用兩個手指吃力地打出DD214文件，即退伍軍人文件。我一面在替那個白癡軍士做事，一面心想，我一定得離開這地方。
在這裡我又一次吉星高照。人事部門隔壁就是特勤部門。聽我這麼說，大多數人會以為那是指綠色貝雷帽之類的特種部隊。但這是特別勤務部門，說得具體一點，就是運動特別勤務部門。具備了我這樣的背景，去那兒工作倒是實現必要時報效國家的最佳途徑。
我開始了四下窺探，站在門口偷聽，於是聽到裡面有個人說：“這個項目快要完蛋了。我們根本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我自忖道：這下機會可來了！我走過來走過去，最後敲了敲門，說：“你們好！我叫約翰·道格拉斯，請允許我介紹一下我的情況。”
我一邊介紹，一邊注意著他們的反應，同時“側寫出”他們所需要的那種人選。我知道成功有望了，因為他們不斷相互望著，好像是在說：“這可是奇跡！他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就這樣他們將我從人事部門調了過來，從那一天起，我就再也用不著穿制服了。他們讓我這個士兵負責所有運動項目，並付給額外的薪金，而且我還有資格參加自學考試課程的學習。該項教育計劃由政府出資支付75％的學費，學員利用晚上和週末時間上課。我確實是這樣做的。上課地點在二十英里以外、位於波塔利斯的東新墨西哥大學。為了要扭轉大學期間平均成績為D的不利局面，我必須全部課程都拿到A才可繼續進行自學考試課程。不過我平生第一回覺得人生有了奮鬥目標。
我代表空軍基地參加過諸如網球、足球、羽毛球一類角逐激烈的體育比賽。因為表現突出，他們便決定讓我來管理基地的高爾夫球場和高爾夫球專賣商店，儘管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打過高爾夫球。身穿那套阿諾德·帕爾默牌運動服管理著各項高爾夫賽事時，我看起來倒很像那麼回事。
一天，基地司令官走了進來，想知道那場比賽應該使用什麼壓縮係數的球。我不清楚他都說了些什麼，結果就像幾乎十年前那次做讀書報告的情形一樣，我又被發現是個冒牌貨。
“你到底是怎麼混進這裡進行管理的？”他查問了實情。事後我便從高爾夫球場調離，換到了女士寶石部。這聽起來夠令人興奮的，後來我才發現這個部門是做石細工的。我同時被指派負責管理女士用陶瓷品和軍官俱樂部游泳池。我不禁納悶：那些當官的冒著生命危險在越南上空飛行，而我卻在這裡替他們輕浮的太太搬椅子、遞毛巾，教他們的孩子學習游泳，為此他們還付我額外的薪水，讓我攻讀大學學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的另一項職責彷彿使我回到了看門人的歲月。游泳池緊挨著軍官俱樂部，裡面經常擠滿了來戰術空軍司令部接受訓練的年輕飛行員。我不止一次上前拉開酒後發瘋、打成一團的飛行員，有時是把他們從我身上拉開。
到空軍服役快滿兩年時，我正在攻讀大學本科學位，瞭解到當地有家專門幫助殘疾兒童的機構。他們在開展娛樂活動方面需要幫手，於是我當了一名志願服務者。每星期一次，我在幾位非軍方人員陪同下帶領大約十五名兒童或者溜旱冰，或者打迷你高爾夫球或保齡球，或者進行某種能讓孩子們練就出各自獨立的技能技巧的運動。
大多數孩子都面臨著嚴重殘疾的挑戰，像雙目失明、先天愚癡或嚴重的肌肉運動失控症。這份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方說吧，你要一手拉著一個兒童沿著場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同時要盡力保證他們免受傷害。儘管如此，我絕對喜歡這份工作。事實上，我一生中還很少有如此快樂的體驗。
當我每星期在學校門前停住車子時，孩子們就會跑出來迎接我，把車子團團圍住，我一下車就同他們擁抱在一起。每回活動結束之際，他們都是依依不捨地望著我離去，我也同樣為不得不離去而感到難受。我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滿足，領受到深厚的友愛和夥伴情誼，而這般感受在我生命的這一階段實在無法從其他渠道獲得，因此我開始晚上去那裡為孩子們講故事。
我在基地裡接觸的那些健康的、所謂正常的孩子習慣於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從父母那裡得到渴望的一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特殊”孩子則反差鮮明，他們非常感激別人對他們做出的一切，而且儘管身患殘疾，卻總是待人友善和渴望冒險。
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跟孩子們相處時的大部分舉動都被別人看在了眼裡。我對此竟從未有所察覺，這一點足以說明我的觀察力如何！總之，我的“表現”受到了東新墨西哥大學心理系的評估，後來他們主動為我提供了一份攻讀特殊教育專業的四學年獎學金。
雖然一直嚮往的是攻讀工業心理學，我倒也非常喜歡孩子們，心想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事實上，我可以留在空軍，並以此為職業成為一名軍官。我向由文職人員主管的基地人事部門遞交了提供獎學金的有關文件。他們經過一番斟酌，認定空軍並不需要擁有特殊教育學位的人員。我覺得這種決定很奇怪，因為基地有那麼多的家屬小孩。但那就是他們的決定。我放棄了以特殊教育作為職業的想法，但仍舊繼續著我如此熱愛的志願服務者工作。
1969年聖誕節，我打算回家探親。我必須驅車幾百英里返回阿馬裡洛去搭乘飛往紐約的班機，可是我的大眾牌甲殼蟲車經不住這種長途跋涉。於是我在基地最要好的朋友羅伯特·拉豐把他的卡曼基亞車換給我作長途旅行。我不願錯過特勤部門的聖誕晚會，而跟他換車是我趕到阿馬裡洛準時搭乘班機的惟一辦法。
我在拉瓜迪亞機場走下飛機時，父母已來接我了。他們面色凝重，好像患了戰鬥疲勞症，我不清楚個中原委。畢竟我的人生已有改觀，總算能讓他們沒有理由對我感到失望了。
原來他們接到通知，說是有位身份不詳的大眾車駕駛人員在基地附近出車禍身亡，有關失事車輛的描述與我的車子正相吻合。在看見我走下飛機以前，他們一直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原來羅伯特·拉豐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在聖誕晚會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當時在場的人告訴我，有幾名軍官和軍士把他架出去送進我的車子裡，將車鑰匙插入點火裝置。當他清醒過來後，便試圖駛離基地。當時天下著雪，地面已上凍；他一頭撞上了一輛客貨兩用車，車上坐有一位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謝天謝地，他們都安然無恙，可坐在我那輛不堪一擊的車子裡的羅伯特·拉豐卻猛地撞上方向盤，衝出了擋風玻璃，不幸喪生。
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我們交往甚密。我總在想，要是他沒有借給我他那輛好車，悲劇興許就不會發生。返回基地後，我必須去認領他的遺物，把他的所有私人物品打包裝箱，寄給了他的家人。我好幾次回到出事地點去看我那輛破爛車，經常夢見羅伯特和那場車禍。那天我還同他一道去為他遠在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的父母親購買聖誕禮物，而就在禮物寄到家的當天，基地的軍官也趕到他家，告訴了他父母這一噩耗。
我不只是悲傷難過，而且義憤填膺。我就像日後成為調查人員時那樣，不斷向人打聽，最後把我認為應對此事負責的目標縮小到兩個人。我找到了他們的辦公室，一把揪住他們，把他們頂在牆上，然後挨著個狠狠揍了一通。其他人不得不上來將我們拉開。我非常憤怒，才不在乎是不是會因此上軍事法庭呢。在我眼裡，就是他們殺害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上軍事法庭將是很棘手的事情，因為法庭將不得不先審理我對這兩人的正式指控。再說，當時美國對越南的軍事介入正處於收尾階段，軍方會讓服役期還剩幾個月的士兵提早退役。因此為了大事化小，人事部門便讓我提前幾個月退伍了。
在空軍服役期間，我完成了大學本科學業，並開始攻讀工業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如今我的生活來源是美國《士兵權利法案》所保障的生活費，住的是克洛維斯的一套無窗地下室公寓，每週租金七美元，終日要與體長三英吋的水蝽軍團作戰，每當我走進房間打開電燈時，它們就會排出進攻隊形。由於不再能使用基地的良好設施，我參加了一個設施陳舊的廉價健身俱樂部，其氛圍和內部裝修與我那套地下室公寓相差無幾。
1970年秋天，我在俱樂部結識了一個名叫弗蘭克·海恩斯的傢伙，後來才曉得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在克洛維斯單獨主管一個辦事處。我們在健身俱樂部相處得很好。後來他告訴我，他是從已退休的基地司令官那裡聽說我的情況的，於是開始設法激起我對加盟聯邦調查局的興趣。坦率地說，我壓根就沒想過要去從事執法工作。我打算一拿到工業心理學學位就以此謀職。供職於一家大公司，處理諸如人事安排、僱員援助和壓力管理一類的事務看上去會提供給我一個穩定而可測的未來。到眼下為止，我與聯邦調查局只打過一次直接交道。那是在蒙大拿的時候，有一回我托運回家的皮箱被盜了，當地一名特工約見了我，認為我有可能精心策劃了這起失竊事件，以騙取保險金。不過那件事最後不了了之。如果說聯邦調查局辦理的就是這類案子，那麼在我看來，這種差使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弗蘭克卻執意認為我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特工，不斷地鼓勵我加盟。他屢次邀請我上他家進餐，把我介紹給他的太太和兒子，還向我顯示他的槍支和工資單存根，這兩樣東西我都望塵莫及。我得承認，與我那寒酸的生活相比，弗蘭克簡直過著國王般的生活。於是我決定試一試。
弗蘭克一直住在新墨西哥州，多年之後，我們又會相遇，那時我為一樁殺人案的審判出庭作證，而這案子就是他經辦的。兇手以殘忍的手段殺害了一位婦女，又將屍體焚燒，以逃避偵破。不過話說回來，對這種辦案工作我在1970年的秋天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弗蘭克將我的申請表送交阿爾伯克基的外勤工作站。他們對我進行了專為非律師人士設計的標準法律考試。儘管我體格健壯，肌肉發達，按照聯邦調查局的標準，以我6英尺2英吋的身高，220磅的體重已經超標25磅。調查局裡惟一一位體重超標的人便是那位傳奇般的局長埃德加·胡佛本人。我在兩個星期裡除了諾克斯牌減肥凝膠品和煮得很老的雞蛋，別的什麼都不吃，好歹把體重降了下來。同時我還連續剃了三次頭才被認為可以拍攝身份證用照。
最後到了11月份，我接到了試用期任命書，起薪為10869美元。我總算搬出了那套令人沮喪的無窗地下室公寓。倘若我當時就知道，我在調查局的大半職業生涯將在另一間無窗地下室裡度過，而追蹤的是更加令人沮喪的案子，真不知我那時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