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根據《城市生活體驗》一書拍攝了影片《城市和自我》，他的製片經驗讓他看到科學方法有一些限制。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製作影片已經開始進駐米爾格拉姆興趣和活動的舞台中心。
為了製作《醫療中心》特集，米爾格拉姆在好萊塢待了一段時間，好萊塢製作團隊的效率和管理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這不由得讓他產生了親自製作電影的念頭，而他的運氣真是好得出奇。從西海岸回到大學幾個月之後，哈里·弗洛姆走進了他的辦公室。身材矮胖的弗洛姆是一名紀錄片導演，說話隱約帶著點東歐口音。他畢業於羅馬尼亞電影大學（Film University in Romania），後來移民到以色列，在以色列電影聯合會（Israel Film Union）的資助下來到美國。在美國拍攝了數部紀錄片之後，他開始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為此他來到研究中心咨詢這裡的心理學博士事宜，並被介紹給了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是在米爾格拉姆的辦公室，彼此相談甚歡，聊了好幾個小時。米爾格拉姆對弗洛姆電影製作的背景十分感興趣。此外，弗洛姆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遭到納粹的迫害，這也讓兩個人有了很多共同語言。1970年的秋天，弗洛姆開始在研究中心讀社會心理學博士。在拜讀了米爾格拉姆的《城市生活體驗》之後，他建議米爾格拉姆根據這本書拍一部電影。
兩個人合作的成果就是紀錄片《城市和自我》。該片於1972年完成，少得可憐的拍片預算是米爾格拉姆東拼西湊弄來的。之所以能用如此低的預算拍出一部電影，主要是因為電影的編輯工作由弗洛姆的妻子納查親自操刀，節省了很大一部分的開支。她在一家知名的電影製作公司擔任助理編輯，主要工作是製作廣告片。公司老闆允許她在夜晚免費使用公司的尖端編輯設備做“私活兒”。
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米爾格拉姆《城市生活體驗》一書的影像版本，其中既有自然發生的場景，也有設計好的實驗場景。影片展示了都市人經歷刺激超載的各種表現：在紐約繁忙的人行道上，一大摞紙從一個男人手中滑落，他手忙腳亂地撿拾四處散落的紙張，卻沒人幫助他。在14大街的折扣店門前，一名扒手匆忙將室外櫃檯上擺著的鞋塞進購物袋。很多行人看到了，卻沒有人試圖阻止這種偷竊行為。一名年輕人在城市裡的公寓樓中挨家敲門，請求使用電話和附近的朋友聯繫，因為他忘記了朋友的地址。居民們大多置之不理，最多也只是通過門上那個小小的觀視窗與他交談，不肯讓年輕人進門。
電影中也呈現了城市中愉快的一面，體現了米爾格拉姆對紐約矛盾的情感。街頭藝術家在鋼鼓上敲擊巴赫的協奏曲；兩棟辦公樓之間的狹窄空地上有一個小花園，中間有一個可愛的人工小瀑布。
《城市和自我》除了具有科學意義和教育意義之外，還獲得了藝術界的肯定，在紐約國際電影電視節上獲銀獎，並被選中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唐乃爾圖書館（Donnell Library）中展出。電影在商業上也獲得了成功，很多大學購買這部電影用於教學。
將目光轉向歐洲
1971年9月，米爾格拉姆向古根海姆基金會（Guggenheim Fellowship）提出申請，進行歐洲城市心理地圖的研究。當時他有兩個備選城市：倫敦和巴黎，但沒有確定該選擇哪一個。他和薩莎一方面覺得倫敦生活比較便利，但又覺得巴黎可以讓孩子們有機會學法語。申請於1972年3月獲得批准，他們決定去巴黎。這應該算是大家意料之中的決定，畢竟他對巴黎始終情有獨鍾。
米爾格拉姆希望深入研究城市認知地圖問題，這種願望是發自內心的，因為這個研究可以同時滿足他在跨文化比較研究和城市心理地圖兩方面的興趣。在進行了周密計劃後，他決定在第二年開始他的歐洲之旅，也就是1973—1974年。因為在紐約城市大學任職的時間將滿7年，按照規定，他可以享受一年的年假。通常，如果教師休一學期的年假，大學支付全額薪水，休一年則是半年薪水。米爾格拉姆當時的年薪是32 000美元，而古德海姆基金提供的研究經費是15 000美元。如果將研究推遲到第二年，薪水加上研究費，可以避免資金緊張。但是，他去歐洲還有著其他一些學術之外的理由。
首先，他感覺有必要停下來喘口氣。自1960年在耶魯開始教師生涯到1971—1972學年，他已經馬不停蹄地講了12年的課。當年在耶魯和哈佛工作的時間都不長，因此他從未享受過年假的待遇。此外，1971—1972學年格外忙碌，令他身心疲憊。除了正常的授課和委員會工作之外，每天還有大量的瑣碎工作：與學生們進行地鐵研究，完成電視研究，準備撰寫提交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報告，還要組織城市行為的跨學科會議。此外，從1972年1月起，他開始與哈里·弗洛姆共同製作《城市和自我》。
其次，他從1963年起有了將服從研究寫成一本書的念頭，為此會經常寫下一些關於這本書的點子，但一直拖到1969年下半年才真正動筆。與此同時，繁忙的工作佔去了他絕大多數的工作時間，書籍出版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他希望能暫時從工作中抽離出來專心著書。
還在哈佛的時候，哈珀羅出版社的編輯弗吉尼婭·希魯（Virginia Hilu）就曾與他接洽，希望能出版一本關於服從研究的書。但當時米爾格拉姆手頭有一個沉重的寫作任務，直到1969年，他才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書上。1969年9月，他與哈珀羅公司簽了出版協議，在把協議寄回出版社的同時，他還附上了第2章的草稿。雙方協商後同意，書的前言部分就使用他在名不見經傳的英國期刊《偏見形式》（Patterns of Prejudic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弗吉尼婭在11月5日寫了一封鼓舞人心的回信：“看完第2章，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第3章，您出色的語言能力讓這一章更加生動、更加震撼了。”
協議規定的截稿日期是1970年9月。簽約後幾個月過去了，米爾格拉姆一直沒有動靜。7月21日，希魯寫信詢問書的進展情況。出版社的每個人都樂觀地相信，米爾格拉姆的沉默代表著他正在伏案埋頭工作，收到書稿指日可待。1970年8月13日，米爾格拉姆終於把一個章節的草稿寄給了出版社，並承諾很快寄去另一章。希魯對這個速度很不滿意，她在信中希望米爾格拉姆能有個明確答覆：“您的書稿呢？出版社正在安排1971年的出版計劃，我一直希望您的書能夠成為春季出版目錄中的大作品。”為了趕上1971年的出版計劃，她需要在1971年1月1日前拿到全部稿件。
但希魯幾個月來的催促並沒有奏效。米爾格拉姆在1971年4月初才將整部書的草稿寄給出版社，並表示還需要進行大量的修改。希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對草稿給出了一些反饋。1971年9月17日，他將修改過的前8章寄給希魯，“期待希魯能對書稿進行錦上添花的潤色”。面對著剩下的章節，他一定已經意識到，這本書還需要大量的工作，他有必要從日常的學術工作中脫身，全力寫書，確保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任務。為此，他決定向古根海姆基金會遞交研究經費申請。由於申請截止日期是10月1日，他在9月30日親自將申請書送到基金會位於公園大街的辦公室。事實上，他在巴黎做的第一件事情並不是申請中提到的巴黎心理地圖，而是寫書。
最後，正如他對薩莎和密友們所說，他需要離開一段時間，因為他現在正在經歷中年危機。他在寫給保羅·霍蘭德的信中說：“我快40歲了，巔峰時刻已經過去，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最好地利用未來所剩無幾的歲月？”他從未和薩莎提及中年危機的具體原因。薩莎認為，他在回顧過往歲月時，一定是感到了某種失落。儘管獲得了令人羨慕的成就，但生活卻並非真正如他所願。一直以來，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他都能成功克服。但當年未能在哈佛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未能在一所著名學府任職，始終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自從來到紐約城市大學的研究生中心，也沒有哪家著名大學向他伸來橄欖枝，這個理想在未來實現的機會也特別渺茫。
此外，政治因素越來越多地影響著他的學術生活，平添了幾許煩惱。他在政治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強烈反對越南戰爭，支持核裁軍。但在平權運動的問題上，他的觀點就顯得比較保守了。1971年10月26日寫給利昂·曼恩的信中，他說：“研究中心的情況有些進展和變化。但有個大問題：在校園裡到底是學術標準重要，還是政治壓力重要？政府要求在招收學生的時候考慮種族問題，我們在評估黑人學生時已經對招收標準進行了修改。但是如果這種行為走得太遠，可能會對我們這個專業的品質產生嚴重影響，如果出現這種現象，我就離開這兒。”現在正是他可以換換心情喘口氣的時候了。
米爾格拉姆的法國之行始於1972年夏天。薩莎和孩子們先在7月12日飛往巴黎，在雷姆撒大街（Rue de Rémusat）租了一間舒適的兩室小公寓。兩個臥室都位於公寓的北側，正對著一個室內庭園，會客廳在南側，下面就是馬路。馬路兩旁各種著三排樹，鬱鬱蔥蔥的景觀讓人感覺好像住在樹屋裡。
米爾格拉姆不能同行，因為在離開紐約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薩莎離開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寫信給家人：“沒有你們在身邊感覺特別孤獨，真想念你們。”兩天之後，他又寫了一封信：“這公寓只是個空蕩蕩的大房子而已，裡面迴響著的只有孤獨。我多盼望離開，飛到巴黎和你們在一起……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感覺和這種孤獨感對比太強烈了。”一個星期之後的7月19日，他也飛往了巴黎。
8月的巴黎炎熱難耐，很多人都選擇出城度假，整個城市顯得空蕩蕩的。米爾格拉姆也不喜歡這個季節的巴黎，帶著一家人加入了“出巴黎”的隊伍。他們一家子在法屬摩洛哥的家庭式地中海度假村中享受了兩星期的悠閒時光。新學期開始之後，薩莎把孩子們送到潘興宮學校上學。這所美式學校距離他們的公寓只有幾個街區遠。米歇爾讀三年級，馬克讀一年級。孩子們每天都有法語課，但學校內的日常交流都用英語。學校的制服是綠色的夾克，胸前繡著學校的標誌。米爾格拉姆在信中對霍蘭德說：“這一切非常‘不猶太’，但是我喜歡。”
夏去秋來，巴黎進入了最迷人的時節。按理說，逃開了42大街的繁忙，身處美麗的巴黎，米爾格拉姆應該可以擺脫一切煩惱了，但事實並非如此。1972年10月23日，他寫信給霍蘭德說他莫名其妙地感覺“十分低落”，也許是因為他正在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存在主義的審視”，或者只是因為患上了輕微流感。當時，霍蘭德即將出版一本關於美蘇關係的書，他在信中對此表示了祝賀，又開玩笑說：“由於你的書裡沒有充分體現政府的‘緩和’精神，很自然，你將會被驅逐出境。”他在信中還希望未來的一年裡能看到自己的書也付諸出版，希望能盡快告訴霍蘭德這個好消息。幾個月後，他終於開始動筆了。
1973年1月13日，他飛往紐約處理一些事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哈珀羅出版社商量書的問題。弗吉尼婭·希魯告訴他，如果他能在2月1日之前截稿，就可以趕在9月出版。儘管書稿一拖再拖，但是希魯一直很有耐心地等待著。米爾格拉姆也非常希望能實現她的這個計劃。
當時，整本書的書稿已經完成，他來紐約就是為了把書稿交給出版社，一起進行最終定稿工作，完成腳注，列出參考書目，加入各種圖表和照片等。他提供了一些上乘的素描作為書中的插圖，那是他的學生朱迪斯·沃特斯的作品。在定稿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書的結尾比較薄弱，需要重寫。此外，希魯還讓米爾格拉姆寫一篇序言。他用了幾天的時間完成了這些任務。1月24日，這本書終於可以出版了。他寫信給薩莎說：“希魯是一個波利·安娜(15)式的好人，對這本書有著特別強烈的信心。”
他同時還有另一個寫作任務，為學術出版社寫一本書，主題是他所做的電視研究。這本書與R．蘭斯·肖特蘭德合著，名為《電視和反社會行為的現場實驗》，於1973年夏天出版。他這次回紐約也是要與學術出版社協商這本書的潤色工作，編輯要求他重新寫序言並且提供一些照片。
他回紐約的第三個任務是與哈里·弗洛姆一起與時代生活電影公司（Time-Life）簽訂代理協議，授權該公司為電影《城市和自我》的代理商。米爾格拉姆製作電影的熱情高漲。《城市和自我》面世幾年後，哈珀羅出版社與米爾格拉姆和哈里·弗洛姆簽訂了一份電影製作合同，製作4部不同社會心理學主題的教學電影。兩個人甚至還雇了一名經紀人，試圖將《城市和自我》賣給電視公司，只是沒能如願。
儘管日程繁忙，他依舊堅持每天寫一封家書，字裡行間盡顯他的暖暖愛意。儘管夫妻二人只是短暫分離，對彼此的思念卻依舊強烈。1月24日，他寫信給家人表達著他的愛：“我多麼喜歡薩莎陪在身邊！且不說她的吻或其他的事情。我的生活忙忙碌碌，事情進展得也很順利，但是我在這裡的生活圈子卻十分狹小……我的愛，擁抱你們，親吻你們。愛你們的米爾格拉姆。”同一天，薩莎寫信給米爾格拉姆：“如果你能在2月2日如期完成工作，那就意味著再過一個多星期就可以見到你了……渴望著早日再見，孩子們思念你……愛你，吻你，薩莎。”
紐約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處理一些公事，因此米爾格拉姆只身前往。這算是一個特例，因為他們在法國的這一年中，每次出國基本上都是拖家帶口。1972年去倫敦過感恩節，接下來的春天去意大利，最遠的目的地就是以色列。位於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溝通學院（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是研究大眾溝通的著名學府。1972年12月中旬，該院的艾利休·卡茨（Elihu Katz）邀請米爾格拉姆就剛剛結束的電視研究來校演講。
米爾格拉姆接受了邀請，但希望能將其他的個人研究成果也納入演講內容。在這兩星期中，米爾格拉姆向溝通學院以及希伯來大學心理系的同人們進行了6次演講。除了電視研究之外，他還簡要介紹了服從研究和社會心理學中的實驗方法。演講間歇，米爾格拉姆一家人在以色列各地觀光，包括海法、尼坦雅、特拉維夫、耶利哥和死海等，還造訪了位於沙費德的藝術家聚居地，攀登馬薩大山。這是一次愉快盡興的旅行。離開以色列前，希伯來大學院長向米爾格拉姆提供了學校中一個終身教授的職位，邀請他加入該校。他對此非常高興，但在進行了慎重的思考後還是婉言謝絕了。
服從實驗的出版事宜塵埃落定，米爾格拉姆終於實現了長久以來的最大心願。他於1月回到了法國，在拖延了5個多月之後終於可以正式開始巴黎認知地圖的研究了。1973年3月13日，他寫信給保羅·霍蘭德說，他把之前的時間都放在兩部書上了，心理地圖的研究剛剛開始。但事實證明他對心理地圖研究的發展有些過於樂觀了。研究經費開始捉襟見肘，到了4月，第一步的訪談工作還沒有開始。
他為此深感焦慮。這項研究必須完成，否則他將無顏面對古根海姆基金會。但是巴黎的生活成本很高，基金會提供的1.5萬美元只夠勉強支付他們的日常生活開銷。雪上加霜的是，美元又開始貶值。古根海姆基金會為此做了一些補償，追加了一些後續資金，但也只是杯水車薪。他和薩莎不得不節衣縮食應對未來幾個月的生活。
山窮水盡之時，巴黎高等實驗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社會心理學實驗室主任賽奇·莫斯科維奇（Serge Moscovici）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莫斯科維奇也是一名社會心理學家，是米爾格拉姆的好朋友，他主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室是政府資助的一個研究中心。他出生於羅馬尼亞，1941年1月，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納粹集團鐵十字組織殘忍地殺害了數百名猶太人。莫斯科維奇僥倖活了下來，但被關進一個勞改集中營中出苦力，一直熬到1944年8月蘇聯解放羅馬尼亞才逃離苦海。1948年，他想方設法來到法國，並在巴黎大學獲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
米爾格拉姆和莫斯科維奇的初次見面是在1963年的耶魯。莫斯科維奇當時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任期接近尾聲時與米爾格拉姆相識。在交談過程中，兩個人都非常欣賞彼此學術上的觀點，這是他們畢生友誼的基礎，此外，他們也都是喜歡打破習俗的人。
莫斯科維奇的研究方向也是從眾，但對當時盛行的實驗方法進行了挑戰。他認為，大多數從眾研究只關注群體如何影響個人，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莫斯科維奇的研究顯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這種影響也會逆轉過來，個人也可以影響群體，讓群體接受他的觀點。莫斯科維奇相信，群體力量的來源只是因為“數量”大。他的論證顯示，少數派可以通過他們的行為風格說服多數人，這種人通常都具有強大的內心力量，會鍥而不捨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絕不動搖。
亨利·方達曾主演過一部引人入勝的電影《12怒漢》（Twelve Angry Men），就生動展示了個體影響群體的過程。方達在影片中扮演陪審團的一名成員，他們將決定一個少年的命運，這位少年被指控用刀殺死了自己的父親。最初的投票顯示，所有的陪審員都打算定他“有罪”，但這是一個十分草率的決定，因為陪審團之前根本沒有對這個案子進行過認真討論，只有亨利·方達對此提出了異議。他頑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有理有據地與每一位陪審員辯論，改變了所有陪審員的態度。最終，陪審團一致裁定少年“無罪”。
20世紀80年代末期，社會心理學更像是一門“北美學科”。大約有90%的業內人士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莫斯科維奇是最早一批加入北美主流社會心理學界的歐洲專家。在很多美國的社會心理學教材中，都能看到他在少數人影響力方面的觀點。
米爾格拉姆和莫斯科維奇的通信往來並不頻繁，但是對彼此都有著一種惺惺相惜的感情，經常會不遺餘力地主動給予對方幫助。
莫斯科維奇認為米爾格拉姆在服從方面的研究特別重要，是一個具有長遠價值的重要成果。實驗選擇的時機尤其讓他佩服。在他看來，服從實驗不僅與他經歷的納粹恐懼有關，還可以引申到另一場戰爭。1954年，法屬阿爾及利亞爆發了獨立戰爭，這場漫長而血腥的戰爭一直打到1962年戴高樂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為止。他在信中對米爾格拉姆說：“納粹發明的那些方法已經在整個歐洲蔓延開來，這是十分危險的現象。”
米爾格拉姆在回信中曾說，他可能會在幾年的時間內去法國複製服從實驗。他還回憶起兩個人當年在紐黑文那些愉快的交談，這些交談涉及領域廣泛。這不由讓他忽然冒出了一個靈感，也許他們可以合作出一本社會心理學的評論，同時在英國和法國出版。“可以給瑞典皇家科學院送去一本瑞典語版本的譯文，沒準還能獲諾貝爾獎。”
兩人相識後不久，莫斯科維奇就開始尋找法國的專業期刊雜誌社，希望能發表米爾格拉姆的服從論文，甚至還將米爾格拉姆的英語原文翻譯成了法語。後來，米爾格拉姆將他和學生們一起做的服從預備實驗報告翻譯成法語寄給了他。莫斯科維奇將其投稿至月刊《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
米爾格拉姆對這個刊物全無概念。事實上，這是法國最具影響力、發行量最高的刊物之一，刊物創始人和主編是大名鼎鼎的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和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他們對刊登的文章精挑細選，絕大多數稿件都出自最德高望重的名家之筆。如果米爾格拉姆能出現在這本期刊中，必會在法國的學術界樹立自己的威望。但是雜誌社拒絕了這篇文章，理由是實驗方法和結果都太過駭人。1973年，通過莫斯科維奇，米爾格拉姆與卡曼-萊維出版社（Calmann-Levy）接洽，最終出版了服從研究的法國版本。
同樣，米爾格拉姆也為莫斯科維奇的事業提供了大量幫助。1973年，他以莫斯科維奇的名義，將他的一篇關於社會影響力的論文提交美國科學促進會，參加該會的年度社會心理學獎的評選，但是這個努力最終完全失敗了，部分原因是，米爾格拉姆為了滿足字數方面的規定，將文章的長度縮短了一半，影響了文章的效果。1976年和1982年，為了在美國出版莫斯科維奇的兩本書，米爾格拉姆不斷與美國出版商聯繫，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畫出巴黎人的心理地圖
1972年7月，就在米爾格拉姆飛往巴黎前的一個星期，他寫信給莫斯科維奇，講述了他未來一年研究巴黎心理地圖的計劃，並詢問莫斯科維奇的研究機構能否為他提供一個研究場地。莫斯科維奇自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好朋友的這個請求，但是，他對米爾格拉姆最大的幫助還是在1973年的春天，當米爾格拉姆陷入經濟困境的時候。
為了幫助米爾格拉姆渡過難關，順利完成心理地圖的研究，莫斯科維奇寫信給法國政府科技研究部門的主任，申請一筆35 000法郎的緊急資助，幫助米爾格拉姆完成“城市空間的心理呈現”研究，按1973年兌換率約合8 000美元。這筆錢主要用於訪談300名巴黎被試，然後進行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莫斯科維奇在申請中特別提到，社會心理學實驗室的項目主任丹尼斯·霍德萊特（Denise Jodelet）將協助完成該項目。這是一封十分具有說服力的申請信，莫斯科維奇在申請中褒獎了這個研究的科學性和原創性，他還強調，該研究可以刺激一個新學科，即環境心理學的發展，具有重大價值。莫斯科維奇助友心切，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例如，承諾可在夏末提交研究報告。
這封信終於幫助米爾格拉姆獲得了一筆額外的經費，研究得以為續。他用這筆錢雇了一家調查研究公司，對居民進行訪談。由於他在法國所剩的時間不多，來自外界的協助是加快研究速度所必需的。
巴黎心理地圖研究
巴黎心理地圖的研究建立在紐約心理地圖研究的基礎之上。但是細節更加豐富。兩者都採用了“場景取樣”方法，向幾組法國被試展示法國40個城市中的若干照片，要求他們對這些場景進行定位。但是，米爾格拉姆還加入了一些新方法，可以更好地掌握巴黎人心目中的巴黎形象，並將其表現出來。
這個實驗表面的目的其實就是巴黎本地人和外地人是否熟悉城市中一些鮮為人知的地方。比如，多少非巴黎人知道聖馬丁門（Porte St. Martin）或者阿勒吉亞教堂（Eglise dʼAlesia）？結果顯示，有67%和54%的人分別認出了這兩個場景。但這個實驗的真正意義除了探求人們對巴黎的熟悉程度以外，最重要的還是實驗方法的獨創性。其中最具創新之舉，就是在巴黎的20個行政區中根據各區的人口比例選擇218名被試。實驗人員要求他們每人憑感覺畫一張巴黎的地圖。這些畫並非是一張簡單的旅遊圖，而是反映了這個城市在每個人心中獨特的形象。
接下來，研究人員會對這些地圖一張一張地進行定性分析。米爾格拉姆認為，“各部分在圖畫中出現的先後順序，包括被試所強調的部分及其變形的方式，可以顯示出畫圖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關注點”。米爾格拉姆分析了一位來自第11區的屠夫所畫的地圖（見圖8-1）。
圖8-1 一位巴黎市民的心理地圖
乍看上去，這個地圖令人感到迷惑。但是仔細研究，我們就能感受到他生活中的各個組成部分。他將自己生活的那個區也畫進了地圖，這是很多被試沒有做到的一點。他也沒有忘記拉維萊特（La Villette），那裡是巴黎主要的牲畜飼養場和屠宰場。我們可以想像他去凡爾賽展覽中心（Porte de Versailles）的大博覽會，看那裡展示的各種肉類切割設備、摩托車，也許還有汽車。法國大革命中的重要地點聖安東尼區（Faubourg St. Antoine）被他安置在塞納河的左岸，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它的確屬於那裡。
這張圖最讓我們感到困惑的一點，就是他將塞納河曲折的方向倒轉了過來。河岸附近的地點也跟現實完全不一樣，比如星形廣場（Etoile）、廣播電台大樓（Maison de la Radio）和聖克勞德（Porte de St. Cloud）等。但是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些地點在現實中的地理位置，就會發現它們的排列方式其實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拓撲序列。
但米爾格拉姆也意識到，真正的巴黎心理地圖應該呈現大多數人心中的巴黎圖像，而不只是反映少數人的感受。為了勾畫出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巴黎心理地圖，米爾格拉姆從地圖定性分析轉為定量分析。
他將所有被試畫的地圖綜合在一起，製作了一個整體的城市認知地圖。米爾格拉姆認為，地圖中各個部分出現的先後順序也很重要。這顯示了在畫地圖的時候，哪些地方最先出現在被試的腦海裡，這些地方也就是城市最重要的特徵。因此，在被試畫圖的時候，米爾格拉姆要求他們標出圖上每個部分繪製的先後順序。例如那位屠夫的地圖，上面顯示出他第一筆畫出來的是這個城市的邊界，接下來是塞納河。通過統計某一地理位置在地圖中出現的順序，以及哪些部分出現的次數最頻繁，米爾格拉姆就能精確計量出，巴黎人心中的心理地圖具有哪些特徵。
巴黎人第一筆畫出塞納河的比例最高，接下來是巴黎聖母院和西岱島。米爾格拉姆認為這種順序是很合乎情理的，因為這些部分是“巴黎”這個概念的核心。西岱島是巴黎的誕生地，巴黎聖母院早在800多年前就已經矗立在那裡了。在這些地圖中，各部分出現的先後順序再現了歷史。此外，有一些地點普遍代表了巴黎人心中的“巴黎”，以下結果就能證明這一點：所有被試畫出的地點加起來一共是4 123個，儘管這個數字看上去很龐大，但有一半都集中在巴黎的6個地點上。
最後，米爾格拉姆問了這些巴黎居民一些問題，進一步探索巴黎人對這座城市真正的知覺。一個問題是：假如你將在巴黎和一位從未謀面的陌生人見面，你們只知道具體的見面時間，不知道見面的地點，那麼，你認為在巴黎的哪個地方最有可能遇到他？
有些人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或者是認為它很愚蠢，不合邏輯，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有188名被試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中有50%都集中在6個地方，埃菲爾鐵塔高居榜首。米爾格拉姆認為，這個發現顯示出，人們對這個城市的某些認知可能是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這種無聲的認知可能是很多人的共性。
總而言之，米爾格拉姆在紐約和巴黎進行地圖實驗的主要目的就是將“居民心中的城市”這個問題具體化。但是，他在這兩個城市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紐約設計了一個客觀的“場景取樣”方法。而在巴黎，為了將巴黎在人們心中的心理形象視覺化，他通過畫地圖的方法來表達個人對城市的看法。與場景採樣方法相比，手繪地圖有一個重要的優勢，那就是可以將城市中各個地點在個人心中的位置和實際地理位置進行比較。米爾格拉姆表示，以這種方式製作心理地圖的價值在於：
（心理地圖）可以用一種言語無法表達的方式處理城市中的空間符號。能在不改變城市空間實際位置的前提下，展示城市空間如何被編碼、被扭曲，然後被有選擇地呈現出來。城市映像不僅僅是我們必須承受的精神負擔，也是生活在高度多樣化的複雜環境中時必然的伴生物……這些地圖不僅是個人的產物，也是社會因素的產物，具有集體呈現的特徵。文化推廣了知識和信仰，這些地圖就是知識和信仰的符號形態。
服從實驗終極總結
米爾格拉姆一家在巴黎度過了特別美好的一年，歸期將至，一家人都對巴黎戀戀不捨。1967年從坎布裡奇搬到紐約時，薩莎和米爾格拉姆就曾對兩個地方進行了比較，而這一次，紐約又不幸地被拿來和巴黎比較。
8月24日，一家四口飛回了紐約。一個月以後，米爾格拉姆寫信給莫斯科維奇，感謝他在巴黎心理地圖研究過程中提供的幫助，沒有他的拔刀相助，這個研究恐難完成。他還在信中提到難以重新適應紐約的生活：“買食物的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地將價格換算成法郎。我想，這種強迫症恐怕要幾個星期才能消失……”不過，有個好消息令他心情大為愉快，他的書即將出版。米爾格拉姆很好奇書面世之後會引起怎樣的反響。“這本書很可能會面臨巨大的爭議。”他在信中對莫斯科維奇說，“但我想，那總比徹底被忽視要好得多。當然，如果能受到廣泛認可就最好了。”
米爾格拉姆將修改完的書稿交給了哈珀羅出版社，與希魯一起修改了原稿中鬆散的結尾，出版工作已箭在弦上了。不久，出版社將修改過的完整書稿寄給他進行確認。但是他沮喪地發現，編輯在未和他協商的情況下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動。原稿中的某些部分使用了現在時態，他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事件的即時性。但編輯將其全部改成了過去時態。米爾格拉姆很惱火，他認為敘事部分是整本書的框架，使用現在時會令文體更具特色，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會有一種栩栩如生的感受。他不得不將這些改動一一復原，重新換成現在時態，這著實是一件單調乏味的工作。
此外，他對出版商設計的封面也十分不中意。薩莎記得，封底的顏色是“嘔吐物般的綠色”。一根帶刺的電線橫穿過封面，帶著一種赤裸裸的攻擊性。最終，在米爾格拉姆的堅持下，出版社採用了整潔大方的封面設計：黑色背景，黃色和白色的文字，作者姓名下面用亮橘紅色的線條加以突出。目前該書的美國版本仍然沿用了這個設計。
這些細碎的修改並沒有太影響出版工作，6月校樣完畢，11月就已經結束了印刷工作。但是為了避開聖誕節前的出書潮，該書的正式出版時間是1974年1月。在之前的1973年12月，《哈珀斯》雜誌（Haper’s）刊登了一篇名為《服從的危險》（The Perils of Obedience）的介紹，濃縮了這本書中的精華。文章作者是在雜誌社工作的泰勒·布蘭奇（Taylor Branch），後來成為著名的作家和史學家。
5月，英國版本面世，法國、德國、荷蘭的版本也在這一年相繼推出。最終，除了英語之外，這本書共出版了8種語言的版本，分別是：西班牙語、瑞典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印度尼西亞語、日語和丹麥語。
從米爾格拉姆第一次產生寫書的念頭到最終出版花去了整整10年。過程之所以如此漫長，有下面幾個原因。
首先，寫作對於米爾格拉姆而言並非易事。真正讓他興奮的是想出一個研究新點子，設計出巧妙的實驗方法，然後付諸行動。寫書並非他的興趣所在。此外，在回憶實驗細節時需要進行理論整合，這也不是他的強項。
其次，米爾格拉姆是一個十分愛家的男人。服從實驗結束後的幾年中，米歇爾和馬克相繼出生，米爾格拉姆的夜晚和週末都留給了家庭，這一點並未因孩子的成長而改變。他和薩莎經常領著孩子們去博物館和公園，每年去加勒比地區以及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度假，有時候還會去歐洲。
米爾格拉姆在父親這個“工作”上投入的精力與工作幾乎相當，堪稱是一位“富有創新精神”的父親。比如，有一年馬克參加一個夏令營，剛一到營地，他父親的信就已經在那裡等著了，米爾格拉姆希望借此聊以緩解兒子想家的心情。他還常常編出一些故事情節，製作家庭電影，馬克和米歇爾自然是永遠的主角。
他拍攝的一個名為《巴黎小鳥》（A Bird in Paris）的電影情節比較複雜。當時他們還在巴黎，按照計劃，電影中需要出現很多小鳥兒的鏡頭。馬克和米歇爾特地到露天市場買了一隻，但在拍攝過程中不小心飛走了。電影的情節變成了孩子們在巴黎追著小鳥四處跑。等到他們抓住了鳥之後，又覺得把它關在籠子裡太可憐。電影的末尾，孩子們把鳥兒帶到埃菲爾鐵塔的頂部準備放生。米爾格拉姆本來想多拍攝一些鏡頭，但是小鳥並不合作，孩子們手一鬆，就“倏”地一下子飛遠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買了一隻玩具小鳥錄製最後的鏡頭。
《服從實驗》推遲出書的第三個原因要歸結於另一個沉重的寫作任務。1964年3月19日，米爾格拉姆接到《社會心理學手冊》編輯加德納·林德茲（Gardner Lindzey）和埃利奧特·阿倫森的來信，請求他為《社會心理學手冊》第二版寫一個章節，主題是關於群體現象。
該手冊是社會心理學最重要的參考書籍。自1954年首次面世以來，每過15年都會出一個新版本。書中的每個章節都詳細討論了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主題，代表了學科的最高成就。能夠為手冊貢獻一個章節可謂是個莫大的榮譽，米爾格拉姆當然不會拒絕。但事實證明，這個看上去很美的任務佔去了米爾格拉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他不得不暫時放下服從實驗，將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此。直到1965年3月，他才向編輯寄去這個章節的概要，同年秋天才真正開始動筆。
他在哈佛的同事雷尼·科恩（Lane Conn）記得，米爾格拉姆開始的時候狀態特別不好：“他就像卡殼了一樣，無法將自己的思想付諸文字。我問他：‘你打算怎麼辦？’他走進辦公室，喝了點兒裸蓋菇素（一種從蘑菇中提煉出來的迷幻藥），然後說：‘你知道，我寫出來的90%的文字都將是些無聊的東西，只有10%有價值。’”他試圖靠藥物激發靈感和創造力。
儘管寫作過程並不順暢，但在1966年年末，他卻交出了一篇100多頁的宏篇精品。這一章最後一個小標題叫作“集體行為：群體和社會運動”。由他和訪問學者漢斯·托奇共同完成，為此，托奇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現在這個作品之中。
米爾格拉姆的寫作過程如此漫長，埃利奧特·阿倫森不得不委婉地催促他。比如在1966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
親愛的米爾格拉姆：
那麼……
此致
埃利奧特
米爾格拉姆在這篇傑出的作品中對群體行為的理論和研究進行了整合分析，這應該算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學術化的一部。阿倫森在看過稿件之後回信表示：“這是為手冊貢獻出的最令人興奮的章節之一……裡面的每一個字都讓我愛不釋手，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大的修改。”
《服從權威的實驗觀點》問世之時，服從實驗已經過去了整整12年。米爾格拉姆擔心，讀者會誤以為本書只是將以前發表的文章羅列在一起的論文集。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這本書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米爾格拉姆不僅詳細闡述了實驗，還對實驗以及由實驗引發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書中詳細描述了19個實驗情境，其中有一些實驗是首次披露。米爾格拉姆通過各種實驗數據駁斥了來自各界的批評意見，比如：被試的選擇不典型；被試服從是因為看透了這個騙局；實驗結果僅限於實驗室，不能在現實世界中推廣；研究不符合倫理等。心理學家鮑姆林德曾在《美國心理學家》中寫過一篇言辭激烈的批評，威爾士詩人和劇作家丹尼·阿布斯（Dannie Abse）也曾發表過一篇批評文章，還曾在服從實驗的啟發下，寫了一出名為《巴甫洛夫之狗》（The Dogs of Pavlov）的戲劇。米爾格拉姆當年曾對這些批評進行過公開的反駁。在這本書中，他把當年發表過的書面回應進行了重新整理，在倫理問題上進行了自我辯護。這本書中有一個特別的部分，記錄了10名被試在不同情境中的一些小插曲，幫助讀者瞭解他們在實驗中獨特的個人經歷。
此外，米爾格拉姆還將進化心理學理論和控制論相結合，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了服從理論，我們可以將其稱為一種管理科學或控制科學。
米爾格拉姆認為，權威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群體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更好地處理敵意環境。服從傾向是這種社會組織的一個前提，在進化的過程中，服從演變成了人類的天性。人們獨立行動的時候，內心中的破壞性衝動會受到意識的控制。但是，如果組織中的每名成員都遵循個人的正誤觀念，組織就無法以協作的方式高效運轉。因此，一個人一旦進入組織化模式，就必須放棄對自我的內在控制，將控制權交予組織的領導者，他的個人意識不再起作用。
在進入所謂的“代理狀態”（agentic state）之後，人們自主的機能模式就會轉變成組織化或系統化模式。代理狀態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狀態，進入這種狀態的個體會將個人責任交給合法的主管權威。米爾格拉姆認為，個體一旦接受了權威的合法性，就會接受權威對情境的解釋。因此，如果權威說另一個人應該受到懲罰，人們就會心甘情願成為這個權威的代理人，接受他對情境的評估。人們允許權威重新定義情境的含義，並將責任交給權威，這樣就能以一種人們平時認為會受到譴責的方式行事。人們不再關心這個行動在道德上是否正確，完全放棄了對權威的判斷，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是否正確執行了權威的命令。
米爾格拉姆這樣描述代理狀態：
一個社會情境中的人，如果主觀地將自己放在被更高階層管理的位置，就處於代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個體認為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是將自我定義為執行其他人意願的工具。
米爾格拉姆之前從未在任何專業期刊文章上談到這種進化控制理論，事實上，這番理論也是本書中最薄弱的環節。首先，不同實驗情境中的服從比例不同，米爾格拉姆的理論無法解釋這種差別。實驗情境之間雖然有差異，但延續的都是同樣的權威統治組織架構。如果按照他的理論推導，被試應該毫無例外地將自我的內在控制交給主試，不應該有任何差別。其次，米爾格拉姆的進化控制理論與代理狀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米爾格拉姆認為，破壞性服從需要先進入代理狀態，個體在這個狀態中不再對其行為負有責任，而是將這種責任交給合法權威。他認為這個過程是進化的需要，從這個角度無法推導出代理狀態是否正確。
事實上，關於代理狀態概念，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一個實驗問題：進入代理狀態是否是破壞性服從的必然先決條件？至於這個先決條件具體如何產生，為什麼產生，都是次要問題。
本書中有一些初次披露的實驗情境，其中一個情境中所有的被試都是女性。實驗結果與相對應的男性實驗服從比例相同，都為65%。儘管在服從比例上沒有性別差異，但是他發現，完全服從的女性要比完全服從的男性更加緊張。在每組實驗的末尾，被試都會用數值的形式標出在實驗中經歷的最大緊張度。結論顯示，女性自我判定的緊張指數要高於男性。
本書還首次披露了服從比例最高的一個實驗情境。在這個情境中，不知情的被試並不直接電擊學生，他只是這個行為的“同謀”，撥動開關的任務交給了一名“假被試”。被試自己只需要做一些輔助的動作即可。因此，他雖然對整個過程負有責任，但並不直接參與到懲罰學生這件事情之中。40名被試中，有37人（92.5%）堅持到了最後。這個意味深長的結果表明了一些令人憂慮的事實。米爾格拉姆這樣寫道：
在破壞性的官僚體系中，聰明的管理者會對他的手下進行安排，讓那些最無情、最麻木的人直接參與暴力。但大多數其他成員，無論男性和女性，只進行一些與真實暴行距離很遙遠的行為，因此他們很少因支持暴力而感到緊張不安。首先，合法權威對他們的這種行為進行了授權，其次，他們並沒有親手執行傷害受害者身體的野蠻行為，因此，他們會加倍地忽視在暴力行為中負有的責任。
米爾格拉姆在1961—1962年進行服從實驗的時候，並沒有一個總體的指導理論。“代理狀態”概念只是他在實驗後的推理。在那些系列實驗中，有一些實驗的設計目的是為一些具體問題尋找答案，比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四段距離系列。其目的是想瞭解，教師和學生之間不同的物理和情感距離如何影響被試的服從。本書首次披露的這9個實驗希望回答的是另一個服從問題。米爾格拉姆相信，被試顯示出來的破壞性行為是服從實驗權威的產物，而不是在釋放內心的攻擊性。他希望這些實驗能證明這一點。
事實上，服從和攻擊性之間是否存在聯繫，業內一直存在著爭議。有人認為被試的行為並不是服從，而是一種攻擊性。這種觀點基於弗洛伊德的一個理論。弗洛伊德認為，所有人心中都潛藏著破壞性衝動。儘管這種破壞性傾向強烈地需要被釋放出來，但通常都被我們壓制住了，因為釋放破壞性衝動不是社會認可的行為。將這種觀點套用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就可以這樣解釋被試的行為：在實驗室中，米爾格拉姆製造的氛圍是一種默許，那些平時被抑制的敵對衝動可以通過“傷害”學生而無所顧忌地釋放出來。換言之，被試並不厭惡主試要求他們做出的行為，正相反，那正是他們想要做的。
但米爾格拉姆與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有一個宏大的學術目標：試圖為人類行為尋找一個全能的終極理論，他在攻擊性上的觀點就是基於這個目標提出的。米爾格拉姆卻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此外，他對探索人類內在心理也不感興趣，他喜歡研究對人類行為產生巨大影響的外在社會力量。米爾格拉姆明白攻擊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他認為，決定被試行為的最重要因素並不是攻擊性，而是情境因素，即主試的命令。被試電擊學生也不是為了滿足破壞性衝動，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必須要服從破壞性權威的命令。他的幾個實驗變體為他的這個觀點提供了實驗支持。
在其中一個情境中，被試需要做的事情與其他實驗一樣：如果學生在單詞配對中出錯，就要對其進行電擊。但是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其他的實驗中，電擊的強度隨著錯誤出現的次數而逐級加強。但在這個實驗中，被試可以在30個強度中自由選擇。
如果破壞性衝動是被試施加電擊的根本原因，那麼據此推論，在這個實驗情境中，由於被試可以自主選擇，他們應該會不斷向學生施加高強度電擊。但事實上，幾乎所有被試都選擇了較低的電擊強度，在30個電擊強度檔位中，被試使用的平均強度檔位為3.6。米爾格拉姆這樣總結：“如果破壞性衝動真的需要被釋放出來，被試應該會選擇高強度電擊，為什麼他們沒有讓學生經受更大痛苦呢？無論在其他情境中引導被試使用最高強度電擊的理由是什麼，都不能將其解釋為個體內在的攻擊性，我們應該從服從命令過程中的行為改變來解釋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情境也支持了米爾格拉姆的這個觀點。這是所有實驗中設計最巧妙的一個。
在開始階段，實驗按照其他實驗模式一樣開展，學生每出一個錯誤，就要受到不斷增強的電擊。學生在75伏特時開始抱怨，隨著電擊強度加大，他的抱怨也越來越強烈。當被試開始用150伏特電擊學生時，主試說：實驗要結束了，因為學生的反抗越來越強烈，而且他還有心臟問題，不能再接受更多的電擊。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旁邊的房間傳來了學生的大聲抗議並且要求繼續，他說一位朋友最近參加了這個實驗，一直堅持到最後。如果現在就停止，將是對他男子氣概的侮辱。主試對學生重申，停止實驗是出自對學生健康的考慮。學生依舊堅持繼續實驗，說來到這裡就是為了“完成任務”，一定要完成。他不斷要求教師繼續。
蒙在鼓裡的被試面臨著一個困境，他該聽誰的？是要求繼續實驗的學生，還是準備結束實驗的主試。結果顯示，在這場心理鬥爭中，所有被試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儘管學生強烈要求，沒有一個人繼續這個電擊實驗。所有人都遵從了主試的要求，停止了實驗。
如果攻擊性是這裡的關鍵，被試肯定要繼續向學生施加電擊，連受害人自己都許可了這種破壞行為，還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沒有人繼續，被試的行為是受到了權威命令的控制，而不是一種惡意傾向，這個實驗很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每個人都關心的服從話題
這本書剛一面世就吸引了公眾的關注。關注的焦點就是那些令人震驚的實驗結果，其轟動效應就像1963年服從實驗論文首次發表一樣。但是這一次的影響範圍更廣泛。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將書中的大部分內容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出來，在1975年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角逐中，這本書殺入了決賽。BBC電視台的紀錄片節目《地平線》專門為米爾格拉姆和他的研究製作了一期節目，名為《遵命而為》（You Do as You are Told）。美國各種電視訪談節目和新聞節目爭相採訪和邀請他上節目，比如《今日》（Today）和《多納休》（Donahue）等。法國和英國的媒體上也出現了他的身影。
作為一本科學實驗書籍，《服從權威》在大眾報刊雜誌上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是特別罕見的，僅相關的英語評論就有60多篇，這些評論的態度褒貶不一，正如10多年前對他的那篇期刊論文的評價。《洛杉磯時報》的一篇評論寫道：“《服從權威》是我在20多年評論生涯中看到的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倫敦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則說：“米爾格拉姆教授似乎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深層社會意義。毫無疑問，很多評論人認可他的看法，但是我並不確定這一點。”
但是有一個評論卻因其強烈的攻擊性而顯得不同尋常。那是1974年1月13日的《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中的一篇重點評論。
這篇評論的首頁上畫著一些恐怖的超現實主義插圖，以電擊器為圖畫的核心。好像在提前警告讀者，將要評論的這本書內容凶險。這篇評論言語刻薄激烈，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教授史蒂文·馬庫斯（Steven Marcus）。儘管他同意這個實驗“令人感到特別刺激，沒準兒也很重要”，但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奸惡的小品”罷了，實驗目的就是為了顯示人心中最惡劣的東西。他批評這本書中的有些部分語氣好像說教，“語法錯誤百出”。他還挑出米爾格拉姆在理論解釋方面犯的錯誤，認為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理論根本就是謬論。事實上，有些書評人也認為這本書的理論部分比較薄弱，但是措辭比較婉轉。馬庫斯的字裡行間卻極盡譏諷嘲笑之能事，稱這些理論部分“總體而言就是個災難”，是“一個糟糕透頂的笑話”，不過是一些“空洞虛假的觀點”而已。
米爾格拉姆在參加著名脫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弗特（Dick Cavett）的電視節目時，卡弗特問起他對馬庫斯評論的看法。米爾格拉姆回答：“很顯然，從科學的角度來講，他並不是一名合格的書評人。因為作為一名英語教師，他並沒有指出哪些句子需要進行語法修改，這才是他的分內工作。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一篇嚴肅的評論。他只把目光放在一些瑣碎的細節上，沒有總結出從這些實驗和這種現象中能夠學習到什麼。”
儘管對米爾格拉姆和服從研究的批評不絕於耳，但是大部分書評的態度都比較溫和，這比較符合他當時的身份。畢竟他在學術領域中是受人尊重的嚴肅學者，在專業領域外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視。
1966年，就在他首次發表服從論文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心理協會的年會上被任命為人格和社會心理學部門的項目主任。1972年3月，他被提名參加社會問題心理學研究協會的委員資格選拔，該協會的目標是：運用社會科學知識處理社會問題。1977年，他受邀在一次精神病學研討會上做關於服從權威的報告。這個研討會上專家雲集，包括前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John Dean）。1976年到1980年之間，他在4次關於道德和研究的會議上做報告。1978年6月，耶路撒冷舉辦了一次關於心理壓力的國際會議，他在會上做了主要演講，題目是《公平社會中的服從問題》（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in a Just Society）。這都是對他學術成就的肯定。
有一次，哈佛考慮在社會心理學系增加一個終身教授職位，系主任R．鄧肯·魯斯（R. Duncan Luce）寫信給米爾格拉姆，徵詢他對5位候選人的意見：埃利奧特·阿倫森、艾倫·博西德（Ellen Berscheid）、裡德·黑斯蒂（Reid Hastie）、比伯·拉特納和李·羅斯（Lee Ross）。這5位候選人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出色人物。米爾格拉姆在回信中表示，他認為阿倫森是最佳人選，在信的結尾處，他還寫了一段對社會心理學的簡短評論，對選拔人才時的僵化標準進行了溫和的抨擊。
當今社會中，有很多人只是貼著“社會心理學”的標籤，研究的卻是不具社會性的內心現象。這雖然讓社會心理學領域更加活躍，但是也令其散亂無章。如果您能遇到一個人，既有強大的實驗和理論功底，又能準確表達出對這個領域的看法，那麼無論如何都要把他納入麾下，因為那就是我們這個學科迫切需要的知識分子。
頻頻的電視亮相和密集的書籍評論讓米爾格拉姆的曝光率倍增，他也算一個小有名氣的明星了，自然也像其他明星一樣收到了五花八門的來信，有的稀奇古怪，愚蠢之極，但也有中肯認真的信件。
有一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鎮的人喜歡收集簽名，他索要米爾格拉姆的簽名，加入其7 000個名人簽名的收藏之中。一位俄亥俄州坎通鎮的高中學生想以米爾格拉姆的研究為主題做一次演講，請求他的幫助。一位名為麥克斯·勒納（Max Lerner）的專欄作家請求轉載米爾格拉姆的一篇文章，但他所說的那篇“文章”當時還只是一個計劃，並沒有開始動筆。佛羅里達的一位大學生向他討教，詢問精神病專家R. D．萊因（R. D. Laing）的著作和他的服從研究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
搖滾明星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在讀過《服從權威》之後，打算以服從為主題寫首新歌，希望能將米爾格拉姆《服從》紀錄片音軌中的一些片段加在他的旋律中，還想把服從實驗中的一些照片放在專輯的內封套上。他對米爾格拉姆說，他不想批評服從實驗，他不是一個“打算用尖利的刀片攻擊您的朋克搖滾歌手”，但是米爾格拉姆拒絕了這個請求，他說這些資料只能用在學術用途上，不能用於娛樂行業。1981年，蓋布瑞爾的新專輯《因此》（So）中果真出現了一首以服從實驗為主題的歌《我們遵命而為》（We Do What We’re Told）。在這首輓歌般的作品中未能像他期待的那樣加入服從實驗的聲音片段。
在米爾格拉姆接到的信中，來自切斯特港的一位年輕母親在信中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請求。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詹姆斯剛剛過1歲生日。嬰兒剛出生的時候，父母收集了他誕生月份中出版的報紙和雜誌，還有一些暢銷書和熱門音樂專輯，作為送給新生兒的禮物。為了迎接他的第一個生日，父母想再送給他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禮物：收集世界名人的簽名，包括著名科學家、畫家、文學家等。她還希望能獲得米爾格拉姆的一張簽名照或者一篇手稿。米爾格拉姆在回信中對這個嬰兒說：
親愛的詹姆斯：
在《服從權威》的第208頁有一段關於兒童服從的分析，你意下如何？很快你就會瞭解到那些事情，就可以開始指揮你的父母了。
此致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這些形形色色的信件中，有一封的內容特別嚴肅，來自紐約北部一所精神病醫院的一名心理醫生。她有一名病人，是一個思維敏捷、身體健康的年輕男子，但他和他的兄弟正在經受二聯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16)的折磨，這種難以治癒的精神病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她在信中說，這位病人堅信，米爾格拉姆正在進行“衛星遙感控制研究”，而他就是被催眠的對象。他希望能被“釋放”出來，以便繼續正常的生活。醫生問病人，米爾格拉姆的親筆來信是否能有所幫助。病人很喜歡這個建議。心理醫生請求米爾格拉姆，是否能考慮寫一封信給這位病人，親口告訴他沒有捲入任何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也從未有過這種事情。米爾格拉姆很快就寫了回信，希望能對病人有所幫助。
電影是另一種心理學實驗
米爾格拉姆與哈里·弗洛姆合作製作了《城市和自我》之後，開始對電影製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服從研究的書大功告成之後，他終於有時間全力投入這個新興趣之中。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由於《城市和自我》在藝術上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哈珀羅出版社與他們二人簽署了4部教學電影的合同，以不同的社會心理學問題為主題。第一部《社會心理學之邀》（Invita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和第二部《從眾和獨立》（Conformity and Independence）完成於1975年，他在《社會心理學之邀》中還擔任旁白。1975年，這兩部教學電影連傳佳績，先在芝加哥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銀獎，接著在哥倫布電影節（Columbus Film Festival）上獲克裡斯銅獎（Chris Bronze Award）。1976年，他們又製作了《人類攻擊性》（Human Aggression）和《非語言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這些電影對概念以及各種學術發現的闡述歷久彌新，至今仍被很多大學用於課堂教學。
《社會心理學之邀》與其他三部電影一樣，採用了現實資料和實驗相結合的方法，展示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和發現。比如，通過一個實例“在大學食堂排隊的人群中，有人不小心弄灑了咖啡”，來演繹“行為者-觀察者”的歸因效果，即我們習慣於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環境，卻將他人的行為歸因於性格。比如，一名學生看到有人把咖啡弄灑了，就會說這個人很笨。但如果他自己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他會解釋說：“咖啡太燙了。”電影中還用戲劇化的手法展示了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攻擊性實驗：一個孩子目睹一名成年人用拳頭痛擊充氣的“出氣娃娃”。影片告訴我們，孩子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模仿了攻擊行為。
《從眾和獨立》將日常行為和研究結合起來以達到教學目的。比如，影片中有一段表現了戒煙組織的集會結束後，每位參與成員都有著不同的表現，以此揭示各種類型的社會影響力。這個場景剛開始，戒煙組織的領導結束了集會，最後他對在場的成員們說：下星期決定不抽煙的請舉手，他的這個倡議得到了所有人的響應。
接下來，鏡頭跟隨兩位成員走到室外。首先，一名女性參與者將一盒煙扔到了垃圾桶裡，表情十分堅決。她的這種行為就是赫伯特·凱爾曼所稱的“內化”（internalization）：如果一個新信念或新行為契合了個體的需要或價值觀，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並且一直堅持下去，甚至在離開群體獨自一人的時候依然不會動搖。但另一位男性參與者的行為則展示出一種膚淺的“順從”，即個體的行為改變只有在群體監督下才能堅持下去。當這位男性離開大樓之後，立刻點燃了一根煙，深深吸了一大口，來滿足在開會期間忍得難耐的煙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