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在紐約城市大學的時候，最苦惱的事莫過於向外面申請研究經費補助，不斷遭遇困難，因為實驗計劃的理論基礎薄弱而被拒絕。另外，他的心臟也開始出狀況，慢慢耗損他的體力和意志。
米爾格拉姆1967年踏進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大門的時候，打算最多在這裡待5年。但紐約城市大學對他的學術激勵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這裡最終成了他的學術歸宿，他在這裡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初來乍到之時，他對城市生活心理學的興趣剛剛萌芽，這所大學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讓這個萌芽盡情綻放，並將研究觸角延伸到紐約心理地圖。1967—1971年，他擔任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專業的組長，這個位置使他得以在教學過程中側重城市研究。也是在紐約城市大學，他在電影製作方面的興趣和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自從1965年在耶魯製作《服從》紀錄片起，他就喜歡上了電影製作，在紐約城市大學與哈里·弗洛姆的合作重新喚醒了他的這個興趣。
20世紀70年代中期，米爾格拉姆的荷包越來越鼓，經濟狀況好得讓他自己都感到詫異。這種富足生活有著如下幾個來源。一方面，紐約城市大學是美國教師工資最高的高校之一；另一方面，書和電影的版稅甚是豐厚，演講也帶來了很多外快。自從《服從權威》出版之後，他演講的出場費基本上都在每場1 000～2 000美元之間。弗洛姆回憶道：“對他而言那可是筆不小的數目，當然，對我而言也是。”米爾格拉姆的弟弟約爾記得：“這是一件令他特別驕傲的事情，我特別佩服他。通常而言，大學教授的收入最多只能算平平，很多人的收入都很微薄。”給他帶來豐厚收益的演講基本上都與服從實驗有關。米爾格拉姆一生參加過約140場演講和研討會，超過1/3都與服從實驗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1984年，服從實驗已經過去了22年，依舊有人邀請他進行這方面的演講。
在電影中探討實驗倫理
服從實驗給他帶來榮譽和金錢的同時，也成了他事業發展的絆腳石。他一直想甩開服從研究的影子。1976年，他在寫給一位兒時夥伴的信中說：“我1960年開始研究服從，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應該繼續前進……但是職業生涯將我帶進了一個蝸牛殼，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圍著一個點繞圈，蝸牛殼繞得越來越大，怎麼也走不出去。”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黑人種族平等運動。雖然米爾格拉姆所在的研究中心基本上沒有受到這些運動的影響，但也並非躲進小樓成一統。這裡的學生也和其他大學的學生一樣，要求提高社會參與度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對知識和學術方面的關注深刻影響了現代社會的發展。
但是米爾格拉姆並不打算將自己的聰明才智使用在這個方面。他認為，純學術研究才是最值得追逐的目標，哪怕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因此，他在這段波瀾起伏的運動中獨善其身，專注於學術世界。他研究攝影師與對象的關係，研究電視節目《偷拍》（Candid Camera）中所包含的社會心理學含義，研究行人右側通行規則，研究如果你向一個陌生人伸出手，他是否會與你握手等。哈里·弗洛姆說，那些尋求社會參與度的學生認為這些研究“看起來太小資產階級了”，米爾格拉姆並不受這些學生的歡迎。
在紐約城市大學最令他煩惱的事情還是研究經費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經常遇到障礙。對於一名學者而言，成功獲得研究贊助可是一件大事情。這筆資金不僅可以讓科學家實現自己的研究計劃，還涉及面子和自尊心的問題。獲得資助意味著申請人的研究價值得到認可，其效果等同於在業內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此外，這筆錢還可以實實在在地提升申請人在學校中的地位。
1977年3月29日，米爾格拉姆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遞交了一個數額比較大的經費申請。而在這之前的1969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電視研究上為他提供了26萬美元的贊助。1973年，他獲得法國政府資助，完成其在巴黎心理地圖方面的研究。之後他就沒有獲得任何外界的研究資助。只有在1975—1976年，研究中心為他提供了1萬美元的內部研究經費，進行了一個小型心理地圖研究。現在，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次加入研究經費的角逐之中。
這份申請提交給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社會倫理和價值部門。米爾格拉姆計劃製作三部教學電影，分別探討心理學、社會學和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米爾格拉姆在申請中表示，他製作電影的目的是“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詳細地向學生和從業人員闡述倫理問題的基本原理”。
除了這些書面原因之外，他還有一些不便道來的理由。這筆錢可以滿足他對電影的熊熊熱情，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幫他提高導演能力。在以往的電影製作中，導演工作都是弗洛姆的事情，他一直沒有機會過一把導演的癮。
此外，製作這些電影還有助於修復米爾格拉姆受創的自尊心。自從服從實驗問世以來，關於實驗倫理問題的批評始終沒有停止。此外，1957年未能通過哈佛的統計學考試也讓他耿耿於懷，那是他研究生課程中唯一一次不及格。20多年過去了，他對這件事情的介懷讓與他關係親密的同事和學生們甚感不解。當然，還有一個難以抹殺的沉重打擊，那就是哈佛拒絕了他的永久職位申請。
服從實驗招來的倫理指責讓米爾格拉姆很惱火，但令他生氣的原因並不是這些批評的內容。他明白在這個問題上有異議很正常，真正困擾他的原因是，他認為存在批評就意味著服從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失敗的。在他看來，整個研究過程沒有太多問題。研究首先提出了一個合理的問題：一個普通人在服從破壞性命令方面可以走多遠？然後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並在實驗中對被試進行心理保護。但評論界不斷質疑他的實驗方法，這就意味著這個實驗方法並沒有完全成功。現在，他希望通過電影的方式徹底平息那些針對他的倫理質疑，以扭轉頹勢。他計劃選擇一些被普遍認為是違反倫理、應該受到尖銳批判的實驗，在電影中將這些實驗和他的實驗進行比較。他希望通過這種同類對比，證明他的實驗並非違反倫理。
米爾格拉姆申請的電影製作經費共計263 994美元，拍攝週期為兩年半。這筆錢中的222 810美元為直接費用，41 184美元為支付給大學的“間接費用”或日常費用。
之前，他還曾提交過兩份電影申請，但是申請的資金額很小。與之相比，此次申請跨越的學科更廣，規模更大。1975年9月12日，他將第一份申請提交給美國電影學會，參加每年一度的獨立電影製作比賽的角逐。那一年共有43位幸運兒獲得了資助，他雖然未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但至少殺入了決賽。這個成績已經特別令人欽佩了，因為那一年的競爭激烈，共有1 047名參賽者。
接下來，米爾格拉姆向哈珀羅媒體公司提交了第二份申請。他和哈里·弗洛姆之前為公司製作的4部教學電影反響不錯，公司也曾表示希望製作更多的電影，但是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此次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中計劃拍攝的三部電影敘事背景相同。倫理審查委員舉行會議，對三個實驗的倫理問題進行評估。委員會主席在開場白中對委員們說：“此次會議將評估幾個實驗的倫理問題。如果委員會認為哪些實驗存在倫理問題，將投票表決這些實驗是否應該繼續，如果可以繼續，需要哪些改進。”委員會主席開始介紹第一個實驗，然後鏡頭一轉，開始對每個實驗進行影像重現。
米爾格拉姆在提交給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申請中，並沒有明確指出這三部電影中具體會討論哪些實驗。但從之前的那兩份小額申請中不難猜出答案，服從實驗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實驗肯定會具有如下的特徵：被試在實驗過程中經受了出乎意料的可怕痛苦，被認為存在嚴重的倫理問題。
存在倫理問題的實驗
米爾格拉姆可能選擇的第一個實驗發生在1961年。當時，一架準備降落的DC-9飛機上坐著一組新兵。忽然長官告訴他們，由於起落架故障，飛機即將墜毀。士兵們從飛機上可以看到地面跑道上趕來的救護車和消防車。軍官在飛機上匆忙地向士兵分發災難聯繫人表格，然後命令士兵雙手抱頭，將頭放在兩膝之間，保持這個姿勢，等待飛機墜毀，所有的士兵都陷入了極度恐懼之中。但這只是一個騙局。飛機著陸後，醫療人員收集了新兵的尿樣，研究身體對壓力的反應。
米爾格拉姆可能選擇的第二個實驗是1964年加拿大研究人員做的實驗室實驗。實驗人員招來一批嗜酒男性被試，謊稱實驗目的是為了尋找治療酒精上癮的可行辦法。但是令這些被試沒有想到的是，研究人員在實驗過程中向他們體內注射了琥珀膽鹼，造成被試呼吸暫停，時間從90秒到130秒不等。實驗結束後，所有的被試都表示，他們以為自己死了。一名被試說，他的感受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次經歷一樣。當時他是轟炸機上的機尾射手，在一次突襲任務中，他們的飛機水平低飛過德國一個城市的上空，隨時可能被地面的德國軍隊擊落。那是一段特別緊張痛苦的記憶。但他認為，相比之下，呼吸中斷實驗更加讓人痛苦。
米爾格拉姆在制訂這個電影計劃時，為了確保對這些實驗的評價公平客觀，還計劃邀請專門研究倫理的專家丹尼爾·卡拉漢（Daniel Callahan）擔任影片顧問。卡拉漢是社會、倫理和生命科學研究院的主任。他欣然接受了米爾格拉姆的邀請，還表示很喜歡這個點子，因為關於倫理問題的電影向來好片乏陳。米爾格拉姆計劃，片中的倫理委員會成員將由真正的心理學家擔任，主要是那些“真正關注倫理問題並予以深入思考的心理學家”，他們將在片中陳述各自在倫理研究方面的觀點。比如赫伯特·凱爾曼、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以及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還有一到兩名非心理學專家，比如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和社會學家奧威爾·布瑞姆（Orville Brim）。
在電影中，對實驗進行影像呈現之後，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將進行討論。此時會邀請觀看電影的觀眾進行一次投票，判斷這個實驗是否存在倫理問題。然後，電影繼續，委員會進入投票過程。在委員討論過程中，他們將會發表各自對實驗的看法。這一部分完全現場錄製，不進行排練，也不會提前瞭解他們的意見。委員們的陳述完全都是他們真實的見解。米爾格拉姆意識到，這部電影成功的關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委員的陳述是否有力。他感覺，應該對這一部分進行特效編輯，強化效果。
米爾格拉姆的申請中還包括一個觀後評估部分。電影結束之後，會對觀眾進行第二次調查，瞭解電影是否增加了觀眾對倫理問題的認識，他們在相關問題上的看法是否會出現轉變，藉以評估電影的效果。此外，他還會根據觀眾評價對電影做出適當的修改。
電影結束的時候，有下面一段旁白。
隨著實驗的力量愈加強大，心理學界面臨的問題也日益嚴重，與醫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旗鼓相當。因此，心理學家自身應該更多地關注實驗倫理問題，如果在心理學界內部不能將這些問題控制住，其他行業的人可能會毫不猶豫地貿然跟進，人類實驗不再受法律保護，那將是一個新黑暗時代。
社會既要珍視科學的價值，也要珍視人權。我們應該為科學研究創造良好的環境。一個社會若想自稱為“文明社會”，那麼在利用科學工具探索和考察人性的時候，就必須尋找恰當的倫理平衡。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將這份申請寄給了數名獨立評委，包括教育片和紀錄片製作人以及心理學家等。總體而言，評委們對這份申請都給予了肯定。大家都認為，無論是電影製作還是科學研究，米爾格拉姆都具有獨創性。但是有幾位評委的態度有所保留，他們認為，由於米爾格拉姆在社會學和生物學方面沒有專業經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應該只批准申請中的那部關於心理學的電影。
儘管獨立評委建議全部或者部分批准這份申請，最終申請還是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否決了。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因為申請金額過大，佔去了當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的大部分。1979年，他又提交了一份申請，這次他計劃拍攝的電影只有一部，即心理學倫理問題的電影。申請數額為97 000美元。此外，根據上次申請時評委給出的意見，他對電影計劃進行了修改。在評審會中加入女性評委，非心理學專家的比重加大。此外，最後的結束語口氣有所緩和，去掉了“新黑暗時代”那段話，因為一位評委曾表示，這句話是“啟示錄一般的空洞語言，沒有必要”。儘管申請進行了修改，但再次被拒，而且沒有給出任何合理的理由。
你能看出是誰在說話嗎
在這期間，米爾格拉姆還打算為另外一項研究申請一大筆研究經費，那就是“西哈諾研究”。這個名字源自19世紀埃德蒙·羅斯坦德（Edmond Rostand）的名劇《西哈諾·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7)。西哈諾·貝熱拉克是劇中男主人公的名字。這名才華橫溢的軍官深深地愛著他的表妹羅克珊，卻因自己長著難看的大鼻子而羞於表達愛意。後來他幫助帥氣但才能平庸的士兵克裡斯蒂安追求羅克珊，幫他寫情書，甚至一句一句地教他表白心跡。
在米爾格拉姆的研究中，“西哈諾”的角色是溝通媒介。他這樣描述西哈諾：“他說出來的想法並非源自他自己的中樞神經系統，而是源自另外一個人，在西哈諾的耳朵中藏著一個外人看不到的耳機，連接著一個微型調頻信號接收器。另一個人可以通過這個接收器將他的話語傳遞給西哈諾。”
米爾格拉姆設計的西哈諾模式交互行為中有三名參與者。來源者即一段話的源起人。西哈諾為中介人，接收來源語言，將其傳遞給第三者，即交互者，也就是聽眾。米爾格拉姆認為，《西哈諾·貝熱拉克》中有一幕發生在露台的戲，與他的這種交互模式很相似。
在這場戲中，克裡斯蒂安站在心愛的姑娘羅克珊的窗下，向她背誦了一大段激情浪漫的愛之告白。但這段告白的出處並非是他本人，而是源自躲在窗下陰影中的西哈諾。他將那段告白一句一句地低聲告訴克裡斯蒂安，後者只是在機械地重複罷了。
1977年11月4日，米爾格拉姆在紐約城市大學的媒體課上對西哈諾模式進行了一次簡單的實驗。他有一個筆記本，上面字跡潦草地記錄了相關的準備工作，包括很多與電影、發明和實驗有關的新點子。筆記名字為《中介人：西哈諾模式研究》（The Person as Medium: Studies in the Cyranic Model）。他在筆記中寫下了這次初步實驗的效果：“中介人所進行的溝通似乎很自然，儘管中介人只是重複來源者的語言，但他表達得很流暢。這一方法效果很好。我相信，無論是用於理論研究，還是任何可能的實際訓練，這個方法都會產生很多有趣的用途。在社會心理學領域中，這個方法的適用範圍可能包括人的知覺研究、歸因理論、偏見等。一名15歲的輟學學生也會像成熟科學家一樣演講，一個害羞的男孩會忽然通曉女孩心事，熟練地與漂亮女孩周旋。”
1979年2月，為了能擴展西哈諾研究的範圍。米爾格拉姆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社會和發展心理學部門遞交了經費申請。該部門專門資助社會心理學方面的主流基礎研究。這份申請題目為《間接敘述法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作用》，申請金額為20萬美元，時間為兩年。當時，這個部門的主任是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凱利·謝佛（Kelly Shaver），研究領域為社會知覺中的歸因過程，即我們如何在理解人類行為的過程中判斷責任和過失。米爾格拉姆的申請中附有一封致謝佛的信，表示可以將前期實驗的錄像片段寄給謝佛。他感覺這些錄像可能會對申請有用處，可以將研究中蘊含的力量更好地傳達給評審。謝佛同意了米爾格拉姆的這個想法，讓他把錄像帶寄過來，如果評委想看，就會提供給他們。
這份申請寄給了一組獨立評委和相關的評論人員，他們會提供出一份書面的評估意見，謝佛和常務顧問小組在5月份將舉行評審會，屆時將以這份評估意見為參考。8名獨立評委的意見各不相同，但整體脈絡基本一致。一方面，大多數人都認為，西哈諾是一個特別富有想像力的實驗計劃，對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這個研究和具體實驗計劃中缺少強有力的理論基礎。
米爾格拉姆在以往的研究中展示了他的學術天分。他總是能夠準確判斷出值得探索的問題，然後為這些問題設計出獨一無二的方法。但很多評委指出，米爾格拉姆這一次將這個過程顛倒過來了。他先想出一個絕妙的方法，然後再尋找可以應用這個方法的現象。他提交的研究計劃是一個混合體，既有基礎理論研究部分，又有實際應用部分，但似乎又不像在進行理論整合。申請中有一項基礎研究與態度改變有關，這是社會心理學中一個古老的分支。他的想法是創造兩個不同情境的實驗。一個情境是被試直接勸說一組人；另一個情境是被試運用西哈諾模式來勸說另一組人。被試在第二個情境中就是西哈諾中間人，來源者是一名相關問題的專家。這組實驗的目的是探求西哈諾模式的陳述是否比正常方式更具說服力。
很顯然，米爾格拉姆在設計實驗的時候並沒有進行太多思考。正如幾位評委所指出的，這個實驗的設計其實是進行了一次“完美的混淆”，無法解釋兩個不同溝通情境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重大區別。比如說，如果觀眾在西哈諾情境中更容易被說服，那麼原因是什麼？是因為這種溝通模式本身起作用，還是因為與“普通”情境相比，這個情境中有了專家的參與？
米爾格拉姆的另一個實驗計劃則顯得更實用一些。他想證明西哈諾模式在一些緊急情況中會起到重要作用，比如綁架人質。在與匪徒談判的過程中，與綁架者直接說話的人不需具有這方面的談判經驗。他只需要戴上西哈諾設備，即使專業談判人員不在現場，也可以一句一句地指導他與綁匪談判。
有一位評委對這個申請持否定態度，他的評語很具有代表性。
很顯然，這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對他發明的方法太著迷了，試圖為它尋找一個用途。不幸的是，我覺得他提交的研究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切實加深我們對社會行為的理解。更為不幸的是，這位首席研究員曾為我們這個行業做出過重要貢獻。
米爾格拉姆在1979年7月30日收到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否決信。得知評審委員會沒有看過實驗錄像，他特別生氣。他認為，由於這是一個全新的方法，如果沒有親眼看見實驗情況，根本不能做出正確評估。因此，他請求謝佛向各位委員提供前期研究的錄像帶，在觀看之後重新考慮他的申請。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社會和發展心理學部門主任這個職位的任期只有短短的兩年。當米爾格拉姆還在嘗試讓評審委員重新考慮這個申請時，謝佛已經離開了這個部門，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巴倫（Robert A. Baron）走馬上任。巴倫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攻擊性。此外，他還是一本著名心理學教材的合著者。
雖然謝佛已經離開，但米爾格拉姆的項目卻沒有人走茶涼。新上任的巴倫對米爾格拉姆的申請十分重視，他不僅向米爾格拉姆再次敞開大門，還把西哈諾研究作為一個新項目重新進行評審。這就意味著他可以重新選擇一批獨立評委。此外，他還向米爾格拉姆保證，在評審過程中會播放那些錄像資料。
11月，米爾格拉姆對實驗計劃進行了些許改動後重新提交。在附給巴倫的信中，依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鼓勵做法，他推薦了幾位獨立評委候選人，稱這些人的研究與西哈諾方法有關係。事實上，這些候選人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點：大部分人都是他在耶魯和哈佛時候的同事。他們包括：羅傑·布朗、歐文·賈尼斯、菲利普·津巴多、傑羅姆·布魯納和米爾格拉姆在哈佛時的研究助理艾利諾·羅施。
但在這一輪評審過程中，評委的分歧比上一次還要嚴重。一部分評委認為“這個計劃簡直太有意思了”，另一些人的態度正好相反。一位評委寫道：“這是我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擔任評審的18年中見過的最差的一個。”但是，這些評委有一個共識，這一點與上一次評審結論很像：米爾格拉姆發明了一種巧妙的方法，想要為它尋找可以應用的現象，他提交的研究缺乏理論意義。有一位評委一方面肯定了米爾格拉姆對社會心理學做出的貢獻，但也一針見血地寫道：“就這個方案而言，米爾格拉姆就像一個聰明的小孩得到了一個聰明的錘子，現在需要找點什麼來敲打敲打……如果普羅克斯邁爾議員（Senator Proxmire）將這個方案提名金羊毛獎（Golden Fleece）(18)，我也絕對不會提出異議。我只能說，那只不過是為了一個呆板的學舌實驗浪費25萬美元罷了。”
由於獨立評委普遍持否定態度，巴倫的評審小組最終也拒絕了這份申請。巴倫在致米爾格拉姆的信中通知了這個壞消息，口氣就像賠罪一樣。他在信中說，他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確保這個方案能夠獲得公平的評審。他組織評審組看錄像，盡可能從米爾格拉姆的推薦中選擇獨立評委。但是很顯然，儘管朋友們喜歡米爾格拉姆，但友誼並沒有遮蔽他們的眼睛，他們沒有忽略這個計劃中的敗筆。
米爾格拉姆申請資金的計劃再次被拒，無疑讓他失望之極。事實上，評委的批評也讓他無言以對，他對西哈諾方法中存在的問題也心知肚明。1983年10月8日，他寫信給紐約城市大學的同事斯圖爾特·阿爾伯特（Stuart Albert），信中說：
儘管這個現象確切的科學意義難以把握，但它還是很有趣的。有時候，我感覺與其稱它為科學現象，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個戲劇現象。它激發了藝術好奇心，而不能引出科學命題。但是我還不是很確定，我會繼續對之進行研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判斷這個方法中的核心問題，找出具體的測量目標。這其中的自變量西哈諾令人著迷，但因變量，即實驗結果是什麼，卻並不清楚。
1984年春天，紐約城市大學提供了5 000美元的小額內部經費，對這個現象進行了進一步研究。這次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就是：
當我們在頭腦中構築對他人的印象時，會具有強烈的尋求統一和一致性的傾向。儘管西哈諾和來源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觀眾在感知的過程中，還是會認為兩者具有一致的人格。
比如，在一個實驗中，來源者是一名50歲的心理學教授，西哈諾是一名12歲的小男孩。實驗過程中，沒有人察覺到西哈諾的語言並非出自小男孩之口。另一個實驗中，來源者不止一人，西哈諾只有一個。同樣，沒有人意識到西哈諾展示出來的人格是由多個部分組成。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經這樣寫道：“不加思考地堅持一致性是愚不可及的。”但是，一致性卻是人性的重要特徵。當我們面對矛盾對立的信息時，總是會本能地尋求一致與和諧。因為人類有一種需求，希望將複雜的社會進行簡化，使其變得更容易預知。比如，社會心理學家不斷向我們證明，在人類感知過程中有一種觀點：美即是好，這就體現了簡化原則。也就是說：我們相信外在的容貌和內在性格是一致的。相反，如果因和果之間不一致，比如，一個重要的結果只是源自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人們就會感到十分不快。有些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這可能會解釋為什麼肯尼迪遇刺之後，公眾普遍相信這是一場陰謀。米爾格拉姆的西哈諾研究證明了人類行為中這種簡化和統一的傾向特別強烈，只是他的方法比較具有創新性。
突如其來的病魔
1980年1月，紐約城市大學授予米爾格拉姆傑出心理學教授榮譽。這個獎項始於1974年，由當時的紐約城市大學心理學博士站行政主任佛羅倫斯·登馬克發起。但是直到6年之後，入選教授才可以享受撥款優先政策。另一件喜事接踵而至。1月26日，馬克在河谷區的猶太教堂中接受了男孩成人禮。禮畢之後，薩莎在家中準備了午宴，招待6位客人。米歇爾在6個月前，即1979年6月3日，也在同一座教堂中接受了女孩成人禮，這對一家人而言可謂是件大事。
喜事連連，沒有人意識到陰霾正一點點逼近米爾格拉姆的生活。幾個月之後，一個明媚的五月天，米爾格拉姆決定到公寓樓對面的山地公園中騎自行車。這是自去年秋天以來，他第一次騎自行車外出放鬆身心。但他在外面停留的時間特別長，有些不同尋常。他回到家的時候，在大門口把自行車交給了出來迎他的薩莎，然後回到臥室。薩莎把自行車放在地下室之後也回到房間，看到米爾格拉姆正躺在床上，十分虛弱。她多少瞭解一些心臟病突發的症狀，感覺他的情況不妙，立刻將他送到10分鐘車程之外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Columbia-Presbyterian Hospital）急診室。醫生檢查後發現，他患上了嚴重的冠心病。
1975年，米爾格拉姆在一次體檢中被查出有高血壓，一直在服用降壓藥，薩莎也刻意減少日常飲食中的鹽分。但是這次心臟病發作來得突然而猛烈，沒有任何先兆。經過兩個半星期的住院治療之後他終於康復了。7月中旬，他每天能夠步行幾千米。但是醫生的警告讓他不得不放棄8月去歐洲的度假計劃，將目的地改在麻省的波克夏。
他在重病特護期間曾收到羅傑·布朗的問候信。康復回家之後，米爾格拉姆回復了一封感謝信，並提到在住院期間與弗朗西斯·米諾特·維爾德醫生（Francis Minot Weld）之間的對話。
我們閒聊過幾次。有一天他忽然拿出一份同意書，問我是否願意參與他的一個實驗。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的請求啊，180°大轉彎……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瞭解病人在出院之後，有多少人能倖存下去。我進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然後又向這位心臟病醫生請教，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我想這是一次不錯的贖罪機會。到目前為止進展很順利，但這個研究最微妙的部分是在未來：醫院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給我家裡打電話，小心翼翼地探求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界上。這是實驗的一部分，我想，這部分工作可能會由他的助手來做。
他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的生活：教書、研究、到各地演講。但是，受心臟狀況所限，他在長途旅行的時候只能選擇加壓飛機。傳統的噴氣客機有加壓艙，但小型螺旋槳飛機卻沒有。因此，如果演講邀請方位於噴氣客機無法抵達的小城鎮或鄉村地區，他就無法應承。
一年之後的1981年6月23日，他的心臟病再一次發作，依舊在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中住院兩個星期。8月，他做了一次冠狀動脈造影，結果顯示血管堵塞情況特別嚴重，甚至連心臟搭橋手術都沒法做。米爾格拉姆的生命隨時都處於危險之中，唯一可以考慮的就是心臟移植，但在左右權衡之後，他沒有選擇這個方法。
秋季學期開始的時候，他又重回正常的生活。但不斷惡化的心臟狀況已經發出了不祥的信號。往昔的活力不再，藥物讓他倍加虛弱，走路的時候甚至要時不時停下來大口喘氣。此外，他的性慾減退，心情沮喪低落。他經常向朋友們哀歎：輝煌已經成為過眼雲煙。在寫給霍蘭德的信中，他悲觀地表示：就目前的工作進展來看，過去似乎比未來更光明。
心臟病還讓他的行為出現了巨大變化，這一點周圍的人有目共睹。他性格中的尖銳辛辣開始淡化，不再那麼稜角分明。他開始變得圓潤溫和，喜歡沉思，有點多愁善感，更能體會他人的感受。他的弟弟約爾回憶道：
如果不算上童年時代，我們之間真正親密無間的關係始於他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後……他和我聊起寫作的痛苦，聊起父母，聊起我的優點。他說起的很多事情都讓我感到驚訝。我想我的驚訝並不是因為聊天的內容，而是這種聊天方式。忽然，他不再是我的哥哥……我想，與我聊天的是一個大限將至的病人。
他的情況不斷惡化，有必要從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時間休息。1982年春天，他的年假申請獲准。通常，他應該會選擇出國度假，最有可能的目的地就是法國，但是在兩次心臟病發作之後，享受一個安靜平和的假期似乎更加現實。因此，他這段時間基本上就待在河谷區的家中。他還買了一台IBM電腦，閒暇時間開始學習BASIC語言，很快就成為一名“行家”。
在寫給莫斯科維奇的信中，他講述了這個新愛好。
我承認，電腦徹底征服了我的心。很奇怪，我在電腦環境中工作了至少20年，但是直到微機出現之後，我的興趣才被激發出來。我相信，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意義重大的電子智能轉變。而且令我詫異的是我的兩個孩子在編程方面能力非凡。整整一代人和青少年們都正在學習這種技能，就像我們小時候學說髒話一樣。
學習電腦讓他獲得了很大的滿足感。但更令他高興的是秋季來臨之時，他的身體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完全可以回到研究中心繼續教書和研究。
米爾格拉姆特別想念他的五尺講台。對很多科學家而言，教書只排在第二位，但對他來說，教師工作和科學研究一樣，都是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他的學生伊娃·弗格曼（Eva Fogelman）說：“對他而言，教書或者當教授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個工作。”他的博士生阿瑟·溫伯格（Arthur Weinberger）回憶道：“他是一位傑出的教師……他可能很獨裁，可能很專制，可能在教室中一手遮天。但是如果你想要尋找學術上的刺激，想要在社會心理學世界開創新天地，米爾格拉姆就是最佳的教師人選。”對於他的學生羅納·卡巴金科（Ronna Kabatznick）而言，師從米爾格拉姆“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事情之一，當他說起心理學的時候，語言流暢簡潔，能以一種扣人心弦的方式解釋每件事情。他的課堂上總是充滿了快樂和刺激，每節課前他都會做充分的準備，有一套系統的教學方法”。同事歐文·凱茨這樣總結：
他是一位特別優秀的教師，我深知這一點，因為我們經常共同授課。他喜歡激勵學生，讓他們體會到茅塞頓開和勇於創新的快樂。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很多具有潛質的學生都學到了如何享受學術研究中的快樂。
米爾格拉姆做學問的方法並不沉重死板，我想，快樂是推動他在心理學道路上前進的動力，這種快樂的源泉，就是去發現社會中一些太過明顯以至於被他人漠視的事情。他對人類的行為方式很感興趣，對周圍的人很感興趣，這種興趣永不枯竭。他對社會生活有一種近乎孩子氣的、放縱的好奇，他將這種好奇心應用在科學領域，這讓他感到快樂，並將這些快樂毫不保留地傳達給學生們。作為一名教師，他的目標只有一個：挖掘學生們的創造潛力。
這年秋天，米歇爾將成為瓦薩學院的新生，專業是認知科學，這個專業是多學科的綜合體，既有計算機科學、語言學、哲學，又有心理學和人類學。米爾格拉姆告訴朋友們，他和薩莎本來希望她選擇學費適中的紐約州立大學，但是看到女兒對瓦薩學院如此著迷，他們決定“哪怕是破產也要試一試”。
馬克已經15歲了，剛開始讀高中。他和米歇爾的電腦水平都很高。他剛剛破解了一個難度很高的電腦遊戲《冒險》，並通過電腦雜誌推銷自己的破解方法，很快就有40多個客戶表示了興趣。兩年之後，1984年的秋天，馬克考上布蘭迪斯大學，主修計算機科學。在他的SAT成績中，數學成績是99分。
薩莎也有了一份全職工作，在自助社區服務中心的華盛頓高地辦公室擔任全職社工。這之前她也曾工作過，但都只是兼職或志願者。1964年夏天，薩莎在結婚後不久獲得史密斯學院社會工作碩士學位。之後兩個孩子陸續降生，米歇爾出生在1964年11月，馬克出生在1967年1月，薩莎忙於家務和照顧孩子，無法以全職的方式工作。1979年和1980年，她曾在河谷區希伯來老人之家費爾菲爾德分部做過一段時間的兼職，每星期工作兩個上午。在那之前的1972年到1981年，她還定期到米爾格拉姆的辦公室中幫忙。做一名全職社會工作者是薩莎一直以來的理想，但始終無法實現。現在，由於米歇爾準備上瓦薩學院，這個理想必須變成現實，因為瓦薩學院學費高昂，僅靠米爾格拉姆自己的收入難以支撐，薩莎的全職工作可以補貼家用，以解燃眉之急。
在年假期間，米爾格拉姆遵循著嚴格的飲食限制，有意識地減少精神壓力。1982年秋天，他結束年假回到研究中心。一回到工作崗位，他又恢復了繁忙緊張的日常工作，每學期教授兩門課程，指導4名博士生的論文。他又變成了心理學系的大忙人。
儘管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他的學術活力和實驗能力卻始終旺盛。他曾經和學生們進行了一次關於“插隊行為”的實驗，並在秋季學期開始之前完成了這個實驗的報告。在寫給阿蘭·艾爾穆斯的信中，他說：“我們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數據。但我們面前擺著一個挑戰，即如何深入分析這個現象，才能克服其內在的平庸性。目前的工作已經到怎樣的程度，還有待觀察。”
事實證明，他成功地應對了挑戰。這份報告後來刊登在《人格和社會心理學》上，這是該領域中最權威也最挑剔的期刊，稿件的錄用率只有10%。
1982年秋季學期，他任課的城市心理學班級開始研究“垂直城市”課題。早在1970年，他曾在《城市生活體驗》中對大城市和小城鎮居民的行為進行了對比。12年之後，他又對“垂直城市”和“扁平城市”進行了比較。這次研究與1970年的研究類似，但是規模很小。他的問題是：摩天大樓中的生活怎樣影響人類的思考和行為？如果垂直生活對人類的關係有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到底是什麼？
米爾格拉姆在休假期間學習微機的經歷，幫助他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從中看到了實驗方法更多的潛力。首先，他計劃做一次電腦時代的阿希從眾實驗。1983年春季學期，他帶領實驗社會心理學研究班的學生，將阿希的從眾實驗進行改進，加入了更多的電腦元素。被試不會與其他假被試坐在一起，而是單獨面對電腦。電腦屏幕上會出現一些錯誤答案，主試告訴他們，這是其他被試給出的答案。有時候，主試會說那些答案來自電腦網絡中的其他參與者；有時候，他們會告訴被試，電腦就是他們的互動對象。米爾格拉姆在信中對羅傑·布朗說：“這是一種有趣的方法，通過程序設計構建一種人工智能，讓電腦看上去好像明白你在說什麼，並做出基本符合社會標準的恰當反應。上星期，學生們開始分析數據，走廊裡迴盪著學生們發出的‘太對了’的歡呼。”
1983年春季學期，米爾格拉姆與失去聯繫多年的舊友傑羅姆·布魯納重新取得了聯繫。布魯納剛剛接受曼哈頓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教授職位。與舊友重逢讓他感到很興奮，在寫給羅傑·布朗的信中他談到了他們這位共同的朋友，說：“與他聊天，比跟城市中任何其他人聊天都有意思。你知道的，與布魯納交流能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共鳴，那種感覺十分特別。”
春季學期行將結束，他又得到了一個驚喜。1983年5月11日，他收到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的通知，他被選為該研究院的院士。這個機構歷史悠久，由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於1780年創辦。多年以來，由於服從研究掀起的爭議，他認為自己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全國性機構認可，事實上，他已經完全放棄了這個念頭。因此，這個意外的榮譽讓他喜出望外。
馬克從秋天開始讀高三，一家人需要考慮明年大學擇校的問題了。這年的暑假，米爾格拉姆對波士頓地區的學校進行了一番調查，之後驅車來到科德角的伊斯坦，在那裡租了個度假屋。整個暑假的天氣都出奇地好，幾乎每天都是陽光燦爛，他們可以在附近的海灘盡情享受每一刻。晚上，他們會去“初識海灘”看海灣落日。米爾格拉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一個讓他難以忘懷的夜晚。
清爽的海風引來眾多放風箏的人。潮水已經退去，向海的方向走800米，海水也只有腳踝那麼高，可以看到海草從退卻的潮水中伸出了頭。太陽徐徐下落，火一般的顏色迅速點燃了整個海岸線。孩子們雖然站在遠處，但他們的聲音彷彿迴響在耳畔。風箏點綴著夜空，海風令人迷醉。忽然，我看到了一個詩意無限的情景：一個人騎著馬從遠處向海灣飛馳而來，馬蹄踏在海水中，雪白的浪花四處飛濺。
8月15日是米爾格拉姆50歲的生日。他在這之前就已經回到了河谷區的家。本來，一家人計劃舉辦一次盛大的50歲生日晚會，但是這個計劃“看上去很美”，執行起來頗有難度。最終，在生日的那天，米爾格拉姆的幾名學生帶他出去共進午餐以示祝賀；晚上，薩莎邀請了幾位鄰居來家中喝香檳，祝他生日快樂。
一代心理學大師的最後歲月
1983年秋天，距離奧威爾（Orwellian）的代表作《1984》(19)中所描述的年份已經不遠了。米爾格拉姆收到了雪片般的演講邀請，請他講述服從研究和小說中的極權社會之間存在哪些關係。他接受了一些邀請。事實上，如果不是由於心臟問題限制了他的行動，他可能會收到更多的邀請。1983—1984學年中，他在各大院校進行的演講都以《1984》中虛構的國家為主題。
有一次演講是個例外，那是在1984年3月，福特漢姆大學林肯中心校區舉辦了基蒂·珍諾維絲紀念會。這次會議由心理學家哈諾德·塔庫夏（Harold Takooshian）組織，來自社會學和法學方面的專家以及公共事務官員聚集到一起，對這件發生在城市中的悲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會議上的主要發言人是軍醫局局長艾弗瑞特·庫珀（C. Everett Koop）以及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和國家司法研究所的兩位主任。米爾格拉姆在發言中指出，珍諾維絲謀殺案之所以引發了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是因為：
這個案件觸及了一個最根本的人類問題，那也是我們最原始的噩夢：如果我們需要幫助，周圍的人是會袖手旁觀，任憑我們被毀滅，還是會出手相助？當我們的生命和價值觀難以為繼，其他人是否會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或者，我們每個人都只是一片塵埃，漂浮在一片空蕩蕩的真空之中？
春季學期過去了，薩莎和米爾格拉姆又開始了度假準備，滿心希望今年的假期能像去年夏天一樣愉快而愜意。他們在6月中旬來到了馬薩諸塞州的維爾福利特，住在一棟租來的房子中。但在一個星期後的6月30日晚，米爾格拉姆第三次心臟病突發。救護車載著他飛馳到53公里外的海尼斯醫院進行搶救。發病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這天上午他在海灘的沙丘上進行了一些比較劇烈的運動。醫生警告他，以他這種心臟條件，不應該從事這麼消耗體力的活動。
7月18日，距離上次病發時間不到一個月，心臟病再一次把他擊倒。此時他們已經回到了河谷區的家，薩莎開車把他送到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不巧的是，當時正好趕上醫院非醫護類員工罷工。在住院期間，罷工員工的抗議讓身體虛弱的他格外痛苦，因為這些人在醫院窗外用敲鼓的方式表示抗議。噪聲從每天早晨6點45分開始，一直持續到深夜。米爾格拉姆在《河谷報》（The Riverdale Press）的特邀專欄中表示了對這種抗議行為的不滿。他同情醫院工人們的境遇，認為他們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們製造出來的沒完沒了的噪聲實在令人難以忍受。他寫道：“對於我們那個樓層中正在康復期或者行將就木的病人來說，這種聲音是一種可怕的刺激，病人在心臟病發後需要靜養，他們發出的噪聲嚴重干擾了靜養。人們可能會想，你們的本職工作是看護病人，怎麼會對病人如此冷酷？”
兩個星期後，米爾格拉姆出院回家休養。頻頻發作的心臟病並沒有抹殺他的幽默感。他設計了一張感謝卡，寄給那些生病期間捎來問候的朋友，卡片上寫著：
關於這個夏天我到底犯了一次還是兩次心臟病的問題，有必要予以澄清。我努力完成了兩次，第一次是6月在科德角，在那次心臟病的康復期間患上了第二次，地點是在紐約。當然，第二次心臟病發作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將營業稅提高到了8.25%。
心臟病通常需要6個星期的康復期，這樣才能防止以後再出現問題。我應該能在秋天重回教師崗位。同時，正如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20)一樣，我算是處於一種安靜的遁世生活之中。收到你們的便條和信件真高興，很遺憾我不能一一回復。
熱情的問候和最好的祝福送給你們！
米爾格拉姆
於河谷區
1984年8月
卡片的後面還像模像樣地印著：
當代問候賀卡(21)
1984
每張卡片的內容相同，為了使其更加個性化，他在卡片封面印上了自己的一張照片，照片旁邊畫著一個圓形的對話框，裡面寫著收信人的姓名（見圖9-1。）
圖9-1 個性化感謝卡
米爾格拉姆在第四次心臟病康復期間設計的個性化感謝卡，郵寄給患病期間送來問候的朋友。
這之前的春季學期中，他一直在與實驗社會心理學班的學生們進行西哈諾研究。紐約城市大學為這項研究提供了5 000美元的內部研究經費。8月24日到8月28日，美國心理協會在多倫多舉辦年會，其中一個研討會名為“心理學新範式”，米爾格拉姆受邀在會上介紹西哈諾研究。這次研討會的舉辦者是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潘尼貝克（James Pennebaker）。他通過研究發現，記述生活中的痛苦事件可以釋放情感，改善生理和心理健康。他是從紐約城市大學的同事蘇珊·克巴薩（Susan Kobasa）口中瞭解到米爾格拉姆這項新研究的。這將是米爾格拉姆第一次公開討論西哈諾研究。
不幸的是，6月底，米爾格拉姆的健康狀況惡化，已經病到無法坐飛機的地步。但他還是想辦法進行了缺席演講。他把演講錄在磁帶上寄給潘尼貝克。與會當天的聽眾們發現，他們並沒有看到米爾格拉姆本人，只是看到在演講台上，眾多演講嘉賓的旁邊放著一個錄音機，裡面傳出米爾格拉姆的聲音，聽起來如此怪異和不真實。
秋季學期開始，他又回到了紐約城市大學。令薩莎意外的是，米爾格拉姆的心臟病醫生同意他重拾教鞭。表面看上去，米爾格拉姆的身體似乎已經完全康復。除了正常授課之外，他繼續給即將畢業的博士生寫工作推薦信，還完成了一些研究論文，並為霍蘭德的論文提供了詳細的反饋，一切似乎都一如既往。此外，在一位研究生的幫助下，他還打算招募一些被試，對西哈諾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學期過半的時候，他甚至還制訂了一個新計劃，打算在1985年初舉辦一次名為“紐約每日文化”的會議。
但是事實上，這位看似活躍的教授已經病入膏肓。他無法再像以前那樣每天步行到火車站，薩莎每天早晨都要開車送他到車站，下午再去車站把他接回家。他的心臟狀況已經相當危險，當他第四次心臟病發作的時候，也就是1984年夏天的第二次，他的心臟供血量只有正常供血量的17%。
那麼，在這艱難的最後歲月，是什麼支撐著他一如既往呢？他有三個力量之源。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薩莎的支持。米爾格拉姆在1984年年底寫給朋友們的信中感謝薩莎在第一次心臟病發時對他的照顧。他說：
無論誰親眼看見這番經歷，都會認為這太可怕了，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困境會讓人頓悟。在科德角醫院住院期間，薩莎每天驅車106公里到醫院，給我帶來她的愛與支持。又有誰能享受到比這更多的愛和奉獻呢？這是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
第二個力量之源就是他的工作。每天在學校埋頭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卻可以給他帶來更多的力量。正像他的同事歐文·凱茨所說：
他處理疾病的方式讓我記憶猶新……我從未見到有誰像他一樣承受住了這麼大的苦痛和折磨。很多人退縮了，很多人陷入痛苦不能自拔，很多人變得悲觀喪氣。他卻與他的工作同在，與他的學生同在，他依然對週遭世界和人有著濃厚的興趣。
第三個力量之源，就是他內心深處的猶太民族意識。米爾格拉姆具有強烈的猶太民族意識，只是沒有表現出來而已。事實上，他不經意說出的一些話會顯示出他身上那種猶太人的執著勁兒。
1983年年底，米爾格拉姆和薩莎像以往一樣，給朋友們寄去祝福信件，總結過往的一年並向朋友們表示感謝。他在信的末尾說：
我們已經回到了河谷區的家，過往的一年對我們不薄，很好奇未來會發生什麼。有時候，我經常會想起一首猶太聖歌。聖歌原本只有10個猶太單詞，但是翻譯過來卻要累贅得多。此時此刻，沒有什麼比它更合適的祝福了。
芸芸大千世界，
是架狹窄的橋。
牢記重要之事，
永遠不要恐懼。
1984年12月20日下午，米爾格拉姆成功主持了他的學生剋裡斯蒂娜·泰勒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會過後的下午4點左右，他對歐文·凱茨說感覺不舒服。凱茨建議坐出租車到最近的醫院看一看，但米爾格拉姆不想去，說：“薩莎在等我，我不想讓她失望。”因此，凱茨步行送米爾格拉姆去大中央車站，並堅持一路送他回河谷區。在半個小時的路程中，米爾格拉姆不斷給凱茨講笑話。凱茨覺得，他這樣做既是為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也是怕凱茨擔心。到了河谷區後，正在家等著他的薩莎立刻驅車把他送到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到達急診室之後，米爾格拉姆緩緩地走到前台說：“我的名字叫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這是我的身份證，我第五次心臟病發作。”
即使在彌留之際，他還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幽默，他躺在急診室的病床上時跟醫生開玩笑，問現在有沒有狒狒的心臟。他指的是最近的“菲依寶貝”（Baby Fae）事件，一名叫作菲依的新生兒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在移植了狒狒的心臟後活了20天。
不到一個小時之後，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5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