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哈佛到紐約城市大學後，城市生活心理學成為米爾格拉姆的主要興趣，他將社會心理學應用在城市的相關課題上。他利用很多創新的實驗方法，說明人們在城市和小城鎮的行為會有哪些不同。
由於在田園般的坎布裡奇生活多年，米爾格拉姆著實花了些時間才適應了紐約這個大都市。1967年，他從曼哈頓寫信給霍蘭德，說自己感覺“有點兒像個天真的鄉下佬被扔進了忙碌、擁擠、無序、冷酷的流動人海之中”。但是，他對河谷區的新家感到特別滿意。從這裡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哈得孫河，各色船隻在他們的窗下穿梭往來。站在陽台上還可以遠眺三座雄偉大橋的全貌，它們分別是喬治華盛頓大橋、塔潘齊大橋和亨利哈得孫大橋。
研究中心為他配備的辦公室也令他特別滿意。辦公室位於大樓五層的503房間，房間朝南，有一面碩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馬路對面的布萊恩特公園和紐約公立圖書館，而整個視野中最赫然的建築，莫過於不遠處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了。
這個辦公室是所有教師辦公室中最大的一個，配有一個秘書辦公室，還有玻璃圍成的玄關。這棟大樓有兩部錯層電梯，5層是兩部電梯都可以到達的樓層，十分便利。辦公室的門廳處擺著一個特別的裝飾物，那是一個平面的人形剪影，就像沉默的警衛一樣看守著這間辦公室。人像下面寫著一行字：真品，作者：S．米爾格拉姆，L．斯坦伯格，特洛瓦風格(11)。人像的正面就像一個抽像的拼貼畫，拼貼的都是米爾格拉姆同事們出版的期刊論文首頁。這個古怪的創意當然來自米爾格拉姆，他用這種方式來展示同事們的成就。
薩莎依舊待在家裡照顧孩子，打理家務。儘管米爾格拉姆一天中大多數時間都在工作，但他並沒有忽視孩子們的成長。他說，米歇爾“像火焰一樣亮麗”。她的語言能力發展得很快，米爾格拉姆甚至覺得在聊天的時候應該把她當作成年人。馬克還是個小不點兒，喜歡跟在姐姐的身後爬來爬去，把傢俱當玩具，臉上總是帶著一股堅決的表情。
米爾格拉姆加入紐約城市大學的時候，這裡的研究生院整體上還處於起步階段。事實上，紐約城市大學本身的歷史也不長，該校成立於1961年，米爾格拉姆加入的時候只有短短6年的歷史。學校是在紐約立法機關的批准下成立的，其實就是將4所紐約公立院校合併在一起：皇后學院、亨特學院、布魯克林學院和城市學院。經過多年的發展，紐約城市大學目前已經成為美國規模最大的市立大學，下屬18個學院和校區，分佈在紐約的5個區中。早在1920年，當時尚未合併的4所學院中的很多專業都可以授予碩士學位，但是直到學校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之後，才獲得了授予博士學位的資格。有幾個學科率先開設了博士課程，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學科也加入其中。1965年，大學的第一批博士生畢業，但人數很少。
研究生院的第一屆主任於1961年走馬上任，就是前文提到的米娜·瑞斯。在成為研究生院主任之前，她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在數學領域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她事業的起點是在亨特學院教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她向亨特學院請假去政府部門工作，在戰爭中用自己的數學才能為國家效力。隨著戰爭進入尾聲，海軍請她擔任海軍研究局數學分部的主任。1952—1953年喜獲升職，成為科學副主任。
在擔任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主任期間，瑞斯富有活力的領導風格促進了該院的發展壯大。此外，該院新穎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也要歸功於她。瑞斯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有著一個偉大的藍圖，她要將學校建成一個配有一流師資隊伍的頂級研究生院。這個藍圖得到了校長阿爾伯特·鮑克（Albert Bowker；任期為1963—1971年）的大力支持。
瑞斯和鮑克都認為，如果研究生院想成為具有凝聚力的統一整體，那麼各個分校的研究生課程就要接受統一的中央管理，而不是將博士學位的授予權交給各個分校。瑞斯曾前去倫敦大學取經，那所學校的組織架構和特別的跨學院教師委員會（intercollege faculty committee）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後來將這種理念引進紐約城市大學，大學中的每個學科都成立一個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來自4個分校。1967年對米爾格拉姆聘用問題進行討論的正是這樣的委員會。委員會最終一致同意聘用他為該校的心理學正教授。
紐約人心目中的紐約什麼樣
米爾格拉姆之所以拒絕了康奈爾大學和加州聖克魯茲大學，最終選擇了紐約城市大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對城市生活心理學的興趣。他在紐約城市大學的第一年就推出了一門新課程：城市研究班。這是他設計的城市心理學系列課程中的第一個。很快他就開始帶著學生進行各種創新性實驗，展示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行為差異。
其實早在來紐約之前，他就認為可以將社會心理學應用於各種城市問題。1966年秋天，在哈佛的最後一年，他曾為一組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大學畢業生進行了城市心理學方面的輔導。他帶領學生們研究的課題是紐約、倫敦、巴黎不同城市氛圍的成因，並對這些因素進行比較。他們在《紐約時報》和《哈佛克裡姆森報》上刊登廣告，徵集可以顯示這三個城市特徵的真實故事。有些學生還研究了與三個城市相關的電影，比較人們走路的速度以及意外撞到行人時的不同表現等。早在1964年，米爾格拉姆和保羅·霍蘭德還曾共同為《國家》雜誌（The Nation）撰寫了一篇關於基蒂·珍諾維絲（Kitty Genovese）事件的時事評論文章，這件事情與城市心理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繫。
28歲的基蒂·珍諾維絲是一名漂亮的酒吧經理，住在皇后區的猶太人社區丘園。1964年3月13日晚，她在回家的途中被歹徒跟蹤。歹徒抓住她後不停用刀刺她的身體，整個施暴過程長達半小時。一位記者對這件案子進行了調查，發現當時有38名鄰居目睹了犯罪的發生或者至少聽到了她的呼救，但是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這個事件震驚了整個美國，成為城市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疏離感的代表事件。有兩位社會心理學家為此還進行了一系列“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的實驗，試圖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借此提高公眾對社會心理學的關注。這兩位心理學家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比伯·拉特納（Bibb Latané）和紐約大學的約翰·達利（John Darley）。
米爾格拉姆在《國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從總體概念上對這件事情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城市生活中某種行為的結果，導致了鄰居們在基蒂·珍諾維絲受害時的不作為。比如說，米爾格拉姆和霍蘭德認為，案件發生在一個高檔社區中，暴力行為是這裡的居民難以想像的事情，也是與這種社區不匹配的行為。因此，罪行發生的時候，很多居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裡正在發生殺害一位年輕女性的極端行為。相反，人們可能會遵循思維定式，為事件做出自我安慰式的合理解釋：也許一對小情人在吵架，或者附近正在舉辦熱鬧的晚會，有人喝多了耍酒瘋。
這篇文章對這個悲劇事件進行了全新的解讀，有理有據，公平客觀。米爾格拉姆認為，在這個事件中，暴行模糊了公眾的辨別能力，“這38位目擊者應該受到譴責，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罪犯。他們的問題只是未能阻止罪行。稍加考慮就能明白這兩者間的不同之處”。
米爾格拉姆相信，社會心理學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城市環境中的行為。這種信念不僅深刻影響了他的研究方向，他也努力用這種信念引導學生們的事業選擇。他在學校的專業簡介中這樣寫道：
社會心理學專業有兩個基礎部分。首先，該學科建立在傳統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和研究之上。我們提供的課程和培訓包括：態度改變、群體過程、對人知覺，以及實驗、實地研究和調查方法等。其次，在進行全新的社會心理學探索過程中，我們訓練學生將周圍的城市環境作為靈感和問題之源。我們可以把紐約這個城市看作一個大型實驗室，在其中進行社會心理學研究，對研究生進行訓練。在這方面，位於曼哈頓市中心的研究生中心佔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該專業師生的研究課題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城市化導向，包括群眾分析、心理壓力和社會階層、城市環境中的健康相關行為、城市設計和社會行為等。這是美國大學中第一個以城市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生專業。毫無疑問，研究生院的管理層對這個方向也很認可，因為這正是大學在1960年成立之初的目標之一。
1969年9月，米爾格拉姆已經在紐約城市大學工作了兩年，他帶領學生們進行了大量創新性實驗，比較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各種行為差異。鑒於他在城市研究上的成果，華盛頓的美國心理協會邀請他在年會上演講，演講題目是《城市生活體驗》（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第二年，《科學》雜誌刊登了這次演講的節選。
1938年，社會學家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定義了城市的三個特點：人口數量多、人口密度大、居民異質性。米爾格拉姆十分贊同沃斯的精闢見解，但他認為，還需要一個概念來解釋沃斯所說的這些人口特徵如何被個體內在化，並且影響了個體的主觀城市生活體驗。他認為，“超載”就是這個缺失的環節。所謂的超載，就是體系輸入超過了體系的處理能力。他認為可以這樣理解：城市生活中產生的行為變化，其實就是人們為了適應城市生活中的知覺攻擊做出的反應。
在《科學》上刊登的演講節選中，記錄了他帶領學生做的一些實驗，實驗目的是為了確定刺激超載的具體結果。在其中一個實驗中，研究人員在電話裡請求城市中的居民幫忙，但需要幫助的事情與居民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實驗比較了大小城市的居民在幫助陌生人問題上的差別。此外，實驗還想瞭解，是不是城市中的人際關係越冷漠疏遠，居民提供的幫助就越少。
請求幫助實驗
實驗選擇的三個大城市是：芝加哥、紐約和費城，三個小城鎮則是紐約的庫克薩奇（Coxsackie）、伊利諾伊的希諾阿（Chenoa），以及賓夕法尼亞的麥卡多（McAdoo）。無論哪個城市，選擇的被試中一半為家庭主婦，一半為女士服裝店售貨員，實驗的過程如下。
研究人員裝作一個正在打長途電話的人，但接線員把電話接錯了。他在電話裡先是以旅行為借口問當地的天氣。忽然說了一句：“請等一下。”然後放下電話約一分鐘。再拿起電話的時候，接著問當地酒店和汽車旅店的事情。被試的助人為樂程度以分值的方式測量，1為一言不發放下電話，16為在呼叫人放下電話的一分鐘裡一直耐心等待，對所有的問題都採取合作態度。
結果顯示：大城市中的居民普遍不如小城鎮中的居民那樣熱心助人。而這兩種地方的家庭主婦比職業女性更願意幫助陌生人。後來進行的其他研究也顯示，總體而言，小地方的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具有“雷鋒精神”。
城市心理學是一門新學科，《科學》中發表的這篇演講節選可以算作這個新學科的奠基石。米爾格拉姆在城市心理學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城市居民的“心理地圖”（mental maps），或稱主觀地理學（subjective geography），研究的地點是紐約和巴黎。此外，他還將超載概念應用於城市生活之中，用這個概念將城市的客觀人口特點，即沃斯所定義的數量、密度和異質性，和個體的主觀城市生活體驗銜接起來。心理地圖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瞭解城市中的客觀地點如何呈現在居民的主觀意識中。米爾格拉姆這樣解釋心理地圖研究的價值：
城市在人們心中的形象並不只是我們必須承受的精神負擔，也是生活在複雜而高度多樣化的環境中必然的伴生物……人們在做出各種與城市相關的重要決定時，依據的並不是城市的真實情況，而是這個城市在他們心中的概念。這一點已經被充分證實。如果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或者狄更斯時代的倫敦也有這樣的地圖，一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啟示。不幸的是，那時候還沒有社會心理學家系統地繪製這樣的地圖，但是我們比前人更明白這一點，我們可以履行這個職責。
這種認知地圖是心理學中一個全新的領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米爾格拉姆和他的學生們為這項新課題設計了很多新方法，其中第一個方法叫作場景抽樣法，不僅可以將個人的主觀體驗具體化，還能對這種個人知覺進行統計，得出一些廣義的結論，準確而客觀地評估出紐約哪些地方最能被人識別出來，哪些地方最不易被識別。簡而言之，如果一個人身處城市中隨意選擇的地點，他清楚自己身在何處的可能性有多大？
米爾格拉姆強調，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設計一個客觀的地理取樣方法，而不能採用簡單隨意的方式。他舉了個例子，假設一個調查員想判斷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識別度，“如果他只是向一組人展示照片，一張是曼哈頓帝國大廈，一張是他叔叔位於布魯克林的車庫，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認識帝國大廈的人肯定比認識車庫的人要多”。但是，這個結果所建立的基礎並不客觀，不能據此判定曼哈頓更容易識別。
場景抽樣法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地球上任何一個點，都可以通過相交叉的經度和緯度來準確定位。為此，米爾格拉姆和學生們採用了美國地質測繪局的高清晰度紐約城市遙感地圖，以1 000米為間距標出了經度線和緯度線，這些縱向線和橫向線的交叉點，就是米爾格拉姆選擇的地點。他的研究小組對這些地點進行了系統化的篩選。最終選擇了150個地點的彩色圖像照片，分佈在紐約的五個區：曼哈頓、皇后、布魯克林、斯坦頓島以及布朗克斯。被試人數為200名，由於這些人來自紐約不同的地區，每個人都可能對城市中的某些地方更熟悉，因此，這200名被試是按照各個區的人口數量比例選擇出來的，如表7-1所示。
表7-1 各區被試進行場景定位的正確百分比
這些圖像被製成幻燈片播放，被試要對照片上的地點進行場景定位，要求越來越精確：首先判斷屬於哪個區，然後判斷所在街區，最後要明確具體的街道名稱。
表7-1給出了每個區的被試正確定位圖片的比例。隨著要求越來越具體，識別率也不斷下降，但是在所有這三個指標中，曼哈頓都是識別率最高的區。比如，對曼哈頓區的識別率是其他區的兩倍，對曼哈頓街區的識別率是布朗克斯的5倍。而最有說服力的依據就是對曼哈頓街道的識別率，遠遠高於其他區。
米爾格拉姆還發現，曼哈頓在紐約人的心理地圖中絕對占統治地位，很多紐約人對曼哈頓的識別率甚至高於對其所居住區的識別率。比如，住在皇后區的被試對曼哈頓大街的識別率是對皇后區大街識別率的5倍，米爾格拉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
人們經常抱怨皇后區沒有特色。出租車司機說他們最害怕到皇后區跑活兒，生怕迷路。甚至連皇后區的居民都會在那裡找不到方向，這足以說明問題。而在曼哈頓卻有著更好的地點感（sense of place）。因此我們可以說，曼哈頓是紐約文化的根基，也是這個城市的意象根基。
“你可以給我讓個座嗎”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有一些無形的社會規則和標準，它們強烈影響著人類的日常行為，這也是米爾格拉姆研究中貫穿始終的主線。儘管這些規則力量強大，卻微妙而難以捉摸，我們幾乎無法察覺。只有在這些規則被破壞的時候，我們才能感受到它們的存在。
在乘坐電梯的時候，你可曾一直盯著身旁陌生人的眼睛？你可曾在一個高級餐館吃相不雅地吞嚥一大堆美食，然後在侍者遞上賬單的時候，不僅不給小費，反倒要求對方為你喜歡的慈善事業捐款？你可曾站在喧鬧的都市十字路口一角大唱美國國歌？你會這麼做嗎？
有一次，薩莎的母親來到了米爾格拉姆家，她的一句無傷大雅的評論觸發了米爾格拉姆的靈感，進而設計出一個特別的實驗來展示社會規範的強大力量。在這個實驗中，無論是主試還是被試都感到了壓力。這是他所有實驗中絕無僅有的一個。
米爾格拉姆的岳母住在曼哈頓上東區，去米爾格拉姆的住處需要乘坐公共汽車。1971年初秋的一天，她到了米爾格拉姆家之後問他：“為什麼公共汽車和地鐵裡的年輕人不再給頭髮花白的老太太讓座了？”米爾格拉姆回答：“你要求他們讓座了嗎？”她看了他一眼，好像他瘋了似的：“沒有啊。”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他向城市研究班的學生們說出了他的研究設想。這個設想的核心問題是：如果學生們要求坐在座位上的乘客讓座，結果會怎樣？學生聽到這個想法之後立刻爆發出了緊張的笑聲。很多學生表示，紐約人不可能因為一個陌生人的要求就讓座。米爾格拉姆問哪位學生自願去完成這個實驗，沒有一個學生應聲。最後，一位名叫艾拉·古德曼（Ira Goodman）的學生走上前，勇敢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還有一名同學與他同行，充當觀察員。
艾拉將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請求20位乘客讓座，他會禮貌地提出請求，但是不說明原因。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整個心理學系，大家紛紛說：“他們又有新玩意兒了！他們又有新玩意兒了！”第二天，古德曼回來交差的時候，帶回了出乎大家意料的發現。米爾格拉姆回憶道：“學生們把古德曼當成了聖人，好像他發現了在紐約地鐵裡生存的複雜秘密。”古德曼在課堂上報告，有大約一半的乘客給他讓座。但是與計劃的20名被試相比，他只詢問了14位乘客。米爾格拉姆問他為什麼沒有完成額定任務，艾拉回答：“我只是沒辦法繼續下去了。這是我這一生中做過的最難的事兒。”
是否只有古德曼一個人會有這種反應？米爾格拉姆決定讓班級裡的所有學生都加入這個實驗，包括他自己和共同授課的教師歐文·凱茨（Irwin Katz）。米爾格拉姆這樣形容他的親身經歷：
坦率地說，儘管古德曼已經有了切身體會，我還是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易如反掌。我走向座位上的一位乘客，正要嘟囔出一些“魔術咒語”，但這些詞忽然好像卡在了我的喉嚨裡，就是說不出來。我站在那裡，身體發直，什麼也沒說就走開了。任務沒有完成。學生觀察員催促我再試一次，但是我全身發軟，動彈不得。我不停地說服自己：“你這個膽小鬼、懦夫。這個任務是你安排的，如果連你自己都完不成，你怎麼回去見學生？”
退縮了幾次之後，我終於走到一個乘客面前，小聲說出了我的請求：“對不起先生，能給我讓個座嗎？”那一瞬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同尋常的恐懼感。這個男人站起來，給我讓座了。但是我的痛苦並沒有結束。我坐在那個男人的座位上，強烈地感覺需要做點什麼，讓我的請求顯得合理。我把頭埋在兩膝之間，能感到自己臉色蒼白。這根本不像進行角色扮演，而是好像馬上就要死了一樣……
1972年春天的新學期，米爾格拉姆決定把這個實驗搬到紐約地鐵中進行。但是這一次實驗經過了改良，程序更加複雜。他和實驗社會心理學班級的學生一起，設計出各種請求乘客讓座的方法，最終確定了4種不同的實驗情境：第一個是“無理由情境”，主試隨意選擇一名座位上的乘客，站在其面前，不做任何解釋地說：“對不起，可以給我讓個座嗎？”這與上學期進行的實驗完全一樣。結果是，56%的乘客讓座，12.3%的乘客做出了折中反應：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座位，而是向旁邊挪了一下，和主試分享一個座位。算上這種反應，那麼共有68.3%乘客被試給米爾格拉姆的學生讓座。
在第一個情境中出現了較高的讓座比例，也許是因為乘客認為學生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於是米爾格拉姆又設計了第二個情境叫作“非重要理由情境”。在這個情境中，學生會說：“對不起，可以給我讓個座嗎？我站著無法看書。”在請求中加上一個沒有說服力的理由，乘客就不會在心中假設出一個更加迫切的理由。這一次，讓座的比例明顯下降，但還是有41.9%的乘客滿足了這個請求。
也許還有一個原因會造成這種高讓座率，因為學生提出請求特別突然，被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找不出合適的理由拒絕學生，讓座只是驚愕之餘的反應。畢竟，讓出座位比快速找出理由拒絕別人要容易得多。因此他們又設計出了第三個情境來檢驗這個因素。
第三個情境叫作“偷聽情境”。幾名學生在地鐵車廂中進行了一場“流動表演”。兩名學生站在被試面前，裝作彼此不認識，其中一人問另一人：“對不起，你覺得如果我要求別人讓座合適嗎？”另一個說：“什麼？”第一名學生重複剛才的問題，另一位學生給出了不確定回答：“我不知道。”通過這個情境我們可以瞭解到，如果給被試足夠充分的心理準備，是否會讓更多的人拒絕主試的請求。兩名學生在進行對話的時候，會將聲音提高到面前乘客可以聽到的程度，結束對話之後等10秒鐘，然後那位提問的學生請求面前的乘客讓座。這一次，讓座的比例大幅降低。只有36.6%的乘客讓出了座位，而第一個情境中，這個比例是68.3%。
第四個情境的設計目的是：如果採取間接的請求方式，是否會增加被試不合作的比例。在這個情境中，學生和乘客之間的目光接觸幾乎為零，因為這個情境中的請求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寫在一張紙上。學生向座位上的乘客遞過一張紙，上面寫著：“對不起，能給我讓個座嗎？我特別想坐下來。謝謝。”米爾格拉姆認為，由於沒有面對面口頭請求的壓力，讓座率會進一步降低。但事實證明他錯了，50%的地鐵乘客讓出了座位。米爾格拉姆推斷，可能是這種奇怪的請求方法讓乘客感到不舒服，這種不適感催促其快速結束這一切。
此外，這次實驗還有一個附帶的發現，在實驗結果的模式中顯示出了性別差異。在所有的情境中，給女學生讓座的乘客更多。而讓座的乘客中，男性多於女性。
學生主試中有一位叫作哈諾德·塔庫夏（Harold Takooshian）的學生，後來成為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教師，他繼承了米爾格拉姆的衣缽，繼續研究城市生活心理學。他從地鐵實驗和服從實驗中找到了一些十分有意義的共同點。
在這個違背地鐵規則的研究中，主試的反應是最令人意外也最顯著的特徵。我們發現，從來沒有人在地鐵上見過陌生人要求乘客讓座，這種事情真的很罕見。每名學生都在報告中表示，這個過程讓他們感到了強烈的緊張。
這種緊張與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中所製造出來的極端感受類似……比如，至少有兩名女學生報告說，她們在實驗過程中無法自控地緊張大笑，而服從實驗中的被試也出現過這種反應……在被婉轉地問及“既然感覺不舒服，為什麼還要繼續做下去呢”時，一名女學生回答：“為了課程我不得不這麼做。”為了這個目的，她抗拒了自己的不適完成了實驗。很顯然，這種緊張感和服從實驗中的緊張相同……奇怪的是：學生只是違反了一個看似如此微不足道的社會規範，就產生了這麼強烈的緊張感，好像其中涉及了一些道德的成分。而我們要求對方讓座這件事，似乎已經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反常”行為，而是道德意義上的“反常”行為。
地鐵研究很快就公佈於眾。1972年6月2日春季學期末，米爾格拉姆在研究中心組織了一次關於城市生活認知和情感的跨學科會議，在會議上公佈了這個發現。幾年之後，由於他的學生約翰·沙比尼，這個研究再一次被人們提及。沙比尼身材魁梧，但是長得很孩子氣。他是米爾格拉姆學生中最聰明的一個，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曾擔任該校心理學系的主任。他在紐約城市大學上學期間最好的朋友叫莫瑞·希爾法（Maury Silver）。希爾法外表清瘦結實，波西米亞式的五官，與沙比尼有著同樣的哲學偏好。師從米爾格拉姆的時候，他們二人和這位老師之間的關係很親密，更像是同事。
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沙比尼計劃以“人類不願斥責他人”為研究主題。作為論文指導老師，米爾格拉姆希望他能在一個真實背景中進行這個實驗，而不是在實驗室裡。於是沙比尼在地鐵裡進行了數次表演。他扮演一個橫行霸道的討厭傢伙，還找來了一名女學生和他共同“演出”。希爾法在一旁充當觀察員。
但是有一天，實驗中出現了突發現象。剛開始，一切都依計劃進行，女學生先走進擁擠的車廂，找到了一個座位坐下。然後主試沙比尼也走了進來，走到女學生面前說：“這是我的座位，我先看到的。”女學生試圖請求身旁乘客的幫助，但是未果，於是她離開了車廂，沙比尼坐在了她的位置上。忽然，一名帶著外國口音的男人衝了過來，站在“壞蛋”沙比尼面前嚴肅地說：“你這麼做可不好。如果我讓你站起來，你感覺如何？”這位乘客的憤怒似乎越來越強烈，他彎下腰，直盯著沙比尼的眼睛大聲喊：“早晚有一天你會因為這個被幹掉！”這種叫嚷顯然沒有讓他平息，他揪起沙比尼，大聲喊：“你給我起來！”然後把他推到地鐵車廂的另一邊，轉身坐在了沙比尼的位置上。沙比尼和希爾法努力安撫他，最終三個人都在下一站下車。
沙比尼和希爾法回去之後向米爾格拉姆報告這段危險經歷。沙比尼回憶說：“我記得他坐在辦公室的椅子裡，兩隻腳搭在桌子邊兒上，對我們說：‘有些人類學家冒著生命危險去研究食人族文化，我認為心理學家沒有什麼理由不這麼做。’”但他最終還是同意沙比尼在實驗室裡完成這個研究，畢竟這裡更安全，更好控制。
熟悉的陌生人
關於米爾格拉姆的城市研究，還有一個研究不能不提。他發現，在城市生活中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我們可能熟悉很多人的面孔，卻從未與他們真正互動過。
他稱這些人為“熟悉的陌生人”。1971年的春季學期中，他在實驗社會心理學班級中進行了一項研究，希望瞭解更多關於“熟悉的陌生人”的現象。他們選擇了賓州中央鐵路公司哈得孫路段的斯布坦杜維火車站（Spuyten Duyvil）月台作為研究地點。之所以選擇這裡，是因為這個火車站距離他在河谷區的家特別近。每天早晨都有三輛火車載著乘客到曼哈頓上班。米爾格拉姆從這裡坐上火車，26分鐘後在大中央車站下車，走兩條半街區就是研究生中心大樓。
熟悉的陌生人實驗
實驗期間，米爾格拉姆的學生們每天早晨都會在杜維車站集合，用照相機拍下等車乘客的照片。為了方便辨認，學生們對照片上的每位乘客進行了編號（見圖7-1）。每張照片都準備了多個複印件。幾個星期後，學生們分組回到火車站，將一個信封分發給在這裡等車的乘客。信封裡放著一張學生拍攝的照片和一個調查表。他們先表明身份，然後說他們正在進行社區問題的研究，詢問對方是否能在乘車途中填寫調查表。學生們跟著乘客上車，到達大中央車站後收回所有完成的調查表。三輛火車中共有139名乘客收到了調查表，其中119人（89%）交回了調查表。
圖7-1 在熟悉的陌生人研究中發給通勤乘客的代表性照片
米爾格拉姆和學生們發現，89.5%的被試能夠辨認出照片中至少一名熟悉的陌生人。平均每人辨認出4名。相比之下，只有61.5%的人與至少一名陌生乘客交談過，平均下來，每位乘客曾與1.5位陌生人進行過交談。
問卷上有個問題：是否曾對某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感到好奇。大約有47%人回答“是”。但這種好奇心並沒有帶來交互，只有32%的調查者表示，他們至少曾有過和陌生人交談的念頭，只是轉瞬即逝。
米爾格拉姆認為，這種與熟悉的陌生人不進行交互的傾向，是人們在城市環境中適應刺激超載的一種方式。個體人格被解體後成為場景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人。他這樣解釋道：
為了處理所有可能的環境輸入，我們對輸出進行了過濾，因此我們的交互行為就變得稀薄了。在熟悉的陌生人案例中，我們允許一個人與我們進行感知上的碰撞，但是隔絕了任何交互行為。部分原因是由於，與社會加工過程相比，一個人的知覺加工過程花費的時間要少得多。我們能瞥見一個人，但是需要用更多的時間才能進行社會參與。
米爾格拉姆在這裡引用超載概念似乎有道理，但是卻並不完全令人信服。他曾用刺激超載概念解釋都市生活產生的各種特殊行為方式，但如果想解釋熟悉的陌生人問題，還應該選擇一些小城鎮或其他非城市環境中的火車站，進行一些控制或對照情境實驗。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這個實驗也展示了意圖和行為之間的鴻溝，就像服從實驗和從眾實驗一樣。在熟悉的陌生人實驗中，約50%回答調查問卷的乘客曾對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但只有30%的人考慮過與對方交談。
他發表了一份簡短的研究報告。與此同時，他還與一位名叫哈里·弗洛姆（Harry From）的研究生合作，製作電影《城市和自我》（The City and the Self）。這是與《科學》上的演講節選《城市生活體驗》相呼應的視覺作品，對熟悉的陌生人現象進行了觀察，整部電影能夠給觀者帶來強烈的共鳴感。特別是當我們思考“9 · 11”恐怖襲擊的時候，會發現這部電影中展示了很多真理和人性事實。
米爾格拉姆擔任電影的解說。但解說詞量很小而且十分簡單，電影主要是讓那一幕幕的場景來表達他的意圖。當鏡頭轉向熟悉的陌生人這部分時，他採用了韻律散文詩的形式配畫外音，聲音中帶著隱隱的痛楚。
我們研究熟悉的陌生人，
我們在一個個站台上與他們交流。
他們對我們說：
一年又一年，熟悉的陌生人，
越來越難以彼此交談。
障礙日深，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與他相遇，
在距離站台遙遠的地方，
比如遠在他鄉，
我們會停駐、握手，並且
第一次發現，
我們原來彼此相識，
卻不是在這裡。
我們知道——
如果爆發巨大災難，
水災、火災和風暴，
屏障就會破碎，
我們就會彼此交談，
但問題是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
如何走近？
如果沒有火災，
如果沒有水災，
如果沒有風暴。
暴力電視節目是否會引人犯罪
米爾格拉姆一直都在挑戰學術傳統，但他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一個重要特徵。研究的目標，即因變量大都是可以觀察的具體行為，無論是拾起一封“丟失的信件”還是在地鐵裡讓座。正如他在一次採訪中所說：“只有在具體行為中才能真正辨識出社會行為中的作用力。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心理地圖研究脫離了他的常規研究風格。因為這個研究側重的是個人體驗，而不是外在行為。
1969年年初，米爾格拉姆終於等到了一個大張旗鼓重回行為研究舞台的機會。3月2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社會研究辦公室主任約瑟夫·克拉伯（Joseph Klapper）組織了一次科學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電視暴力對觀眾的影響。除了探討相關的理論問題之外，會上還邀請參與者提交相關的研究建議。米爾格拉姆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一個月之後的4月23日，他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提交了一份研究建議書，很快就通過了社會心理學專家組的評估，獲得了26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電視暴力和攻擊性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方向，而且他對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也持懷疑態度。但他沒有在申請中如實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進行一次大手筆的研究。的確，這筆巨款可以讓他做很多事情。他首先雇了一位研究助手，來自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R．蘭斯·肖特蘭德（R. Lance Shotland），還配有若干幫手，協助他完成在4個城市中的研究，這4個城市分別是紐約、芝加哥、聖路易斯和底特律。此外，在數據分析方面，他還可以請教美國頂尖的研究方法論專家和統計方法專家。
米爾格拉姆為電視影響力問題帶來了新思路。即使在今天看來，這個研究依舊是獨一無二的。當時大多數研究電視反社會行為的實驗都會選擇電視節目作為刺激物。典型的做法就是，被試隨機觀看一些電視節目，有的內容很暴力，有的則沒有暴力鏡頭。然後對一些攻擊因變量進行比較。但這種方法存在一個問題：所選擇的電視節目除了暴力差異之外，可能還存在其他的性質差異。
暴力電視節目實驗
米爾格拉姆和肖特蘭德採取了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方法。他們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合作，將黃金時段播放的熱門電視劇《醫療中心》（Medical Center）進行修改，製成了一組特集，包括三個結局的版本和一個對照版本。
這個特集的名字叫作“倒計時”（Countdown），由劇作家唐·布林科利（Don Brinkley）編劇，米爾格拉姆在劇情安排上也提供了一些建議。電視劇於1970年年初製作完成，米爾格拉姆特地坐鎮米高梅電影製片廠監督製作工作，防止電視台加入一些不符合實驗要求的情節。當然，他並不是總能如願。
特集的情節是一名醫院病房勤雜工的悲慘遭遇。男主人公名叫湯姆·戴斯蒙德（Tom Desmond），他最近倒霉透了，丟了工作，妻子生病，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他指望著養家餬口的船也被收回。這個故事的三個結局中，有兩個是毀滅性的，這位絕望的勤雜工砸開醫療中心放置在各處的慈善捐助箱，偷走善款。他在一個結局中被警察抓住了，另一個結局中則逃過了警方的追捕。第三個結局則是符合社會道德的，他沒有偷走錢，而是將錢放回了捐款箱。在兩個反社會的版本中還有勤雜工在電話中辱罵醫療中心主任的情節。對照情境的劇情完全不同，沒有任何暴力行為。
從1970年9月到1971年11月，米爾格拉姆和肖特蘭德將這個電視劇應用在一系列現場實驗中，有的實驗將數百萬在家中收看節目的觀眾當作潛在被試。在這些實驗中，無論是觀看節目還是模仿反社會行為，都發生在真實生活之中。
實驗過程大體如下：對外宣稱在曼哈頓中心地區舉行一次新片試映活動，被試是曼哈頓的有線電視用戶和無線電視用戶，這4部電視劇就是實驗中的刺激物。所有參與活動的人都被告知，會得到通用電氣公司的一部晶體管收音機作為獎勵。觀眾在規定時間領取獎品，地點是位於42大街一棟建築中的“禮品發放中心”。幾天後，當被試來到發放中心時，會發現這裡什麼都沒有。環顧四周，可以看到一面牆上有希望工程的慈善標誌，旁邊是一個透明的塑料盒子，裝著一些紙幣和硬幣。隱蔽攝像頭會記錄下被試的每個動作。實驗目的是檢驗被試是否會從慈善捐款箱中偷錢。更準確地說，與符合道德規範的對照電視劇相比，觀眾在觀看了反社會結局的節目之後，是否更容易出現偷錢的行為。
這次研究包括8個實驗，電視觀眾分成三類，分別觀看反社會版本、親社會版本和對照版本。米爾格拉姆發現，在現實生活中，觀看反社會版本的觀眾並沒有更多地模仿劇中的反社會行為。該項研究之所以獨一無二，是因為米爾格拉姆控制了常規的黃金時間段電視節目安排，他可以將自變量，即三個不同的結局融入到電視節目中，與此同時，又能確保三個實驗情境中的節目是一個恆定常量。
奇怪的是，在關於電視暴力和攻擊性的文獻中卻很少看到這個研究的影子。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他和肖特蘭德共同撰寫了《電視和反社會行為的現場實驗》（Televi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Field Experiments）一書，對這項研究進行了詳細闡述。但這篇論文並沒有將此次實驗與學習和模仿研究聯繫在一起，也沒有提及媒體暴力影響的問題。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結果顯示，電視上的反社會行為沒有對觀眾產生太大的影響。但很多研究都提出了有力的證據，證明這種影響是真實存在的。
其次，米爾格拉姆系列實驗的實驗結論很含糊，讓人一頭霧水，難以把握這些實驗到底想要表達什麼觀點。是人們不會受電視中破壞行為的影響，還是說反社會電視節目的確會對觀眾產生負面的影響，只是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方法有問題？亦或者，模仿反社會行為可能會延遲，會在晚些時候或者在其他地方顯示出來？
因此，米爾格拉姆的現場實驗被束之高閣並非毫無道理。但實驗中一個重要的閃光點也因此被埋沒了，那就是獨特的實驗設計。在所有電視暴力影響的研究中，米爾格拉姆對自變量的控制無人能及，而控制自變量是獲得因果關係結論的一個重要因素。
《倒計時》的導演是大名鼎鼎的文森特·舒曼（Vincent Sherman），他在電視台工作之前曾與很多好萊塢大牌明星有過合作，包括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埃羅爾·弗林（Errol Flynn）等。如今，這位90多歲的老人依舊記得米爾格拉姆在攝影棚時的事情以及他那“構思精彩”的實驗。1983年3月，米爾格拉姆在寫給舒曼的信中還提起了當年在電視方面的研究，並將電視納入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框架之中。
您為我的電視研究執導了《醫療中心》特集。這次電視研究算是我所有研究中規模最大的一個了。但是結論有點兒模稜兩可，因此未能獲得廣泛認可。如果您的節目可以深刻地影響觀眾，讓他們瘋狂模仿其中的反社會行為就好了！但是……哎，社會心理學實驗中有一些戲劇一樣的因素，研究人員可以用他們的天才設計出獨具創意的問題，但是結局總是要留給被試來完成。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創造一個情境，將被試帶到情境當中，但是我們無法確定他們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我們能夠控制的只有問題，而不是答案。從這一點來說，劇作家能夠控制故事的結局，這真是一個優勢。
性格古怪的天才
無論是在哈佛、耶魯或是紐約城市大學，米爾格拉姆在同事和學生的心中都是一個複雜難懂的特殊人物，就像一個謎。但是作為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專業的組長，他卻有著鮮明的特點：傲慢自負，作風強勢，控制欲強，事事都要按照他的方式進行，讓人感覺難以相處。
心理學系的主任哈羅德·普洛尚斯基曾經建議，在研究生中心為奧托·克蘭伯格（Otto Klineberg）特設一個兼任職位。克蘭伯格是社會心理學界的“元老級人物”，是種族差異問題方面的專家。系裡其他同事都認為克蘭伯格的加入是一種榮譽，但是米爾格拉姆卻非要弄個明白，克蘭伯格到底能做什麼。因此他頑固地堅持，在邀請克蘭伯格加入社會與人格專業之前，必須安排一次與克蘭伯格的午餐面談，對他進行更加深入的瞭解，然後才能做進一步的決定。最終，克蘭伯格確實是在共進午餐的時候通過了米爾格拉姆的“鑒定”才加入該項目組的。
但是乍一交往，米爾格拉姆給人的第一印象卻是另外一個樣子：態度親切，個人魅力十足，對各種想法兼收並濟。他很喜歡傾聽，但對聊家常不感興趣，如果發現對方說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閒話，他會很粗魯地打斷對方。性格活潑坦率的朱迪斯·沃特斯（Judith Waters）曾經擔任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助手。她回憶道：“他毫不掩飾對其他人的不滿，當然也包括我。他這種態度絕對不分人，無論對學生還是講座上特邀的演講嘉賓，他都不會嘴下留情。就像約翰·沙比尼所說：‘受他侮辱的機會人人平等。’”
事實上，他有時候對待家人的態度也是如此。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羅伯特·潘乍瑞拉教授（Robert Panzarella）回憶，有一天他在辦公室裡與米爾格拉姆交談。這時有人輕聲敲門。
是薩莎，她把門打開一條縫，向屋裡看了一眼。米爾格拉姆忽然變得很不高興，這種情緒似乎與我有點兒關係。他突然轉身對薩莎說：“你沒看到我在和鮑勃(12)說話嗎？我和鮑勃說話的時候別打攪我們。”薩莎說：“我只是想告訴你我要走了。”然後就關上門離開了。我為她感到難過，當然這可能只是偶然現象，也許當時我們正在談論的事情讓他神經高度緊張，或者別的什麼。我不知道，但是這件事情真的讓我感到很不舒服。
米爾格拉姆的弟弟約爾也記得，20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他和米爾格拉姆曾計劃共同寫一篇關於他們孩提時代的文章。
我對此很興奮，於是在一個不太合適的時間給他打電話。很自然，他不願和我說話，直接把電話掛了……我哥哥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掛電話專家”。（他）十分傲慢自負。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他正在看電視新聞，他只會說一句：“不說了，一會兒打過去。”然後就掛了。這可是公認的，全家人都知道。這讓我和他之間在成年後產生了距離感。
作為一名教師，他對學生也有著諸多要求。總是在向學生發起挑戰，刺激他們思考，希望他們更富創造力。哈諾德·塔庫夏記得：
他看起來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只要聽他說一分鐘的話，你就會知道他這個人很不一般。他表達自我的方式特別激烈，但卻言之有物。很多人在聽了他的話之後，可能會說：“對，那就是我想說的。”（他的）表達清晰，堪比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3)。此外，他還有一個本事，能將那些並不成熟的想法說得人人都喜歡聽。我不得不說，那是米爾格拉姆最顯著的特色。
他在課堂上真是火花頻頻。火花可能會轉瞬即逝，但是他的表達方式真的很吸引人，人們不介意那些火花是否會消失。他能察覺出他人的感受，但不見得總是讓你感覺良好。有時候他會對別人做出辛辣的評價。他厭惡陳詞濫調、人云亦云和老生常談。如果他感覺某人說的事情沒有什麼根據，就會馬上向你發起挑戰。他在班級裡是無可爭議的權威，表達方式特別強硬。
他的確是班級裡“無可爭議的權威”，但他顯然也意識到，有必要向大家說明他的這種“權威”只局限於某些情況，他並沒有被權力慾控制。羅伯特·潘乍瑞拉記得，有一次自己和米爾格拉姆共同授課：“他一上來就說：‘我研究服從並非因為我是一個獨裁者。’這話讓我們幾個人忍不住笑了起來……很顯然，他意識到自己給他人留下了這種印象。”
但是從某個角度來說，米爾格拉姆還是有優點的，他在課堂上的表現可能顯得很獨裁，但是他的獨裁併非完全不講道理。潘乍瑞拉還記得第一次和米爾格拉姆見面的情景。那是9月裡的一個艷陽天，秋季學期的第一天。當時潘乍瑞拉坐在班級的第一排。米爾格拉姆走進教室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指著他說：“把太陽鏡摘了。”潘乍瑞拉透過眼鏡看著米爾格拉姆，輕描淡寫地說：“這是處方眼鏡，我必須戴著。”米爾格拉姆停了一下，然後說：“好吧。”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米爾格拉姆的專製作風令人不快，首席女高音般傲慢的做事方式人人皆知，但他的絕頂才能也是系裡公認的，即使是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雖然身高只有1米7，他的頭腦中卻蘊含著強大的力量，無論走到哪裡都是不可小覷的人物。約翰·沙比尼指出，米爾格拉姆的智慧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徵。
他是一個天才。所謂的天才就是指這個人很瘋狂。我的意思是說，你永遠都不知道，他的創意會將他引領到哪裡，他自己也不知道。因此他會寫音樂劇，會設計出那麼多遊戲般的實驗，會拍電影……
他思考事物的方式完全是反傳統的，他也堅持讓學生們這麼思考。我找工作期間，他大概每個月都給我打個電話，向我傳授些職場經驗。比如，他認為，在職業生涯中你的秘書最重要，最應該與之保持良好的關係。如果你對之報以一笑，他會說：“不不不，我是認真的。你的秘書遠比你的學生、同事或博士後重要。你的秘書將決定你是否能夠事業有成……”如果你對他的話有異議，比方說，你說，也許你的同事更重要，那麼米爾格拉姆就會認為你的思維方式太傳統，沒有觸及事物的本質。我想，米爾格拉姆就是這樣的，他毫不留情地拋棄了那些妨礙他看透真相的泡沫，那些虛假的謬誤和常規理念。
至於他的同事，有的人討厭他，也有人喜歡他。比如小群體研究方面的社會心理學家薩羅門·瑞提格（Salomon Rettig）說，他真的很喜歡和米爾格拉姆在一起，感覺很愉快。不過奇怪的是，儘管他的銳利有時會誤傷別人，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專業的同仁中基本上沒有人嫉妒他，包括那些不太喜歡他的人。
這裡有兩個原因。首先，儘管他是系裡最閃亮的明星，但其他教師也絕非等閒之輩，大都是各自領域中知名度很高的專家。比如系裡最具影響力的大衛·格拉斯（David Glass），他個子很高，面部輪廓柔和，總是穿著整潔的套裝，是行為醫學的奠基人之一，研究方向是人體對心理壓力的反應。還有女性心理學權威佛羅倫斯·登馬克（Florence Denmark），她個子嬌小，總是笑容滿面。她是一位頗具政治野心的女性，1980年被推選為美國心理協會的主席，那是她事業的巔峰。與米爾格拉姆關係最密切的歐文·凱茨，曾在偏見和羞恥感方面提出了新看法。艾琳·蘭格（Ellen Langer）外形小巧，古靈精怪，對各種社會心理學理論爛熟於胸，就像一個權威專業知識寶庫。她曾在“不用心”（mindlessness）方面進行過開拓性的研究。她提醒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反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行為的無意識決定因素之所以成為研究熱點，部分要歸功於她。
米爾格拉姆不被嫉妒的第二個理由就是他的盛名已經超出了學術的範疇，難以超越。一個人可能會嫉妒每星期比他多掙100美元的人，但不會嫉妒比爾·蓋茨。因此，他的很多同事都樂於躲在米爾格拉姆炫目的光彩之中。
作為天才的一個好處就是，無論你多麼離奇古怪，大家都覺得很正常。米爾格拉姆應該算是所有學生都“惦記”的人。大家總是會想：“我真想知道他那麼做是為什麼？”有一次，約翰·沙比尼與米爾格拉姆約好10點半見面，他10點29分的時候來到辦公室。米爾格拉姆馬上讓他離開房間，1分鐘之後再回來。沙比尼走出大樓後坐在樓前的長凳上。與此同時，米爾格拉姆坐在辦公桌旁兩腳蹺在桌子上等著，透過敞開的辦公室大門就能看到沙比尼。一分鐘之後兩個人才正式見面。而哈羅德·塔庫夏記得，30年前，米爾格拉姆在高級社會心理學的第一節課上，做出了一些讓他至今無法理解的行為。
米爾格拉姆說他不滿意教室的佈置。那節課共兩個小時，但幾乎一半的時間內，他都在指揮我們把課桌椅擺成各種形狀，看看哪種形狀讓他“感覺最好”：八角形、長方形、正方形。這就是我們14名學生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的第一堂課，而教師，就是名聲響當當的米爾格拉姆教授。這個奇怪的舉動讓我們私下裡都感到很奇怪，都想知道怎麼回事。他一遍一遍指揮著我們搬動各種室內物品，問我們喜歡哪一種佈置，還歡迎大家提出新建議，然後又冒出了新點子、新命令……最後的結果是一個簡單的正方形。之後，他對這件奇怪的事情絕口不提，沒有對我們進行解釋，對屋裡的擺設也沒有再發表意見。
米爾格拉姆令人費解的性格基本上沒有什麼危害性，但他反覆無常的古怪行為還是讓很多學生感到困擾，造成了學生對他態度的兩極化。有的人會因為他的善意之舉而喜歡他，比如博士生羅娜·卡巴茲尼克（Ronna Kabatznick）。在準備博士論文的時候，她經常要獨自一人在電腦實驗室中待很久。有一天她對米爾格拉姆說，這種孤獨感讓她經常想哭。米爾格拉姆讓她把電腦搬到自己的辦公室，這樣他就可以給她做個伴兒。羅娜真的在米爾格拉姆的辦公室裡完成了自己的論文，她每天都坐在電腦旁邊忙論文，米爾格拉姆則忙著自己的事情，打電話或者備課。
但另一方面，也有學生對他恨得牙癢癢。約爾記得，有一次到米爾格拉姆的辦公室找他，看見一個學生滿眼淚水地衝出辦公室大門。還有一次，米爾格拉姆找一名學生談話。談話結束後，他發現辦公室那個漂亮的黑沙發上出現了一個小洞，原來是剛才坐在這裡的學生偷偷用筆戳出來的。
即便是和米爾格拉姆關係很好的學生，也都對他在課堂上的情緒無常感到不適應。他的情緒常常突如其來，沒有預兆，就像一陣狂風。學生們上他的課就像在坐情緒過山車，此刻盡享深邃思想帶來的喜悅，彼刻又唯恐被他找碴兒呵斥。
為什麼他的行為中會出現這種間歇性波動呢？而他的學生們，無論是喜歡他還是憎恨他，都與他保持了長久的聯繫，又怎麼來解釋這一點呢？
答案可能藏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在米爾格拉姆的內心深處，他的職業和他這個人早已經成為一體。社會心理學不僅是他的職業，更是他的生命。社會心理學中有一條重要理論：環境是決定行為的最重要因素。我們的行為特別容易受即時社會環境中的細微特徵影響，這種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不同的情境會激發出我們人格中的不同方面。米爾格拉姆的很多同事和學生都說，他對周邊環境的細枝末節特別敏感，之所以時不時冒出一些古怪行為，可能就是受到了他人行為細節的刺激，而我們大多數人往往都不會對這些細節如此敏感。
雖然對他的性格頗有微詞，但當學生們開始為博士論文尋找導師時，米爾格拉姆是所有教師中最搶手的一個，也是指導博士畢業論文數量最多的教授，共有14人由他指導。
通常有兩種指導學生寫博士論文的方法，至少這是心理學專業中的常規做法。有些導師會讓學生參與進自己的研究項目，將其拓展成一個可以在論文中討論的課題。另一種方法，如果學生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並不是導師的主要研究方向，導師會鼓勵學生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高爾頓·奧爾波特就是第二種導師的代表。他在哈佛的社會關係學系中指導了很多博士論文，論文的課題各有不同，涉及了很多領域。事實上，奧爾波特並不希望博士生選擇他的研究項目，更願意學生們開闢自己的興趣點。
米爾格拉姆傚法了奧爾波特開放式的導師風格。他的學生研究的課題可謂百花齊放，很多課題都在他的研究領域之外。事實上，只有兩名學生的博士論文主題與服從實驗有關。有一名學生叫作阿瑟·布朗克（Arthur Blank），他在論文中對實驗中的對話進行了微量分析。布朗克在回憶當年時說：
我的方向是社會語言學，這只能算是米爾格拉姆研究的邊緣地帶。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他始終對這個世界保持著好奇心，特別願意支持他人的探索。他會引導你走進一個全新的世界。對我而言，他對新課題和新理念的開放態度是無價之寶。他總是欣然接受新觀點，然後對其進行改善，或者為其帶來一個全新的視角。
從米爾格拉姆開始指導博士論文的那一刻起，學生們才逐漸體會到他的關愛和支持。除了鼓勵學生在學術上的創新，他還盡力幫他們尋找最好的工作。縱使是畢業多年的學生，他也願意隨時為他們寫推薦信。當年，福爾雷迪可森大學的朱迪斯·沃特斯有了一個升至助理教授的機會。米爾格拉姆提了個建議：為了增加升職機會，她應該邀請一位知名專家做一次公開講座。他毛遂自薦做演講，而且完全免費。要知道，那時候他每次演講的報酬高達數千美元。正如佛羅倫斯·登馬克所說：“他支持每一位信得過的人，每一位沒有讓他失望的人。”
但是，最讓學生和同事們記憶猶新的還是他那永不枯竭的智慧和遊戲般的學術風格。在不同的環境中，他的這種性格會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他的工作態度特別嚴肅，但他只執著於那些強烈吸引他的事情，對其他事情沒有半點興趣。孩子般的好奇心激發他進行各種全新嘗試。這個男人既向我們呈現了嚴肅深刻的服從實驗，也會問一些輕鬆搞笑的問題，比如：紐約人如何解釋那些從地下冒出來的滾滾神秘蒸汽(14)？
他的一名博士生愛麗絲·格爾斯坦（Elyse Goldstein）回憶，米爾格拉姆是一個非常喜歡開玩笑的人，“他的幽默風趣無人能及”。他曾在紐約城市大學做過一件滑稽的事情，一整天都以唱歌的方式和別人交流。別人和他說話也要用唱的方式，否則他就不予回應。有一名學生記得，有一次米爾格拉姆在講授關於服從的問題時，曾把一個小發電機連接在他的手指上，對自己進行電擊。朱迪斯·沃特斯曾經是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助理，她記得在那些令人精神高度緊張的課程間歇，米爾格拉姆會領著學生玩一些他發明的文字遊戲。其中一個遊戲就是把一個簡單的詞變成複雜的心理學句子。比如，“我猜”可以變成“基於以上列舉出來的假設，假定在某些限定情景下可能獲得以下結果”。米爾格拉姆曾經給保羅·霍蘭德寫過一封信，當時保羅的妻子將要臨產，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米爾格拉姆在信中問保羅：“在第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是想做室內觀測還是室外觀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