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重回哈佛大學後所進行的研究，最能代表他在坎布裡奇的歲月。他的工作計劃中有兩個議題特別重要：丟信方法和小世界現象。這兩者都已成為社會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非常有價值的創新研究工具。
米爾格拉姆還在耶魯工作的時候，奧爾波特就曾經像預謀一樣對同事羅傑·布朗說：“我更希望他在紐黑文做這個實驗，但實驗結束後要盡快把他召回哈佛旗下。”從情感上來說，奧爾波特對服從實驗的倫理問題一直感到左右為難。一方面，米爾格拉姆第一次在信中跟他說起這個實驗計劃時，他的反應是單純的興奮，甚至於立刻邀請米爾格拉姆來哈佛，在他的畢業班上講述這個實驗。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在課堂上讓學生投票，判斷服從實驗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的結果基本上是半對半，有時候大部分學生支持服從實驗，有時候則反對。
耶魯在對米爾格拉姆的職位晉陞進行評估時，奧爾波特曾在耶魯心理學系主任克勞德·布克斯頓的請求下寫了一份推薦信。他在信中對服從研究持保留態度，但是表達方式十分巧妙。他先告訴布克斯頓，米爾格拉姆是他30年教學生涯中最優秀的三四名學生之一，之後又說：
我對他的學術研究唯一持有的反對意見就是，被試在服從實驗中所經歷的“驚人的”痛苦。只有費斯廷格和斯坎特（Schachter）那樣的著名心理學家才會這樣大膽。我知道他對實驗中的倫理問題很敏感，對不得不在實驗中採用欺騙手段並給被試帶來壓力深感遺憾。但是他認為這在科學領域中是情有可原的，也許事實就是如此。
當年受奧爾波特之邀去哈佛的畢業班講課時，米爾格拉姆曾攜薩莎同行，並把她介紹給這位曾經的導師和現在的朋友。奧爾波特很支持這對戀人。
能見到你和薩莎太高興了。你有著強烈的個性，有一點點偏執，而她能為你創造一種完美的平衡。恭喜你們訂婚……她選擇的事業是社會工作，這會在某種程度上安撫那些被你激擾的人。因此，結果扯平了。
重返學術伊甸園
1962年底，哈佛為米爾格拉姆提供了一個職位，歡迎他回母校工作。事實上，當時他在耶魯已經獲得職位晉陞，可以繼續留在那裡。但是重返學術伊甸園的前景太誘人了，讓人無法抗拒，因此他選擇回到哈佛的社會關係學系任助理教授，簽約三年，從1963年7月1日起，年薪8 600美元。
雖然重返哈佛令他很高興，但回憶起在耶魯的那三年，他還是頗為滿意的。儘管耶魯心理學系當時的研究熱點是態度改變，但還是為他的服從研究提供了足夠的鼓勵和支持。他後來寫道：“沒有人建議我放下自己喜歡的事情，去扛態度改變的大旗，這要歸功於耶魯的心理學系。”
米爾格拉姆在耶魯的教書生涯也很讓他滿意，有幾名學生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比如阿蘭·艾爾穆斯、利昂·曼恩以及蘇珊·哈特（Susan Harter）。這幾個人是他在耶魯學術生活中的核心人物。在校園之外，紐黑文當地的知識分子或藝術家團體寥寥，而對資歷尚淺的新教員而言，心理學系內部的社交氛圍並不那麼令人舒暢。儘管年輕教員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研究興趣，但是他們除了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之外，幾乎沒有獲得終身正教授職位的可能。這個系是資深教授的天下，他們和助教新手之間橫亙著巨大的鴻溝，讓年輕一輩心中頗為不滿。新人加入心理學系後，系主任的妻子通常都會提醒他們的妻子，不要邀請任何資深教授到家裡做客，因為這個邀請基本上都會被拒絕。
但是，米爾格拉姆並沒有像其他年輕同事那樣強烈感受到這種距離感。事實上，他和系裡幾位資深教授的關係相當不錯，其中與歐文·賈尼斯的關係最親密，歐文是一位既有智慧又很可靠的朋友。儘管沒有太大的人際關係壓力，但他還是多少受到了些影響。在寫給耶魯前同事霍華德·萊文索爾的信中，他說：“有趣的是，在紐黑文，我開始將疏離感看作理所應當。”
米爾格拉姆興趣廣泛，自稱為“新文藝復興人士”。我們之前提到過，他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寫詩和歌劇，選擇科學道路並沒有制約他這些“非科學”興趣。1963年夏天，他開始給一些文學經紀人寫信，希望能找機會出版他寫的幾個小故事。大多數人都拒絕了他，只有瓊·戴維斯（Joan Daves）同意做他的經紀人，將這幾篇故事寄到幾家雜誌社，可惜鮮有欣賞者，唯一做出正面回饋的就是《女士》（Mademoiselle）雜誌的小說編輯，表示想看看他的其他作品。米爾格拉姆一生都堅持寫詩和散文，但最終付諸出版的寥寥無幾。
入秋之際，米爾格拉姆和薩莎搬到了坎布裡奇弗雷斯特大街10號的一間公寓。這是一個帶壁爐的漂亮兩居室，距米爾格拉姆工作的埃莫森大樓僅幾步之遙。1964年11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米歇爾誕生，由於鄰居中有很多像他們這樣的年輕夫婦，因此米歇爾不愁找不到玩伴。米爾格拉姆第二個孩子馬克出生在1967年1月，不久他們就離開了哈佛。米爾格拉姆和薩莎在坎布裡奇有種回家的感覺。他們喜歡這裡活躍熱烈的氣氛，很快就融入了這裡的學術和社交圈子。他們的家就像一個美食和快樂的天堂。利昂·曼恩還清楚記得1964年的感恩節晚餐，米爾格拉姆一邊看著桌子上放著的《紐約時報食譜》（New York Times Cookbook），一邊照著書上的步驟鼓搗著一隻巨大的火雞。
生兒育女是米爾格拉姆和薩莎最大的心願。初為人父的很多瑣碎小事都讓米爾格拉姆饒有興趣。米爾格拉姆的弟弟約爾記得，米歇爾出生後，米爾格拉姆給約爾寄了一份錄音帶，用輕鬆愉快、充滿愛意的口吻，詳細描述了如何給女兒換尿布。一年之後馬克出生，他在寫給一位密友的信中說：“兩個孩子讓我越來越快樂，他們成長得特別快。”寫給這位密友的另一封信中還有一段簡潔而生動的話，描述了他初為人父的感受：“為人父母給每一天的生活都帶來了快樂，孩子就是珍寶。儘管需要付出些代價，但是他們總是能散發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快樂之光。”
當年，米爾格拉姆的父親由於工作繁忙，佔去了很多與孩子相處的寶貴時間。因此，無論學校的事務多麼繁重，他都將家庭放在第一位。米歇爾兩三歲的時候，他經常會在週六的早晨或其他可能的條件下，把她帶到哈佛的辦公室。他與馬克下棋，晚上和米歇爾一聊幾個小時，經常領著家人去度假。這些事情對他而言和工作同樣重要。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每一次進步，無論是馬克在SAT考試中得了99分，或是米歇爾為了能看懂一位意大利作家的原作而學習意大利語，都讓他和薩莎感到驕傲。後來孩子們陸續上了大學，米歇爾去了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馬克去了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他為此寫信給一名同事說：“我感到特別傷感，因為以後不能天天見到我的孩子們了。”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在米爾格拉姆田園般的哈佛生活中掀起了波瀾。當時，他還是哈佛的新人，但他的詭計多端卻傳遍哈佛，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就會拿你做實驗。因此，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當時塔爾科特·帕森斯正在給學生們上社會體系特徵課。米爾格拉姆衝進教室，跑上講台大聲說：“大新聞！太可怕了！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大家的第一反應是感到惱火，根本不相信他的話。多倫多大學的社會學家巴裡·威爾曼（Barry Wellman）至今還記得，他當時脫口而出：“你又在拿我們做實驗。”學生們離開埃莫森大樓之後，從其他人口中聽到這個消息，這才意識到米爾格拉姆的消息屬實。
但是，米爾格拉姆在哈佛這段歲月的真正成果還是體現在他的研究上，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有兩個：丟信方法和小世界現象。這兩項研究具有非凡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被後來的社會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廣泛使用。數十年之後，小世界理念還激發了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想像力，“六度分離”這個詞也成為流行文化的一個流行詞彙。他是在服從實驗結束之後開始研究丟信方法的，當時他還在耶魯。這項研究的影響深遠，社會心理學家希望瞭解公眾對各種爭議話題的真實態度時，經常會採用這種方法。
從丟信看態度
米爾格拉姆和他的學生們在1963年設計了丟信方法，這種民意測驗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在盡可能不存在任何人為干擾的情況下衡量社會態度。其框架概念如下：如果你在地面上看到一封尚未寄出去的信件，按照道德常規，你應該把信投進郵筒。但是如果這封信的收件人是你反對甚至憎惡的組織，你會怎麼做？如果你把郵件寄出去，就是在幫助這個組織。人們會怎樣處理這個兩難問題呢？寄信還是不寄信？這可能會反映出一個人對收信人的態度。
米爾格拉姆感覺，評估態度和意見的傳統方法通常是對公眾進行訪談，但訪談人可能會對被訪談人產生某些影響，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在面對面的訪談過程中，為了留下一個好印象，被訪談者可能不會如實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給出一個他們認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回答。丟信方法避免了這種可能造成錯誤的因素，因為撿拾信件的人並不知道有人在研究他的行為，也就不會刻意展示其良好的公眾形象。
在米爾格拉姆給畢業班教授社會心理學和人格研究方法課程時，丟信方法是該課程的一個課外實踐項目。當時他即將離開耶魯。學生中只有10個人參加了這個項目，其中就有利昂·曼恩和蘇珊·哈特，很顯然，這兩名學生比其他的學生更喜歡這個研究項目。後來，米爾格拉姆在《輿論學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中第一次發表了該研究的實驗報告，這兩名學生以合著者的名義出現在報告中。
利昂·曼恩還記得，這個點子源自上課過程中一些“富有創意的閒聊”。當時大家討論的主題是，如果人們在紐黑文的公共場所發現了一個遺失的包裹，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曼恩說：“米爾格拉姆就是這樣的天才，總是能把一個簡單的發現變成可以執行的心理學實驗。”
丟信方法
學生的任務就是在紐黑文四處“丟失”信件，這些信件有4個虛構的收件人：共產黨組織、納粹黨組織、醫學研究協會和一名個人收件者“沃特·卡納普先生”（Mr. Walter Carnap）。每一個收件人的信件各有100封，收件地址都是紐黑文的一個郵局信箱。所有信件的內容完全一樣，措辭比較含糊，適用於所有的四個收件人。這封信是“麥克斯”寫給“沃特”的簡短信函，關於一個不知名團體近期的會議計劃。每名學生都負責在各自的指定區域“散播”40封信，主要集中在4種類型的地點：電話亭中、馬路旁邊、商店中以及汽車的雨刷器下。雨刷器的100封信件上有一個便條，上寫“尋找附近的汽車”。
4月3日下午晚些時候，學生開始散發這些信。兩個星期後的最終數據顯示，這些信件被人們放進郵筒的比例不同：寄給醫學研究協會的信回收了72封，寄給沃特·卡納普先生的信回收了71封，但是寄給共產黨和納粹黨組織的信件只回收了25封。這種比例與當時人們對這些組織的社會態度和政治態度一致，證明這個方法成功了。很顯然，路人拾到寄給共產黨和納粹黨的信件後，不願將這些信投進郵筒。當時美國公眾對這兩類團體的意識形態持反對態度，兩者契合。
在開始研究之前，為了防止惹麻煩，米爾格拉姆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他將研究計劃上呈到FBI、紐黑文警察局和地方郵局。一個星期後，他收到了郵政局長寄來的備忘錄，局長在信中有些不解地表示：“你的那個地址在官方造成了一股不小的轟動。”
這是丟信方法的第一個實驗，也是為了證明該方法是否有效的可行性研究實驗。當時，種族隔離問題在美國南部依舊很嚴重，造成社會局勢緊張。米爾格拉姆打算以此方法進行第二個實驗，瞭解公眾在種族隔離問題上的態度。一位名叫塔奇多·穆拉塔（Taketo Murata）的畢業生擔當他的研究助理。穆拉塔開著車，帶著大量的信件從紐黑文出發開往南部城市。這些信的收件人是3個虛構組織：一個是反對種族隔離的“黑人平等權利組織”；一個是支持種族隔離的“白人社區委員會”；作為對照的中性組織依舊是醫學研究協會。5月中旬，穆拉塔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將這些信件散發在美國南部的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和羅利市。表6-1列出了這兩個城市的結果。
表6-1 白人社區和黑人社區寄回信件的百分比
結果顯示，不同社區在寄回信件的模式上正好相反。白人居多的社區中，寄給支持種族隔離組織的信件更多；而在黑人居多的社區中，寄給反對種族隔離組織的信件更多；醫學研究協會的信件則沒有社區差異，顯示出它不存在可能產生爭議的特徵。
米爾格拉姆到了哈佛之後，嘗試將丟信方法推到一個新高度。當時正值美國大選，他派人乘坐一架輕型飛機飛過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市上空，將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遜和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的信件撒下去，希望能借此預測1964年總統大選的贏家。但是這種方式並沒有產生很好的效果。因為很多信件不是掉進湖裡，就是落在樹上或屋頂上，難以被路人發現。更糟的是，有些信件還卡在飛機機翼的活動部件上，飛機險些出現嚴重事故。因此，米爾格拉姆又轉回到地面，使用老方法。
1964年秋天，他在波士頓的幾個選區撒落了4個收件人的信件。其中兩個組織站在約翰遜一方：“支持約翰遜委員會”和“打敗戈德華特委員會”。另外兩個組織則站在戈德華特一方：“支持戈德華特委員會”和“打敗約翰遜委員會”。幾天之後，就在大選前夕，《哈佛克裡姆森報》以頭條的形式發表了實驗結果，標題為《社會關係學系發現支持約翰遜的波士頓人不會寄信給巴裡競選組織》。結果顯示，在寄回來的信件中，支持約翰遜的信件多於支持戈德華特的信件，約翰遜很可能入主白宮，事實也確實如此。但該方法雖然準確預測了各個選區的結果，卻低估了約翰遜的實力。實驗預測約翰遜將以10%的微弱優勢戰勝戈德華特，因為在撒落信件的社區中，支持約翰遜的人接近60%。但事實上，約翰遜以絕對優勢贏得了大選。
經過多次實驗，米爾格拉姆積累了一些經驗，明確了這種方法的適用範圍。它適用於那些兩極化的、涉及人類情感的問題，但是不適用於特別微妙的問題。信件散發的數量必須足夠大，寄回的實驗信件和對照信件之間才能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因為這中間有很多不可測的因素：很多信件會被清掃工、兒童或者不識字的人拿走，只能通過增加信件數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丟信方法是一個相對比較輕鬆的實驗，而之前的服從實驗設計精密，主題要嚴肅得多。米爾格拉姆研究方向的巨大變化顯得有些突然，這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服從實驗讓米爾格拉姆身心疲憊。實驗結束之後，他希望能進行一些無須直接接觸被試的研究。丟信方法正好符合這種想法。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兩個實驗主題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事實上，兩者存在一些重要的共性，這些共性後來也成為米爾格拉姆研究的標誌。
首先，在他的實驗中，被試通常都要經過心理鬥爭後才能做出決定，然後還要做出一個可以清楚觀察到的實際行為。
在丟信方法中，撿到信件的被試面臨著這樣的心理鬥爭：是否應該遵從普遍的社會標準，在實際行動中支持一個討厭的團體。然後，他要在實際行動中二選一：郵寄或者不郵寄撿到的信件。在服從實驗中，被試面臨的心理鬥爭是：服從合法的權威還是遵從自我的道德標準。選擇是：繼續按下開關還是放棄實驗。如此類推，米爾格拉姆根據阿希的實驗原型進行的跨文化從眾實驗也具有這種特徵：心理鬥爭是堅持真相或者從眾，實際行動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大多數人的判斷。
的確，米爾格拉姆大多數的實驗都有這種商標一樣的顯著特徵：需要用明確的行動來解決一個顯而易見的心理鬥爭，這種特徵說明這些實驗本質上具有強迫性。此外，與其他一些模稜兩可的相對性測量方法相比，米爾格拉姆的絕大多數實驗發現都是可以觀察到的離散行為，具有絕對、清晰和定論的特點。因此，除了專業讀者之外，廣大普通讀者也能夠明白實驗的意義。
米爾格拉姆轉變研究方向的另一個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好奇心驅使。一旦他對某件事情產生了興趣就很難改變方向。他在一篇未發表的採訪中這樣形容自己：
我的工作中充滿了創造的壓力，但這絕非是一種好感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人多半是個人衝動的受害者。通常，我的理智告訴我應該進行某些研究，但最終基本上都會讓位於那些更具有創新性、但是價值更低的研究。富有創造力的人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他無法規範內心的衝動，總是會出現偏離。就拿丟信方法來說，通常，這種研究都會冠以一個社會心理學理由，比如，用這種方法測量社會態度等。但它其實也是一件特別富有詩意的事情。
米爾格拉姆在明確了這種方法的使用範圍之後，還用誇張的方式補充：“那麼，為什麼我要超越表象、追求內在呢？很顯然，我追求的是這個過程中的詩意，而不是其科學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小世界
米爾格拉姆在哈佛進行的另一項全新研究就是“小世界現象”。推動他研究這個現象的原因與溝通心理學家艾弗裡特·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一次偶然經歷有些關係。他1979年曾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學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他和一位叫作佩德羅的學生聊天。佩德羅流利的英語讓他很驚訝。佩德羅告訴羅傑斯，他曾經作為交換學生在美國艾奧瓦州當地的一個家庭住了一段時間。
羅傑斯：哦，你當時住在艾奧瓦哪個地方？
佩德羅：柯林斯一個農場家庭。
羅傑斯：柯林斯？我在艾奧瓦州立大學讀博士的時候就
在那裡上學。
佩德羅：那個農戶名叫羅伯特·拜茨塔博納。
羅傑斯：（驚訝）真的嗎？我在調查除草噴劑擴散事件
時與拜茨塔博納打過交道，他是當地最有威望
的民意領袖。
佩德羅：（同感）真是個小世界！
經常會發生這種事情：兩個人初次見面，卻發現認識同一個人。這種現象被稱為“小世界現象”。這種邂逅所引發的社會心理學問題就被稱為“小世界問題”。米爾格拉姆這樣描述“小世界問題”：
問題之一，隨便選擇世界上兩個人，他們彼此認識的可能性有多少？……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世界上任何兩個人，比如X和Z，需要多少個中間人才能把X和Z聯繫在一起？
這個問題並非米爾格拉姆的首創。回哈佛不久，他曾讀了一本書《坎布裡奇：新世界中心》（Cambridge U.S.A: Hub of a New World），這本書對各種現代科技活動進行了生動有趣的概述。書中介紹了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科學家伊契爾·索勒·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進行的一項研究，普爾稱之為“小世界的問題”。他和IBM的數學家曼弗雷德·科亨（Manfred Kochen）正在共同開發一種理論模型。他們認為，隨機選擇兩名陌生人，都可以通過他們認識的一連串熟人將這兩人連接在一起。小世界理念中具有一種與人類直覺相反的特徵，這觸動了米爾格拉姆的靈感，他開始思考是否可以通過實驗對之進行檢驗。
為此，米爾格拉姆設計了一個叫作小世界方法的實驗。實驗程序如下。
小世界方法實驗
首先，在遙遠的城市中找一個人作為目標，然後再招募若干被試作為起始者。這些人與目標相隔遙遠，彼此完全不認識。起始者只知道目標的名字，他們的任務是：向任何可能與目標有關聯的朋友或熟人寄一封信，最終目的是將這封信郵寄到目標的手中。郵件只能寄給那些可以直接稱呼名字的熟人。為了追蹤文件的郵寄過程，文件中有一份表格，每位收信人都要在表格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還要寄給米爾格拉姆一張明信片為證。
結果顯示，只有少部分被試完成了這個郵寄鏈。比如，在一個實驗中，起始者身處內布拉斯加州，目標是波士頓的一名股票經紀人，26%的起始者最終將文件寄給了目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6%的成功案例中，起始者平均只需要6個中間人就能找到目標，這支持了小世界概念。
米爾格拉姆的這項研究開創了兩個第一。首先，他第一次設計出一個富有創意的實驗方法，計算將隨機選擇的兩個人連接在一起需要多少中間人。其次，大多數人都能說出一兩件親身經歷的“小世界”軼事。比如，在越洋飛機上，你身旁的乘客原來是你在多倫多的小舅子的大侄子的同班同學。這證明人與人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互聯性（interconnectedness）。但米爾格拉姆第一次向我們展示出，這種互聯性是社會中一種可以計量的普遍特徵，而這個發現與我們的直覺認識正好相反。米爾格拉姆曾經問過一位學問淵博的朋友，內布拉斯加州的起始者如果想把信寄給位於馬薩諸塞州莎倫的目標，中間需要經過多少熟人。這位朋友估計可能需要100名。
在發表小世界研究成果的時候，米爾格拉姆選擇了一種非常規的渠道。通常，科研人員在首次發表研究成果的時候，都會首選科學專業期刊，之後才會在讀者群更廣的雜誌上，以相對通俗的語言介紹他們的研究。但是米爾格拉姆卻將這種順序顛倒過來，他在《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雜誌的創刊號上第一次披露了他的發現。幾年之後，小世界的詳細報告才出現在兩份期刊之中：1969年的《社會測量學》（Sociometry）以及1970年的《人格和社會心理學》。之所以選擇《今日心理學》為其首發刊物，部分原因是通過他的名氣推廣這本新雜誌。但這也並非完全是一件利他行為，米爾格拉姆通過這種方法避開了大多數傳統學術期刊漫長的出版程序，使他的研究得以盡快面世。
告別哈佛
米爾格拉姆重返哈佛校園，除了與舊日老友重敘舊情之外，還結交了很多新朋友，比如大衛·馬洛（David Marlowe），他是馬克二氏社會讚許性量表（Crowne and Marlowe social-desirability scale）的設計者之一。該量表廣泛用於測量認可需求的個體差異。
另外一位好友是來自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客座教授漢斯·托奇（Hans Toch）。托奇來自越南，是畢業於普林斯頓社會心理學專業的博士。由於羅傑·布朗在1965—1966學年休假，他作為訪問學者來到社會心理學系補充布朗的空缺。在《社會心理學手冊》的編纂過程中，米爾格拉姆應邀為這本最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參考書撰寫關於大眾現象的章節。他邀請托奇和他共同完成。這個章節的標題為《集體行為：人群和社會運動》（Collective Behavior: Crowds and Social Movements）。米爾格拉姆撰寫其中關於人群的部分，這是他最具學術氣的一篇文章，托奇則撰寫關於社會運動的部分。他們還於1966年共同為臨床和社會心理學預備研究班授課。托奇記得，米爾格拉姆上課時對待學生的態度“既有理解和感同身受，又有無情的批評”。但是托奇相信，在他嚴苛的外表下藏著的是對學生的支持和關愛。學生們會明白，米爾格拉姆對他們嚴厲，是為他們的學術發展著想。
他在哈佛關係最為密切的新朋友要算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霍蘭德是一位社會學家，和米爾格拉姆同時加入社會關係學系。他也來自匈牙利的猶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家人為了躲避納粹迫害逃亡到美國。1956年，就在匈牙利革命的前夜，他離開布達佩斯來到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學習。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在美國繼續深造，196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米爾格拉姆和霍蘭德的初次見面是在1963年秋天的第一次系會議上，他們很快就相談甚歡並成為畢生至交。兩個人的性格差異很大。與溫和的霍蘭德相比，米爾格拉姆的個性顯得自信獨斷。儘管霍蘭德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了納粹的迫害，但他選擇的專業方向卻不是納粹而是共產黨，這招來了米爾格拉姆的批評。此外，米爾格拉姆反對美國參加越南戰爭，關注核武器問題，霍蘭德卻與他相反。不過這些差異只是表面現象，他們之間的友誼十分牢固深厚。霍蘭德說，他們“彼此信任，相處非常愉快，互相鼓勵和支持，欣賞彼此性格和研究上的差異”。他們在之後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寫信、打電話、到對方家中做客、共同出去度假。正如霍蘭德後來所說：
最吸引我的是米爾格拉姆的坦率。這種坦率有時候會顯得太直接，甚至有點兒出口傷人。我所認識的很多學者都因此對他敬而遠之。他表達看法的方式與學術界的傳統方式有著如此鮮明的不同……我還欽佩他的研究和學術理念，欽佩他的學術力量和散發出來的熠熠光彩。毫無疑問，他的研究反映出他的個性、開創性和求知慾，他天生就喜歡對一些本質問題刨根問底。他不像大多數做學問的人那樣只是在炫耀和賣弄專業術語，不像有些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那樣傲慢和自命不凡。他具有一種嚴肅的學術敏銳性，能夠以簡單而直接的方式直指問題的根本……
和其他喜歡米爾格拉姆的人一樣，霍蘭德也欣賞他的幽默感和孩子氣的玩鬧。米爾格拉姆有時候會寫一些假信戲弄霍蘭德。有一次是用科威特政府的官方信紙，聲稱科威特將為霍蘭德提供一個很值當的大學職位，附帶一個與性有關的特別福利。還有一次，米爾格拉姆想辦法找到了《時代週刊》的信紙，寫信給霍蘭德，說《時代週刊》準備做一期“性學專題”，並選定霍蘭德作為本期的封面人物。
在哈佛的這段日子裡，米爾格拉姆的工作異常忙碌。有些事情是他自願去做的，有些則是他作為系裡一分子必須做的。除了研究、寫作、教書、指導學生論文、演講、書信往來之外，他還是很多系委員會的委員。曾有人寫信希望米爾格拉姆為一項研究計劃提供些協助，但是這件事情很佔用時間。米爾格拉姆回信寫道：“我的回信確實有點遲了，但是如果你瞭解那些日常瑣事佔用了我多少時間，你就會對‘米爾格拉姆集中營’感同身受了。”
儘管有著諸般壓力，他還是在寫給利昂·曼恩的信中表示：“我特別享受在哈佛的生活。”事實上，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他的同事湯姆·裴迪格魯認為，米爾格拉姆其實是一名典型的“哈佛病”患者。裴迪格魯解釋道，患了這種“終極疾病”之後，“你開始認為，哈佛不僅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還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學”。
米爾格拉姆在1963年秋季與學校簽了三年的聘用協議，協議期滿是在1966年6月。1965年春天，社會關係學系通過投票，又與他簽了1966—1967學年的聘用協議，職位是社會心理學講師，依舊不是他希望的終身教授職位。他在寫給大衛·馬洛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明年，我就被降職到講師的位置上了，但是為了鼓勵我的自信心，系裡任命我為國際研究課題組的組長。”這個課題組是系裡的一個新項目，由福特基金會贊助。他對這個新頭銜很滿意，因為符合他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興趣，但這同樣也不是一個終身職位。
在其他大學中，如果系裡需要新的終身教授職位，比如，某位終身教授去世或退休、出現了不可多得的候選人，或者系裡需要留住某位出色的初級教員，避免人才流失到其他學校等，就會與這位教員簽訂新的終身教授合同。但在哈佛，管理層在聘用終身教授的過程中，會採用“格勞斯坦公式”（Graustein formula）的複雜體系來進行評估。這個公式由一位哈佛數學家設計並以其名字命名。哈佛之所以只與米爾格拉姆簽訂了1966—1967年的講師合同，是因為根據這個公式，社會關係學系在那一年不需要增加終身教授的職位。
但在1966年秋季學期，社會心理學系確實出現了一個終身職位空缺。從1967年秋季開始，負責推薦人選的委員會將米爾格拉姆列為主要候選人，並對他的資格進行了審核。但是委員會內部成員對米爾格拉姆的態度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奧爾波特、麥克利蘭和羅傑·布朗堅決支持米爾格拉姆；而米爾格拉姆自己認為，羅伯特·弗瑞德·貝爾斯和羅伯特·懷特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持反對意見。貝爾斯是一名資深社會心理學家，當年米爾格拉姆在哈佛唸書的時候就已經是哈佛的教師。懷特則是一名臨床心理學醫生。委員會的爭論持續了幾個月，從1966年一直爭論到1967年，甚至週日都在開會。1月26日，米爾格拉姆寫信告訴大衛·馬洛，委員會尚未做出決定。
事情好像陷入了僵局，最終，終身教授委員會選擇了一種與政治圈解決僵局雷同的方法，將這個職位給了一匹黑馬：初級教員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這個決定讓羅森塔爾驚詫不已，他從來都不知道原來自己也是一名“候選人”，而且，他的專業根本不是社會心理學，而是臨床心理學，他1962年博士畢業後來到哈佛教授心理治療和心理診斷課程。由於委員會在學期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宣佈這個決定，他著實為此煩惱了一陣子，因為1967年3月，就在宣佈決定之前，他已經接受了位於伊利諾伊州伊萬斯頓的西北大學的一個臨床心理學教師職位。
最終，他接受了哈佛的美意，並在這裡一直工作到1999年退休，期間還曾擔任過系主任。儘管他不是一名社會心理學家，但是委員會的決定也並非完全不合邏輯。羅森塔爾從事的研究從本質上來說也算是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他比較知名的貢獻是“實驗人員預期影響實驗”，這是在實驗室中出現的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現象。他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表明，研究人員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假設或期望傳遞給被試，最終得出錯誤結論。
羅傑·布朗認為委員會某些成員對米爾格拉姆的負面態度不合情理。他特別指出，有些人將米爾格拉姆和服從實驗混為一談。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米爾格拉姆是那種喜歡操控人的瘋狂教授或者類似的那種人……這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布朗堅信，這樣看待米爾格拉姆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認為米爾格拉姆為人十分有分寸，正直並且值得信賴。
大衛·溫特（David Winter）曾經是米爾格拉姆在社會關係學系任教時的學生。他也同意布朗的看法：“他的確很‘古怪’和另類。他在實驗中能夠輕易地做出那種樣子。但在內心深處，他的確是一個好人，一個讓其他人受益匪淺的人。我記得他曾經給我看他寫的一篇論文，署名的地方寫著：以愛和尊嚴寫就。這幾個字總是很觸動我，因為在那個通常只有陳詞濫調的環境下，居然還有這麼觸動心靈的事情。”
湯姆·裴迪格魯在委員會中也投了反對票，但是他的反對卻另有原因。他曾經和米爾格拉姆共同為一年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生班授課。米爾格拉姆在課堂上對待學生的態度特別嚴苛，這讓裴迪格魯頗為憤怒。一年前，米爾格拉姆曾和漢斯·托奇同授這門課，托奇也親眼看見米爾格拉姆對待學生的苛刻。托奇認為米爾格拉姆內心深處其實很關心學生的學術成長，這種關懷能夠中和他的壞脾氣。但在裴迪格魯眼中，米爾格拉姆的教學風格根本就沒有什麼優點可言。他記得，如果米爾格拉姆不喜歡學生的回答，他會說：“這答案真夠愚蠢的……誰知道真正的答案？”
裴迪格魯說：“我無法容忍這種方式……我會跳出來……在學生的自尊被徹底碾碎之前和他理論……我不喜歡他在學生面前這樣頤指氣使。當年我來到這裡（哈佛）上學的時候，巨大的壓力讓我擔心沒準哪天忽然就一命嗚呼了。我有一個大行李箱，那是我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用過的東西。我始終把箱子敞開著，隨時準備離開。如果事情變糟了，我可以在48小時內逃離……直到今天，我對那些一年級的研究生還抱有巨大的同情，我試圖減少他們的壓力……米爾格拉姆卻對他們如此冷酷。”裴迪格魯還說：“我確信，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什麼樣子。”
申請終身教授被拒讓米爾格拉姆備感痛苦。他和薩莎特別喜歡坎布裡奇，很想一直留在這兒。此外，這次審批耗時良久，他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的焦慮狀態，但最後卻得出了這樣令人震驚的結果，讓他無法相信。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在系裡的人緣不錯，和那些資深教授相處甚好。
但這個結果也讓米爾格拉姆意識到，在同事們的一團和氣之下，掩藏著對服從實驗的厭惡情緒。這次失利使他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長久以來高昂的自信受到打擊。他一直認為，無論道路上有什麼障礙，他總能成功地達成理想。但現在，這個信條似乎遭遇了巨大的挑戰。
羅伯特·羅森塔爾認為，米爾格拉姆輸給了一個幾乎算不上對手的人，這加重了他的受挫感。但米爾格拉姆對羅森塔爾本人並沒有敵意。他們後來一直保持著聯繫。1969年秋天，羅森塔爾和利昂·曼恩邀請米爾格拉姆重返哈佛，在兩人共同執教的一門社會心理學課程上做了一次特別講座。1976年，米爾格拉姆曾邀請羅森塔爾參與教育電影《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拍攝。
6月初，中東爆發的六日戰爭多少分散了米爾格拉姆受挫的沮喪心情。5月26日，埃及領導人加麥爾·納賽爾（Gamal Nasser）公開宣稱要消滅以色列。埃及、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結成同盟，派出25萬個士兵、2 000輛坦克、700架戰鬥機和轟炸機，將以色列團團圍住。6月5日，以色列空軍打響了反擊戰，有效削弱了4個盟國的空軍力量。戰爭持續到6月10日，在阿拉伯軍隊包圍以色列6天之後，以色列終於贏得了這場戰爭。
但是在戰事之初，當阿拉伯剛開始圍攻以色列，殘酷的戰爭在幾個前沿陣地打響，以色列的命運岌岌可危。米爾格拉姆和他的猶太同事們都強烈地感覺，應該為以色列的存亡做些什麼。他們用各種方法表達了與以色列團結一致的態度。猶太學術團體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整幅宣言。羅伯特·羅森塔爾在威廉·詹姆斯禮堂的各個辦公室中徵集支持以色列的簽名。米爾格拉姆向以色列緊急基金會（Israel Emergency Fund）捐獻了100美元。這是他當時做出的最高捐款。他覺得必須做點什麼，因為“近代史告訴我們……人類所能想像出來的最可怕的事情完全可能變成現實，尤其是在涉及猶太人的時候”。
哈佛的拒絕讓他備受打擊，但尋找新職位的經歷更是讓他的心情雪上加霜。當時，其他與哈佛相當的大學都沒有終身教授的空缺。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對他表示了興趣，加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也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但他並不想在小地方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喜歡大都市的生活，當時正在計劃通過多種視角對城市展開研究。約翰·薩比尼（John Sabini）曾經是米爾格拉姆的學生，他說：“米爾格拉姆希望成為當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曾經希望，如果不得不離開哈佛，也能去位於大都市或者都市附近的著名學府，比如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伯克利的確曾邀請他面試一個心理學系職位。但是，儘管手持德高望重的業內專家為他寫的推薦信，他還是被伯克利心理學系拒之門外。
毫無疑問，業內對他的態度分化也是這些著名大學對他敬而遠之的原因之一。在大多數高校的心理系中，尤其是那些以研究為導向的著名大學中，聘用新教員通常由系裡的教師投票決定。但他當時在業內飽受爭議，獲得絕大多數支持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幾乎沒有哪所學校的心理系真正想聘用他。
1966年冬天，米爾格拉姆的朋友及前耶魯同事霍華德·萊文索爾在曼哈頓市中心西42大街的紐約城市大學（CUNY）找到了一個新職位。該大學新開設了社會心理學博士站，準備聘用萊文索爾。當時，希望將他招募旗下的紐約城市大學管理層人員叫作希爾文·湯姆金斯（Silvan Tomkins），是一位情緒心理研究方面的頂尖專家，也是該大學的研究部門“認知和情感研究中心”的創辦者之一。該中心成立的目的是為研究人類認知過程和情緒反應提供一個平台。
萊文索爾曾經研究過懼怕激發（fear arousal）在說服中的作用，湯姆金斯對這項情緒範疇的研究頗為欣賞。如果能將他招進紐約城市大學，湯姆金斯就會多了一名得力助手，不僅可以幫助他啟動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生課程，還可以為中心的各種研究活動做貢獻。但是萊文索爾告訴湯姆金斯，他只有在紐約城市大學同意聘用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的情況下才會接受邀請，他指的就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1967年1月16日，當哈佛的終身教授委員會還在為米爾格拉姆未來的命運爭論不休時，他收到了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部主任米娜·瑞斯（Mina Rees）的正式邀請，聘用他為心理學教授，任期從1967年9月起，年薪18 600美元：“我們這裡的心理學家們熱切期待著你的到來，這一點無須言說。”
他在紐約城市大學的任務是教授心理學研究生課程。此外，紐約城市大學新成立的研究中心自1967年9月起，推出了一個針對新生的新專業：社會與人格心理學，米爾格拉姆擔任新專業的組長，負責設計其中的心理學部分。該專業有兩個教學目標：為新生提供豐富學術閱歷的機會，此外，研究生將有機會在課程中擔任助教，借此積累教學經驗。在紐約城市大學的第一年，米爾格拉姆將教授入門心理學課程，4名學生擔任他的助教。
1月31日，米爾格拉姆在回信中表示他對這個職位很感興趣。但是他開出了幾個條件：首先，這個職位必須是終身教授，瑞斯在信中沒有提到任期的問題。其次，他希望每年獲得學校3 000美元的無條件研究經費，用於教學相關的研究工作，比如研究班學生的研究費用等。此外，他希望除了辦公室之外，還能配有秘書室以及約90平方米的專門進行研究的場所。最後，他希望瞭解紐約城市大學是否有搬遷補助。
他保證在3月1日之前給出最後答覆。之所以推遲到3月1日，其中另有隱情，因為當時哈佛的終身教授委員會還在商討他的去留問題，事實上，他在內心深處依舊盼望委員會把他留在哈佛。但這一點不便對瑞斯明說。
與此同時，霍華德·萊文索爾也推遲了最後決定的時間，他希望能等到米爾格拉姆做出最後決定。事實上，除了紐約城市大學之外，萊文索爾還有其他兩個選擇：威斯康星大學和密歇根大學。但米爾格拉姆在哈佛去留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萊文索爾最終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學的工作。
2月8日，米爾格拉姆將紐約城市大學的邀請以及最後期限告訴了社會關係學系主任大衛·麥克利蘭。哈佛如果準備留下他，就必須在3月1日之前通知他。兩天後，麥克利蘭致信，表示他也對這場心力交瘁的漫長討論感到厭倦。
親愛的斯坦利：
謝謝你把最後期限告訴我。正如你所知，我們的商議結果無法預知。目前，我還不能告知你任何有用的信息。但是至少，目前的混亂將有一個明確的結束時間，這對我們還是很有幫助的。
此致
大衛
2月17日，瑞斯給米爾格拉姆回信，幾乎滿足了他所有的要求，包括終身職位、90平方米的研究場所、秘書、秘書室，外加1 000美元的搬遷補貼。但是關於每年3 000美元無條件研究經費的問題，她咨詢了心理學研究生部主任哈羅德·普洛尚斯基（Harold Proshansky）。哈羅德表示，任何大學的研究生部都不會向正教授開出這種保證，因此無法滿足他的這個請求。但是瑞斯在信中說，紐約城市大學的規定是教職人員每年根據研究需要提交資金申請。她說，就以往的經驗來看，她相信“心理學家會發現，他們的年度研究經費申請是很有可能被批准的”。
哈佛也終於做出了決定，時間大概是在2月10日，即麥克利蘭給米爾格拉姆回信那天到月底之間。米爾格拉姆的終身教授職位未能通過委員會的審批。因此，他在3月1日寫信給瑞斯主任，接受了紐約城市大學的職位。
從表面來看，米爾格拉姆在紐約城市大學的這個職位顯得非比尋常。要知道，他在哈佛最後一年的職稱只是講師，但新職位卻連升兩級直達正教授，跳過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兩個中間級別，年薪幾乎是哈佛的兩倍。當時他只有33歲，這麼年輕就開始帶社會心理學博士生，確實很少見。此外，紐約城市大學還有其他的一些好處。大學位於紐約市內，米爾格拉姆和薩莎的母親以及其他的一些親戚朋友都住在附近，方便大家走動。米爾格拉姆一家在市郊的河谷區找到一處心儀的公寓，從那裡可以遠眺哈得孫河。公寓地處高級社區，旁邊就是漂亮的公園和一所優秀的私立學校：河谷區地方學校，這所學校被稱為兒童的普林斯頓。他們的孩子今後上學會很方便。
儘管他未能如願以償地花落著名學府，而是落戶一所市立大學。但是歪打正著，他卻因此成了小池塘中的大魚，成了學校裡的“大人物”。這裡的同事們大多都還在各自狹窄的研究領域中摸索，而米爾格拉姆的名氣已經超越了學科的界限，在公眾中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比如，他的論文《服從的行為研究》（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1965年被收錄在一個論文集中，但這個論文集的主題並非心理學，而是寫作和文學，名字為《諾頓讀本：說明文集》（The Norton Reader: An Anthology of Expository Prose）。各大報刊雜誌也紛紛刊載關於服從實驗的文章，熱議實驗的意義。1964年，《科學文摘》（Science Digest）刊登了一篇語調激烈的文章《我們是否會成為納粹追隨者》（Could We Be Nazi Followers）。1966年，《華麗》（Pageant）雜誌中有一篇名為《你可能會做艾希曼的工作》（You Might Do Eichmann’s Job）的文章，意在引發讀者的思考。
但在最開始的時候，一想到未來的東家只是一所市立大學而不是一流學府，米爾格拉姆就感到十分洩氣。事實上，他在接受紐約城市大學的職位之初，打算最多在這裡待5年。也許那時那刻，他還是盼望著哪家百年老校向他伸出橄欖枝。在這個橄欖枝沒有出現之前，只能放低身段，屈就於紐約城市大學了。
無論內心深處承受了多大的苦悶，從米爾格拉姆的外在舉止上看不出痛苦的痕跡，至少在外人眼中如此。但我們可以從書信往來中多少感受到他的沮喪情緒，尤其是寫給朋友的信件。以往，他的信中都無一例外地充滿幽默笑料和插科打諢。但這段時間的信中語氣略顯低落，少了很多幽默感。當然也不是完全消失，比如，在寫給哈佛的學生巴裡·麥克勞林（Barry McLaughlin）的信中，他說上班的地方就在42大街的公立圖書館對面。辦公大樓旁邊就是斯特恩百貨商場，因此，如果他不小心多走了幾步，就會發現自己站在女士內衣商店門前。
除了酸楚苦澀的內心感受之外，他還面臨著左右搖擺的心理鬥爭。接受紐約城市大學職位後的幾個月內，他一直試圖判斷這個決定到底是對是錯。這種舉棋不定的想法在他做出決定的第二天就初見端倪。3月2日，他告訴康奈爾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哈瑞·列文（Harry Levin），他決定去紐約的市立大學就職，而不是位於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上帝知道這個決定是否正確，但是紐約總是在誘惑我。”幾個星期後，這種搖擺態度依舊。他把自己的決定告訴哈佛的前同事歐文·賈尼斯，還帶著點希望地說：“這個決定沒準兒是對的呢。”
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他自認為已經一敗塗地了。他對他的朋友保羅·霍蘭德哀歎，他“不再是常春籐聯盟的頂級成員了”。但新職位至少還有一個好處，讓他從年薪11 000美元的小講師一躍為年薪20 000美元的正教授，這多少會讓他感到一些平衡。
紐約城市大學地處繁華喧鬧的曼哈頓。他對曼哈頓的感情比較複雜。這個人潮湧動的城市有著一種其他城市無法望其項背的文化氛圍，新鮮的刺激幾乎無處不在。在當時的情形下，他自然會將曼哈頓與坎布裡奇比較一番。在寫給霍蘭德的另一封信中，他說在曼哈頓潮水般的行人中發現了一些事情。他感覺，“如果你在哈佛的校園裡撞上誰，兩個人都會互相致歉。但在紐約，你只是悶聲打個趔趄，沒人會注意到……我現在工作的地方和哈佛存在著巨大差異，幾乎沒法兒比。也許這就是我選擇市立大學的一個原因。無須比較，因為沒有任何比較的可能性”。
在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說：“紐約與坎布裡奇相比，既少了很多，也多了很多。這裡的文化和藝術生活如此豐富，無處能及。”但紐約缺少在坎布裡奇那種令人溫暖的團體感。米爾格拉姆和薩莎在坎布裡奇無論參加什麼文化活動都能遇到熟人。儘管離開坎布裡奇的沮喪依舊縈繞不絕，但夫妻二人也意識到，紐約終究比其他城市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那一年的夏天和初秋是米爾格拉姆從哈佛向紐約城市大學過渡的時期，他在很多書信往來中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達出他的搖擺不定。在他內心深處，這次變動的“好”和“壞”就像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項”和“負債項”，不停地變化著。但到了9月底，他寫信給當時已經在威斯康星州工作的萊文索爾，信中隱約顯示出他已經慢慢放下包袱，終於開始感到解脫。
讓我跟你講講我在紐約的生活。首先，從哈佛向市立大學的轉變並不容易，這讓我的靈魂備受煎熬。幾個月來，我經歷了“哈佛宿醉”的完整過程。悲觀、空虛、憤忿、惱怒、週身不適，又時不時地冒出樂觀、自信、野心勃勃、雄心壯志和快樂。我內心的感覺好像鬧翻天了。但是，人的精神具有強大的恢復力量。現在，除了若隱若現的悲傷偶爾煩擾我之外，總體感覺心情不錯，希望未來的一年能有所收穫。
我的實驗室還在修建過程中，但是進展神速。建成之後一定會是一個寬敞的地方。至於這裡的學生素質如何，現在評價有點兒太早。
我們很喜歡那間漂亮的公寓，但薩莎感覺有點兒難以適應這裡的生活……總之，如果給這裡的生活打分的話，就是B+，比過去的A稍遜，但成績還算不錯。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紐約城市大學和哈佛相比都差了一大截。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所大學為米爾格拉姆提供了一副羽翼，助他翱翔於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他在這裡設計了大量新課程，這是那個“學術伊甸園”根本不會允許他做的事情。面對各種挑戰，米爾格拉姆鬥志昂揚。事實上，設計全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生課程本身就是一件富有挑戰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