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成長於人口混雜的移民社區，最終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哈佛。哈佛多元化的師資力量、豐富的知識體系以及廣泛的社會關係，激發了他對社會科學的極大興趣。
1933年8月15日，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出生於紐約的布朗克斯。父親為塞繆爾·米爾格拉姆（Samuel Milgram），母親為阿黛爾·米爾格拉姆（Adele Milgram）。兩人都是來自東歐的猶太裔移民，他們相識於美國，於1931年2月結婚。之所以移民美國，是因為這片土地在他們心中就是一個完美的“黃金麥地那”（Golden Medina），一個遍地都是金子般機遇的地方，這幾乎是所有猶太人遠赴美國的初衷。
塞繆爾是一個糕點師，身高1米73，容貌神似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於1921年從匈牙利移民至美國。幾年之後曾在德國短暫居住，在那裡做學徒。斯坦利記憶中的父親“特別結實，多年在店裡揉麵團的經歷練就了他粗壯的雙臂。他的面龐散發著猶太人特有的溫暖光芒，高顴骨又表明了他的匈牙利血統”。
阿黛爾1908年出生於羅馬尼亞，5歲時隨母親移民美國。她身材嬌小，溫文爾雅，渾身洋溢著快樂開朗的氣息，一點小事都會讓她開心大笑，深受家族中孩子們喜愛。她在家族中德高望重，人們遇到難題時都會向她徵詢意見，處理家庭糾紛自然也少不了她的協調。
猶太小子的快樂童年
斯坦利出生在南布朗克斯博伊頓大街（Boynton Avenue）1020號一個小型公寓樓裡。在公寓樓的西面，美麗的布朗克斯河蜿蜒向東緩緩流去。南邊是布魯克納大道（Bruckner Boulevard）。1925年的布朗克斯大部分地方都是農田，斯坦利出生的這個地方在當時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只能算是個“無名社區”，但是鄰里間的氣氛非常融洽，所有人都在為過上好日子而忙忙碌碌，這股勁頭讓這無名社區充滿了活力。
多年之後，斯坦利這樣描述他成長的地方：
這裡總是熱熱鬧鬧的：豐滿活潑的女人們穿著格子棉布外套，腰繫圍裙，坐在公寓樓門前的椅子上沐浴著陽光。她們快樂地或織毛衣或閒談，時不時搖一搖旁邊的嬰兒車。孩子們在周圍跑來跑去。有時候，樓上打開的某扇窗子裡會傳出母親的聲音，那是她們拖著長腔呼喚自己的孩子：“西——蒙——”或“伊——文——”，聽起來就像唱歌一樣。
社區裡的移民大多都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來美國的時間都不短了。有的在小商店裡打工，有的自己開小店。還有一些人是公司職員、秘書或學校老師，這無疑提升了這個社區的檔次……無論是點心師、印刷工、職員還是家庭主婦，所有人對未來都有著諸多計劃和理想，不僅僅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了那些在大街上踢球的孩子們。但在這些孩子眼中，世界的盡頭就是這裡的糖果鋪。
斯坦利是薩姆(1)和阿黛爾的第二個孩子。他有一個姐姐名叫瑪卓麗（Marjorie），比他大一歲半。斯坦利的名字取自他去世的爺爺西姆查（Simcha），希伯來語意為“快樂”。
5年後，斯坦利的弟弟約爾（Joel）出生了。關於這位即將到來的新成員，斯坦利最早的記憶就是，他和姐姐坐在公寓樓門廊的大理石台階上，對即將到來的新寶寶進行種種猜測：“我們知道媽媽要去醫院生孩子。關於嬰兒是男是女，我和瑪姬爭論不休，她堅持會有個小妹妹，我則希望有個小弟弟。不過我們有一點共識，這個問題可不是我們說了算，要看醫院的決定。”
約爾慢慢長大，總是跟在哥哥的身後一起胡鬧，搞惡作劇。這樣密切的關係一直持續到青少年時期。他們“狼狽為奸”的故事不僅讓童年充滿了快樂，還加深了兄弟情誼。在日後的歲月中，兩個人無論相距多遠都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斯坦利自兒時起就表現出過人的智商。上幼兒園的時候，母親每天晚上都會輔導姐姐做作業，他就一直待在旁邊聽著。有一晚，他母親和姐姐談論的是亞伯拉罕·林肯。正巧，第二天，幼兒園老師就讓孩子們說說這位總統。小斯坦利舉起手，將昨晚“偷聽”到的談話重複了一遍。老師驚異萬分，甚至讓校長領著小斯坦利在所有班級的孩子們面前背誦這段話。
在77小學讀書期間，他的聰明勁兒更是名聲遠揚。的確，小學老師心目中的斯坦利是一個出色的學生。他的弟弟約爾在成年後也對哥哥的成就深感自豪。但相比之下，小學時候的約爾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孩子，學習成績也差強人意。哥哥的出色表現更是令他相形見絀。約爾上三年級的時候，他的老師斯蒂勒女士也曾是斯坦利的老師。有一次，約爾的考試成績很差，令斯蒂勒老師頗為失望。她在發卷子的時候不斷提醒約爾，他哥哥當年表現多麼多麼優秀。
課餘時間，男孩子們大多是在學校操場和街道上踢球。斯坦利不擅長體育，基本上不參與這些體育活動。一位表兄給了他一套化學設備，他把大部分課外時間都花在擺弄這些設備上了，有時還會邀請朋友參與到自己的實驗中來。這應該算是他的科學啟蒙階段。有一次他們在一個大細口瓶中裝上鈉，放進布朗克斯河。這個“鈉炸彈”發出的火光和聲音讓四周的母親們大為驚恐，紛紛跑過去看個究竟。各種實驗總是能讓斯坦利興趣盎然。他曾在採訪中說：“做實驗對我而言就像呼吸一樣是天性。我試圖去瞭解世間萬物到底是如何運轉的。”
斯坦利的童年生活中，有兩件事情尤其值得一提。因為這兩件事情就像先兆一樣，預示了他職業生涯的發展方向。第一件事情與群體力量有關。斯坦利這樣寫道：
那是夏季的一天，一個孩子被飛馳而過的汽車撞倒。社區居民舉行示威，要求政府將博伊頓大街改成單行道。一群示威者站在人行道上，舉著製作粗糙的標語。人群齊聲喊：“靜坐示威！靜坐示威！”馬路中間橫著幾個牛奶箱子做的路障。示威者坐在牛奶箱子旁邊，阻止車輛來往。警察趕來後與示威群眾進行協商，這件事情就解決了……我想，如果我出生在一個高檔社區，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但那不是高檔社區，而是20世紀30年代的布朗克斯，絕非懦夫之地，我們的要求實現了，馬路最終改成了單行道。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斯坦利四五歲的時候。當時，比他大一歲半的表兄斯坦利·諾登（Stanley Norden）也生活在這個社區。這兩個孩子的名字都源自他們的祖父。有一天，表兄跟著母親來家裡做客。大人在廚房裡聊天，孩子們在臥室裡玩耍，表兄坐在兩張床之間的地板上。米爾格拉姆回憶道：“我決定用一條皮帶來‘測量’兩張床之間的距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皮帶不小心滑落，皮帶扣上尖銳的凸起砸在表兄的頭上，流了點血。表兄開始哭，跑到自己的母親那裡告狀。”米爾格拉姆被母親大聲斥責了一通，他也哭了。他並非有意傷害表兄，這只是一個意外，他對自己的錯誤感到非常難過。“儘管如此，為此受到責罵還是讓人很難過。但是我好像並沒有從中吸取什麼教訓。很多年以後，我不是又試圖測量某些東西，結果又有人批評我沒有考慮到給他人帶來的風險嗎？”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轟炸珍珠港，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米爾格拉姆一家當時搬到了沃德大街的1239號，距離之前的出租房只有兩個街區遠。馬路的一側是一棟棟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的雙戶磚房，門前有一塊小得可憐的草坪。他們就住在這樣一棟房子的二層。新家更寬敞一些。約爾剛剛出生，他們需要一個更大的空間容納新成員。
米爾格拉姆的父母有著強烈的猶太文化認同感，每當有親戚拜訪的時候，家中都迴盪著抑揚頓挫、音調優美的意第緒語。在13歲猶太男孩成人禮之前，斯坦利曾在專門的語言學校中學習了幾年的希伯來語。但是這家人並不那麼嚴格地遵循猶太教的生活方式。他們會過一些猶太人的節日，比如逾越節和猶太新年。但節日的意義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團聚，宗教色彩已經淡化了。
斯坦利13歲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他在自己的男孩成人禮上做了一個簡短的演講，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思考。
此刻，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年人，感受到了作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快樂。但此刻也是一個莊嚴的時刻，因為我知道在戰火蹂躪的歐洲，很多猶太同胞都經歷了巨大的痛苦。此刻更是一個思索猶太傳承的時刻。我不知道是否會沿襲父輩的方式保持這些傳統，但是我會嘗試瞭解我們的民族，盡全力承擔歷史賦予我們所有人的責任。這是一個轉變的時期，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巨變。也許，我生命中的第13年將成為尤為重要的一年，因為它標誌著猶太人民新時代的開始，這將是正義和自由的時代，是以色列人回到迦南故鄉的時代……謹願所有迫害、痛苦和戰爭徹底結束，願以色列bimhareh beyomanu（希伯來語：快速地在我們這個時代）建於錫安。阿門。
1947年秋天，斯坦利升入詹姆斯·門羅中學（James Monroe High School），學校離家幾條街遠。他的中學同學和密友伯納德·弗萊德（Bernard Fried）還記得，學校的建築漂亮又實用，配有一流的設施和教學設備。這所高中成立於1925年，屬於同一批示範學校中的一所。這批示範中學的外形類似，寬敞壯觀，令人印象深刻。米爾格拉姆上學期間的學生人數大約為3 500～4 000名。據報道，這裡的戲劇舞台是當時紐約所有學校中最大的，僅次於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大門入口處有一塊大理石牌，上面銘刻著威廉·皮特（Willam Pitt）的座右銘：“法律的終點就是暴政的起點。”
學校採取分班制，高智商的好學生都會被安排在榮譽班。米爾格拉姆的智商為158，全校第一，自然也是榮譽班的一員。他學習成績出色，暑假也馬不停蹄地參加各種學習班，每個學期都參加一兩個課外班，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中學的全部學業。
與斯坦利同期畢業的校友中，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學生。他後來也成了一名社會心理學家，並曾當選美國心理協會主席(2)。津巴多最為著名的研究是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ement）。實驗隨機選取普通大學生來扮演罪犯，將他們關在一個模擬監獄中。實驗後期，這些學生的行為都出現了巨大轉變。津巴多還記得米爾格拉姆是同屆學生中最聰明的一個，當其他學生還在看《每日新聞》這樣的小報時，他就已經開始看成年人專屬的《紐約時報》了。
在門羅中學期間，除了學習之外，斯坦利還有很多其他的愛好。他是榮譽團體“阿瑞斯塔（Arista）社團”成員，是校報《科學發現者》（Science Observer）的編輯，還擔任學校戲劇演出的編劇工作。每年畢業之時，他都負責編寫畢業照下面配著的兩行押韻詩。當時，菲利普·津巴多是他們班級中最受歡迎的學生之一。米爾格拉姆為津巴多配的詩是這樣的：
菲爾副主席高又瘦，
藍眼睛征服女孩心。
在為自己的畢業照配詩的時候，他寫下了兩句古怪的話：
當代最奇怪的事，
我寫我的小小年鑒詩。
與心理學一見鍾情
1950年秋天，斯坦利高中畢業，成為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的新生。選擇這所學校的最主要原因是這裡離家很近，而且屬於紐約城市大學的分校，可以免學費。皇后學院的原址曾是一所少年犯工讀學校，斯坦利剛入學時的學校規模還很小，只有6棟密集的建築，圍繞著一個鋪著草坪的四方院。只有雷姆森大樓（Remsen Hall）是全新的，這是專門為該學院修建的建築。瑪卓麗也在這裡學習，她記得這個學校是“離家最近的市立大學，讓你真的有上大學的感覺”。除了離家近之外，皇后學院的學術氛圍也相當不錯。1953年，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對全美的大學進行排名，該校名列人文科學第二，社會科學第十，被稱為“市立大學體系中的哈佛”。
上大學之前，斯坦利的興趣點是“硬科學(3)，主要是化學和生物學。但到了皇后學院之後，他思想中一些“柔軟”的部分開始佔上風，對“軟科學”越發感興趣。他在學校中主修政治科學，但也輔修了很多其他課程，比如英國文學、音樂和藝術等。他的學習成績非常突出，獲得過學校政治科學獎（School Award in Political Science）和辯論優異證書（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in Forensics），還是國家政治科學榮譽社團（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Honors Society）成員、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會員。他是很多課外活動中的主力干將，曾擔任大學國際關係俱樂部的主席和辯論社團的副主席。他也涉足過音樂領域，曾與一名同學合作了一部百老匯風格的音樂劇，而中學時養成的吟詩愛好也被帶到了大學。
1953年，即大學三年級的暑假，他千里迢迢來到歐洲，騎著一輛電動自行車遊覽了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後到達的地方是意大利熱那亞的美國領事館，當時已是9月初，他口袋裡只剩下2美元。他告訴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自己口袋空空、身無分文。為此，一名好心的年近五旬的助理領事為他提供了一點兒經濟資助。為了能以最省錢的方法回美國，他找到一艘從德國開往美國的船，請求船員讓他免費搭船回美國。船員們最初拒絕了這個請求，但憑著一股子執著勁兒，他終於如願以償，被安排在船上做電報員，甚至還有一個舒服的小房間。這種執著在日後的生活和工作中幫了他很大的忙。
在這三個歐洲國家中，他在法國停留的時間最長，從7月15日到8月14日。為了能夠比較熟練地說法語，他還在巴黎大學參加了一個短期語言課程，法語口語練得相當熟練。在他聲名鵲起以後，出現在法國的電視節目中，流利的法語讓觀眾誤以為他是地道的法國人。那年夏天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戀，愛上了一位叫弗朗茜的法國姑娘。與此同時，他也愛上了這個國家，後來曾多次故地重遊。
但是不幸卻在這一年末降臨米爾格拉姆家。他的父親薩姆突發腦血栓，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那段時間他白天睡覺，晚上起來在麵包房幹活，因此可以和約爾分享一張床。12月11日的晚上，約爾聽到父親的鬧鐘響，但是薩姆卻再也沒有站起來。
整個家庭經受了巨大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打擊之外，一家人也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由於薩姆為了籌錢買麵包房而退掉了人壽保險，家人無法得到保險金，家庭陷入無以為繼的危機。但是阿黛爾是一個聰慧的女人，她選擇從苦難中崛起，而不是被逆境打垮。由於過去一直在麵包房裡幫薩姆幹活，她很快就在另一家麵包房找到了工作。但斯坦利的學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因為皇后學院免學費，此外他還獲得了紐約州雷振茨獎學金（New York State Regents Scholarship），4年共1 400美元。瑪卓麗畢業後開始在一所小學教書，她計劃次年結婚，在這之前還可以幫助母親一段時間。
父親的突然辭世讓斯坦利下定決心，一定要想辦法保護自己未來的家庭，不要因為自己去世而受到經濟方面的影響。此外，這件事情讓他開始擔心自己也會像父親一樣早早過世。事實上，結婚後第一年，斯坦利就曾對妻子說，希望自己能夠活到55歲。當時他的身體很健康，這句話似乎太不合時宜了。他的妻子回憶道：
他不停地說希望能活到55歲，我看著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斯坦利都是我見過的最健康的人之一……如果患了傷風感冒，他不加理會很快就能好。後來，當他再說希望活到55歲時，我就對他說：“你和你的父親不一樣。”
米爾格拉姆從皇后學院畢業，獲得榮譽文學學士學位。由於主修政治科學，他對駐外事務處的工作很感興趣。1952年春天，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他曾經寫信給美國國務院的評審委員會，希望瞭解該處對工作申請人教育背景的要求，並索要考試模擬題。畢業那一年，他申請了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很快就被錄取。
但接下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徹底改變了他的事業軌跡。第一件事情與他的好朋友伯納德·弗萊德有關。斯坦利在皇后學院上學期間，伯納德·弗萊德在紐約大學主修生物。但是弗萊德一直考慮在研究生階段改學心理學。他密切關注心理學的發展情況，對這個領域有著比較深入的瞭解。弗萊德清楚地記得在畢業那一年，“我和斯坦利待了一整天，主要是我給他講述……我對心理學的看法”。他認為，這次談話對米爾格拉姆後來選擇心理學有著重大的影響。
此外，隨著學習的深入，斯坦利對政治科學有了清楚的認識。那時候的政治科學思維方式多是哲學式的，但斯坦利不是思想派，而是行動派，因此對未來研究政治科學並不是很熱衷。1954年春季學期的一天，米爾格拉姆在畢業班社會科學研究班上做了一次演講，一位旁聽的系主任對他的表現十分讚賞。他建議米爾格拉姆畢業後到哈佛的社會關係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讀研究生。米爾格拉姆從未聽說過這個專業，那位系主任給了他一份介紹。這份介紹讓他有了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他生平第一次瞭解到，很多政治科學家感興趣的團體現象，比如領導風格和大眾說服，還可以用實驗方法進行研究，而在實驗方法的前沿陣地上衝鋒的都是社會心理學家。
20世紀50年代，福特基金會的行為科學部（Behavioral Science Division）設立了一項獎學金，鼓勵大學本科生學習行為科學。其他專業的大學生如果選擇行為科學為研究生專業，基金會將為他們提供每年1 800美元的獎學金。斯坦利申請了這個計劃，並於1954年4月收到一份電報，通知他申請已經批准。那一年，該計劃收到了來自57所大學的103份申請，共有22人獲得了獎學金，其中8名獎學金獲得者將有幸到哈佛的社會關係學系深造，米爾格拉姆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獲得了獎學金，但他卻沒有達到去哈佛攻讀社會關係學的標準。由於在皇后學院期間沒有參加過任何一門心理學課程的學習，缺乏足夠的基礎知識，他的申請被哈佛駁回。1954年5月30日，在寫給哈佛社會關係學系的信中，他表達了被拒絕的失望之情。他認為，整個獎學金申請過程中存在一個內在的矛盾：如果他曾經選修心理學的課程，那就不能申請福特獎學金，因為該獎學金是為非心理學專業的學生設立的。他在信中說，為了彌補“專業基礎不足”的問題，他將在夏天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心理學課程，每星期5天，總課時相當於普通心理學一學年的課程。此外，他還將在皇后學院人類和社會科學系主任的指導下，進行大量的專業閱讀。
很快，他就收到了哈佛社會關係學系高等學位委員會（Committee on Higher Degrees）主任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的回復。奧爾波特當時也是研究生部的主任。他對米爾格拉姆的夏季突擊補習計劃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僅靠夏天的突擊難以確保他在秋天順利入學。他建議米爾格拉姆向哈佛特殊學生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tudents）提出申請，以特別學生的身份在哈佛讀一年的預科，彌補專業上的不足。奧爾波特會親自告知特殊學生辦公室，“是本系建議你提出該申請”。此外，他還表示，米爾格拉姆以特殊學生身份入學之後，他會在課程選擇上予以指導。一年之後，“估計就可以申請來年的正式學生了……當然，你夏天的學習計劃也是很有用處的”。米爾格拉姆聽從了奧爾波特的建議，6月30日，哈佛特殊學生辦公室批准了他的申請。
奧爾波特在信中明確表示，預科期間主要學習心理學大學本科課程。一年預科結束之後，轉為正式學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米爾格拉姆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能在夏天盡可能多地完成本科課程，預科期間就可以繼續學習博士學位課程。如果第一年的學習效果很好，並且在第二年順利轉為正式研究生，他就可以提出申請，將預科期間所學課程的學分納入總成績。如此一來，即使是作為一名特殊學生進哈佛，他也會如期畢業，而不是浪費一年的時間。
他大幅度增加了暑假的學習計劃，一口氣在紐約的三個高等學府學習了6門心理學大學課程，分別是：在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學習人格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折中法課程，在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學習普通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格式塔方法，在紐約大學學習兒童心理學和一門社會學課程語言與社會。所有科目的成績都是A。
奧爾波特為米爾格拉姆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為此，米爾格拉姆在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謝意：“您和系裡提供了慷慨的建議和指導，我對此表示最誠摯的感謝，期待著與您和社會關係學系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奧爾波特在信中叮囑米爾格拉姆：秋天來到校園之後，一定要來找他。然後“我們共同制訂一個對你的學業最有利的計劃”。
這段書信往來奠定了兩個人未來關係的基調。奧爾波特不僅是斯坦利的導師，還是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一直給予他最大的鼓勵和支持。奧爾波特欣賞斯坦利勇往直前、永不妥協的衝勁，當他感覺這名學生需要些忠告時，會巧妙地施以壓力，卻不會激發米爾格拉姆的逆反情緒。斯坦利對奧爾波特的建議和忠告也表示出充分的尊重，盡可能冷靜行事，避免顯得好出風頭。
奧爾波特去世後，斯坦利曾用充滿尊重和愛戴的語氣回憶道：“高爾頓·奧爾波特是我一生的良師益友。他為人謙遜，總是那麼精神煥發，你能感受到他的關愛……他讓我強烈地意識到自身的潛力，在精神和情感上給予我巨大的支持。他對人有著一種深刻的關懷。”
選擇哈佛是米爾格拉姆事業發展歷程上的關鍵一步。他終於從寬泛的興趣愛好中精選出一條最適合他的道路。他在這裡遇到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些人成為他的畢生摯友。此外，雖然他在皇后學院期間曾經有過幾次約會，但那不過是過眼雲煙罷了。到了哈佛後，他變得越來越自信，這有助於他建立更加嚴肅的愛情關係。
但是在1954年的那個夏天，年輕的米爾格拉姆並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人生轉變。他感到開心只是因為可以離開列治文山的小圈子。他覺得周邊的同齡人大多無聊乏味、無知粗野，這讓他備感孤獨，如饑似渴地希望尋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此外，繼續研究生學業還有一個附加的好處：可以讓他避免徵兵入伍。他已經準備好擁抱哈佛，哈佛準備好迎接他的到來了嗎？
窮小子的坎坷求學路
1954年秋天，米爾格拉姆來到了位於馬薩諸塞州坎布裡奇的哈佛大學，踏上了心理學之旅的起點。當時的哈佛社會關係學系是一個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團體。該專業成立於1946年，目標是將社會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社會人類學和社會學4門學科整合為一體。該系的創辦者高爾頓·奧爾波特、亨利·墨瑞（Henry Murray）、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是4門學科的翹楚。他們堅信，將4門學科整合在一個學術框架中進行統一管理，具有不可估量的發展潛力。4人中對學術融合態度最積極的是社會學家帕森斯。
他們的理想絕非海市蜃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家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持下參與了政府備戰工作，成果顯著。比如，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與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起，開展了一項改變公眾消費習慣的政府計劃，目標是節約稀缺物質。此外，還為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成立了一個培訓學校。
高爾頓·奧爾波特是社會心理學和人格研究的先驅人物。早在1935年，他就將“態度”這一概念確定為社會心理學的核心，現代教科書中對態度的定義絕大多數都是基於他的觀點。他在偏見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內在和外在宗教取向進行量化區別。所謂內在宗教取向（in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就是對信仰的核心價值觀有著深刻的依屬感，外在宗教取向（ex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則是利用宗教信仰來完成個人的其他目標，比如地位和他人認同等。
亨利·墨瑞的貢獻主要是在人格心理學方面。他最著名的成果就是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目前，臨床心理學診斷依舊會採用這個投射測驗方法。
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用了40多年的時間研究納瓦霍印第安人（Navajo Indian），對人類的普遍行為進行了深刻的探索，著作頗豐。
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畢生目標則是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統一起來，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在其著作和教學活動中一直試圖構建綜合理論，制定通用術語。儘管屢有批評之聲，他還是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成為該領域中的領導人物，並於1949年被推選為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主席。
1946年《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標誌著社會關係學系的誕生，從中可以解讀社會關係學系成立的真正緣由：
雖然學科界限依舊存在，但這種現象在過去的10年中已經出現了巨大改變。社會文化和心理學已經形成一個科學綜合體，這一點在學術界中有目共睹，只是這個綜合體尚無一個廣為接受的名稱。我們建議哈佛採用“社會關係”一詞來命名這個正在崛起的學科，並予以扶持。這個新學科研究的不只是傳統社會科學範疇中的事實和理論，還研究心理學範疇中的社會個體，以及人類學範疇中的文明社會模式和文化模式。
想要實現跨學科融合的目標，首先要做兩件事情。第一，成立社會關係實驗室，促進4個學科成員間的研究合作。第二，在研究生課程安排上增加一些特別要求，確保每個研究方向的學生都能同時瞭解4個學科的內容和方法。在第一年的學習中，所有研究生都要在該系的4個分支學科中各選一門核心課程，這4門課程又稱“資格課程”。為了展示社會關係學科的融合性，不同資格課程的班級經常會聯合授課。米爾格拉姆在第一學期選擇了兩門課程：社會人類學問題及概念，臨床心理學問題及概念，這兩門課程中超過1/3的學時是聯合授課。學生還要通過每門核心課程的資格考試，考核他們在4個領域中的知識水平。課程表中還有一門課程叫作“社會關係201”，各個學科的教師會依次在課堂上講述對各自學科發展前景的看法，以促進學科融合。
但是，學科融合只是在哈佛校園內的革新，校園外依舊是傳統的學術和職業分類。具有前瞻性的創始人們沒有忽略這個現實。因此，儘管該系秉承整合理念，但在頒發學位的時候，只為本科畢業生頒發社會關係學的學士證書，對研究生則有另一套標準，博士研究生畢業的時候，會根據他們的專業分別授予社會人類學、臨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博士學位(4) 。
斯坦利在哈佛的那段時間，正是社會關係學系的“黃金時代”，該系每年都能收到數百份入學申請，遠遠超過實際招收人數。米爾格拉姆剛入學的那年，社會關係學系共有110名學生。對於一個成立時間不到10年、尚處於嬰兒期的研究生專業而言，如此受歡迎實屬罕見。1954年，福特基金會委託幾家評估委員會對這個新學科進行評估，結果令人振奮。此外，正像這個系的創始人所期待的那樣，所有學生都積極踴躍地參與到跨學科合作之中。這種合作結出的第一個碩果就是《自然、社會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這本書後來成為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專業學生的必讀書籍。書中有一句話，寥寥幾字，語言平實，卻反映出人性中的一個重要真理。
每一個人的某些方面都：
1）像所有人；
2）像有些人；
3）不像所有人。
斯坦利在哈佛學習的這幾年中，對社會科學中的很多學科都產生了濃厚興趣。由多個專業的教師組成的師資隊伍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學術激勵，令他迅速成長。他也給系裡的教師和學生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羅傑·布朗（Roger Brown）是米爾格拉姆的導師及畢生摯友。他回憶道：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哈佛讀研究生的時候，我還是一名助理教授。我曾在幾次研究班和閱讀課程中遇到他。當時有一個持續了一學期的語言心理學研究班，關於這個研究班，我唯一清楚的記憶就是斯坦利。他參與討論的方式可不像有的書獃子。他帶來了一個錄音帶，上面錄製了各種語言心理學現象：舌頭抖動的聲音、誇張華麗的詞藻、嬰兒的牙牙學語、精神病患者大段的瘋言瘋語等。他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巧妙的編輯和整理後，放給我們聽。讓我們識別這些聲音，然後可能還會對其進行一番解釋。斯坦利在閱讀課上的表現也讓我記憶猶新。記得在上群體行為的閱讀課時，他經常把書本擱在一邊跑到波士頓，對著路人拍照，帶回來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
在哈佛的第一年，米爾格拉姆住在博金斯大樓的研究生宿舍。當時學生房間中沒有電話，只在每個樓層的走廊中有一部付費公用電話。不過這個電話沒有人值守，電話鈴會響個不停，直到某個學生忍不住衝出房間接電話，然後挨個房間去找電話裡要找的人。沒有誰願意承擔接聽電話這個苦差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米爾格拉姆想出了一個點子，他在一張卡片上寫下了一條規則，貼在電話旁邊：
為了公平地分擔接電話的重任，每個真正接到電話的學生都應該負責接聽兩次電話。這是為了防止萬一某次電話找你，而你人又不在。
他為這個行為真空地帶制定了一條規則，指引大家做出恰當的行為。5年之後，他在1959年結束了在挪威和法國為期兩年的研究，回到哈佛繼續完成博士學業。有一天，他臨時要在校園裡的一個宿舍樓中使用付費電話。當他拿起聽筒，看到電話旁邊貼著一張卡片，上面寫著：“為了分擔接電話的重任，本校的傳統是，每個接到電話的學生負責再接聽兩次電話……”他發現，這樣的紙條已經貼滿了整個校園。
社會關係學系的總部埃莫森大樓（Emerson Hall）位於哈佛校園的東北角，其外形見稜見角，陶紅色的裝飾凸顯了一種低調的優雅。這棟大樓唯一張揚的設計，就是在大門的兩旁聳立著兩個巨大的磚制圓柱。北門頂部的石板上刻著《詩篇》中的一句話：“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這句話無聲地提醒來往眾人，這棟大樓在其早期曾是哈佛社會福音傳播者的總部。
很多傑出的哲學家都曾在埃莫森大樓的教室中授課，比如喬治·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阿爾弗萊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以及美國心理學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Willam James）。19世紀末期，詹姆斯在哈佛的哲學系成立了心理學實驗室，培養出美國第一位心理學博士。當時，著名的女作家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在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ge）學習時，曾選修了詹姆斯的哲學入門課程，上課地點就在埃莫森大樓。哈佛校園中一直流傳著她的一件逸事。期末考試的過程中，她在考卷上寫著：“我不想考下去了，還不如出去的好。”寫完，她就起身走出了考場。據說威廉·詹姆斯在她的考卷上這樣評分：“史坦女士，你真正瞭解了哲學的意義，給你一個A。”
奧爾波特的辦公室也位於埃莫森大樓中，緊挨著系裡其他的管理辦公室。9月27日，就在米爾格拉姆來到坎布裡奇後不久，他就去見奧爾波特，咨詢新學期應該選擇什麼課程。之後兩人曾多次見面，共同設計出一個學習計劃，確保米爾格拉姆在學年結束的時候可以與一年級的正式生平起平坐。
博士生的課程可以根據個人情況進行一些變動，但無論哪個專業的學生，第一學年都要學習4門資格課程並通過這4門課程的期末考試，這些考試也叫作資格考試，是博士學位的硬性課程要求。米爾格拉姆在秋季學期學習了社會人類學和臨床心理學的資格課程，在第二年春季學期學習了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資格課程。高爾頓·奧爾波特在1955年6月9日的一封信中通知米爾格拉姆：“系裡投票的結果是，你通過了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的資格考試。”他這4門考試的成績分別為B+，A，A-和A。米爾格拉姆在第一學年還通過了其他3門課程的考試，成績都是A。要知道，第一年的學習壓力特別大，幾乎所有的一年級學生都被壓得喘不過氣，米爾格拉姆能獲得如此優異的成績，證明了他過人的天分。
鑒於他突出的表現，1955—1956學年，系裡批准他轉為正式研究生。1956年秋天，正如他所願，研究生院承認了他在第一學年學習的所有課程，第一年的努力沒有浪費，特殊學生的身份沒有耽擱他拿博士學位。
米爾格拉姆在第一年學習了一門叫作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es）的課程，教師是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他和高爾頓·奧爾波特、羅傑·布朗一樣，都是米爾格拉姆學習過程中的重要導師，和他保持了畢生的友誼。布魯納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進行的研究推動了心理學界的“認知革命”，這場革命最終結束了機械行為主義在心理學界的統治地位。布魯納曾向系主任羅伯特·奈普（Robert Knapp）寄去了一份進展報告，匯報了8位來哈佛學習的行為科學獎學金獲得者的情況，布魯納在報告中說，米爾格拉姆“研究成果突出”。事實上，在認知過程的班級中，米爾格拉姆的成績最優秀，是一名“優秀的邏輯學家”。
米爾格拉姆不僅在現實生活中碩果纍纍，精神上也享受著巨大的滿足感。他在第一學年師從高爾頓·奧爾波特、羅傑·布朗、塔爾科特·帕森斯、傑羅姆·布魯納。這些都是他喜愛的導師，對於米爾格拉姆而言，這些前輩打開了一扇瞭解世界的新窗戶，傳遞給他一個重要的指導信息：社會現實和物理現實中一樣，存在著一個潛在的架構，可以用各種工具掌握這個架構，比如對照實驗、調查研究法、人格和態度自陳法等。
在哈佛的學習不僅讓他接觸了新觀點，還激勵他開創自己的新天地。第一學年即將結束的時候，他感興趣的課題多達十幾個。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將社會心理學確定為事業的發展方向。羅伯特·奈普曾經向所有行為科學獎學金的獲得者發了一份調查問卷，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否制訂了與行為科學事業相關的長期規劃？米爾格拉姆這樣回答：是的，我從今年起真正愛上了這門學科。如果可能的話，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希望一直學習，最終獲得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接下來，我可能會在一個規模適中的大學裡找一份心理學教師的工作，教書育人，繼續我的研究。
然而，有一段時間，米爾格拉姆差點就“養不起”這個“學術新歡”。1955年春天，米爾格拉姆向福特基金會提交申請，請求延長一年獎學金。令他失望的是，系主任羅伯特·奈普通知他，儘管福特基金會欣賞他的優異成績，但是基金會的政策規定，行為科學獎學金為期一年，不能延期。第一學年結束之前，基於他一年來的優異表現，系裡推薦他申請全額獎學金，但是哈佛獎學金委員會中心（Central Scholarship Committee）沒有批准他的申請。
沒有了經濟來源，米爾格拉姆的研究生學習無法繼續，如果他離開學校，來年可能就要參軍。1953年7月，“越戰”已近尾聲，政府終止了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退伍軍人不再享受教育方面的津貼。因此，軍旅生涯對他的學術事業沒有任何好處。
1955年初夏，米爾格拉姆下一學年的費用問題依舊沒有著落，這讓他愁眉不展，憂慮萬分。6月6日，儘管獎學金不能延期是“無法改變的政策”，他還是再一次向行為科學獎學金辦公室提出申請信，重申了延長一年獎學金的請求。這一次，奈普的回信雖然充滿同情，但答案依舊是否定的，事實上，這個結論已經不存在任何迴旋餘地，因為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們已經決定停止所有的獎學金。
回想過去的一年裡，他頂住了沉重的學習壓力，征服了一長串令人頭皮發麻的閱讀書目清單，熬過了一場又一場漫長的資格考試。這一切他都挺過來了，而且獲得了驕人的成績。現在，那些努力似乎都變成了一場空。他甚至開始自我懷疑：我是誰？我究竟要去向哪裡？他忽然感到如此迷茫。那年夏天，他在曼哈頓的海軍准將飯店（Commodore Hotel）找了一份臨時工作，儘管收入根本無法支付學費，但錢不是這個工作的重點，這只是他每個夏天的例行活動罷了，至少可以讓他在這個茫然失措的時刻找件事情做。他在這個飯店做夜班職員，上班的時候可以忙裡偷閒地學習。不工作的時候，他就回到皇后區的家中，閱讀各種心理學書籍，在自己身上做睡眠學習法實驗。這份工作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但他可以借此忙碌起來，而不是坐在房間裡聽著“絕望”一步步逼近的聲音。
事情在那年夏天的中旬開始出現轉機，他的愁眉逐漸舒展，心情由陰轉晴。7月21日，他收到了奧爾波特的秘書埃莉諾·斯布萊格（Eleanor Sprague）寄到他家中的一封信，這位消息靈通的女士在信中說：米爾格拉姆已經被排在教學/研究助理獎學金申請名單的前列，獲得資助的機會很大。她還說：“心理學專業需要學生的幫助，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你是最合適的人選。秋季學期中，無論是教學還是研究上肯定都有需要你的地方。”
如她所料，米爾格拉姆獲得了哈佛第二年學習的研究生助理獎學金。這筆錢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讓這個抑鬱的夏天終於雲開霧散。在哈佛的第二年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將師從所羅門·阿希教授（Solomon E. Asch），這位導師對他確定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阿希與從眾實驗
所羅門·阿希在心理學領域廣受讚譽，最擅長將深刻的哲學理念和創新的系統實驗結合在一起，為理念得出一個明確而清晰的結論。來哈佛之前，他曾在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授課，1955—1956學年秋季學期，他以客座講師的身份受邀來到哈佛的社會關係學系，頂替這個學期去英國劍橋度假的傑羅姆·布魯納。布魯納和奧爾波特都認為，這是邀請阿希加入哈佛的最佳時機。
奧爾波特指派米爾格拉姆在這一年中擔任阿希的助手。秋天，米爾格拉姆成為阿希“社會關係107”課程，即社會行為的心理學基礎的助教。阿希很高興與斯坦利共事，並在一封致系主任塔爾科特·帕森斯的信中表達了他的這種看法。正是這封至關重要的信，確保了米爾格拉姆在畢業之前一直都享有助理獎學金的待遇。
阿希最著名的學術成就是從眾實驗。他設計了一種簡潔有力的實驗範式來研究從眾現象。阿希之所以對從眾感興趣，是因為當時心理學界“只是片面強調個體的奴性會屈從於集體的力量，而不去探究個體的獨立性，不去思考個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影響”。阿希強烈反對當時學術界的這種態度。他對人性的看法更加樂觀，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並不是對社會壓力的被動反應。那通常是一個更加理性的過程，是對所有可供選擇的行為方式進行主動理性權衡的最終產物。
當時，業界基本上是用行為主義的機械方法研究社會對個體的影響的。阿希的觀點代表了與這種方法的徹底決裂。行為主義者認為，在學習和維持新行為的過程中，強化和獎勵扮演著核心角色；我們之所以屈服於社會壓力，是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附和其他人的意見，通常會得到一個有獎勵的結果。信奉刺激-反應的行為主義者認為，由於過去的強化，他人的意見就變成了刺激，會自動激發個體做出從眾反應。庫爾特·勒溫及其學生們將社會心理學從行為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而阿希在社會交互上的觀點更加理性，是對勒溫理念的進一步補充。
阿希從眾實驗程序的基本設計，就是將個體放在一個群體情境之中，個體在這個情境中發現自己的判斷與其他人的判斷有著直接的衝突。羅傑·布朗稱這個實驗範式是被試的“認知噩夢”。
阿希從眾實驗
當被試在規定的時間來到實驗室時，會看到7名被試坐在桌子前。主試指引他和大家坐在一起，然後對這位被試說，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研究知覺判斷。主試將給被試看18組卡片，每組4張，一張畫著標準線，其他3張則畫著不同長短的線，其中一張與標準線長度相同。被試要在3條不同長短的線中，找到與標準線相同的線。小組中的每名成員依次說出他們的結果，被試排在最後一名。這個實驗乍一看上去似乎太簡單了。但是被試很快就會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事實上，其他7人都是假被試。他們將在18次實驗中給出12次錯誤答案，這12次實驗被稱為“關鍵”實驗。
在開始的兩組線條辨析中，所有人的結論都是一樣的，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在第三組卡片中，3號線應該是正確的答案。但是第一名“被試”宣佈答案是“1號線”，第二名被試亦然。隨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者陸續給出“1號線”答案，那名真正的被試可能會想：不對啊？輪到他宣佈答案時，他已經陷入了困惑和掙扎之中，但他必須馬上做出決定：相信自己的判斷還是附和大多數人的判斷？結論令阿希很驚訝，在18組線條判斷中，被試在約1/3的判斷中附和了“偽群體”的答案。
阿希以這個實驗為基礎，做了一系列的變體實驗，借此判斷影響從眾比例的因素。比如：改變偽群體規模的大小；改變知覺任務的難度，即3條備選線的長度差別；創造一個非一致性群體，即偽群體中有一名成員將給出正確答案等。
向權威發起挑戰
不必再為經濟問題發愁，米爾格拉姆又恢復了自信，在哈佛的第二年越發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他那無拘無束的個性也展露無遺：衝動，經常冒出很多富有想像力的怪點子，時不時展現出古怪的幽默感，有時候還有點兒驕傲自滿。他與年輕教師聊天的時候通常都直呼其名，比如1955年秋季學期主持社會和臨床心理學研究班的理查德·索羅門（Richard Solomon）、喬治·曼德勒（George Mandler）等，這絕對違反了哈佛的正統規範。他喜歡和朋友約翰·沙弗（John Shaffer）一起即興編些俏皮話或者寫打油詩。喜歡在馬路上與陌生人攀談，有時候又會在宿舍中坐一兩個小時，閉著眼睛，在腦海裡構思一些特別有意思的電影。
此外，他還有了一個“不良嗜好”，偶爾和幾位關係密切的同學一起服用佩奧特（Peyote，一種有致幻作用的仙人掌）。著名臨床心理學家羅伯特·帕默（Robert Palmer）就曾是這些同道中的一位。帕默還記得服用這種仙人掌後的感受，當時他開車穿過坎布裡奇的大街，周圍的光線變得色彩繽紛，閃亮鮮艷。走進房間後，他還能在鋪著油氈的地上看到飄忽的紅色和綠色光團。
1956年的春季學期開始，米爾格拉姆依舊擔任阿希的研究助手。他在這個學期選修了4門課程。2月21日，就在開學後的第三個星期，他收到斯布萊格女士的通知：按照規定，接受助理獎學金的學生最多只能選修3門課，他違反了這個規定，必須減少課程的數量。米爾格拉姆在回復中抗議她如此解讀系裡的規定，並且表示如果她是正確的，他計劃向院長提交請願書。他還用帶著點譏諷的語氣寫道：“鑒於您的觀點可能是正確的，我已經準備好招募一名秘書，用漂亮花哨的字體手寫一份請願書；而且要用拉丁文，這肯定會有效果。”但是，埃莉諾·斯布萊格就像一本“活法典”，對系裡各種書面或非書面的規定都爛熟於胸，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事實當然證明她是對的，米爾格拉姆向院長提出的請願也被駁回。他不得不把科目降到規定的3門。
後來，他曾經致信高等學位委員會的代理主任弗雷德裡克·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要求報名參加兩門暑期課程，這也超過了系裡的規定。這封信的口氣稍顯放肆。信的結尾這樣寫道：“在我看來，您的部門應該不會拒絕我的計劃。貴部門如果不發出通知，我將視其為同意。”這封信的口氣頗為傲慢自大，可能也是因為如此，他一定是“收到了通知”，因為他的學生成績單顯示，那年暑期他只參加了一門課程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