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只是遵命而為。只要他們相信命令來自一個合法的權威，就不在乎做什麼，也不再受道德的約束……這也許是我們從這個研究中得到的一個最基本的教訓：那些只是做著分內事、從未質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會在可怕的毀滅性活動中充當幫兇。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1974年
1963年秋天，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公眾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全美各大報紙競相報道他在耶魯社會心理學實驗室中的驚人發現。這就是著名的“服從實驗”。實驗顯示，那些普普通通的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居民們，在實驗中會毫不猶豫地向無辜受害者施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電擊，而受害者的行為根本不應該受到如此可怕的懲罰。該實驗對外公開的實驗目的是研究體罰對學習的影響。被試在實驗中的任務就是：每當“學生”在單詞配對中犯下一個錯誤，就要對其施以強度逐級增加的電擊，從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結果顯示，在懲罰“學生”的過程中，65%的被試堅持到最後使用了450伏特。而他們這樣做只是因為主試的要求。
這個石破天驚的結果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並對很多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有絲毫減弱。它們直截了當地證明，普通人可以在權威人物的命令下進行破壞性活動，甚至不必對他們進行武力脅迫。那些非人類的不道德行為並非只是惡魔或者變態的專利。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米爾格拉姆的發現重塑了我們的個人道德概念，讓我們意識到社會壓力能夠如此強烈地影響我們的行為。也許你會認為，在道德困境中，人的道德準繩會指揮我們的行動，但服從實驗卻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告訴世人：在一個社會壓力強大的實際情境中，道德觀念也會被我們輕易地踐踏在腳下。
社會心理學溯源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他人如何直接或間接影響我們的思維、感受和行為。由於絕大多數人類日常活動都是與其他人進行互動，因此，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研究範圍是各種常態人類行為，包括第一印象、吸引、敵意、群體壓力、無助等。
這個領域有著古老的淵源，自人類試圖瞭解和推測他人行為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了。古代文獻中很多關於社會行為的精闢見解流傳至今。比如，在猶太學者幾千年前撰寫的《猶太法典》中有這樣一句話：不要只看容器，要看容器裡面裝的東西。這句話其實表達的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說服者的個人魅力、種族或性別會影響人們對說服者觀點的接受度，但這些因素與這個觀點沒有任何關係。現代實驗研究已經反覆驗證了這個現象。
儘管淵源古老，但是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實驗科學卻是新鮮事物，真正的歷史只有100多年。1897年，心理學家諾曼·崔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美國心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實驗室實驗的文章，證明在有直接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被試完成工作任務（纏釣魚線軸）的速度要比單獨工作時快。這標誌著社會心理學第一個實驗的誕生。
美國的社會心理學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米爾格拉姆在1960年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時，這個學科在美國正處於鼎盛時期。戰後數年中，社會心理學家個個野心勃勃、自信滿滿，認為他們能夠提出新理論和新方法，對社會行為進行全新的解讀。
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心理學界之所以如此自我感覺良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很多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社會心理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實際應用效果非常顯著，可以用來鼓舞士氣，進行社會宣傳和調查研究，還能協助完成一些旨在改變公眾態度和行為的政府項目。比如說，為了節省稀缺物質，社會心理學家可以說服消費者改變飲食習慣，選擇一些不可口但有營養的食物。而這種自信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源於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他被公認為“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
行為主義風行一時
20世紀的前半葉，美國心理學術界的主導力量一直是行為主義。行為主義運動的發起人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華生（John Watson）。他試圖開創一種客觀的實驗行為科學，並將內在體驗研究作為偽科學而摒棄。1913年，他在學術期刊《心理學評論》（Psychological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吹響了行為主義的號角。這篇文章後來被看作是“行為主義者宣言”，開篇這樣寫道：
行為主義者眼中的心理學，是自然科學中一個純粹客觀的實驗分支……該方法的重要部分不是內省形式，實驗數據的價值不取決於它們是否可以用來解釋意識。
實驗心理學應該研究哪些課題？怎樣的方法算是最根本的方法？當時業內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普遍的觀點，這個觀點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心理學家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他於1879年在萊比錫大學成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馮特認為，心理學實驗的目的是通過內省的方法研究心靈的內在，即人類的意識。雖然成為一名內省心理學家需要進行嚴格的強化訓練，但事實證明這種方法並不可靠。因為不同的心理學家在不同的實驗室中採用相同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卻千差萬別。華生的宣言無疑是對這種普遍觀點的一次反擊。
華生對內省心理學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是他的理論卻有些矯枉過正。他完全脫離了內省心理學，徹底摒棄了主觀感受，認為那不屬於科學探索的範疇。華生行為主義最重要的繼承人是B. F．斯金納（B. F. Skinner），他將“強化”作為其激進行為主義的核心概念。斯金納認為，對一個刺激行為的反應進行強化，得出一個有回報的結果，刺激和反應之間就會建立聯繫。舉個例子，籠子裡的鴿子發現，如果啄紅色圓盤，下面的托盤中就能出現食物，但啄綠色圓盤不能出現食物。在這個例子中，紅色圓盤是刺激，食物是強化。一段時間後，鴿子就能學會不斷啄紅色圓盤，不再理會綠色圓盤。
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學派在美國興盛一時。1924年，弗勞德·奧爾波特（Floyd Allport）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出版，這是確定將社會心理學作為大學標準課程的第一本教科書。這本書也受到了行為主義的影響，強調學習和條件反射在社會行為中的角色。
對行為主義者而言，社會行為其實並不“社會”。社會心理學依舊是一門研究個體的心理學，其他人只是另外一種刺激：社會刺激（social stimuli）。社會刺激就像物理刺激一樣，會產生習得反應。該方法的支持者約翰·達希爾（John Dashiell）在1935年發表的文章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回顧了1914年到1934年間出現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他在文章中表示：“我們要謹記的是，個體和周圍人之間是一種客觀的刺激-反應關係，我們要討論的不是什麼全新概念，採用的原則基本上是應用於非社會情境的原則。”這一章節中還記錄了各種實驗，實驗目的基本相同，都是用來檢驗當個體進行手工工作、單詞測試和猜謎等行為時，如果有他人在場，個體行為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但是相對而言，這些實驗的類型過於單一、效果乏善可陳，無法展示真實社會中豐富而複雜的交互行為。
發現情境的力量
庫爾特·勒溫和他的學生們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將實驗方法應用於重要的社會行為之中，為結束強化理論的統治做出了重要貢獻。
勒溫是一名德國猶太心理學家。1933年1月希特勒擔任德國總理，猶太人限製法令逐步升級。勒溫預料到猶太人在納粹德國將不再有容身之地，於是辭去了柏林大學的教師工作，在納粹展開大規模屠殺之前逃離了德國。1935年，他在康奈爾大學任教，兩年之後，又在艾奧瓦大學工作了9年。
早在柏林大學任教期間，勒溫就以其創新性的理論和研究聞名遐邇，很多海外學生慕名而來，包括來自美國的學生。他來到艾奧瓦州之後，又有一批新學生受其教誨，其中很多人後來都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中流砥柱。在柏林期間，他的研究範圍包括動機、記憶、性格和兒童發展。來到美國之後，他的興趣轉向了社會心理學，完成了一系列先驅性的實驗，於1939年首次發表了研究結果。一位社會心理學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實驗“在程序上的大膽創新具有劃時代意義”。作為一名移民，他經歷了德國和美國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因此對不同領導人物如何影響群眾的問題特別敏感。他和他的學生諾那德·利比特（Ronald Lippitt）及羅夫·懷特（Ralph K. White）合作設計了一個實驗範式，研究三種領導風格產生的影響，分別為：民主型、獨裁型和放任型。
領導風格實驗
三名研究人員招募了一些11歲男孩被試，分成三個組，每星期見一次面，一起進行諸如製作面具等活動。每個小組都由一名研究人員領導，他們扮演的角色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種風格的領導者。
獨裁型領導總是單方面做決定，從不與小組成員商討，他基本上保持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與小組成員保持距離，對成員進行批評或表揚的時候不做任何解釋。相比之下，民主型領導總是很友善，會與全體成員一起做決定，對小組成員進行鼓勵和指導。他在對這些男孩做出評價時，都會詳細呈明緣由。放任型領導雖然友善，但提供幫助的方式是被動的，只在小組成員請求的情況下才會提供信息。這些領導者會在三個小組間進行輪換，每一組成員都能經歷三種領導模式。
研究人員對男孩的行為進行了持續、系統的觀察，結果發現，民主組和獨裁組的生產力基本相同，均高於放任組，但三個小組的成員都很青睞民主型領導。在獨裁型領導的管理下，男孩們最具侵略性。
勒溫是一個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人，加之學生們對其衣缽的傳承和推廣，他的很多重要理論後來都成為定義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核心概念。首先，他的理論可以將社會交互行為中的那些無形特徵具體化，比如領導風格等，因此就可以在實驗室中對這些特徵進行檢驗。其次，他的實驗方法可以為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提供答案。
勒溫學生中成就最為突出的就是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他於1957年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該理論的基礎是：出現認知分歧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狀態，就像飢餓或口渴一樣，人們在出現這種狀態之後會努力尋找解決方式。費斯廷格和他的學生們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實驗室實驗，對該理論引出的各種假設進行驗證。與米爾格拉姆同時代的很多社會心理學家都受到勒溫及其學生的影響，他們探求社會心理學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然後利用強有力的實驗方法予以證明。
勒溫的第三個理念發展成為現代心理學中另一個重要派別：情境主義（situationism）。他提出了一個叫作“生活空間”的概念，這個空間包括在“此時此刻”的具體情境中，作用於個體的所有潛在力量，行為就是生活空間的函數。勒溫的“生活空間”概念強調共時和情境定因。另一位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家和實驗家愛德華·瓊斯（Edward E. Jones）對這個概念進行了強化：
（勒溫）認為個體是心理空間中的一個點，受這個空間中的所有力量的驅使，向某個特定的方向運動……這種觀點將人類看作長久進化歷史的產物，強調個體對公共環境做出的有別於他人的獨特反應。此外，勒溫還將人類看作環境力量交互的一個點，認為個體與其他位置相同的人分享同時期知覺和相關的行為。
像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一樣，米爾格拉姆也是一位情境主義者，他堅信即刻情境具有改變人類行為的強大力量。但是，是什麼令他鶴立雞群，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之一，又是什麼使他的研究如此與眾不同呢？答案就是：他能夠超越即刻情境中的可見力量，揭示情境中的某些無形力量。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始終貫穿著這個主題：情境中的無形力量。那些無法言傳的社會規則和標準，對行為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這也正是本書所要表達的主題。
通過閱讀本書，讀者將瞭解米爾格拉姆如何用獨特的實驗將這些無形標準具體化。這些實驗方法包括：在紐約的地鐵中，讓一位年輕人請求年紀稍長的乘客給她讓座；研究普通人在看過一個特別製作的電視節目後，是否會模仿電視中的行為從慈善捐款箱中偷錢。米爾格拉姆發明了很多輕鬆有趣的新方法，比如丟信方法和小世界方法。他用這些實驗去挖掘那些無形的規則和標準，並經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告訴我們：通過直覺預測自我和他人的行動並非總是那麼準確。
米爾格拉姆自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個體，他的性格和行為中有很多謎一樣的地方。人們對他的看法往往呈現兩個極端，要麼特別敬愛，要麼特別鄙視。但正是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和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使他成為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他的這種特質也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米爾格拉姆的好奇引領他不斷拓展著社會心理學的疆土，探索著各種未知領域，比如城市心理地圖和“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好奇心帶給他的最大成就，莫過於引領他發現了兩個普遍的人類行為現象。其一是人們對權威的極端服從性；其二是在一個巨大的網絡中，點與點之間只需步驟極少的“六度分離”就可以連接在一起。這無疑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重大發現。
米爾格拉姆永無休止的好奇心讓他自願衝鋒在科學的邊緣地帶，不畏冒險。特別是他的服從研究，振聾發聵又飽受爭議。讀者在本書中將看到，這些實驗已經超越了常規學術的邊界，受到眾多領域的關注，包括法律、商業道德和醫學。此外，這些實驗還激發了藝術想像力，衍生出大量電影和戲劇作品。米爾格拉姆的研究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數不勝數的文章中，在現代生活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是一個關於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故事，關於他的生活，關於他獨具特色的創造力，關於他如何影響了我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