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的跨文化實驗有著深遠而劃時代的影響力，因為它呈現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將民族性格的研究主題從沙發椅上的思索，轉化為客觀的科學性探究。
米爾格拉姆選擇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所謂國民性就是一種文化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特徵。1953年夏天的歐洲之旅讓他開始對跨文化差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入哈佛之後，這種隨性的興趣逐漸轉變成更嚴肅而系統化的學術思考。1955年春天，他為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資格課程提交了一份國民刻板印象（national stereotypes）的分析報告。一年後又參加了羅傑·布朗的國民性閱讀課，通讀了上百篇與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章和多部書籍。1955—1956學年擔任阿希助理期間，通過阿希的群體壓力實驗，他學習到了實驗方法這個有力的工具，並在紛繁無序的跨文化問題海洋中，找到了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比較兩個或多個國家的從眾水平。
如何以實驗方法研究“國民性”
在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論文導師莫過於奧爾波特。他們此時已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師生關係，此外，文化差異和群際關係同樣也是奧爾波特廣泛的研究興趣之一。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在於奧爾波特指導學生的方式。他總是能給學生一個足夠大的發展空間，讓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研究方向。奧爾波特的另一名學生湯姆·裴迪格魯（Tom Pettigrew）這樣說：“高爾頓告訴他的學生們，他堅信每個人都有著獨特的性格。他在教學的過程中也貫徹著這個信條。他支持我們始終按著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
米爾格拉姆計劃在1956—1957學年完成所有博士學位課程，然後在1957—1958學年進行博士論文的課題研究。因為他計劃在國外進行該研究，所以需要些經濟支持。1956年秋天，在對一些組織提供的獎學金進行了一番調研後，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的研究培訓獎學金最契合他的需求和條件。
奧爾波特已於這一年的春天出國度假。米爾格拉姆不願在老師休假期間打擾，但社會科學研究會獎學金申請的截止日期是1957年1月7日，奧爾波特大概要等到12月初才能回國，米爾格拉姆等不到年底了。他在10月17日給正在意大利的奧爾波特寫了一封長信，希望奧爾波特擔任他的博士論文導師。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研究想法：
您遠在歐洲，我卻要拿一些本來應該與系裡商議的事情煩擾您，真的很抱歉，但是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我計劃在1957—1958學年開始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國民性”……在哈佛所有教師中，我最希望您做我的論文導師。我知道和您相比，有些教師對國民性的研究似乎更加主流。但是我感覺與您的看法更加不謀而合。正如您在《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第6章“群體差異的科學研究”中所說：“我預計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見解，但這些不同見解都處在一個具有廣泛一致性的背景之中。”
米爾格拉姆還告訴奧爾波特，在研究有關國民性的文獻時，他發現這些文章大多是斷章取義，僅僅基於主觀印象，沒有對實際行為進行直觀、系統的觀察和客觀、科學的研究。他在擔任阿希助理的過程中接觸了實驗方法，並希望能以實驗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研究。他的計劃是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對阿希的從眾實驗進行跨文化重複，但對實驗細節進行了一些改動，將判斷線條長度改為辨別一組聲音。只需提前錄製好“壓力組”的錯誤回答，在實驗過程中不需要假被試到場，這樣可以節約費用。
他在這封信最後表示，儘管他對這個計劃的熱情“持續不斷地高漲，但我不指望別人也能感同身受……如果您覺得這個點子還可以，希望您能做我的論文導師”。
當時正在羅馬的奧爾波特在回信中表示，他很高興米爾格拉姆對國民性這個課題感興趣，並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總體而言，他認可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方向，對他的實驗動機表示了讚許。只要能找到一種雙方都滿意的合作方法，他就願意做米爾格拉姆的論文導師。但是，他對那個實驗還有些擔憂之處：“恐怕你設計的實驗行不通。主要是因為你對實驗設備、被試和歐洲人的配合度過於樂觀。這都是些麻煩事，最終會讓你陷入無休止的沮喪之中。”他建議米爾格拉姆將這件事情延後到他12月初回到坎布裡奇，然後進行面對面的商討。
奧爾波特回哈佛後，和米爾格拉姆一起將研究計劃整理成一個更加現實可行的方案。從最初的三個國家改成兩個國家：美國和挪威。奧爾波特之所以提議挪威，是因為奧斯陸的社會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應該是進行跨文化研究的理想場所。該院曾成立了一個比較社會研究組織（Organization of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OCSR），對背離群體標準的現象進行多國比較研究，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利用實驗方法進行的跨文化研究之一。可惜這個組織很快就解散了。該研究院中有些成員對跨文化研究很有興趣，比如拉格納·羅米維特（Ragnar Rommetveit）和斯坦·洛肯（Stein Rokkan）。估計他們會歡迎米爾格拉姆和他的實驗。
接下來，奧爾波特致信羅米維特和洛肯，並在信中附上米爾格拉姆向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交的申請複印件。奧爾波特在信中詢問，該學院是否允許米爾格拉姆在那裡進行實驗，並為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幫助。奧爾波特還說：“米爾格拉姆今年23歲，是一位熱情積極的年輕人，充滿了幹勁，反應敏銳，真誠友好，我想你們會喜歡他的。”兩位教授在回信中都對米爾格拉姆的計劃表示了很大的興趣。他們向米爾格拉姆介紹了一些可以協助他完成實驗的同事。這份名單中既有社會研究學院內部的成員，也有奧斯陸大學心理研究所的成員，該研究所隸屬於社會研究學院。
米爾格拉姆在1956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向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交了研究培訓獎學金申請，並於1957年3月26日收到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回信，告知他目前已被列入備選名單。備選人員很少，但最終結果如何，還要看獎學金獲得者中是否有人撤回申請。很顯然，的確有人撤回了申請，因為兩個星期之後，即4月10日，他獲得了這筆獎學金，一年3 200美元。
命運似乎在向米爾格拉姆微笑。但麻煩接踵而至，米爾格拉姆在兩個月後收到奧爾波特的信，告訴他：“6月6日系會議上的投票結果：你未能通過統計學考試。”研究生如果想獲得博士學位，必須通過幾項必考科目，統計學就是其中之一。但統計學每年只考一次，這就意味著米爾格拉姆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再次參加考試。
奧爾波特也將這一意外通知了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常務董事埃爾布裡奇·西博利（Elbridge Sibley）。西博利對此“深表遺憾”，因為米爾格拉姆提交的研究申請中有很多的數據分析，統計學是必須具備的能力。眼看著獎學金就要成為泡影，米爾格拉姆寫信給西博利，表示儘管統計學考砸了，但他曾在1956年夏天參加過一個優等生統計學課程，他確信自己的統計學水平能夠勝任研究項目的需求，這一點他周圍的人也有共識。如果西博利對他的統計能力不滿意，米爾格拉姆提議，他可以在去挪威之前提交一份周詳的“統計學專題論文”，詳細闡述研究中將要使用的數據分析方法。此外，奧爾波特和弗雷德裡克·莫斯提勒也證實了米爾格拉姆的統計學水平。
最終，西博利同意米爾格拉姆繼續推進他的研究計劃，不需要在統計學問題上進行額外的準備。莫斯提勒的證明是米爾格拉姆順利獲得獎學金的關鍵，因為他是統計學領域中的權威。
從7月起，社會科學研究會每個月都會給他撥一筆研究經費。這個夏天他利用這筆錢在哈佛學生中進行了一些預備實驗。
但是米爾格拉姆的挪威之旅還有最後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論文委員會將召開一次會議，對他的論文題目進行審批。如果審批不通過，他依舊無法如願。當時正值暑假，委員會中的大多數成員都離開了哈佛，會議推遲到9月23日舉行。在會議上，委員會向米爾格拉姆提了一些參考意見，當然，這是大學論文評審必走的過程。委員會順利批准了他的申請。奧爾波特在會後寫給米爾格拉姆的信中，總結了委員會的意見，並在信的末尾表達了對米爾格拉姆的信心：
我想再次重申，我們都知道實驗設計需要進行一些改動。我們希望你能靈活地適應新環境，多聽取挪威新同事的建議。此外，如果你想把論文題目改成“挪威鯡魚市場”之類的，最好先和我們商量。
真摯地祝願你在未來的一年中獲得成功！
此致
高爾頓·奧爾波特
10月5日，米爾格拉姆踏上了開往奧斯陸的遠洋客輪“卑爾根峽灣號”。這是一艘剛剛投入運營的客輪，往來於挪威和美國之間。到達奧斯陸的當天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金秋十月的北歐，秋風略帶寒意，陽光明媚，人來人往，行色匆忙。幾天後，他在寫給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開玩笑地說，社會研究學院的人派來一位可愛的金髮女秘書去港口接他，但兩個人卻在港口錯過了。
相比巴黎、羅馬或馬德里，他覺得奧斯陸更像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城市。馬路上飛馳著大塊頭的汽車，人們的穿著打扮很像一些美國小城鎮的居民。但女孩子們各個漂亮迷人、身材高挑，“可比矮小的斯坦利高”，當然，與他個頭般配的女孩子也不少，他很希望能有機會結識幾位漂亮女郎。他還很武斷地認為，奧斯陸“明顯不如哥本哈根那麼具有吸引力，事實上，這裡真可算是魅力乏善可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奧斯陸有了更加細緻入微的瞭解，並且逐漸愛上了這座城市和這裡的人們。
到達奧斯陸一個月之後，他就給奧爾波特寫信說：“大自然對這片土地的饋贈並不慷慨，我對這裡的人們創造出來的成就深表敬意。但應該有人委婉地告訴這些現代維京人，格裡格（挪威著名音樂家）與巴赫不可同日而語，易卜生（挪威著名文學家）也無法跟莎士比亞相提並論。”
接待米爾格拉姆的機構是社會研究學院，但該院沒有適合米爾格拉姆做實驗的房間。最終，他們在奧斯陸大學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實驗地點。心理學系與社會研究學院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米爾格拉姆在挪威的主要導師拉格納·羅米維特就同時在這兩個部門中供職。除了來自研究院和心理系的幫助，還有兩位可以為他指點迷津的著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耶魯大學的歐文·賈尼斯（Ivring Janis）和密歇根大學的丹尼爾·卡茨（Daniel Katz）。他們當時以富布萊特（Fulbright）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奧斯陸大學工作。
在奧斯陸的第一個月，他主要忙於準備繁複的實驗細節：鑽孔，接電線，錄製實驗指令，編排配對的音調，錄製壓力組成員的聲音。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對各種錄音資料進行編排，製造壓力組在實驗室中的假象。為了能用被試本國的語言進行實驗，米爾格拉姆聘請心理學博士生古特姆·蘭加特（Guttorm Langaard）幫忙。除了可以用他的聲音在實驗中充當主試之外，他還可以幫助米爾格拉姆招募被試以及打點其他的瑣事。
11月中旬，實驗的方方面面已經就緒，隨時準備迎接被試。為了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具普遍性，他要盡可能保證擔當被試的學生來自挪威的東南西北。這不是一件難事，因為奧斯陸大學是當時挪威唯一一所綜合性大學，學生來自挪威各地，從南部的奧斯陸到北部的北極圈。
跨文化從眾實驗
他對每一位被試說：實驗共有6位參與者，所有人到齊才能開始，因此要盡可能早一點兒來到實驗室。當被試走進實驗室，會看到一個長凳上堆著幾件外套。實驗工作人員讓他把外套也放在長凳上。實驗室裡有6個小房間，門上有號碼，被試被領到一間用挪威文寫著的“6號被試”的房間門口。這些細節是為了讓被試感覺其他被試都已到齊。6號門打開著，裡面是一個小房間。被試就位之後戴上耳機，面前擺著一個麥克風。
實驗任務是判斷聲音的長短。被試首先聽到兩個不同的聲音，然後其他的5名“被試”會依次說出哪個聲音更長，被試被安排在最後發言。當然，其他的5個“答案”都是米爾格拉姆預先錄製好的。實驗共有30組聲音，5名假被試會在16組聲音中同時給出錯誤答案。在這16個關鍵實驗中，被試也面臨著在阿希從眾實驗中的心理鬥爭：他們是應該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還是屈從於群體的壓力，說出同樣錯誤的答案？
被試並不知道其他5名被試根本不存在，他聽到的只是這些人的聲音。米爾格拉姆通過精確地播放這些聲音，製造了多人進行實驗的假象。錄音銜接非常巧妙，以至於在實驗結束之後，當米爾格拉姆告知實情時，很多被試根本不相信他們是這裡唯一“活著”的被試。
米爾格拉姆拒絕傳統禮俗觀念的束縛，喜歡隨時隨地展示他那富有活力的幽默感。比如，人們通常認為，科學論文就應該刻板嚴肅，不加渲染，有時候甚至會在無意中產生令人昏昏欲睡的效果。但米爾格拉姆的論文卻拒絕刻板嚴肅。他在這次實驗的報告中這樣解釋虛擬壓力組的好處：這些“參與者”永遠都能配合研究人員的工作時間，隨叫隨到。此外，磁帶上的人在重播的時候不會要求支付版稅。
在第一輪的關鍵實驗中，被試給出錯誤答案的比例是62%。每次實驗結束之後，米爾格拉姆都會與被試進行一次面談，收集一些定性信息，然後告知實驗的真正目的和細節。幾乎所有的被試都否認或低估了群體對他們的影響。儘管米爾格拉姆在奧斯陸學習了一點兒挪威語，但在實驗初期，他還是擔心與挪威當地人溝通的問題。然而他很快發現這種擔心毫無必要，因為這150名大學生被試各個英語流利，沒有任何溝通障礙。他在一封信中以很詫異的口氣說：“他們每個人的英語水平都很好，我無法用語言描述我的驚訝。”
第一輪實驗是整個系列實驗的“基準情境”。在第二輪實驗中，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目的是：如果為“說出正確答案”設定一個條件，是否會影響從眾的比例。他告訴被試，實驗收集的數據將用來設計飛機安全信號，也就是說，被試的答案正確與否，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結果，從眾比例降低到56%。但是和第一輪實驗中的62%之間並不存在顯著差距。該條件也用於後來的各種變體實驗中。
儘管米爾格拉姆在第二輪實驗，即飛機情境中強化了錯誤答案的後果，實驗中依舊有超過50%的被試屈服於群體壓力。在基準情境和飛機情境中，雖然被試給出正確答案的方式不同，但兩者有個共同點，都要求被試公開說出自己的回答，至少被試自認為如此。米爾格拉姆想：如果被試不以口頭表達的方式說出答案，他的行為會不會更加獨立？還是說，從眾傾向根深蒂固，被試在別人聽不到的情況下依舊會服從群體的壓力？
第三輪實驗中，一組新的被試進行了同樣的“飛機情境”實驗，但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被試在聽到其他人的答案之後，將自己的答案寫在紙上，沒有人會瞭解他的答案是什麼。在這個“私密情境”中，從眾比例進一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如預期那麼明顯，依舊接近50%。
理論假設和實驗結果哪個更重要
米爾格拉姆的論文主題是對挪威和美國進行從眾比較。他計劃收集完挪威的實驗數據後回美國，在美國大學生中重複挪威的實驗，然後對兩國的數據進行比較。在遞交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申請附帶的研究計劃書中，他估計美國人的從眾比例可能高於挪威人。這個假設基本上源自他閱讀的相關研究報告，但這些報告大多只是知識分子的主觀臆斷，沒有太多的事實依據。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目標正是要利用客觀而恰當的實驗方法，為文化間的行為差異提供客觀依據。他對這些差距到底是什麼並不是很感興趣，他更關心的是：是否可以通過客觀的實驗方法將這些差異識別出來。
這種理念背離了戰後社會心理學界的一種普遍觀點。當時的社會心理學家相信，只有那些以理論為基礎、以檢驗方向性假說為目標的研究才是通往純科學的高貴之路。這是社會心理學源於自然科學中的傳承。此外，這些社會心理學家還有一個不言而喻的下意識動機：提出一個假設並在實驗中驗證假設，標誌著研究人員具有引以為傲的科學嗅覺和遠見卓識。
米爾格拉姆堅定地站在社會科學的陣營中，但並不贊同業界過於強調驗證假設的實驗態度。
“實驗法是為了證實假設”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心理學謬誤。有時候，我們有理由去猜測一個實驗的結果，但是這種猜測通常既不可靠也不理想。在本次研究中，群體壓力實驗的作用是擔當一個可控的觀察和測量工具。在跨國研究的層面上，我們對各個國家的情況並不瞭解，甚至無法獲得一些最簡單客觀的資料，因此，實驗就不再需要假設，它最多只能算是一個溫度計。測量的方式與我們從閱讀中得出的假設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實驗結果顯示，挪威的從眾比例很高，米爾格拉姆在與被試和其他人進行溝通的過程中，逐漸瞭解了挪威人真正的行為和價值觀，加之在奧斯陸生活中的直接觀察，使他意識到之前做出的挪威人比美國人更“個人主義”的猜測是錯誤的。他發現挪威的社會中籠罩著一種平等主義思潮，這裡推崇的是集體團結和一致性，從集體中突兀出來、引起太多的注意，都是被挪威社會排斥的行為。米爾格拉姆的挪威同事還向他介紹了“詹特準則”（Janteloven）(5)，這個不成文的社會道德規範中包括10條“戒律”，體現的就是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國家的集體團結規則。其中有3條這樣寫道：
不可自詡更優秀
不可自詡更博學
不可自詡更智慧
米爾格拉姆在完成了前三個情境實驗之後，給奧爾波特寄去了一份詳細的進展報告。他指出，挪威實驗結果的基本模式類似於他在哈佛所做的預備實驗，這完全推翻了他之前所做的假設：“我之前以為，挪威人的獨立性會遠遠高於美國人，但實驗結果否認了這一點。”此外，他還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你無須在挪威住太久就會瞭解這樣一個事實：挪威人的氣質、外貌以及生活方式要比其他歐洲人更像美國人。由於選擇了一個沒有可比性的國家，尋找國家之間的實驗差異變得特別困難。”
面對這樣的結果，米爾格拉姆不得不思考到底哪個國家更適合與美國進行比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國。1953年的巴黎之旅給他留下了一個更加自由主義的印象，他感覺法國這個國家不會像挪威那樣具有社會共識性，法國的傳統似乎鼓勵批判，鼓勵意見多樣化。他在寫給奧爾波特的信中說：“對我而言，法國似乎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這就意味著實驗將從斯堪的納維亞體系轉向拉丁體系。挪威人和法國人彼此都將對方看作完全不同的人種，沒準結婚了都沒法生孩子。”
前幾個情境實驗的結果耐人尋味，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包括米爾格拉姆。他認為，除了最初計劃的幾個實驗情境之外，還需要再做一些變體實驗，進一步界定挪威人從眾性的範圍。但是，如果只是在大學生中進行實驗，就會一直存在普遍性的問題，無法保證實驗結果代表絕大多數人群。儘管學生來自挪威各地，但是當時奧斯陸大學的學生只佔挪威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米爾格拉姆認為有必要尋找校外被試，對這三個實驗情境進行重複。
奧爾波特對米爾格拉姆的進展感到很高興。他覺得米爾格拉姆修改過的計劃有理有據，很有說服力，並祝願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順利進行。實驗計劃的改變意味著米爾格拉姆需要延長在挪威停留的時間。當時已近2月中旬，他估計可能要在5月末才能完成所有的挪威實驗，而獎學金的截止時間是6月末。很顯然，不管他和奧爾波特選擇哪個國家進行對比實驗，他都需要為下一個學年的研究尋求資助。
就在他為這個問題而煩惱時，恍若“天降奇跡”一般，他收到了一封來自埃爾布裡奇·西博利的信，通知他社會科學研究會啟動了一項“博士論文完成獎學金”計劃，將在未來的一年中為他提供資金，助他完成博士研究。米爾格拉姆需要填寫一份申請表，提交他的研究計劃，還需要熟悉他研究進展狀況的人提供一份機密評估，這當然就是奧爾波特的分內事了。奧爾波特在寫給西博利的信中毫不吝惜對米爾格拉姆的溢美之詞：“米爾格拉姆十分聰明，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極佳的進展，如果可能，希望您再為他提供一年的支持。”1958年3月20日，米爾格拉姆接到通知，他獲得了一年的延期。
他先在大學生中進行更多的變體實驗。其中一個實驗中，米爾格拉姆想瞭解被試對聲音批評的敏感度。他先錄製了一些冷嘲熱諷的評價，比如：“真夠賣弄的。”錄製這些評價的磁帶裝在另外一個錄音機裡。如果被試在實驗中沒有服從壓力組，而是給出了正確答案，米爾格拉姆馬上就會把這種評價插進去。這種加入了同伴譴責的“譴責情境”，將從眾比例提高到了75%。
很多被試在實驗後的採訪中表示，他們之所以跟隨大多數人的判斷，是因為不確定自己的答案是否準確，如果他們能夠克服自我懷疑可能就會更加獨立。為此，米爾格拉姆做了最後一個變體實驗，檢驗被試的這種自我解釋。米爾格拉姆對實驗過程進行了修改，被試在聽完聲音之後，如果感到不確定，可以搖鈴請求主試將某組音調重放一遍，進行再確認。結果，從眾率下降到約69%，事實上，在“搖鈴情境”下，20位被試中只有5位請求重放錄音，大多數被試都沒有使用這個機會。這個事實強有力地證明，被試屈從於群體的回答，的確表明了他們的從眾傾向，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懷疑自己的答案。
為了驗證如此高的從眾比例不僅限於大學生，米爾格拉姆對一組來自電氣公司的工人進行了實驗，這家公司類似於美國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或西屋電氣（Westinghouse）。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中又加入了一些細節，使實驗顯得特別逼真。他先找到這個公司的其他工人，錄製了一些偽壓力組聲音。這樣，被試聽到的壓力組聲音就帶著與他們類似的口音，實驗情境顯得更加逼真。米爾格拉姆對這組工人重複了兩個情境的實驗：飛機情境和譴責情境。
他發現工人比學生更獨立。在飛機情境的實驗中，工人的從眾比例是49%，學生則是56%。而在譴責情境中，工人的從眾率為68%，學生則是75%。但是這種差別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並不顯著，依舊可以算是同一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兩組被試的從眾比例近乎相同，米爾格拉姆得出了一個結論：總體而言，實驗結果證明了挪威人的普遍行為特徵。
實驗也有倫理
在實驗結束後2個月左右，米爾格拉姆向學生被試發了一份調查問卷，瞭解他們對實驗中一些倫理問題的反應。
第一個問題是：實驗剛結束時的感受如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很不滿意，因為他們沒有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你現在認為這個實驗符合倫理還是不符合倫理？答案有4個選擇：1）特別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4）不知道。共有91名被試回答了這個問題，沒有人選擇第一個答案，選擇第二個答案的有8人，第三個14人，69人選擇了第四個答案，佔了大多數。
第三個問題是：你現在對參加這個實驗的感受如何？從“特別高興”到“特別遺憾”，共有5個選項。沒有人選擇最後一個，93位受訪者中只有1個人感到“遺憾”，大部分受訪者（70人）都表示他們很高興或特別高興參加這個實驗。在之後引發強烈社會爭議的服從實驗中，米爾格拉姆也曾在實驗後的調查中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
他在總結調查問卷時寫道：
儘管實驗中存在著欺騙的成分，但大多數被試似乎都很高興能夠參與實驗。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他們明白，這種欺騙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科學的進步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其次，我們在實驗結束後盡快將實情告訴被試，這也讓他們很欣慰。無論他們在實驗中的表現如何，由於我們最終把實驗的真實目的和方法告訴了他們，這就代表著對他們的充分信任。實驗是否成功，取決於他們是否認可和支持這種信任。
我們可能在20分鐘的實驗過程中傷害了他們的尊嚴，但是，當我們在實驗結束後將這種信任傳遞給他們時，就是對他們尊嚴的肯定。大多數被試都接受一個事實：欺騙是這個實驗中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從倫理的角度對其加以譴責。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回答可以為這個實驗定性。調查問卷只是一種輔助手段，不是為了掩飾實驗中不符合倫理的因素，這種調查結果與實驗有著密切的關係。
他對實驗倫理的關注在當時的心理學研究中顯得特別不同尋常。當然，阿希是一個例外。阿希在從眾實驗的報告中就談到了與實驗相關的倫理問題。比如，他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實驗）情境將一種特別的責任加在了研究人員肩上，他們有義務對實驗參與者予以某種程度的保護。而筆者的經驗是，與實驗過程中短期的痛苦或不適相比，研究人員處理實驗的方式更加重要。米爾格拉姆曾經讀過阿希的實驗報告，但是在向奧爾波特匯報倫理問卷的情況時並沒有提到阿希，而是將其歸功於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克拉奇菲爾德（Richard Crutchfield）。除此之外，沒有提及任何其他可能啟發過他靈感的前輩。但是，我們應該有理由假設，米爾格拉姆對實驗倫理問題之所以如此敏感，阿希的實驗報告以及作為阿希助理的經歷功不可沒。
海外留學的小插曲
米爾格拉姆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實驗上，先是在挪威，接下來在法國。但他還是能抽出時間參與社交活動、廣交朋友、參加當地的學生文化活動、給家人和朋友寫信、假期去歐洲各國旅行等。生活並不枯燥單調。
他在寫給一位紐約朋友的信中吹噓道：哈佛傳來消息，他的博士論文研究被認為是系裡最重要的研究之一。然後他又承認，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他本人就是這個流言的始作俑者。除了給家人寫信之外，他還時不時給他們寄些小紀念品。有一次，他給約爾寄了幾個挪威木雕。後來他對弟弟坦白，那些木雕其實都是按照他的模樣刻出來的，他還在信中說：“一個地方的氣候和飲食習慣會極大地改變人的外表與性格，真令人感到驚訝。”
他將工作中的每次進展都悉數告訴他的母親。母親也會在回信中說，對兒子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別驕傲，並閒聊起新買的小汽車和看過的電影。她的確是一位對孩子關懷備至的母親，在信中細緻入微地囑咐米爾格拉姆，開他那輛大眾車出門一定要特別小心，不要花光了戶頭上的錢，還很好奇地問他是否遇到過一些不錯的猶太女孩等。米爾格拉姆去英國之前，她溫柔地建議兒子應該為英國的旅行準備一兩套好西裝：“但一定要是那些在美國也拿得出手的好衣服。”但在出發之前，她又希望他不要去，因為英國正在鬧流感。
不過，米爾格拉姆寫回美國的信偶爾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他曾經寫給哈佛同班同學約翰·沙弗一封語氣尖刻的信，其中一些語句好像預言一樣，預示了他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的重要方向。
我真正的精神家園並不在法國、地中海國家、英國、斯堪的納維亞或是德國北部，而是在中歐，在慕尼黑、維也納、布拉格這樣的地方……我應該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個說德語的布拉格猶太人社區中，長到20歲後死在毒氣室裡。我怎麼會出生在布朗克斯的醫院裡呢？我永遠都無法理解。
米爾格拉姆在挪威的業餘活動豐富多彩，其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滑雪，這項運動很快就成為他的快樂之源。他常去離奧斯陸不遠的諾德馬卡滑雪，那剔透的山中美景令他迷醉折服，無法自拔地愛上了這項運動。在寫給斯布萊格的信中，他這樣描述：“我剛來到奧斯陸的時候，根本不會滑雪；當我離開奧斯陸的時候，也不是個中好手。但是我卻永遠不能忘記在奧斯陸的那些傍晚時分，當我沿著寧靜的山間雪道向山下滑去，看到跳台滑雪的人騰空而起，灑下茫茫雪花。在夕陽中，這些雲霧一樣的雪花晶瑩閃亮。”
女孩子們也是挪威之行的美好回憶之一。1958年1月，他遇到了一位英國女孩羅莎琳。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她都是斯坦利固定的女伴，直到她回國。他們會在週六一起滑雪，一起在斯坦利的公寓裡做晚飯。斯坦利特別喜歡她，雖然這種感情並不是愛情，她的相伴總是讓斯坦利感到幸福和滿足。
在城市周邊的山丘上建著很多學生公寓，他在奧斯陸的這一年中一直都住在這裡，與一些挪威學生合住。他的一位室友叫艾恩·奧拉弗·布倫特蘭（Arne Olav Brundtland），其未婚妻就是未來的挪威女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在那間狹小的公寓中住了5名學生，但是令斯坦利驚喜的是，大家相處得非常好，形成了一個關係密切的小團體。一年後當米爾格拉姆去法國的時候，分離讓每個人都頗為傷感。
挪威人讓米爾格拉姆感到很溫暖，但這裡的氣候就不那麼令他舒心了。離開挪威後，他曾寫信給一位挪威朋友，回憶起挪威的天氣：當奧斯陸進入雨季，整個城市頓時變得泥濘不堪。瓢潑大雨沖刷著舊城中的那些尿液顏色的圍牆。肺炎和鼻竇炎頻發，令人備感沮喪低落。雨過天晴之時，陽光濃烈刺眼，將城市中的一切都淹沒在一片琥珀色之中。
米爾格拉姆在挪威停留的時間比預計的長。儘管他在3月底完成了學生實驗，但在尋找校外被試的過程中遇到了些困難，這個問題直到5月中旬才解決。到了7月中旬，他完成了電氣公司工人的兩個情境實驗，之後又在奧斯陸停留了一個月，主要是為了利用大學裡的計算機設備處理實驗數據。他將數據輸入IBM的穿孔卡片後進行分析，最終完成了一份初步的研究報告。8月中旬，他離開奧斯陸來到巴黎。
很顯然，他更加喜歡巴黎，並很快適應了這裡的生活。自1953年夏天的首次巴黎之行已過去了5年，這個城市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依舊那麼嫵媚迷人，令他心曠神怡。
巴黎是我最喜歡的城市。它是如此美麗……秋天，棕褐色和金黃色的楓葉散落在盧森堡花園的古典大理石雕像周圍，空氣中瀰漫著裊裊秋煙的香氣，塞納河渲染著棕色、橘色和深紅色，這些都是巴黎秋季的顏色。奧斯陸是一個小鎮，哥本哈根是一個城市，紐約是一個大都會，而巴黎則是文明之地……
不過，他對法國人的印象就要複雜得多。來到巴黎後不久，他在寫給哈佛同學掃羅·斯騰伯格（Saul Sternberg）的信中就表示，他對與法國人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觀，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像與瑞典人合作那麼愉快。他說：“法國人大多自私狹隘，滿嘴謊言，像醉醺醺的青蛙一樣令人討厭，和他們共事，堪比與一群狂妄的騾子打交道。”
但這種厭惡感逐漸變得客觀。幾個月後，在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覺得與巴黎相處得越來越和諧：“當我感到沮喪的時候，只需走出去，站在那些人頭攢動的市場、喧鬧狹窄的街道或是熱鬧的廣場中，就會深刻地意識到自己還是凡俗世界的一部分。法國有一種濃重的世俗之氣。這裡的人們放聲大笑、高聲吵鬧，他們蹙眉、戲弄、欺騙、哭泣、歌唱、砍價、爭吵、微笑、憤怒、悔改，這一切都讓我感覺他們是我的同類……”
就像在奧斯陸一樣，他很快就融入了巴黎的學生圈子。先是在左登大街（Boulevard Jourdan）的維克多里昂基金會（Foundation Victor Lyon）公寓落了腳，這是一棟面向學生的宿舍樓。他租了一間裝修現代的單人房間，房租每月20美元，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可以欣賞到樓下一個古典花園的全貌。此外，他設法弄到了法國政府發放的學生餐補，每天只需不到60美分就能吃飽吃好。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透露，他用了些花招才住進維克多里昂，但沒有透露具體是什麼花招。按規定，只有在巴黎上大學的正式學生才能住進這樣的公寓樓中並獲得餐補，想必他在資格審查的時候做了假。
但他在這裡的好日子卻出現了一個不和諧音符。這棟公寓樓有一名特別刻板獨斷的女管理員，她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嚴格遵守學生公寓的規定，就像一隻貓頭鷹一樣監視著所有人。1958年，她威脅米爾格拉姆，如果他總是這樣白天睡懶覺、晚上沒完沒了地打字，就把他轟出去。她認為米爾格拉姆的行為違反了規範，乃放肆之舉。最終，米爾格拉姆還是想辦法留了下來，但與這位“管事大姐”的關係卻達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他用流利地道的法語寫了一篇文章，投遞到《維克多里昂報》（Le Journal de Victor Lyon，一份由住在這裡的學生們創辦的內部小報），用辛辣的語調批評這位管理員在這裡製造了壓抑氣氛。
對於管事大姐而言，我們公寓樓最重要的物品既不是科學書籍，也不是藝術類學生的素描本，更不是學生寫的文章，而是夜間保安拿著的那個令人嫉妒的小本本，本子上列出所有晚10點之後歸宿學生的名字，然後上報……我認為，這標誌著維克多里昂開始出問題了。
儘管其他的學生也曾在這份小報中表達了不滿，但米爾格拉姆的這篇批評真正觸怒了這位女管理員，為此她將一紙投訴寄給遠在美國的哈佛社會關係學系。但這段插曲有驚無險，因為很多其他公寓樓的管理員都站在米爾格拉姆這一邊。塔爾科特·帕森斯收到了來自學生公寓管理員的幾封信，其中一封寫道：“感謝這份報紙，學生們的意願得到了伸張，那些文章中陳述的都是事實。而他（米爾格拉姆）的坦率、幽默和平等友善得到了學友們的一致稱讚……他在整個事件中的行為都是恰當的。”社會關係學系的高等學位委員會專門就此事召開了一次會議。由於有那些證明信件，這件事情最終不了了之。但是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記錄還留在米爾格拉姆的畢業檔案裡。
挪威人和法國人誰更從眾
在法國進行的研究能否順利進行，米爾格拉姆對此表示悲觀，奧爾波特也有同感。而事實比他們預想的還要糟糕。他到達巴黎兩個月之後才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做實驗室。傑羅姆·布魯納親自出馬，聯繫了巴黎大學社會心理學實驗室的羅伯特·帕戈（Robert Pagès）和丹尼爾·拉加什（Daniel Lagache）。在這兩位教授的幫助下，米爾格拉姆終於在巴黎南部約6.4公里遠的安東尼找到了合適的實驗地點。那是一棟大型學生公寓綜合樓，學生很多，方便他尋找被試，他可以挨個房間請求學生參與實驗。
就像在挪威一樣，這裡的學生來自法國各地，可以確保實驗的地域普遍性。儘管實驗地點是法國，但是米爾格拉姆要保證法國的實驗程序與挪威相同。他對細節可謂一絲不苟，舉個例子，挪威和法國實驗中使用的磁帶和錄音機都是一樣的，只是上面錄製的壓力組聲音是法語，“在法國和挪威使用的錄音機轉數相同，都是50轉。我們盡可能保證磁帶運轉速度公差達到最小值”。
米爾格拉姆在法國也做了5個實驗：基準實驗、飛行情境實驗、私密情境實驗、譴責情境實驗和搖鈴情境實驗，如表2-1所示，與挪威實驗完全相同。有的讀者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目的是對挪威人和法國人的從眾性和獨立性進行直接行為比較，為什麼要在每個國家都做多個變體實驗呢？為什麼不在兩個國家重複一個實驗？一個實驗應該就能提供足夠多的信息了。米爾格拉姆對此給出了如下的解釋：
如果只在挪威和法國做一個實驗，然後基於實驗結果得出實驗結論，那未免太膚淺了……如果我們關注的是國家間的差異，就應該對多個實驗得出的測量樣本進行比較，而不只是比較兩個國家單一的從眾情況。很多無法控制的因素都能提高或降低兩個國家的從眾水平，但是在一個國家中，這些因素可能會對測量結果產生完全一致的影響，而不會影響這些測量結果之間的相互關係。
那麼，相比挪威的學生，法國學生的實驗結果如何？法國被試服從群體壓力的平均比例大約為50%，而挪威實驗的平均水平為62%。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十分顯著的差異。此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這種整體差異具有一致性：法國被試在所有5個情境實驗中的從眾比例都比挪威的小。
表2-1 挪威和法國5個情境實驗中關鍵實驗的從眾比例
而且，儘管挪威被試的從眾水平高於法國，兩個國家在5個實驗中的結果波動模式卻是一樣的。比如，兩國的學生在飛行情境中的從眾比例低於基準情境，而譴責情境的從眾比例最高，如圖2-1所示。
兩個國家的從眾實驗還有其他一些差別。在搖鈴情境中，被試在給出答案之前可以選擇重複收聽聲音。20名挪威被試中，只有5人要求重複收聽，而大部分法國被試，即20個人中的14人都做出了重複收聽的選擇。此外，在所有的法國被試中，只有一人自始至終都屈從於群體壓力，其他被試至少有過一次反抗群體的表現。在挪威實驗中，從未出現反抗行為的完全從眾被試比例為12%。此外，法國學生在實驗過程中還表現出了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們更加主動，有時候甚至是喜怒無常。在譴責情境中，超過一半的法國被試對“虛擬同伴”的譴責反唇相譏，有兩個人甚至做出了激烈的表現。這種現象在挪威實驗中幾乎不存在。
圖2-1 挪威和法國5個情境中從眾比例的差異
米爾格拉姆還打算尋找一些法國工人進行實驗，但是他需要準備5月份的統計學考試，如果繼續進行工人實驗，可能會耽擱他的學習，只好作罷。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開創了跨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具有深遠的意義。在他之前，科學家在研究國民性這個課題的時候，多半就是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然後得出一些沒有什麼事實依據的結論。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標誌著以科學方法探索真相的開端。米爾格拉姆在回憶這些實驗時表示，實驗室內的發現與實驗室外日常生活所體現出來的國家文化之間，有著令人驚異的一致性。他指出，挪威人有著強大的群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他說：“這種社會凝聚力將所有人連接在一起，因此，從眾比例高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相比之下，法國的社會凝聚力稍弱，但言論自由度更強。這多少讓個體對社會壓力有了免疫力。他還指出，法國向來有表達不同意見的傳統，十分看重批判，這種傾向“似乎經常超越理性的邊界”。米爾格拉姆認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法國被試的從眾比例相對低。
2月底，米爾格拉姆完成了法國學生實驗，準備在3月乘船回美國。但是他的回程計劃卻被一個意外拖後了幾個星期，因為他的法國女朋友有可能懷孕了，他需要點時間確認事實是否如此。他寫信給一位挪威的朋友說：“每次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時，我都下決心從此以後戒掉這種不靠譜的行為，不再與人同床共枕，但是……哎……”
米爾格拉姆生命中一段對他影響深遠的篇章結束了。他之所以在未來成長為一名興趣廣泛、兼收並濟的學者，歐洲這一年半的經歷無疑功不可沒。他的一位研究生利昂·曼恩（Leon Mann）回憶道：
斯坦利的興趣和鑒賞力特別國際化，而且很歐洲，無論是關於城市、電影、戲劇、文學、哲學、歷史、社會還是政治運動等。斯坦利的個人氣質也很像一名歐洲知識分子：說話溫和，好刨根問底，對很多話題都感興趣，甚至包括說話時的手勢。他不僅是一名學究文人，更是一名修養頗深的知識分子。
歐洲之行對他最重要的影響，莫過於促進了他在學術上的成長。他所做的從眾研究是在跨文化行為差異研究中第一次運用客觀方法，具有開創性。此外，這次獨立進行的研究給了他充分的自信，他意識到自己也能夠研究全新的課題，提出關於人類行為的新觀點。這個巨大的成就使他不再滿足於做一名平凡的學究，而是萌生了更加高遠的目標。這些實驗還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挪威實驗結束後，他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被試給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這反倒讓他產生了一些倫理方面的疑惑。在他之後所做的實驗中，欺騙的方法逐漸減少，估計也是他進行倫理思考的結果。此外，從眾實驗是服從實驗的引子和靈感之源，回到美國之後不久，服從實驗的想法就逐漸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