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下一個是什麼？判斷與決策研究的新方向

在預測某個活躍科學領域的未來進程方面，我們可沒有太多的自信。但是，如果我們能通過自己的評估，對當前趨勢的重要性和開放性做出權衡，而不是堅持「假如現在我們已經做了許多，那麼明天我們將做得更多」之類呆板的規劃，那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正由於此點，我們在本書中提到了幾個新興的研究方向，我們認為這些方向在今後的十多年裡將產出許多重要的成果。但我們也應記住，尖端前沿的研究中同樣也會夾雜著許多引起誤解的、錯誤的結果，因為我們常常沒法辨別某種發現是否可靠，除非它經過了反覆驗證。正如俗語所說，科學的先鋒總是沿著許多小巷摸索前行，直到證實前方確實是個死胡同。

那麼，行為決策科學的下一個方向是什麼？首要的一種趨勢是探索判斷與決策行為的神經基礎，這是認知神經科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有時被稱為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儘管具體的課題還不確定，但這種趨向是必然的。將決策過程與在大腦內部揭示認知因果關係的分析層面結合起來，這項工作肯定能有所作為。第二種趨勢是探索情緒在判斷與決策中的作用。神經科學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情緒過程本質的理解，有力地推動了該主題的發展。在本書的前面章節裡，我們列舉了一些與該主題相關的有趣發現（如，判斷中情緒依賴的可得性效應，以及作為基本價值來源的一些情緒）。第三種趨勢是動態決策過程的新興前沿領域的發展。此領域主要是因應一些動態決策任務（如愛荷華賭博任務）的流行而開創，在這類任務中，被試需要做出許多次選擇，並且要從經驗中提取與概率和結果相關的信息。在1990年以前，就出現了一些動態決策任務，要求被試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多次決策，且每個決策都取決於其他決策。但是直到Antonio Damasio和他的同事引用了一種賭博任務（即愛荷華賭博任務，任務中，被試需要在四副正面朝下的撲克牌中進行100次選擇，每次實驗贏錢和輸錢的數量均有不相同），動態決策任務才在研究領域流行起來。下面我們依次來看這三個互相聯繫的研究方向。

13.1 決策的神經科學

在所有的科學領域，將科學現象從一個分析層面還原到一個較為基礎的層面是一種突破性的成就，這個較為基礎的層面可以將兩個層面的理論和事實聯繫起來。在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許多領域中，這種突破已經實現，但是在行為科學領域，卻才剛開始不久。心理學中視覺和聽覺的相關領域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要想在這兩個領域進行富有成效的行為研究，紮實的感覺神經科學背景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將不同分析層面和科學領域相結合的事業，如今被貼上了「融通」（consilience）的標籤，融通一詞最早由科學家、哲學家威廉·休厄爾發明使用（他同樣被認為是「科學」一詞的發明者），當代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則在一本以「融通」為題的書中將該詞大眾化[1]。我們認為，識別不同分析層面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科學進步。

在認知心理學領域，我們完全有理由期望，同時採用多個層面的分析方法可以解決在一個分析層面上看起來很棘手的問題。這可能意味著，由於一個問題受到另一個視角（如神經、生物層面）的攻擊，先前投入到該層面（如行為層面）的資源被轉移了，從而引起了一些傳統研究者的焦慮。比如，現在典型的對決策過程進行的神經科學研究依賴於確立已久的方法、結果和理論模型，這些方法鞏固了該領域行為層面的研究結果，但與此同時，神經科學也產生了另外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忽視神經科學在這些研究中的貢獻，那麼行為層面就沒有什麼新進展。此外，行為神經科學吸引了大量行為學研究前沿的研究經費、科學家和學生們。也就是說，全面的決策神經科學的發展將會與行為學的前沿領域競爭資源。但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行為學現象和生物學基礎結合起來的最終結果是好的。而且，正如視覺和聽覺領域的研究一樣，這兩個層面最後會相互交融，實現真正的「融通」。

腦成像技術的出現是最近行為神經科學研究激增的主要推動力，這些技術通過測量流向不同激活區域的神經元的血流量，使得研究者可以「功能性地」識別大腦的活動。在我們撰寫本書之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是當下最流行的腦成像技術，它主要測量感興趣區域（ROIs）中的血氧含量水平（BOLD），其立體成像的空間分辨率為3毫米× 3毫米，時間分辨率約為2秒。腦電圖技術（EEG）是當前用於人類研究的另一種流行技術，它測量的是頭皮上的腦電活動，時間分辨率更為精確，但空間分辨率比較差。類似的研究手段也被用於研究非人類被試，通過外科手術將微電極植入活體動物的神經元，以記錄其大腦內部的電活動，此項技術能夠提供更加精確的時間定位和空間定位。

現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正以非常迅猛的速度發展，變得更為精密和複雜。因此，在您閱讀本書的時候，我們所寫的或許已經有點過時了。客觀地說，當前大多數的研究旨在對一些明確界定的認知過程涉及的腦區進行功能定位，這些腦區似乎「計算」了這些過程。關於決策的腦機制的一些結論似乎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確認。對賭博或消費產品進行仔細思考的認知過程通常涉及背外側前額葉（位於顳葉後部的臨近腦區）的激活，該腦區普遍被認為與工作記憶密切相關（圖13.1）。對享樂消費經驗、痛苦經驗和金錢的評價過程則主要與負責動機的腦區激活相聯繫，這個腦區有時被稱為邊緣系統，包括如紋狀體（包括伏隔核）、杏仁核和腦島等。眶額葉皮層（位於眼窩後上部的腦區）則似乎在整合認知情境信息和情緒評價中起著獨特的作用。雖然關於決策的神經加工系統或「大腦環路」的一些結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推論的，但大腦的解剖學特徵與這種解釋是一致的，即眶額葉皮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換機」，它連接著認知系統（前額葉）和動機系統（邊緣系統）。

圖13.1　與決策過程中涉及的認知功能相關的主要腦區

目前，許多實驗室正試圖對大腦中的各種計算功能進行定位，這些功能可能是效用計算或預期理論中價值概括的基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William Newsome就開始訓練猴子辨別朝不同方向（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運動的圓點（Sugrue，Corrado，& Newsome，2005）。這種任務與我們介紹過的在人類實驗研究中的賭博選擇任務相類似，猴子如果選擇對了圓點運動的方向，就能得到一口果汁的獎勵。在實驗的每個試次中，猴子在兩個不確定的預期結果間進行選擇，它們從經驗中學習獲得獎賞（即果汁）的概率，而決策的結果決定了它們是否得到獎勵。

Newsome及其同事在猴子大腦的側頂內溝和上丘區域發現了預期中系統性的神經元激活。就在猴子通過眼球運動表明其決策的數毫秒之前，位於這些腦區的神經元放電頻率明顯增強。本質上來說，這些研究者對其實驗對像大腦內的「概率計」（probability meters）進行了定位。這種方法中有兩個條件值得我們關註：首先，實驗結果是通過分佈在常規試次中的一些測試試次獲得的，在測試試次中，圓點的運動方向是隨機的。因此，在那些「隨機試次」中，刺激與猴子決策的結果是不相關的，從而證實了猴子特定腦區的神經元活動反映的是真實的決策過程，而不是簡單的感覺運動過程。其次，相關的神經元既不位於神經環路中負責早期視知覺的部位，也不位於環路中掌管運動控制的部位，它們恰恰位於連接知覺系統和運動系統的中間部位。最重要的是，對這些部位的神經元進行電刺激會導致猴子的決策出現偏差（Salzman，Britten，& Newsome，1990），這也就證明了這些結構在決策中的決定作用。

研究者也試圖探究大腦是如何對獎賞價值進行編碼的。有些人認為，中腦多巴胺系統可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再一次，研究者發現，在獎賞的預期中，獎賞的概率和數量與神經活動存在線性關係，表明這些腦區起著「價值計」（value meters）的作用（圖13.2）。

以人類為被試的類似研究已經採用神經影像學的方法來尋找與不確定性和效用計算相關的神經機制。一些研究發現，伏隔核的激活與對於金錢獲得的預期有關（Knutson & Peterson，2005）。但也有研究發現，在預期的金錢獲得和損失的過程中，伏隔核與杏仁核均被激活（Breiter，Aharon，Kahneman，Dale，& Shizgal，2001）。一個特別有趣的結果表明，大腦對獲得或損失的相對數量敏感，而不是對絕對數量敏感，這與預期理論的假設一致。這項研究的關鍵在於對三種彩票進行的比較，這三種彩票均有1/3的概率出現0美元的結果（表面上看來，這是一種中立的零數量）。賭博採取了基本彩票的變式：三種彩票均有1/3的概率贏得0美元，此外，第一種彩票有可能贏得10美元或2.5美元、第二種彩票有可能贏得2.5美元或損失1.5美元、第三種彩票有可能損失2.5美元或6美元。研究發現，大腦杏仁核在接受0美元時的反應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取決於「可能還會發生什麼」。當另一個可能的結果好於0美元時，大腦記錄為「失望」，而當獲得0美元是三種可能結果中最好的時，大腦記錄為「高興」。因此，以上研究證據都共同表明，大腦會如預期理論描述的那樣進行效用計算。

Paul Glimcher也一直在尋找像主觀期望效用公式所描述的效用計算背後的神經機制。在Glimcher的實驗中，一隻猴子學會追蹤一個顏色信號的運動，並隨之向左或向右轉動眼睛，然後獎勵一口果汁。在實驗中，猴子獲得果汁的概率以及獲得果汁的數量系統地發生變化。單細胞記錄顯示，在結果出現之前，同樣是在側頂區內皮層，其中的單個神經會對概率和獎賞數量在一定範圍內的變化進行追蹤（Platt & Glimcher，1999）。

圖13.2　Wolfram Schultz實驗室的結果顯示，預期的獎賞數量、獎賞概率與恆河猴腹側中腦區域的多巴胺神經元活動之間存在簡單關係。

資料來源：Based on Fiorillo, Tobler, & Schultz, 2003; Figures 2E, 4A.

最近的一項關於人類大腦對傳統賭博刺激進行反應的研究堪稱典範，讓我們來好好看一看。該項研究是由加州理工大學Colin Camerer實驗室完成的。研究者們對大腦是否能辨別明確的概率和模糊的不確定性很感興趣，這個問題在Daniel Ellsberg的研究中被清晰地表述為風險與模糊的辨別問題（參見章節11.4）。這個問題特別適合使用神經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因為模糊的概念很抽像，而關於其心理本質，目前有幾種不同的認知解釋。一些人認為，模糊是心理不確定性的一種形式，它區別於簡單的風險（即明確的概率），並且模糊規避也與風險規避有別，它們的發生是彼此獨立的。另一些人認為，模糊是悲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因為「如果我不知道確切的概率，那這種概率有可能不利於我」。還有一些人認為，模糊是人際互動中競爭習慣的泛化，這種習慣是，當你不知道另一方在做什麼的時候，最好假設他比你更有優勢或者對你懷有敵意。

Camerer及其同事著手檢驗大腦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處理概率風險與模糊，他們在研究中給被試呈現確定的事件結果和不確定的賭博這兩個選項（我們在這裡僅描述整個實驗設計的一部分）。下面的三種風險-模糊比較（包含一個人際情境）作為不確定的賭博呈現給被試，與此同時，研究者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設備對他們的腦部進行掃瞄。

1.一種賭博：有兩副構成非常明確的撲克牌，10張紅色，10張藍色，但是哪張牌會被翻開不確定，玩家選擇一種顏色下注；另一種賭博：只知道這兩副牌中一些紅色牌和一些藍色牌混在一起，同樣，玩家同樣選擇一種顏色下注。

2.一種賭博：結果由紐約市的氣溫決定（風險）；另一種賭博：結果由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別的氣溫決定（模糊）。

3.一種賭博：被試與一名不清楚這兩副牌構成的對手進行遊戲（風險）；另一種賭博：被試與一名知道其中一副牌中構成的對手進行遊戲（模糊）。

Camerer首先想要解答的問題是大腦對模糊和風險的反應是否不同。通過Ellsberg的工作，我們已經知道人們對模糊和風險的反應存在行為上的差異，大多數人強烈地偏好明確的風險預期而非模糊不清的不確定性。然而，當一個人在風險和模糊之間思忖時，相關腦區的反應是否存在差異？特定的激活區域是否會給我們提供關於這種反應的本質的一些線索？Camerer通過比較兩種不同情況下大腦的活動記錄回答了這個問題，一種情況是被試在風險賭博和確定事件之間進行思考選擇，另一種情況是被試在模糊賭博和確定事件之間進行思考選擇，確切地說，是「將兩種情況下的大腦活動圖像相減」。研究發現，當被試考慮模糊賭博時，大腦兩個區域表現出更強的激活，這兩個區域是杏仁核和眶額葉皮層。

目前，這種解釋是推論性的，因為我們無法明確知道這些腦區的功能，以及它們可能執行了哪些操作。進一步說，如果可以將各種認知或情緒功能指定到特定的腦區，那麼這些功能可能涉及多個腦區的交互作用，神經科學家稱之為「回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杏仁核通常與情緒反應有關，尤其是與誘發恐懼的刺激相聯繫，如驚恐的面孔，而眶額葉皮層似乎對整合認知和情緒信息起作用，眶額葉皮層受損的病人在社交場合中經常行為不當，即使他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才是得體的。相反的，背側紋狀體（包括伏隔核）在被試考慮風險預期（與模糊預期比較）時更多地被激活，這個區域似乎在預測獎賞尤其是金錢獎賞時起作用。以上這些解釋提示，對待模糊預期，大腦的反應伴隨著一些驚恐和情緒化，而對待風險預期，大腦則是以一種「深思熟慮」的方式來思考。

在這裡我們需要指出上述研究在方法學上的一個重要的巧妙之處。在這個實驗中，被試在考慮確定結果和賭博結果時，大腦的許多區域都被激活了（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說，只要我們還活著，整個大腦都是激活的），比較的方法給我們顯示了在不同實驗條件下大腦的「相對激活」。此外，數據的分析和解釋採用了「p〈0.001」的統計檢驗標準，以說明局部區域的大腦激活差異是顯著且可信的。這表明，上面報告的差異是值得解釋和探索的，但卻並不意味著，紋狀體在被試考慮風險預期時被激活了而在考慮模糊預期時又關閉了。這個結果僅僅表明，與考慮模糊預期相比，考慮風險預期時紋狀體的激活程度更大，當然該結果還是很重要的。

至此為止，以上介紹的分析告訴了我們一些關於大腦激活差異的事實。Camerer的研究團隊進一步檢驗了大腦激活與外顯的賭博行為之間的關係。他們讓被試在所呈現的賭博中做出選擇，並分別計算選擇行為中風險規避（基於如圖9.3和圖12.1中顯示的效用函數）和模糊規避（基於圖12.1中呈現的決策加權函數）的獨立行為指標。然後，他們將所有被試賭博行為的測量指標與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圖像分析得到的三個感興趣區域的大腦活動量進行相關分析。行為上的風險規避（或者模糊規避）是否與特異的紋狀體（或者杏仁核和眶額葉）激活相關呢？答案是肯定的：上述幾個感興趣區域的大腦活動確實與有關行為相關，這進一步支持了整個分析。

Camerer的結果表明，當對決策的預期結果存在不確定性時，大腦中有兩個系統會做出反應，一個涉及杏仁核和眶額葉皮層，另一個涉及紋狀體。雖然兩者都很活躍，但隨著不確定性的不斷增強而變得模糊，相對更多的激活會向杏仁核-眶額葉系統轉移。此外，由不確定性引起的這種系統激活的轉移在幾種情況下均可被觀察到，包括簡單的翻牌賭博、缺乏專門知識的情況（例如你的結果依賴於對塔吉克斯坦氣溫的判斷）、存在一位競爭對手而他具有潛在行動的情況等，這些結果都提示，上述系統是對一種非常普遍的不確定-模糊的感覺做出反應。

我們之所以在這裡詳細介紹這項研究，主要是因為它可以說明當前決策研究的認知神經科學發展水平。目前，我們看到許多研究者正在努力對大腦的計算功能進行定位，這裡主要指的是那些對不確定性程度進行系統反應的腦區，我們有時稱之為「不確定計」、「價值計」等等。這些計算功能在決策過程的經濟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論）和心理模型（如預期理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們常常選擇它們來進行研究。研究的第一步，測量哪些感興趣的大腦區域對相關刺激（如不確定性）的不同水平表現出不同的激活程度。第二步，考察某個感興趣區域的大腦活動與有關行為（例如，選擇風險賭博或模糊賭博）的相關性。在Camerer的研究中，第三步是檢驗不同腦區被激活的時間進程，以推測不確定性決策是否涉及範圍更大的神經加工回路。最後，Camerer將同樣的任務呈現給眶額葉受損傷的神經病人，以考察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大腦激活模式是否與這種解釋相一致，即，眶額葉皮層在風險和模糊情況下的選擇中起著因果作用，而不僅僅是簡單的相關關係。一個重要的行為觀察結果發現，病人對風險和模糊的選擇是沒有偏好的，而無腦損傷的被試大多厭惡風險，且更厭惡模糊。

Camerer的研究只是每年報告的數以百計有助於闡明決策過程機制的研究之一。他的研究顯示了人們對大腦特定部位或區域進行功能定位所做出的系統性的努力，並期望後來的研究者能將時間分析與空間分析結合起來，以識別相關的加工回路。該研究還表明，可以通過對腦損傷病人和無腦傷損被試進行比較，從而得出腦區所具有的因果作用的結論。這是一個激動人心、快速發展的研究課題。在決策的神經基礎研究中，來自許多學科領域的科學家，包括神經科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神經生物學，開始從各自不同的視角進行協作，不斷湧現的研究結果數據必然會極大地加深我們對大腦如何實現這種行為的理解。

13.2 決策中的情緒

情緒一直為認知和決策研究者們所忽略。研究者們長期關注的是那些強調思考和計算的效用模型和預期理論模型。過去在決策理論中，情緒常常被看成會干擾主要認知決策過程的一種附加現象。衝動性的情緒系統有時會妨礙更加有序的理性系統。在對人性進行思索的歷史長河中，情緒系統一直都以一種衝動形象示人。關於這種雙重人性假設有很多生動的比喻。柏拉圖用「理性的御者試圖控制兩匹馬（其中一匹未經訓練而充滿著野性）」的形象比喻闡述了人性的兩面互相競爭的觀點。許多世紀以後，弗洛伊德用「一名騎手試圖控制一匹烈馬」的比喻來描述理性、現實的自我與飢渴、充滿慾望的本我之間的關係。一些實用主義的思想者，從牛頓到托馬斯·傑弗遜，則將情況理想化，認為「人們可能且只能是由理性所支配的」（Jefferson，1905，Vol.8，p.124）。

儘管人類具有非常出色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我們一方面聲稱要自制、堅持或珍惜，另一方面卻又總是行為失誤，違背這些意願（Rachlin，1989）。我們一時表現得像寓言中謹慎勤勉的螞蟻，一時又像懶惰放縱的螞蚱。測量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認為即刻的獎賞比延遲的獎賞更有價值，是研究人們如何解決即刻滿足與長期獲益之間衝突的一種方法。在時間折扣效應的實驗中，研究者讓被試在即刻的結果和延遲的結果中進行選擇，比如，今天獲得20美元和一個月後獲得20美元，被試的選擇模式可以反映兩者對他們而言的相對價值。在這些研究中，人們表現出一種特定的非理性模式。請你思考如下選擇：是接受現在就可以得到的20美元，還是接受一周後才可以得到的25美元？大多數人選擇今天得到20美元，而且他們的反應幾乎都是出自本能，大概他們此刻已經在享受這20美元的消費了。現在，還是同樣數量的錢，但分別要在5周後和6周後才能得到，即35天後獲得20美元和42天後獲得25美元，你又會如何選擇呢？在這種情況下，延遲的結果也變得很容易被大多數人接受，他們選擇等待42天後的25美元。這種偏好反轉的模式被稱為「動態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它違背了標準經濟學模型強調的一致性——理性模型預測25美元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下降（即時間折扣 [temporal discounting]）。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偏好發生反轉的「分界點」並不存在，正如我們例子中的20美元和25美元。

對動態不一致現象的一種解釋是：當某種結果是即刻發生的時候，本能的情緒系統會控制我們的行為，選擇立即可以獲得的滿足。但當這種滿足不是即刻可得的時候，冷靜理智的理性系統則會使我們更加明智地做出選擇（Thaler &Shefrin，1981）。有許多例子可以表明，反映在情緒中的一些本能因素（visceral factor），如與藥物成癮相關的渴求、性喚醒和強烈的飢渴，會驅使人們做出一些恰恰對自己最不利的行為（e.g.，Loewenstein，1996）。這種解釋符合我們的主觀經驗，尤其是在我們面對一份豐富可口的餐後甜點、一次性奇遇或發橫財的機會時。它也符合人們在誘惑和謹慎的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時，頭腦中兩種思想在交鋒的體驗。著名的經濟哲學家亞當·斯密因其在開明利己上的遠見卓識而享譽盛名，他的一份自省報告也說明了這一點：

就在將要行動的時候，他的激情達到了頂峰，但一想起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他卻遲疑和動搖了；他感覺到自己正悄悄地突破已有的行為規範，而這是他在冷靜的時候堅決不違反的（p.227）。

儘管「雙重系統」的解釋與我們的直覺感受非常一致，但它很難通過行為數據來檢驗。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和Cohen（2005）嘗試將行為學和神經科學相結合的檢驗方法。在研究中，他們讓被試在即刻的和延遲的金錢獎賞之間做出選擇，同時進行腦部掃瞄。他們的假設是：當兩種選擇結果都是延遲獎賞的時候，只有沉思的大腦皮層系統會被激活，促使被試採取理智謹慎的方案來解決這種選擇困境；而當一種結果是即刻獎賞的時候，情緒-本能系統會支配他們的選擇。

他們的行為結果證實了前面提到的動態不一致現象，當同一對選擇項分別在較近和較遠的時間點呈現時，選擇偏好便會發生反轉。大腦掃瞄數據則顯示，當被試對即刻獎賞和延遲獎賞進行比較時，腹側紋狀體、內側眶額葉、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這四個腦區都有不同程度的激活。當被試凝視即刻選擇或者延遲選擇的時候，視覺和運動腦區被激活了（對選擇過程而言，這兩個腦區可能不太重要），同時激活的區域還包括：左右雙側頂內區、右側背外側前額葉、右側腹內側前額葉以及右側眶額葉。儘管這種聯繫並不完美，但它表明，即刻的選擇通常會激活與情緒反應相關的腦區（邊緣系統和眶額葉區域），而與思考推理相關的腦區（額葉和頂葉）在對即刻選擇和延遲選擇進行配對比較的時候會被激活（請參考Kable和Glimcher在2007年研究中的不同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判斷和消費者決策的「雙重系統」解釋也已經得到類似的差異化激活模式的支持（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 Cohen，2001；McClure，Li，Tomlin，Cypert，Montague，& Montague，2005），當情緒在決策中起主要作用時，邊緣系統和皮層的特定區域就會被激活。

儘管將實驗室中對個體決策的研究推廣到宏觀的經濟現象是一個極大的跳躍，但神經經濟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們推測，通過記錄邊緣系統活動所測量到的情緒反應能解釋某些股市異常現象和崩潰（Akerlof & Shiller，2009）。時間短視可以解釋投資者在牛市上的非理性亢奮、我們樂此不疲地攫取而將巨額的社會債務留給下一代，以及我們毫不在意今天的污染習慣會給給未來的地球環境造成的影響。

儘管情緒確實在某些情況下會使得我們違背自己的最大利益，但研究者的觀點也在轉變，他們開始關注情緒在行為中扮演的積極而且有適應性的角色。Robert Zajonc（1980）是這一轉變的引領者之一，他確立了情緒反應在快速評價、趨避行為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經典格言「偏好無需推斷」揭示了一個事實，即情緒的喚醒以及基於情緒的選擇通常是無可避免地先於任何有意識的分析。我們所有人都有這種經歷：我們對某些人、某些情境或某些商品會有一種簡單的「本能反應」，但是我們無法對其進行有意識、審慎的解釋（有時還會抗拒解釋）。我們或許還曾在向他人講述一部電影或介紹一本書的時候突然打住了，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完全忘記了其中的內容或者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喜歡它。Zajonc從這些趣聞軼事中得到啟發，引進了一種實驗範式來研究他所謂的「單純暴露效應」（也可譯為曝光效應）。他的方法是反覆地給參與研究的被試呈現一個不熟悉的刺激（漢字、新異旋律、陌生面孔），然後要求被試對這些刺激項目進行評價。結果發現，被試對這些項目的偏好隨著重複次數的增多而非常穩定地上升。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當這些項目的呈現時間非常短暫以至被試還沒有意識到這些項目的出現，或是一段時間過後，被試忘記了看過的項目，「單純暴露」仍然會導致偏好程度的增加。這樣看來，認知活動（如對項目的識別）對偏好（喜歡的程度）來說似乎並不是必要的。儘管單純暴露效應僅僅能解釋人們對日常事物偏好的很小一部分（請參見章節5.3，現在人們認為流暢性是單純暴露效應的主要機制），但它依然很重要，因為它闡述了一種非常純粹的偏好形成形式。

Paul Slovic關於情緒影響風險判斷的研究工作開闢了情緒引導快速評價和引導趨避反應的研究課題。在Slovic（1987）的一項經典研究中，基於被試對不同社會風險來源相似性的判斷，他發現在決定個體和社會應付出多少努力來應對某種風險時（例如，客觀的個人風險），風險的「個性」可能比理性的思考更為重要。Slovic發現了一個二維的相似度空間（圖13.3）。一個維度是對風險的知道-熟悉度，指該風險事件是否是高度可見和易於理解的，另一個維度是想到風險時喚起的恐懼的程度，即該風險事件是否是難以控制、致命且恐怖的。他的結果對政府進行風險溝通和管理規劃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些結果促使Slovic提出了一種更具一般性的「情緒啟髮式（affect heuristic）」，在以一種概念（情緒、流暢性、相似性）取代另一種概念（危險、頻次、概率）的意義上，它與我們在第5章回顧的其他啟髮式相類似。Slovic等人（Slovic，Melissa Finucane，Ellen Peters，& Donald MacGregor，2007）在實驗中操縱與某種技術（如核能）的潛在風險相關的情緒，然後觀察這些積極或消極的情緒是否會轉移到該技術未提及的方面，例如該技術可能帶來的諸多效益。結果發現，這種情緒反轉效應也發生了：與效益相聯繫的情緒代替了缺失的信息，從而影響風險判斷。

圖13.3　此圖呈現了人們對那些引起社會嚴重關注的危險事件和事物進行判斷的一個多維度評定分析的結果。從分析中得到了兩個維度，表示人們對具有不同「個性」的各種危險事件的反應可以概括成對事件熟悉度和事件恐怖度的認識。

George等人（George Laewenstein，Chris Hsee，Elke Weber，& Ned Weloh，2001）進一步擴展了這個研究主題，他們提出一種非因果論的「風險即情緒」框架，用以描述對威脅性事件的反應模式。這種「風險即情緒」的假設認為，我們的反應基於特定情境下被快速喚醒且未經分析的情緒，或是基於分析決策過程的附加情緒體驗。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反應模式可能取代經典的理性模型或准理性模型所假設的對成本-收益的嚴謹分析。這個假設認為人們情緒性地進行反應，這就暗示著更多的認知因素將會被忽略，比如概率。Yoval Rottenstreich和Hsee（2001）的一系列研究證實了這種效應。他們對一對不確定預期結果的情緒狀態進行了操控：1%的概率贏得50美元，或是1%的概率獲得「你喜歡的電影明星的一個香吻」。在這些情況下，65%的被試選擇香吻。但當研究者將預期結果改成「確定事件」，即肯定贏得50美元或者肯定獲得一個香吻時，只有四分之一的被試選擇香吻。這些結果在獲得現金或一次歐洲旅遊以及付出現金或體驗一次負性電擊等情況下都得到了重複驗證。對於這些，研究者們傾向於解釋為人們在思考與情緒喚醒相關的結果時賦予概率的權重很小。情緒會改變預期理論的決策加權函數（參見圖12.2），使中間區域更加平坦，而兩極部分更加陡峭。

目前，探索情緒在決策中作用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情緒特異性反應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否通過簡單的一維（好-壞）或二維（好-壞、喚醒-平靜）情緒模型來解釋大多數基於情緒的反應（Russell，1980）？或者在特定的消極情緒（憤怒、恐懼）和積極情緒（愉快、安詳）的反應之間，是否存在有顯著的差異？答案似乎已經很明確，辨別特定情緒引起的行為傾向非常重要（Ellsworth & Scherer，2003；Lerner & Keltner，2000）。比如，Jennifer Lerner已經證實，不同的消極情緒（恐懼、憤怒、厭惡）對該情緒狀態下決策的影響存在明確的差異（參見章節9.4）。但是，若要完整、清晰地闡明一個全面的情緒評估反應理論的細節，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特定情緒效應問題背後的一個更基本的科學問題在於，情緒的本質是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將情緒與認知過程加以區分。大多數文化都一致認為，人類行為背後的內在過程具有雙重性質，並將其描述為彼此區別的情緒-認知雙系統。問題是這兩種系統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也沒有被廣泛接受的操作可以識別其中任意一種系統的作用。神經科學的方法確實可以幫助區分這兩種系統並描述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甚至可以用更加有效的定義來替換雙重系統的概念。我們已經知道，大腦皮層與邊緣系統在解剖學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大腦皮層一般被認為是認知過程產生的主要部位，邊緣系統涉及紋狀體（包括伏隔核）、杏仁核、腦島（皮層和邊緣系統間的橋樑）等區域，通常被認為與人類情緒體驗的主觀報告以及如老鼠和貓等動物的情緒狀態的操縱有關。但是，目前還沒有人能自信地指出情緒過程的神經標記。

13.3 動態決策實驗研究方法的興起

我們目前對決策的理解大多來自於實驗中嚴格控制的行為研究。在這些獨立而界定清晰的不同決策試次中，被試在定義明確的選項間做出選擇，比如對兩種賭博、四套出租的公寓進行選擇。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不會碰到這樣明確定義的選項，並且我們的選擇過程常常會跨越一段時間，甚至可能由多個不同成分的選擇情境組成。打個比方，就像我們要研究人如何通過一個簡單的跳躍來跨過溪流，但現實中人們更像是經過一系列的跳躍，從一塊石頭跳向另一塊石頭，直到順利渡過溪流。然而一直有少量的研究關注人們在動態的、多成分的選擇任務中的行為表現，大量更為現實可行的研究任務正不斷湧現。

在公開發表的文獻中，這種趨勢最早可以追溯到愛荷華大學的Antonio Damasio及其同事，他們研究了腦損傷病人在複雜動態任務中的表現，並獲得了具有重大影響的成果（Bechara，Damasio，Tranel，& Damasio，1997）。Damasio的研究主要關注眶額葉皮層有持久損傷的神經病人的行為，其中最著名的病人是菲尼亞斯·蓋吉。蓋吉是一名建築工人，1848年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受傷，一根鐵撬棍穿透了他的大腦前額葉皮層。結果異乎尋常，蓋吉看起來似乎沒有受到損傷，一份報紙的頭條稱之為「神奇的事故」。蓋吉在事故發生幾個小時後便可以站立起來，走路不需要幫助，並且他的智力也似乎完好無損。蓋吉的醫生約翰·哈洛（1868）對這種近乎奇跡的恢復印象深刻，他提供了關於蓋吉受傷後行為的詳細描述。儘管蓋吉並沒有生理上的殘疾，但他的性格和脾氣發生了很大改變，他從先前溫和的模範市民變成了以下所描述的樣子：

多變而無禮，有時講最難聽的髒話，而以前的他可不是這樣的；他很少尊重同事們，無法容忍他人的反對意見或建議；有時他非常執拗和頑固，而且反覆無常、優柔寡斷；他對未來的行動制定了許多計劃，但甚至還沒來得及實施就把這些計劃放棄了。

用Damasio的話來說，

以前的蓋吉知道自己所需要做的一切選擇，知道如何不斷完善自己……事故發生之後，他不再尊守社會規範，常違反倫理道德，他做決策從不考慮自己的最佳利益……並且他從不為自己的將來著想，毫無遠見（p.11）。

為了研究像蓋吉這樣的腦損傷所產生的影響，Damasio與其同事（Bechara et al.，1997）發明了一種賭博任務，與「選擇一種賭博」任務相比，它能更加現實地模擬日常的風險決策情境。在他們的愛荷華賭博任務中，被試嘗試在一種由四副撲克牌（A、B、C、D）組成的不確定環境中贏取金錢報酬。被試的目標是通過反覆地抽取撲克牌來賺錢，每張撲克牌都可能帶來收益和損失。每個試次中，被試從其中任意一幅牌中選取一張，牌的背面注有輸贏結果，被試需要在總共100個試次中根據經驗弄明白每副牌的收益分佈。其中，A和B兩副牌是「不利牌」，兩者從長遠來看都會產生負的期望值，如果被試經常從這兩副牌中抽取，那他最後將會虧損。C和D兩副牌是「有利牌」，兩者從長遠來看都會產生正的期望值，因此反覆選取這兩副牌最終將會贏錢。

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起初人們很難明確知道哪一副牌是有利的而哪一副牌是不利的。特別是，選擇不利牌（A、B）中的任何一張都可以獲得100美元，但其中的某些牌也可能帶來更大的損失（每10張牌中有1張或5張，具體根據牌的情況而定），最終每10張牌的淨損失為250美元。選擇有利牌（C、D）中的任何一張也可以獲得恆定的收益，但只有50美元。然而，這些牌同時帶來的間隔不定的不可預期的損失也相對更小，最終每選擇10張牌的淨收益是25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任務的設計就是故意讓人困惑的：不利牌中的每一張都有更高的收益（100美元），而有利牌中的每一張的收益相對較小。圖13.4中簡要地呈現了每副牌的組成。

愛荷華賭博研究主要關注眶額葉受損傷的病人與正常的控制組被試之間的行為差異。Damasio發現（Bechara et al.，1997），所有的被試最初都為A、B兩副牌恆定的較高收益所吸引。但過了一會（大多是20到40次試驗），控制組被試的選擇開始從A、B兩副牌轉為有利的C、D牌。然而，眶額葉受損傷的病人卻持續地選擇不利牌。Damasio還通過記錄被試的皮電水平（主要測量手心出汗的情況）追蹤了被試在進行任務時的情緒反應，以考察個體是否會體驗到焦慮或緊張。控制組被試很快就在預期到選擇的牌會出現不利結果時產生了皮電反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反應發生在他們對這些牌帶來的損失表現出明確的信念之前。似乎是在他們能夠確定牌的情況之前，他們的身體就已經「知道」這些不利牌有問題。但是那些眶額葉受損傷的病人卻從來沒有學會避開不利牌，而且他們也沒有表現出預期的情緒反應。

圖13.4　此圖描繪了被試在愛荷華賭博任務中面臨的情境。此實驗是動態決策任務新浪潮中的典範，最初受到對正常人和腦損傷個體日常決策行為的神經基礎研究的啟發。每個試次，被試從四副牌中隨意抽取一張並得到反饋，牌的另一面印有此牌的贏輸結果。

Damasio從這些結果中得出一個大膽的結論，他假設：在複雜的不確定環境中，正常的適應性決策依賴於作為軀體標記（somatic markers）的情緒信號，這些信號警示我們重要的事情（好的和壞的）即將發生。也就是說，軀體標記警告我們有異常的威脅或機遇，或至少會中斷其他正在進行的事情，給我們一個「當心」的信號，提醒我們重要事情即將發生。在日常的決策中，軀體標記可以幫助我們將大的選擇系列篩減為易於處理的小系列。由於有軀體標記信號對我們的提示，那些非常糟糕的選擇會很快被排除，使我們可以更好地運用有意識的思維過程對那些至關重要的競爭選項進行推理和判斷。與此解釋相一致，眶額葉病人具有這樣一個特點，他們會在兩個無關緊要的選擇間猶豫上好幾個小時，比如，用哪只鋼筆來填表、訂購帶哪種配料的漢堡等等。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軀體標記假設反覆被各種強有力，且通常是具有關鍵意義的後續研究證明。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眶額葉皮層在認知神經系統（額葉皮層）和動機神經系統（邊緣系統）之間起調節作用（參見章節13.1）。Damasio的基本觀點看起來是合理的，它與我們在章節13.2中介紹的Zajonc和Slovic等人的行為發現一致。當我們認知系統的沉思和控制策略難以做出決策時，它們就會被更加自動的、內隱的直覺系統取代。這些直覺的、本能水平的決策似乎是以一種原始的趨避機制為基礎，這種機制對期望效用理論中期望值和概率數值的微妙差異相對不太敏感。

我們想強調愛荷華賭博任務在方法革新上的重要先導作用，它可能比軀體標記假設對行為決策研究的影響更大。自從愛荷華賭博任務被引進後，其他的幾種動態決策任務也相繼出現並且越來越流行。像愛荷華賭博任務一樣，這些任務大多數被用來幫助人們診斷和理解決策情境中腦損傷或腦功能受損所帶來的影響，其他一些則用以更有效地模擬日常決策。氣球模擬風險任務（Lejuez et al.，2002）通過讓被給一個卡通氣球充氣來誘使他們冒險。被試每充一次氣可以獲得少量的錢，這個任務正是以此鼓勵被試繼續充氣。但在某個不確定的時間點，氣球會被充爆，這時被試之前掙得的錢就會全部化為烏有。Robin Cubitt和Robert Sugden（2001）發明了一種「累計賭博」任務，讓被試打開一系列的盒子以找到被藏起來的報酬，但與氣球模擬風險任務一樣，打開某個盒子的次數太多會導致之前贏得的錢全都損失。釣魚風險任務（ART）是在一個模擬的釣魚遊戲中讓被試對風險選項和模糊選項進行選擇（Pleskac，2008）。Tatsuya Kameda及其同事們率先使用模擬原始覓食任務來研究適應性的決策習慣（如Hastie & Kameda，2005）。而Camelia Kuhnen等人開發了一種對股票市場投資的動態模擬任務，稱為行為投資分配策略任務（BIAS）。

儘管判斷與決策研究的這一新方向可能看起來僅僅是方法學上的探索，但我們相信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看到有幾種新的研究方向已經走在了該領域發展的最前端。比如，與傳統的單次決策任務中，信息以陳述性表格數字、文字或圖形呈現所產生的不同結果相比，如今研究者們對動態任務中，關於概率信息如何從經驗事件中提取的研究更感興趣。這個研究課題實在太新了，甚至還沒有報告確定性的結論，但有線索表明，客觀概率和主觀概率（如決策權重）之間的關係有別於經驗概率和確定概率之間的關係（Hertwig，Barron，Weber，& Erev，2004）。對個體在風險態度上的一致性的探索引出了另一類問題：在傳統任務上表現出風險規避或風險尋求的人（即那些常選擇不確定的賭博而不是等價的確定事件的人）是否也會在動態任務中表現出風險規避或風險尋求？

新的動態任務激發了新的理論模型的發展，以解釋多重、動態、相互依賴的決策。這些新模型將決策過程描述為一系列嵌套的選擇，從一個決策空間「移動」到另一個決策空間或最終決策。與經典的決策模型（效用理論、預期理論）不同，這些新模型將整體決策過程分解成不同階段，甚至可能涉及信息的採集、停止信息獲取，然後整合收集的信息選擇行動方案的一些機制。另外，這些動態模型似乎特別有助於以神經活動的形式來解釋決策，作為將行為數據和神經科學數據聯繫起來的系統框架，它們越來越受歡迎（e.g.，Busemeyer & Townsend，1993；P.L.Smith & Ratcliff，2004）。

13.4 我們是否真的知道將走向何方

我們非常確定，在不久的將來，神經科學、情緒和動態決策任務在決策研究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這些新的研究方向是彼此聯繫和互相補充的。神經科學有助於我們理解什麼是情緒以及它的作用是什麼，而大腦所做的事情大多數會反映在情緒體驗中。那些與行為有關的動態任務和模型本身可以幫助我們將非實驗室的決策行為與其神經基礎聯繫起來。我們期待，這些發展都會給決策行為的描述性模型帶來改變。對認知和情緒過程背後的生理機制（這也是當前理論研究的主要課題）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在動態和擴展的環境（而不是一次性的決策實驗）中對行為目標的意義進一步探索之後，我們對於理性和最優行為概念的理解將很有可能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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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最有影響的科學家、哲學家之一，代表作有《歸納科學史》、《歸納科學哲學》等。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1929~），美國著名的生物學家，以「融通」為題名的書可參見其《融通：知識的大聯合》（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