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讚美不確定性

14.1 不確定性的負面影響

人們通常厭惡不確定性。我們的社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用來減少不確定性，為了減少最後10%的不確定性我們通常付出了荒謬的代價（Breyer，2006）。最可怕的不確定性來自恐懼，特別是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所說的「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s」）（Slovic，1987）——那些我們毫無概念以至於不知道如何去系統分析的事物。這些「未知的未知」，包括劫持飛機、恐怖襲擊或者在歐洲發生的災難性政治事件導致美國市場崩盤。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我們已經系統地將之概念化的事件，如普通的飛機失事和正常市場中股票價格的每日上下波動。對於極端事件，我們通過總結本書反覆提及的統計模型來管理不確定性。當我們認為某個蓄意的組織或個體（比如恐怖組織或食人鯊魚）企圖傷害我們時，那些所謂的「未知的未知」便成為最可怕的事件。（我們認為如果你能採納第8章所介紹的「採用外在觀點」的建議，你可以更準確地瞭解到所謂的「未知的未知」和「已知的未知」；見Makridakis，Hogarth，& Gaba，2009，其中心理學關於不確定性區分類型引人入勝的討論。）

應對我們生活中不確定性的一種常見方法是忽視它，或者發明一種「更高水平的基本原理」來解釋它，通常這種原理使不確定性比現實中的更顯而易見。傳道書宣稱「賽跑未必快者贏，打仗未必強者勝，麵包未必屬於智者，財富未必青睞有知識或者有才能的人；只是時運而已」。這聽起來像是為了預期和適應不確定性的告誡。但是這一觀點和《舊約全書》的其他大部分描述相悖，在那些描述裡人們通常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每一個故事都富含一種道德教訓。比如，當《舊約全書》中的以色列人遠離了耶和華而去參拜偽神，或者採用其他部落異教徒的儀式時，他們就會在戰爭中落敗。而當他們改正了行為之後，就獲勝了。錯誤的預言者被處死，而真正的預言者雖然一開始有人身首分離，但是最終仍會獲得成功。雖然戰爭的勝利並不總是屬於強者，但它總是屬於道德上佔優勢的一方；麵包一定會屬於智者，財富一定會屬於有知識的人，儘管他們一開始或許要承受苦難，比如約伯。不確性和隨機性只是表面上的，而並非真正存在。（需要承認的是，約伯第一個家庭中的哪些成員會受難；或者除了那些背信棄義的妓女之外，耶利哥城中的什麼人應該接受其宿命，並不是完全清楚的。）

很多放棄了傳統宗教信仰的人在占星學、基督教科學派、塔羅紙牌，或者不計其數的其他信仰系統裡同樣表現出對不確定性的恐懼。他們認為，這些系統是他們急於理解的深層潛在結構的一部分，幫助他們對生命中的不確定性做出解釋。Fred Ayeroff 和Bob Abelson（1976）在大學生中進行了尋找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能力的研究。在他們嚴格設計的實驗中，並未發現任何超感官知覺能力的證據，但是他們的確發現了大量關於超感官知覺的信仰。（宇宙是有結構的，但是它與個人的生活經歷相關嗎？）消除我們對生命中不確定性的恐懼和拒絕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極其困難的，有些人具有深刻而強烈的理智信仰，認為世界不是按照人的需要所構建的；然而對這些人而言，當他們的孩子罹患白血病或者年邁的母親意外地被偷車少年飆車所撞傷時，也不禁懷疑他們究竟錯在哪裡。即使是知識淵博的人也傾向於得出關於隨機過程行為的錯誤概念，除非他們重新檢查並應用在學校裡學到的概率理論進行計算（見第8章和附錄）。

我們注意到，人們非常想要弄清楚那些需要他們有所投入的隨機事件（比如，選擇彩票或者抽獎），在這些事件裡他們似乎具有某些技巧（參見章節7.2）。甚至在諸如體育和學術測驗領域中，雖然Kund和Nisbett（1986）發現，人們的樸素統計直覺很好，但是人們還是低估了隨機性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儘管人們知道有難以表達的因素，甚至隨機影響也會作用於人們的能力測試。比如，運動員成績中有百分之多少的變異可以歸於其過去成績所體現出的技能？Robert Abelson（1985）詢問了專業球迷：聯盟的某個主力棒球手在給定的擊球機會裡能否擊中球？他要求球迷預測球員技術和隨機性對結果的相對貢獻。（事實上，他讓球迷根據該球員擊球的平均數據估計相關係數的平方或者「可解釋變異的比例」，平均數據被認為是最有用的擊球技能的匯總數據。）中位估計數據大約是25%，而真正的答案是約0.5%。即使在人們意識到隨機因素的熟悉領域裡，人們還是高估了技術的效應，約為其實際作用的50倍。就像Abelson指出的，「棒球迷傾向於將命中率為0.330的擊球員視為英雄，他總能通過關鍵時刻的考驗，而命中率為0.260的擊球員是關鍵時刻的出局者。」（這個例子具有另外一層重要的含義：在許多場合中，當行為重複多次時，技術上的微小差別和其他的行為偏見會累加起來。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判斷偏差，但當被數百次的職業成就評價、外科手術或刑事判決所放大時，偏差的影響就蔚為可觀了。）

迷信行為的基礎是對個體控制力的錯覺和一種隱蔽的因果順序。當行為的結果既包含技術又包含機遇時，迷信尤其容易產生（比如，在棒球比賽中擊中球），因為人們很容易混淆技術和機遇因素。事實上，如果我們僅僅通過注意人們的所作所為和隨之而來的結果來評價這些行為，而沒有謹慎地從系統性和隨機性兩個角度操縱行為和觀察結果，並通過統計分析來探索究竟是哪些行為會與成敗相關，那麼我們是無法區分隨機性和技術成分的。但是，不管是人還是動物都不會這麼做（系統地或隨機改變行為），相反，人和動物都明顯傾向於採取「贏——保持，輸——轉換」的策略，即重複任何在成功前發生的行為、改變任何在失敗前發生的行為（比如，在擊球員準備區等待擊球時正好揮拍5次）。這種策略會產生兩個邏輯後果：第一，無法評估成功相對於失敗的機會成分；第二，區分適應性行為和迷信行為變得毫無意義。（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做完X」，緊接著「Y就發生了」）。我們在章節1.5和2.6中曾經指出，僅僅依賴於過去行為結果（強化）的決策並不符合理性的標準，因為這些決策沒有考慮到可能的未來結果。

斯金納的行為主義流派經常鼓吹自己能有效地解釋迷信行為（Skinner，1948；更詳細的分析見Staddon & Simmelhag，1971）。如果他們做出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麼，這種成功僅僅是由於行為主義的原則不能區分適應性行為和迷信行為。並且，即使是一隻鴿子或老鼠（甚至是人）具備了專業的統計知識和訓練，它們也會在包含斯金納箱（操作性條件的房間）的環境下做出迷信行為。在這種環境下，它們除了壓桿或者被禁止壓桿外無事可做，並且唯一的環境變量是食物的出現，一隻非常飢餓的動物（在斯金納的實驗中動物的體重一般是其正常體重的70%）將會在極度的誘惑下採用「贏——保持，輸——轉換」的策略，因此，學習從未發生過。並且，問題被實驗操縱者故意強化迷信行為所混淆，從而，進一步模糊了迷信行為和適應性行為間的區別。

然而，我們通常未能真正理解事件基於概率的本質，這些事件也許與我們的努力毫不相關。例如，許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進行的心理學實驗要求被試估計隨機事件的結果，這些隨機事件已有基礎期望概率；例如，要求被試預測主試翻開的下一張牌是紅色還是藍色，在這項任務中70%的牌是藍色的，但是紅色和藍色牌的順序完全隨機（每次實驗前主試都會把牌打亂）。在這種條件下，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策略是每次試驗中都預測更常見的事件。例如，如果70%的牌是藍色的，那麼參與者在每次試驗中都預測藍色將會有70%的成功率，因而，在該任務中最高成功率就是70%。然而，參與者通常會採用匹配概率（match probabilition），即根據其在試驗中出現的比例來預測大概率事件的發生。例如，參與者傾向於預測有70%的可能性出現藍牌，30%的可能性出現紅牌。很明顯，他們的準確率和策略無關，而是與隨機概率模型的預測相符。這種策略的成功率為58%，因為參與者在藍牌（出現概率是0.7）出現時預測的成功率是70%，而在紅牌（出現概率是0.3）出現時預測的成功率是30%：（0.70×0.70）+（0.30×0.30）= 0.58。事實上，參與者預測大概率事件的出現概率比其實際發生率稍高一些，但是預測其發生率並未接近於100%，即使他們的實驗報酬根據預測準確性來決定也是如此。就算有1000次的如此反饋，並且參與者被明確地告知只有基本預測概率是相關的——「順序是隨機的，沒有重複模式」，但是參與者不能利用該信息來發現這是他們不可能預測的一種情境（Tversky & Edwards，1966，p.680）。顯然，人們不能接受實驗情境的內在不確定性，儘管無法領會這一點會導致他們的實驗報酬減少。（同樣，我們似乎也無法接受我們罹患癌症或者失去孩子這類事件。）

著名的哲學家和行為研究者Patrick Suppes根據一項未曾發表的概率匹配實驗講述了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在他的實驗裡，告知參與者每次試驗的預測正確率是10%、50%或90%，但是這些正確率是隨機的，與他們的反應無關。當然，這種反饋是帶有欺騙性的，因此，沒有人真正學會預測這些事件。最終，在實驗結束時，參與者需要回答在實驗過程有什麼收穫。接受了虛假的90%成功率反饋的參與者的回答很簡短，只描述了簡單的規則（也許斯金納迷信實驗中的鴿子如果具有語言能力，也會這麼寫）。接受了50%成功率反饋的參與者並沒有提供簡單規則，相反，他們提供了複雜的規則，並且提出怎樣利用更多的反饋來改進規則。最後，那些接受了90%失敗率（10%成功率）反饋的參與者仍舊處於遊戲狀態中，但是他們都成了方法論者。他們說不出規則，但是如果允許他們繼續學習，他們將會找到發現規則的方法。很少有參與者能夠正確地認識到，該任務只是實驗者製造的不可能完成的把戲。在生活中，我們中有多少人會偶然地被分配到90%的成功條件下，又有多少人會被分配到90%的失敗條件下？

當行為的結果具有隨機性成分時，我們傾向於認為它似乎也包含技術成分。在概率匹配實驗中，參與者對超出控制範圍的純隨機事件的反應似乎是，認為該結果是具有決定性的（「這裡一定具有某種模式」），Hillel Einhorn（1986）認為，直覺方法和統計方法都能用於預測和控制。這兩種方法最關鍵的區別在於預測者是否會把隨機事件當成決定性事件。把概率事件當成決定性事件會使概率理論——比如考慮基礎概率的考慮性——變得無關緊要。例如，如果概率匹配實驗中的系列事件具有決定性，那麼對於小概率事件的預期既沒有違反歸納法，也不是愚蠢的做法。但是，正是由於同事違反歸納法的判斷，才讓Paul Meehl——一位心理分析學家和臨床決策領域頂尖的研究者——質疑他們的推理能力。Paul Meehl在他的文章《為什麼我不參加個案會議》（1973）裡曾闡述了這一觀點。簡而言之，就像在概率匹配實驗裡的參與者一樣，他的同事們並不認為他們對病人的臨床診斷結果在本質上具有概率性。

Einhorn（1986）進一步認為，統計方法優於臨床診斷方法，例如在章節3.3中，Meehl等人所做的研究證明了這一觀點。我們也同意該觀點。即使世界上存在某種潛在的決定性結構，我們並不一定都能完全瞭解這些，特別是那些我們最關心的、與日常生活慼慼相關的事件。即使在實驗參與者進行了多達1000次的嘗試後，他們還是不能理解概率匹配實驗的概率本質，這表明，拒絕不確定性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而不是從經驗中進行適應性學習的結果。

將隨機事件視為由技術決定的現象是否可以用動機偏見來解釋？例如，我們不能準確預測拋硬幣或者擊球結果的信念是否威脅到了我們應對世界的能力？或者我們的認知本身不可避免地與我們的預測和控制意圖相聯繫，以至於我們對事件（儘管很清楚它是隨機的）的判斷被內隱地賦予了可預測性？這些我們仍不得而知。

很顯然，在某些環境中缺乏預測性會帶來威脅。例如，在1984年，當陪審團正在權衡新貝德福德（New Bedford）發生的強姦案（關於一名婦女在酒館裡被暴徒強姦）時，有線新聞網播出了三位「專家」的訪談。其中一位叫Lee Salk的心理學家認為，這起傷害案最壞的影響是它破壞了我們的三條信念：我們是優越的，我們是不會受傷害的，世界是公正的；而這三條信念正是我們應對世界能力的基礎。並且，我們在經歷這些案件後，「將需要花費幾年時間才能重建這些信念」。如今，整個美國社會正在努力從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恐怖襲擊的經歷復原，這次經歷也動搖了上述的三條信念。但是，我們需要謹記艾克頓公爵在1887年說過的話：「歷史既不會補償受難者，也不會懲罰犯錯者。」

14.2 確定性所帶來的快樂錯覺

我們不但未能充分領悟我們外在世界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傾向於幻想我們頭腦裡的世界是一致的、穩定的和確定的。我們固執地認定自己的邏輯性強、十分理智和具有一致性，但事實並非如此。本書對大量諸如此類的傲慢偏見進行了分類；我們甚至重寫我們的個人傳記來強化那些早已知道或者「總是這樣感覺」的信念。但是本書作者認為，當我們思考我們將來會得到什麼時，我們會有特定的盲點。想想決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見章節9.1）吧。

雖然關於享樂心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和審慎決策相關的研究正處於早期階段，但是這些研究已經發現存在相當多的錯誤和偏見。無需贅述關於對享樂結果大量不準確的判斷（參見章9.1），我們可以對預測我們的事後決策和經驗效用的能力做一些總結：第一，我們最多只能中等程度地準確預測我們對於未來結果的評價和情緒反應。第二，結果本身（通常能加速我們的反應）比我們所期望的更難預測和更加複雜。第三，即使我們可以預測自己對結果的反應，但是這些結果對我們長期的總幸福（以及特定領域的幸福）只有中等程度的影響，遠遠小於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至少有兩個原因會導致過度估計的誤差。首先，我們知道當人們的預測條件僅僅基於部分有效信息時，人們對於向平均數回歸的趨勢是不敏感的。這意味著他們將會選擇表面上最好的選擇，希望這些選擇平均起來會更好一些，或者壞結果一致地比人們所擔心的結果更好（例子見Harrison & March，1984）。其次，人們並沒有預計到自己的韌性和適應性。我們從傷害和失去中復原的能力比我們估計的更高，適應好的事情也比我們所認為的更快，Dan Gilbert（2007）稱之為免疫性忽視（immune neglect）。

最後一種觀點在關於人們的幸福感和享樂研究中已經被多次證實。當今最好的幸福理論認為，絕大多數人具有享樂設定點（hedonic set points）——高興和抑鬱的背景水平，這一水平在個體內部保持一致，但是在個體之間肯定存在差異（也許是被基因繼承或早期經驗所決定，Diener & Biswas-Diener，2008）。當日常事件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時，我們看到他們或喜或悲；但是每一個人最後還是會回歸他們上下波動的起點。影響快樂的大事件（離異、失業、贏得彩票、進入你青睞的大學）讓你情緒波動很大，但是在三個月後（或者至多六個月），你便會恢復到正常水平。（1999年，David Lykken認為，或許基因是個體快樂設定點的重要決定因素，就像遺傳會決定你的體重一樣。）

這對決策來說有何意義？人們具有錯誤的、自我誇大的信念，認為自己可以預測和控制將來的快樂。人們過度關注決策效用，決策時花費了太多的認知能量來盡力預測未來的幸福。我們並非建議人們在進行選擇時，完全忽視他們想要的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想要的。但是一種有效的策略是，當我們評價我們的未來時，需要避免太過關注「我將有多快樂」這種概括性評價；而是需要預測結果的其他重要屬性（如健康、效率、不同的經歷、幫助他人以及財富）和能夠減少的負面屬性（如時間和機遇的限制或者有形資產損失的風險）。也許這就是人們自然而然地採取的策略。在決策時，有多少次你會問自己，「另一種選擇會使我快樂嗎？」在這些為數不多的決策中，其中之一就是離婚，通常，人們的自我描述會是，「我要結束這段婚姻，因為它使我如此不快樂。」但是，我們通常還是會集中於其他也許更為重要的屬性，這些屬性僅僅可能與幸福相關，比如安全、健康、持久、收入和其他實質性特徵。

14.3 拒絕不確定性的代價

當羅賓·道斯接受臨床心理學訓練時，遇到了一個名叫哈羅德的病人。在接受臨床治療之前，哈羅德有段不穩定的婚姻，為了他兩歲的兒子，夫妻兩人勉強維持婚姻；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工作，他表現很糟。一天早晨，他被解雇了。當他回到家時，發現警察在那裡，他的妻子已經歇斯底里。原來他的兒子過馬路時被車撞死了。安撫好妻子後，他遊蕩著去了之前上班的地方，那裡離家很近。他走進了一家餐廳。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走近他並請他一起喝杯咖啡。在哈羅德的宗教信仰中咖啡是明令禁止的。他立刻意識到這個女人想把他從宗教教義的強迫性固著中解脫出來，也想把他從性的壓抑中解放出來。他的老闆已經幫他從不快樂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了，那位肇事司機把他從悲慘的婚姻中解救出來。他突然意識到，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幫助他的秘密組織！當他把陌生人都視為有著某種密謀的成員時，他最終被送進醫院。他的信念牢不可破，例如，當醫護人員反駁他的想法，想把他從幻覺中拯救出來時，只能看到他心照不宣的微笑。

心理分析師Silvano Arieti（1974）堅持認為，並非是不確定性（或痛苦）的本質導致了心理疾病，而是個體試圖用一種他人不能理解的方式來理解不確定性造成了「精神病式的洞察力」。當然，不是所有想減少不確定性的努力都是病態的。組織機構想減少不確定性，政治決策者也是如此。儘管減少不確定性並非對所有方面來說都是重要的，但是對於科學來說卻很重要。然而，當它變得過分重要時，就成為一種病態了。這種病態並不僅僅局限於那些被社會貼上心理疾病標籤的人。

例如，瘟疫必定有其產生的原因。十三世紀的一些愚民總結道，「猶太人正在往井裡投毒」。事實上，在我們許多人中，類似的解釋曾反覆出現，我們用它來解釋經濟蕭條、學校中的槍擊事件或者全球範圍內的艾滋病流行。減少不確定性的努力並不是病態的，這種努力甚至可以引領我們理解目前正在困擾我們的事情。但是，以我們現有的知識而言，認為我們現在必須理解那些不可能再減少的不確定性，這種觀點的確是一種病態。（例子見Hammond，1996）

「如果我成功了，那麼我就理所當然地接受成功」，這一觀念使成功者變成了傲慢的笨蛋。而「如果我沒有成功，一定是我以前做錯了什麼事情」，這一觀念使人成為抑鬱的受虐狂。以Bernard Weiner（1979）的研究為代表的證據顯示，大多數人把成功歸因於自身因素，把失敗歸因於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壞的運氣。Chris Peterson和Martin Seligman（1984）對歸因風格的研究顯示，抑鬱症患者並不遵循這種模式，而是完全相反。我們的許多同事接下來做了進一步的推論：「把成功歸於自己，把失敗歸於環境」這一做法從心理上來講是健康的——我們應該培養抑鬱症患者這種自我誇大但是不合邏輯的歸因方式。當然，所有的結果都可歸因為個人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合，但是這種結合很難分解，特別對單一結果而言。

多原因多後果的情境，也稱為所有的情境，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解釋。1989年3月24日，瓦爾迪茲號油輪在布萊暗礁擱淺，洩漏了4萬多噸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灣。那是美國歷史最為嚴重的原油洩漏事件。有許多因素可以構建因果關係來解釋這一事件：船長查爾斯·海茲伍德有酗酒史，曾經住院治療；海岸警衛隊最近改變了政策，但並未提供引航員，反而減少了對航船路線的監控；瓦爾迪茲號油輪的船員從33人減少到19人；當船觸礁時，沒有經過認證的第三大副手正在操縱油船，他承認自己「精神恍惚」，錯過了拐彎的指令；瓦爾迪茲號油輪在工作安排表不合理，船員缺乏睡眠；海茲伍德在那天下午喝了酒；在正常的油輪航路上有季節性的浮冰，瓦爾迪茲號油輪改變了路線來躲避它。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會不可抑制地想要構建一個連續的因果故事來解釋這次災難。

如果我們試圖採用前瞻性研究探尋哪些因素可以預測油輪原油的洩漏，毋庸置疑，我們可以找出大量的不確定因素。有大量具有這類徵兆的例子，但是它們都沒有發生洩漏事件：許多油輪在那晚偏離了航道；在每年的那個時段，對當時的海洋環境來說，有阿拉斯加浮冰是正常的；沒有認證的副手駕駛油輪很常見。（埃克森公司在法律辯護時提供了大量的類似例子。）油輪事故發生的基礎概率非常低，以至於不能進行系統概率分析。但是直覺的解釋通常導致了高水平的後見之明。道斯認為，只有通過事先或隨後的系統分析，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實驗分析，可能建立應用於解釋特定事件所需的一般性的因果規則，這種解釋才是可信的。多原因多後果的情境會導致不可靠的原因追溯。（技術分析的細節超出了本書的範圍，有興趣可參考道斯的論文《預測未來相對於理解過去：一個基本的不對稱》，1993年）我們持有的建構和敘述因果故事的傾向造成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主要表現為無視自身的無知和低估隨機性在生活中的作用。

也許，一些我們現在歸為隨機性的事件最終都能被預測和控制，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它們還是具有隨機性的。我們知道，那些極為不幸的人傾向於相信他們做錯了什麼而不是偶然性導致了不幸的結果。偶然性的代價被另外一些人所承受。一些人認為，如果有人貧窮、流浪街頭、沉迷於某種不良嗜好或者生病，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必然做了些什麼，才會「罪有應得」。在「罪有應得」面前，幫助是徒勞的。並且，在追溯記憶偏見的作用下（參見章節6.7），這些受害者也許也會接受這種判斷；如果他們也相信「罪有應得」，這一信念會在他們回憶自己做錯了什麼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對進化中隨機性效應的誤解會導致慘劇的發生。想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即便是最堅定的適應主義者，也會堅持認為輕微的基因優勢也會在（基因）生存的鬥爭中增加成功繁殖的幾率，經過多代的繁殖，將會導致顯著的基因變化。然而，就像一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宣稱的，「個體境遇糟糕意味著其缺乏基因能力」，這一說法邪惡地低估了隨機性在生活中的角色。為什麼說它是邪惡的呢？因為這種觀點導致產生了這樣的結論：是「自然的方式」讓這些人受苦或者死亡，以便能讓好的基因持續繁殖。不確定性的威脅也許僅僅只是導致痛苦，而拒絕不確定性卻是殘酷的。

拒絕不確定性的代價太高，以至於這種代價不能被拒絕不確定性所能帶來的任何安全感所補償；不管對他人還是對自己，相信公正世界的病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見Melvin J.Lerner，1980）。人的智慧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判斷哪些是不確定的，也就是能夠理解自身知識的局限性，認識到在很多環境下知識也是具有隨機性的。與之相伴，勇氣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無視危險，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例如，不再相信我們會受傷害或認為我們是優越的，或者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一些心理學家卻敦促人們培養這些信念——努力培養人們的信念，使其認為結果可以由個體所控制，因為他們相信這種信念可以激發人們追求想要的結果，從而使個體做出努力。父母通過獎優罰劣來使孩子按照期望的方式行事，這種方法的確有效；並且那些沒有意識到他們行為與獎懲結果關係的孩子經常會出現行為問題——或者至少我們可以通過這種相關性來改善他們的行為。另外，那些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獎金的僱員，其工作更有激情和效率。因而有人建議僱主和主管在組織內建立員工貢獻和獎勵之間的聯繫。然而，泛化的模糊控制卻是另外一回事。當我們不再是孩子，可以把「幼稚的把戲放在一邊」時，我們將會理解我們對結果的控制程度依賴於環境的特殊性。如果錯誤地以為自己具有控制能力，就會產生前面所講的不良後果。然而，一些控制理論家卻宣稱，對控制的信念，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都是心理健康的激勵因素。

理性地說，只要我們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就足夠了，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結果並不是很重要。例如，即使在極大的隨機成分決定了實際結果的情況下，不同的選擇項目還是會有相同的期望價值排序。理解《傳道書》的智慧絕不會抑制我們去做出最好的選擇和盡最大努力去追求這一結果。認為有必要或是值得去高估我們控制的能力，這種觀點就等同於堅持用兒童或代理人的方式、而並非具備自主能力的成人的方式去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一些同事把他們的成年病人當做小孩，並以同樣的方式對整個成年群體給出建議。（把成人當做成人的一些著名例子可以在肯尼迪的某些語錄裡找到。在一篇演講中，他直率地說生活是不公正的，並通過例子指出，在戰爭期間有些人戰死沙場而有些人安坐辦公室。在他被暗殺前著名的演講中，他宣稱這個佔全球6%人口的國家不能控制全球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把這種控制和國家安全等同起來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Shelley Taylor（1983）自認為是一個「控制專家」，她認為控制的信念在應對威脅環境時具有適應性。Taylor介紹了一個患有乳腺癌婦女的故事。然而，我們的解釋正好和Taylor相反，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對個人控制程度過度估計的例子：

我訪談過的一個婦女告訴我，在她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後，她認為她可以通過控制飲食以防止乳腺癌在未來復發。在她做的事情中，其中一件就是通過吃難吃的糊狀蘆薈來吸收大量維他命A。一年半後，她得了再生惡性腫瘤。這種情況當然是所有控制專家想準確瞭解的：我問她當這件事發生後有什麼感覺，她聳了聳肩，說她準備用剩餘的時間寫篇短篇小說，她一直想做這件事情。當生活的一個領域失去控制後，她轉向了另一個可控的，這是她的畢生事業。（p.1170）

Taylor沒有提供證據來證明，那個想通過虛幻的控制來阻止乳腺癌復發的病人比那些沒有這麼做的人活得更好，儘管這篇文章本身暗示這種控制在心理上是有價值的。然而，可以換一種角度來解釋這個故事——放棄控制的努力是有價值的。那個婦女聳了聳肩顯然是承認她沒有控制力。也許，如果聳肩發生在一年半前，那個婦女一年半的生命將不會浪費在無聊的工作和糊狀的蘆筍上面，從而從事她極其嚮往的事情。

14.4 致不確定性的兩聲喝彩

想像一種沒有不確定性的生活吧。根據希臘詩人及悲劇作家Aeschylus的說法，希望來自於命運的不確定性；也許希望本質上是盲目的。想一想，如果職業學校、研究生項目或總裁培訓課程錄取的評價變量確實可以精確預測誰會成功和失敗，生活將會多麼乏味。生活將不可承受——沒有希望，沒有挑戰。

所以，我們有了悖論。當我們試圖努力減少我們和環境的不確定性時，最終的成功——也就是完全消除了不確定性——將是可怕的。事實上，艾滋病抗體檢查或者根據荷爾蒙以及現有基因分析來預測乳腺癌復發的這些手段也許已經把我們帶到了我們所不願見到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正是醫學漫長髮展的結果。想一想你被告知具有必然導致阿茲海默氏症的基因時你的恐懼。還有比瞭解到你具有絕症更糟糕的嗎？至少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已經感覺自己生病了。當我們在寫作這本書時，基因測試正迅速發展。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選擇拒絕接受關於其基因組成含義的反饋（至少是概率性質的反饋）。（即使是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作者所知的最具有探究意識的人，也表示遺傳基因報告中的某些部分是他不想知道的，比如會導致阿茲海默氏症的基因型。Pinker，2009。）另一例子是，亨廷頓舞蹈症是由單一顯性基因引發的，即使有些人的父母患有這種病，他們也選擇不做是否具有這種基因的檢查——這種基因最終會導致可怕的身體虛弱和不可逆轉的神經退化。

另一方面，有些人的確希望找出這種基因。這個發現（Sieff，Dawes，& Loewenstein，1999）十分有趣。許多醫生和健康職業人士反對進行亨廷頓舞蹈症的檢測，因為之前的這種檢查得出的結論是：要麼有很高的概率攜帶這種基因，要麼有很高的概率不攜帶這種基因，但是第三種結果也是可能的——檢查沒有得出確定的結論（現在的檢查不會沒有結論性）。他們反對檢測的理由是，攜帶這一基因的人或許會選擇自殺。持反對意見者認為這類人或許可以選擇不生孩子，經過幾代後這種疾病會消失。這兩種預測都是錯誤的（Sieff，Dawes，& Loewenstein，1999）。在那些希望找出結果的人中，沒有結論性的檢查結果是最讓人失望的。在那些測出他們攜帶此基因的人中，就像在章節14.2討論中所指出的那樣，他們適應了壞消息。並且，他們並未決定不要孩子，他們似乎認為這樣做等同於自己沒有出生過（記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自殺）。相反，那些收到「不會攜帶此基因」的好消息的人並表現出過度興奮。人們是會適應的。

但是與確定性帶來的快樂錯覺一致，一項針對被檢出艾滋病陽性或陰性的人群的研究表明，通常，人們會過度估計艾滋病狀態消息對他們的影響。研究者要求被試預測在得知檢查結果的五個星期後自己在標準情緒量表上的得分。在他們知道實際檢測結果的五個星期後，研究者聯繫這些人（盡最大可能，因為實驗是在匿名而非保密的情況下實施）填寫情緒量表。與非常正性和負性的預測情緒相比，這些參與者實際的情緒更為中性。人們還是適應了。這項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人們無法預估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適應性。（亨廷頓舞蹈癥結果的綜述和艾滋病檢測結果的報告見Sieff et al.，1999。）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結果只適用於部分人，這部分人表現出清晰的偏好，想知道是否自己患有將導致極為負面結果的疾病。因為實驗和調查是在一個極度自由的社會裡進行的，不能夠隨機取樣和強行獲取個體的醫療狀況，所以研究者不能確定關於亨廷頓舞蹈症和艾滋病狀態的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廣到普通人群中，或者僅僅應用於那些想要發現他們是否具有毀滅性健康狀況的人。並且，研究者也不可能在這些人的取樣基礎上來決定他們佔總體群體的多大比例。因為調查和實驗的參與者是自願的，這些調查和實驗並不能得到希望知道這些信息的人群有多大比例。當然，我們也可以詢問普通人群是否希望知道測試結果，以作為這些已有研究的補充。但是詢問普通人群這種方式會產生一個問題，把實際行為簡單等同於與人們假設他們將如何行動，這個問題源自人們是否能夠很好地預期他們的未來情緒，事實上，起關鍵作用的是人們面臨實際檢查時的情緒反應。

如果我們知道了快樂結果的確定性，那麼生活的樂趣將會減少。知識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減少不確定性。但是，當我們追求這一目標時，該目標的最終達成將不會是皆大歡喜的。

14.5 與不確定性共存

沒有不確定性，世界將沒有希望，沒有道德，沒有選擇自由。只有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比如我們確切的死亡時間和方式），我們才能擁有希望。只有當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選擇的未來結果時，我們才有選擇的自由，才會有選擇的道德困境。並且，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我們最基本的選擇就是接受不確定性這一事實，還是想方設法迴避它。那些拒絕不確定性的人試圖建構自己的安全世界。這些人的自然需要是減少不確定性，極端狀況是他們根本不相信存在不確定性。但是，不確定性是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的基礎。統計學家對樂觀主義者給出的定義是「相信未來是不確定的人」，這一定義已經不像最初看起來那樣具有諷刺意味了。

本書介紹的研究和理論會產生更多的延伸，這些後續研究會為社會繁榮帶來重要貢獻，對此我們深信不疑。判斷和決策領域積累的科學知識有許多建設性的經驗。我們可以瞭解到自己在準確判斷和理性決策上能力的重大局限。讀者將會從本書提供的大量例子裡體會到真知灼見，從而認識到許多有問題的習慣和潛在的弱點。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確實有用的工具來評價、幫助和代替人類決策者。關鍵在於，即使在無法給出數學的解決方案來建構和指導決策過程時，我們也應盡可能應用統計和概率理論。當人們審視自己的決策時，他們能夠認識到偏見和不一致性，並且修正它們。最後，我們建議您盡量把遇到的判斷和決策情境形成系統的外在表徵：進行圖形化、象徵性和分佈式的思考。如果我們自己能夠進行分析性的思考，花時間去獲取正確的認知工具，我們就會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就像本傑明·富蘭克林那樣，我們並沒有告訴你去決策什麼，而是告訴你如何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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