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文博 著
弗洛伊德（1885年單人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奧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的鼻祖，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主義的締造者。
一、家庭教養
（一）家庭生態
一個人的思想、理念、學說總是與他個人的生態息息相關。弗洛伊德在其《自傳》的《補記》（1935）中曾寫道：“我的生活經歷和精神分析的歷史，這兩件事密切相關。《自傳》說明了精神分析學是怎樣成為我生活中的全部內容的，並且正確地表明，同我這一科學的關係比較起來，我沒有什麼其他更有意義的個人經歷。”10事實上，弗洛伊德學說中的許多論點和論證正是以他特殊的個人生活經歷，尤其是他自己的童年經驗、夢的解析及其同他的母親和父親的關係為素材而提出來的。弗洛伊德的個人生態、家庭教養及其影響，是我們分析和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及其學說的一條重要的途徑。因此，把弗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學的思想發展歷程同他的個人生活經歷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直接有助於我們瞭解弗洛伊德所處的微觀環境（家庭及其人際關係）、文化氛圍及其個人心理特徵（如性格、氣質、愛好和才能）在這一學說生成和發展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1856年5月6日出生於摩拉維亞（Moravia）的一個小鎮弗萊堡（Freiberg）。11該鎮在摩拉維亞的東南部靠近加裡西亞（Galicia），距離維也納大約150英里，當時屬於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管轄（現為捷克的普萊波，Pribor）。摩拉維亞經濟比較發達，較早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僅五千人的弗萊堡，就有幾十家各種各樣手工工場，它比附近的斯洛伐克先進得多。摩拉維亞民族矛盾尖銳，自從17世紀20年代喪失獨立而淪為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以後，捷克這個民族的一切獨特的東西被扼殺了。特別是猶太人就處在這種民族歧視和壓迫的最底層。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於摩拉維亞的弗萊堡之施洛色加西街117號
弗洛伊德的家族是猶太人。他的曾祖父埃弗萊姆和祖父斯洛莫都是猶太教的拉比。12當弗洛伊德出生時，作為對他去世的祖父的紀念，他的猶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自傳》中寫道：“我的父母都是猶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還是一個猶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親的家族在萊茵河（科隆一帶）定居已經相當長了，但是由於14、15世紀中猶太人受到迫害，他們才向東逃走，而在19世紀中，他們又從立陶宛經加裡西亞遷回德屬奧地利。”13應當說，猶太人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特別是在漫長的歲月中所遭受的歧視、侮辱和壓迫，不僅成為弗洛伊德一生成長的精神動力，而且始終影響著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學研究的道路。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傳統的猶太人。父親雅可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1815～1896）是一個經營平平的毛織品商，母親阿瑪莉·納丹森（Amalia Nathansohn，1838～1930）是他父親的第三任妻子。弗洛伊德出生時，他父親已40歲，並且已經做了祖父，而他的母親卻只有20歲。全家人口很多，除了父母外，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伊曼努爾和菲力浦，他們均已成家，又有兒女，侄兒、侄女一直成為小叔弗洛伊德童年時玩耍的夥伴。弗洛伊德母親又生了八個孩子，他是長子，還有兩個弟弟，五個妹妹（安娜、保琳、瑪麗、羅薩、多爾菲）。
弗洛伊德全家攝於1876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對著他的是其同父異母兄弟伊曼努爾。後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後排右起：表舅西蒙·納森，妹妹瑪麗和羅薩。中排坐者為弗洛伊德父母與妹妹多爾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亞歷山大，另外兩個小孩不知是誰。（選自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2004，第2卷）
弗洛伊德的父親雅可布曾是布拉格和維也納在加裡西亞的代理商。僅一年就銷售過1300包生羊毛，經手的資本和獲得的利潤都很可觀。剛搬到弗萊堡時，還到摩拉維亞、加裡西亞和奧地利等地去買賣牛羊、牛肉、牛皮、牛脂、黃麻和蜂蜜等，生意亦不錯。但19世紀50年代出現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加之弗萊堡交通又不方便，他父親不但自己的生意很不好，難以應付所簽合同的大量債務，而且還要拿出不少資金救濟弗洛伊德兩個哥哥經商的失敗。可能這些原因，加上逃避徵兵，他兩個哥哥帶家眷移居於英國曼徹斯特，仍然經營毛織品生意。
1859年雅可布將全家遷往萊比錫，1860年又搬到維也納，當時弗洛伊德才4歲。因維也納資力雄厚的商行地位牢固，他父親缺少資金無法與之競爭，只好在羊毛和紡織行業裡當個僱員，也幹過許多不同的工作。當雅可布找到一個好工作時，為安娜買了一架鋼琴，添置了一盞可調節的汽油燈掛在飯廳的餐桌上方，還給家人買了新衣服，照了全家合影，多給西格蒙德一些買書錢。但當父親工作收入不多或被辭退時，弗洛伊德一家就只好生活在一個沒有金錢的世界裡。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時候，父親已沒什麼錢了。常常聽到母親阿瑪莉發愁地說：“沒什麼可花的了。”當全家困窘時，他兩個哥哥不時予以接濟。全家人口多、負擔重，這個家庭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艱辛中度過的。這也是弗洛伊德終生都對金錢存在著一種焦慮感的原因。總的來說，父親想方設法保持住了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300～500盾，相當於120～200美金，雖然不多，也算夠用。14
（二）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教育深受社會影響，同時也影響社會。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師，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著奠基作用。父母及其他成員的思想、品行、性格、習慣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他一生的發展奠定基礎。弗洛伊德在回憶他的童年生活時經常說，他的父親和母親對他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具有極重要的影響。
1.母親的重要影響
16歲的弗洛伊德與母親合影
弗洛伊德的母親聰明伶俐，閱歷較廣，是慈善而虔誠的猶太教徒。她在家中只講猶太人所講的“依他語”（一種為猶太人所使用的國際語），而不是她的老家加裡西亞的“高地德語”（Hochdeutsch，原為德國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語，現為標準德語）。這一點給弗洛伊德從小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母親對弗洛伊德特別寵愛和關懷。他對母親也非常依戀和尊敬。他是阿瑪莉·弗洛伊德八個孩子中的老大，生來就有一頭“幸運的黑髮”，母親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小黑鬼”，父母均很喜愛，並予格外照顧。他智力超常，這在其早期就有所表現。家庭盡量為其發展創造條件。妹妹的房間都用燭光照明，唯獨他的臥室點的是盞汽燈。他的母親喜好音樂，並讓他8歲的妹妹去練習鋼琴，雖然鋼琴離臥室有一定距離，但琴聲仍然打擾了他，在他的堅決要求下，終於把鋼琴搬走了。因此，家裡沒有人受過任何音樂教育……15可見，一個10歲的孩子在母親眼裡占何等地位，他的學習又在家庭裡多麼受到尊重。
弗洛伊德對妹妹有時隨便訓斥，任意發號施令。和同父異母的哥哥菲力浦（Phillip）的關係很不好。菲力浦比弗洛伊德大20歲，比他母親小1歲，很早離開家，不贍養父母，弗洛伊德非常討厭他。據說，在弗洛伊德一次關鍵性的自我分析中，他發現自己一直相信菲力浦可能是他的生父。因此，他妒嫉他所愛的母親和菲力浦的關係，進而由妒生恨。這個分析支持了他從許多病人身上所發現的即使小孩子，也有性生活的結論。
由於母親對弗洛伊德深切關懷，加上母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時間比父子長達34年之久，因而弗洛伊德和母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始終熱愛和尊敬他的母親。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檔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幾乎不把空餘時間給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內。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親，並請母親去那兒用晚餐，一直到他老為止。16弗洛伊德說：“母親只有在與兒子的關係中才獲得無限的滿足；總而言之，這是最完美的關係，最大限度地擺脫了所有人類關係中的矛盾心理。”17可能正是這一點，對母親的熱愛使弗洛伊德一生中從來沒有指責過任何婦女背棄或欺騙了他。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憶中把他的母親過於理想化的傾向，正是他以後提出俄狄浦斯情結這一基本發現的基礎，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結構形成的動力。18母親特別寵愛、讚賞、期望弗洛伊德，對他的自信、樂觀性格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弗洛伊德小的時候，他的母親經常說，弗洛伊德將會成為一個“大人物”。弗洛伊德對事業的強烈自信心和樂觀精神，正是以他母親的愛為保障的。這一點，他自己也明確地說過：“一個無可置疑地深受母親寵愛的人會終身保持勝利者的感覺，保持經常導致真正成功的信念。”19
2.父親的特殊影響
8歲的弗洛伊德與父親合影
與慈祥的母親相比，弗洛伊德的父親是一位十分嚴厲的人。據鋼琴教師莫利茲·羅森塔爾說，有一次弗洛伊德與他父親在街上爭論。他父親對他說：“怎麼？你跟父親對立？我的西格蒙德的小蹄子雖然比我的腦袋更機智，但你休想有膽量同我對立。”當弗洛伊德七八歲的時候，他在房裡撒尿（後來榮格說，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還患有遺尿症），為此他的父親斥責和歎息道：“這孩子一點也沒出息！”這對弗洛伊德精神上是一次打擊。他後來說：“這肯定是對我的抱負的極大打擊；所以關於當時的情景的幻影，後來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我的夢裡，而且在夢中，它們始終都同我的纍纍的成果聯繫在一起，好像我想說：‘你看，我已經做出了成果！’”
誠然，溫暖、熱情的母親對弗洛伊德的影響更為久遠。但是，嚴厲的父親對弗洛伊德的影響也相當深刻。
弗洛伊德深受父親自信、樂觀、堅強性格的影響。雅可布·弗洛伊德總是好心地看待別人和周圍的事物。他雖然是商人，但為人誠實、單純、心地善良、助人為樂。據說，弗洛伊德有一次講到他父親的為人時說，父親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米考伯（Micawber）那樣，是一個樂天派，他“始終充滿著希望地期待著未來”。
特別是父親那種突出的單純的性格特徵對弗洛伊德的影響極大。弗洛伊德討厭那些使生活變得複雜化的因素，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細節上極為簡單，比方說，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雙鞋子、三套內衣，就是外出度假的時候，他的行李也往往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程度。不僅如此，父親那種突出的單純的性格，對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維方式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弗洛伊德看來，大千世界的各種事物都是由最簡單的元素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們的那些在表面看來極其複雜和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也必然遵循著一條極其簡單的規律，弗洛伊德把極其複雜的精神現象分析成最單純的“潛意識”和“性本能”，就是他把複雜的現象還原為簡單的因素，確定一個簡明的基本結構的明證。弗洛伊德的這種性格，在他漫長的人生中，由一種單純的生活習慣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思想方法和世界觀。弗洛伊德的朋友瓊斯（Ernest Jones，1879～1958）也多次說：“弗洛伊德之喜歡單純和厭惡煩瑣，同他性格中的其他兩個特質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厭惡形式化和對限制的不耐煩。他對形式化的厭惡，有一部分可歸因於生長的貧賤環境，使他少有進行社交來往的機會。……弗洛伊德對於複雜的保障性措施最為討厭。他認為，假如兩個人真的互相信賴，這些保障性措施就是多餘的，但是假如他們不能彼此信賴，就是有這些繁文縟節的保障，也無濟於事……”20
3.父母的共同影響
父母對弗洛伊德的一個共同的影響，就是從小注意培養他形成猶太人那種自強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性格。
弗洛伊德家族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猶太人和日耳曼人雜居的社會裡，其中羅馬天主教徒佔絕大多數，新教徒和猶太人則占極少數。這樣，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既反映了猶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積累的那些複雜的歷史經驗，又凸顯了猶太民族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10歲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裡接受教育的。在這個階段，除了嬰兒期由他母親承擔養育外，整個童年期主要由他父親負責。他的祖輩沒有受過什麼專門教育，他的父親也沒有受過什麼高深教育，但雅可布卻用了不少時間研究過猶太教法典《塔爾姆特》。因此，他父親傳授給弗洛伊德的知識主要來自猶太教法典和日常生活經驗。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憶了他少年時代對排猶分子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他說，大約是在我10歲或12歲的時候，我爸爸帶我去散步，並在閒談中對我表示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他對我講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現在比他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時代好多了。他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講究，頭上還戴一頂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眼前，並打了我一頓，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猶太鬼！滾出人行道！’”我聽後，問道：“你當時怎麼辦？”他靜靜地回答說：“我走到馬路上，並撿起我的帽子。”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沒想到這位高大而健壯的、領著小孩子的男人，竟做出這樣毫無骨氣的行為。我把這種狀況同很合我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對照——那就是漢尼拔（Hannibal）的父親在祭壇前讓他的兒子發誓要對羅馬人復仇的動人場面。自那以後，漢尼拔（古代迦太基名將）……在我的幻想中佔領了一個應有的位置。21
由此，滋長了弗洛伊德奮發圖強的決心和他父親所沒有的反抗鬥爭的精神。作為一個猶太人，弗洛伊德經常這樣提醒自己：“我經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經繼承了我們的先輩為保衛他們的神殿所具備的那種藐視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為歷史上的那個偉大時刻而甘心情願地獻出我的一生。”22弗洛伊德從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和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因為正是這兩位英雄率領著強大的軍隊，翻過阿爾卑斯山，打敗了歧視和壓迫猶太人的“神聖羅馬帝國”和天主教會。可見，猶太人的語言、文化、宗教、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等，尤其是定居於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長期所遭受的歧視和侮辱，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靈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服、奮發圖強的種子，激勵著他立志進取和百折不撓地從事關於人類精神分析活動的事業。當然，弗洛伊德成為著名人物的重要因素，與其說是猶太人的血統，不如說是猶太人從所遭受的壓迫中塑造出來的堅強的民族性格。
在弗洛伊德童年期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識教育佔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的父母均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他父親給弗洛伊德的教育也多半是與猶太教有關的歷史、地理和其他知識，要求弗洛伊德從小就忠實於本民族的宗教教規，並以《聖經》的精神鼓舞著他不斷上進。
1891年弗洛伊德的父親送給他一本《聖經》，在上面有一段用希伯來文寫的贈言：
親愛的兒子：
上帝的精神開始引導你從事學業的時候，是在你7歲那年。我曾經以上帝的精神對你說：“看我的書吧！這本書將為你打開知識和智慧的源泉。”這是萬書之本；這是有識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從這裡，立法者們引出了他們的知識之流。
你已經在這本書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見之明，你已經甘心情願地聆聽了它，你已經照此去做，並已經在聖靈的鼓舞下努力高飛。自那以後，我一直保留著這一本《聖經》。如今，當你35歲壽辰的時候，我把它從它的儲藏處中取出，並把它贈送給你，作為你的老父對你的愛的標誌。
誠然，弗洛伊德從小就對《聖經》很熟悉，但他卻有自己的理解。他從《聖經》上所獲得的東西，與其說是宗教信仰，不如說是有關倫理的知識和古典歷史的知識。事實上，在弗洛伊德後來的成長中，他始終對宗教持否定的態度，具有明顯的無神論傾向。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現象也是人體神經系統極其複雜的功能，決不能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來解釋，只能通過決定論的觀點來說明。由於弗洛伊德“在整個一生中曾不斷地申述自己對古猶太教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親近感；但同時又強調和肯定自己的無神論觀點”，“這種對宗教意識形態的兩重態度，既給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論探索，也給予精神分析運動的演化以深刻的影響。”23因此，這種矛盾的態度，我們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即他一方面表現出無神論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弗洛伊德主觀臆測的神秘主義傾向。
二、學習生活
（一）中學學習生活
學校是專門傳授知識和培養人的教育場所，它對人的發展和職業定向具有主導作用。
弗洛伊德的中學和大學學習生活都是在維也納度過的。當時，正處於維也納的“文藝復興”時期，無論在音樂、文學、哲學、數學和經濟學等方面，維也納都取得了聞名世界的成就。具有光榮而悠久的文化傳統的維也納，不僅為弗洛伊德的成長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而且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構建的天然搖籃。
1865年，弗洛伊德9歲時，由於他智力超常和努力自修，比一般人早一年並以優秀成績考入了文理中學（亦譯完全中學，Gymnasium）。這種學校和一般中學不同，它是8年一貫制（後增至10年），除了學習中學的全部課程外，還學習大學預科的基本知識，畢業考試合格者才有資格進大學，故此類中學成為學生升大學的唯一階梯。
弗洛伊德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正像他在《自傳》中寫道，“我連續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許多特權，得以保送到大學裡就讀。”24
在中學時期，弗洛伊德就勤奮好學，求知慾強，興趣廣泛。他不僅努力學好各門功課，而且還喜歡看課外讀物，包括歷史、文學、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外語等書籍。
弗洛伊德非常重視語言的學習，並且也有學習語言的天分。他除了很熟悉自己祖先的語言希伯來語外，還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並能夠十分流利地朗讀英文和法文，又自學了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他特別喜歡英語，他對他的朋友瓊斯說，在整整十年的時間裡，他所讀的書幾乎全是英文的。熟悉和掌握七種語言，為弗洛伊德擴大視野和吸收知識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弗洛伊德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他喜愛希臘神話故事，閱讀過許多作家的作品，特別推崇莎士比亞（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作品。他從8歲就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晚年終於看完了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每當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時，他總要摘錄一些最精彩的部分，並能熟練地背誦。他非常敬仰莎士比亞對人生的理解，認為他表達的極為精確和深刻。弗洛伊德還以極大的興趣閱讀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作品，非常喜歡和熟悉歌德的詩、小說和戲劇。歌德的作品對弗洛伊德的治學、為人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深遠的影響。弗洛伊德經常大聲朗誦歌德的這首詩：
“我在遙遠的地方，
我在凝視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見林木糜羊。
萬象在我四周，
美飾莊嚴悠久，
我心愛此莊嚴，
我心愛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見，
畢竟無物不美，
不問上天人間。”
歌德的動人詩句激勵著弗洛伊德探索自然奧秘的精神。
“怯懦的思想，
顧慮重重的動搖，
女人氣的躊躇，
憂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轉苦難，
不能使你自由。
對一切的強力，
自己要堅持反抗；
永遠不屈服，
表示出堅強，
呼喚過來，
群神的臂膀！”
這是弗洛伊德經常朗誦的勵志詩歌。
弗洛伊德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也日益濃厚。他11歲時，因學習成績優異，學校曾獎給他一本名為《動物生命史》的書，該書誘發了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他非常喜歡鑒賞風景，擅長尋幽探勝，愛與大自然接觸，郊遊散步，採集標本，當他讀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後，對瞭解生命發生的科學興趣又有了增強。
弗洛伊德的志趣是多方面的。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有立志做一個偉大人物的抱負。他喜歡軍事，曾經幻想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將軍，並給比他小10歲的弟弟取名亞歷山大（Alexandre），希望他也成為一位見義勇為的英雄。在普法戰爭期間，他對這場戰爭興趣很濃，時刻注視著戰爭的進展，甚至在他的書桌上擺著一張關於戰爭情況的地圖，並激動地向別人介紹戰爭的發展，說明各個戰役在整個戰爭中的意義。
弗洛伊德學習成績優異的歸因，除了天資聰穎、勤奮進取、志趣廣博之外，還同他刻苦鑽研的精神密切相關。弗洛伊德從小就喜歡孜孜不倦地讀書，把讀書看作是一種樂趣，而不是一種負擔，並對書中的內容能夠獨立思考。比如，他從來不滿足於課文的簡單內容，總是願意以課文作線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研究與此有關的問題。他從不滿足於教師所留的作業，經常喜歡做更多的練習，特別願意解析難題，善於從那些好像沒有解決希望的難題中發現突破口，並能按著問題本身固有的邏輯使難題迎刃而解。同時，他還很願意和同學們討論問題，探索書中的真理，有時還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論。顯然，這種刻苦鑽研、獨立思考、開拓進取的精神是弗洛伊德學習優異的內在動力。
（二）大學學習生活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又經歷了一年的苦讀後，準備考大學。在職業的選擇上，弗洛伊德的父親堅持要根據他兒子的個人志願來決定。起初，弗洛伊德因為在學校裡和一位有志成為著名政治家的高年級同學有交往，於是選擇了法律系。他認為，法學能開闢通往政界的大門，有可能成為猶太人發揮影響的少數領域之一。但是，由於當時最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激起了弗洛伊德進一步探索人類自身的興趣和志向，加上，在中學畢業前夕，他聆聽了卡爾·布魯爾（Carl Brühl）教授朗誦大自然的優美散文之後，又改變初衷，轉向自然科學，決定學醫，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
1873年秋，弗洛伊德17歲時，他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進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維也納正處於文化發展的鼎盛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彙集了歐洲學術界的名流，古老的維也納大學也成了聞名歐洲的高等學府。父親為了獎勵他，答應他去英國旅遊一次。兩年後，19歲時弗洛伊德終於踏上自幼就甚為嚮往的自由之邦。
入學不久，弗洛伊德就遭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挫折。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他親自感受到因自己出身於猶太人而遭到的歧視。他在《弗洛伊德自傳》中寫道：“我發現別人指望我該自認為低人一等，是個外人，因為我是猶太人。我絕對不承認我是劣等人，我一直不懂為什麼我一定要為我的血統，或者如人們那時開始說的‘種族’而感到恥辱。”25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覺得除了憤怒之外，只有不斷奮鬥才能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裡尋得一塊立身之地。這樣，就使弗洛伊德“年紀輕輕便已處於反對派的地位，嘗到了被‘緊密團結的大多數’壓制的命運。”26這為他以後的獨立判斷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礎。其二，他發現自己的天資和才能都很有限，必須改變原先求知心切，同時涉足多門學科的情況。弗洛伊德開始理解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告誡之真諦：“你枉然四下漫遊求學，每人只學得到他學會的一點點……”27
弗洛伊德對於學醫本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受一種好奇心所驅使，而這種好奇心更多的是對人類的關心，而不是對於其他自然事物。”28正是因為他並非真願行醫，上大學後不久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學、解剖學等方面。他熱心地學習動物學家克勞斯（Karl Krauss）講授的動物學、生物學與達爾文主義等課程，認真地聆聽著名生理學家布呂克（Ernst Wihelm von Brücke，1891～1892）講授的生理學（包括語態和語言生理學）。此外，還連續三年聽了哲學家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哲學課。
在大學期間，弗洛伊德進一步發揚了中學時良好的學風，堅持決不盲從、勇於獨創的治學精神，甚至對於有名的學者也始終保持既尊敬又敢於獨立思考的態度。弗洛伊德對書上和老師的觀點總是首先加以理解，然後深入地進行具有創新性的思考，當他沒有弄懂某個觀點之前，他從來不輕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
弗洛伊德在大學時就積極地進行科學研究工作，並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當他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參加了一系列的基礎研究活動。根據克勞斯教授的提議，每年要從維也納大學選派一些優秀生到裡雅斯特（Trieste）實驗站。弗洛伊德在那裡做了實驗研究後，第一次發表了關於鰻魚的雄性器官根本無法辨認，但在交配之前它們就出海了，所以，沒有一個人見過一條成熟的公鰻，也沒有一個人見過鰻魚的睪丸。弗洛伊德解剖了四百多條鰻魚，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種小葉狀的性腺結構。他認為這就是鰻魚未成熟的睪丸。雖然這一發現尚待進一步確證，但它畢竟在解決鰻魚性腺結構的路上邁進了一大步。因此，克勞斯在科學院一次會議上宣讀了弗洛伊德的論文，後來又在該院學報上予以發表。弗洛伊德對自己第一次進行科學研究所獲的成果，內心充滿了無限的喜悅。
布呂克是弗洛伊德在大學學習和科學研究方面一位影響最大的導師。須知，布呂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德國著名生理學家赫爾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杜·博瓦-雷蒙（Du Bois-Reymond，1818～1896）的弟子，他們反對生機論29，共同奠定了生理學中的唯物—實證運動。30從1874年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弗洛伊德就連續幾年跟布呂克學習生理學。到1876年時，弗洛伊德開始進入布呂克教授領導的生理研究室，先做研究生，後任演示實驗員。他埋頭從事實驗研究工作，人們一般都認為他已被確定將替補空缺的助手職位。這在弗洛伊德科學生涯中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他在維也納大學將近八年的學習生活中（只有短暫的幾次間斷），有六年左右時間（1876～1882）是在布呂克教授直接指導下致力於神經生理學的研究。可見，弗洛伊德的科學事業是從研究一般動物的生理機能和神經系統開始的。所以，他對人的精神活動的深刻分析是有其牢固的科學研究基礎的。應強調指出，這位比弗洛伊德年長近40歲的布呂克教授，對“絕對聰明的學生——弗洛伊德的指導、關照和幫助是多方面的、極為重要的。”可以說，布呂克是“弗洛伊德在科學上的師長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後來講，布呂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勝過任何人”。31
在此期間，弗洛伊德除認識了奧地利生理學家、內科醫生布洛伊爾（Josef Breuer，1842～1925）以外，還結識了該室中的西格蒙德·埃克斯納（Sigmund Exner，1846～1926）、弗萊施爾·馬克索（Ernst von Fleishl-Marxow，1840～1891）。雖然都只比他大十來歲，但這兩位青年學者既是布呂克的得力助手，也是弗洛伊德最好的同事和親密的朋友。弗洛伊德曾寫道：“在布呂克的生理實驗室裡，我才找到了歸宿和充分的滿足，同時也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為楷模的人。”32
在布呂克的指導下，弗洛伊德幾年就完成了四項具有獨創性的研究，並發表了關於這些研究的論文。1878年，弗洛伊德22歲時，發表了八目鰻（亦譯“七鰓鰻”）（lampetra japonica）脊髓神經節細胞發生的論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魚類的脊髓神經節是雙極的（具有兩個突起部），而高等動物的脊髓神經節是單極的。現在，弗洛伊德通過科學觀察，成功地推翻了這個錯誤的結論。他認為，八目鰻的神經細胞表明從單極到雙極（包括T型鰓動物的雙擊細胞在內）細胞的整個過渡過程。
繼而，弗洛伊德又發表了關於蝲蛄（cambaroides）的神經細胞的論文。當時，他採用顯微鏡直接觀察活組織的先進技術，得出結論說“神經纖維軸柱體的結構也是無例外地由原纖維構成的”。33這樣，弗洛伊德就成了現代神經元學說的開拓者之一。
接著，1882年他又發表了《蝲蛄神經纖維及神經細胞的結構》、《神經系統的基本結構》等學術論文。後者是一項重大的研究成果，它首次論證了神經元是神經系統的基本單位，也是神經纖維的基本結構。
因應徵入伍一年，參加工作和對醫學課程學習的放鬆等緣故，1881年弗洛伊德25歲時，比其他同學遲三年參加醫學院的畢業考試，並以優異的成績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三、波折愛情
（一）戀愛
愛情是男女之間以性愛為自然基礎、以共同的價值觀為指導所萌發的一種極其複雜和豐富的情感。愛情不僅是一個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標誌，而且也是一個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質考驗的尺度。積極的愛情，可以使人充滿創造力和富於犧牲的精神，去戰勝命運帶來的災難，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消極的愛情，則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緒低沉，甚至對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間的悲劇。因此，愛情對人的命運往往具有不可思議的影響。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誤認為是個“一心要敗壞公眾道德的淫棍”，併力圖尋找他亂搞男女關係的羅曼蒂克史。
誠然，弗洛伊德愛情萌發在1872年。在他16歲時，父母送他回訪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萊堡。那時，他見到了從小在一起玩耍的古夏拉（Gisela）。古夏拉的父親和弗洛伊德的父親一樣，都是毛織品商人，兩家又是世交。古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歲，當時是15歲。當弗洛伊德見到古夏拉時，他滿臉通紅，心撲撲直跳，即或兩人在樹林中散步，他也未說出一句表示愛的話。而在古夏拉離開弗洛伊德以後，他卻陷入愛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著自己的家如不離開弗萊堡的話，就會同她結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這些想法雖持續一段時間，但弗洛伊德並沒有告訴古夏拉。之後，隨著時間的流逝消失了。顯然，這種幻想與其說是弗洛伊德初戀的表現，倒不如說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來，有的西方學者猜測弗洛伊德同婦女的關係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瑪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inna）的關係似乎疑點更大。34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後，從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裡。明娜是一個機靈、風趣而又開朗的女性，還有一張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關係密切，他出外旅遊時，常常帶著明娜和孩子，而瑪莎卻留在家裡。榮格對這一點也有過暗示，但至今仍無可靠的材料予以證實。
同弗洛伊德對待科學的態度一樣，在戀愛和婚姻問題上，他是嚴肅而認真的。當然，這不是說他是無情的。
從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實他比藝術家更加浪漫。他的愛情熾烈而曲折，家庭美滿而幸福。
綽號“書蛀蟲”的弗洛伊德，平常對妹妹的女伴連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鑽進書房了。1882年4月的一個晚上，他回到家裡，突然看見一位身材苗條、舉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見鍾情，一反常態，居然也加入了他們談話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為這個天才安排了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據說，他當時被她削蘋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邊。這位姑娘就是瑪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1861～1950），當時只有21歲，比弗洛伊德小5歲。瑪莎出身於顯赫的猶太世家，祖父伊薩克·伯奈斯（Isaac Bernays）是駐漢堡的猶太正教領袖，詩人海涅稱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邁克爾（Michael）是慕尼黑大學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cob）在海德堡大學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但卻拒絕獲取教授職位；她父親伯曼（Berman）則一生從商，但對猶太教非常虔誠，而且很有學問，曾做過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秘書。1879年12月9日因心臟病猝死於街上。瑪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繼任其秘書職位好幾年。
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戀愛期間，他們整整分離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熱、固執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實在難以與他冷靜的外表相吻合。他們幾乎每天都相互寫信，甚至一天寫上兩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頁長至二十二頁，弗洛伊德總共給瑪莎寫了九百多封情書，他把瑪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1884年的瑪莎
誠然，瑪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現出來的甜蜜、溫柔和智慧，確實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對於形式上的美，總是不太在意。實際上，與外在的美相比較，弗洛伊德更珍重瑪莎內在的美。他在給瑪莎的信中寫道：“不要忘記，‘美麗’只能維持幾年，而我們卻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艷彩成為過去，則唯一美的東西，就在於內心所表現出來的善良和瞭解上。這正是你勝過別人的地方。”35弗洛伊德同瑪莎的愛情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頭髮濃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於思想的美男子。儘管兩個家庭無法相比，但瑪莎卻真心實意地愛上了他。在這方面，瑪莎有著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種渴望被愛的天性，同時又能深信自己已經獲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與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樣，總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愛，而且對於自己是否已經獲得所要的東西，常常感到不安和憂慮。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顯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愛情方面卻表現出缺乏自信。
特別是瑪莎的愛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 Kadisch），畫家弗瑞茲·華爾，作曲家馬克斯·梅爾（Max 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藝術家弗利斯等。面對這種情況，弗洛伊德和瑪莎的愛情在熾熱中也是充滿曲折的。由於弗洛伊德心胸過於狹窄、強烈的佔有慾和性愛的排他性等，他總是擔心心愛的人被別人奪走，為瑪莎常常妒火中燒，品味了熱戀中的酸甜苦辣。這樣，就使弗洛伊德不時陷入自尋煩惱、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說過：“我想藝術家和那些奉獻於科學工作的人們之間，普遍地都存有一種敵意。大家知道，藝術家們擁有一把開啟女人心房的萬能鑰匙，而我們這些搞科學的人，無助地面對那把設計出奇的鎖，只好先折磨自己，以發現一把適當的鑰匙。”36弗洛伊德熱切地渴望瑪莎能經常向自己提出“保證”，甚至採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驗”方式來對待瑪莎。在給瑪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寫道：“從現在開始，你僅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個客人。我不會把你留給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給我以足夠的喜歡，為我放棄你的家庭，那麼你就會失去我，並毀掉你的生活……我的確具有一種專橫的癖性。”37
弗洛伊德與瑪莎攝於結婚前夕
由於弗洛伊德對瑪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實根據，這樣其結果總是以弗洛伊德的讓步、瑪莎的勝利而告終。但是，經過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後，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變那種書獃子氣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瞭解和感情。
（二）結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瑪莎相識兩個月後，兩人就私下秘密訂了婚。瑪莎送給西格（第一次用的愛稱）一隻嵌著珍珠的金戒指（這是她爸爸送給媽媽的禮物，媽媽又把它送給了瑪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給瑪蒂（瑪莎的愛稱）一個平常的、鑲著石榴石的戒指，作為訂婚的禮物。
在訂婚後三年時，弗洛伊德告訴瑪莎，他現在遠比三年前更加愛她。弗洛伊德承認，三年前他所愛的只是瑪莎的形象，而今天所愛的則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說：“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你的愛，還摻雜了許多痛苦，後來我對你的忠誠情誼有了極愉快的信心，現在，我則以一種銷魂的熱情愛著你，這種激情是唯一留下來的感受，而且是遠超過我所期望的。”38
同瑪莎訂婚到結婚之間，弗洛伊德還面臨著瑪莎的母親和哥哥艾力的反對、阻攔，對此，弗洛伊德既苦惱又煩躁，他經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責瑪莎的軟弱，給她下“哀的美敦書”。儘管瑪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於她的機智、圓巧和堅定，都得到了妥善的處理。
弗洛伊德和瑪莎的婚姻總體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樣，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這樣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瘋狂，
吵吵鬧鬧的相愛，
親親熱熱的怨恨。
整齊的混亂，
光明的煙霧，
寒冷的火焰，
永遠覺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輔相成的苦樂交融。
有從極樂巔峰降到喪失的深淵，
也有從冰點的山谷飄蕩到虛幻的太空，
各種喜怒哀樂表現得淋漓盡致。
無論怎樣，他們的愛情始終貫穿著一個主調，這就是雙方之間的真摯感情。
由於沒有錢，四處也借不到足夠的錢，婚禮被迫延期了好幾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歲，瑪莎25歲時，他們才結婚。當天，弗洛伊德頗有風趣地說：“這樣揭開我們之間30年的戰爭。”然而，在婚後53年的生活歲月中，他們“戰爭的唯一痕跡”則是如蘑菇應不應該連柄一起烹飪之類而已，甚至在婚前開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諾言，也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不過，婚後弗洛伊德對瑪莎的態度還是有明顯的不同。
結婚時，家庭主要是靠瑪莎的舅舅、姨媽、叔叔、姑姑們饋贈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後頭幾個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約45美元，而家裡一個月的生活費卻要120美元。當時經常借債，瑪莎的妹妹明娜給予幫助，甚至還典當過哥哥伊曼努爾送給弗洛伊德的金錶。
弗洛伊德夫婦有三個男孩、三個女孩：
大兒子瓊·馬丁（Joan Martin），1889年生，其名是為紀念在法國深造時的導師讓·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而取的。他後來成為銀行家，家裡後來經濟情況好轉時專為父親理財，弗洛伊德也把全責交給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經理。
二兒子奧裡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為紀念英國近代革命家奧裡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而取的。他有過人的天分和淵博的學識；個性很好，但患神經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愛溢於言表，心理負擔亦很重。納粹上台後，他移居法國。
小兒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為紀念弗洛伊德的恩師厄恩斯特·布呂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線服兵役。1919年隨同父親參加了第5次國際精神分析學大會，後因納粹統治移居英國。
大女兒瑪蒂爾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為紀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瑪蒂爾德·布洛伊爾而取的，作為長女，她的誕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更多的歡樂。
二女兒蘇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認為“殘酷的命運奪走了我們熱愛的蘇菲”。
小女兒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寵愛的女兒，同時兼父親的秘書、知己、代表、同事與護士長多重角色。她照顧晚年生病的父親達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後來在倫敦繼承了父業，成為國際知名的精神分析學家。獲美國克拉克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等多所院校名譽博士學位，並授予大英帝國騎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僅夫妻之間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甚好。儘管弗洛伊德一生內憂外患、十分坎坷，但瑪莎竭盡全力為其排憂解難，讓他生活得舒適愉快。瑪莎既是一個賢妻良母，又是一個令人欽佩的管家。“她永遠把丈夫的舒適和方便列為第一要義”。弗洛伊德既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慈父，又是一個溺愛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經常說：“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經濟算盤，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39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愛、自由，家庭充滿友善、和諧、歡笑的氣氛。弗洛伊德經常在星期日帶孩子們去野遊、採集和釣魚。每當孩子們患病的時候，他總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兒五六歲的時候，差一點死於白喉。在情勢危機的時候，心亂如麻的弗洛伊德問她最喜歡什麼東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時草莓已過了季節，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裡，還可以買到。弗洛伊德不顧一切地去採購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個草莓的時候，引起了一陣咳嗽，把梗在喉頭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來。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漸好轉。人家都說，一個草莓和一個愛子心切的父親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兒子還是女兒，他們後來的發展，都很令人滿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詳自在的環境之中。每當我們聽到孩子的笑聲，我們就認為那是我們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徵。”40
隨著弗洛伊德事業日益取得成就，六個孩子的成長，不僅整個家庭更加美滿幸福，而且事業前景也更加廣闊美好。
四、醫師生涯
（一）從事臨床實踐
1881年，25歲時，弗洛伊德自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畢業後，留在布呂克生理學研究室工作。從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這15個月期間，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顧聽課，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經生理學與神經解剖學的研究工作，他順利地完成了研究項目和大學助教的職務。
儘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資，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親已67歲，家裡又有七個孩子需要撫養，訂婚已多年，還借債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難以承擔贍養父母弟妹的重擔，也難以為結婚準備必要的資金。由於這種日漸困窘的經濟狀況，婚姻與家庭負擔的壓力，以及布呂克教授的勸導，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轉折點，即從基礎理論研究轉向臨床醫療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傳》中所寫道的：“1882年對我來說是個轉折點，那一年尊師布呂克見我經濟上有困難，認為我父親的想法雖高尚但卻毫無遠見，他極力勸我放棄理論研究工作。我聽從了他的勸告，離開了生理實驗室，來到維也納綜合醫院當了一名臨床助理醫師。”41
這一職業上的轉變，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機會42：一是創立神經元學說，正如前述，他在布呂克教授的指導下，對神經元的研究已取得了開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經生理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他已有了良好的開端，如不改變職業的選擇，肯定會成為著名神經生理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劑的發現者，他參考許多文獻，以自己為被試，發現可卡因（舊稱古柯鹼，cocaine）具有增強耐力、提高心理素質等作用。經過數十次試驗後，他把結果告訴了摯友布洛伊爾，除在自己心情煩悶時服用少量可卡因外，還給他的妹妹、瑪莎及一些朋友寄過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別已有兩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斷了對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 Kohler）無意中聽到了弗洛伊德有關這種藥物的談話以後，在動物眼睛上做了決定性的實驗，並在海德堡眼科學學會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當然地被認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發現者。不過，1884年弗洛伊德曾發表一篇16頁長的《論可卡因》的論文，論述可卡因的效用。“這篇文章被認為應該部分地為可卡因在歐洲和美洲的流行負責。”43
但是，歷史表明，弗洛伊德的這一轉業，其後果遠遠未被其本人及其老師所料到。除了經濟收入上有了明顯的改善之外，主要是走上了一條把所學得的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結合起來的正確道路，為他後來創建精神分析學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礎。
維也納綜合醫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醫院和研究中心之一。這裡的教授也躋身於奧匈帝國最受尊敬的名人之列，各實驗成果也給醫院帶來顯赫的名聲。綜合醫院位於十幾座四邊形大樓，共有20個科、14個研究室和門診部，醫生們有一個閱覽室，病人有一個圖書館，全院共有2000張病床，每年接納25000名病人。
從1882年至1885年，在維也納綜合醫院工作期間，弗洛伊德先後擔任外科、內科、精神科、皮膚科、耳鼻咽喉科、神經科、眼科和小兒科等8個科的醫師。
1882年7月31日，弗洛伊德正式到維也納綜合醫院工作。首先任外科臨床助手（Aspirant）。每天在病房工作時間是早上8至10時，下午4至6時，晚上22時至半夜自己看書。病人臨床報告必須記得十分詳細。他沒有資格主刀，只是做些助手工作，如清洗傷口、上鉗子、纏纏繃帶等等。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弗洛伊德參加了外科主任比羅特（Billroth）教授關於十二指腸、胃、唇裂、乳房瘤等方面的手術，並聆聽了多次比羅特教授的講課。比羅特認為，“失敗應當承認，要立即公開承認，決不能掩飾我們的錯誤。瞭解一個失敗的病例比瞭解十幾個手術的成功還要重要。”對這一點，弗洛伊德的感受頗深，作為一個好醫生，不僅要有良好的醫術，更要有高尚的醫德。他還發現，比羅特愛好音樂，德國著名鋼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是他的親密朋友，並且勃拉姆斯的許多作品首先是他在比羅特家裡親自彈奏的。可以說，“比羅特與布呂克教授很相似：一半是科學家，一半是藝術家”。44
1882年10月至1883年5月，在西奧多·梅納特（Theodor Meynert，1833～1892）的推薦下，任著名內科醫生諾斯納格（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診療所的內科住院醫生。該所繫維也納綜合醫院的分院，諾斯納格聘為大學的醫科臨床主任，不像布呂克教授那樣只當研究所所長，他可以同時行醫。在六個多月的臨床實習工作中，他經常隨同教授、資深醫生、助手、實習醫生（預備生）、大學生一起查房，經歷了對萎黃病、貧血症、傷寒病、慢性腎炎、甲狀腺腫大、肝炎、心絞痛、急腹症、胸膜炎等多種疾病的治療。弗洛伊德的主要收穫有：一是“只有先做好人，才能當好醫生”。這是諾斯納格諄諄告誡學生的一句名言，弗洛伊德牢記在心。二是醫生要有嚴謹求實、一絲不苟和精益求精的醫療作風。記得教授提醒大家，一個認真的內科醫生，決不能只聽病人說哪兒不舒服就檢查哪兒，應當對病人進行全面的檢查。須知，人是一個複雜的生命體，每個細小的部分，都可能對其他部分產生影響。比如，頭部疼痛，原因也可能是尾脊骨出了毛病。因此，在內科診療中，唯一不可饒恕的就是缺乏責任心。務必運用自己所有觀察力，對病人進行無微不至的檢查。三是有些疾病和可能性的問題有關。弗洛伊德對諾斯納格教授說，“我們相信萎黃病與性器官系統的進化有關，但還不可能肯定是怎樣一種關係”，這一點恐怕與弗洛伊德重視性致病因素不無啟發。四是醫生既要重視診斷，更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諾斯納格主張藥物治療與精神治療並重，特別要關注自然療法的運用。他說：“最偉大的藥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裡蘊藏著治療一切疾病的秘訣。……一旦我們揭開了這些秘密，我們就能夠用它們來治病救人。”45五是醫生不僅要把治療當作第一要務，而且也要重視科學研究工作。當弗洛伊德拿著梅納特的推薦信訪諾斯納格教授時，知道他對動物學、病理學和組織學做過一點研究，並對綜合醫院竭力迎合每一個專業教授的現狀，諾斯納格表示“這一切太不可思議了！弗洛伊德博士，我勸您繼續從事科學領域的研究”。46此時弗洛伊德不能直接參加研究工作，但是每次臨床示範他都不放過，而且每天晚上鑽研到一兩點鐘，看書看得眼冒金星才肯睡覺。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轉到梅納特精神病治療所，升任副醫師（或譯“助理醫師”，Sekundararzt）。梅納特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和腦解剖學家，他既任綜合醫院精神科主任，又兼任維也納大學醫學院臨床系主任。這樣，梅納特既可在大學從事大腦研究，又可在醫院從事臨床治療。弗洛伊德在醫學院學習時，就非常喜歡聽梅納特教授的課，他對梅納特極為崇拜。梅納特也一直很喜歡弗洛伊德這個既好學又有才華的年輕人。在精神科五個月的臨床工作中，他研究男性精神病患者兩個月，研究女性精神病患者三個月，弗洛伊德第一次獲得了治療精神病的知識和方法（如電療、冷熱水浴、溴化物鎮靜劑等），顯露出從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在此期間，弗洛伊德深受梅納特高尚品質的感染和精湛造詣的熏陶。看來，對弗洛伊德的重要影響有兩項：其一，重視精神疾病的生理機制和生理解剖的科學研究。梅納特一再指出：“所有情緒紊亂和精神失常都是由生理性疾病造成的，沒有別的任何原因。”他呼籲同行關注大腦皮質，認為這是“大腦中發揮個性形成功能的部分”。他從鼴鼠和蝙蝠開始，做了一百多種動物大腦功能定位的研究，認為自己的貢獻在於“大力促進瞭解剖定位的發展”。47當然，忽視精神致病作用、把一切疾病均歸結為器質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器質派的醫學觀並非科學，但重視一切疾病生理基礎的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一點，對弗洛伊德早期曾有所影響。當同一個實驗室的美國同事伯納德·薩克斯（Bernard Sachs）常常喜歡用“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一詞，弗洛伊德對他說：“伯納德，你在顯微鏡下面看到的不是人類精神的切片，而是大腦的切片。”弗洛伊德成為大腦解剖實驗室的一名活躍的工作者，並進一步取得腦解剖學的研究成果，恐怕和這種思想不無關係。其二，關注潛意識和變態心理的研究。梅納特對大腦神經錯亂症頗有研究，在醫學上把這種病例命名為“梅納特精神錯亂症”（Meynert’s amentia）。該病患者有嚴重的幻覺出現，以致精神錯亂、意識顛倒，由此他對“願望滿足”（wish fulfilment）有了一個自己的概念。這是弗洛伊德研究潛意識及各種變態心理現象的開端。
1883年10月1日，弗洛伊德轉到皮膚科。他當天去上班時，收到年輕的馬克西米連·馮·蔡塞爾（Maximilian von Zeisel）的迎接，他的父親馮·蔡塞爾教授直到一年前一直是皮膚科的主任。該科分為兩大部門：一個是專治普通皮膚病的；另一個是專治梅毒和傳染性皮膚病的。弗洛伊德選擇了後者，因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種神經系統的疾病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只能為男性患者治療，而不能接觸到女患者。在此期間，弗洛伊德學會了治療梅毒的一些方法：（1）往洗澡水裡倒一定比例的水銀。（2）皮膚病肺臟療法，亦稱呼吸療法，即讓病人站進一個密封的小房間內，關上門，讓一硫化汞或昇汞等製成的藥片在裡面燃燒，可消滅患者肺臟裡的病毒。（3）消化道療法，即給病人服用金屬汞、藍色的二氯化汞片劑或橘子皮糖漿調製的碘化鉀等。（4）適當的時候給病人服瀉藥。（5）馮·蔡塞爾配製金、銀或銅等金屬溶液。弗洛伊德在皮膚科的工作不太重，但他仍然埋頭苦幹，白天在醫院查病房，到入院處值班，每週參加兩次會診，剩下的時間他去梅納特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晚上就在宿舍裡閱讀各種書刊。
在三個月皮膚科工作中，弗洛伊德還同時擔任了耳鼻咽喉科的診療工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笨手笨腳，實際操作醫療設備的能力較差。
1884年1月起到1885年2月止，弗洛伊德在神經科工作了14個月。這個科為第4科，是疑難病症集中的地方，特別是綜合醫院中心難以處理的各種精神病患者的場所。因經費是由奧地利區和維也納市政府共同維持的，故必須接受全市和郊區各村任何一個想要入院治療的人。弗蘭茨·舒爾茲（Scholz）博士是科主任。該科有5個病區，113張病床。患者多，病種雜，經費少，比弗洛伊德大6歲的一等助理醫師約瑟夫·波拉克（Joseph Pollock）說：“只要你的治療方法不費錢，主任舒爾茲就會放手讓你幹。”不管怎麼說，弗洛伊德進了神經科，他十分高興。他的朋友布洛伊爾認為，只有在這個科裡他會有最大的機會。但這畢竟是一個急轉彎，這個科條件比較差，不但沒有教學、講座、示範，甚至連實驗室都沒有。但弗洛伊德卻認認真真地工作。每天早晨起得很早，9時半之前查完房，10時去梅納特實驗室從事研究。午飯後，他再一次查房，到5時結束。然後邊吃飯邊看書學習。晚飯後又去梅納特實驗室，一直工作至深夜。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為神經科的醫長，他要負責一百多名病人，管理十個護士、兩位副醫師和一位助理醫師（或稱實習醫師）。在此期間，參與或單獨治療過面部麻痺、敗血症、腦出血、肢端巨大症、中風、癔症等病症，特別是用蒸餾水、糖丸等暗示療法治好過癔症性截癱患者，這一切使弗洛伊德學會了治療神經系統疾病的基本知識和方法，為他後來獨立開設私人診所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滿懷怨恨地轉到眼科。本來弗洛伊德很願意在神經科工作，但因主任舒爾茲是一位心地狹窄、無所作為的醫生，生怕弗洛伊德在神經病方面的研究成果遲早取代自己主任的職位，故迫使弗洛伊德被調走。在神經科時，通過實驗和觀察他就已知道可卡因具有提神、振奮、止痛、麻醉、上癮等功能。到了眼科以後，弗洛伊德又建議可卡因可作為眼科手術的麻醉劑。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親的一隻眼患病，幾乎失明。弗洛伊德與他的朋友、眼科醫生柯勒一起去診斷。他們診斷是青光眼（glaucoma）。第二天，弗洛伊德請眼科專家、他畢生的朋友克尼斯坦（Leopold K?nigstein，1850～1924）教授給他父親的青光眼動手術。手術時，弗洛伊德協助柯勒上可卡因麻醉藥，克尼斯坦主刀做了手術。弗洛伊德為自己能與同事們一起，使用可卡因給父親做了成功的眼科手術，非常高興。弗洛伊德在給瑪莎的信中說：“只要再來一次這樣的好運氣，我們就可以考慮成家了。”48弗洛伊德在眼科工作了三個月，又轉到皮膚科。在此之前，奧柏爾斯泰納（Obersteiner）請弗洛伊德到維也納郊外的奧柏爾道柏林（Oberd?bling）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臨時代理醫師，這樣，他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其負責人是萊德斯道爾夫（Leidesdorf）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歡這裡的工作，其實這是一個處於優美山區和森林自然環境中的療養院。院內有60個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侖三世的皇后瑪麗·路易斯（Mary Louise）的兒子，他患有嚴重的躁狂症（maenas）。49當弗洛伊德徵求瑪莎的意見把未來的家庭安排在這裡時，突然接到赴法國留學的通知。這樣，1885年秋就成為弗洛伊德從事醫學生涯後又一個新的轉折點，即走向專門研究神經症和精神分析學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