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樂機制與詼諧的心理起因
（一）
我們確信，我們已經瞭解了詼諧所提供的特殊的快樂根源，所以，現在又可以從這種確定的知識開始我們的研究了。我們知道，我們可能會被引入歧途，從而把我們從所說的思想內容中獲得的歡樂與從詼諧中誘導出來的樂趣本身混為一談；不過，我們也知曉，快樂本身實際上還具有兩種根源——詼諧的技巧和詼諧的目的。然而，我們現在想發現的是快樂是怎樣從這些根源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怎樣從使人快樂的作用這種機制中產生出來的。
我想，我們在傾向性詼諧中比在單純性詼諧中更容易找到我們想要的解釋。因此，我們將從前者人手來進行分析。
在傾向性詼諧中，快樂來自這樣一個事實：一個不可能以其他方式獲得滿足的目的實際上已經得到了滿足。這種滿足顯然是快樂的一個根源，這點無須進一步加以評說。但詼諧導致這種滿足的方式與某些特殊的條件有關，從這些條件裡，我們或許能夠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須區分兩種情況。比較簡單的一種情況是目的的滿足受到了詼諧所避開的那種外部的阻礙而不易實現。我們已經發現了這種情況，譬如，殿下詢問那個正與之交談的人，他母親是否曾在王宮裡幹過活時所得到的回答，以及當那兩個有錢的無賴讓那位評論家看他們的肖像時，評論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兒？”就屬於這種情況。在前一個例子裡，目的是打算用一個侮辱來回答另一個侮辱；而在後一個例子裡，目的是想用一個侮辱來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評價。在這兩個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純外部因素——侮辱所針對的那些人的強大地位的阻礙。然而，我們也許覺得奇怪，因為不管這兩個詼諧及與之相似的傾向性詼諧如何使我們感到滿足，它們卻總是不能產生使人大笑的強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實現這種目的的過程中沒有外部障礙而只有內部障礙。也就是說，如果只有內部衝動妨礙著目的，那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按我們的猜測，這個條件在N先生的詼諧中，即在那個想痛痛快快大罵一頓的強烈慾望被高度發達的美學文化所抑制的詼諧中似乎得到了滿足。借助於一個詼諧，這個特別情況下的內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過這種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礙的實例中一樣，目的的滿足就會成為可能，而且目的的壓制及這種壓制所引起的“心理積鬱”（psychical damming-up）1478就會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個程度，快樂產生的機制在這兩種情況下就會完全一樣了。
不過，談到這裡，我們感到我們應當更進一步研究外部障礙和內部障礙這兩種情況下心理情境之間的差別，因為我們隱約覺得，內部障礙的排除很可能對快樂有巨大的影響。但我建議，在這一點上我們應適可而止，暫時滿足於確立對我們來說仍是本質性的東西，外部障礙和內部障礙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唯一不同在於這樣的事實：在後一種情況下（一種業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種情況下則避免了一種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況屬實，當我們斷定，在形成並維持精神抑制的過程中需要一種“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479時，我們就會不假思索，不會過多地依賴于思辨。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使用傾向性詼諧的兩種情況都能產生快樂，那麼就可以這樣設想，這種快樂的產生與所節省的精神消耗相對應。
這樣，我們又一次碰到了我們在討論言語詼諧的技巧時第一次遇到的節省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這一問題了。不過，儘管我們在前面例子中碰到節省時，它的意思是使用盡可能少的語詞或盡量使用同樣的語詞，但現在我們對從綜合性心理消耗這個要廣泛得多的意義上來說的一種節省產生了懷疑。同時，我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更仔細地瞭解“心理消耗”這個迄今仍很費解的概念，我們就能更透徹地瞭解詼諧的基本性質。
我們承認，在研究傾向性詼諧的快樂機制的過程中，仍有一些無法驅散的迷霧。這些迷霧是對我們試圖在未闡明比較簡單的問題之前就闡明更複雜的問題，或在未闡釋單純性詼諧前就想闡釋傾向性詼諧的一種適當懲罰。我們還注意到，抑制或壓制消耗的節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傾向性詼諧的快樂效果的秘密。現在我們轉向研究單純性詼諧的快樂機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們不必擔心我們的判斷會被其內容和目的所擾亂的單純性詼諧的一些適當例子之後，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詼諧技巧本身就是快樂的根源；現在我們將盡力去發現，那種快樂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節省上去。在這樣的一組詼諧（文字遊戲）中，其技巧就是把我們的心理態度集中在語詞的語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詞義上，也就是說，使（聽覺的）語詞表現（word-presentation）本身來取代由於它與事物表現（thing-presentation）的關係而產生的含義。1480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樣做可以大大減輕心理工作的負擔，在嚴肅地使用語詞時，我們只有經過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這個方便的程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思維活動的變態（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語詞的語音，而不是語詞的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點上的可能性或許會受到限制，而且這類病人在他們的言談中經常是按照語詞表現的“外部”聯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內部”聯想（internal associations）進行思維的。我們也注意到，那些仍然習慣於把語詞看成事物的兒童往往認為，這些相同或相似的語詞背後都有相同的含義——這就是使成年人發笑的許多錯誤的根源。所以，如果我們在通過使用同樣或類似的語詞把詼諧從一個概念範圍轉到另一個無關的概念範圍時，能夠體驗到一種明顯的快樂（如在“自製的肉卷”的詼諧中[第94頁]從廚房轉到政治），我們就可以正確推論出，這種快樂來自心理消耗的節省。這種源於“短路”（short-circuit）所產生的詼諧快樂越大，通過同一語詞互相聯繫在一起的這兩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們相距越遠，詼諧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產生的節省就越大。我們或許還注意到，在這種情況下，詼諧還使用了一種嚴肅思維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聯繫在一起的方法。14811482
詼諧運用的第二組技巧方法——統一性、語音的類似性、多重運用、熟悉詞組的變更、引語的暗示——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的特點，即當我們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時，總是在那裡重新發現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發現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們仍然不難把這種愉快看成是節省產生的快樂，因此，完全可以把它歸結為心理消耗的節省。
對熟悉事物的再發現——“再認”（recongnition）可以產生快樂，這種現象是人們普遍承認的。格羅斯（Groos，1899，第153頁）寫道：再認總是和快樂感密切相關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機械化了（如，衣著方面……）。甚至連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經歷之後重新進入他的書房時，所體驗到的那種寧靜的舒適感，也伴隨著一種再認的快樂（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場）……倘若這種再認行為能夠常常產生快樂，我們便可以認為，為了這種能力的緣故，人們就會想方設法發揮這種能力——即，在戲劇中去試驗此能力。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已把再認中的快樂看做是藝術樂趣的基礎。但不容爭辯的是，即使這個原理沒有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那樣有深遠的意義，我們也絕對不應忽視。
格羅斯接著討論了遊戲（games），其特點是用在道路上設置障礙的方法來增加再認的樂趣——也就是說，通過產生一種被再認活動拋棄了的“心理積鬱”的方法。不過，他的解釋企圖放棄下述假設，即諸如此類的再認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為在研究了這些遊戲之後，他把與這些遊戲有關的再認樂趣都歸因於力量的樂趣，亦即歸因於對某一困難的克服上。但我認為，這後一種因素是次要的，並且我還發現沒有必要違背這種更簡單的觀點：再認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過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這種快樂之上的遊戲利用了心理積鬱的機制，也只是為了增加這種快樂的程度。
人們也普遍承認，韻腳、頭韻、疊句甚至詩句中常出現的重複類似的詞語聲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樂來源——對熟悉事物的再發現。“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這些技巧中並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這就表明，這些技巧與詼諧事例中的“多重運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慮到再認與回憶（remembering）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所以，做出在回憶中也有一種樂趣一即回憶活動本身也伴有一種與此類似起源的樂趣——這種假設並不是輕率魯莽的。格羅斯似乎並不反對這種假設，可他又從“力量感”中獲得了回憶的樂趣，而且他把幾乎所有遊戲中的快樂的主要原因都歸因於這種“力量感”（據我看，這是錯誤的）。
另一種至今尚未提到的詼諧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賴於“對熟悉事物的重新發現”。我指的是“時事性”（topicality）這個因素。這個因素給許多詼諧提供了豐富的樂趣來源，同時也解釋了詼諧史話中的幾種特殊現象。現在有一些與這個條件毫不相干的詼諧。如果寫的是一部關於詼諧的專著，我們就得幾乎全部使用這種事例。但我們不能忘記，與這些經久不衰的詼諧相比，其他詼諧或許更能使我們開懷大笑。而現在要應用這些詼諧將是很困難的，因為還需要對它們作系統的評注，而且即使這樣，恐怕也很難達到先前的效果。後來的這些詼諧包含著對當時人們普遍關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這些人和事又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普遍興趣，並且使人們的興趣有增無減。然而，在人們的這種興趣停止以後，在被討論的事情得以解決以後，這些詼諧就喪失了它們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當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來的甜點心叫做‘Home-Roulard’時所說的那個笑話，現在對我來說，根本沒有當時“Home Rule”（地方自治）問題繼續作為各日報政治專欄的頭條標題時那樣好了。如果現在我想評價一下該笑話的優點，我就會把這些優點全部歸因於這個事實：由於思考時沒有兜圈子，僅一個詞就使我們從廚房這個概念領域聯想到了遙遠的政治領域。但是在當時，我的敘述就會截然不同，我就會說這個詞把我們從廚房這個概念領域引到了與此領域無關的但肯定會引起我們興趣的政治領域，因為我們一直都關心政治。另一個笑話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軍隊並不相信她的貞潔。”雖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斷地變化，但該笑話已經變得模糊不清。由這種比較以及“貞潔”這個詞的雙重含義所引起的困惑無法彌補這個事實：當時提到的那個由於富有刺激性而將全部精力貫注於某一事件的隱喻現在使人想起的卻是一個已得到了解決的問題。下述的是一個人們仍感興趣的詼諧：“路易斯王妃到哥達的火葬場問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錢。管理員答道：通常是5000馬克。不過，我們只收3000馬克，因為你已經durchgebrannt（字面意義：‘被燒過’；俚語意思‘私奔過’）一次了。”這樣的詼諧現在聽起來很精彩；但不久，我們對它的評價就會每況愈下；再過一段時間，儘管它仍是一個很不錯的文字遊戲但最終還是會完全衰亡，因為在解釋路易斯王妃是誰以及她durchgebrannt1483的意義時，不做系統的評注就重複這個笑話將是不可能的。
因此，許多流行的詼諧都有一定的壽命：它們的生命都要經過一個從興盛到衰退的過程，然後就徹底地湮沒了。人們感到的那種從它們的思維過程中獲取樂趣的需要，將會繼續產生基於當時時代新興趣的新的詼諧。然而，這些成為當時熱門話題的詼諧的生命力不是它們自己的；而是用隱喻的方法從別的興趣中借用過來的。這些興趣的湮沒也決定著這些詼諧的命運。這個彌補了詼諧本身固有資源不足的時事性因素就是快樂的根源，儘管這種快樂極為短暫，但量卻特別大。所以，我們不能把這種快樂與熟悉事物的重新發現簡單地等同起來。這種快樂感興趣的是某一範疇特別熟悉的事物，另外，該範疇必須是新穎的、最近的，而且必須是尚未被人們遺忘的。在夢的形成過程中，我們還發現自己對最新情況特別偏愛。1484同時我們始終認為，人們關於最新情況的聯想受到了某種特別快樂的獎勵和促進。
費希納特別承認，實際上只有在有思想聯繫（thought-connection）的領域中而不是在題材（subject-matter）領域中的重複現象的統一性，才是詼諧樂趣的一種來源。他說（費希納，1897，第17章）：“在我看來，多重性的一致連接原則在我們目前所考慮的這個領域裡起著主要的作用。不過，為了使從這些事例中獲得的樂趣及其獨特特性能夠超越其閾限，它還需輔助的決定作用的支持。”1485
在所有這些重複同樣的聯結，重複同樣的語言材料以及重新發現熟悉事物或新近情況的事例中，要避免從心理消耗的節省中獲得在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快樂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這種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釋那些細節，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則。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還必須搞清楚，這種節省產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詞的含義。
對於大部分概念詼諧來說，其中包括錯誤思維、移置、荒誕、對立物的表徵等等的第三組詼諧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種很特別的印象，而與熟悉事物的重新發現或者與用語詞聯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對像聯想（object association）這些技巧無關。然而，在這裡，要使心理消耗的節省或減少這一理論發揮作用其實並不難。
毫無疑問，背離我們已開始研究的某種思想路線比堅持這種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許多不同的東西混合起來比把它們進行對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別方便的是承認為邏輯所不容許的各種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後，在詞語或思想的聯結過程中，不考慮這種條件也應該有意義。所有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們正在討論的詼諧技巧卻正巧能說明這一點。不過，詼諧工作的這種行為提供了一種樂趣來源的假設，則會令我們感到奇怪，因為除了詼諧之外，我們在所有這些思想活動中只能體驗到一些不愉快的防禦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們簡稱為“胡說的快樂”（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種現象深藏於嚴肅的生活之中，現在卻已經退縮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為了說明它，我們必須研究兩種情況——在一種情況下，這種快樂仍然清晰可見，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它再次變得顯而易見：我所指的是正在學習的兒童的行為和由於中毒而處於轉變了的心理狀態下的成年人的行為。
兒童在學習使用母語的詞彙時，顯然從“用文字遊戲做實驗”中得到了明顯的快樂[格羅斯語（第121頁）]。為了從語詞中獲得節奏或押韻這種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語詞聯在一起而不管它們應該有意義這個條件。漸漸地，人們就禁止他獲得這種樂趣，只准許他把這些語詞進行有意義的組合。但是，儘管如此，在他年齡更大一點時，他仍會企圖忽視使用詞語時後天習得的種種限制。他會對語詞做些小小的擴充而使其大為遜色，並會通過某些使用法[如重疊或震顫語言（Zittersprache）]1486而使其形式發生改變，或在遊戲夥伴中建立一種暗語。人們甚至可以在某些種類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發現這些企圖。
不管導致兒童開始這些遊戲的動機是什麼，我相信，在他們以後的成長過程中，他們仍會沉迷於這些遊戲，同時也深知其中的荒誕，此外，他們還能從這種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樂趣。現在，他們通過遊戲便能夠從批評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壓力中解脫出來。不過，在訓練兒童進行邏輯思維和區分現實中真實與虛假的東西的過程中，必然形成的種種限制力量仍很強大；所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對邏輯和現實的強迫行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連想像活動這樣的現象也屬於這個（反抗的）範疇。在童年後期和一直延續到青春期的學習期這一相當長的時間裡，批評的力量正變得如此強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說”（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樂很少敢於直接表現自己。人們不敢說任何荒誕的話。但我認為，男孩子們喜歡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這種典型的傾向似乎就是胡說快樂的直接後果。在許多病理學案例中，我們仍可以看到這種趨向非常強烈，以至於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談話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經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確信，在導致他們的無能方面，他們因說廢話而獲得快樂的潛意識工作方式與他們的確實無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學生們也沒有停止過反對邏輯和現實中的這些強迫行為，但是，這些行為的支配越來越難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學生們的“惡作劇”很大一部分是這種反應的表現。因為人是一種“永不疲倦的尋樂者”——我已經記不起來我是在哪裡見過這個歡快的詞句——而且要他放棄他所享受過的快樂是極其困難的。比如，和Bierschwefel1487時的快樂的胡說一樣，學生們千方百計地挽救被學校教育越來越多地剝奪了的思想自由所產生的樂趣。的確，甚至很久以後，當這些老校友們在學術會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學生時代時，尤其在散會以後，他們還會再次閱讀“Kneipzeitung”，1488這種“Kneipzeitung”會使他們把話題由新的發現轉向胡說，從而對於新加在他們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種補償。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證明了這樣一個壓抑著胡說中的快樂的批評已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不借助於毒物的幫助，即使想暫時把這種批評拋開也是不可能的。情緒上的變化是酒精在人類身上所取得的最有價值的東西，這正是這種“毒物”並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這種快樂的情緒，不管是內生的，還是在中毒以後產生的，都能減弱抑制力，即對它們的批評，而且還能夠使處於重壓下的快樂根源再次變得易於獲得。觀察詼諧的標準是怎樣隨情緒高漲而下降是極有啟發性的，因為高漲的情緒經常取代詼諧，正如詼諧必須盡力取代高漲的情緒一樣，在高漲的情緒裡，在其他方面備受抑制的快樂的種種可能性——胡說的快樂——就會出現：“Mit 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1489在酒精的影響下，成年人又變成了孩子，他在置邏輯的強迫作用於不顧而任其思維自由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快樂。
我希望，我現在也已經闡明了詼諧的荒謬技巧是快樂的一種根源這一問題。毋庸贅言，這種快樂來自心理消耗的節省，抑或來自批評的強迫作用的減輕。
倘若我們重新回顧一下三組不同的詼諧技巧，我們就會發現，當恢復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養這副重擔時，我們就可以把第一組和第三組詼諧技巧——用語詞聯想替代事物聯想及荒誕的使用——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可以與構成第二組技巧的節省進行對照的心理解脫（psychical reliefs）。減輕業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節省將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獲得所有詼諧技巧，同時獲得這些技巧中的全部樂趣的兩個原則。這兩種技巧以及獲得快樂的兩種方式——無論怎樣大體上——都與言語詼諧和概念詼諧之間的差異相一致。
（二）
前面的討論已使我們不知不覺地深入瞭解了我們將要更仔細考查的詼諧的發展或心理起因。我們已經瞭解了詼諧的預備階段，一旦它們發展成為傾向性詼諧，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詼諧的不同特點之間的新關係。在詼諧產生之前，就存在著我們可以稱之為“遊戲”（play）或“俏皮話”（jest）的這種東西。
“遊戲”——就讓我們保留這個稱謂吧——出現在孩子們學習使用詞彙和運用思維的時候。這種遊戲也許服從的是強迫兒童實踐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羅斯語（1899）]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兒童可以體驗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複、熟悉事物的再發現，語音的類似性等手段所產生的快樂效果。這些效果可以理解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節省。1490因此毫不奇怪，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兒童進行遊戲，並使他們繼續這種遊戲而置詞語意思和句子的連貫性於不顧。這樣，由節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誘發的文字遊戲和思想遊戲就成了詼諧的第一階段。
這種遊戲被應該稱作批評性功能或理智這一因素的不斷增長的力量扼制住了。這樣，遊戲就成了毫無意義的抑或實際上很荒誕的東西而遭到人們的拒絕；同時因批評之故，遊戲的產生也不再成為可能。現在除了在偶然情況下之外，人們已不再有可能從熟悉事物的重新發現等等之中得到樂趣，除非成長中的個體碰巧感受到了那種像兒童的歡樂情緒一樣解除了批評性抑制的快樂情緒。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會去進行過去那種使人快樂的遊戲。但由於人們既不願意等待去從過去的遊戲中獲得快樂，又不願放棄他很熟悉的樂趣，所以，他們便四處尋找使自己不依賴於這種快樂情緒的方法。詼諧的進一步發展都是在下述兩種嘗試的指導下進行的：一種是盡力避開批評；另一種是為快樂情緒尋找一個替代物。
這樣就產生了詼諧的第二個預備階段——俏皮話。現在的問題是，要延長從遊戲中獲得的快樂，不過，同時也要壓制由不允許快樂情緒出現的批評提出的種種反對意見。要達到這一目的，只有一種方法：即語詞的毫無意義的組合和思想的荒謬集中必須要有意義。為了找到能滿足這個條件的詞語和思想群，詼諧工作的全部聰明才智都被調動起來了。俏皮話使用了詼諧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語言的使用也沒有把俏皮話和詼諧明確區別開來。俏皮話和詼諧的區別在於：逃脫了批評的那句話的意義沒有必要是有價值的、新穎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許它能用這種方式被表達出來，即使它說的話是不尋常的、多餘的或無用的，也未嘗不可。俏皮話最顯著的特點是把被批評所禁止的東西變成可能獲得的那種滿足。
比如，當施萊爾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釋為mit Eifer sucht（急切尋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東西的那種Leidenschaft（情感）時，他只不過是在講俏皮話而已。18世紀1491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愛講笑話）的卡斯特納教授，在講課時間一名叫Kriegk（克裡克）的學生年齡多大了，學生回答說：“30歲。”卡斯特納隨即大聲說道：“啊！這麼說我有幸見到30歲的戰爭（Krieg）。（克萊因保羅，1890）”這也僅僅是一個俏皮話。當有人問偉大的羅基坦斯基1492他的四個兒子從事什麼職業時，他正是用俏皮話回答了問話者提出的問題：“兩個heilen[heal]（治病）和兩個heulen[howl]（嚎叫）（兩個醫生，兩個歌唱家）。”這個回答是正確的，因而也是無可指責的；可它給括號裡語詞的表達並沒有增加任何新東西。顯然，只是因為這種統一性和兩個語詞之間類似的語音可以產生樂趣，它才採用了另一種形式。
我想，我們現在終於清楚地看見了我們的研究道路。儘管，由於還原法的運用去掉了詼諧技巧並使詼諧的特點和樂趣也喪失殆盡，我們在研究詼諧技巧時受到了詼諧技巧不僅為詼諧所專有，亦為詼諧實質所依賴這一事實的妨礙。現在我們看到，那些被我們說成是詼諧技巧的東西——我們必須在特定意義上繼續如此稱呼它們——更確切地說是詼諧帶來樂趣的資源所在；同時，我們還感到，為同一目的從同一資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並無絲毫令人奇特之處。作為詼諧特點的那個特殊技巧存在於他們的程序中，這些程序旨在保護運用這些產生樂趣的方法時免遭足以毀掉樂趣的各種批評所導致的拒絕。關於這一程序，我們一般沒什麼可多說的。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詼諧工作通過選擇言語材料和選擇允許昔日的文字遊戲（play with word）和思想遊戲（play in thought）能經得起批評考驗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來表述自己；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用最巧妙的方法來使用詞彙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組合。以後，我們將可能會通過一個獨特的特性來描述詼諧工作（joke-work）；但是現在，我們還不能馬上解釋怎樣才能做出有利於詼諧的選擇。詼諧具有保護形成樂趣的語詞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評的目的和功能——這已被人們看做是評價俏皮話的一個主要特徵。從一開始，詼諧的功能就是解除內部抑制，並使那些由於抑制已經變得難以觸及的樂趣來源恢復其生產能力。我們將發現，在其整個發展過程中，這是詼諧的一貫特點。
現在，我們可以給“胡說的意義”[參見導言]這個權威們認為對認識詼諧和解釋詼諧的快樂效果有很大意義的因素做恰當評說了。確定詼諧性質的過程中，我們曾建立過兩個牢固的觀點——詼諧繼續進行快樂遊戲的目的，和它保護這種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評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闡明了為何每個詼諧從一個角度來看似乎是無意義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則一定是有意義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那是詼諧工作的問題；但如果它沒有成功，那它只不過是作為“胡說”而遭到拒絕。我們並沒有發現有必要從由於詼諧的既有意義又無意義而引起的[無論是直接引起的，還是通過“困惑與啟示”這條途徑而引起的（第12頁以下）]情感衝突中獲取詼諧的快樂效果。我們也毫無必要深究；樂趣怎樣才能“認為它是無意義的”和“認識到它是有意義的”這種變換中產生出來這一問題。詼諧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經告訴我們，詼諧樂趣是由文字遊戲抑或胡言亂語而引起的，同時詼諧的意義僅在於保護這種樂趣不受批評的壓制。
在俏皮話中就已經用這種方式解釋了詼諧的基本特徵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研究俏皮話的進一步發展，研究它們怎樣在傾向性詼諧中達到最高點這一問題。當俏皮話給我們提供樂趣時，它就會促進這一目的；而當它的表達並非完全無意義或無內容之時，它就心滿意足了。倘若俏皮話所表述的是具有實質性的、有價值的東西，那麼它就變成了詼諧。這樣，即使是在最質樸的形式下也值得我們感興趣的那種思想，就獲得了一種本身就能給我們提供快樂的形式。1493我們必須假定，這樣的一種聯合肯定不會是偶然產生的；我們必須盡力去發現作為這種詼諧的結構基礎的意向（intention）。我們早些時候進行過的一次（附帶性的）觀察將會把我們引上正確軌道。我們在上文中就已經說過，一個好的詼諧絕對會使我們形成一種整體的快樂印象，而我們卻不能馬上判斷出快樂的哪一部分來自詼諧形式，哪一部分來自其恰當的思想內容。我們總是在這種區分上出錯。有時我們因為欣賞詼諧所包含的思想而過高地評價其優點；相反，有時我們又由於該詼諧外表給我們極大快樂而過高估計其思想的價值。我們並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令我們快樂，也不知道我們在笑什麼。假定我們判斷中的這種不肯定性的確存在，那麼，在這個詞的恰當意義上說，它確確實實提供了詼諧形成的動機。思想企圖把自己隱藏在詼諧裡，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變得更加重要、更有價值，不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卻是這種隱藏可以把我們的批評能力弄得神魂顛倒、暈頭轉向。我們傾向於把由詼諧形式所產生的快樂歸因於它的思想；而且我們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才使我們快樂，並且因而損壞一個快樂來源了。然而，倘若詼諧使我們發笑，那麼它同時也會使我們建立起一種對批評最為不利的意向；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就會被迫產生一種很早以前遊戲就能產生的情緒，並且詼諧就會盡可能地去取代它。儘管我們一直堅持，這些詼諧可以被稱為單純性的而不是傾向性的詼諧，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嚴格說來，只有俏皮話才是沒有傾向性的——即是說，只有它才為產生快樂這個目的服務。因為即使詼諧所包括的思想沒有任何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論上為智力興趣服務，然而詼諧實際上在任何時候都不是毫無傾向的。詼諧要達到的第二個目的是：通過著重強調這個目的並保護它不受批評來促進這種思想。這樣，通過堅決反對某種抑制的和約束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現在的批評性判斷，它們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僅僅只產生快樂的詼諧為對它們的進一步運用指明了方向。現在，人們已把詼諧看做是一種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這一側或那一側，其重量就顯而易見了。人們用詼諧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務。無傾向性的原始詼諧起初就是遊戲，後來人們才把它與目的間接聯繫起來，人們頭腦中所產生的任何東西最終都離不開這些目的。我們已經知道了詼諧在服務於裸露目的、敵意目的、憤世嫉俗的目的和懷疑目的時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於猥褻語的淫穢詼諧中，詼諧通過那些使女人因為第三者在場而感到羞辱的言語而給第三者帶來極大樂趣，從而使這個原本打算干擾性場面的第三者變為同盟者。在攻擊性目的中，詼諧用同一方法把原來漠不關心的聽者變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視者，而且通過這種方法糾集起一夥反對者來對付自己的敵人。在第一種情況下，詼諧用它所提供的額外樂趣克服了羞怯和體面這些抑制。在第二種情況下，詼諧摧毀了那種否則就會對辯論橫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斷。在為憤世嫉俗的懷疑目的服務的第三種和第四種情況下，詼諧一方面加強這種議點；另一方面則採用一種新的攻擊手段，把聽者已經相信的對種種制度和真理的尊嚴擊得粉碎。如果辯論想把聽者的批評拉到自己一邊，詼諧就會設法把該批評排除掉。毋庸置疑，詼諧選擇了在心理學上更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傾向性詼諧的成就時，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數的顯著成就都是通過詼諧在聽者身上所產生的作用而臆斷出來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詼諧在自己的創造者的頭腦中，或用唯一正確的方法來說，在自己的想像者頭腦中所起的那種作用。我們在前面就已經提出過，——現在我們借此機會再重複一遍——我們應該盡力研究涉及到兩個人之間的區分的詼諧的心理現象，目前我們可以暫時假定，詼諧在聽者身上引起的心理過程，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該詼諧的創造者心理過程的模仿。聽者將要克服的外部障礙與詼諧創造者的內部抑制相對應，而且詼諧的創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礙的期望。同時在某些情況下，分明還存在著在傾向性詼諧中已經被克服了的內部障礙。例如，在N先生的詼諧中，我們可以假定，詼諧不僅使聽者能通過侮辱而欣賞攻擊性的樂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產生詼諧。在各種不同的內在抑制或壓制中，有一種特別值得關注，因為它的影響最為深遠，我們稱之為“壓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於防止衝動，並防止衝動的結果進入意識。我們將會知道，傾向性的詼諧甚至能夠把快樂從那些已經遭受過壓抑的來源中解放出來。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對外部障礙的克服追溯到內部抑制和壓抑的克服上，我們就可以說，傾向性詼諧比詼諧的其他任何發展階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詼諧工作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去除抑制將快樂解放出來。詼諧要麼通過為被壓制的衝動提供幫助而加強它所服務的目的，要麼全身心地為這些被壓抑的目的服務。
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這就是傾向性的詼諧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們還必須記住，我們並不瞭解這些傾向性詼諧是以什麼方法運用這些成就的。它們的力量在於從文字遊戲和被解放了的胡說的那些來源中獲得大量快樂；但如果我們想要根據那些從沒有傾向性的俏皮話中獲得的印象來判斷，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認為，這種快樂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壓抑。事實上，我們這裡所處理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力量的作用問題，而是一個更為複雜的釋放問題。現在我並不打算講我在理解這個情形時所走過的漫長的彎路，相反，我將盡力對這一情形作一個簡短的綜合性說明。
費希納（1887，第1卷，第5章）已經提出了“美學輔助或美學增強的原則”。他是這樣說的：“那些單個的見效甚微的快樂的決定因素，在彼此間不發生牴觸的合作狀態下所產生的快樂結果，比這些決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快樂價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說其效果比各個效果的總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確，只要這些決定因素聯合起來，它們就可以產生一種實實在在的快樂效果，並能越過快樂的閾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單個決定因素由於力不從心，卻做不到這一點：儘管與其他因素相比，它們必須在產生快樂方面顯示出明顯的優勢。”（出處同上，第51頁，斜體字是費希納的原話。）
我認為，詼諧的主題並沒有給我們提供驗證這條在其他許多美學結構中可以說明此原則正確性的機會，但是，我們已經從詼諧那裡學到了一些至少已經很接近這條原則的東西，即在好幾個產生樂趣因素的合作中，我們根本無法給每個因素分派實際上屬於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見第94頁]。然而，我們可以改變在這條“輔助原則”中所假設的情況，同時對於這些新的情況，我們則可以提出許多值得回答的問題。如果在某種合作狀態中快樂的決定因素與不愉快的決定因素同時出現，通常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這種結果所依賴的基礎是什麼？又是什麼決定了該結果是快樂的還是不快樂的呢？
在這些可能性中，傾向性詼諧屬於一種特殊情況。有一種衝動或慾望總是在盡力把樂趣從某種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來。假使不限制其活動，它肯定能做到這一點。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正好與之相反的衝動，它總在竭力反對——抑制或壓制著樂趣的產生。正如其結果所表明的，這種起壓製作用的衝動流必須比被壓制的衝動流稍強一些，但被壓制的衝動流卻並沒有因為這個緣故而遭到任何破壞。現在我們不妨假定，出現了另一種通過同一過程但從其他的根源中把快樂釋放出來的衝動，其意義與被壓制的衝動極為類似。在這種情況下又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比起這個綱要性的討論，下述實例將會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們假設，這裡有一種想侮辱某個人的衝動；但它卻遭到了禮貌或審美文化的強烈反對，以至於這種侮辱無法產生，譬如，如果由於情感狀態抑或情緒的某種改變，侮辱能夠脫口而出，那麼，這種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會使人感到很不愉快。於是，這種侮辱就等於沒有發生。不過，我們現在也可以假定這裡還存在著這種可能性：我們能從為了侮辱而使用的語言和思想材料中產生出很好的詼諧——亦即快樂可以從未受到同一壓制的阻礙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來。但是，快樂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此刻仍不會出現，除非這種侮辱得到允許可以產生；一旦這種侮辱得以產生，它就與快樂的重新釋放融為一體了。傾向性詼諧的經驗表明，在這些情況下，被壓抑的目的在詼諧樂趣的幫助下就能得到足夠的力量來克服抑制，否則這種抑制就會變得更加強大。之所以會有侮辱，是因為只有這樣，詼諧才能產生。但如此得到的樂趣並不單單是由詼諧所產生的：這種樂趣無比強大。實際上，它比由詼諧引起的快樂要大得多，所以我們不得不認為，這個迄今為止被壓制著的目的已經成功地衝破了一切禁忌，或許絲毫未損。正是在此情況下，傾向性詼諧最能使人們捧腹大笑1494。
研究人們發笑的種種決定性因素，將有助於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詼諧以及受壓制時所發生的情況。[參見第145頁以下]但即使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出，傾向性詼諧是這種“輔助原則”的一種特例，產生樂趣的某種可能性總是在另一種樂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礙時意外產生的，以致它使後者本身不能單獨產生任何樂趣，其結果是這種樂趣的產生比意外產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說，它的作用猶如一種“激勵的額外津貼”（incentive bonus），用少量樂趣的幫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幾乎不能企及的樂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一原則是與適用於心理生活中許多大相逕庭的活動領域中的那種安排相關聯的，同時我認為，我們可以把這種有助於釋放大量快樂的快樂稱為“前期快樂”（fore-pleasure），也可以把這種原則稱為“前期快樂原則”（fore-pleasure principle）。1495
現在我們可以說明傾向性詼諧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們盡力為傾向性詼諧的目的服務，以便通過使用詼諧中獲得的快樂作為一個前期快樂，通過解除壓制和壓抑從而產生新的快樂。倘若我們現在來研究一下詼諧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說，詼諧自始至終保持著其基本性質。它以遊戲為開端，目的是從語詞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樂趣。一旦理智的增強（the strengthening of reasoning）禁止這種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和荒謬的思想遊戲，它馬上就變成了俏皮話，以便它能夠保留這些快樂資源，同時也便於自己能夠從胡說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樂。同時，從詼諧本身來講，它仍是一個無傾向性的詼諧，它幫助那些思想並加強它們的力量以反對批評判斷的指責。此時“混合著各種快樂根源的原理”仍是一個對詼諧有用的過程。最後它又幫助那些正在與壓製作鬥爭的主要目的，以便通過“前期快樂原則”1496來解除其內在抑制。理智、批評性判斷和壓制——這些都是該詼諧接連不斷要反對的力量；而且它還堅定不移地堅持原來的那些言語快樂的資源，並從俏皮話階段開始，通過解除壓制來給自己開闢新的樂趣來源。所以，詼諧所產生的快樂，無論是遊戲中的快樂還是解除抑制而產生的快樂，只要這種觀點並不與快樂的基本性質相悖，並能證明自己在其他領域裡同樣富有成效，那麼隨時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節省上去。1497
二、詼諧的動機——作為一種社會過程的詼諧
我們現在似乎毫無必要再談論詼諧的動機了，因為獲得快樂這一目的應當被看做是詼諧工作足夠的動機。但一方面我們不能排除別的動機也參與了詼諧產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慮到某些眾所周知的經驗，我們必須提出詼諧的主觀決定因素這個普遍問題。
有兩個事實特別促使我們這樣做。雖然詼諧工作是從心理過程中得到快樂的一種絕妙方法，但是很明顯，並非所有的人都同樣能使用這一方法，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詼諧。一般說來，只有極少數人能製造大量的詼諧；而且他們都以“機智”（Witz）1498著稱。在原來的心理“官能”領域裡，“機智”似乎在這一方面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同時它彷彿完全不依賴於諸如智力、想像力和記憶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現。所以，在這些“機智的”人們身上，必須假定有一種特殊的遺傳素質或者有一種允許或喜愛詼諧工作的心理的決定因素。
我擔心我們不會深入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只能間或從理解某一詼諧開始，再成功地發展到瞭解詼諧創造者內心的主觀決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們開始用來研究詼諧技巧的詼諧事例，才會使我們窺到它的主觀決定因素。我這裡指的是海涅的那個曾經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詼諧。
“我和薩洛蒙·羅特希爾德並肩而坐，他完全把我當同等的人看待——相當地famillionairely。”（《盧卡浴場》）
海涅借一個喜劇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漢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製造商、職業的估價員、貴族克裡斯托福瑞·崗普利內（原名崗普爾）男爵的貼身男僕之口說出了這段話。很明顯，詩人在創作該詼諧時獲得了極大的樂趣，因為他讓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並且通過他的嘴說出了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話；甚至讓他展現了桑丘·潘沙1499的實踐哲學。可惜，對戲劇創作毫無興趣的海涅很快就放棄了這個討人喜歡的人物。只在少數章節中，詩人本人才在沒有偽裝的情況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講話。毫無疑問，這個人物只不過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釋了他為什麼不叫原來的名字，而改名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個字母‘H’，所以我無需再另刻一個‘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於同一用詞節省的目的，在受洗禮時，1500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inrich”。任何熟悉詩人傳記的人都會記得，在漢堡（這個地名再一次使我們把它與赫希·海厄辛斯這個人物聯繫起來），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為這個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對海涅的一生影響很大。如老羅特希爾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對待赫希的一樣，他的這位叔叔也叫薩洛蒙。如果我們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裡僅僅是句俏皮話的這句話，認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裡奇說的，那麼立即展示出一個極度辛酸的背景。畢竟，他也是這個家族的一員，同時我們也知道他非常想和這位叔叔的一個女兒結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絕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總是視他為窮親戚，對他相當地familionairely。他在漢堡的那些有錢的老表們還從未正眼看過他。我還記得我的一個嫁進海涅家族的老姑媽給我講過的一個故事。當她年輕漂亮時，在一次家宴上，她發現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個令人討厭、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視的人。她自己也覺得毫無理由要對他親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後，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節，為大家所忽視了的堂兄弟就是詩人海恩裡奇·海涅。有很多證據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時代和以後的許多年裡，海涅忍受了闊親戚們的許多冷遇。“familionairely”這個詼諧正是從這種主觀情緒的土壤中產生出來的。
人們或許會猜想，在這個偉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詼諧中也有類似的主觀決定因素；但據我所知，再也沒有另一個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說明這一點。因此，要想對這些個人決定因素的性質進行更明確的解釋並非易事。的確，大體說來，我們一開始就無意於給每一個詼諧的起源都規定如此複雜的決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們創作的詼諧也很難被我們的考察所觸及。事實上，我們的印象是：詼諧工作的主觀決定因素與神經症疾患的主觀決定因素並非沒有關係——比如，當我們瞭解到，利希騰貝格是一個有種種怪癖的嚴重疑病（hypochondriasis）患者時，情況就是如此。絕大多數詼諧，特別是那些新產生的與當時所發生的事件有關的詼諧，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況下流傳開的；人們都想知道這些詼諧究竟是由什麼樣的人創造的。如果醫生有機會結識這些儘管在其他方面並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們那個圈子裡卻以詼諧聞名而且被公認是創造了許多絕妙的詼諧的人之一，那麼他也許會驚奇地發現此人是一個分裂人格者（disunited personality），並有神經紊亂的傾向。不過，由於文字證據不足，我們當然要阻止我們確立這個假設，這種精神神經症的素質是否是詼諧形成的一個常見的或必要的主觀條件。
許多有關猶太人的詼諧更能清楚明白地說明這一點。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樣，這些詼諧通常都是猶太人自己創造的，而來源不同的許多關於他們的趣聞軼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這一水平。決定他們親自參與詼諧的東西與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詼諧一例中的東西是完全一樣的；其含義似乎在於這個事實：詼諧的創造者發現很難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批評抑或攻擊，因此，他不得不轉而求助於迂迴的途徑。
決定或偏愛詼諧工作的其他主觀決定因素，則非常明顯。產生單純性詼諧的動機力量往往是顯示一個人的聰明，表現自己的一種強烈衝動——一種與性領域裡的露陰癖幾近相同的本能。存在著許多其壓制均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中的遺傳這一事實，這為有傾向性詼諧的產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因此，一個人性慾結構中的某些單個成分可能表現為詼諧建構的動機。所以，一切淫穢詼諧都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推論：在這些詼諧創造者身上隱匿著一種裸露癖的傾向；他們的性慾裡明顯存在著強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現實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們，才最富有攻擊性的有傾向性的詼諧。
使研究詼諧的主觀決定因素成為必要的第二個事實是，沒有人滿足於僅自己講詼諧。把詼諧講給他人聽的這種衝動與詼諧工作密不可分。實際上，這種衝動非常強烈，以致它常常無視重重疑慮而成功地傳達了詼諧。在滑稽當中，雖然也給人帶來樂趣，但要求卻不是強制的。如果一個人碰巧看到了某個滑稽性的東西，他也可以獨自欣賞它，然而，詼諧卻必須傳達。顯然，當一個人想起一個詼諧時，構造詼諧的心理過程似乎並沒有結束：這裡還存在著某個東西，它試圖通過傳達這個觀念來結束建構該詼諧的這個未知的過程。
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無法推測出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我們傳達詼諧的這種衝動。但在詼諧中，我們卻能看出它的另一個區別於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個很滑稽的東西，我自己就會因為它而開懷大笑。不過，如果我把它傳達給另一個人而使他發笑，那我也會感到高興。事實的確如此。但我卻不會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創造的詼諧而發笑，儘管該詼諧肯定會給我明顯的樂趣。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我想傳達該詼諧的這種需要，以某種方式與由此產生的笑有關。這種笑沒有在我身上出現，但在別人身上卻是相當明顯的。
那麼，我為什麼不為自己的詼諧而發笑呢？另一個人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呢？
讓我們首先考慮後一個問題。在喜劇中，通常涉及到兩個人：除了我自己之外，還有一個我可以在其身上發現某種滑稽東西的人。如果無生命的事物對我來說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為在我們的觀念生活中常常出現一種擬人化的緣故。這個滑稽過程就因為這兩個人——自我和作為對象的那個人——而得到了滿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參與進來，但他並不是必不可少的。作為文字遊戲和思想遊戲的詼諧，一開始並沒有人充當對象，但在俏皮話的預備階段，假如它成功地保護了遊戲和胡說免遭理智的反對，那麼它就需要另一個人來傳達其結果。可是，詼諧中的第二個人並不和作為對象的那個人相對應，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個”人相對應。在俏皮話中，詼諧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務，似乎是由另一個人來決定的，彷彿自我不敢確信自己在這個觀點上所作的判斷是否正確，單純性詼諧，即那些用來加強一種思想的詼諧，也需要另一個人來檢驗它們是否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詼諧已經開始為暴露目的或敵意目的服務，正如在喜劇中那樣，我們可以把它說成是三個人之間的心理過程，不過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詼諧的這種心理過程是在第一個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間完成的，不像在喜劇中那樣是在自我和作為對象的那個人之間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況下，詼諧遇到了可能會使產生快樂的興奮這個目的無法達到的種種主觀決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第五幕，第二場）中所說的那樣：
一個俏皮話的成功在於聽者的耳朵，而絕不是說者的舌頭……
一個思想嚴肅的人，不大會證實俏皮話曾成功地幫助他獲得過言語方面的快樂這一事實。作為俏皮話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須是快樂的或至少是處在一種冷漠的情感狀態。雖然在單純性詼諧和傾向性詼諧中均存在著同一種障礙，但在後者中，還有一個與詼諧正在盡力達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礙。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親戚，那麼，他不可能因聽了一個極精彩的淫穢詼諧而發笑；在一群牧師和教長面前，沒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個比喻講出來，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師比做是零售商和經營批發貿易的僱員。如果聽眾有“我”的反對者的忠實朋友，那麼“我”用來攻擊他的最詼諧的痛罵就不會被認為是詼諧，而會被看成是辱罵，而且在聽眾的頭腦中，這些最詼諧的痛罵所產生的將不是樂趣，而是憤怒。某種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沒有任何能夠引起反對詼諧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參與完成整個詼諧過程必須具備的條件。
只要詼諧操作過程中沒有這些障礙，就會出現一種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的現象：詼諧產生的快樂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詼諧創作者身上更為明顯。我們必須滿足於說更明顯，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往往會問，聽者所獲得的快樂是否並不比詼諧創造者所獲得的快樂更“強烈”，這自然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們缺乏測量和比較手段。但我們還發現，通常在第一個人以一種緊張嚴肅的神態講完詼諧之後，聽者常用嘩然大笑來證明他的快樂。倘若我重複一個我曾聽到過的詼諧，要是我不想破壞其效果的話，我就得在行為舉止方面跟原來說詼諧話的人一模一樣，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從因詼諧而笑這個因素中給建構詼諧的心理過程下一個結論。
現在我們不可能把所有已經提出過和發表過的關於笑的性質的文章都考慮進來。這很可能是由於李博（Ribot）的一位學生迪加（Dogas）在為其《笑的心理學》（1902，第1頁）一書作序時說的一段話，而使我們不敢這樣去做。他寫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ètudié que le rire；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eu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ati plus de theories, 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iqué.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 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 etqu‘il serait alors contra 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t les causes.”1501
另一方面，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利用一種與我們的思想路線絕妙一致的笑的機制的觀點。我記得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學》（1860）一文中曾試圖對此觀點加以解釋。據斯賓塞說，笑是一種心理興奮的釋放現象，同時也是這種興奮的心理運用突然遇到一種障礙的證明。他用下面的話來描述以笑告終的心理狀態。“只有當意識不知不覺由大事轉向小事時——只有還存在著我們稱之為下降的不協調時——人們才會自然而然地發笑。”1502
從某種極其類似的意義上講，法國作家們（比如，迪加）把笑說成是一種“放鬆”，即一種緊張感鬆弛的現象。所以，在我看來，培因（Bain，1865，第250頁）提出的那個準則——“笑是緊張感的一種解除”——比某些權威們的觀點更接近於斯賓塞的觀點。
然而，我們覺得有必要修正斯賓塞的這種觀點，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給其觀點中的某些思想下一個更為確切的定義，同時也是為了改變它們。我們應該說，如果先前為特殊精神道路的貫注所運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額變得毫無用處，以致於它可以自由地釋放時，笑才會出現。我們都知道，做出這種假設會招致什麼樣的“憎惡的面孔”；但為了捍衛自己，我們將冒險引用李普斯的專著《滑稽與幽默》（1898，第71頁）中的一句很貼切的話，從該書中我們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許多問題的啟示。他說：“最後，特殊的心理學問題總是不偏不倚地引導我們深入到心理學中去，因此，從根本上說，人們不能孤立地處理任何心理學問題。”自從我開始從哲學的角度對心理病理學中的事實加以整理時起，就已習慣於使用“心理能量”、“釋放”這些術語，以及把心理能量當做一種數量來處理。在《釋夢》（1900a）裡，我曾試圖（和李普斯一樣）證實“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 psychically elective）東西本身就是潛意識的心理過程，而不是意識的內容。1503只有當我談到“心理途徑的貫注”（“cathexis of psychical paths”）時，我似乎才開始背離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類比。我的經驗是，心理能量可以沿著某些聯想途徑進行移置，以及心理過程的種種痕跡不僅是堅不可摧的，而且還是持久的，這些經驗實際上已經向我暗示，我可以採用某種類似的方法來描繪那些未知的東西。為了避免產生誤解，我必須再補充一點，我現在並不是想公開聲明，細胞和神經纖維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經系統就是這些心理途徑1504，即使這些途徑可以用至今仍無法說明的某種方式以神經系統的有機元素來表示。
因此，根據我們的假設，在笑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允許迄今為止用於貫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釋放的種種條件。但是，由於笑——的確，不是所有的笑，但詼諧的笑卻是肯定的——是一種快樂的象徵，所以我們傾向於把這種快樂與先前所存在著的貫注的解除聯繫起來。如果我們發現詼諧的聽者發笑，而詼諧的創造者卻不能發笑，這就一定表明，在聽者身上，貫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釋放；而在詼諧建構過程中，無論是解除還是可能的釋放都存在著種種障礙。人們只能通過強調這個事實，即聽者只用了極少的消耗就使自己獲得了詼諧快樂，才能更恰當地描述聽者，亦即詼諧的第三者的心理過程。人們或許會說，該詼諧是別人贈送給他的。他所聽到的詼諧的詞語必定會使他產生一種想法或一連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內部抑制卻反對他建構這種想法或這一連串思想。為了使該想法或思想能夠像第一個人身上那樣自然而然地產生，他可能已經做過了一番努力；或者說這樣做時，他可能已經至少使用了與這種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壓制（suppression）抑或壓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麼說，他還是節省了許多心理消耗。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我們應當說他的快樂與他的節省相稱。對笑的機制的深入瞭解導致我們更想說：由於依靠聽覺而提出了那種被禁止的觀點，故用於抑制的貫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現在突然變得多餘，並得到了解除，因此，現在它很樂意被笑釋放出來。從本質上講，以上兩種論述殊途同歸，因為被節省的消耗恰好與現在多餘的抑制相對應。但是，後一種論述更富於啟發性，因為它准許我們說，詼諧的聽者是用通過抑制貫注的解除而變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來發笑的。我們可以說，他用笑消耗掉了這些心理能量。
假如製造詼諧的那個人不能發笑，正如在我們剛才說過的那樣，這就表明，在詼諧創造者身上發生的東西與在第三者身上發生的東西是有差異的，而這種差異要麼在於解除抑制貫注，要麼在於釋放抑制貫注的這種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們馬上會看到的那樣，這兩種情況的前一種與目前所談的情況不符。第一個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貫注必須解除，否則，詼諧就不會產生，因為詼諧的形成正是為了克服那種阻力。同時，我一個人也不可能感受到這種詼諧快樂，事實上，我們只能在抑制解除時才能得到這種快樂。此外還有第二種情況，亦即，儘管第一個人感到了快樂，但他還不能發笑，因為釋放的可能性被擾亂了。釋放可能性的這種阻礙是產生笑的一個必要前提，它能從馬上就可以適用於某個其他的內在心理應用的、被釋放了的貫注的心理能量中產生。我們已經注意到了這種可能性，這的確是個好現象；而且我們也會馬上對它產生興趣。但在詼諧的第一個人身上，還存在著另一個導致同樣結果的條件。極有可能的是，儘管解除了的能量貫注抑制，但能夠被展現出來的能量還是不能被釋放出來。在詼諧的第一個人身上，詼諧工作實際上是以一種必須與某種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對應的方式進行的。這樣，第一個人自己就產生了一種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時這種力量無疑會給他帶來極大的樂趣；甚至在傾向性詼諧中，這也會引起相當大的快樂，因為詼諧工作本身獲得的前期快樂又會進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詼諧工作的消耗卻被從來自於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樂中扣除掉了——這種消耗與詼諧的聽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樣的。我剛才說過的話，可由下述觀察事實加以證實：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與詼諧有聯繫的智力工作上，那麼即使在他身上，該詼諧也會喪失令人發笑的這種作用。詼諧的隱喻必須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省略掉的東西也必須很容易就能補上。一旦有意識的智力興趣甦醒過來，該詼諧的作用就不可能產生。這就是詼諧和謎語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總的來看，詼諧工作期間的心理叢（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對已獲得的能量的自由釋放不利。然而，我們現在還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已經能夠更成功地闡明我們的問題的一個方面——即第三者何以發笑成功，但並不能說明另一個方面——即為什麼第一個人不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