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5]）
楊韶剛 高申春 譯
彭運石 校
楊韶剛 修訂
按語
本書是弗洛伊德一部後期的代表作，是對壓抑與焦慮及心理防禦機制關係理論進行修正與補充的主要論著。通過對恐怖症、強迫性神經症和轉換性癔症等病理現象的分析，通過對外部症狀與內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現實關係的闡釋，弗洛伊德揭示了焦慮的性質、類別、表現形式及其與出生創傷之間的關係；分析了自我的各種意識功能，尤其是自我防禦機制，如壓抑作用、反向作用、抵消作用、隔離作用等在神經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動中的作用；闡明了“壓抑”與“防禦”兩個基本概念的聯繫與區別，以及它們在精神分析中的運用。本書對深入理解弗洛伊德學說的基本觀點有重要學術價值。
英文版編者導言
本譯文是對1936年倫敦出版的譯本進行大量修改後而來。
我們從厄內斯特·瓊斯那裡獲悉，本書寫於1925年7月，同年12月修訂，翌年2月第三個星期出版。
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涉及範圍很廣。有跡象表明，弗洛伊德發現，要使這項研究統一為一個整體格外困難。例如，可以這樣說，同一個主題常常以非常類似的術語在不止一種觀點中進行討論，這使得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在“補遺”中，甚至在本書的實際題目中對許多不同的問題加以整理。但是——儘管抵抗的不同類別，壓抑與防禦之間的區別，以及焦慮、痛苦和悲哀之間的關係是一些如此重要的枝節問題——焦慮問題確實是本文的主要論題。只要瀏覽一下附錄二中所列的表，就足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學研究中自始至終是怎樣頻繁地提出焦慮這個主題的。儘管在該主題的某些方面他的觀點幾乎沒有改變，但在另一些方面，正如他在這些文章中告訴我們的，其觀點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追溯一下其中兩三個較重要的問題發生這些變化的歷史，儘管只是粗略的追溯，或許都是很有趣的。
一、焦慮是轉換的力比多
在研究“現實的”神經症的過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發現了焦慮問題，他最早對此所做的討論，可在他的第一篇關於《焦慮性神經症》（1895b）的論文中發現。在關於這個主題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這個備忘錄是他稍早些時候，或許在1894年夏天寄給弗利斯的。那時他仍然主要是受其神經症學研究的影響，他竭力想要以物理學的術語來表述心理學資料。這突出表現在他繼費希納之後把“恆定性原則”（principle of constancy）作為一個基本公設，根據這個原則，神經系統中有一種要把其中所表現的一定數量的興奮進行還原或至少保持恆定的內在傾向。因此，當他在臨床上發現，在焦慮性神經症中人們總是能夠發現性緊張釋放的某些障礙時，他很自然地得出結論：積聚的興奮正以轉換了形式的焦慮尋找其出路。他把這個過程視為沒有任何心理學決定因素的物理過程。
在恐怖症或強迫性神經症中，由於心理事件的出現是不可能排除的，焦慮（anxiety）從一開始便呈現出一種複雜的情況。但是，儘管有焦慮出現，解釋卻是一樣的。在這些情況下——在精神神經症中——之所以出現未被釋放的興奮的積累，是有其心理學原因的：這就是壓抑。但是，此後所發生的情況和在“現實的”神經症中的情況是一樣的：累積的興奮（或力比多）被直接轉換成焦慮。
引用一些原話將說明弗洛伊德多麼忠實地堅持這個觀點。在前面所提到的1894年的草稿E中，他寫道：“焦慮起源於累加的緊張。”在《釋夢》（1900a）中他寫道：“焦慮是一種力比多衝動，其根源是在潛意識中，而且是受前意識抑制的。”（標準版，第4卷，第337～338頁）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覺與夢》（1907a）中，他寫道：“焦慮夢中的焦慮，和神經症性焦慮一樣，一般地說……是通過壓抑過程而在力比多中產生的。”（標準版，第9卷，第60～61頁）在關於《壓抑》（1915d）這篇心理玄學論文中寫道：“經過壓抑之後，大量的（本能衝動——即它的能量）並沒有消失，而是被轉換成了焦慮。”（標準版，第14卷，第155頁）最後，遲至1920年，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第4版的一個腳注中補充說：“精神分析研究的最重要結果之一是發現，神經症焦慮起源於力比多，它是力比多的一種轉換，因此，焦慮與力比多的關係非常類似於醋與葡萄酒的關係。”（標準版，第7卷，第224頁）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很早期階段弗洛伊德似乎對這個主題深表懷疑。在1897年11月14日寫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5），他說，這封信和他所寫的其他東西沒有任何明顯的聯繫，“因此，我已經決定，從今以後要把引起力比多的東西和引起焦慮的東西視為不同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進一步的證據，來證明這種僅存的宣佈對這種理論的放棄。在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放棄了他保持了如此長久的這種理論。他不再把焦慮視為轉換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對危險情境做出的反應。但是，即使在這裡，他仍然認為，在焦慮性神經症中，“在產生焦慮時得到釋放的東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餘物。”這種舊理論的最後遺跡直到幾年以後才被放棄。在《精神分析新論》（1933a）第32講快要結束焦慮的討論時，他寫道，在焦慮性神經症中，焦慮的出現也是對創傷情境的一種反應，“我們將不再認為在這些情況下轉變成為焦慮的正是力比多本身。”
二、現實性焦慮和神經症焦慮
儘管弗洛伊德在理論上認為，神經症焦慮（neurotic anxiety）只是被轉換了的力比多，但他從一開始就極力主張，在分別由外部危險和本能危險而引起的兩種焦慮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在第一篇《焦慮性神經症》（1895b）論文中，他寫道：“如果心靈感到，它並不適合通過某種恰當的反應對付一個來自外界的任務（一種危險），那麼，它就會被焦慮作用所壓倒。在神經症中如果心靈注意到它不能減輕從內部引起的某種（性的）興奮，那麼，它就會被焦慮所壓倒。於是，它的行為表現看上去好像是在向外部投射這種興奮。情感（正常焦慮）和相應的神經症相互之間緊密聯繫著：前者是對一種外源性興奮的反應，而後者則是對一種類似的內源性興奮的反應。”
這種觀點，特別是和恐怖症有關的觀點，後來在弗洛伊德的許多作品中得到了更細緻的闡述——例如，在《壓抑》（1915d）和《論潛意識》（1915e）的心理玄學論文（標準版，第14卷，第155～157頁和第182～184頁）以及在《精神分析導論》第25講中。但是，只要堅持認為“現實的”神經症中的焦慮直接派生於力比多，就很難認為這兩種情況下的焦慮是相同的。只要放棄這種觀點，並且承認自動性焦慮（automatic anxiety）和作為信號的焦慮之間有新的區別，那麼，全部的情況便可弄明白了，不再有任何理由發現神經症焦慮和現實性焦慮（real anxiety）之間有一般的差別。
三、創傷性情境和危險性情境
把焦慮看作是對創傷的一種直接而自動的反應，以及把焦慮看作是接近這種創傷的危險的信號，儘管在稍早些時候的一些觀點中曾提到這種區別，但只是在最後一章才確定下來，這就給本書增加了困難。《精神分析新論》第32講的一個較新且簡短的說明，或許較容易理解。
自動性焦慮的基本決定因素是創傷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的出現。其實質是，自我在面對興奮的積累時體驗到一種無助感。無論興奮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這種無助感都無法得到解決（第137頁和第166頁2593）。“作為一種信號”的焦慮是自我對已出現的創傷性情境的威脅所做出的反應。這種威脅構成了一種危險性情境（danger situation）。內部的危險隨著生命期而變化，但它們卻具有共同的特點，就是說，它們包含著與被愛對象的分離或失去愛的對象，或者失去它的愛——這種失去或分離可以多種方式導致令人不滿的慾望的累積，從而導致某種孱弱無助的境地。雖然弗洛伊德以前並沒有把所有的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它們各自都有一段漫長的早期歷史。
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論焦慮的作品中，創傷性情境本身顯然被視為累積的和未被釋放的緊張狀態的直接派生物。在這裡提供的某些有關說明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的引文。例如，在下面提到的，“遭受一種不會停止的痛苦，或者體驗到一種不可能獲得滿足的本能需要的累積”可以比作是“由於釋放遭到阻止而引起的……心理上的興奮積累”，[摘自草稿E，弗洛伊德（1950a）]確實，在這個早期階段累積的興奮幾乎總被視為力比多的，但並非完全一成不變。後來在同一篇文稿中，有一句話指出，焦慮可能是“另一種內源性刺激——朝向呼吸的刺激——的一種累積的感覺……因此，焦慮可以在累積的一般身體緊張方面得到利用”。另外，在1895年的《科學心理學設計》（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第一節）中，弗洛伊德列舉了引起要求釋放的作為內源性刺激的主要需要——“飢餓、呼吸和性慾”，在後面的一段話中（第一部分第二節）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這種釋放“要求外部世界要發生改變（例如，提供營養或親近性對像）”。這一點“在早期階段人類有機體是不可能達到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外界的幫助”，兒童通過尖聲哭叫來引起這種幫助。在這裡弗洛伊德還對“人類最初的孱弱無助”做了評論。同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第一節同樣提到了必須“引起某個有幫助的人的注意”（這個人通常是一個渴望得到的對象），這是兒童渴望得到並感到憂傷的。這些段落似乎是對此處所描述的嬰兒失去了他母親的無助情境的一種早期暗示（第136～138頁），——這種情境在《性學三論》（1905d）的腳注中做了明確說明。本書中弗洛伊德把處於黑暗中的兒童焦慮的原因解釋為“由於失去了他所愛的某個人”（標準版，第7卷，第224頁）。
但是，這卻使我們提出了有關各種特殊危險的問題。這些危險在生命的不同時期易於加速形成某種創傷性情境。簡要地說，這些危險有：出生、失去作為一種對象的母親、失去陰莖、失去對象的愛、失去超我的愛。下一節探討的是出生的問題，以及我們剛才提到的早期所說的同母親分離的重要性。閹割的危險及其破壞性無疑是所有這些危險中最為人們所熟悉的。但是，值得回憶的是1923年《對“小漢斯”的分析》（1909b）中增補的一個腳注。在那裡，弗洛伊德反對把“閹割情結”這個名稱用於兒童必然會體驗到的其他各種分離（標準版，第10卷，第8頁注）。我們可以在這段話中看出關於焦慮概念的最早期的暗示，這是由於這裡所凸現出來的分離造成的。只是在最近弗洛伊德才注意到2594，對失去被愛對象的愛的危險的強調和女性性慾的特點有明確的聯繫。最後，失去超我愛的危險把我們帶回到長期以來就有爭論的罪疚感問題，這只是在《自我與本我》（1923b）出版之前不久才得到重新說明的。
四、作為一種信號的焦慮
當用來指一般意義上的不快樂時，這個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個很陳舊的概念。在他死後才出版的1895年撰寫的《科學心理學設計》（弗洛伊德，1950a）第二部分第六節中，對自我限制產生痛苦體驗的機制做了說明：“以這種方式釋放不快樂僅限於數量方面，它一開始是自我的一種信號，使正常的防禦得以施行。”同樣，在《釋夢》（1900a）中（標準版，第5卷，第602頁）又指出，思維的目的“是反思想活動中情感的發展限制到最小程度，達到作為一種信號來活動的要求”。在《論潛意識》中（1915e，標準版，第14卷，第183頁），這個觀點已經應用於焦慮了。在討論恐怖症中“替代性觀念”（substitutive ideas）的出現時，弗洛伊德寫道：“由於與替代性觀念的聯繫，在這個外部結構的任何一點上的興奮，均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焦慮的細微變化；此時它會被用作一種信號，以抑制……焦慮的進一步發展。”同樣，在《精神分析導論》第25講中也有一兩處把“焦慮期待”（anxious expectancy）狀態描述為提供一種信號，以阻止嚴重焦慮的爆發。沿著這一方向，作為信號的焦慮這一概念沒有多久在這些文章中得到了說明。或許可以說，在目前這本著作中，這個概念也是第一次作為“不快樂”的一種信號而引用進來的（第92頁），只是後來才被看作“焦慮”的信號。
五、焦慮與出生
現在尚存的一個問題是，決定焦慮得以表現的形式是什麼？弗洛伊德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曾討論過這一問題。最初（與他把焦慮視為轉換的力比多的觀點相一致），他把其症狀的最引人注目之處——呼吸困難和心悸——視為交媾活動的一些成分，在缺乏釋放興奮的正常手段的情況下，這些成分以孤立的和誇張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個說明將在前面提到的關於弗利斯的論文的草稿E中找到，其日期很可能是1894年6月；在論焦慮性神經症的第一篇論文（1895b）的第三節末尾也可找到；在關於《對“杜拉”的分析》（1905e[1901]）中再度提及，在那裡弗洛伊德寫道：“幾年以前我就認為，癔症和焦慮性神經症中出現的呼吸困難和心悸只是交媾活動的一些孤立的成分。”（標準版，第7卷，第80頁）還不太清楚所有這一切怎樣與弗洛伊德關於一般情緒表達的觀點保持一致的。似乎可以肯定，這些觀點歸根結底得之於達爾文。在《癔症研究》（1895d）中，他兩次引用達爾文關於這個主題的論著（達爾文，1872）。在第二次他曾回憶說，達爾文教導我們，情緒的表達“是由最初具有某種意義並且服務於某種目的行動組成的”。（標準版，第2卷，第181頁）在1909年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誕生之前的一次討論中，瓊斯在報告中談起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每一種情感……都只不過是一個事件的記憶恢復。”很久以後，在《精神分析導論》第25講中（1916～1917），弗洛伊德再次提到這種觀點，並且表示他相信，情感的“核心”是“重複某種特別重要的體驗”。他還回憶說，他早先對癔症攻擊所做的解釋（1909a，標準版，第9卷，第232頁）是幼兒期一些事件的復活，並對其結論做了補充：“癔症攻擊可能類似於某種新構成的個體情感，是對已成為一種遺傳的那種一般癔症的表現的一種正常情感。”他在本書中以幾乎同樣的術語重複了這一主張。
弗洛伊德早期對焦慮採取的形式做過（第93頁和第133頁）解釋，不論情感理論在這種解釋中起的作用是什麼，在他的新解釋中情感理論卻起著基本的作用，這種新的解釋顯然並沒有事先預告便在《釋夢》（標準版，第5卷，第400頁）第2版增補的一個腳注中出版了。在對子宮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討論的末尾，他繼續說道（並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這句話）：“另外，出生活動是焦慮的第一次體驗，因而是焦慮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該版本發表於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這種革命性的觀點在此時突然出現，其線索可以在下述事實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給斯泰克爾論焦慮狀態的書寫了一個序言（弗洛伊德，1908f）。確實，雖然斯泰克爾的書本身似乎明確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關於焦慮與交媾之間關係的理論，但這個序言卻不是這一新理論的最模糊的表露。不過，弗洛伊德的興趣必定無疑再次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了，也可能在當時一個舊的記憶又復活了他後來所描述的某個事件，這是在《精神分析導論》中他討論焦慮的過程中發生的。這個記憶是，當他還是個住院部的內科醫生時，另一位年輕醫生有意地作為一種滑稽軼事而告訴他，一個助產護士曾說過，出生與受到驚嚇之間有某種聯繫。這個記憶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約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這個演講中提到此事。很可能這是由於他讀了斯泰克爾這本書後受到了觸動，而於1908年引發了這個新理論的出處。此後，這個理論從未被放棄。在他關於愛情心理學的第一篇論文（1910h，標準版，第11卷，第173頁）中，他特別強調了此事。雖然這是在1910年才發表的，但據我們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學會的會議記錄中（引自瓊斯，1955，第494頁）就曾報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兒童是在出生活動本身中開始體驗其焦慮的。
1917年的演講之後，這個主題沉寂了數年，直到《自我與本我》（1923b）的倒數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現。在那裡弗洛伊德把出生說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慮狀態”。這使我們想起了蘭克《出生的創傷》一書的出版時間。弗洛伊德的這句話和蘭克的那本書之間的年代關係還不完全清楚。《自我與本我》出版於1923年4月。蘭克那本書的扉頁上寫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後一頁上寫有這樣的字“寫於1923年4月”，而且獻辭上寫著，這本書是1923年5月6日（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給弗洛伊德的。雖然厄內斯特·瓊斯（1957年，第60頁）特別指出，弗洛伊德在這本書於1923年12月發表之前未曾讀過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識到了蘭克觀點的一般思路（同上第61頁）。這無疑足以說明在《自我與本我》中涉及到出生這個問題的起因。
蘭克的書絕沒有採納弗洛伊德對焦慮採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釋。他論證說，以後所有焦慮的發作都是企圖“發洩”（abreacting）出生的創傷。他沿著類似的思路來說明所有的神經症，順便廢棄了俄狄浦斯情結，並基於出生創傷的克服提出一種改革了的治療技術。從弗洛伊德發表該書的參考文獻來看，他最初似乎是贊同蘭克的。2595但是，目前這本書卻表明，他對蘭克觀點最終持有完全反對的態度。正是他對蘭克觀點的這一拒絕，激勵他去重新考慮他自己的觀點。《抑制、症狀與焦慮》便是這種考慮的結果。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現象時，語言學的用法使我們能把症狀（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區分開，但又不過分強調這種區分。確實，要不是因為我們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觀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狀的表現、並很想知道箇中原因的話，我們很難設想有必要對兩者做出明確的區分。
這兩個概念並不處在同一水平。抑制與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聯繫。它不一定有病理學的含義。人們完全可以把對某種功能的正常限制稱為對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狀實際上指的是某種病理過程的表現。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種症狀。所以，當僅僅出現功能的降低時，根據語言學的用法，人們便使用抑制這個詞，當某種功能經歷了某種不同尋常的變化，或者當某種新的現象由此而產生時，便使用症狀一詞。我們是強調病理過程的積極方面、並稱其後果為症狀，還是強調其消極方面、並稱其後果為抑制，在很多情況下，這似乎是一件相當任意的事。但是，所有這一切確實沒有什麼意思，我們所說明的這個問題也不會使我們走得太遠。
既然抑制這個概念與功能概念如此緊密地聯繫著，那麼，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種功能，以便發現這些功能的任何障礙在每一種不同的神經症疾病中可以想見的形式，這可能是很有幫助的。我們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飲食功能、運動功能和職業功能為例，來進行一下這種比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於引起許多的障礙。大多數障礙表現出簡潔的抑制性特點，可歸入心理性無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類。性功能的正常活動只能表現為某種非常複雜的活動過程的結果，其障礙可以在其中任何時候出現。男人身上出現抑制的主要階段表現為：在這個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力比多的轉移（心理上的不快樂）；沒有為此做好生理準備（勃起不足）；性活動的簡略（早洩），它的產生同樣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種症狀；性活動在達到其自然結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現生理後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礙產生於依賴特殊條件（如性倒錯或戀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與焦慮之間存在聯繫是顯而易見的。有些抑制顯然代表某種功能的放棄，因為其活動會引發焦慮。許多女人公然聲稱害怕性功能。我們把這類焦慮劃歸為癔症，就像我們對厭惡的防禦症狀所做的那樣。它最初是作為對體驗到一種消極的性活動的反應，後來則表現為每當這種活動的觀念一出現，就產生這種反應。此外，許多強迫性活動結果卻是針對性經驗的一些預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徵。
這還是說得不夠明白。我們只能注意到，引發性功能障礙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轉移（這似乎最容易產生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屬於抑制的東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沒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會通過具備與此相關的條件而受到阻礙，或者通過轉向其他目的而發生變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產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過產生焦慮而立即受到阻礙；（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麼，隨後有可能產生一種抵禦它的反應，試圖挽回已經做過的事。
（二）營養的功能最能經常地受到厭食的阻礙，這是由於力比多的退縮所導致的。飲食慾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強迫飲食是由於害怕飢餓；但這是一個很少研究過的主題。我們認為嘔吐的症狀是對飲食的一種癔症性的防禦。由於焦慮而拒絕飲食，這是伴隨精神病狀態而產生的一種情況（中毒性幻覺）。
（三）在某種神經症情況下，運動往往受不願意走路或走路時虛弱無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種運動器官的癱瘓，或者說有一種特殊的器官功能將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獨有的特點是，由於引進了某些規定而使運動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困難，不遵守這些規定就會引起焦慮（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們經常在自己的治療工作中把它作為一種孤立的症狀來對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樂趣，或者變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繼續工作的話，他就會產生某些不良反應，如疲倦、眩暈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個癔症患者，那麼，由於器質性或功能性的癱瘓使他無法繼續工作，他將不得不放棄工作。如果他是一個強迫性神經症患者，他將永遠不能專心於他的工作，或者說，他將通過延誤和一再重複而把時間消耗在工作上。
我們的考察也可以擴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這樣做也不會學到更多的東西。因為我們不會透視到展示於我們面前的這些現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們不妨以這種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對於它的意思是什麼幾乎不留下疑問，並且說，抑制是限制某種自我功能的表現。這種限制本身可能源於非常不同的原因。我們都非常熟悉這種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機制，類似於支配它的某種一般的目的。
這種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較容易地識別出來。分析表明，當彈鋼琴、寫字或者走路之類的活動屬於神經症抑制時，這是因為發揮作用的身體器官——手指或腿——已變得過分強烈地性慾化了。人們業已發現這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如果某種器官的性意義增加，該器官的自我功能便會減少。如果允許我使用一個相當荒唐的類比，那麼，可以說，其行為就像是一個拒絕繼續做飯的女僕，因為他的主人已開始了與她談情說愛。只要設想到寫字（它使鋼筆水從筆管中流出，流到一張白紙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設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親的身體之上的一種象徵性的替代，那麼，寫字和走路就會發生中止，因為它們代表的是一種被禁止的性活動的表現。自我往往放棄這些位於其領域之內的功能，以防止採取新的壓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發生衝突。
顯然，還有一些抑制是服務於自我懲罰的目的。這種情況常常出現在職業活動的抑制中。人們不允許自我從事那些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會帶來成功和收穫，而這些事是嚴肅的超我禁止人們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們也放棄了，以避免與超我發生衝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則服從一種不同的簡單機制。當自我被捲入到某種特別困難的心理任務中時，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種可怕的情感壓制、在持續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時所發生的那樣，自我就會失去許多受其控制的能量，進而不得不立刻在許多方面削減其消耗。若處在投機商的情況下，他的錢已經和他的許多事業聯繫在一起了。我遇到過這種儘管是短命的、但卻是強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個有指導意義的例子。一個強迫性神經症患者，過去經常出現一種癱瘓性疲勞，每當有某件明顯使他發怒的事情出現時，這種病就會持續一天或數天。在這裡我們有一種看法，由此就應該能夠瞭解到一般抑制情況的特點，即抑鬱狀態，包括這些狀態的最嚴重形式——抑鬱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為一種預防措施而強行實施，亦可以作為能量枯竭的結果而產生；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發現，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於症狀，因為症狀不可能再被描述為發生在自我內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種過程了。
第二章
症狀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點早就得到了研究，並且，我希望它已經不容爭辯地被確定下來了。2596症狀是一種已經束之高閣的本能滿足的標記和一種替代物；它是壓抑過程的一種結果。當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絕與本我產生的某種本能貫注建立聯繫時，壓抑便從自我中產生。自我能夠借助於壓抑而保持這個觀念，這個觀念是那種不能成為意識的、應受指責的衝動的工具。分析表明，這種觀念常常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形成而繼續存在著。
迄今為止似乎一切都已經清楚了，但是我們很快便發現了一些尚未解決的難題。直到現在我們對壓抑中所發生的事情的說明，都非常強調這個排除在意識之外的觀點。2597但這卻使其他觀點無法明確下來。所引發的一個問題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並且尋求得到滿足的本能衝動發生了什麼情況呢？回答並不是直截了當的。正是由於壓抑過程，才使期待由滿足帶來的快樂被轉變成了不快樂。但是，由此我們便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本能的滿足怎麼能夠產生不快樂呢？我認為，如果我們致力於明確的說明，由於壓抑的結果，本我中有目的的興奮過程根本沒有出現，那麼，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發生了轉向。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處在壓抑之下的“情感轉換”問題也就消失不見了。2598同時，這種觀點意味著本我對自我的一種讓步，結果使得自我可以對本我中的過程施加一種非常廣泛的影響。我們將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麼方式才能形成這種令人驚訝的力量。
在我看來，自我是憑借它和知覺系統的密切聯繫而獲得這種影響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種聯繫構成了其本質，並且為自我與本我的區別提供了基礎。我們稱之為知覺意識（Pcpt.-Cs.）的這個系統的功能是和意識現象結合在一起的。2599它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獲得興奮，並且力圖借助於從這些方面獲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據快樂原則來指導心理事件的過程。我們很容易認為，自我是無力抵禦本我的；但是，當自我與本我中的本能過程相對立時，為了借助於那個幾乎全知全能的機構，即快樂原則，來獲得其對象，它只好發出一種“不快樂的信號”。2600為了暫時說明一下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引用另一個領域的例子。我們不妨設想，在一個國家裡有一個小宗派反對某項業已提出的措施，雖然這個措施的條文得到了群眾的支持，但這個佔少數的宗派卻控制著新聞出版業，並依靠它的幫助來操縱那個偉大的仲裁者，即“輿論”，從而成功地阻止這項措施通過。
但是，這種解釋暴露出一些新的問題。被用來發出不快樂信號的能量來自何處呢？在這裡有一個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針對某種不受歡迎的內部過程的防禦將以針對外部刺激的防禦為榜樣，自我沿著同樣的路線避開內外部的危險。在外部危險的情況下，有機體求助於逃避的企圖。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貫注從危險對象的知覺中撤出來；後來它發現，進行這種肌肉運動，將會使對危險對象的知覺即使在不拒絕覺察它的情況下也不可能覺察到，這倒是一個更好的計算——就是說，把自己從危險區域轉移出來是一個更好的計算。壓抑等同於這種逃避的企圖。自我把它的（前意識的）貫注從即將受到壓抑的本能代表2601那裡撤下來，並且把該貫注用於釋放不快樂（焦慮）這個目的。焦慮是怎樣隨著壓抑而產生的？這個問題可能並不那麼簡單；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堅持這種觀點，即自我是焦慮的實際所在地，並且放棄我們早期的觀點，即被壓抑衝動的貫注的實際所在地，並且放棄我們早期的觀點，即被壓抑衝動的貫注能量是自動轉換成焦慮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後者的意義上表達我的看法，那麼，我就是在進行一種現象學的描述，而不是對所發生的事情做一種心理玄學的說明。
這便給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從經濟學的觀點看，既然根據我們的假設，不快樂和焦慮只能由於貫注的增加而產生，那麼，僅僅是一個撤出和釋放的過程，例如前意識自我貫注的撤出，又怎麼能夠產生不快樂或焦慮呢？回答是，這個因果序列不應該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解釋。焦慮不是在壓抑中新創造出來的；它是根據一種已經存在的記憶意象而重新產生的一種情感狀態。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這種焦慮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們將離開純心理學領域而進入生理學領域。情感狀態在心靈中作為原始創傷經驗的沉澱物而被結合起來，並且，當類似的情況出現時，這些經驗作為記憶的符號而得到復活。2602我並不認為我把它們比作更近期的、個體獲得的癔症發作（hysterical attack），並把它們視為其正常原型是錯誤的。2603在人和高等動物中，出生的活動作為個體最初的焦慮體驗，賦予焦慮感某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但是，儘管承認這種聯繫，我們也一定不要過分強調它。但也不要忽略這個事實，生物學的必要性要求，某種危險情境應該具有情感象徵，以便使這種象徵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被創造出來。另外，我並不認為我們的下述假設是公正合理的：每當焦慮爆發時，像出生情境的重現這類事情就會在心靈中產生。我們甚至還不能確定，儘管癔症發作最初是這種創傷的再現，但它們是否永久保持該特點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們在治療工作中不得不處理的大多數壓抑都是後壓力（after-pressure）的情況。2604這些地方都預先假定這種更早期的、原始壓抑的活動，認為它們對較近期的情境有某種吸引力。對於壓抑的背景和初始階段我們還幾乎一無所知。有一種過高估計超我在壓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險。我們目前還不能說，是否由於超我的出現，才在原始壓抑和後壓力之間畫了一道分界線。不管怎麼說，焦慮最早期的爆發是非常緊張的，是在超我分化出來之前出現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壓抑產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過度的興奮和抵擋刺激的保護罩的破裂。2605
提到這種保護罩向我們發出警報，提醒我們壓抑是在兩種不同情境下出現的——即，當某種不需要的本能衝動被某種外部知覺喚起，以及當沒有任何這種刺激時它在內部產生時。我們將在後面再談這種差異。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內部本能需要時，這層保護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們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圖，我們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狀形成這個主題。症狀產生於壓抑發生有害影響時的某種本能衝動。如果自我通過利用不快樂的信號，獲得了全面壓抑本能衝動的對象，那麼，我們將無法得知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只能從必須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壓抑描述為失敗的那些情況中找出有關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情況一般說來就會是，儘管有壓抑，本能衝動仍然找到了某種替代；但這種替代經過了大量還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視為一種滿足。而當這種替代的衝動得以實施時，就不會有快感；相反，對它的實施具有某種強迫的性質。
當把某種滿足過程降低為症狀時，壓抑便進一步發揮其作用。如果有可能，這種替代過程就會通過運動而被阻止得到釋放；即便能做到這一點，這個過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體自己的身體發生變化上，而不允許接觸外部世界，絕對不允許把它轉化為行動。因為我們知道，在壓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現實的影響下活動的，因而它阻止替代過程對現實產生任何影響。
就像自我控制著向外部世界採取行動的道路一樣，它也控制著通往意識的通路。在壓抑中它發揮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約著本能衝動本身；另一方面制約著該衝動的（心理）代表。在這一點上人們會中肯地詢問，怎樣才能把對自我力量的這種認識同我在《自我與本我》中對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結合起來呢？在那本書裡，對於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賴關係，我繪了一張圖，並揭示了在涉及到這兩個方面時對它是怎樣無力而又憂懼，以及它以多麼大的努力試圖保持它對這兩者的優越性。2606這個觀點在精神分析文獻中得到了廣泛的響應。許多作者都非常強調自我在同本我的關係中十分虛弱，我們的理性成分在面對我們內部的這些惡魔般的力量時也十分虛弱；他們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傾向，要把我所說的話變成精神分析世界觀（Weltanschauung）的一個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學家具有關於壓抑在所有的人們身上發揮作用之方式的知識。從這些知識出發，他們將不會採納這種極端而又片面的觀點。
我必須承認我一點兒也不偏愛這種杜撰的世界觀。2607不妨將這些活動留給那些哲學家們，他們公開宣稱若沒有那種導遊手冊向他們提供關於每一個主體的信息，他們就不可能進行其人生的旅遊。讓我們謙卑地接受這種輕蔑吧！這些哲學家處在有其優勢需要的優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懷著這種輕蔑而看不起我們。但是，既然我們還不能放棄我們自戀的傲慢，我們便可從下述反思中獲得安慰。反思告訴我們，這種“生活手冊”很快就會過時，而且正是我們這種短視的、狹隘的和過分講究細節的研究迫使它們再以新的版本出現，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東西也不過是試圖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會教義回答手冊找到一個替代物。我們完全清楚，迄今為止科學對我們周圍的問題所做的說明有多麼微不足道。但是，無論哲學家們花費多大力氣，他們也不能改變這種情境。只有病人，通過堅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屬於某種確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漸導致某種改變。不覺天黑了仍在趕路的旅行者可能會在黑暗中唱著歌，否認他自己害怕；但儘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遠的路了。
第三章
讓我們再回到自我問題上來。2608這種明顯的矛盾狀態歸咎於我們做了過分嚴格的抽像，歸因於我們對於事實上非常複雜的事態，時而把注意力轉向這邊，時而把注意力轉向那邊。我認為，我們把自我同本我區別開來是合理的，因為對於採取這種步驟的必要性我們有一些考慮。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過是本我中特別分離出來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為這一部分本身和整體截然不同，或者在兩者之間出現了真正的分裂，那麼，自我的弱點就變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著與本我的聯繫，且不能與之分離，那麼，它就會表現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間的關係也同樣如此。在許多情況下兩者是結合的；當它們之間出現緊張或衝突時，一般說來我們能夠把它們區別開來。在壓抑中帶有決定性的事實是，自我是一個組織機構而本我則不是。確實，自我是本我組織上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把本我和自我描述為兩個對立的陣營，並假設，當自我試圖借壓抑來壓制本我的一部分時，那麼，本我的其餘部分就會來援救處於危險中的部分，並且同自我較量，那我們就大錯而特錯了。這可能就是常常發生的情況，但肯定不是壓抑中所發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說來，受到壓抑的本能衝動是孤立的。雖然壓抑的行動表現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無力、本我的各種不同的本能衝動怎樣不受影響，但對於由於壓抑作用而轉變成為症狀的心理過程來說，現在卻保留在自我的組織之外，並且獨立於它。我們確實可以說，不是這個過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這種治外法權般的同樣的優惠；每當它們與自我組織的一部分建立起聯想性的聯繫時，根本無法確定，它們將不會把那一部分拉到它們跟前，並且以犧牲自我來擴展它們自己。我們早就熟悉的一種類比是把症狀比作一種異物，它持續不斷地在它所置身的組織中發出刺激和反應。2609有時候則發生這種情況，針對某種不受歡迎的本能衝動而進行的防禦鬥爭，會隨著症狀的形成而結束。就我們所見，這種情況在癔症轉化中最為常見。但通常，後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壓抑行動之後緊跟著便是一連串令人厭煩的、沒完沒了的事，針對本能衝動的鬥爭延續為針對症狀的鬥爭。
在這場次要的防禦鬥爭中，自我以矛盾的表達方式表現出兩面性。它所採納的一條行為路線起源於這一事實，其本性強迫它確定必須把什麼視為企圖恢復或企圖調解。自我是一種組織。它建立的基礎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間有可能進行相互影響。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現出它起源於衝動的痕跡，這種衝動要求結合在一起並成為一個統一體。隨著自我力量的增長，這種結合的要求在比例上變得愈益強烈。因此，自我通過使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以某種方式把它們結合到自己身上，並且借助於這些結合把它們合併到其組織之中，竭力防止症狀分離出來成為不相容的東西。我們知道，這種傾向在形成某種症狀的活動中已經起作用了。這方面的一個經典的實例是那些癔症症狀，它們已經表現為在滿足的需要和懲罰的需要之問達成的一種妥協。2610這種症狀從一開始便參與到自我中，因為它們滿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們又代表著被壓抑的東西所佔據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組織中去的觀點。它們是一種有混合駐軍的邊防站2611（無論這些最初的癔症症狀在這些方面是否是建設性的，都值得我們非常仔細地加以考察）。現在自我的行為表現說明，它彷彿認識到症狀已經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盡力地接受這種情境，並盡可能地從中得到好處。它對症狀進行適應——對與它不相容的內部世界的這個方面進行適應——就像它在正常情況下對真實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樣，它總可以發現許多這樣做的機會。症狀的存在可以對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而且可利用症狀來滿足超我的某種要求，或者拒絕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種要求。症狀逐漸以這種方式成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們發現，提出自身（self）這個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來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結合，越來越成為自我必不可少的東西。圍繞著一個異物進行“治癒”的身體過程，所遵循的竟是這樣一種過程，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誇大對症狀進行這種次要適應的重要性，以及認為自我只是為了獲得好處才創造了症狀，其結果都是很危險的。這樣做，無異於是在說，一個在戰爭中腿受傷的人索性把腿弄掉，這樣他就可以靠撫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強迫性神經症和妄想狂中，症狀所依托的形式變得對自我非常有價值。因為症狀為此而獲得的將不是某些好處，而是一種自戀的滿足，否則連這種滿足也得不到。通過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為他特別愛清潔或者特別認真，強迫性神經症患者所建構的體系便以此來奉承他的自身之愛。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構給其敏銳的知覺力量和想像力量提供了一個他不可能輕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領域。
所有這一切便導致了我們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經症之後的“（繼發性）疾病獲益”2612（[secondary]gain from illness）。這種收穫可以幫助自我盡力把症狀結合進來，並增加症狀的穩固性。當分析者以後試圖幫助自我同症狀做鬥爭時，他會發現自我與症狀之間這些調解性的結果是在抵抗方面發揮作用的，而且它們的結合是不容易鬆動的。
自我針對症狀所採納的這兩條行為路線實際上是直接對立的。另一條路線在性質上是不太友好的，因為它繼續進行壓抑。但是，看起來我們不能譴責自我是不一致的。作為一種和平的傾向，它願意把症狀結合起來，使症狀成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煩就來自症狀本身。因為症狀作為被壓抑衝動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擔著被壓抑衝動的角色；它持續不斷地更新它想要獲得的滿足，因而又反過來強迫自我發出不愉快的信號，並使自己處於防禦姿態。
針對症狀進行的次要防禦鬥爭所採取的形式是多樣的。它在不同的領域進行鬥爭，並且利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我們不可能對此說得太多，除非我們探討了症狀形成的各種不同的例子。而當這樣做時，我們將有機會探討焦慮的問題——這是一個早就在背景中隱隱約約地出現過的問題。最明智的計劃是從癔症性神經症所引起的症狀開始。因為我們還沒開始考慮這些情況，強迫性神經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經症的症狀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讓我們先從一個患癔病性動物恐怖症的幼兒開始說起吧——例如“小漢斯”的病例（1909b），他對馬的恐懼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徵中無疑是很典型的。變得比較明顯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經症的具體病例中，只要我們處理的是抽像作用（abstraction），那麼，事態就比我們所設想的要複雜得多。需要花費一點時間去發現一個人的行為舉止，並確定這種被壓抑的衝動是什麼，它發現了什麼樣的替代性症狀以及尋求這種壓抑的動機來自何處。
“小漢斯”拒絕走到大街上去，因為他害怕馬。這就是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構成了這種症狀？這種恐懼是他本身固有的嗎？這是他為其恐懼所做的對象選擇嗎？這是他要放棄其活動自由嗎？或者說這只是這些情況的多種結合嗎？他所放棄的滿足是什麼？以及他為什麼必須放棄？
乍看起來，人們會傾向於認為，這種病例並不那麼含糊不清。“小漢斯”對馬的無法解釋的恐懼是症狀，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種抑制，是他的自我對自己施加的一種限制，以便不致於引起焦慮症狀。第二種看法顯然是正確的。在隨後所進行的討論中，我將不再關注這種抑制。但是，就我們所提到的這種症狀而言，表面上熟悉這種病例並不能對此做出真實的闡述。因為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對馬的一種模糊的恐懼，而是一種明確的恐懼心理，即馬要吃掉他。2613確實，這個觀念正力圖從意識中撤出來，用一種不明確的恐懼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慮及其對像仍然會出現。或許正是這種觀念才是其症狀的核心吧！
只有當我們對這個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並在分析治療過程中對此做了闡明，我們的研究才會取得進展。當時他正對其父親持一種妒忌和敵意的俄狄浦斯態度，但是，他又深切地愛他的父親——除非在他的母親是導致疏遠的原因時例外。這樣我們便從中發現了一種由於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導致的衝突：指向同一個人的有充分根據的愛和同樣合理的恨。“小漢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決這種衝突。這種由於矛盾心理而引發的衝突是很常見的，而且它們可能具有另一種典型的結果，在這兩種相衝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種得到極大的加強，另一種則消失不見了。得到一定程度誇張的並具有強迫性的情感與下述事實是相違背的：它並不是一種唯一地表現出來的情感，而是時刻警惕著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壓制，使我們能夠假設有一個過程在起作用，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借助於（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進行壓抑的過程。像“小漢斯”這樣的病例並沒有表現出這種反向作用的痕跡。由於矛盾心理而引起的衝突顯然具有各種不同的出路。
同時，我們還能明確地提出另一種觀點：“小漢斯”身上受到壓抑的本能衝動是針對其父親的一種敵對的衝動。這方面的證據是在對他的分析中獲得的，而關於咬人的馬的觀念是隨後發現的。他曾經看見一匹馬摔倒，他也曾看見一個遊戲夥伴從馬上摔下來受了傷，當時他正和夥伴一起騎在馬上玩耍。2614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論，他有一種願望衝動，希望他的父親像他的遊戲夥伴和馬那樣摔倒受傷。另外，他對有人會在某種情況下離去所持的態度2615，可能表明他毫不猶豫地表達了他希望父親靠邊站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相當於想親自把他的父親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說，相當於俄狄浦斯情結的殺人衝動。
迄今為止，在“小漢斯”被壓抑的本能衝動和我們猜想可以在他的馬恐怖症中發現的這一衝動的替代物之間似乎並沒有聯繫。我們不妨把幼兒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邊，從而簡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們不妨設想他是一個年輕的僕人，他和這一家的女主人相愛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愛的紀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這個男主人比他強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趕到一邊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報復他，並對他產生了恐懼——就像“小漢斯”形成了對馬的恐懼一樣——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們不能把屬於這種恐怖症的恐懼描述為症狀。如果“小漢斯”愛上了他的母親，並且表現出對其父親的恐懼，那麼，我們就沒有權利說他有神經症或恐懼症。他的情緒反應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為神經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馬來取代他的父親。因此，正是這種移置作用才有被稱為症狀的要求，順便說一句，正是這種移置作用才構成了可以選擇的機制，使由於矛盾心理而引發的衝突得到解決，而無須反向作用的幫助[參見前面第102頁]。這種移置作用是在“小漢斯”年齡很小的時候形成或受到促進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圖騰思想的痕跡仍然可以很輕易地得到復活。兒童還沒有認識到，或者不管怎麼說，還不能如此誇張地強調把人類同動物世界分離開來的鴻溝。2616在他們眼裡，大人是他們既恐懼又敬佩的對象，仍然屬於和大動物同樣的範疇，他們和大動物都有那麼多令人妒忌的屬性，但兒童卻被警告要防備這種大動物，因為它會變得很危險。我們發現，由於矛盾心理而引發的衝突並不是針對同一個人進行的：可以說是智取來的，即把兩個相衝突的衝動中的一個指向另一個作為替代對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對“小漢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卻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構成症狀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並不代表受到壓抑的（觀念內容的）本能衝動；它代表一個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當於對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種反應。如果“小漢斯”形成的不是對馬的恐懼，而是傾向於虐待它們和打它們，或者如果他以明確的話語表達了一種想要看到它們倒下或者受到傷害、甚至因驚厥而死（“把馬蹄並成一排”）2617的願望，那麼這就和我們的預期一致了。其實在對他的分析中確實出現了這種事，但這根本沒有處在他的神經症的顯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對他的父親而是對馬產生了這種敵意，作為他的主要症狀，我們就不應該說他患有神經症。不論我們對壓抑的看法，還是我們對症狀的定義，肯定有某種錯誤的東西。當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們感到震驚：如果“小漢斯”真的對馬採取那種行為，這就意味著，壓抑絲毫也沒有改變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擊性的本能衝動，而只是改變了它所指向的對象。
毫無疑問，在有些情況下，這就是壓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漢斯”的恐怖症時所發生的遠不止這些——從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還能猜到多少東西呢。
我們知道，“小漢斯”聲稱，他所害怕的是馬會咬他。現在，即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能夠瞭解到對於另一種動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況了。在這個例子中所害怕的動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親的意義。這個病人在他還是個孩子時——這是個俄羅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歲時才對他進行分析的——曾做過一個夢（其含義是在分析中揭示出來的），此後不久便形成了一種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懼，就像神話中的七隻小山羊那樣。2618在“小漢斯”的病例中，他的父親經常騎在馬上逗他玩2619，這個確定的事實無疑決定了他把馬選作他的焦慮動物。同樣，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這位俄國病人的父親在同他一起玩耍時，經常裝成是一隻狼，開玩笑地威脅要把他吞食掉。2620此後我又碰到了第三個例子。病人是個年輕的美國人，他來找我進行精神分析。確實，他並沒有形成一種動物恐怖症，但正是由於這種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於說明另外兩個病例。他還是個孩子時曾被一個兒童幻想故事引發了性興奮。有人給他大聲朗讀這個故事：有一個阿拉伯小偷追趕一個“賣姜餅的”人2621，想要吃掉他。這個美國人把自己與這個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認同，而把那個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當作父親的替代物。這便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礎。
被父親吞食的觀念是一個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話學中有我們所熟悉的類似的情況（例如關於克羅諾斯的神話），在動物王國裡也有類似的事。儘管有這樣的證據，但由於這個觀念對我們來說是如此不熟悉，我們仍很難相信它會在一個小孩子身上存在。我們既不知道這是否真的意味著它想要說的話，也無法理解這怎麼能成為恐怖症的主題。分析觀察提供必要的信息。這表明，被父親吞食的觀念以某種經歷退行衰減的形式，表達了一種希望在生殖器之愛的意義上得到他的愛的消極而又溫柔的衝動。對這個病例史2622的進一步研究無疑為這種解釋留下了更改的餘地。確實，當生殖器衝動用屬於接替的轉換階段的語言表達出來時，這個階段介於力比多的口腔組織和施虐癖組織之間，它決不會表現出具有溫柔目的的跡象。另外，究竟它只不過是一個用退行的表達方式來取代（心理）代表的問題呢，還是一個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衝動的真正的退行衰減的問題呢？這可是一點也不容易確定的。那個俄羅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確地支持第二種更嚴格的觀點，因為從那個決定性的夢開始，這個小男孩變得淘氣、惹人煩，並有施虐傾向，不久以後便形成了一種有規律的強迫性神經症。不管怎麼說，我們能夠看到，壓抑並不是自我能夠用來服務於防禦的目的、以抵禦不受歡迎的本能—衝動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進行了本能退行，那麼，這實際上比壓抑它造成的傷害更大。確實，有時候在強迫一種本能以這種方式退行之後，它會繼續壓抑這種本能。
關於“狼人”的病例和“小漢斯”的那個不太複雜的病例引發了許多進一步的思考。然而，我們已經得出了兩個未曾預料的發現。在這兩種恐怖症中被壓抑的本能衝動是針對父親的一種敵意的衝動，這可能是毫無疑問的。“人們也許會說，那種衝動被轉換成其對立面的過程壓抑了。2623病人不會對他的父親發動攻擊，倒有可能父親（以報復的形式）向病人發動攻擊。既然這種攻擊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植根於力比多的施虐階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減才能把它還原到口欲階段。這個階段雖然在“小漢斯”害怕被咬的恐懼中只是一種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懼中則明確表現出來。然而，除此之外，分析還表明，肯定還有另一種和屈從於壓抑的性質相反的本能衝動。這是一種指向父親的溫柔而又消極的衝動，已經到達了力比多組織的性器欲階段。就壓抑過程的最終結果而言，這種衝動似乎確實是兩者當中更重要的。它經歷了更深遠的退行，並對恐怖症的內容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追究某一種單一的本能壓抑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兩個過程有一種趨同現象。這兩種本能衝動已被壓抑所制服——對父親的施虐攻擊和對他的一種溫柔消極的態度——形成了一對對立面。另外，對“小漢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棄他對其母親充滿感情的對象貫注的作用，儘管他的恐怖症的實際內容並沒有表現出這種跡象。壓抑過程攻擊的幾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所有成分——他對其父親的敵意而又溫暖的衝動和他對其母親的溫情衝動。在我那位俄羅斯病人身上，這種事態不太明顯。
考慮到我們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於壓抑而導致的症狀形成的簡單病例，出於這一目的也只選擇了最早期的以及顯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經症，因此，上述這些說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歡迎且複雜化了。我們已經發現不只存在一種壓抑，而是有許多壓抑，還包括退行。或許我們對這兩個動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討——即“小漢斯”和“狼人”——增加了這種混亂，彷彿它們的性質相同似的。事實上，它們之間也表現出一些差異。只是針對“小漢斯”的病例，我們才可以明確地說，他的恐怖症所要應對的是俄狄浦斯情結的兩種主要的衝動——他對其父親的攻擊和他對其母親的過分喜愛。對他的父親毫無疑問也有一種溫柔的情感，這種情感在壓抑相反的情感中起著作用。但是，我們既不能證明它強烈到足以把壓抑施加給自己，也不能證明它以後便消失了。其實，“漢斯”似乎是一個具有所謂“積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們沒有發現的那些因素實際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們卻無法證明存在。即使是最詳盡無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數據上亦有漏洞，也不足為證。在那個俄羅斯人的病例中這種不足俯拾皆是。他對女性對象的態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誘姦2624的干擾，因此他那消極的、女性的方面便強烈地發展起來。對其狼夢的分析幾乎沒有發現對其父親的有意攻擊，但卻提供了明確無誤的證據，表明壓抑所制服的是他對其父親的消極溫情態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這些因素卻沒有得到證明。儘管這兩個病例有這些差異，幾乎形成了對立，但最終的後果——恐怖症——怎麼可能會大體相似呢？答案必須從另一個角度去找。我認為這可能在第二個事實中找到，這個事實是在我們比較簡略的考察中出現的。在我看來，在這兩個病例中我們可以檢測到行使壓抑的動機力量是什麼，能從這兩個孩子最後所遵循的發展路線證明我們對其性質的看法。這個動機力量在兩者當中是相同的。這便是對即將發生的閹割（castration）的恐懼。由於害怕被閹割，“小漢斯”放棄了對其父親的攻擊。他對一匹馬會咬他所產生的恐懼能夠毫不費力地提供這種恐懼的全部意義，即馬會咬掉他的生殖器，會閹割他。但是，也正是從害怕被閹割的恐懼中，這個俄羅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親的愛的願望撤下來，因為他認為，這種關係預示著要犧牲他的生殖器——這是一個使他與女性區別開來的器官。我們發現，俄狄浦斯情結的這兩種形式，正常而積極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過閹割情結而遭到不幸。那個俄羅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慮觀念確實不包含閹割的暗示，因為它所經歷的口欲期退行使之過分遠離性器欲階段。但是，對他的夢進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證據成為多餘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對閹割的任何提示，這是壓抑取得的勝利。
因此，我們便獲得了出乎意料的發現：在這兩個病人身上，壓抑的動機力量出於對閹割的恐懼。包含在他們的焦慮中的觀念——被馬咬和被狼吞食——是對其父親閹割這一觀念的歪曲替代。這是一種受到了壓抑的觀念。在俄羅斯小男孩身上，這個觀念表達了一種面對其男性反抗時不繼續存在的願望；在“小漢斯”身上則表達了他的一種使其攻擊性轉變成其對立面的反應。但是，作為恐怖症實質的焦慮情感不是來自壓抑過程，亦不是來自被壓抑衝動的力比多貫注，而是來自行使壓抑的機構本身。屬於動物恐怖症的焦慮是一種未經轉換的對閹割的恐懼。所以，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恐懼2625，是對實際上即將發生的或者被判斷為真實的危險的恐懼。它是產生壓抑的焦慮，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樣是產生焦慮的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