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許多社會行為是受我們認為他人將可能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所調節的。他們會想什麼？他們會做什麼？我們準確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決定了我們的決策質量和人際關係策略的有效性。那麼，我們在評估同伴們可能的態度、信念和習慣的方面做得如何呢？我們在根據他人過去的行為預測其將來行為方面做得如何呢？這一章將著重解決這些問題。
本章的第一部分，我檢驗了我們評估各種態度、規範和行為的普遍性的能力。我關注一些系統性偏差，它們影響了我們判斷有多少人會與我們做出同樣反應，使我們有時誇大、有時又低估了其他人像我們一樣行事的程度。我也指出，我們仍然能夠相當精確地估計各種反應在人群中的分佈情況。
在下一個部分，我檢驗了我們評估他人的性格，以及根據過去的行為預測他人將來行為的能力。我首先回顧的一些證據表明，人的友善、誠實或其他人格特質在不同情境間令人吃驚地表現出很少的一致性。我認為，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傾向於認為行為比實際情況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可預測性。結果，當我們觀察他人行為時，容易輕率地對他人的基本人格下結論，我們對於自己在不同情境下預測他人行為的能力顯得過於自信了。
有關特性在人群中的普遍性和分佈情況的知識
你知道有多大比例的大學生贊成女性權利平等嗎？有多大比例的大學生經常感到壓抑？你知道大學生醉酒的普遍性程度如何嗎？大多數學生對校園飲酒規範的感受如何？如果你向同伴提出一個小請求，你能預測同伴會如何反應嗎？我們常常運用對他人思想、感受和行為的想法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如果你計劃為你的朋友們舉行一個晚會，就要考慮你必須運用哪些社會知識。你的朋友喜歡哪些音樂？他們會吃多少東西？他們會喝多少酒和飲料？你希望他們什麼時候到？他們會待到多晚？你對他們價值觀和觀點的想法也會影響你在晚會上的舉止。如果你喝得太多，他們會如何看你？哪些笑話會引他們發笑，哪些會冒犯他們？如果你當眾親吻你的情侶，他們會如何反應？
我們對這些問題回答得如何呢？一些研究檢驗了人們有關他人特性方面知識的精確性。在討論這個研究時，我會首先描述我們在評價他人特性時出現的一些系統偏差。然後，在考慮到這些偏差的情況下，我會討論我們的總體精確性。
虛假共識
設想一下，你選修的心理學導論課程要求你參與幾個實驗。為了達到這個要求，你報名參加了一個關於溝通技巧的研究。當你到達指定地點時，實驗者解釋說，這個研究探討的是人們對掛在身上的廣告牌所呈現的信息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要求你掛一個有“Repent”符號的廣告牌圍繞校園走30分鐘並記錄人們的反應。實驗者告訴你，如果你不願意這麼做，你仍然能獲得實驗的學分，但你會錯過一次有趣的經歷和給實驗者提供幫忙的機會。
你會選擇掛上這個廣告牌，還是退出這個實驗呢？你估計你同學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會選擇掛上這個廣告牌呢？
當Lee Ross及其同事讓斯坦福大學的學生真正處在這種情境時，大約一半的人同意掛這個廣告牌，一半的人會拒絕（Ross，Greene，& House，1977）。更有趣的是，參與者對其他人可能反應的估計依賴於他們自己的選擇：那些同意掛廣告牌的學生估計會有63%的同學同意掛廣告牌，而那些不同意掛廣告牌的學生則估計只會有23%的同學會同意掛它。Ross 及其同事稱這種現象為虛假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人們自己的選擇、態度或想法會使得他們對他人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做估計時出現偏差，導致他們認為自己的反應相對來說是常見的，而其他的反應是不常見的，這樣就出現了虛假共識效應。當那些作出了某種選擇的人認為這種選擇比人們作出相反選擇更常見時，虛假共識就表現出來。
研究已經表明，虛假共識影響了人們對一些選擇、態度或行為的普遍性的估計，使其估計出現偏差，這已經在日常習慣、愛好、人格特質和政治觀點等不同領域得到了檢驗。例如，喜歡白色麵包的人比那些喜歡褐色麵包的人認為有更多的人會選擇白色麵包而不是褐色麵包。樂觀者比悲觀者認為樂觀主義更普遍。那些偏愛共和黨候選人的美國人比偏愛民主黨候選人的美國人認為支持共和黨的人更普遍。那些支持縮減公共開支的人比反對這樣做的人認為會有更多的人支持縮減開支（Krueger，1998；Marks & Miller，1987；Mullen et al.，1985）。
虛假共識是一種相對的效應，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你不是因為相信自己所屬的群體是大多數才表現出這種虛假共識。例如，如果你是屬於那些喜歡歐洲戲劇甚於美國喜劇的少數派，你已經認識到自己屬於少數派，並且估計只有20%的電影愛好者和你一樣對歐洲戲劇有共同的偏愛。不過，你對喜歡歐洲戲劇人數的估計仍然比那些喜歡美國喜劇人的估計要高，他們估計只有10%的人會喜歡歐洲戲劇。而且即使你沒有過高估計與你有相同愛好者的比例（相對於實際比例），虛假共識也可能存在。繼續以電影為例，即使偏愛歐洲戲劇的人數的實際比例是30%，上述的一系列判斷也反映了虛假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歐洲戲劇的愛好者（他們估計人群中有20%的人與他們有相同的愛好）低估了喜歡歐洲戲劇的人數的實際比例，但他們對喜愛歐洲戲劇人數的估計與那些偏愛美國戲劇人的估計（他們認為只有10%的會喜歡歐洲戲劇）相比仍然要高。這一系列的判斷被看做是虛假共識的例子，因為虛假共識被定義為，具有不同觀點的人之間估計的差異，或自己的觀點與自己對他人觀點的估計之間存在正相關。
為什麼我們會出現虛假共識效應呢？許多因素的聯合作用使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和偏好的估計出現了偏差（Gilovich，1991；Marks & Miller，1987）。我們自己的反應和對他人反應的估計之間相關的一個原因是，當我們對其他人的反應一無所知時，會很理智地把自己的估計建立在一個自己熟悉的個體，即我們的自我之上（Dawes，1989）。不過，這種虛假的共識效應不可能只是由於從我們自己的反應作出推論。當我們熟悉許多其他個體的反應時，也會表現出這種虛假共識，因為我們能夠得到的樣本可能是有偏差的；我們可能只熟悉那些和我們一樣的人，即所謂人以群分。共和黨人喜歡與共和黨人交往，虔誠的宗教徒在教堂裡尋找志同道合的人。當我們對各種不同反應的普遍性做出估計時，經常利用的是啟發策略，把自己的估計建立在那些能夠容易想起的各種反應的例子的基礎之上（Kahneman & Tversky，1973，見第3章）。事實上，與我們反應相似的人更容易出現在我們的頭腦中，結果導致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反應的普遍性。可利用的啟發策略對虛假共識效應的產生起著關鍵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以下研究成果的支持：人們對吸煙普遍性的推測與他們所知道的吸煙人數的多少有關，一個人瞭解的吸煙者越多，就越相信吸煙是普遍的（Sherman et al.，1983）。
動機可能也對虛假的共識起了作用。如果我相信許多人與自己有相同的反應和觀點，我會對自己的反應和觀點感覺更好。這種動機在我們剛經歷過失敗的時候會特別強烈——如果許多其他人也經歷了類似的失敗，我的失敗看起來就不那麼讓人覺得丟臉。確實，緊隨著這次失敗的經歷，人們更可能表現出虛假共識效應（Sherman，Presson，& Chassin，1984）。
我們表現出虛假共識的程度也依賴於我們如何看待選擇背後的理由。如果我們相信自己的反應是由外部力量控制的，就會特別期望他人也像自己一樣，因為我們認為他們也是受相同的力量調控的。但是，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反應是由於個人獨特的個性，就不太會預期他人會像我們一樣反應。確實有研究表明，當要求人們對其他人的選擇進行估計時，對於那些他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選項的不同特徵才可以做出的選擇（如選擇Exxon的股票還是IBM的股票）所做的選擇，比那些他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個人的特徵和特性所做出的選擇（例如，是看體操、賽車還是看田徑）表現出更大的虛假共識。當我們認為自己的選擇是受情境中強有力的因素所支配時，我們預期其他人也會屈服於同樣的壓力，做出與我們相同的選擇（Giliovich，Jennings，& Jennings 1983）。
虛假共識的另一原因是，我們經常被要求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去解釋問題。如果沒有意識到對同樣的問題可以有多種解釋，意識不到其他人的解釋可能與我們的解釋是不同的，我們就會誇大他人像我們一樣作出反應的程度。例如，當問你是否對美國喜劇比對歐洲戲劇更喜歡時，在你的心裡可能出現的是在詼諧經典的美國喜劇如由伍迪·艾倫導演的《安妮·霍爾》和晦澀難懂的超現實主義的歐洲文藝片之間進行選擇。不僅你自己會投票給《安妮·霍爾》，你也會期望更多的人做出同樣的選擇。你可能沒有意識到，其他人對同樣的問題會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有人會認為美國喜劇內容空洞乏味，如《監獄也瘋狂》； 而歐洲戲劇古典高雅，如《偷自行車的人》。如果在心裡出現這些解釋，你可能就會選擇站在歐洲戲劇這一邊。因此，產生虛假共識是因為不同的人對相同的選擇有不同的解釋。人們並沒有成功地認識到這一事實，在估計其他人可能的反應時也沒有考慮到它。與這種觀點一致，Gilovich（1990）發現，當要求參與者在兩個定義廣泛、有多種解釋的範疇之間作出選擇（如美國小吃和歐洲小吃）時，比要求參與者在那些留很少空間作進一步解釋的範疇的特殊例子（比如蘋果派和巧克力甜點）之間進行選擇時，會表現出更多的虛假共識。不過，關於虛假共識中不同解釋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推測性的，因為Gilovich後續的兩個研究中，那些選擇給予特殊解釋的參與者就像那些給予更一般選擇範疇的參與者一樣，表現出同樣的虛假共識（Gilovich，1990）。
總之，許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產生虛假共識。我們的推理啟發策略、因果關係理論、動機以及獨特的解釋都會影響到我們判斷他人是否會像我們一樣作出同樣反應。當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因素對估計他人的反應所產生的影響時，這種傾向會更加嚴重。最終結果就是，我們經常誇大他人持有與自己相同觀點的可能性，並且相信自己的觀點比他人所持的不同觀點更加普遍。不過，在一些環境中，我們也會表現出相反的傾向，誇大自己的獨特性，就像下面所討論的一樣。
人眾無知
設想一下，你在教室裡聽一堂課，你正因為沒明白這堂課講的內容而感到困惑和混亂，這時，教授停下來問同學們是否有什麼問題。想到你可能因為提問而被認為是愚蠢的，那樣會使你感到羞辱，你就沒有吭聲。當你環顧整個教室時，發現其他同學中也沒有任何人提問。他們都看上去自信而平靜，沒有一個人舉手。此時，你會認為自己是唯一沒聽懂這堂課的人。這個結論是奇怪的。你的行為和其他人的行為完全一樣，只是你的解釋不同：你認為自己保持沉默是因為你羞於表現出自己一點都沒聽懂，而你推測其他人沉默是因為他們聽懂了這堂課，不需要進一步澄清。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推理，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境，即沒有任何一個人聽懂這堂課，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唯一經歷了這種困難的人。這種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樣，具有一些不想為人所知反應的現象被稱為人眾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
術語“人眾無知”是由Floyd Allport（1933）提出來的，描述的是這樣一種情境：幾乎每個人私下都拒絕一個群體規範，但卻認為大多數其他成員會接受它。在一個早期關於人眾無知的例子中，一個衛理會教徒認為，大多數其他的成員都贊成教會禁止打牌、吸煙和喝酒的禁律。但是，事實上，大多數成員私下在自己家裡都拒絕這些禁律，都會從事這些被禁止的行為（Schanck，1932）。人眾無知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形成，是因為成員的公眾行為並沒有反映出他們私下的態度。在公開的場合，他們表現出對這些禁律的強有力的支持。儘管每個成員都意識到，他自己公開地支持這些規範是由於害怕否定和拒絕，但每個人都認為，其他人表達出對這些規範的支持是因為他們真正支持它們。
就像上面的一些例子所闡明的，當人們公開的行為並沒有反映其真實的態度時，就為人眾無知提供了舞台。這種公開和私下反應的不匹配會產生人眾無知，儘管事實上人們公開的行為完全相同，但他們認為自己私下的行為與其他人是不同的。 例如，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由於害怕被拒絕或遭遇尷尬而產生的，而認為他人完全相同的行為反映了其真實的態度和看法。甚至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掩飾了自己真實的情感，他們仍然會從表面去考慮其他人完全相同的行為。
為什麼我們會把自己和他人完全相同的行為歸因於不同的原因呢？我們這麼做可能只是因為並沒有認識到其他人也有和我們自己一樣，有一種感到害怕和尷尬的傾向；我們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害怕和不安全感，而對他人的害怕和不安全感卻缺乏證據。在我們設法掩飾這種恐懼使它不為人所知時，這種情況特別容易出現。而且，即使我們意識到別人的恐懼，我們也可能沒有意識到造成這些恐懼的強有力的動機因素。例如，我們可能錯誤地認為，其他學生需要理解教授所講內容，這會戰勝因暴露他們沒有理解時所帶來的恐懼感（Miller & McFarland，1987；Miller & Prentice，1994；Prentice & Miller，1996）。
人眾無知可能是旁觀者在有他人在場的情況下面對緊急情況時較少採取干預行動的一個原因。當遇見一個處於危險中的人或面臨一個潛在危險事件發生時，如房間裡冒煙，有他人在場時與只有一個人時相比，人們更少伸出援手或採取阻止危險發生的行動（Latane & Darley，1970）。當這類緊急情況發生時，儘管他們內心感到慌亂和恐懼，但外表看起來卻平靜和鎮定自若。其他人只是從表面來理解這種平靜的外表，因此認為沒有人會特別關注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由於這種方式，緊急情境導致了對他人真實反應和對情境解釋時出現人眾無知的情況。一群正在體驗內心折磨的人會認為，其他人壓根就沒有關心自己的理由。因此，每個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感來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接受了大多數人對現狀的理解和解釋，或因為他們害怕被看做愚蠢的人、成為嘲笑的對象而感到恐懼和恐慌。在有關信仰、觀點和價值觀的問題中，都有許多關於人眾無知的記錄（Miller & Mcfarland，1991；Miller & Prentice，1994；Miller & Prentice，1996）。人眾無知會出現在緊急情況下由陌生人形成的短暫群體中，出現在那些彼此間有很好瞭解的個體形成的密切聯繫的群體中以及更大的組織如大學的成員中，甚至整個社會中。例如，不同的研究表明，監獄裡的看守人員認為其他看守人員比自己更強烈地贊成更嚴格的紀律；一所盛行自由主義的著名大學的學生（Vassar &
Circa，1972）認為，這所大學裡的其他學生比自己更加自由主義；隨著民權運動在美國獲得力量，美國白人認為其他白人比他們自己更支持種族隔離（Miller &
McFarland，1991）。人眾無知最令人煩惱的一面是，它會導致人們普遍遵從那些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的規範。當規範是親社會的、代表高尚的道德境界時，還不必太擔心。但人眾無知也會導致人們去遵奉一些反社會的、危險的規範。例如，一個關於青少年違法者的研究表明，這些違法者私底下也對自己的反社會行為感到不安，但又不願意向別人表達這些感受（Matza，1964）。沒有人願意在那些看起來“堅強的”同伴面前表現得像個“膽小鬼”，這些男孩們從事一些實際上沒有人感到舒服的損害他人的行為。由Deborah Prentice和Dale Miller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證明，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對校園裡盛行的飲酒規範的接受上也存在類似的人眾無知（Prentice &
Miller，1993）。飲酒長期以來是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在校園社會生活的中心——飲食俱樂部，全天候供應酒精飲料，它選擇和吸納新成員時依據的也是喝酒遊戲。與美國其他主要地區相比，普林斯頓校友會的酒精飲料消費水平僅次於印第安納波利斯而排名第二（Prentice & Miller，1993）。普林斯頓的規範和許多其他北美大學一樣是很清楚的：飲酒對於社會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人如果想完全加入到校園社會活動中去，就必須要適應它。同時，學生不得不注意到由過度飲酒而引發的問題。酒精中毒或酒後事故導致的學生死亡事件引起了全國媒體的廣泛關注。例如，1997年，在麻省理工大學、弗吉尼亞大學、路易斯安那州大學以及其他幾所大學的校園裡或大學生聯誼會上，都發生過學生因飲酒過度致死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事件（高等教育年鑒，1998.1.4）。差不多每個週末，都有許多校園報紙報道學生由於酒精中毒或與酒精有關的傷害被送進急診室的事件。許多學生也無疑目睹過或親身經歷過一些事件，由於過度飲酒而導致不當行為、記憶喪失、疾病或受傷以及學業成績下降。所有這些都導致Prentice和Miller認為，普林斯頓大學的飲酒規範為人眾無知提供了絕佳的情境：每個學生自己私下都對這種在校園內得到強有力贊成的飲酒規範感到懷疑和擔憂，但卻沒有認識到其他人也對此感到同樣的擔憂。情況確實如此。當要求大學生評價自己和其他普林斯頓大學生對在普林斯頓校園飲酒習慣是否能接受時，他們的反應表現出這種人眾無知：學生們認為自己不如其他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能接受該校的這種飲酒習慣（Prentice & Miller，1993）。
那麼，很清楚，學生自己對飲酒的感受和他們對同伴如何感受的看法之間存在差距。隨著學生們對他們的同伴和學校越來越熟悉，飲酒的經歷越來越多，這種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如何變化呢？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學生會逐漸接受他們認為其他人都贊成的規範，他們私下的看法會轉向於知覺到的規範。學生們仍然敏感地意識到過度飲酒的有害效果，也會堅持自己比其他人對飲酒的規範感到更不舒適的觀點。他們私下的這種感受與他們對他人感受的看法之間的差距可能會持續，這會使他們體驗到與群體越來越大的疏遠。為了檢驗這些可能性，Prentice和Miller對普林斯頓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進行了兩次調查：一次是在9月，他們暑假結束後剛返校，對規範和其他同學的行為還很少接觸；然後是在12月，他們在學校生活了幾個月以後。在這兩次調查中，都詢問學生自己和普林斯頓其他學生對校園裡學生飲酒習慣感到舒適的程度。
在這個學期初即9月份，男生和女生都表現出對他們同伴感受的人眾無知，如表9.1所示。兩個群體都認為他們自己與其他普林斯頓的學生相比，對於校園飲酒的習慣感到更不舒適。不過，男生和女生對自己的感受和對其他同學感受看法之間的差距有不同的反應。到了12月份，男生的態度已經與知覺的規範相一致；他們對喝酒習慣的接受程度增加，對自己的感受和對其他同學感覺的看法之間沒有任何差距。總之，男生在9月份持有的對自己同學感受的錯誤假設，到了12月份時已經變成了現實。與此相反，女大學生並沒有內化這種規範。即使到了12月份，她們自己的感受和她們對自己同學感受的看法之間仍然存在差距。
表9.1 學生對自己和一般學生關於校園飲酒規範的接受程度
資料來源：Prentice & Miller (1993, 表3, p.248).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註：高數字表明更舒適。
很難弄清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的男生和女生對他們私下的感受和他們理解的規範之間的差距反應不同。一種可能是，一般來說男生更容易屈從於一致性壓力，特別是更容易屈從於飲酒這方面的壓力。飲酒在男性文化中比女性文化處於更核心的地位，或者認識到普林斯頓長期以來是由男性主宰的高校，飲酒在普林斯頓對男性來說比女性更為重要（Prentice & Miller，1993）。儘管存在差異，男生和女生的反應都具有潛在的不良後果。男性最終接受了具有潛在危險的規範，儘管他們開始時對這些規範感到不舒適。而女生則相信她們自己的感受偏離了這個規範，可能會逐漸遭受排斥。事實上，一個後續的研究表明，個人偏離群體的看法可能導致疏離，促進對群體的不認同。那些察覺到在有關飲酒問題上自己的感受與其他一般學生在這個問題上感受之間存在差距的學生，與那些沒有察覺到這類差距的學生相比，更不認同普林斯頓大學。他們預期畢業之後會很少參加普林斯頓的聯誼會（Prentice & Miller，1993）。
設想你是大學裡的一名學生，在那裡飲酒支配著社會生活。你自己對校園裡這種贊成飲酒的規範感到很不舒適，但你不願意表達這種感受，因為你認為大多數其他的同學比你對這些規範感到更舒適。同時，你為了避免被嘲笑和被孤立而不得不去喝超過自己承受量的酒。一次關於人眾無知的講座中講到，大多數學生私下都對這些規範也感到不舒適，但沒有認識到其他人也會同樣感到不舒適，你想你會受這次講座的影響嗎？知道這些，你會有被解放的感覺嗎？你現在能按自己感到舒適的樣子自由地少喝些酒嗎？
在設計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研究中，普林斯頓的學生在他們進入校園的第一周被安排參加有關飲酒的兩個會議中的一個（Schroeder & Prentice，1995；Prentice & Miller，1996）。其中一個會議的討論集中在人眾無知上。向參與者呈現一些有關學生自己對於飲酒舒適度和他們對其他同學對飲酒舒適度的看法之間差距的數據，要求他們討論這種對他人態度錯誤知覺的可能後果。另一組作為控制組，也是討論飲酒的問題，但他們的討論集中在個體如何對飲酒作出負責任的決策；他們對有關這個問題的人眾無知一無所知。4至6個月之後，要求所有的參與者報告他們在上一周以及在某個有代表性的一周中的飲酒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消除人眾無知對飲酒有顯著影響：參加了關於飲酒態度人眾無知討論的學生每週飲酒量比參加控制組討論的學生報告的每週飲酒量明顯要少。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出現這種結果至少部分是因為那些已經知曉人眾無知的學生在過度飲酒方面感受到較少的社會壓力。
總之，在許多情境下，我們公開的行為歪曲了我們私下的觀點。在這類情境中，我們可能忽略了其他人與我們具有相同感受的事實，認為其他人接受了我們個人抵制的規範，我們可能會變得更不願意表達自己私下的觀點，擔心當眾出醜和受到社會排斥。如果每個人都像自己一樣行事，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認識到其他人的行為也是受相同的恐懼不安所驅使的，人眾無知就會持續存在。這會導致實際上很不受歡迎的規範和行為持續下去。不過，這種狀況依賴於我們是否仍然不瞭解其他人的真實態度。一旦我們意識到其他人的真實感受，就不會再有壓力去遵從這種實際上無人真正贊同的規範。這種分析表明，公眾觀點的民意調查已成為現代民主的核心，它對減少人眾無知和阻止人們去遵守那些事實上不受歡迎的規範具有重要的作用。
虛假共識與人眾無知
從表面上看，人眾無知是指我們低估了其他人與我們享有共同的觀點，看上去似乎與虛假共識相矛盾，後者是指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的觀點比人們所持有的相反觀點得到更多的支持。不過，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種衝突只是表面的。同時具有人眾無知和虛假共識是很可能的。這是因為虛假共識只是一種相對效應，它出現在持一種特定的態度的人認為這種態度比人們所持的相反態度更普遍，而人眾無知是一種絕對效應，它發生在人們認為自己的態度比實際情況更不普遍。例如，那些對飲酒感到不舒適的學生比那些感到舒適的學生可能相信這種不舒適更為普遍，這就是虛假共識效應。同時，那些對飲酒感到不舒適的學生可能低估了對飲酒實際上感到不舒適的普遍程度，這就是人眾無知的一個例子。確實，有關學生對於飲酒的舒適度的研究也揭示出虛假共識（Prentice & Miller，1993）。
不過，也存在這樣的情況，那些促進人眾無知的因素有時也會削弱虛假共識。即使我們的行為與其他人的行為完全相同，但我們把它歸因於不同的原因時，人眾無知也會出現。當我們把自己的行為歸因於難堪，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更可能受這類難堪驅使時，這種有分歧的歸因就非常有可能出現（Miller & McFarland，1991）。回想一下，當我們把自己的行為歸因於相對獨特的個人原因時，虛假共識最不可能出現（Gilovich et al.，1983）。因此，在一個人把自己的反應歸因於相對獨特的不安全的情境時，特別可能產生虛假的獨特性，而特別不可能產生虛假共識。
有關虛假共識和人眾無知的研究集中揭示了我們對他人感受和行為的觀點方面的錯誤和偏差，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這類錯誤和偏見是普遍存在的。它是我們完全不瞭解其他人反應的結果嗎？我們對他人的態度、行為和價值觀的看法有哪些是真實的呢？有關虛假共識和人眾無知的研究是為覺察偏差和錯誤而設計的；從任何方面來看，當評估人們在廣泛領域的反應時，它們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如何校準的方法。其他研究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下面我們對此加以討論。
社會分佈的知識
如果想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世界中發揮有效作用，我們就必須具有一些關於重要觀點、價值觀和行為方面的知識。如果我們希望遵守已被認可的行為規範，避免冒犯他人，必須對有代表性的人的價值觀和信念有所瞭解。這類知識對於推論個體反應的意義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你瞭解美國和加拿大公眾對衛生保健的典型態度，你就會明白支持社會化醫療的美國人會持激進的觀點，而表示同樣支持的加拿大人卻會持主流的觀點。儘管他們的態度完全相同，你卻會因此去推論這個美國人是個革命者，而加拿大人是個墨守成規者。
我們在計劃自己的社會活動時，也需要瞭解行為和態度在可能的反應範圍內是如何分佈的。當我們提出一個新的倡議時，不僅需要瞭解一般人會對它如何反應，而且需要瞭解有多少人會強烈地支持它，有多少人會強烈地反對它。當你遇見某個行為和態度偏離規範的人時，如果你也知道他或她是某個具有相當人數的少數派中的一員，或只是一個偏離者，你就能夠更好地瞭解這個人。
為了評價人們有關社會分佈知識的準確性，Richard Nisbett和我詢問了密西根大學的學生關於一系列態度和行為在自己同學中的分佈情況的看法（Nisbett & Kunda，1985）。要求參與者想像一下，他們的100位同學需要報告自己對以下事物的喜歡程度，如麥當勞的漢堡包、沙特阿拉伯人、電影 《星球大戰》和道德多數派；他們對目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學生的藥物濫用、人工流產、前總統裡根的表現 ；他們一些行為出現的頻率，如參加宗教服務、聽音樂會、打網球、飲酒和感到憂鬱。給每個參與者一張以下的量表：
對於每個項目，要求參與者在相應的量表上表明這100個學生可能作出反應的分佈情況，也就是指出，在這100人中有多少人會選擇各個選項。從這些估計的分佈情況，我們能夠計算出每位參與者對一般反應和反應可變性的看法，我們能夠評估每位參與者對每一類分佈狀況的看法。還要求參與者表明自己對於這些項目的反應。通過這些，我們能夠評價一些觀點和行為的實際分佈情況。
這些參與者估計的準確性如何呢？我們發現，儘管存在一些系統誤差，學生們能夠相當好地對他們同學的一般反應以及對這些反應的分佈進行校準（見圖9.1）。當每個參與者對於每個項目的平均反應的估計與實際的平均數相關時，在所有項目中平均的相關都是中度到高度的正相關，範圍從0.42到0.73。例如，參與者正確地認識到，他們的同學，與喜歡道德多數派相比更喜歡沙特阿拉伯人，醉酒的次數比打網球的次數更多。他們的絕對準確性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通常情況下，學生對每個項目分佈平均值的估計在十點量表上與實際的平均數只有一個點的距離，在五點量表上只有半點的距離。
參與者對於離中趨勢的估計也相當準確。拿平均數來說，在估計的離中趨勢和實際的離中趨勢（例如，標準差）之間存在中度的正相關。例如，參與者正確地認識到，學生們參與宗教服務的頻率比他們看電影的頻率變化性更大。從圖9.1可以看出，參與者對不同分佈形態的估計也傾向於是準確的，提出了與實際情況一樣的分佈形態，它們分別是正常的鍾形曲線分佈（如大學預算的縮減），向右的強偏態分佈（如麥當勞的漢堡），或向左的強偏態分佈（如使用藥物）。
圖9.1 關於態度的實際分佈和估計分佈。分佈圖上方的字母表示它的形狀：N=正態，JL=正偏態，JR=右偏態，B=雙峰。
資料來源：Nisbett & Kunda (1985, 表2, p.305).Copyright 
198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儘管出現了一些系統偏差，還是發現了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準確性。比如，通過揭示參與者自己的觀點與他們對普遍觀點的看法之間的正相關，表明存在一種清楚的虛假共識效應。這表明參與者把自己在每個問題上的觀點作為他人觀點的一個信息來源。還有一種稍微高估離中趨勢的傾向，很大的可能是因為那些有極端反應的人比那些作出適度反應的人在心理上變得更凸顯和更易得。綜合起來考慮，這些結果表明，儘管我們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以及那些高度突出的其他人的態度和行為會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對社會分佈的估計出現偏差，但並沒有使我們對社會現實視而不見。這種偏差是系統的和可靠的，但在數量方面是相對適中的，是在總體精確的背景下出現的。
最有可能的是，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準確性來自於學生們熟悉其同學的行為和觀點。確實，其他研究也表明，我們對那些高度熟悉的群體的認識比對那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外群體認識更為準確。在一個研究中，要求科羅拉多州大學主修工程和商學專業的每個學生估計那些主修工程和主修商學的學生在8種特質和態度方面的分佈情況，每個人也表明他們自己對這些項目的態度（Judd，Ryan，& Park，1991）。這些項目都帶有刻板印象性，或對工程專業而言（如分析的和沉默寡言的），或對商學專業而言（如外向的和衝動的）。
當把學生對這些項目的平均數和標準差與實際平均數和標準差進行比較時，結果表現為學生們對內群體的估計比外群體更為準確；主修商學和主修工程的學生都對與他們自己同一專業學生的特質和態度分佈的估計比對其他專業學生的估計更為準確。即使對於外群體，總體的準確性對於平均數的估計是真實的，對於標準差的估計也是適度的。儘管具有這種準確性，但仍然存在系統誤差——參與者傾向於誇大兩組被試符合刻板印象的程度，對於外群體尤其可能如此。例如，主修商學的學生比主修工程的學生表現出更大程度地高估主修工程的學生符合工程專業的刻板印象。參與者對內群體成員的熟悉會導致他們根據這些熟悉的成員而不是根據群體的刻板印象來進行估計。這也是為什麼對內群體估計比外群體估計更準確的原因。
總而言之，我們對大的社會群體內的一些重要社會變量，如態度、特徵和行為分佈的估計是相當準確的。如果我們對正在談論的社會群體是熟悉的話，會特別地準確。這種情況是真實的，儘管事實上我們對他人反應分佈的估計會由於受到自身的反應、其他突出個體的反應、我們對他們所屬社會群體的刻板印象，及其他各種可能因素的影響而出現偏差。這並不是說，我們總是準確的；就像前面所討論的，我們肯定會有大量的偏差，在我們的估計中會有許多不符合常態。但對於社會問題而言，當我們與其他人交互時，對於其他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觀點有大致的瞭解時，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必須具備指導自己社會行動所需要的知識。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於人群中的特徵的普遍性和分佈的知識。接下來我會轉向討論有關特徵性質方面的知識。正如前面所討論的，這類知識能影響我們關於他人與我們有共同反應的意願。當我們認為自己的反應是被自己持久的、獨特風格的特質驅動的，與我們認為自己的反應是被外在強有力的、足以支配人的力量控制時相比，我們會更少可能接受這種普遍性。瞭解一些有關特徵性質方面的知識，特別是人格的特質，對於作出許多關於人的推論是重要的，我們下面對此加以討論。
關於特質一致性的知識
我的父親確實是個可以信賴的人。提防艾伯特，他不是很誠實。我希望薩拉不要那麼害羞。我們在描述其他人看起來如何時，很大程度上依賴人格特質（至少在西方文化中如此；有關文化差異，見第11章）。特質在我們對他人印象形成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不僅得到日常經驗的支持，而且得到無數研究的支持（Ross & Nisbett，1991）。例如，當Bernadette Park要求參加小型研討會的學生彼此提供詳盡的（和令人信任的）描述時，她發現特質很明顯地在印象形成中起著支配性的作用（Park，1986）。像幽默、聰明和易相處這些特質至少解釋了學生描述中65%的信息。另一個最常使用的範疇是行為，如“把頭髮染成粉紅色”和“喜歡玩益智遊戲，如下棋”等只能解釋23%的信息，其他類型的信息是微不足道的。很明顯，我們認為人格能通過特質很好地被理解和體現出來。我們對特質的喜愛也反映在英語語言中，如果你仔細檢查一本英語詞典，就像Allpost和Odbert在1936年所做的那樣，你將會發現有4 000多個不同單詞表示人格特質。
我們也運用特質來理解他人的行為。我們根據他們的潛在特質自發地理解行為。當聽說克裡斯蒂娜在餐館裡沒有給小費時，我們會認為她是一個吝嗇鬼；當聽說羅伊幫一位老太太把食品雜貨提回家時，我們會認為他是一位樂於助人的人（Winter & Uleman，1984）。當我們試圖瞭解他人為什麼會那樣行事時，會又一次運用特質。我們認為喬希在操場上攻擊其他的小孩是因為他具有侵犯性，琳恩騙稅是因為她不誠實（Miller，1984）。
當我們用一個特質來描述某個人時，意味著一種穩定的潛在傾向在不同的時間和情境下都是一致的。當說到克裡斯蒂娜忘記給小費是個吝嗇鬼時，我們正在傳達對她將來行為的預期：她下次去餐館也不會給小費。更為普遍地，我們預期她也會表現出時間方面的穩定性，也就是在不同時間的相同情境下都會表現出同樣的行為。我們預測她的吝嗇會以其他的方式表現出來；我們可能預期她會買便宜的聖誕禮物，對慈善事業捐贈很少。而且，我們會預期她表現出跨情境的一致性，也就是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不同情境，相同的特質會表現出一致的行為。這種跨時間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是特質意義的核心。如果與特質有關的行為在這些方面是不一致的，特質就變得沒有意義，如果那樣的話，就不可能從當前行為推論將來情境中的行為。
因為特質在一般人的人格理論（以及許多人格心理學家的理論）中具有核心作用，那麼，更重要的是找出與特質有關的行為真正的一致性如何，更有趣的是確定我們對於特質一致性看法的準確性。這些主題已經受到相當多的研究的注意，也一直是熱烈爭論的焦點。與我預感到的結論一樣，有關這些問題的十多年的研究表明，我們傾向於誇大人們與特質有關的行為的一致性。
特質的實際一致性
跨情境一致性低 雷切爾在昨天晚餐中的表現是友善的，她在今天午餐中的表現也會是友善的嗎？她在牙醫候診室裡的表現會是友善的嗎？在工作面試中呢？在聚會上呢？雷切爾或其他人在跨時間和跨情境的情況下會表現出一致的友善嗎？一個人會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讓雷切爾來告訴我們她的行為的一致性如何，或者要求她的媽媽和她最好的朋友來告訴我們有關她行為的一致性，但這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他們的回答反映了他們對雷切爾一致性的想法和理論（它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而不是她實際的一致性。為了確定行為的真實一致性，我們必須走出去，在真實的情境中檢驗實際的行為。假如我們期望評價友善的一致性，就應該在不同的情境對許多人的友善行為進行測量。這種測量將使我們能夠確定在一種情境中的友善與另外一種情境中的友善相關聯的程度——那些在聚會上表現得比一般人更友善的人，在牙醫候診室裡也比一般人表現得更友善嗎？
不用說，這類研究是很難進行的。只要考慮以下的邏輯就能明白：一個人必須找到一群都參與了一系列共同事件的人，然後必須追蹤這些人，從一個事件到另一個事件，評估在每個事件中每個個體行為的友善程度（或表現出的其他有趣的特質）。毫不奇怪，很少有人花精力來從事這種需要付出極大努力的事。在過去70多年進行的少量研究應對了這種挑戰，因此得出了值得注意的結論：當人們在不同時間處於相同的情境時，通常會表現出一致的行為，但從一個情境轉變到另一種不同情境時，與特質有關的行為卻表現出很低的一致性。更準確地說，與特質有關的行為在時間方面的穩定性是高的，但它們跨情境的一致性是很低的（Ross & Nisbett，1991）。
有關這個問題的最早研究結果是Hartshorne和May在1928年發表的。該研究檢驗了誠實相關行為的一致性。這些研究者創造了許多情境，在這些情境中，幾千個小學兒童有機會舞弊、撒謊和偷盜，這些情境從教室到社交遊戲、體育比賽。在所有這些情境中，研究者誤導兒童們相信，任何不誠實行為都不會被發現。例如，在一種情境中，讓孩子們相信自己沒有被人注意，有機會去偷放在課桌上的一些錢。在另一種情境中，他們有機會在一個被認為蒙著眼睛的遊戲中進行欺騙（偷看）。還在另一種情境中，他們有機會篡改他們的分數，以改善他們在測驗中的表現。
Hartshorne和May曾預期會記錄到廣泛的誠實特質傾向，但結果卻讓他們大吃一驚。應該承認，行為在時間方面的穩定性很高：在兩個不同場合的特定情境中，兒童的誠實之間的平均相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0.70。這意味著，一個今天從沒人注意的桌子上偷錢的兒童，明天也會做同樣的事。今天在某個特定測驗中篡改分數的兒童，如果有機會，明天他同樣也會這麼做。然而，儘管在特定的情境中，行為在不同的時間是很一致的，但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的行為卻很少一致：在一種情境中兒童的誠實與他們在另一個不同情境中的誠實之間的平均相關只有0.23。這意味著，如果你知道一個兒童從沒人注意的桌子上偷了錢，這並不能告訴你這個兒童是否也會篡改分數。而且，隨著兩種情境的差異增加，從一個情境到另一種情境，行為的一致性會變得更少。很清楚，誠實行為不僅由潛在的誠實品質所決定，而且主要是由不誠實行為產生情境中的關鍵特徵所決定的。
1929年，Theodore Newcomb報告了一個更大範圍的研究。他檢驗了與外向有關的9個不同特質，如喜歡講話、好奇、愛交際等跨時間和跨情境的一致性。這項研究是在一次“問題”青少年男孩的夏令營中進行的。夏令營的輔導員要完成一份關於每個兒童的很長的調查問卷，評價這些男孩們每一天在一系列與特質有關的行為方面的表現。例如，一些與喜歡講話有關行為的問題是：“他講述他的過去或他已取得的成績嗎？”“他大聲地和自發地表現出興奮和不贊成嗎？”“他與輔導員的談話是否只局限在提出和回答一些必不可少的問題呢？”“他如何度過安靜的時間？”以及“他在飯桌上講了多長時間的話？”。
Newcomb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跨情境行為的一致性。他也發現了這方面的一致性是非常低的。與同一特質有關的任何兩種行為之間的平均相關只有0.14。換句話說，一個孩子在午餐時喜歡講話，並不能讓你自信地推測他在安靜的時間或在與夏令營輔導員接觸時也是如此。應該注意的是，在Newcomb的研究、Hartshorne和May的研究中對任何兩種情境中行為相關性的估計都被誇大了。這是因為，在兩個研究中相關性被計算出來之前，行為是通過幾個相同情境累加而成的。在這裡，對此作點簡單的討論。這種累加提高了相關性，使得在這些研究中得到的低跨情境一致性變得更加顯著。這些相關性都如此之低，那麼，兩個單獨情境之間行為一致性的相關性就更低了。
Newcomb的研究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徵。他要求夏令營的輔導員在夏令營結束時，評估一下他們每天都記錄了的每個兒童每種行為出現的頻次。這些回憶的行為模式之間的一致性與通過每天記錄獲得的實際一致性之間的比較，揭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果：在夏令營結束時，在輔導員的總體印象中，與特質有關的行為之間產生了相當高的一致性（0.49），比通過每天對這些相同行為記錄得到的一致性更高（0.14）。這是一個跡象，說明我們傾向於在特質有關的行為之間“看到”比實際情況更多一致性。
應該注意的是，與特質有關的行為跨情境一致性低並不只限於兒童的表現。近期的一個研究表明，大學生也表現出這樣不一致性（Mischel & Peake，1982）。在研究中對卡爾頓大學的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現出來的友善和責任感進行了反覆的觀察。例如，與責任感有關的行為包括課堂出勤率、參與學術討論會、作業整潔、按時交作業、約會準時、房間整潔和個人外表整潔。
到目前為止，這些結果毫不令人吃驚。學生在他們的行為中表現出時間方面的適度穩定性，但很少表現出跨情境的一致性。通常，在不同時間兩種完全相同情境中行為之間的相關是0.29，而被認為表現了相同特質的兩種情境之間的相關只有0.08（與早期的研究不同，這些相關是兩個總數之間的相關，因此是沒有誇大的）。這意味著如果你注意到David昨天交的作業與大多數學生的作業相比顯得亂糟糟，這個信息將能使你適度自信地預測，他下星期交來的作業也會是亂糟糟的。但他的作業亂糟糟並不能提供你任何有關他的房間是否亂糟糟的情況，或他在著裝方面可能如何等任何信息。
人格的特質理論是建立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之上的：在許多不同情境中的行為是一致的。Walter Mischel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格和評價》（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一書中對這個假設提出了質疑。通過對上面描述的類似研究的證據進行複查，他指出相同特質的任何兩種不同行為之間的相關通常低於0.20。他得出結論：不能認為行為是由廣泛的基本特質決定的，一個人應該認識到，行為依賴於行為產生時的情境的特殊性。而且，他極力主張人格心理學家們探究新的方式去描述個人和情境的因素是如何聯合起來決定行為的。Mischel的批評和同一年Donald Peberson（1968）發表的一篇類似的文章，對於人格特質理論的基礎提出了挑戰。在這場激烈的爭論中，人格理論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去挽救特質的結構。
聚集的力量 Seymour Epstein提出了最有影響的解決辦法之一。他承認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與特質有關的行為一致性的確是低的，但對Michel認為特質作為概括性結構應該拋棄的結論提出了挑戰（Epstein，1979，1983）。Epstein的論證建立在一個眾所周知的統計事實的基礎上：儘管任何兩種行為之間的相關是低的，但兩種行為聚集體之間的相關可能仍然是高的。為了闡明其原因，請你先看下面的例子。你不能根據一個棒球運動員在昨天比賽中的表現確切地預測他在明天比賽中的表現。但你仍然能夠相當自信地根據他在上個賽季的整體表現預測他在下個賽季的整體表現。這是因為，任何一場比賽的表現是非常不可預測的，它不僅依賴於這名運動員的能力，也依賴於許多偶然的因素，如天氣、昨晚他的睡眠量、他的心情等等。但通過許多場比賽之後，這些偶然的因素會彼此抵消掉，剩下的就是對這名運動員真實能力的估計。通過集中和計算這名運動員在多場比賽中的平均表現，你能得到對這名運動員能力的可靠估計，該估計應該與其他同樣可靠的能力測量有強的相關。
由於同樣的原因，Epstein認為，你可能不能從某人在醫生的候診室或在求職面試時表現出的健談就預測她晚餐時也會健談。但如果你在這三個情境和其他情境中對她的健談進行測量，計算這些測量的平均值就可得到她健談的一個總體分數。一般來說，你根據這個總體分數就能預測她在其他一系列的情境中健談的程度如何。換句話說，如果簡在餐桌上比約翰健談，這並不能告訴你她在醫生的候診室裡是否比約翰健談。但是，如果有個很好的時機，在上個月你遇到他們的十多個或更多的情境中，簡都比約翰健談，通常你會預測在下個月你遇到他們的情境或類似場合中，她會比他表現得更健談。
沒有任何人對Epstein的分析提出異議，因為它建立在牢固的統計基礎之上。但對它的意義卻存在爭論，而且這種爭論還在繼續。Epstein感到，通過對不同情境的聚集，他已經解決了特質一致性的問題，而且證實了特質作為概括性人格結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Michel認為，這樣的聚集類似於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它完全忽視了這樣的事實，不同的情境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可能引發不同的行為，因此評價每個個體的獨特行為模式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從一個情境到另一個情境是不同的（Michel & Peake，1982）。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優點。一個人能否發現聚集的作用和特質的意義依賴於他的目標。
通常我們會對長期的行為感興趣。你想知道一個朋友或戀人在與你交往的這段時間內是如何對待你的，對於瞬間的變化不會特別關心。銀行會對那些能夠預測僱員長期行為的誠實測量感到滿意。運用一種測量以清除那些不誠實的個體，從長遠來說可產生大量的存款，即使這種測量不能用確定的方式預測單個情境中的行為。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對在許多情境聚集的特質進行測量對於達到這些目的是特別有用的，它具有長時間的可靠預測性。確實，運用人格聚集測量的研究揭示出個體在終身發展中都保持著很大的穩定性（Caspi & Bem，1990）。在這個意義上，具有概括傾向的特質是有生命力和有用的。在另一些場合，我們感興趣的是從一個情境中的行為預測另一個情境中的行為。我們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的確定性；任意兩種情境之間的相關太低了。如果你期望一個在工作中對你有禮貌的人，在聚會上也同樣會對你有禮貌，你就會為她在聚會上的無禮而感到吃驚。而且，即使我們聚集測量了一個人在一種情境中的行為，反映了他在許多不同場合的這種情境下的平均表現，它可能仍然不能很好地預測他在另一種情境下的行為聚集體。在前面描述的卡爾頓大學學生的研究中，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任何兩種行為的聚集之間的平均相關只有0.13（Michel &
Peake，1982）。戴維許多次課程作業的亂糟糟並不能提供給我們任何關於他的房間或他的衣服亂糟糟方面的信息。實際上這就意味著，即使我們很瞭解一個人，也不一定能很好地預測他在新情境中的行為。一位在學校隨和、自信的朋友可能會在一次徒步旅行中表現得挑剔和憂慮。一位與教授交往時看上去侷促不安和自我謙卑的研究生，一旦她自己成為教授時會變得沉著和自信。當然，當我們對另一個人的信息只是建立在短暫相識的基礎上，想預測他在新情境中的長期行為就會更加困難。例如，工作面試表現與實際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性很低，典型的相關要低於0.10（Hunter &
Hunter，1984）。因此，一個在工作面試中看起來謙虛和尊重他人的人，可能在工作中就表現得驕傲和目中無人；在面試中看起來緊張不安的人，可能在日常工作中卻表現得沉著冷靜。
來自行為片段的準確性 從表面上，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好像對這些結論提出了挑戰。這些研究表明，人們只要觀察另一個人行為的片段，通常只需要觀看30秒的無聲錄像，就能相當準確地預測此人長期的行為表現（Ambady & Rosenthal，1992）。在一項研究中，13名研究生教學人員在講授本科生課程時被錄像（Ambady & Rosenthal，1993）。研究者製作了一個錄像帶，包括每個教師三個10秒鐘的剪輯。給9名本科本播放這些錄像帶，完全關閉聲音，要求他們在與教師表現質量有關的15個維度（如積極的、熱情的、有能力的、樂觀的）評價每個教師的非言語行為。這種建立在30秒非言語行為基礎上的人格評估能很好地預測教師的實際表現嗎？令人吃驚的答案是：相當好。為了評價老師的實際表現，調查者在學期末得到了錄像班級學生對每個老師總體教學質量的評價。通過觀察短時間的錄像帶而對老師們作出的一般人格評估與學生對這些老師總體教學質量的評估之間存在高相關。那些在短時間錄像中被觀察者評價為積極、自信、熱情、平易近人、樂觀、熱心的老師，學生對他（她）的評價也越高。平均來說，學生對老師的整體評價與學生通過錄像對老師人格特質的評價之間的相關性達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0.76。學生對老師的評價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老師的人格魅力，而人格魅力能非常準確地從某些行為片段加以評估。
在其他許多領域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例如，行為片段已經表明能夠非常準確地估計臨床治療者的特性及病人的治療結果、老師對不同學生的喜愛、一個談話的人在講真話還是在說謊（Ambady & Rosenthal，1992）。它表現為，在觀察另一個人時，即使是很短暫的，我們能夠有意或無意地找到一些能揭示有關這個人的真實情況的非言語線索。
這是否意味著與前面部分的結論相反，你只通過對一個人在一個單一的簡短情境的觀察就能很準確地預測出他的長期表現呢？不能。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所有說明從行為片段能作出準確預測的研究中，行為片段的評估是通過許多評價者而聚集形成的。就像通過對多種情境進行的聚集一樣，評價者的聚集提高了相關性。每個評價者的評估不僅反映了被觀察者的實際的人格，也反映了評價者的個人獨特的偏好和誤差。當印象是通過許多評價者平均而形成的時，評價者的獨特癖好就可以相互抵消，導致對被觀察者人格的評估更可靠。因此，任何單個評價者的準確性都會大大低於一組評價者平均判斷的準確性。
當一個人知道了項目聚集的信度和包括的項目數時，計算出單獨項目的信度是可能的，或在這種情況下計算出每個單獨評價者的信度是可能的（Nunnally，1978，p.243）。Ambaby和Rosenthal（1991）對有關這個問題的38個不同研究結果進行了元分析，發現在個體的行為片段和這些個體表現的一些其他測量之間的平均相關是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0.39。在這些研究中，評估行為片段的評價者的中數是37。在這裡，我計算出對任何一個單獨的評價者來說，預期的相關大約只有0.02。單個的人是不能準確地評估行為片段的。
所有這些給我們何種啟示呢？如果你經過一間門敞開著的教室，看了一眼一位正在講課的不熟悉的教授，你對這位教授的印象只能提供給你很少有關這個教授的教學質量的信息。但是，如果你的幾位朋友也像你一樣看一眼這個教授，你把你們的印象都匯總起來，你將會對這個班上的學生如何評價這個教授產生相當準確的看法。儘管如此，應該注意的是，你的綜合印象的預測力仍然只限於教室內。鑒於已經有很多研究很好地證明了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的行為之間的相關性是非常低的，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你能夠準確地預測教授在其他情境中的行為。儘管你利用了對教授的教室行為的聚集印象，你仍然很難瞭解他在辦公時間與你接觸時會如何對待你，你甚至很難瞭解這個教授是如何對待他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
基本結論是，我們通過對相似行為的聚集測量能夠預測一般的更廣泛水平的行為，但不能確信地從個人在某個情境中的行為預測他在另一個情境中的行為。而且，在單獨情境下個人的單次觀察不可能對這個人的性格提供多少信息。我們瞭解這一點嗎？我們認識到單次的行為很難提供預測嗎？我們瞭解從一種情境概括到另一種情境的可能性如何嗎？很明顯，我們不知道。下面對此加以討論。
對特質一致性的看法
我們在理解行為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的變化程度方面的失敗很容易用一些軼事來加以說明。在一些報紙上關於系列殺人犯的報道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陳詞濫調：對那些感到震驚的鄰居進行訪談時，他們常常這樣說：“他看起來是一位很好的小伙子。”圖9.2 描述的是報紙報道的一個典型案例的摘要。它描述了一位朋友對下列新聞的反應：加拿大沃特盧城的土地開發商Helmut Oberlander被聯邦政府指控為納粹黨衛隊的成員，這個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屠殺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這個被指控為納粹分子的一個朋友無法想像，他認識多年的行為正派的加拿大公民竟然實施過被指控的暴行。他對他的朋友清白無辜的堅定信賴，使人懷疑他有關人性和人格一致性的理論。一個納粹德國時期的年輕人，在有很多同伴支持的情況下，實施了受到政府支持的暴行，一旦他移居到具有穩定文明的加拿大，我們能預期他會有哪些行為呢？我們會預期這位現在生活在加拿大一個小城市的納粹分子會犯像酒後駕駛這樣的罪行嗎？預期他會對鄰居刻薄嗎？或者我們應該認識到，極端不同的情境會導致同一個人產生完全不同的行為？
圖9.2 資料來源：The Saturday Record, 4. 29. 1995. Copyright 
1995) by the Kitchener-Waterloo Record.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我們不必利用這類極端的例子去揭示我們有一種高估行為跨情境一致性的傾向。在篩選求職者時，把求職面試作為一種方法廣泛加以運用就是由於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一次面談中，求職者的行為與他們在工作中的行為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大多數人似乎都很相信自己具備從一次簡短的交談就能瞭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能力，即使對其他人的最初印象經常被他們隨後的行為所否定，這種信念仍然不動搖。在下面一個部分，我將首先呈現一些誇大特質一致性的證據，然後試圖理解這種信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