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到“自我”（self）這個術語時，你的心裡可能會湧現出許多想法。我的自我是現在的我、曾經是孩子的我、將要成為老人的我。我的自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的孩子的父母、我的配偶的伴侶、我的合作者的同事。我的自我是我的思想、情感、願望和行動的核心。自我是我的組成部分，它試圖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感、行為和環境，也試圖控制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形成。很顯然，自我是個如此寬泛的概念，以至於它包含了本書中要討論的大多數主題：它是印象形成、決策、回憶過去、模擬未來、刻板印象運用、偏見抑制的動機機制，也是受動機驅動和受情感影響的動力機制（綜述見Baumeister，1998）。在這一章，我將集中探討一些關於自我的理論和研究，這些研究檢驗了現實和理想的自我，以及它們對於思想、情感、行為的意義，並檢驗了自我調節方面的內容。
這一章的許多部分關注的是自我的內容和結構以何種方式影響社會判斷和行為。它檢驗了我們關於自己特質的信念、我們的總體自我價值感，我們的目標如何與我們思考和感受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聯繫起來，並影響我們對人際策略和社會情境的選擇。這一章也討論了自我的執行、控制等方面，檢驗了進行自我調節的結果及其普遍意義。
自我知識的維度
自我圖式
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自我概念。一個人可能認為他自己是友好的、聰明的、懶惰的、獨立的、有責任心、超重的，等等。Hazel Markus（1977）指出，對於個人的自我定義來說，一些屬性比另外一些屬性更重要。我的智力比獨立性對於個人的自我感更重要。而且，人們在哪些特徵是核心以及關於自我定義的看法方面是有差異的。一些人可能主要用他們的友好來定義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儘管他們也認為自己是友好的，但可能並不認為友好是他們自我感的核心方面，而主要根據智力來定義他們自己。迄今為止，這種推論與Bem和Allen （1974）的想法類似，他們認為與一些人相比，某些特質對另一些人來說是更加核心和更加重要的（見第9章）。不過，Bem和Allen只對特質相關行為的一致性的意義感興趣。Markus通過關注社會信息的表徵和加工的意義把這些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
Markus（1977）提出，那些認為像“友好的”這樣的特質是特別重要的人，也會對他們自己的友好有特別豐富的信念和記憶，這就是關於友好的自我圖式。自我圖式（self-schema）是特定領域內有關個人行為的記憶、信念和概括的集合。例如，友好的自我圖式可能包括對具體事件的記憶（“我在牙醫的診室裡與一個陌生人交談”，“我邀請新鄰居到家裡來吃飯”），也包括對一個人在不同環境中典型反應的一般看法（“當我和朋友在一起時會感到特別開心”，“在聚會時，我設法讓每個人都玩得開心”），和更廣泛的自我歸類（“我是友好的” ，“我是個熱情的人”）。根據有關知識結構或圖式的研究，我們可以預期自我圖式會影響人們如何加工有關自我和他人的信息（綜述見Rumelhart，1984；參見第2章）。
加工有關自我的信息 那些具有豐富的、結構嚴密的和清晰自我圖式的個體，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與那些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在這方面不具有類似精細自我知識的個體相比，應該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加工有關他們自己獨立性的信息。那些具有獨立性自我圖式的人與那些在這個維度缺乏自我圖式的人相比，應該能更有效地加工有關自己獨立性方面的信息，能用大量的具體例子支持有關自己獨立性的觀點，應該更不願意接受那些挑戰他們獨立性的真實證據。
為檢驗這些觀點，Markus（1977）首先確定了三類個體：具有獨立性自我圖式的個體，具有依賴性自我圖式的個體，以及無自我圖式的個體，也就是在這個領域沒有自我圖式的個體。如果個體評定自己為極端獨立的或極端依賴的，而且也認為這個維度對於他們的自我描述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這些個體就被認為是具有自我圖式的。如果他們評定自己在這個維度是很少極端的，認為這個維度對自我描述來說相對是不重要的，那麼，這些個體就被認為是無自我圖式的。實驗者邀請這些具有獨立的、依賴的和沒有自我圖式的個體到實驗室，給他們多種設計好的任務，評估他們對自我相關信息的加工過程。
第一個任務是檢驗這三類個體在選擇能夠自我描述的形容詞方面，以及作出這類判斷的速度是否存在差異。特質形容詞被投射到屏幕上，一次一個。當參與者看到每個詞時，要求他們按“我”或“不是我”的按鈕來表明這些詞能否描述自己。這個系列的形容詞包括15個與獨立有關的形容詞（例如獨立的、個人主義的、不因循守舊的），15個與依賴有關的形容詞（例如依賴的、因循守舊的、行為得體的）和30個不相關的詞。圖10.1上方的圖形表示每組參與者選擇有多少依賴和獨立的形容詞更適合描述“我”。三個組在反應方面存在很清楚的差異：依賴者與獨立者相比，更多地對依賴特質詞以“我”作為回答，而獨立者則比依賴者更多地對獨立特質詞以“我”作為回答。
不過，“我”的反應並不能說明問題的部分。就像預期的那樣，依賴的參與者更多地對依賴的特質詞而不是獨立的特質詞用“我”作反應。不過，獨立的參與者對許多依賴性特質詞的反應也像對獨立的特質詞一樣用“我”作反應。這意味著這些獨立的參與者認為依賴性像獨立性一樣是自我定義的嗎？不一定。對依賴的形容詞如“得體的”用“我”作為回答可能有多種原因。他這麼做可能真的是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得體的”。另外，還有一些人對“得體的”用“我”作反應是因為他們喜歡把自己看做是“得體的”，或通過反思得出自己是個“得體的”人的結論。這些不同的原因會導致不同的反應。那些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得體的”人能相對較快地作出“我”的決策，因為其相關的自我知識是廣泛的，並具有高度的可通達性。相反，那些不經常運用這些術語思考自己的人，和那些必須通過加工以決定是否自我知識允許用“我”作出反應的人，在作出這種反應時則會相對較慢。
在圖10.1的下圖中可以看到，儘管獨立的參與者對依賴特質詞和獨立特質詞用“我”作反應的數量相同，但他們對獨立的特質詞作出反應的速度比對依賴的特質詞更快。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是因為這些獨立的參與者有更多精細的、更易通達的知識指向他們的獨立性而不是依賴性。依賴的參與者表現出一個相反的模式：他們對依賴的特質詞用“我”作出反應時速度會更快。因此，獨立圖式的參與者和依賴圖式的參與者對那些與自我圖式一致的形容詞用“我”作出反應的時間比對那些與自我圖式不一致的形容詞作出反應的時間更快。只有那些沒有圖式的參與者用同等的速度對兩類形容詞作出反應。
圖10.1 上圖：依賴圖式、獨立圖式和沒有自我圖式的參與者用“我”作出反應時獨立形容詞和依賴形容詞的平均數。下圖：三組參與者對獨立形容詞和依賴形容詞用“我”作出反應時平均反應時間。
資料來源：Markus (1997, 圖1, p.68). Copyright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有自我圖式的人似乎能更有效地加工與圖式一致的信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圖式領域有更多精細的自我知識。這個觀點得到第二個任務參與者的表現的支持。在第二個任務中，給參與者一組獨立的和依賴的形容詞，要求他們在那些自己認為能進行自我描述的形容詞上畫圈。畫完圈以後，立即要求他們提供具體的證據去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它是自我描述的，這些具體的證據必須是關於其過去行為的。參與者幾乎毫不費力地提供了這樣的證據。例如，在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順從的”是自我描述的時候，他們描述了這樣的事件，如“我不會參加任何教師罷工的集會，因為我的朋友不會去”，或者“為了避免與室友發生激烈的爭論，昨晚我看了一部自己無法忍受的電視節目”或“因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耳朵上打了洞，所以我也打了”。
有趣的是，即使依賴圖式的人和獨立圖式的人在同一個依賴的特質詞上都畫了圈，前者比後者能說出更多這類相關行為的例子。而那些在獨立的單詞上畫圈的兩類參與者，則是相反的情況。對於這些人來說，獨立圖式的人比依賴圖式的人列出了更多他們過去行為的例子。在兩種情況下，沒有自我圖式的人所列舉的例子的數目居於兩者之間。那麼，對於具有自我圖式的人來說，與圖式一致的特徵與有關自己的知識庫具有特別豐富的聯繫。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豐富的自我知識，有自我圖式的人不願意接受挑戰自我觀點的測驗結果。例如，當被告知在測試中發現他們很容易受社會影響時，具有獨立圖式的人與沒有自我圖式的人相比，認為這種反饋更不準確（Markus，1977）。
總之，那些在依賴的或獨立的維度上具有自我圖式的人能夠非常有效地對他們有關這個維度的立場作出判斷，能夠用大量的個人事例來支持這些判斷，並且不相信質疑其自我觀點的證據。人們在其他維度的自我圖式上，如男子氣概和女性氣質，在加工有關自我的信息時也表現出類似的結果（例如，Markus et al.，1982）。所有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在一個特定維度上的自我圖式需要精細的知識結構，這種精細的知識結構對於加工有關他人的信息應該是有意義的，就像下面所討論的一樣。
加工有關他人的信息 在男子氣概這一維度上具有自我圖式的人，可能不僅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豐富詳盡的知識，而且對男子氣概的本質也有豐富詳盡的知識——哪些類型的行為、衣著和講話的方式意味著男子氣概，哪種情境和人會表現出男子氣概，哪些其他特質與男子氣概聯繫在一起，等等。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種專業知識會影響他們加工有關他人信息的方式。
在其他的領域，如象棋或物理學中，專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加工信息的方式與新手是完全不同的（例如，Chase & Simon，1973）。例如，對正在進行的象棋比賽，專家只要看一眼棋盤就能看清相互聯繫的棋子中有意義的佈局，而新手看到的只是無聯繫的一堆棋子。而且，象棋專家能夠根據任務的要求在各種分析水平之間靈活地轉換，有時關注棋子的大組塊，有時只關注更小的子集。相反，新手只會局限於單一的分析水平上。Markus和她的同事認為，自我圖式可能具有類似的優勢。如果男子氣概的自我圖式需要男子氣概方面的專門知識，那麼，在這一維度上有自我圖式的個體能看清楚另一個人相關行為的意義和結構。
為了檢驗這些觀點，Markus、Smith和Moreland（1985）首先確定了兩組男性，一組包括在男子氣概維度上具有自我圖式的人，也就是那些評定他們的男子氣概特徵如“男子氣”和“支配性”很強，而且評定這些詞對其自我評價很重要的人。第二組包括那些在男子氣概方面沒有自我圖式的人，也就是那些認為他們自己在這些特徵方面表現一般，認為它們相對來說是不重要的人。這些具有自我圖式和沒有自我圖式的人後來被要求參與一個看似並不相關的研究，讓他們觀看一位男學生在宿舍裡的影片。在影片的第一部分，這個學生進行了一系列與圖式無關的行為，如放磁帶、吃蘋果。在第二部分，他表現出幾個刻板印象中的男子氣概行為，如舉重、觀看棒球比賽。在參與者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要求他們無論何時只要看到那些對他們有意義的行為單元就按下按鈕。指導語解釋說，相同的行為能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一個整體，它們同樣都是正確的。例如，如果一個人在房間裡走了十步從房間這邊到那邊，喝了一杯水，這可以被看做一個有意義的動作（去拿水喝），也可以被看做兩個有意義的動作（穿過房間、喝水）或被看做三個有意義的動作（走十步、拿起杯子、喝水）。具有自我圖式的人和沒有自我圖式的人在把影片中描述男子氣概的行為統一起來時是否有差異呢？
如果有男子氣概自我圖式的人與沒有這種圖式的人相比，能夠從男子氣概行為中看出更多的連貫意義，那麼，具有男子氣概自我圖式的人應該能將男子氣概行為分成更大的單元。事實確實如此。當正在觀察的男子氣概的行為必須被歸於他們對這些行為的專門理解時，有圖式的人傾向於觀察到更大的單元。當觀察的行為與男子氣概是不相關的，他們對此沒有專門的知識，他們的單元大小與那些沒有圖式的人相比沒有任何差異。可能是因為具有圖式的人更能看清觀察對象的男子氣概行為與男子氣概之間的相關性，有男子氣概圖式的人比沒有圖式的人會認為他更具有男子氣概（儘管只有一個目標人物，但具有自我圖式的人會認為那些行事中立的個體更具有男子氣概也是可能的）。隨後的研究表明，有自我圖式的人也具有在其他領域的專家身上所表現出的靈活性：當要求他們這麼做時，他們比那些沒有這類圖式的人能更好地從大的單元轉換到小的單元（Markus et al.，1985）。所有這些數據都表明，在某個領域有自我圖式的個體可以被看做這個領域的專家；與其他領域的專家一樣，他們能夠把領域相關的信息組塊為特別大的單元，也能夠很容易地從一種分析水平向另一種分析水平轉換。
總之，有關自我圖式的研究表明，當個體認為自己在某個特質方面是極端的，並且認為它對於自我定義來說是核心的，就可能擁有了一個詳盡的、易通達的自我圖式，它包含了與特質有關的行為的具體知識，影響其加工有關自己信息的方式。另外，我們擁有關於這個特質更普遍的專門知識，利用它理解其他人的行為（Kihlstrom et al.，1988）。不過，還不清楚自我圖式領域的專門知識是來源於自我的知識，還是先於自我的知識存在的。人們首先在特定領域形成一個詳盡的自我圖式，然後，作為他們在這個領域個人興趣的副產品，也就形成了有關它的更普遍的知識，情況是這樣嗎？或者情況是，人們首先在一個領域形成了專門的知識，可能是由於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對這些知識的強調，一旦他們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就會將這些專門知識運用到他們自己身上嗎？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數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自我圖式和領域專門知識之間的因果關係仍然不清楚。此外，人們可能具有一個領域詳盡而易通達的專門知識，但在這個領域缺乏自我圖式。確實，在一個研究中，不是通過評定參與者的自我圖式，而是通過檢驗某些特質在參與者對他人進行描述中出現的頻率，來確定一些具有長期易通達的人格特質知識，如友善、害羞等（Bargh et al.，1986）。這些長期通達的特質會影響對觀察對象的印象形成，與那些具有自我圖式的人所預期的相同：害羞知識易通達的那些參與者在觀察一個不確定是否害羞的人時，會認為她特別害羞，那些友善知識長期通達的參與者在觀察一個不確定是否友善的人時，會認為她特別友善。那些害羞或友善知識長期通達的人是否具有這個維度精細的自我圖式現在還不清楚，因為在這個研究中自我圖式沒有被評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一個特質是長期易通達的，因為它與個人的自我圖式有關或其他原因，它會強有力地影響個人對他人的印象形成。
工作自我概念
自我圖式的概念意味著一個穩定的、不變的自我。在一種情境下被確定為有圖式或沒有圖式的個體，幾周以後在另一個情境下觀察他們的行為時，可以預測到其表現會是什麼樣的。當人們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時，他們好像帶著有關他們的自我知識，持久的自我圖式影響他們在多種情境下對自我信息的加工以及他們對他人印象的形成。不過，這種穩定和持久自我觀的看法由於幾個研究結果而受到質疑。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自我從一個情境到另一個情境是變化的。例如，很容易改變人們對自己害羞或外向的看法：如果要求他們提供自己過去外向行為的例子，或要求他們回答一個片面的問題 “你是外向的嗎？”，或者引導他們相信外向的人是特別容易成功的，那麼，人們更可能把自己看成是外向的（Fazio et al.，1981；見第3章；Kunda et al.，1993；見第4章；Sanitioso et al.，1990；見第6章）。很清楚，我們認為自己在一些場合比另外一些場合更加外向。
我們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的變化不僅表現在我們認為自己在如外向、武斷或男子氣概這些特質方面的極端程度如何，也表現在當初進行自我描述時這些特質出現的可能程度如何。在考慮我們是誰的問題時，我們特別可能關注在目前環境中能把我們自己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那些維度。在一個周圍都是男性的工作場合，唯一的女性特別可能認為她自己是個女人，非裔美國人特別可能根據他們的種族來定義自己。事實上，當要求學校的兒童“告訴我們你是誰”時，他們特別可能提到這樣一些特徵，如年齡、性別或種族，如果他們在這些特徵方面與他們的大多數同學存在差異的話（McGuire，Padawer，& Singer，1976）。不同的特徵能在不同的場合描繪我們的自我概念，這取決於我們周圍人的特徵如何。
自我概念的極端性和顯著性的這種轉變隱含了易變性，而自我圖式對於信息加工的持續影響則隱含了穩定性，我們能夠調和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嗎？一種回答是，我們只在那些沒有任何圖式的維度上是易變的；詳盡的自我圖式隨著時間的變化仍然保持一致性，而其他的、沒有圖式的自我會隨著環境而變化。這種解釋得到一些證據的支持。這些證據表明有自我圖式的人與沒有自我圖式的人相比，其自我報告在時間上確實更具一致性（Markus，1977）。儘管如此，這一解釋並沒有完全解開這個疑惑，因為即使那些開始就具有極端自我觀而被認為是具有圖式的人，也被證實存在這種自我概念的改變。（Sanitioso et al.，1990；見第6章）。
如果考慮到自我知識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這種轉變是可以解釋的。自我不是一個單一的結構。也就是說，它的範疇包括各種各樣的、有關個人行為和特性的相互矛盾的記憶和信念（Greenwald & Pratkanis，1984）。一個人可能記得自己在一些場合是以一種友好的、外向的方式行事，也記得自己在另外一些場合是害羞的、笨拙的。在任何特定時刻的自我——工作自我概念（working selfconcept）——只是這些不同自我觀念的一個組成部分（Markus & Kunda，1986）。由於情境的各種特徵彰顯自我的不同方面，工作自我概念的內容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是變化的。那麼，自我的穩定性反映了一個人穩定的自我知識，而自我的可變性則是由於自我知識的不同元素在不同場合下被激活造成的。
這種分析表明，工作自我概念的可變性依賴於個人穩定自我知識的多樣性。為了能夠在外向的和害羞的自我觀念中進行變換，個人必須能夠提取外向的記憶與害羞的記憶。如果一個人只有外向的記憶，他就不能不顧情境的要求把自己看做害羞的人。一些證據表明情況確實如此。你可能還記得，人們會改變他們的自我觀念以對單方面的問題作出反應：那些被問到“你是外向的人嗎？”與那些被問到“你是內向的人嗎？”的人相比，更容易評定自己是外向的（Kunda et al.，1993；見第4章）。結果顯示，那些描述他們自己在外向性或內向性上相對不變的人沒有這種改變。不管他們被問到的問題的方向性如何，這些個體評定他們自己是同樣外向的。只有自我知識的可變性足以支持其中的任何一種自我觀念時，我們才能在不同的場合擁有相衝突的自我觀念。
即使自我觀念確實會發生轉變，一個人自我知識的內容和凸顯性也會限制其轉變尺度。一個極端外向的人會認為自我在一些場合會稍微偏外向，在另一些場合稍微不那麼外向，但不會認為自我是極端內向的。對於這樣的個體，少量可利用的害羞的自我觀念在不同的場合或多或少地會凸顯出來，但這些始終只是工作自我概念內容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當極端外向的人想把他們自己看做內向的人時，他們的自我觀念確實會向期望的方向發生轉變。但他們仍會保持自己的本色，仍然把自己看做高度外向的人，與那些極端內向而想把自己看做外向的人相比，他們相對來說更外向（Sanitioso et al.，1990；見第6章，圖6.1）。
總之，我們的工作自我概念來源於穩定的自我知識。因此，我們自我觀念的可變性、極端性和凸顯性會決定和限制我們暫時的工作自我概念的可變性。注意，這種分析很類似於對為什麼與特質有關的行為從一個場合到另一個場合是變化的（Mischel & Shoda，1995；見第9章）。兩種解釋都具有同樣的假設：人們擁有穩定的知識和聯繫網絡，在不同的場合，這些知識的不同部分會選擇性地出現在頭腦中。自我概念、信念和情感反應的不同完形會在不同的情境被激活，從而產生不同的、通常不一致的自我概念和行為。
自尊
我們的自我圖式包括我們在特定領域如獨立、外向或男子氣概上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除了這些自我知識的具體領域之外，我們對自己總的價值或品質也有一種整體的感受。自尊（self-esteem）這個術語通常被用來指這種總體自我評價的積極方面。高自尊的個體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有許多值得驕傲的方面，對自己的特徵和表現總體感到滿意。他們傾向於贊成這樣的自我描述，例如“我感覺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至少與其他人價值差不多”、“我覺得我有許多好的品質”以及“總體來說，我對我自己感到滿意”（Rosenberg，1965）。相反，低自尊的人把自己看成是失敗者，經常感到自己無用、自卑，總體上對自己感到不滿意。他們傾向於贊成這樣的自我描述，例如“總的來說，我傾向於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我期望我能更加尊重我自己”，以及“有時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Rosenberg，1965）。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自尊被視為有效發揮作用的關鍵，大多數父母和老師都努力保護和提高孩子的自尊。心理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對自尊感興趣，他們進行了幾千項的研究來探索它的意義（Baumeister，1998；Blaine & Crocker，1993；自尊重要性的跨文化差異，見第11章）。
從社會認知的角度來看，自尊被看做一個穩定的結構，對自我知識的表徵、對人們加工自我相關信息時所採用的認知策略以及他們對這些信息的反應都具有廣泛的意義。
自尊和自我知識的表徵 那些高自尊的人傾向於對他們是誰和是什麼有更清楚的看法（Baumeister，1998；Campbell & Lavallee，1993）。在對此加以證明的一個研究中，Jennifer Campbell確定了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兩組被試，要求他們在沉默的/坦率的、競爭的/合作的這些維度上評價他們自己，同時表明自己對每個自我評價的自信程度（Campbell，1990）。儘管兩組參與者在自我評價的平均分數上不存在差異，但低自尊的個體在評價他們自己時很少極端化，對於他們自己的自我評價也不自信。由Ann Baumgardner（1990）進行的一系列研究也發現，低自尊的個體與高自尊的個體相比，更少有清晰的自我概念：低自尊的個體在報告他們對自己的人格評定時更不自信，作出自我評定時所花費的時間更長。不過，這種清晰性的缺乏只限於自我。當要求他們評定一個朋友時，低自尊個體像高自尊個體一樣是自信的，評定速度也同樣快。因此，並非低自尊的人是優柔寡斷的，普遍不願意表達極端的和自信的觀點。他們只是在報告自己的特性時才不願意這麼做，這表明他們在自我知識方面特別缺乏清晰性。
其他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低自尊的個體與高自尊的個體相比，在自我知識方面也具有更少的內在一致性和穩定性（Campbell，1990）。值得注意的是，低自尊個體的自我知識所具有的特徵——低確定性、低穩定性、低通達性和低一致性——恰好是在那些缺乏清楚、嚴密的自我圖式的個體身上所發現的特徵（Markus，1977）。因此，低自尊的個體被認為在自我知識方面相對來說是沒有圖式的。高自尊的個體傾向於擁有清楚、自信和穩定的自我知識，而低自尊的個體卻傾向於對他們自己的身份表現出不確定性和混亂。這種身份混亂使低自尊的人看上去更容易受外部事件的控制——他們在對生活中經歷的正面和負面的事件作出反應時，在心情和行為方面都表現出更大的波動性（Baumeister，1996）。自尊和自我服務的策略 儘管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個體在加工社會信息方面差異的相關文獻是龐雜的，但兩類個體之間也確實存在一些系統的差異。通常，高自尊的人更可能對社會信息表現出積極的和自我提升的傾向：高自尊的人更願意對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失敗負責，更喜歡回憶那些讓他們看起來高人一等的信息（Blaine & Crocker，1993）。總的來說，儘管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個體都努力從最好的角度看待他們自己，但在這麼做時會利用不同的策略：高自尊的個體努力讓那些使他們看起來優越的自我提升的機會最大化，而低自尊個體試圖避開那些使他們看起來不如別人的危險情境（綜述見Baumeister，1998；有關這兩種策略的具體討論，見後面的自我指導部分和Higgins，1998）。高自尊的個體也特別喜歡採取自我提升的策略直接提升他們的個人價值，而低自尊個體則更喜歡間接的自我提升途徑，通過提升個人所屬的社會群體來提升自我，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擔心沒有能力守護他們個人成就中的積極特徵（Brown，Collins，& Schmidt，1988）。
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個體在失敗時會運用不同的認知策略使自己得到寬慰。任何失敗都會對個人的總體自我價值構成威脅，但個人可以通過回想他自己的許多積極特徵來分散這種威脅。高自尊個體通過關注個人的優點來應付失敗，在面臨失敗時這些優點在他們的頭腦中具有特別高的可通達性，而低自尊的個體卻沒有表現出任何這種傾向性（Dodgson & Wood，1998）。這可能是為什麼失敗會對高自尊和低自尊個體的自我觀產生相反的作用。高自尊個體在成就測驗中失敗時比成功時會更積極地看待自己的人際能力，而低自尊個體則正好相反（Brown & Smart，1991）。因為低自尊的個體在失敗後無力提高和恢復自我的價值，低自尊個體更容易被失敗打垮。兩組個體在成功後有同樣積極的感受，但低自尊個體在失敗後表現出更多的羞愧和屈辱感（Brown & Dutton，1995）。
因為在保持自我價值時的這些不同取向，高自尊個體更願意冒險以獲得自我提升的信息。例如，當高自尊個體發現他們在測驗中的表現比另一個人表現差時，會有強烈的願望去尋求與那個人做進一步的比較，希望在下一輪比較中能取得成功。相反，低自尊的個體沒有表現出任何這類強烈的興趣去和那些剛剛勝過他們的人進行比較。這種比較具有潛在的自我提升作用，但也具有高風險（Wood et al.，1994）。
戀愛關係為我們探索高自尊和低自尊個體採用不同認知策略的問題提供了有趣的場所。當你感受到威脅或受到傷害時，可能是由於你在工作中遭受挫折或者你認識到讓自己所愛的人失望了，這會讓你對自己的戀愛關係有何感受呢？你是否會把這種關係作為安慰和恢復信心的來源，通過提升你的伴侶、美化你的伴侶對你的積極看法來提升自己？或者，你會認為你的伴侶已對你失去興趣，通過貶低伴侶和疏遠戀愛關係來保護自己，以免遭受被拒絕的痛苦呢？你對這些策略的選擇決定於你的自尊程度。
在一系列研究中，Sandra Murray及其同事招募了一些處於長期戀愛關係的個體，讓他們面對各種對自我價值的威脅（Murray et al.，1998）。在一些研究中，參與者面臨直接威脅他們關係的情境：思考自己什麼時候對戀愛對像感到失望，或者指出自己是否對戀愛對像表現出不當行為。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參與者面臨的威脅情境與戀愛關係無關——他們被誘導相信自己在一個智力測驗中表現糟糕。當參與者接受這些威脅中的一個後，要求他對有關其戀愛對像和戀愛關係的一系列問題作出回答。控制組的參與者也對這些相同的問題作出回答，但他們開始時沒有受到任何威脅。
在所有這些研究中，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個體對這些威脅的反應是很不相同的。高自尊的個體通過強調其戀愛對像對自己高度重視這樣的做法來回應對自我價值的挑戰。當面臨人際能力或智力方面的失敗時，這些高自尊的人努力通過提升戀愛關係中的積極方面來回應受到的威脅；在面臨挑戰時，他們運用這種關係作為自我肯定的一種來源。相反，那些低自尊的人通過削弱伴侶對自己的積極看法，削弱自己對戀愛對象的積極面的看法來對威脅作出回應。令人悲哀的是，低自尊個體不是把他們的戀愛對像和戀愛關係作為有益作用的一種來源，緩和並轉移對自我的威脅，而是把戀愛關係看做另一種威脅和拒絕的潛在來源，通過貶低戀愛對像和戀愛關係，以預先保護自己免受這種迫近威脅的傷害。奇怪的是，低自尊的個體在自我價值得到提升以後還會貶低他們的戀愛關係，可能是因為這種提升提醒他們，他們戀愛對象的情感是隨著他們的積極表現而變化的，因此提高了對可能到來的拒絕的關注。
總之，研究結果表明，高自尊的個體尋求、希望和期待最好的情況，採取使自我提升最大化的認知策略。相反，低自尊的個體害怕、預期最壞的情況，採取使失望和自我貶低最小化的認知策略。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低自尊的個體在面臨困境時，他們防止失敗的努力實際上導致了失敗，儘管這是他們想要避免的。當低自尊的人相信他們的戀愛關係在動搖時，會讓自己與戀愛關係保持距離和貶低戀愛對象，而他們這麼做正好導致其害怕失去的關係解體。
到目前為止，討論一直集中在探究自我知識某個維度的內容如何影響了社會信息的加工。下面我會轉向討論自我知識在某些維度上的組織和整合如何影響個人的思想和情感。
自我知識的組織
自我的複雜性
謝利和卡倫兩個人都是大學生，她們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組織她們的自我知識。謝利的自我觀主要建立在自己是一個學生的基礎上；她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她與父母的關係，她的戀愛對象，她的娛樂活動——都與她是一個學生的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她評價各種關係和活動的依據是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持自己的學業目標。卡倫也把自己看做學生，但是她的自我定義是建立在幾個其他獨立的和具有高度價值的組成部分之上的——作為一個女兒、一個愛人、一個音樂愛好者的自我感。這些角色中的每一個都讓她表現出自我的不同方面，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她認為自己是誰以及對自己的看法。現在設想一下，謝利和卡倫兩個人都發現自己在一個重要的考試中失敗，你認為誰會更煩惱呢？
憑直覺來說，好像應該是謝利，她的整個身份感都是建立在其學術自我的基礎上，在學術方面經歷的挫折應該使謝利遭受到更大的打擊，而卡倫還可以通過關注自己是一個好女兒、愛人和音樂家來保持她的自我價值感。Patricia Linville （1985，1987）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這種直覺。Linville注意到，人們在自我複雜性上有所不同。一些人像卡倫一樣具有高度複雜的自我表徵；他們的自我概念包括許多不同的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像謝利一樣具有不太複雜的自我表徵；他們的自我概念只包括少量的高度聯繫的方面。當人們經歷挑戰自我的消極事件時，自我的複雜性決定了其消極情感如何從一個方面外溢到自我的其他方面。如果自我的複雜性低，自我的所有方面都是高度關聯的，一個領域的失敗會使一個人感到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無能的；糟糕的成績不僅僅意味著這個人是個差學生，而且也意味著他是個不好的女兒和無能的愛人。相反，如果自我的複雜性高，自我的不同方面是彼此獨立的，自我領域一個方面的失敗產生的消極情緒只限於這個領域；一個人會感到自己是個差學生，但仍然會認為自己是個好女兒和好愛人。
Linville（1987）要求學生把各種人格特質分到不同的組中，讓每個組都能描述他們自己的一個有意義的方面，通過這種方法來評價學生自我的複雜性。告訴這些學生，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把這些特質分成許多組，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把任何一個特質放到許多組中去。對於這些分組，可以運用一個公式計算每個參與者自我的複雜性程度。這個公式考慮了自我組成方面的數量以及它們之間的重疊程度。當自我方面的數量高，它們之間的重疊少（如每個方面包含不同特質），自我的複雜性程度就越高。
高自我複雜性能夠緩衝應激事件的消極後果嗎？當高自我複雜性的個體面對應激事件時，與低自我複雜性的個體相比，他們會體驗到更少的心理困難和身體症狀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要求參與者在一個生活應激事件表中標出自己在前兩周經歷過的應激事件。這個表中包括大學生常見的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應激事件，從社會生活到學業生活，再到諸如金融、毒品、法律、事故等主題。這些學生回答他們在過去兩周經歷的這類消極事件的數量的範圍是從0到17，平均數為5。為了確定這些事件對健康的影響，學生們還完成了一個抑鬱測量，回答自己在前兩周經歷了哪些身體的症狀（例如感冒、咳嗽、胃疼、頭疼）。兩周以後，學生們再次回到實驗室，再次完成這些測量項目。這個設計的目的是為了確定第一次測量所報告的應激事件是否會對學生兩周後的身心健康產生消極影響，自我的複雜性（就像第一個場合測量的）是否會對這種消極影響起緩衝作用。
自我複雜性確實對應激事件的消極影響起了緩衝作用。在那些經歷了許多應激事件的學生中，具有高自我複雜性的人表現得更好：他們表現出更少的健康問題和更少的抑鬱。這並不意味著高自我複雜性的人普遍感到更健康和更幸福；在那些經歷很少應激事件的人中，高自我複雜性的人與低自我複雜性的人相比沒有任何優勢。但當人們經歷應激時，高自我複雜性的人較少受到其不利後果的影響。因為這些個體有許多不同的自我方面，對自我領域構成挑戰的一個消極事件引起的消極思想和情感會只限於有關的領域。這些複雜的個體可以利用未受影響的領域去提升他們的價值感以及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
低自我複雜性的個體特別容易遭受應激事件的傷害，但在應激性少和經歷積極事件時，他們會表現出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積極情感會外溢到自我的所有領域，導致更強烈的積極反應。相反，對於高自我複雜性的個體來說，自我在一個領域取得巨大成功，自我的其他未受影響的方面仍會保持平常的狀態。結果，低自我複雜性的人更容易產生大的情感波動，在面臨挫折時心情更灰暗，在面臨成功時會有更大的快樂感（Linville，1985；Niedenthal，Setterlund，&
Wherry，1992）。自我知識組織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涉及自我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和消極性。積極的和消極的自我知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組織。有關自我的積極和消極的信念被分成不同區域，一些區域全是積極的，另外一些區域全是消極的。另外，自我知識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加以組織：每一方面既包括積極信念也包括消極信念。自我知識中積極部分和消極部分的分隔程度會影響健康狀況（Showers，1992；Showers & Kling，1996）。當自我知識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被分成不同的部分時，個人可能會只關注積極方面而不考慮消極方面。因此，如果人們積極的自我觀念和消極的自我觀念彼此明顯不同，那麼，那些經歷積極事件的人會感到更快樂。相反，如果積極的自我觀念和消極的自我觀念是高度整合的，自我的每個方面都包含積極和消極的信息，那麼，那些經歷消極事件的人就會感到更快樂。這是因為，當自我的某個方面遭受打擊時，自我積極方面的內容會對消極的思維起緩衝作用。總之，高度分隔的自我會讓一個人因成功而狂歡，而面對失敗時又特別脆弱。到目前為止，討論集中在個人當前的現實自我的內容和組織。下面我將轉向現實自我與希望、恐懼和預期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會探討現實自我對情感和思維的啟示。
自我指導
當我試圖評價自己的特徵、行為和成就時，也就是我的現實自我（actual self）時，我會運用兩個不同的標準來權衡我的自我：一個是理想自我（ideal self），也就是，我希望和渴望變成的那種人，我對自己的希望、目標和要求。另一個是應然自我（ought self），也就是我覺得我應該和必須成為的那種人，我對自己的義務、職責和責任的看法。這兩者有時是齊頭並進的：我會期望成為一個好媽媽，也覺得成為一個好媽媽是我的義務。有時這兩者也是存在衝突的：我渴望獲到一個有前途的職業，但也感到我有責任留在家裡照顧自己的孩子。我也可能會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物為我制定的標準來衡量我自己：我父親對我的希望和期盼，我母親對我的義務和責任的看法。當現實的自我未達到這些理想自我和應然自我的要求（我自己制定的或其他重要人物制定的要求）時，我會感到自己是不成功的。Higgins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這些負面情感的大小和性質取決於個人衡量自己時所依據的理想的或應然的標準，現實自我與這個標準存在的差距，以及這種差距的可通達性和凸顯性。這些差距的大小和可通達性也會影響到對他人信息的加工（綜述見Higgins，1987，1989，1998）。
自我差距和情緒的脆弱性 有時候，我們是受實現積極成果的願望驅動的——婚姻幸福，事業成功，身體健康。在這些情況下，我可以說有提升的目標；也就是，我有動機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追求積極的狀態、獲取期望的報酬。另一些時候我是受避免消極後果——婚姻破裂，事業失敗，罹患疾病——的願望驅動的。在這些情況下，人們會說我有預防的目標；也就是我有動機去避免消極狀態、逃避懲罰、預防令人害怕的結果發生。當這兩種目標受到阻礙時，我會體驗到不同的消極情緒：提升目標沒有實現意味著積極結果的失去——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東西。這種失去導致了悲傷和沮喪。另一方面，沒有實現預防的目標意味著要經歷消極的後果——我正在承受我害怕出現的消極後果。這種懲罰導致焦慮和不安。
關注個人的理想自我需要關注自己有哪些想要提升的目標——實現希望和抱負的願望。因此，當一個人意識到現實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間有巨大差距時，他就會關注沒有實現的期望，感到失望、悲傷和沮喪。例如，我的志向是成為一個醫生，當我認識到我的成績不足以進入醫學院時，我會感到悲傷和失望。另一方面，關注應然的自我會導致對預防目標的關注——職責的觀念意味著一個人如果未能履行職責就會受到懲罰。因此，當一個人意識到現實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時，就預料到會出現懲罰，因此感到焦慮、不安和內疚。例如，如果我認為在學校應該努力學習但卻沒有這樣做，我會感到內疚和焦慮。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Higgins及其同事預測：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間的顯著差距將導致與沮喪有關的情緒，而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的顯著差距將導致與焦慮有關的情緒（Higgins，1987，1989，1998）。
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和應然自我的差距，不同人具有不同的情形。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差距的大小會決定人們對消極事件的反應嗎？人們離理想自我的標準差距越大就越感到悲傷，離應然自我的標準差距越大就感到越不安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Higgins及其同事首先確定了兩組個體，一組個體在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存在巨大差距，而另一組個體在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存在巨大差距（Higgins et al.，1998）。這是通過參與者列出與現實自我、理想自我和應然自我有關的特徵來實現的。對於每個參與者，研究者把所列出的現實自我的特徵與每個人自我指導的特徵（即理想的和應然的）進行對比，算出匹配的數量（例如，那些既出現在現實自我中又出現在自我指導中的特徵）以及不匹配的數量（例如，自我指導方面的特徵與現實自我的特徵相反的情況）。用兩者不匹配的數目減去兩者匹配的數目得出現實自我與自我指導之間的差距。兩個不同參與者的小組就這樣被確定下來，一組主要是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存在差距，而另一組主要是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存在差距（每一組在主要的差距方面相對高，而在其他的差距方面相對低）。
幾周之後再評價這些參與者對積極事件和消極事件的情緒反應。要求參與者想像一個消極事件，如得到一個不好的分數或被所愛的人拒絕，或想像一個積極的事件，如得到高分或與所愛的人共度良宵。在想像任務前後，都要求參與者完成一個調查問卷，此問卷涉及與沮喪有關的情感（悲傷、不快樂、不滿等等）以及與不安有關的情感（擔心、害怕、緊張等等）。參與者完成想像任務後所報告的心情見表10.1。正如所預期的那樣，不同自我差距的類型參與者在考慮消極事件時體驗到不同的情緒：那些存在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差距的人會變得更加沮喪，而那些存在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差異的人則變得更加不安。這種不同的情緒反應只出現在那些關注消極事件的參與者身上，兩類參與者對想像的積極事件的情感反應沒有大的差異。這表明只有當參與者思考消極事件時，才會經歷與他們的主要差距有關的一種消極情緒。
人們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自我差距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現在這些差距在他們身上的可通達的程度上。吉姆和羅恩都認為自己在學校的表現沒有期望的那麼好；兩個人都體驗到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之間的差距。但他們關注這種差距的程度是不同的。吉姆對沒有成功實現所期望的學業目標的想法一直徘徊在他的腦海中，而羅恩得到一個不好的分數時，只是偶爾才會想起這個失敗。結果，兩人在體驗這種由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差距引發的消極情緒即沮喪時也存在差異。儘管對吉姆和羅恩來說，這種差距的大小是相同的，但吉姆更容易悲傷和沮喪，因為這種差距在他的腦海裡出現的次數更多。一般來說，當這些差距更具有通達性時，自我差距的大小對情緒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表10.1 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存在差異的人和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存在差異的人，在消極事件和積極事件中體會到的沮喪和不安
資料來源：Higgins et al. (1986, 表1, p.9). Copyright 
198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分數已根據操縱前心情進行調整。
由Higgins及其同事進行的一系列相關研究為這種預測提供了支持（Higgins，Shah，& Friedman，1997）。這些研究者評估了每個參與者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差距的大小以及每種差距的可通達性。要求參與者提出三到五種反映其理想自我的特徵（例如，他們希望、想要、渴求成為哪種類型的人），提出三到五種反映應然自我的特徵（例如，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職責或責任成為哪種類型的人）。然後評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擁有了某種特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想擁有這一特徵（理想的特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擁有這一特徵（應然的特性）。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差距的大小取決於參與者評定其想要擁有某一特徵和真正擁有某一特徵之間的差距，而這種差距的通達性是通過他們做出這些評估時的速度來確定的。研究中也用類似的方法評估現實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之間差異的大小和通達性的程度。
參與者還要報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沮喪和不安。可以預測的是，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差距越大，一個人就越會感到沮喪、悲傷和失望，但只有在這種差距具有高通達性時才會出現。同樣，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的差距越大，一個人越會感到不安、緊張和易怒，但也只有這種差距有高通達性時才會出現。換句話說，當差距具有高通達性時，可以預測這種差距產生消極情緒的頻率，但其他情況下並不如此。這些預測已經得到證實。
把參與者分成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差距高和低的兩組。研究者計算了每個組內參與者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差距的大小與他們沮喪情緒之間的相關。同樣也計算了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差距的大小與這種差距通達性高或低的個體所產生的不安情緒之間的相關。如表10.2中所示，在所有三個研究中，只有在自我差距具有高通達性的參與者中，自我差距的大小與其引發的消極情緒之間存在正相關（而在那些自我差距通達性低的參與者中，只存在很小或沒有達到顯著水平的負相關）。這些結果表明，當我們確定的標準經常出現在我們的心裡時，我們與標準之間的差距可預測我們的消極情緒。現實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間的差距越大，我們越感到沮喪，而現實自我和應然自我之間的差距越大，就感到越不安，但只有當這些差距對我們來說具有高通達性時才會如此。
那些長期沒有通達的自我差距仍然會引起消極的情感，只要一個人想起這些差距。在另一個研究中，那些理想自我和應然自我都未達到標準的參與者，在想起他們理想自我時會變得更加沮喪，當想起他們應然自我時會變得更加不安（Higgns et al.，1986；研究2）。而那些低自我差距的參與者卻沒有這種心情的變化。這再一次表明，只有當個體的自我差距在可通達的情況下，自我差距才會引起某種消極的情緒。
總之，現實自我與自己所確定的標準之間的差距會導致消極的情緒。不同的差距會導致不同的情緒——如果未達到理想的自我標準會體驗到沮喪，如果未達到應然的自我標準會體驗到不安。不過，只有當差距具有短暫的或長期的可通達性時，這種差距才會引起相應的消極情感。自我差距在某個特定時刻沒有出現在我們心裡，就不會影響那個時刻的情感。
表10.2 在差距具有高通達性或低通達性的情況下，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差距大小與沮喪之間的相關，以及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之間的差距大小與不安之間的相關
資料來源：Higgins et al.（1997，研究1-3）。注意：在每種情況下，其他類型的差距和消極情緒在統計上都進行了控制。
有關自我差距對情緒影響的研究一直關注現實自我、理想自我及應然自我之間差距所引發的消極情緒，這些差距是令人洩氣的。不過，當前的自我與個人希望或害怕的自我之間存在差距有時也會具有激勵和鼓舞作用，如果這些未來的自我被認為是可實現的話。與當前自我有差異的未來自我的作用並沒有像當前自我之間的差距那樣得到廣泛研究。一些啟發性的證據仍然表明，如果人們擁有的積極的未來自我能為改善帶來希望，或者人們擁有的消極的未來自我能讓他們採取預防行動，人們的健康都會得到提高（Markus & Nurius，1986；Oyserman & Markus，1990）。
自我差距與人際思維和策略 對理想的自我的關注就是對積極結果的關注——一個人希望和期待取得成績和成就。確實，那些敏銳地意識到沒有達到理想自我標準的人，一般會經歷悲傷和沮喪。對理想的自我的特別關注也與一種更普遍的傾向聯繫在一起，在試圖理解其他人的生活和計劃自己個人的人際策略時，這種傾向會關注積極後果的存在和缺乏。這種關注使得人們特別注意和記起他人是否實現了期望的結果，它會導致人們選擇那些使積極後果最大化的策略。相反，對應然的自我的關注就是對消極後果的關注——一個人害怕懲罰和過失，並期望去避免它。事實上，如果敏銳地意識到未達到應然的自我標準的人，會經歷典型的與消極後果聯繫在一起的情緒，即不安和焦慮。對應然的自我的特別關注也與關注消極後果是否存在和缺乏的一種更普遍的傾向聯繫在一起的，這種關注會使人們特別注意和記起其他人經歷還是避免了不幸的事情，它會導致人們選擇那些將消極後果最小化的策略。
在一個用於檢驗這些觀點的研究中，事先確定了那些有明顯的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差距的參與者，或有明顯的現實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差距的參與者，要求他們閱讀一篇描寫學生生活中20件事情的文章（Higgins & Tykocimski，1992）。這些事件中有8件關注積極後果的存在或缺乏。這些事件包括找到一張20美元的鈔票（存在積極後果）或發現想看的一部電影不再放映了（缺乏積極後果）。另外8件事關注消極後果的存在或缺乏。這些事件包括受困於交通堵塞（存在消極後果）或逃過了學校不愉快的一天（缺乏消極後果）。其餘的事件都是中性的。讀完這篇文章以後，讓參與者用10分鐘完成一件不相關的任務，然後要求他們逐字逐句地回憶這篇文章。
那些關注理想自我並因此關注自己生活中積極後果存在或缺乏的參與者，會特別可能記得另一個人經歷過或沒有經歷過的積極後果嗎？而那些關注應然自我並因此關注生活中消極後果存在或缺乏的參與者，會特別可能記得另一個人遭受或避免過的消極後果嗎？就如表10.3中所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些主要存在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差距的參與者，回憶起更多積極後果的事件和更少涉及消極後果的事件。人們特別注意他人生活中的與自己的主要自我差距所關注的事件相匹配的事件——那些全神貫注於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差距的人關注積極後果的實現，而那些全神貫注於現實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差距的人則關注避免消極後果。
暫時激活的自我差距像長期激活的關注一樣，對記憶具有同樣的影響。在另一個研究中，首先引導參與者或關注理想的自我，或關注應然的自我。然後在一個看似不相關的學習中讓他們閱讀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這樣一些情景：一個人在一些場合試圖尋求積極的後果，在另一些場合試圖避免消極的後果（Higgns et al.，1994）。正如所預期的那樣，那些被引導關注理想自我並因此關注自己生活中期望結果是否存在的參與者，特別可能回憶起其他人實現積極後果的情景。相反，那些被引導關注應然自我並因此關注生活中不期望的結果存在或缺乏的參與者，特別可能回憶起那個人努力避免消極後果出現的情景。當一個人關注自己生活中的積極或消極後果，或者是因為一個人持續地全神貫注於某種後果，或者是因為情景中的某些東西引起個人思考這樣的後果，這個人會對其他人生活中的那種後果也變得特別敏感。
表10.3 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存在差距的參與者、現實自我與應然自我存在差距的參與者在積極後果與消極後果存在或缺乏的情況下所回憶出來的事件數量
資料來源：Higgins & Tykocinski (1992).
顯著的自我差距也可以幫助一個人確定運用什麼策略去達到其重要的人際目標，如交朋友。當你試圖交一個好朋友時，你可以運用多種策略。這些策略可以分為尋求積極後果的策略如親密和信任，以及避免消極後果的策略如疏遠和不和。你偏好的策略受你心理中占顯著地位的某種自我差距的影響：持續關注與理想自我的差距，會傾向於對積極後果越來越敏感，也會偏好那些提高積極後果的人際策略。同樣，持續關注與應然自我的差距，會傾向於對消極的後果越來越敏感，也會偏好那些目標在於預防消極後果的人際策略。
為了驗證這些觀點，Higgins及其同事（1994，研究3）選擇了兩組參與者，一組參與者存在明顯的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差距，另一組參與者存在明顯的現實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差距。提供給這些參與者一份關於友誼策略的清單，其中三種策略關注尋求積極的後果（慷慨的、支持的和有愛心的），三種策略關注避免消極的後果（不與朋友失去聯繫，不忽視他們，不傳播有關朋友的流言蜚語）。要求參與者在這些策略中選擇三種維持友誼的策略。正如所預期的那樣，有明顯的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差異的參與者，更多地選擇關注積極後果的策略（很少選擇關注消極後果的策略）。換句話說，每一組參與者都表現出偏好對那些突出主要自我差距的後果加以關注的策略。
總之，對理想的自我的關注，無論它是暫時的還是持續的，相當於關注在個人希望和抱負中要表達的積極後果。這種關注使得人們對他人生活中積極後果的存在和缺乏非常敏感，促使他們努力尋求和接近他們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後果。現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之間明顯的差距也使得人們易受那些與積極後果缺失聯繫在一起的消極情緒即悲傷和沮喪的影響。相反，對應然的自我的高度關注，相當於對沒能成功完成個人義務和責任時預期會出現的消極後果的關注。這種關注使得人們對其他人生活中消極後果的存在與缺失非常敏感，使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趨向於避免和預防消極後果。這也使得他們易受與消極後果出現相聯繫的消極情緒即不安和焦慮的影響。
關注理想的自我和應然的自我可能是關注趨向積極後果或避免消極後果這種更廣泛取向的組成部分。一些人傾向於尋求並促進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而另一些人傾向於避免並預防不好的事情。情境因素也可能引起個人暫時關注尋求積極後果或避免消極後果。人們關注理想的自我和應然的自我的傾向可能是受這些廣泛的促進或預防的取向支配的。確實，不經歷理想的自我與應然的自我，而只是簡單地依據積極後果（你會因成功受到獎勵）或消極後果（你會因失敗受到懲罰）來架構他們的目標，誘導人們直接關注積極後果和消極後果也是可能的。這種對積極後果或消極後果的關注的直接操縱所引起的情緒反應，與由那些強調理想的自我或應然的自我的間接操縱所引起的情緒反應是類似的（Higgins et al.，1994；綜述參見Higgin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