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中期，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都或明或隱地認為，人能夠意識到形成判斷和行為的認知加工，能夠監督和控制這些加工。這種觀點現在已經發生改變。當認知心理學家對這些假設開始提出質疑時，社會心理學家很快就緊隨其後。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人們已經很清楚，許多心理過程是在幾乎沒有意識或目的的情況下進行的（綜述參見Uleman & Bargh，1989；Wegner & Bargh，1998）。在這一章，我會對一些證據加以綜述。這些證據表明我們能對各種物體、人和情境作出自動化的反應，但這種自動化反應會歪曲我們的判斷、影響我們的行為，儘管我們對正在發生的這些毫無所知。
本章討論的許多觀點是有高度爭議的。因此，我會把相當的篇幅放在討論導致這些觀點的研究和方法方面，我會努力去回答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為什麼會說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判斷受到某種因素的影響？為什麼那些只能由潛意識覺察到的刺激會使判斷出現偏差？如何才能確定人們自動化地、不費力地以及經過很少思考和分析就能很快得出關於他人的結論的？如何才能檢驗人們控制自身思想的能力？
自動化加工與控制性加工
你為什麼如此粗魯地打斷你朋友的講話？為什麼你決定僱傭安妮而不是菲利浦？為什麼加裡讓你感到很不舒服？我們經常充滿自信地回答這些關於行為、思想和感覺原因方面的問題。我們非常確定地相信，自己能幸運地獲得許多相關的信息——我們知道此時此刻自己的頭腦在想什麼，知道自己喜歡的東西和不喜歡的東西，知道自己通常是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然而，我們的行為、想法和情感也受一些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因素影響。你沒有意識到你打斷了你朋友的講話是因為你剛才閱讀的文章中都是些強有力的、充滿自信的人，你沒有意識到自己想僱傭一位女性的願望導致自己以讚賞的方式看待安妮的背景，你沒有意識到加裡讓你感到不舒服是因為他長得像一位你憎恨的高中老師。
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使這種觀念變得通俗化：心理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是在意識之外進行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具有威脅性的內容通常會被壓抑到意識以下以免受到關注。而有關無意識加工的現代觀點卻不需要這種主動的壓抑。現代的觀點認為，認知和情感系統結構中的許多活動是不能通過簡單的內省就可通達的，我們通常不能控制和監控它們的執行過程（Kihlstrom，1987）。
對這種無意識的、自動化加工經驗的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在這個時期，理論家們對自動化的加工和可控制的加工進行了區分（Shiffrin & Schneider，1977）。自動化加工是指那些在意識之外進行的加工；是在沒有目的的情況下完成的；是不可控制的，一旦開始就不能阻止它們；是高效率的，只需要很少的認知資源，能夠與其它加工同時進行。知覺的許多方面都是以這種自動化的方式來進行的。例如，我們用於確定物體大小和距離的心算過程完全是自動化的——它們不需要任何的精力和目的，不受意識監視或控制的影響。另一方面，控制性加工則可以用一些相反的特徵來加以描述——它們是在有目的、有意識的情況下完成的；是可控制和可監視的；需要相當多的精力，當認知資源受到限制時，它們就會受到干擾。
最初，自動化加工和控制性加工被認為是絕對分開、相互排斥的。每種加工或者被認為是完全自動化的，即具有自動化加工的所有四個特徵；或者被認為是完全可控制的，即具有控制性加工所有四個特徵。然而，後來的研究證據表明，很少有高層次的認知加工能滿足這些苛刻的標準（Bargh，1989，1994，1996；Zbrodoff & Logan，1986）。實際的情況是，許多加工在一些方面是自動化的，而在其他方面又是可控制的。例如，如果你是一個有經驗的司機，你可以行駛很長距離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駕駛汽車，你駕駛時毫不費力，還可以邊聽音樂邊和別人談話。在這些方面，你的駕駛是自動化的。然而，你的駕駛缺少自動化其他方面的特徵。它不能被認為是無目的的，你已經做了有意識的決定讓這輛車行駛。你的駕駛也不是不可控制的，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選擇停止它或監控它。社會判斷的許多過程都是自動化和可控制特徵的混合。例如，當美國白人遇到一位亞裔美國人時，對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會自發地出現在他們的心裡，對他們而言，這是沒有任何目的的。但這種情況只是在具有充足的認知資源時才會發生（Gilbert & Hixon，1991）。換句話說，刻板印象的激活是沒有目的的（自動化過程的一個特徵），但它是需要花費精力的（可控制過程的一個特徵）。
我們的許多判斷、情感和行為是自動化完成的，是受一些沒有意識到的因素影響的，是不能控制的，這種觀點歷來存有高度爭議。這方面的研究表明，實際情況確實如此。現在這種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對於什麼是自動化加工的證據已經形成了相當一致的意見。目前研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運用這些方法去探索以下問題：我們的哪些反應是自動化的？我們會自動化地激活和運用刻板印象嗎？我們會自動化地從人的行為來推斷他的性格嗎？哪些物體和事件能引起自動化的情感反應呢？
旨在證明自動化加工的大多數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一直關注自動化的兩個標準：缺乏意識和高效率（儘管缺乏意識通常也被認為意味著缺乏目的和控制——假如我沒有意識到影響我的判斷的一個因素，我也就很可能沒有讓這種情況發生的打算；假如我沒有意識到正在出現的加工，就不能控制它的執行）。如何才能證明人們沒有意識到哪些因素決定他們的判斷、情感和行為呢？如何才能證明一個加工的完成是高效率的呢？下面有關自動化加工的討論主要是圍繞研究方法來加以組織的，這些研究和方法可以回答上述問題。
缺乏意識
內省的失敗
在一篇具有高度影響的文章中，Richard Nisbett和Timothy Wilson認為，我們通常很少能通過內省進入高層次的認知過程；我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各種因素在影響自己判斷和偏好中的作用（Nisbett & Wilson，1977）。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政治態度的轉變是一位朋友評論的結果，對一個問題精明的解決方法實際上是由於一位老師的微妙暗示而產生的，或者選擇某個品牌的牙膏是由於它在超市貨架上的位置。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通常對自己如何形成判斷能提供自信的報告，但是這些報告是不可信的，因為它們不是建立在直接內省的基礎上。相反，它們是建立在關於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哪類判斷的因果關係理論的基礎上的。
為了說明這類內省的失敗，Nisbett和Wilson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都採取了相同的形式：一項實驗顯示，某個特定的因素影響了判斷，實驗者對此進行了評論；那些聽過這個評論的人與那些沒有聽過這個評論的人相比，做出了不同的判斷。然而，當參與者接受訪問時，他們否認這個因素對自己的判斷產生過任何影響，通常會堅持自己的判斷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當有證據證明某個因素實際產生了影響，而參與者又否認這個因素的影響時，就可以看做這是內省的失敗。
Nisbett和Wilson指出，許多經典社會心理學實驗中的參與者似乎都沒有意識到其實在他們判斷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哪些因素。不協調理論最重要的研究者證實，在不協調研究中這種情況是常見的；參與者通常都否認引發不協調的操作影響了他們的態度。例如，一個經典的研究表明，那些為加入一個群體而經受了痛苦儀式的人會更加喜歡這個群體（Aronson & Mills，1959）。不協調理論認為，人們對這個群體更加喜愛，只是為了證明他們經受這個痛苦儀式是合理的，否則，這種行動看起來就是愚蠢的。然而，在這個研究中的參與者都否認這一點，就像Aronson所指出的：“當我向被試解釋這個理論時，他們一般都會說它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別的被試可能就是像我說的那樣進行推理的，但他們自己不是這樣的。”（Nisbett & Wilson，1977，p.238）。另外一些經典的研究也表明，周圍的其他目擊者和旁觀者越多，人們去幫助一位處於困境中的人的可能性越小（Latane & Darley，1970）。然而，這些研究中的參與者通常都堅持認為，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受到他人在場的影響。
Nisbett和Wilson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以證明這種現象廣泛存在。在這些研究中，他們創設一些情境，認為人們在這些情境中對影響自己判斷的關鍵因素會產生錯誤的觀點。他們推論，如果人們對影響他們判斷的解釋是建立在先前的因果關係理論的基礎上，而不是通過直接的內省獲得的，那麼，當人們判斷受到那些高度反直覺的因素影響時，人們就會提供不準確的解釋。在某購物中心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先詢問那些路過的人，櫃檯上四雙襪子中哪一雙的質量是最好的，在他們做出選擇以後，要求他們說明理由。實際上，這四雙襪子是完全一樣的。然而，參與者都表現出強烈偏愛最靠右手邊的那一雙的傾向。但沒有任何一位參與者在他們說明的理由中自發地提到襪子擺放的位置對其選擇的影響。當直接詢問他們這一點時，所有的人都對此予以強烈的否認。
在Nisbett和Wilson的另一個研究中，參與者觀看對一個帶有濃重歐洲口音的教授進行訪談的錄像帶。在一盤錄像帶中，這個教授看上去是個熱情、和藹可親的人，而在另一盤錄像帶中，這個教授看上是個很冷漠、令人不愉快的人。那些看到熱情教授的參與者認為他的口音具有獨特的風格，外貌看上去很有吸引力，而那些看到冷漠教授的參與者卻認為同樣的特徵是令人不愉快的。很明顯，教授的熱情、和藹可親影響了參與者對教授個人特質的評價，但參與者都強烈地否認這一點。而那些看到冷漠教授的參與者認為因果關係的方向是相反的；他們認為對這位教授的喜歡水平下降是因為他令人討厭的口音、風格和外貌。
這些類似的研究表明，我們的判斷通常是自動化的，以至於我們沒有意識到判斷背後的認知過程。最近，Bargh及其同事運用類似的策略進行的研究表明，複雜的社會行為有時也可能是自動化的（Bargh，Chen，& Burrows，1996）。在一個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啟動“粗魯”和“禮貌”的概念，然後在一個看似無關的背景中檢查這種啟動是否導致人們以一種粗魯或禮貌的方式行事。實驗中告訴參與者他們將參與關於語言的兩個不同的研究。參與者的第一個任務是整理一系列混亂的句子。每個句子包含五個打亂順序的單詞如“he it hides finds instantly”，要求參與者盡快構造一個有四個單詞的正確句子。這個任務是用來啟動想要的概念。參與者只參與這個任務三種形式中的一種。在第一種形式中，啟動特質“粗魯”，任務中一半的句子包括了與“粗魯”有關的單詞，如魯莽、粗魯、打擾。在第二種形式中，啟動特質“禮貌”，任務中一半的句子都包括了與“禮貌”有關的單詞，如禮貌、謙虛和體貼。第三種形式是控制組，句子中包含的只是與“粗魯”或“禮貌”無關的單詞。實驗者並不知道參與者完成的是哪種形式的任務。
每個參與者單獨完成這項任務。當他們完成這項任務後，發現實驗者正與另一位對這個實驗的指導語理解有困難的參與者（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同夥）進行一段冗長的對話。實驗者完全沒有與這名參與者打招呼，也沒有與其進行眼神接觸，只是在不斷地回答他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種交談一直持續10分鐘，或直到這位參與者試圖用某種方式如“請原諒”或“對不起”來打斷它。就像在圖7.1中所看到的，啟動的操作對於參與者是否打斷實驗者的談話具有重要影響。與那些被中性詞啟動的參與者相比，那些被“粗魯”啟動的參與者更可能去打斷實驗者的對話，而那些被“禮貌”啟動的參與者更少去打斷實驗者的談話。但是，當被問到這一點時，沒有一位參與者報告啟動的操作影響了自己的行為。看來情況好像是，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情境中的細微因素可能決定著我們的社會行為。
圖7.1 在特質啟動的條件下，在10分鐘內打斷實驗者的參與者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Bargh et al. (1996, 圖1, p.235). Copyright 
1996)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從這個範式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判斷和行為的原因，因為他們否認那些因素影響了他們的反應。這個範式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它表明人們在正確地報告影響他們反應的各種因素方面是不可信的。這個結論及其對心理學方法的意義已被廣泛地接受。目前對此已達成共識：我們不能因為參與者說了什麼就認為我們的實驗操縱已經成功地獲得（或沒有成功地獲得）預期的效果。
但這個範式能證明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哪些因素決定他們的反應嗎？對此存在很多的爭議。批評者們提出了各種理由說明為什麼這個範式不能提供無意識加工的結論性證據（Ericsson & Simon，1980；Smith & Miller，1978）。情況可能是，參與者在作出判斷和行為時其實是意識到實際原因方面的因素的，但後來忘記了它們；還有這樣的可能，人們一直意識到這些因素影響了自己的判斷，但選擇性地不報告這一點，因為他們不希望讓自己看上去是愚蠢的。儘管運用於某個具體實驗時，這些及相關的解釋通常是相當有趣的，但很難把它們完全排除在這個範式之外。因此，這個範式被認為只為潛意識加工提供了一些相對較弱的證據。運用這種方法進行的研究，通常也利用了一些更嚴密的方法，因此可以排除那些運用有意識策略加工的解釋（Bargh et al.，1996）。下面我將描述可以證明潛意識會影響判斷的更嚴密的方法。
內隱記憶
大腦某些區域的損害會引起健忘症。健忘症病人具有正常的知覺、語言和智力功能，但不能有意識地回憶近期的經歷。如果你教這樣的病人一項新的技能、新的信息或一組新的單詞，這位病人在隨後的場合裡幾乎不能有意識地回憶起所學的東西。確實，這位病人甚至對發生過的教學過程也不記得。然而，神經科學家卻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儘管健忘症病人對過去的經歷不能有意識地回憶，但他們隨後的判斷和行為仍然受到這些經歷痕跡的影響。儘管這個病人不能回憶起這個技能的練習過程，但病人練習過的運動技能方面的表現會得到改善。一位病人儘管不能夠回憶起新學過的事實，但能夠敘述它們。一個病人不能夠說出包含在單詞系列中先前見過的某個單詞，當給出這個單詞的前三個字母時，他卻能夠完成這個單詞（綜述參見Schacter，1987；1996）。
關於大腦受損病人的研究對理解正常大腦是如何工作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啟示。把所有這些放在一起考慮會發現，健忘症病人的記憶的失敗和成功可能意味著不止一種記憶。把外顯記憶即早期經歷的有意識的回憶，和內隱記憶即過去經歷對目前的判斷、情感或行為的無意識影響二者之間作出區分可能是有益的；健忘症病人明顯缺乏外顯記憶，但他們的內隱記憶卻沒有受到損害。在正常人中是否也可以找到這種分離呢？我們的反應會受到不能回憶起的經歷的影響嗎？大量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綜述參見Schacter，1987）。
如果你學習了一組包括“octopus”的單詞串，並隨後要求完成這個單詞填空“O _ T _ _ U S”，你會比那些先前沒有在單詞表上看過這個單詞的人更容易地正確完成它。這是一個標準的、並不特別令人吃驚的啟動效應。然而，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即使你不能有意識地回憶起看過單詞“octopus”，但你在這方面仍具有優勢。在一項證明外顯記憶和內隱記憶分離的研究中，先讓人們學習一組單詞，然後在一天或一個星期後讓他們完成兩種不同的記憶測驗（Tulving，Schacter，& Stark，1982）。一個測驗採用外顯的、有意識的記憶，檢查參與者是否能夠再認曾經出現在單詞組中的單詞。給予參與者一組單詞，它們由先前看過的24個單詞與新增的24個單詞混合而成，要求他們指出每個單詞是否在先前學過的單詞組中出現過。毫不奇怪，參與者一個星期後準確識別他們先前學過單詞的能力要比一個小時後差很多。但在第二種測驗中卻出現了不同的情況，這種測驗通過檢測參與者是否正確地完成先前學過單詞的完形補缺來評估啟動情況。那些在單詞組中曾經出現過的單詞確實被啟動，並且這種啟動效應在一個星期後與一個小時之後一樣強。確實，被啟動單詞的有意再認經過一個星期的延遲後已有實質性下降。而參與者不能回憶起的單詞與他們所能記住的單詞具有同樣強度的啟動效應。換句話說，內隱記憶在外顯記憶下降的時候仍然保持一樣的強度。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Jacoby & Dallas，1981）。它們都表明，即使不能再回憶起某些經歷，過去的這些經歷卻仍然能影響我們的判斷。
這種不能明確回憶的先前經歷有可能造成一個不幸後果，即造成一種非故意的剽竊（Brown & Murphy，1989）。當你上一堂課、閱讀一篇文章或與一位朋友交談時得到一種觀點，它可能在隨後的日子裡突然出現在你的頭腦中。如果那個時候你不再能回憶起你第一次是在哪裡得到這個觀點的，那麼你可能就會誤認為它是你自己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科學家和藝術家對於觀點的來源常常出現爭論的原因之一。例如，弗洛伊德就描述過這個問題，當他提出一種新的理論時，一位以前的同事指出在他提出那個理論的前幾年，他就給弗洛伊德提過這個觀點。當時弗洛伊德否認了那個人說法的真實性，但令他難堪的是，他後來確實回憶起先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披頭士合唱隊的喬治·哈里森在一次訴訟中被控告其歌曲《我親愛的上帝》（My Sweet Lord）的樂曲抄襲了Chiffons早期創作的一首歌曲《他非常棒》（He’s so ine）。哈里森承認自己在創作這首歌之前聽過那首歌，但是他否認是有意去抄襲它。法庭最終雖然認可這種抄襲可能是非故意的，但是從法律角度說，哈里森要為侵犯他人著作權而負責（Brown & Murphy，1989）。控制的實驗也表明，人們可能誤將他人創作的東西當做是自己的（Brown & Murphy，1989）。
一個人甚至可能不知不覺地抄襲自己的觀點（Brown & Murphy，1989）。一位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時常喜歡自嘲地敘述自己是如何提出一個看似重要的新觀點的。由於感到非常興奮，他坐在書桌前伏案研究這個新觀點的影響及其意義，設計證明其真實性的實驗。一天中午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重新設計的實驗來自於幾十年前他做過的博士論文……這種對別人或自己的非故意剽竊可看做是回憶記憶來源失敗的一個例子；一個人能回憶起以前遇到的信息，但卻回憶不起它的來源（Johnson et al.，1993；參見第5章）。
對內隱記憶的討論經常避免使用“無意識”影響這個術語以避免爭論。批評者們指出，要證明在內隱測量中揭示的效應完全是無意識的，或者通過看似沒有任何意識回憶的外顯測量來揭示所有的意識經歷是很困難的（Jacoby，Lindsay，& Toth，1992）。例如，當人們用先前看過的單詞完成單詞補缺時，要證明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以前看過這個單詞是很困難的。即使他們不能成功地識別出某個單詞在以前的單詞組中出現過，但仍然在某種程度上能意識到以前見過它。下面所要討論的是，當讓有意識的加工與無意識的加工競爭時，這些擔心就可能減輕。
有意識加工與無意識加工的競爭
當你給一位朋友講一個笑話時，這個笑話在你的記憶中會變得更具有通達性，你很可能會再次講同樣的笑話。為了阻止自己變成一個喜歡重複、令人厭煩的人，你可以有意識地回憶你已經給某個朋友講過這個笑話。在這個例子中，過去經歷的無意識影響和對那個經歷的有意識回憶將把你推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只是受這個笑話無意識啟動的影響，你會不斷重複它。但是，如果你記得曾講過這個笑話，你就會避免這種重複。Larry Jacoby和他的同事認識到，這種將有意識加工和無意識加工進行對立的範式能為無意識加工提供強有力的證據（Jacoby et al.，1989）。
在內隱記憶的許多研究中，有意識記憶和無意識記憶能在相同的方向上影響參與者。例如，對以前看過的某個單詞的有意識回憶和被那個單詞無意識啟動的經歷，兩者都會導致你正確地完成單詞補缺。在這種情況下，看起來無意識的啟動效應實際上應歸因於實驗者沒有成功覺察到的意識的作用。但是,當兩種過程在對立的方向起作用時，就不必有這種擔心。很明顯，除非有意識記憶失敗，你才會重複一個笑話。因此，任何重複都可以被看做是無意識影響的證據。就像下面所描述的那樣，運用這種邏輯，Jacoby及其同事獲得了無意識會影響判斷的強有力證據。
一夜成名 Sebastian Weisdorf很出名嗎？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說：不。你會非常自信地認為你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名字。但是如果我明天再問你這個問題，會怎樣呢？這時，你已經在這裡短暫地見過這個名字，只是把它作為一個不出名人物的例子。如果你能確切地記得你在哪裡和為什麼看到Sebastian Weisdorf，你會很自信地說他是不出名的。但是如果你不記得在哪裡看過這個名字，會怎麼樣呢？你會覺得這個名字看上去好像有點熟悉，畢竟你以前已經看過它。如果你把對名聲的判斷建立在熟悉感的基礎上，你就會錯誤地認為這個名字是很出名的。通過這種方式，Sebastian Weisdorf就可能會變得一夜成名。
注意，在這個例子中有意識記憶和無意識記憶以一種對立的方向在影響著你。讀到這個名字時產生的無意識啟動會導致你認為它是出名的。但它是作為一個不出名的人的例子給出的，有意識記憶應該使你認為它是不出名的。因此，如果你錯誤地認為它是出名的，那麼就是因為無意識啟動的影響。為了證明這種無意識影響，Jacoby及其同事檢驗了人們是否會錯誤地將先前看到的不出名的名字當做出名的（Jacoby et al.，1989）。實驗的第一階段是一個有關發音準確性的研究。在電腦屏幕上一次給參與者呈現40個不出名的人名，要求他們大聲地讀出它們。在第二階段，參與者進行名聲判斷，有的是立即進行，有的是在24小時之後進行。實驗時提醒參與者，他們在實驗第一階段看到的名字都是不出名的，現在將向他們呈現一個名單，在這個名單中，既包含那些不出名的名字，也包含新的不出名和出名的人名。而且告訴他們，這些出名的人並不非常有名，他們也不必描述這個人是做什麼才變得有名的。然後，呈現給參與者一個名單，其中包括那40個前面實驗中見過的不出名的名字，20個新的不出名的名字，以及60個較有名的人的名字，要求參與者判斷每個名字是否出名。
當參與者立即進行測試時，與那些新的不出名的名字相比，參與者更少錯誤地把先前看過的不出名的名字看做是出名的。這表明，在他們看過這些名字的實驗之後立即測試，參與者仍然能夠有意識地回憶起在哪裡看過它們，因此能夠避免錯誤地把它們認為是出名的。而在延遲24小時以後，則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可以預料的是，這個時候他們在回憶前一階段實驗中看過的那些名字時會有一些困難，但這些先前看過的名字仍然會被啟動。確實，在延遲24小時之後，與那些新的不出名的名字相比，那些先前已經看過的不出名的名字被誤認為是出名的情況更常出現。對於先前看過的不出名的這些名字，錯誤率的提高必然是由於無意識啟動；如果參與者仍然能夠有意識地記得在先前的名單中看過哪些名字，他們就不會認為它們是有名的。在這類研究中，無意識加工與有意識加工是競爭性的，為判斷的無意識影響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錯誤的名聲判斷可以被看做是來源監控失敗的另一個例子（Johnson et al.，1993；見第5章）。人們能正確地辨認出一個名字是熟悉的，但卻不能正確地識別這種熟悉性的來源。他們錯誤地把對這個名字的熟悉感歸因於它的名聲，而不是由於它們在先前的名單中出現過。這種現象也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人們習慣利用他們的主觀經歷作出判斷（Schwarz & Clore，1996）。就像我們根據自己的心情來判斷自己對他人的態度（見第6章），我們也會根據提取事例的容易程度來判斷它們出現的頻率（見第3章），根據被喚醒的程度來判斷自己煩惱的程度（見第6章），根據對名字的熟悉程度來判斷它的聲望。如同前面的探討所指出的，以這種方式依賴個人主觀經歷會產生的問題是，我們很容易弄錯經歷的來源。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為什麼我們對自己經歷的來源出現如此錯誤，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通常沒有意識到引起這些經歷的因素。
總之，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我們沒有意識到各種經歷對自己的判斷、思想、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即使不能回憶起這些最初的經歷，這些影響仍會持續存在。迄今為止所討論的研究都涉及這樣的情境：人們最初意識到一種經歷，但沒有意識到這種經歷對他們後來的反應的影響。我們也會受自己從未意識到的經歷影響嗎？潛意識覺察的信息也能對我們的思維、情感和行為產生影響嗎？人們越來越一致地認為這種情況確實能夠發生，就像下面所討論的一樣（Greenwald，1992；Kihlstrom，1987；Merikle，1992）。
閾下知覺
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在你面前閃過一些單詞或圖片，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你對閃過的東西沒有任何意識，無法報告你看到了什麼。儘管你對閃過的刺激缺乏有意識的經歷，但這些刺激仍然影響你隨後的反應，那麼就可以認為你已經閾下或潛意識地知覺到這些刺激。許多研究者根據這個邏輯來證明閾下知覺。現在已經有大量研究成功地獲得了證據，說明人們能夠被不能報告出的見過的刺激啟動：短暫閃過的刺激能夠影響那些在無意識啟動任務方面的表現，如完成單詞補缺，儘管像單詞再認這樣的外顯測量表明參與者沒有意識到曾經看過這些單詞（綜述參見Kihlstrom，1987；Merikle，1992）。
因為這些研究是建立在對閾下刺激的內隱和外顯記憶的測量進行分離的基礎上的，那些反對運用這種分離方法去證明內隱記憶的批評對於這些研究是同樣適用的。刺激的無意識知覺的假設依賴於這樣的研究成果：外顯的測量沒有表現出任何有意識知覺的證據。但是我們如何能夠確認這些測量包括了全部有意識的經歷呢？很難排除這種可能性：參與者是意識到刺激的，但由於外顯測量不夠敏感而沒有測量到它們。就像在內隱記憶中所做的那樣，通過讓有意識的加工與無意識的加工相互競爭來排除這種擔心是可能的（Debner & Jacoby，1994；Merikle，Joordens，& Stolz，1995）。
在運用這種方法進行的一個研究中，啟動詞（如spice）在每次實驗中短暫地呈現（Debner & Jacoby，1994）。隨後給參與者一個詞干（如spi___），要求他們可用除剛剛見過的單詞以外的任何一個單詞來完成它。如果參與者知道他們已經看過單詞spice，就會避免使用它來完成這個單詞補缺。確實，當啟動詞出現的時間足夠長到允許有意識知覺時（500毫秒），那些被它啟動過的參與者與那些沒有被它啟動過的參與者相比，更少運用這個單詞去完成補缺。這表明有意識知覺可以成功地將這個啟動詞排除在外。反之，如果這個啟動詞出現的時間太短不足以引起有意知覺時（50毫秒），那些被這個單詞啟動過的參與者與那些沒有被它啟動過的參與者相比，更多地運用這個單詞去完成補缺。這些參與者不能排除這個啟動詞，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剛才見過它。但它影響了他們的反應，表明那是在意識之外知覺到的。
運用這種讓有意識加工與無意識加工相互競爭的方法進行的研究所提供的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我們能夠無意識地知覺，並會受那些從未意識到的刺激的影響。而且，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運用不太嚴密的方法研究獲得的下意識知覺的事實是可信的。例如，現在可以確定，只呈現短暫的50毫秒的刺激只能夠閾下知覺到。那麼，可以合理地假定，在其他研究中呈現同樣短暫的刺激也涉及閾下知覺，即使那些研究並沒有使用把無意識加工與有意識加工競爭的方法。大多數探索閾下知覺影響的社會認知研究沒有使用這種對立加工的方法，而是根據不太嚴密的方法在缺乏外顯再認的情況下證實內隱影響。不過，考慮到用更嚴密的方法進行的研究獲得的這類影響的證據，認為他們已經證明了無意識影響的假設看來是合理的。
社會心理學家感興趣的是，更複雜的社會判斷是否也受到閾下呈現刺激的影響。許多研究表明，當一個人被某個人格特質啟動時，會影響這個人在該特質方面對他人的評價。例如，要求參與者整理一些隱含敵意的句子（如“他踢她幾下”）的任務從而啟動參與者的敵意，結果發現，這些參與者評價那些在隨後不相關的情境中遇到的人時更具有敵意（Scrull & Wyer，1979）。John Bargh和Paula Pietromonaco研究了這些特質在意識之外的閾下啟動時，相同的結果是否也會出現。這些特質仍然會影響參與者的社會判斷嗎？在他們的研究中，參與者首先完成一項“警覺任務”，要求他們每次看到面前屏幕上出現一個閃光時，就按一下按鈕（Bargh & Pietromonaco，1982）。事實上，每次閃光都代表一個單詞，只是呈現的時間很短（100毫秒），接著是一連串的Xs以有效地掩蓋它。在這種條件下，要有意識地覺察到用這種方式呈現的單詞是很困難的。在以這種方式呈現的100個單詞中，一定比例的單詞與敵意有關（例如，敵意、咒罵、猛擊）。在不同的條件下，敵意單詞出現的比例是0%、20%或80%，分別代表對敵意沒有任何啟動、弱啟動或強啟動。
為了確定參與者沒有意識到啟動的單詞，另一組的參與者經歷了在強啟動條件下所運用的相同程序。與實驗組的參與者不同的是，他們被告知一個單詞會在每次實驗驗中一閃而過，要求他們猜測這個單詞。他們正確猜中敵意單詞的概率低於1%，表明他們不能有意識地覺察這些單詞。那麼，這些不可覺察的單詞是否也會影響隨後的判斷呢？其他一些參與者（他們沒有被要求猜測單詞）接著完成另一個任務，在這個任務中要求他們閱讀一段對一個叫唐納德的男人的描述，他參與了一些稍帶敵意的行為。在這段描述中不清楚他這樣的行為是因為他真的有敵意，還是因為情境所迫（例如，“他拒絕付租金，直到房東重新粉刷這間公寓為止”）。儘管參與者沒有意識到見過這些敵意的單詞，但是這些單詞影響了他們對唐納德的評價。他們見過的單詞越具有敵意性，對唐納德的評價就越消極。這是證明對他人的判斷受到意識之外覺察到信息的影響的第一個研究。
自此之後，其他許多研究已經證明了閾下呈現的信息能夠影響我們的判斷、情感和行為。許多這類研究一直關注刻板印象的自動激活，在第8章會更詳細地進行討論。這裡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在美國文化中盛行的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包含敵意的特徵（Devine，1989）。已有研究表明，這種刻板印象能被閾下呈現的與刻板印象有關的內容激活，會影響隨後的判斷和行為。那些在閾下接觸了與刻板印象其他方面有關單詞的美國白人，對上面描述的具有模稜兩可敵意的唐納德的評價會更為消極（Devine，1989）。同樣，那些閾下接觸了非裔美國人的相片的非非裔的美國學生，對實驗者表現出更多敵意行為（Bargh et al.，1996）。這些及相關的研究表明，與刻板印象有關的信息能影響我們的判斷和行為，即使我們從沒有意識到見過這些信息。另一個研究調查了無意識覺察到的內容對情感的影響，下面對此進行討論。
曝光效應 你可能聽人說過熟悉導致輕視。但許多證據表明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對於人、面孔、顏色、幾何圖形、氣味、食物以及許多其他東西越熟悉，就會越喜歡它們（Bornstein，1989）。Robert Zajonc稱這種現象為爆光效應，表明僅僅重複接觸一個事物就足以增加一個人對它的喜歡程度（Zajonc，1968）。現在看來，當人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接觸時，僅僅接觸一個事物特別可能增加對這個事物的喜歡程度（Bornstein，1989；Bornstein & D’Agostino，1992）。
一個由Kunst-Wilson和Zajonc（1980）進行的經典研究表明，人們會變得喜愛先前看過的事物，即使他們從沒有意識到自己看過它們。在這個研究的第一階段，參與者與10個不規則的八角形中的每一個接觸5次。這些曝光是如此的短暫（1毫秒），以至於有意識地知覺它們幾乎是不可能的。然後，在第二階段，每個舊的八角形與參與者之前沒見過的一個新的八角形配對。呈現每個配對時，要求參與者猜出哪個八角形是他們之前見過的。他們的回答表明，他們不能認出之前見過的八角形，其正確率一點也不比隨機猜測的概率好（48%）。不過，儘管沒有能力識別出已經接觸過的事物，參與者對這些事物的喜歡程度卻受到接觸的影響：在大多數配對（60%）中，他們更喜歡舊八角形而不是新的八角形。
隨後的許多研究重複了這種曝光效應。Robert Bornstein對200多個實驗進行了元分析研究，探討了曝光對喜歡的影響（Bornstein，1989）。在一個元分析中，檢驗相同現象的許多實驗的結果能夠加以整合，提供對這種現象強度的總體估計，確定影響結果的因素。曝光研究的元分析表明，有關先前接觸對於喜歡的影響，在研究中運用閾下接觸時比運用有意識接觸時的實際影響會更大。受這個結論的啟發，Bornstein和D’Agostino設計了一系列實驗對其進行直接檢驗（Bornstein & D’Agostino，1992）。他們的研究確實證明，當刺激在閾下呈現（例如只有5毫秒）時，與刺激用意識知覺方式呈現（例如，500毫秒）時相比，對相同刺激（女性的相片或幾何圖形）的重複接觸更能提高對這些刺激的喜歡程度。
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曝光效應產生的機制可能類似於導致名字變得“一夜成名”的機制（Jacoby et al.，1989）。情況可能是，對一個刺激物的重複接觸創造了一種模糊的熟悉感，有時也稱之為知覺流暢性。熟悉感的溫暖之光被誤認為是喜歡。當人們認識到這個刺激物看起來熟悉是因為剛剛見過它，就不會把這種熟悉感作為判斷喜歡的基礎。
自動化反應中的個體差異
曾一度是美國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的基辛格指出，“權力是最強的催欲劑”。權力會自動地把性帶入我們的意識嗎？當一個男人的權力凌駕於一個女人之上時，他更可能從性的方面來看待這個女性嗎？Bargh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權力與性之間的確存在一種自動化的聯繫，但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那些對女性有性侵犯傾向的男性更可能具有這種自動化的聯繫。
在有關權力-性聯繫的第一個研究中，Bargh和他的同事檢驗了閾下接觸與權力有關的詞是否會導致男性自動激活與性有關的內容，是否閾下接觸與性有關的詞會導致他們自動激活與權力有關的內容（Bargh et al.，1995）。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構建了一組單詞，它包括與權力有關的詞（例如，管理人員、老闆、強有力的、堅強的），與性有關的詞（例如，床、約會、緊緊地、弄濕），以及中性的詞（例如，粉筆、房子）。在每一次試驗中，這組詞中的一個目標詞呈現在計算機屏幕上，要求參與者盡可能快地讀出它的發音。不為參與者所知的是，每個目標詞語呈現之前都會有來自那組詞中的另一個單詞在閾下呈現，即啟動（只要在計算機屏幕上一閃而過，參與者就經歷了啟動）。在不同的試驗中，每個與權力或性有關的詞都被一個權力或性有關的詞或中性詞所啟動。根據這種程序，如果目標詞能夠被啟動詞所激活，參與者就應該能更快地對它進行發音。例如，如果權力激活了性慾，那麼當被一個權力有關的詞如“老闆”啟動時，與用一個中性詞如“粉筆”啟動相比，與性有關的單詞如“約會”將會被更快地發音。
圖7.2 在性侵犯吸引力量表上得分低和高的參與者反應的平均加速（ms）。“權力→性”描述的是，當與權力有關的單詞啟動時對與性有關單詞的加速反應，而“性→權力”描述的是，當與性有關的單詞啟動時對與權力有關單詞的加速反應。
資料來源：Bargh et al. (1995, 圖1, p.235). Copyright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Bargh及其同事感興趣的還有，是否能夠識別出哪些男性特別可能出現這種自動化啟動。因此，在啟動一段時間後，在兩個任務之間，要求參與者完成一份調查問卷，測量他們認為性侵犯具有吸引力的程度。這份問卷包括一些項目，如評估強姦和強迫一個婦女做她們不願做的事情的吸引力，以及其他一些與性有關的項目。那些性侵犯吸引力評分最高的25%的男性和最低的25%的男性（也就是那些認為性侵犯最有吸引力和最少吸引力的男性）都包括在這個分析中。
就像所預期的那樣，對於那些認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男性，權力線索激活了與性有關的內容，但那些認為性侵犯沒有吸引力的男性卻沒有出現這種表現。換句話說，只有那些認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男性被閾下權力啟動時，對與性有關單詞的反應速度會加快，如圖7.2所示。權力-性之間的聯繫是單向性的。啟動並沒有在相反方向起作用：對任何一組男性，與性有關的單詞都沒有激活權力。這些研究結果具有重要意義，它說明了權力可能影響一些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如果權力線索在一些男性身上自動化地激活了性思維，而他們又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麼，權力線索可能也會導致這類男性以一種更色情的方式來看待任何女性。如果男性沒有認識到他的性思維是由權力引發的，他可能錯誤地認為它是被女人的挑逗所引起的。
Bargh及其同事在隨後的研究中檢驗了這種可能性（Bargh et al.，1995）。這一次，他們要求一些參與者完成一組包括6個與權力有關詞語的填空（如BO_S）以啟動這些參與者的權力，而其他一些參與者則用其他的中性詞來加以啟動。然後要求參與者評價另一位女性參與者的吸引力，這位女性參與者是由實驗者的助手扮演的。在一項干擾任務之後，參與者完成在前面研究中運用的評估性侵犯吸引力的調查問卷。同樣，只對那些在測量中得分最高的25%的參與者和得分最低的25%的參與者進行了分析。
那些認為性侵犯是有吸引力的男性在被權力啟動時，與沒被權力啟動相比，評價實驗者的女性助手更具有吸引力。而在那些認為性侵犯沒有吸引力的男性中，沒有發現這種啟動效應；無論啟動的內容是什麼，他們對這個女性吸引力的評價都是相同的。對那些性思維是由權力線索自動化引發的男性來說，在出現權力線索的情況下女性會更具有吸引力。在這些研究中，權力線索是研究者構建的一系列單詞，但是我們可以想像，那些來自真實權力差異的線索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如果一個自動化地把權力與性聯繫起來的男性發現自己處在一種權力和威信高於女性的情境，會導致他認為這個女性特別具有吸引力。因為權力在這個男性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自動激活了性思維，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認為這個女性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她是他的下屬。如果他在另一種情境以同等地位和她見面，可能會發現這個女性更少具有吸引力。
這些研究結果也可以形成更概括性的觀點，即不同的個體對同樣的情境可能具有不同的自動化反應，這依賴於他們總的認知和情感結構。其他一些研究也發現對相同刺激的自動化反應方面存在個體差異。例如，非裔美國人的相片會導致一些美國白人消極情感的自動激活。但其他一些不帶偏見的美國白人和非裔美國人卻沒有出現這種自動化的消極反應，一些人甚至表現出自動化的積極反應（Fazio et al.，1995；見第9章）。對不同情境線索自動化反應的獨特模式可能存在於我們人格的最核心部分（Mischel & Shoda，1995；見第10章）。
總之，大量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判斷、情感和行為受到那些自己從未意識到的因素的影響，受到那些有時意識到但不能回憶起來的因素的影響，和那些能夠回憶起來但其影響沒有被意識到的因素的影響。在這些方面，許多社會認知是自動化的；我們的許多判斷可能受過去經歷的影響，但不能內省地通達到（Greenwald & Banaji，1995）。例如，我們對他人的評價可能受我們對其喜歡程度、我們的目的、心情、對其所屬群體的刻板印象，以及情境中的許多方面及一些近期經歷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影響，也不能報告出它們，它們被認為是內隱的。而且，我們應該認識到，人們的判斷受先前的經歷、態度或信仰的影響，即使他們強烈地否認這一點（“我對他的討厭與他的種族沒有任何關係！”“儘管她不是我的孩子，我也為她的成就感到自豪！”“我評價學生的文章，完全是根據它們的優點；我從來不允許我的期望或情感影響我的評分。”）。這些聲明可能都是非常真誠的。儘管如此，它們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人們只不過是沒有意識到對他們判斷的一些微妙影響。
效率
自動化加工的另一個特點是其高效性，也就是說，它們的執行只需要花很少的時間和精力。甚至在嚴格的時間壓力和認知資源稀少的情況下，自動化加工也能完成。相反，控制的加工需要充足的時間和資源。因此，那些希望識別和研究自動化加工的研究者們通常通過限制參與者可利用的時間量，或用其他需要認知資源的任務使他們負擔過重，來搶佔控制的加工。任何在這種嚴格的條件下能夠完成的加工都被認為是自動化的，是具有高效率的（Bargh，1994，1996）。
稀缺的時間
如果你剛剛看過單詞“鳥”（bird），特殊種類的鳥如知更鳥（robin），會在你的心裡被高度地激活。如果隨後要求你盡快地確定知更鳥是否是一個單詞時，你做這件事的速度會比你沒被鳥啟動時更快。許多研究證明了這類語義啟動（Ratcliff & Mckoon，1988；見第2章）。由James Neely進行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就不會出現這類啟動效應（Neely，1977）。當人們被告知，啟動鳥之後會接著出現一個表徵身體部分的目標詞，如果啟動詞和目標詞出現之間的時間超過了500毫秒，用鳥進行啟動不會激活知更鳥。這表明在這些條件下，參與者會試圖避免激活與啟動詞在語義方面有關的詞，而且這種努力是成功的。不過，如果啟動詞與目標詞出現之間的時間少於500毫秒，參與者確實會激活與啟動詞語義有關的詞，即使他們試著不這麼做也會如此。
人們對發生得如此之快的加工不能實施控制，這一事實表明，這些加工在幾個方面是自動化的。除高效率以外（因為他們需要如此少的時間），這種在很有限的時間內出現的加工也被認為是不可控制的，是在沒有目的的情況下出現的（因為它們即使在其目的的情況下也會出現）。這些結論已經被廣泛地接受，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任何在少於500毫秒內出現的啟動都是自動化的（Blair & Banaji，1996）。這個假設一直指導有關情感自動化激活的研究。下面將討論這個問題。
情感的自動化激活 幾乎對任何一個物體都會有情感的聯繫——不論你是喜歡它，還是不喜歡它。你可能喜歡陽光、糖果和假期，可能不喜歡戰爭、雜草和嘔吐。在沒有任何目的的情況下，當你遇到一個喜歡或不喜歡的事物時，這種情感是否會自動地產生呢？當你聽到單詞“假期”時，你會體驗到一種自動化的愉快反應嗎？當你聽到單詞“嘔吐”時，你會體驗到一種自動化的厭惡反應嗎？如果情感能自動地被這些單詞激活，被激活的情感就會延續到其他判斷的任務中去。Russell Fazio及其同事認為，通過檢驗對隨後判斷的影響來探究自動引發的情感是可能的（Fazio et al.，1996）。
為了理解他們實驗的邏輯，設想一下你被要求盡可能快地判斷“有吸引力”這個單詞是好還是壞。對你而言，要做出這個判斷，好或壞的表徵必須達到臨界以上的激活水平。一旦達到這種水平，你就會作出反應。現在，如果你正在思考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如陽光，並且陽光已激活了你的積極情感，那麼，“好”就已經得到了一些激活；達到臨界閾限並不需要太多激活，你就能更快地做出反應。總之，接觸陽光會加快你作出“有吸引力”是好的判斷。同時，它會放慢你作出“令人厭惡”是壞的判斷。這是因為壞的激活會由於陽光引發的積極情感而受到抑制和削弱，因此“壞”激活要達到臨界水平會需要更多的激活和時間。同樣，接觸“嘔吐”會加快你作出“令人厭惡”是壞的判斷，減慢你作出“有吸引力”是好的判斷。
Fazio及其同事認為，情感最可能被那些人們具有強烈感受的事物自動地引發（Fazio et al.，1986）。因此，在他們每個實驗中的第一步，都是讓每個參與者去識別一系列帶有強烈情感反應的事物和只引起弱情感反應的事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求參與者盡可能快地通過按鍵去表明每組70個事物中的每一個是好還是壞。在參與者反應速度的基礎上，構建對每個參與者一系列的強啟動。這個系列中包括參與者對“好”反應最快的四個單詞（常見的例子是禮物、音樂、宴會和蛋糕）以及對“壞”反應最快的四個單詞（常見的例子是死亡、地獄、槍和犯罪）。對於每個參與者構建另一系列的弱啟動。這個系列中包括參與者反應最慢的四個好的和四個壞的單詞（通常好的例子包括交叉路口、共和黨，壞的例子包括迷宮、放射物）。運用這個系列的啟動，實驗者能夠用那些對每個參與者來說具有強的或弱的事物（對應的是積極或消極情感）來啟動每個參與者。
在這個實驗的第二階段，每次向參與者呈現一個目標詞，有的是積極的（例如，吸引人的、令人愉快的），有的是消極的（例如，受排斥的、糟糕的），要求他們盡快地判斷它是好還是壞。每個目標詞之前都有一個積極的或消極的啟動，這些啟動或者是來自於獨特的啟動系列詞，或者是一個字母串（例如，BBB），它們作為基線，據此對啟動的反應進行評價。啟動呈現的時間非常短（200毫秒），目標詞在很短的間隔（100毫秒）之後再呈現。在參與者表明目標詞是好還是壞之後，要求他們背誦啟動詞。這樣做是為了確保他們讀過它。應注意的是，從啟動到目標詞出現之間的間隔只有300毫秒，遠低於自動化加工分界點的500毫秒。而且，因為沒有要求參與者注意啟動的情感詞的含義，或運用這些於他們判斷中，他們就不可能有意識地打算這麼做，因此，用充滿感情色彩的詞進行的啟動被認為是自動化的。
對目標詞的反應確實受到啟動的影響。當參與者被非常積極的詞如“禮物”啟動時，他們會更快地判斷像“有吸引力”之類的詞是好的，而相對慢地判斷像“令人厭惡”這類詞是壞的（與基線的反應相比較）。同樣，當他們被一個非常消極的詞如“死亡”啟動時，會更快地判斷像“令人厭惡”這類詞是壞的，而相對慢地判斷像“有吸引力”這類詞是好的。總之，強啟動的自動化情感反應加快了對具有一致情感詞的反應，減慢了對不一致情感詞的反應。
由強啟動所引發的情感反應的影響是自動化的。進一步的證據是由一個後續的研究提供的，這個研究中啟動開始和目標對像呈現之間的間隔是變化的（Fazio et al.，1986）。當間隔非常短暫時（300毫秒），上面描述的啟動效應就能夠出現，但當間隔長到足夠允許可控制加工時（1000毫秒），啟動效應則不會出現。在長時間間隔的情況下，情感啟動的消失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它可能只是由於啟動的情感快速消失了。它也可能是由於參與者試圖主動去壓抑它，因為它看起來與任務無關，但只有在時間足夠長的情況下才能這麼做。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個研究結果都強化了這樣的解釋，即獲得的啟動影響是自動化的，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任何在非常有限時間內出現的加工尤其可能是自動化的。
在這兩個研究中，弱啟動並沒導致類似的啟動效應，這表明並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會引起情感的自動激活。儘管如此，這種自動化的激活是非常普遍的。由Fazio和他的同事進行的第三個研究發現，即使是在弱啟動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情感啟動（Fazio et al.，1986）。而且，由Bargh和他的同事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能夠引發自動情感反應的事物範圍是很廣的（Bargh et al.，1992）。這類自動化的反應並不限定於帶有極端感情色彩的詞彙，如“禮物”和“死亡”。Bargh及其同事運用與Fazio及其同事所使用相同的程序的研究表明，那些不極端的、很平常的詞語如“雜誌”、“衣服”、“垃圾”和“遺留物”也能引起自動化的情感啟動。
在上面描述的研究中，參與者都參與了一個評價任務（“有吸引力”是好的嗎？），這個任務也可能導致他們關注啟動詞的情感涵義。這是為什麼與啟動有關的情感被激活的主要原因嗎？顯然不是。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在缺乏任何評價目的的情況下，情感也能通過適度的積極單詞和消極單詞自動化地被激活（Bargh et al.，1996）。在這些研究中，只是要求參與者讀出那些先前用於正啟動或負啟動的積極或消極的單詞。同樣，啟動詞和目標詞出現之間的間隔要足夠短，以確保啟動是自動產生的（300毫秒）。當目標詞被一致情感詞啟動時，與被不一致情感詞啟動時相比，參與者讀出這些目標詞的速度會更快。即使當啟動和目標詞兩者都只是適度令人愉快的或令人不愉快的，在語義完全無關的情況下，也出現了同樣的結果。例如，用“牙醫”啟動加快了對“考試”的反應，用“餡餅”啟動加快了對“牧師”的反應。我們似乎對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一些事物，也可能是大多數的事物都具有自動化的情感反應，這些反應會影響我們思考這些事物的方式。如果我們對某個事物的態度越具有通達性，對它的自發情感反應就會越強烈（Fazio，1993）。
因為由喜歡和不喜歡的事物所引發的情感影響是自動化的，所以情感啟動可以作為人們對各種事物、問題或個體感受的微妙而不可控制的指標。我們不能對這個加工進行控制也表明，情感啟動不會受到任何隱藏我們的情感、以從最好的角度表現自己的願望所干擾。例如，頑固的美國白人可能不願意告訴你他討厭非裔美國人，但他們的反應時會揭示出他們的真實感受（Fazio et al.，1995；見第8章）。
至此我已指出，一種認知加工要表明它是有效率的，只要證明它即使在高度有限的時間內也能快速產生就可以了。一種認知加工也可以被認為是有效率的，只要證明它在認知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也能完成，就像下面將討論的一樣。
稀缺的資源
我們的認知和注意資源是有限的。在從事一項認知要求高的任務時，我們可能只會剩下很少的資源分配給其他的任務。當你在駕駛時，遇到一段很差的路段，你不得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路面上。結果你就不能繼續一段正在進行的談話——你只有很少的資源分配給它。同樣，當你在晚會上和一位朋友正進行一段愉快的談話時，你可能就無法聽到周圍其他人的談話；你不會注意或記住他們說了些什麼。但你仍然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活動——在整個談話中，你可以繼續喝你的飲料。而且，儘管你沒有聽到其他人的談話，但當某個人突然提到你的名字時，你會很快注意到。當你從事一項認知要求高的任務時，那些能夠繼續進行沒有受到干擾的活動被認為是相當自動化的，因為它們是高度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它們只需要很少的認知資源。
控制的加工需要大量的認知資源，因此，當認知資源受到限制時就會中斷。相反，自動化的加工是高效率的，在只有最小限度認知資源的情況下加工過程也不會中斷，可以繼續下去。這種觀點導致了一個重要的啟示：通過增加認知負荷，觀察加工過程是否會中斷，以確定一個加工過程是控制的還是自動化的，這是可能的。當增加一個需要認知資源的其他任務時，如果這個加工過程能夠繼續而沒有中斷，它就被認為是自動化的。但如果加工過程由於認知負荷而中斷的話，它就被認為是控制的加工。這個啟示已導致了許多實驗去檢驗高認知負荷（例如，通過要求參與者記一長串的數字）對於各種任務的影響（Bargh，1994，Wegner & Bargh，1998）。一個有影響力的研究探究了人是如何對他人的行為進行歸因的，下面對此加以討論。
歸因中自動化和控制的加工 設想一下，你正在觀察下列的事件：拉裡嘲弄和取笑賈斯廷，賈斯廷感到生氣並且毆打了拉裡。你怎樣解釋賈斯廷的行為呢？你怎樣看待賈斯廷呢？Daniel Gilbert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這種情境中，對人的知覺包括三個部分：行為的歸類（毆打是一種攻擊性行為），行動者的性格描繪（賈斯廷是個具有攻擊性的人），以及考慮情境因素對性格描述加以矯正（賈斯廷是被拉裡惹怒的，所以他可能根本不是一個具有攻擊性的人）。Gilbert及其同事認為，歸類和性格描繪的過程是相對自動化的，而矯正過程則是需要更多認知資源的、控制的過程（Gilbert，Pelham，& Krull，1988）。歸因的發生有兩個階段：人們首先以一種相對自動化的方式對行為進行歸類和描繪行動者的特徵。這導致他們認為這個人具有某種特質，該特質隱含在他或她的行動中（賈斯廷是有攻擊性的人）。然後，他們會通過考慮情境中的限定因素來矯正這種歸因，但只在具有充足認知資源的情況下才會這麼做。
如果特質推理是自動完成的，而根據情境限定因素進行矯正的過程需要花費精力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矯正過程就會由於認知負荷而中斷。當你全神貫注時，你能不費力就得出結論：賈斯廷是個有攻擊性的人。但你不會考慮到他受到的挑釁；你不會擁有這種矯正過程中進行仔細思維所必需的資源。這種分析的一個意義是，當人們認知負荷很高時，他們更容易犯基本歸因錯誤（也稱為一致性偏差）。回想一下，這個錯誤涉及過高估計行為產生時特質的作用和貶低情境的作用（綜述參見Jones，1990；見第9章）。如果人們只在具有充足的資源時才考慮情境中的限定性因素，那麼當資源大大減少時，他們低估情境作用的傾向將會大大增加。Gilbert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對這些預測進行了探究。
表7.1 參與者對目標對像有關流產態度的知覺是他們只有一個認知任務（聽對象的演講）還是有額外任務（在心裡演練自己隨後的演講）的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