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揭示了一些與社會心理學相關的定義：有關我們彼此間如何思考（第二編）、如何相互影響（第三編）以及如何彼此聯繫（第四編）的科學研究。
在關於“社會思維”的這些模塊中，我們考察了個體的自我感覺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揭示了自利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判斷。
隨後的模塊探索了我們對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形成信念的方式，這些方式令人驚訝，有時又相當有趣。我們擁有相當出色的直覺能力（也就是社會心理學家所說的自動化信息加工），然而，用至少一半這樣的方式，我們的直覺通常會讓我們感到失望。懂得這些方式不僅可以讓我們變得謙遜，而且有助於我們保持思維敏捷，並讓思維更接近現實。
我們將探尋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我們的態度決定了我們的行為？還是我們的行為決定了我們的態度？抑或是兼而有之？
最後，我們將把這些概念和研究成果應用於臨床心理學，不僅向大家說明臨床直覺可能誤入歧途的一面，而且向大家展示社會心理學家如何為臨床醫生對抑鬱、孤獨和焦慮的解釋和治療提供幫助。
模塊3[1] 自我概念：我是誰
在當今的心理學界，自我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主題，對任何主題的重視程度都無法超越它。在2008年的PsycINFO（心理學研究的在線文獻庫）中，有10 328本書和文章摘要中出現了“自我”這個詞條——這一數字是1970年的12倍。我們如何認識我們自己？我們能多準確地認識自己？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
我們世界的核心：我們的自我感覺
你可以用多種方式來完成下面這個句子“我是______”。（你可能會給出哪五種答案呢？）把這些答案綜合起來，就是你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
一個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我。你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的性別，瞭解自己的感受和記憶。
你的自我概念構成要素以及定義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圖式（self-schemas）（Markus & Wurf， 1987）。圖式是我們組織自己所處世界的心理模式。我們的自我圖式也就是對自己的認識，比如身強力壯的、超重的、聰明的，等等，它強烈地影響著我們對社會信息的加工。這會影響我們如何感知、回憶和評價他人和自己。如果體育運動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假如成為一名運動員是你自我圖式的一部分），你就會特別注意別人的身體和技巧。你可能會很快地回憶出與運動有關的經驗，而且你會特別記住與自我圖式一致的信息（Kihlstrom & Cantor，1984）。自我圖式構成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幫我們分類和提取經驗。
我們的自我感覺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即我們傾向於把自己看做舞台的中心，從而高估他人對我們的關注程度。例如，我們會高估我們惹人注意的程度。這種聚光燈效應（spotlight effect）意味著，我們往往會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並且直覺地高估別人對我們的關注度。
托馬斯·吉洛維奇、維多利亞·麥維琪和肯尼斯·薩維斯基（Gilovich， Medvec，& Savitsky， 2000）證實了這種聚光燈效應的存在。他們讓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穿上Barry Manilow牌子的T恤，然後進入一個還有其他學生的教室。穿此T恤的學生猜測，大約一半的同學會注意到這件T恤，而實際上只有23%的人注意到。
這種“聚光燈效應”不僅適用於我們另類的衣著和糟糕的髮型，而且還適用於我們的情緒：焦慮、憤怒、厭煩、欺騙或吸引力（Gilovich & others， 1998）。實際注意到我們的人比我們認為的要少。我們總能敏銳地覺察自己的情緒，於是就常常產生一種透明度錯覺，即他人能一目瞭然我們的情緒。同樣，我們也會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誤和公眾心理疏忽。但是研究發現，我們所遭受的這些煩惱，別人通常注意不到，即使注意到也可能很快就會忘記（Savitsky & others， 2001）。我們的自我意識程度越強，就會越信奉這種透明度錯覺（illusion of transparency）（Vorauer & Ross， 1999）。
自我與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前文中“我是_______”這個句子的？你給出的是你個人特點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我很外向”，還是描述你的社會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雙魚座的”、“我是快餐愛好者”或“我是基督教徒”？
對於某些人群而言（特別是那些西方工業文化中的人），個人主義（inpidualism）十分盛行，身份更多是獨立的。青春期是與父母分離的時期，個體開始依靠自己，並且開始定義個人獨立的自我。即便個體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為有特殊能力、特點、價值和夢想的獨特個體——也會完整地保留下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假定，定義你的可能自我，並相信你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這會使你的生活富足。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大都讚美那些依靠自己成功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詞中也常常鼓吹：“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Schoeneman， 1994）。當人們經歷過富裕、地位改變、城市化和大眾傳媒後，個人主義開始迅速發展起來（Freeman， 1997；Marshall，1997；Triandis， 1994）。
而亞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區的本土文化則把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Kitayama & Markus，1995）。這些文化中的人們喜歡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Heine & others， 1999）。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尼亞人（例如馬賽人），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填充“我是_____”的句子（Kanagawa & others， 2001；Ma & Schoeneman， 1997）。集體主義國家的人們在聊天時很少使用代詞“我”（Kanagawa & Kashima， 1998， 2003）。當語法或上下文能夠清楚地表明主語時，個體會說“去看電影”，而不說“我去看電影”。
將文化鮮明地分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似乎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任何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都會在不同的個體之間有所差異（Oyserman & others， 2002a，2002b）。有個人主義的中國人，也有集體主義的美國人，並且其中的大多數有時表現出無私，有時表現出自私（Bandura， 2004）。這種差異同樣存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以及不同的政治觀點之間。在美國，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區比如俄勒岡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現得更為集體主義（Vandello & Cohen， 1999）。保守派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者（“不要徵稅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體主義者（“制定法律來約束不道德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集體主義者（支持全民健康保障）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者（“別拿法律來約束我”）。儘管存在很多個體和亞文化差異，研究者們還是繼續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作為文化變量進行研究（Schimmack & others， 2005）。
如果你生長在西方文化下，別人會告訴你，你可以通過自己的作品、所做的決策、購買的商品甚至刺青和身體穿孔來“表現自己”。當被問及語言的作用時，美國學生更可能提及它的自我表達功能；而韓國學生卻注重語言如何促進與他人的交流。美國學生也更傾向於把他們的選擇視做表現自己的方式，並且會更加積極地評價自己的選擇（Kim & Sherman， 2007）。金和馬庫斯（Kim & Markus，1999）指出，個性化的廣告板（“無咖啡因咖啡、單份的、小量的、高熱量”）在北美的咖啡店裡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在漢城就顯得有些怪異了。韓國人不太重視表達自己的獨特性，而更重視傳統文化和分享行為（Choi & Choi， 2002）。韓國的廣告傾向於表現眾人在一起，極少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Markus， 2001；Morling & Lamoreaux， 2008）。
圖3-1
獨立的或互相依賴的自我建構。獨立的自我承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但互相依賴的自我會更深入地融入他人（Markus & Kitayama， 1991）。
表3-1 自我概念：獨立或互相依賴
一個具有相互依賴自我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歸屬感。當相互依賴型的人與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後，會失去那些定義自我的社會聯繫。他們並非只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以及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一起時的自我（Cross & others， 1992）。如圖3-1和表3-1所示，相互依賴型的自我存在於社會關係中。袒露心聲的交流比較少，大多是禮貌性交談（Holtgraves，1997），並且人們更多聚焦於尋求社會支持（Lalwani & others， 2006）。社會生活目標不是為了提升個體自我，而是協調並支持其所在的群體。
文化與自尊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具有可延展性（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項研究中，有五分之四的加拿大學生認為自己在不同活動領域裡仍然保持了自我（內在自我），而中國與日本學生的這一比例則僅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 2004）。
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個體的自尊更多是個人的而不是關係的。對個人特性的威脅會比對群體特性的威脅更讓人感到氣憤和鬱悶（Gaertner & others， 1999）。
現在請你想像一下，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日本大學生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大學生會如何報告他們的積極情緒，比如高興和得意？研究發現（Kitayama & Markus，2000），對於日本學生來說，高興伴隨積極的社會交往而來——親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高興通常伴隨解脫的情緒——效能感、出眾和驕傲。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產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如犯罪或離婚）（Triandis， 2000）。
在美國進行了十年的教學和研究後，北山（Kitayama， 1999）訪問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學。當他介紹西方的獨立自我的觀點時，研究生們感到“震驚”。“我堅持介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觀點（我的美國學生直觀理解的觀點）並最終說服他們真的相信，很多美國人對自我都有這種分離的想法。儘管如此，最後還是有一個學生深深地歎息道，‘這確實是真的嗎？’”
自我認識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忠告我們：“認識你自己。”我們定當努力為之。我們很快就形成了對自己的信念，而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解釋我們的感受和行為表現。但是我們對自己真正瞭解多少呢？
作家劉易斯（C. S. Lewis， 1952， pp. 18-19）寫道：“在整個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我們對之的瞭解比我們能從外部觀察學到的要多，這就是‘我們自己’。可以這麼說，我們擁有內在信息；我們知道內情。”當然，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但是我們的內在信息往往是錯的。這就是一些令人著迷的研究不可避免的結論。
解釋我們的行為
你為什麼會選擇那所學校？你為什麼要攻擊室友？你為什麼會愛上他（她）？有時候我們知道原因，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是為什麼。當問及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和表現時，我們會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當原因有點微妙時，我們的自我解釋常常是錯誤的。我們會忽視一些重要因素，而誇大一些無關因素。研究發現，人們錯誤地把雨天憂鬱症歸因為生活的空虛（Schwarz & Clore，1983），而且人們都矢口否認媒體對自己的影響，但是卻承認媒體會對他人產生影響。
還有一些研究也發人深思。研究要求人們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每天記錄自己的心情（Stone & others，1985；Weiss & Brown，1976；Wilson & others，1982）。同時，他們也記錄了一些可能影響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幾、天氣、睡眠時間等等。研究最後要求人們判斷每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即使他們把注意力放在日常心情之上，他們對每個因素重要程度的認識與其實際的重要程度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例如，人們會認為他們週一的心情會更糟糕，而事實上他們週一時的心情並不比其他工作日更差。這些發現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對讓自己高興或不高興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正如吉爾伯特在《撞上快樂》中所說的：對於那些可以使我們幸福的事情，我們通常是一個蹩腳的預言家（Gilbert， 2007）。
預測我們的行為
人們在預測他們的行為時同樣會犯錯。麥克唐納和羅斯指出，約會中的情侶往往過於樂觀地預言他們的關係會天長地久。他們往往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感覺他們肯定會是永遠的戀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們有更好的瞭解（MacDonald & Ross， 1997）。在滑鐵盧大學開展的研究發現，學生對其室友戀愛持續時間的預測比對自己戀愛持續時間的預測更準確。住院醫師們一般不太擅長預測自己在外科手術測試中的表現，但是同組的同事對彼此表現的預測卻會出奇的精確（Lutsky & others， 1993）。如果你戀愛了，你又想知道這段感情會持續多久，那麼不要問你的心，去問你的室友吧。如果你想預測你的一些常規舉動，例如你在打電話或看電視時笑的頻率，你的親密朋友能給出最精確的評估（Vazire & Mehl， 2008）。
在行為預測中最常見的一個錯誤是低估我們完成一項任務的時間[被稱為規劃謬誤 （planning fallacy）]。波士頓的“大開挖”高速公路建設項目原本設想會用10年，但是實際上卻用了20年。悉尼歌劇院預計會在6年內完工，但是卻花了16年。一項研究讓一些正在寫畢業論文的本科生預測他們多久能寫完。最後發現，一般學生會比他們預計的“最現實的”時間晚三周，而會比他們預計的“最糟糕的情況”晚一周（Buehler & others， 2002）！但是，朋友和老師們卻能夠預測出他們何時才能完成論文。就像你應該問你的朋友們，你的戀愛關係能夠維持多久一樣，如果你想知道你什麼時候能完成學期論文，那就去問你的室友或媽媽吧。或者你可以像微軟那樣：經理們可能會無意識地在軟件開發者給出的預計完成時間上增加30%的時間，而如果項目中涉及新的操作系統，就可能要增加50%的時間（Dunning， 2006）。
預測我們的感受
我們在做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時，通常會考慮到未來的感受。和這個人結婚能一輩子都幸福嗎？進入這個行業會有滿意的工作嗎？這次休假會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嗎？抑或最後的結果更可能是離婚、失業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感覺——如果我們考試不及格，在大型比賽中獲勝，或用半小時漫步來緩和我們的緊張情緒。我們知道什麼會讓自己愉快，什麼會讓自己擔憂或感覺無聊。當然有時候，我們可能錯誤地預測自己的反應。如果在求職面試時被問起性騷擾的問題，你會有什麼感受，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Woodzicka & LaFrance， 2001）調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們會感到憤怒。然而，當實際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女性更多地體驗到的是害怕。
“情感預測”的研究顯示，人們很難預測自己未來情緒的強度和持續時間（Wilson & Gilbert， 2003）。人們會錯誤地預測自己談一場浪漫的戀愛、收到禮物、輸掉選舉、贏得比賽和被侮辱後的感受（Gilbert & Ebert， 2002；Loewenstein & Schkade， 1999）。下面是一些例子：
● 向男青年呈現引發性喚起的圖片，然後使之進入一個充滿激情的約會情境。在他們約會時要求他們“停止”，他們承認自己可能無法停止。如果事先沒有向他們呈現過引發性喚起的圖片，他們更傾向於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當沒有性喚起時，個體很容易錯誤地預測性喚起的人的感覺和行為——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性慾強烈時會冒出意想不到的愛意表白，會容易意外受孕，以及性虐待者即使由衷發誓痛改前非卻一再侵犯他人的原因。
● 飢餓的購物者會比那些吃了許多藍莓鬆糕的人有更強的購物衝動（“那些油炸圈餅會很美味！”）（Gilbert & Wilson， 2000）。當飢餓的時候，個體會錯誤地預測自己對油炸圈餅的食量。而當吃飽了以後，個體會認為深夜喝牛奶時再吃個油炸圈餅就沒那麼美味——當你已經吃了一兩個的時候，購買的慾望會迅速下降。
● 失戀大學生經歷的失落與煩惱會比他們所預期的要少（Eastwick & others，2007）。他們的痛苦感只是延續到他們認為它應該持續的時間，而心理打擊並沒有如他們想像的那麼嚴重。歐洲運動員幾乎都會高估下一場比賽失利帶來的糟糕心情（van Dijk & others， 2008）。
● 人們預測，當像颶風一樣的自然災害發生時，死亡人數越多，他們會越難過。而當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來襲之後，研究者發現，學生們對死去50人或死去1 000人的感傷程度幾乎沒有差別（Dunn & Ashton-James， 2008）。人們的悲傷是受什麼影響呢？看受害者的圖片是最重要的影響方式之一。難怪災難之後電視上的那些令人心酸畫面會對我們有如此之大的影響。
● 人們會高估暖冬、體重減輕、更多的電視頻道或充裕的休閒時間對自己的積極影響。甚至一些極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癱瘓，對長期幸福的影響也會低於多數人的想像。
我們的直覺理論似乎是：我們想要，我們得到，我們快樂。如果這是事實，這一模塊的字數就會少很多。實際上，吉爾伯特和威爾遜（Gilbert & Wilson，2000）指出，我們常常“錯誤地想要得到某些東西”。人們常常想去一個有陽光、海浪和沙灘的田園荒島假期，但當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多麼需要平凡生活、智力刺激和可口零食”時，可能會頗為失望。我們通常會認為如果我們的候選人或小組贏得勝利，那我們會高興很久。但多個研究顯示，這些好消息帶來的情緒痕跡消失得比自己預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極事件之後我們尤其會傾向於表現出“影響偏見”。吉爾伯特及其同事（Gilbert & others, 1998）讓教授的助手來預測他們獲得或沒有獲得終身職位的幾年後的快樂程度，多數人認為好結果對他們未來的快樂很重要。“失去工作會壓垮我的生活目標，那是可怕的。”然而當事件過去幾年後再調查時，那些沒有得到職位的人與得到職位的人幾乎同樣快樂。威爾遜和吉爾伯特（Wilson & Gilbert，2005）說，影響偏見是很重要的，因為人們的“情感預報”——他們對自己未來情感的預測——會影響他們的決定。如果人們高估了快樂的強度和持續時間，那麼他們可能去買一輛新車或者做個整容手術，結果卻發現買車和整容的投資有點輕率。
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吉爾伯特和威爾遜讓我們想像：如果我們失去了非優勢手，一年之後會有怎樣的感覺。與現在相比，你會多快樂？
思考這件事的時候，你也許會認為這種不幸可能意味著：不能拍手，不能繫鞋帶，不能打籃球，不能彈鋼琴。儘管你可能會永遠為失去手而遺憾，但你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的快樂會受這一事件及其他所有事件”（Gilbert & Wilson，2000）的影響。因為關注（a）消極事件，人們會忽視（b）其他所有事件對快樂的貢獻，所以就會過高地預期自己的痛苦。“你所關注的事不會帶來你所認為的那樣大的改變，”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Schkade & Kahneman， 1998）如是說。
此外，威爾遜和吉爾伯特（Wilson & Gilbert， 2003）還認為，人們往往忽視了自己心理免疫系統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淡然處之、原諒和限制情緒創傷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的心理免疫系統[吉爾伯特和威爾遜稱之為免疫忽視現象（immune neglect）]讓我們比預期更容易適應諸如殘疾、戀人分手、考試不及格、丟掉工作以及個人與團隊的失敗等挫折。令人驚訝的是，吉爾伯特與其同事報告（Gilbert & others, 2004），相比輕微的憤怒（不能激活我們的防禦機制），重大的消極事件（可以激活我們的心理防禦機制）所引發的痛苦持續的時間反而更短。在大部分環境中，我們擁有令人驚訝的恢復力。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錯覺
引人注目的是，我們對什麼會影響自己以及自己的行為與感受的直覺經常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誇大這種情形。當行為的原因很明顯，而正確的解釋又符合我們的直覺時，這種自我覺知是準確的（Gavanski & Hoffman， 1987）。當行為的原因對一個觀察者來說顯而易見時，那麼它往往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對大部分心理事件都沒有覺察。有關知覺和記憶的研究顯示，我們對自己思維的結果比對思維的過程知道得要多。比如說，當我們在心中設置時鐘來記錄時間或在指定的時間喚醒我們時，或當我們在一個問題無意識地“孵化”後自發獲得一種創造性靈感時，我們的確經歷了心理的無意識工作。舉例來說，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常常不知該如何報告其產生靈感的思維過程，儘管他們很瞭解結果。
威爾遜（Wilson， 1985， 2002）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控制我們社會行為的心理過程與解釋我們行為的心理過程顯然不同。我們的理性解釋可能會因此忽略了實際上指引我們行為的內在態度。在9項實驗中，威爾遜及其同事（Wilson，1989， 2008）發現，個體對事和人表現出的態度常常能較好地預測以後的行為。如果他們事先讓被試分析自己的感受，那麼他們的態度報告將變得無效。例如，情侶對於他們關係的幸福感可以很好地預測在幾個月後他們是否會繼續約會。但是，如果參與者在評價自己的幸福程度之前就已經列出其關係好壞的所有原因，那麼之後他們的態度報告在預測未來情侶關係時變得無效！很顯然，對彼此關係的分析會使個體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實上這些因素並沒有關係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們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爾遜（Wilson， 2002）如是說。
威爾遜及其同事（Wilson & others， 2000）認為，這說明我們有雙重態度系統（dual attitude system）。我們對人或事形成的自動的內隱態度通常與受意識控制的外顯態度不同（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Nosek， 2007）。例如，從兒童期開始，我們可能會對那些我們在口頭上尊敬和欣賞的人保持一種習慣的、自動的恐懼或厭惡。威爾遜指出，儘管可能外顯態度改變起來相對容易一些，但“內隱態度就像老習慣一樣，改變起來非常緩慢”。然而，通過重複練習來形成新的態度，新的習慣態度就能夠代替舊的態度。
米勒和特瑟（Millar & Tesser， 1992）認為，威爾遜誇大了我們對自我認識的無知性。他們的研究指出，吸引人們對原因的注意會減少態度對由情感引發的行為預測的準確性。如果威爾遜提問時不讓人們分析其戀愛關係，而是提問有關其感覺的問題（“你和伴侶在一起和分開時會有怎樣的感受？”），那麼態度報告可能更有預測力。其他行為領域（比如，根據花費、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等方面的考慮選擇讀哪一所學校，等等）似乎更受認知驅動。對於這些問題，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覺更有用。儘管感覺有其理由，但有時頭腦的理性是決定性的。
這些自我認識的局限性具有兩種應用價值：第一是對於心理調查來說，自我報告常常是靠不住的，自我理解中的錯誤限制了主觀個人報告的科學性。
其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報告和解釋其經驗的真實性無法保證這些報告的有效性。我們知道，法庭上個人證言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但是這有可能是錯誤的。牢記這種潛在錯誤，可以幫助我們較少地產生受人脅迫和上當受騙之感。
模塊4 自我服務偏見
我們大多數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在對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給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範圍。（一個低自尊的人也會用“有時”或“某種程度上”這種限定性形容詞來給“我有些好主意”這樣的句子打分。）在53個國家開展的自尊研究中，任何一個國家平均的自尊水平比其中位數都高（Schmitt & Allik，2005）。社會心理學中最富挑戰性而且證據確鑿的結論之一就是對自我服務偏見（self-serving bias）不良影響的擔憂。
對積極和消極事件的解釋
已有很多實驗證明，當得知自己成功後，人們樂於接受成功的榮譽。他們把成功歸結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卻把失敗歸咎於諸如“運氣不佳”、“問題本身就無法解決”等這樣的外部因素（Campbell & Sedikides， 1999）。同樣，在解釋獲勝的原因時，運動員一般會將其歸因於自己；對於失敗則會推脫給其他因素，諸如錯誤的暫停、不公平的判罰、對手過於強大或是黑哨（Grove & others， 1991；Lalonde， 1992；Mullen & Riordan， 1988）。還有，考慮一下汽車司機們願意為自己的事故承擔多少責任？在保險單上，司機們總是這樣描述他們的事故：“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輛車，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剛到十字路口，一個路障忽然彈起來擋住了我的視線，以至於我沒看見別的車”；“一個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鑽到我車輪下面去了”（Toronto News， 1977）。
自我服務偏見會導致婚姻不和、員工不滿和討價還價時的僵持局面（Kruger & Gilovich， 1999）。所以，我們也就不必奇怪：為什麼離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責任歸罪於對方（Gray & Silver， 1990），或是經理把低業績歸咎於員工缺乏能力或不夠賣力（Imai， 1994；Rice， 1985）。（而工人們則更願意歸因於一些外在的東西——供給不足、負擔過重、同事太難相處、任務目標不可及。）同樣，當人們得到比別人更多的獎勵（如加薪）時，他們會認為獎勵很公平（Diekmann & others，1997）。
我們總是將成功與自我相聯繫，而刻意避開失敗對自我的影響，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經濟學原理考試得了A”相對於“歷史教授給了我個C”，把失敗或挫折歸因於客觀條件甚至別人的偏見，這總不會比承認自己不配獲得成功更讓人沮喪吧（Major & others， 2003）。威爾遜和羅斯（Wilson & Ross， 2001）指出，我們更樂意承認那些很久以前的缺點，認為那是“過去的我”所具有的。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們在描述上大學前的自己時，其肯定與否定的描述一樣多。但在描述現在的自己時，肯定描述是否定描述的3倍之多。“我比原來見多識廣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數人都這樣肯定地說。過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偏見會讓我們無視自己的偏見。人們常說自己避免了自我服務偏見，但卻認為別人持有這一偏見（Pronin & others， 2002）。在衝突中，“偏見盲點”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假如你正在和你的室友討論誰來打掃衛生，如果你認為你的室友對此持有偏見，你將更可能發怒（Pronin & Ross，2006）。很顯然，我們總是認為自己站在客觀的角度，而所有其他人都帶有偏見。
我們都高於平均水平嗎
當人們拿自己和別人比較時，也會出現自我服務偏見。如果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正確的，那我們多數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數主觀的、社會讚許的和普遍的維度上，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好。和總體水平相比，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勝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並且在自我評價時也更為客觀。（見“聚焦：自我服務偏見——我們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表現在哪些方面 。”）
似乎每一個群體，都像加裡森·基勒的小說《沃伯根湖》一樣，“所有婦女都很強壯，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出類拔萃。”大部分人都認為他們在將來會過得更好：如果我的現狀不錯，那麼未來會更好（Kanten & Teigen， 2008）。所有這一切，不禁讓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個經典笑話，一個丈夫對妻子說：“如果咱們倆中的一個先去世，我想我會搬到巴黎去住。”
邁克爾·羅斯和菲奧裡·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觀察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務偏見。他們發現，年輕的加拿大夫婦通常認為，對於諸如打掃房間和照看孩子這樣的家務活，自己實際承擔的責任多於配偶認可的。最近一項對265對帶孩子的已婚美國夫婦做的研究發現，丈夫們估計自己做了約42%的家務活，而妻子估計自己的丈夫只做了33%。當研究者跟蹤研究實際的家務活（通過雷達遙控裝置對參與者的活動進行隨機取樣）時，他們發現丈夫實際上做了39%的家務活（Lee & Waite， 2005）。一般的規律是：群體的每個成員對自己為共同工作所做貢獻的評價之和總是超過百分之百（Savitsky & others， 2005）。
我和妻子常把待洗的衣物放入臥室角落的衣籃裡，每天早晨，我們中的一個人會把衣物放進去。當她說我應該對此負更多責任的時候，我在想，“嗯？75%的時候都是我來做的呀！”於是我問她是否認為自己經常做這件事情，她回答說：“哦，75%的時候都是我來做的。”
但是，假使要你估計自己到底多久才會幹一次不常做的家務，如清掃爐灶，情況會是怎樣呢？你很可能會說你做這些所用的時間少於50%（Kruger & Savitsky， 2009）。很顯然，這種情況會發生是因為我們對自己行為的瞭解遠多於對別人行為的瞭解，於是我們假設其他人的行為將不會比我們更極端（Kruger & others， 2008；Moore & Small， 2007）。如果你依稀記得你只清掃過幾次爐灶，於是你就可能會假設自己不常清掃，你的愛人其實經常會去清掃。
聚焦：自我服務偏見——我們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表現在哪些方面
專欄作家戴夫·巴裡（Barry, 1998）提到：“有一件東西是所有人都有的，無論年齡、性別、種族、經濟地位或宗教背景，那就是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相信，我們比普通人要強。”我們也相信我們在多數主觀的和令人嚮往的特質上強於一般人，自我服務偏見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 倫理道德。大多數生意人認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 ；Brenner & Molander，1977）。一項全美範圍內的調查中有這樣一道題目：“在一個百分制的量表上，你會給自己的道德和價值觀打多少分？”50%的人給自己的打分在90分或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給自己的打分在74分或74分以下（Lovett，1997）。
● 工作能力。在一項調查中，90%的企業經理評價自己的表現優於普通同事（French，1968）。在澳大利亞，86%的人對自己工作業績的評價高於平均水平，只有1% 的人評價自己低於平均水平（Headey & Wearing，1987）。大多數外科醫生認為自己患者的死亡率要低於平均水平（Gawande，2002）。
● 美德。在荷蘭，大部分高中生認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誠實，更有恆心，更有獨創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 聰明才智。大部分人覺得自己比周圍的普通人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Public Opinion，1984 ；Wylie，1979）。當有人超過自己時，人們則傾向於把對方看成天才（Lassiter & Munhall，2011）。
● 包容度。在1997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只有14%的美國白人評價自己對黑人歧視程度達到或超過5分（0分到10分）。可是在評價其他白人對黑人的歧視程度時，44%的白人的打分達到或超過5分。
● 贍養父母。與兄弟姐妹們相比，多數成年人認為自己對年邁父母的贍養更多（Lerner & others，1991）。
● 健康。洛杉磯居民認為自己比大多數鄰居更健康，而多數大學生認為他們將比保險公司預測的死亡年齡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 ；C.R.Snyder，1978）。
● 洞察力。我們假定，人們的語言和行為能夠體現他們的本質。我們個人的想法也是如此。因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瞭解和理解他人，要多於他人瞭解和理解我們。我們也認為比起別人，我們更瞭解自己（Pronin & others，2001）。
● 吸引力。你是否有同我一樣的經歷，認為自己的大多數照片並不真實？當實驗者給人們呈現一系列面孔時，包含自己原本的以及經過變形的具有更多或更少吸引力的自我面孔，人們傾向於將吸引力增強的面孔定義為自己真實的面孔（Epley & Whitchurch，2008）。
● 駕駛技術。多數司機——甚至大部分曾因車禍而住院的司機——都認為自己比一般司機駕車更安全且更熟練（Guerin，1994 ；McKenna & Myers，1997 ；Svenson，1981）。
如此看來，戴夫·巴裡所言甚是。
在我們構建成功的定義時，上述主觀因素會為我們提供一定的迴旋餘地（Dunning & others， 1989， 1991）。在評價自己的“運動能力”時，我可能會想到自己參加的籃球大賽，卻不會記起自己擔任少年棒球聯賽球員時躲在右外場的痛苦日子。在評價自己的領導能力時，我會想像出一個和我的風格相近的偉大領袖的形象。通過為自己制訂一個模稜兩可的標準，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比較成功的。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對829 000名高中高年級學生的調查中，沒有人在“與人相處能力”這一主觀而具有讚許性的維度上給自己的打分低於平均值，而且有60%的人的自評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則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1%！
研究者們開始懷疑：人們真的相信他們對自己在平均水平之上的自我評估嗎？是不是他們的自我服務性偏見在這些問題的措辭上起到了一定作用（Krizan & Suls， 2008）？當伊拉諾·威廉姆斯和托馬斯·基羅維奇（Williams & Gilovich， 2008）讓人們在一項測試中用真錢做賭注來評估與他們相關的表現時，他們發現，是的，“人們真的相信其自我評估會得到提升。”
盲目樂觀
樂觀主義為人生預先假設了一條積極的道路。傑克遜·布朗（Brown， 1990，p.79）寫道：“那些樂天派們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說，‘早安呀，上帝’；那些悲觀者則會在窗前說，‘上帝啊，天怎麼又亮了！’。”在22種文化下對9萬多人開展的研究顯示，大部分人對事物的看法偏向樂觀，而非悲觀（Fischer & Chalmers，2008）。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就像研究者尼爾·溫斯頓（Weinstein， 1980， 1982）所形容的那樣，“對未來的生活事件盲目樂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對別人命運的相對悲觀（Hoorens & others， 2008；Shepperd， 2003）。例如，在羅格斯大學，學生們往往認為自己遠比其他同學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領高額薪水和擁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極的經歷，諸如酗酒成癮、在40歲以前突發心臟病或遭遇槍擊等，則更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
父母將他們的盲目樂觀延伸到了孩子身上。他們假設與一般的孩子相比，他們的孩子更不可能輟學、患上抑鬱症或者染上肺癌，更可能完成學業、保持健康的身體和樂觀的心態（Lench & others， 2006）。
盲目的樂觀讓我們更加脆弱。由於相信自己總能倖免於難，我們往往不去採取明智的預防措施。性活動頻繁但不願堅持避孕的女大學生們則認為，與學校中的其他女同學相比，自己意外懷孕的可能性不大（Burger & Burns， 1988）。那些相信自己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之上”的老司機們在駕駛測試中失敗的可能性是那些謙遜的司機們的四倍多，於是他們也被評定為“不安全的”（Freund & others， 2005）。那些高估自己學習能力的大學新生經常會體驗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而且更可能退學（Robins & Beer， 2001）。
盲目樂觀的人更有可能選擇低年費和高利率的信用卡作為支付手段——對一般的借款人來說這是一種很差的選擇，他們的利息費用遠遠超過了在年費上的那幾美元的差異（Yang & others， 2007）。因為信用卡發售方的主要利益來源就是利息收入，盲目樂觀的消費者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錢會從消費者的口袋裡流出。
那些滿不在乎地刷信用卡的人，那些不肯承認吸煙有害身體健康的人，還有那些陷入不幸關係裡的人們，無一不提醒我們，盲目樂觀如同傲慢一樣，是注定要失敗的。在賭博時，樂觀者比悲觀者更能堅持，即使不斷地在輸錢（Gibson & Sanbonmastu， 2004）。如果經營股票或房地產的商人覺得自己的商業直覺遠遠超過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同樣也可能會體驗到深深的失落感。甚至是17世紀人類經濟理性的捍衛者、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預見到，人們會高估自己贏利的可能性。他認為，這種“對自己好運的荒謬的推斷，”來源於“絕大多數人對自身能力過於自信的幻想”（Spiegel， 1971， p.243）。
盲目樂觀的現象似乎越來越多了。在20世紀70年代，一半的美國高中畢業生預測他們成年後將會成為“很好的”工作者——這是可獲得的最高評價，因此這就相當於他們給了自己五星（頂級）。到2006年，有2/3的青少年相信他們將會達成這一目標——自己會置身於前20%的行列（Twenge & Campbell， 2008）!更驚人的是，2000年時，一半的高中畢業生都相信他們能拿到研究生學位，即使只有9%的人真的有可能做到（Reynolds & others， 2006）。即使目標遠大有利於成功，但是把目標定得太高的人會感到十分失望和抑鬱，他們最終要學會使自己的目標更符合現實（Wrosch & Miller ， 2009）。
樂觀主義確實比悲觀主義更能增強個體自我效能感、促進健康和幸福感（Armor & Taylor， 1996；Segerstrom， 2001）。作為天生的樂天派，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未來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更幸福——這種信念有助於營造當前的快樂心態（Robinson & Ryff， 1999）。如果樂天派的祖先比悲觀派的祖先更有可能克服困難而生存下來，那麼我們傾向於樂觀就不足為奇了（Haselton & Nettle， 2006）。
然而少量的現實主義，或者如朱莉·諾雷姆（Norem， 2000）所謂的防禦性悲觀主義，可以把我們從盲目樂觀的危險中拯救出來。防禦性的悲觀主義者會預見問題的發生，並能夠促使自己進行有效的應對。正如一句中國成語所說，“居安思危”。自我懷疑可以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多數學生，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注定低分的學生，在考試來臨時都顯示出過分的樂觀（Prohaska， 1994；Sparrell & Shrauger， 1984）。那些過分自信的學生傾向於不做充分的準備。那些和他們能力相當但更焦慮的同伴們，則因為擔心在未來的考試中失敗而加倍努力學習，最後通常會獲得較高的成績（Goodhart， 1986；Norem & Contor， 1986；Showers & Ruben， 1987）。以一種更直接、更現實的視角看待事物通常是很有幫助的。在一項研究中，學生們要預測他們的考試成績。當這項考試是假設的時候，他們的預測超乎尋常的樂觀；但是當考試真的來臨時，他們對自己成績的預測卻出人意料的精確（Armor & Sackett，2006）。你可以在沒有考試的時候誇誇其談地讚美自己，但伴隨接踵而來的考試，最好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吹牛的傻瓜。
能夠聽取批評也很重要。“我經常告訴學生們一條紳士的規範，”大衛·鄧寧（Dunning， 2006）寫道：“如果兩個人分別各自給予對方同樣消極的反饋，他們至少應該考慮一下這些評論為真的可能性。”
悲觀主義的思維和樂觀主義的思維都具有力量。記住這句格言：學業上的成就既需要足夠的樂觀精神以支撐希望，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悲觀心態以激起關注。
虛假普遍性和虛假獨特性
為了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常常表現出這樣一種奇怪的傾向：過分高估或低估他人會像我們一樣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觀點方面，我們過高地估計別人對我們觀點的贊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現象被稱為虛假普遍性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Kruenger & Clement， 1994；Marks & Miller， 1987；Mullen & Goethals， 1990）。好像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種常識。
如果我們做錯了事或是在任務中失敗，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失誤是正常的，以讓自己安心。當某個人對別人說謊之後，他便開始覺得其他人也是不誠實的（Sagarin & others， 1998），他便開始覺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樣思考和行事：“我是說謊了，可別人不也都如此嗎？”如果我們隱瞞個人所得稅或吸煙行為，我們常常會覺得跟我們有同樣行為的人也很多。如果我們對另一個人產生了性興趣，我們也許會高估對方對自己的慾望。前《海岸救生隊》演員大衛·赫索霍夫承認，“我的確打肉毒桿菌了，可別人也如此啊！”近來的四項研究指出：
● 在禁澡期間偷偷洗澡的人會認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樣的事情（Monin & Norton， 2003）。
● 劇烈運動後口渴的人會想像，與飢餓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會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溫斯坦（Boven & Lowenstein， 2003）的一項研究表明，88%剛做完運動的口渴者會做出這樣的猜測，而那些將要去運動的人中只有57%會這樣想。
● 當人們自己的生活發生變化時，可能會認為整個世界也在發生變化。具有保護意識的新手父母們會認為世界更加危險。此外，節食減肥的人會認為食品廣告更具欺騙性（Eibach & others， 2003）。
● 對其他民族持有消極看法的人推測很多人都持有這種負面的刻板印象（Krueger， 1996， 2007）。因此我們對別人思維的感知可能會揭示出一些我們自己的東西。
有諺語說：“我們並不是客觀地看待事物，而總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來看待事物。”
虛假普遍性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們的歸納性結論只是來自一個有限的樣本，而這個樣本顯然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Dawes， 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們自己內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們自己的認識推及別人，用自己的反應作為線索來推斷別人的反應呢？大部分人通常持有大眾的觀點，所以當人們假設自己處於大眾中時，自己是正確的。此外，我們偏愛和那些同我們態度和行為相近的人交往，並透過這些熟悉者的眼光來評判世界。
圖4-1
自我服務偏見如何起作用。
而在能力方面，當我們幹得不錯或獲得成功時，虛假獨特性效應（false uniqueness effect）則更容易發生（Goethals & others， 1991）。我們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尋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這樣，那些吸食大麻且系安全帶的人會高估（虛假普遍性）其他吸食毒品者的數量，而低估（虛假獨特性）系安全帶的普遍性（Suls & others， 1988）。這樣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失誤是相對普遍的，而我們的優點卻是非同尋常的。
總之，自我服務歸因、自我恭維的比較、盲目樂觀以及自身失敗的虛假普遍性，所有這些傾向都是自我服務偏見的表現（見圖4-1）。
自尊動機
為什麼人們會以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呢？一種解釋將自我服務偏見看做我們加工和記憶有關個人信息的副產品。將自己與他人相比較，要求我們去注意、評價、回憶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因此，這就增加了我們在信息加工的過程中出錯的機會（Chambers & Windschitl，2004）。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一項研究，已婚者往往認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務。正如邁克爾·羅斯和西科利（Ross & Sicoly， 1979）所指出的，也許是因為我們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過什麼，而往往很難回憶起自己沒做過什麼，或者僅僅是看到我們的伴侶在做？我能很容易想到自己撿起衣服的畫面，但我很少能意識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數有多少。
這種有偏差的知覺難道僅僅是一種知覺錯誤，一種關於我們如何處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傾向，還是出於自我服務的動機呢？研究已經證實了我們有多種動機。我們尋求自我認識，渴望評定自己的能力（Dunning， 1995）。我們尋求自我證實，渴望驗證我們的自我概念（Sanitioso & others， 1990；Swann， 1996， 1997）。我們尋求自我確認，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Sedikides， 1993）。自尊動機也促進了自我服務偏見的出現。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巴特森（Batson， 2006）猜度的那樣：“頭腦是心臟的延伸。”
特瑟（Tesser， 1988）的研究表明，“維持自尊”的動機可以預測許多有趣的現象，例如兄弟姐妹之間的摩擦。你是否有一個與你年齡相近的同性兄弟或姐妹？如果是的話，在你們成長的過程中，人們很可能會拿你們作比較。特瑟推測，如果人們對兩個人中的一個人評價更高，就會促使另一個人以某種維護自尊的方式行事。（特瑟認為，擁有一個特別能幹的兄弟或姐妹的人，其自尊會受到很嚴重的威脅。）因此，那些擁有一個相當能幹的兄弟的人總能回憶起他們之間的不和；而那些和兄弟能力不相上下的人，反而往往想不起他們之間有什麼摩擦。
自尊的威脅也可能發生於朋友之間，因為朋友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具威脅性（Zuckerman & Jost， 2001）。它同樣可以在夫妻之間發生。儘管夫妻之間具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但相同的事業目標仍然會使他們產生緊張和嫉妒（Clark & Bennett， 1992）。當我們的搭檔在一個對彼此都很重要的領域中脫穎而出的時候，我們會通過確認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來降低對自尊的威脅，例如告訴大家：“那個很有能力的人是我的搭檔，我們關係很密切”（Lockwood & others， 2004）。
維持或增強自尊動機的意義是什麼呢？馬克·利裡（Leary， 1998， 2004b，2007）認為，我們的自尊感猶如汽車上的油量表。人際關係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導向意義。因此，當我們遭遇威脅性的社會拒絕時，自尊指示表會警告我們，以促使我們更敏銳地覺察他人對我們的期望。研究證實，社會拒絕會降低我們的自尊，同時增強我們渴望被接納的意願。當我們被藐視或拋棄時，我們感到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這種痛苦如同儀表盤上閃爍的指示燈一樣，會驅使我們通過行動來發展自我，並在其他地方尋求社會接納和認同。
對自尊和自我服務偏見的反思
如果你像某些讀者，至此你可能發現，自我服務偏見要麼令人沮喪，要麼與你偶有的不適感相反。的確，當那些帶有自我服務偏見的個體面對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籌的人時，會產生自卑感。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持有自我服務偏見，確實有一些人正承受著低自尊的痛苦。積極的自尊確實有一些好處。
自我服務偏見的適應性
自尊有其陰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當發生好事時，相比於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者往往更能盡情享受並保持這種良好的感覺（Wood & others，2003）。謝莉·泰勒和她的同事（Taylor & others， 2003）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擁有更多的天賦和積極的品質，能使我們對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覺，而且這種對自我的正性評價，能為我們提供應付日常生活中的壓力環境所需的資源。”
自我服務偏見及其歸因方式也可以保護人們免受抑鬱的傷害（Snyder & Higgins， 1988；Taylor & others， 2003）。不抑鬱的人通常顯示出自我服務偏見。不抑鬱的人將他們的失敗歸於實驗任務或者覺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鬱者的自我評價及其對他人如何看待他們的評價都沒有表現出誇大。
自我服務偏見也可以幫助人們緩解壓力。博納諾及其同事（Bonnano et al., 2005）以目睹“9·11”事件的人或者從世貿中心逃出來的員工為被試，評估他們的情緒復原力。結果發現，那些表現出自我提升傾向的人其情緒具有更強的復原力。
格林伯格、所羅門和湯姆（Greenberg， Solomon & Pyszczynski， 1997；Greenberg， 2008）在他們的“恐怖管理理論”中提到了積極自尊適應性的一個理由：它可以緩解焦慮，包括我們對死亡的焦慮。童年時我們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我們達到了父母的要求，就會受到關愛和保護；如果我們沒有達到要求，父母可能就會收回對我們的關愛和保護。這樣，我們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聯繫起來了。格林伯格等人認為，積極的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們消除對最終死亡的恐懼。他們的研究表明，提醒人們終究要面臨死亡（讓人們寫一篇關於死亡的短文）有利於個體肯定自我價值。而且，當面臨威脅時，較強的自尊可以減輕焦慮。在2004年，也就是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的一年，感到國家正處於威脅之中的伊拉克青少年報告有最高的自尊（Ford & others， 2008）。
正如有關抑鬱和焦慮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務知覺中可能存在某種實踐智慧。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自我更聰明，更強大，更成功，這也許是一種有利的策略。騙子們同樣會顯得誠實可信，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話。相信自己更優秀同樣會激發我們去努力（自我實現預言），並能在困境中保持希望（Willard & Gramzow， 2009）。
自我服務偏見的不良適應
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產生的自豪感可以幫助我們抵制抑鬱，但它也會給人們帶來一些不良適應。那些因自己出現社交困難而責備別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夠承認是自己的問題的人更不快樂（Anderson & others， 1983；Newman & Langer，1981；Peterson & others， 1981）。
施倫克爾等人（Schlenker， 1976；Schlenker & Miller， 1977a， 1977b）的研究同樣表明，自我服務知覺可以損害一個群體。大學期間，作為搖滾樂隊的一名吉他手，施倫克爾注意到，“樂隊裡的每個成員總是高估自己對群體成功的貢獻，而低估他們對失敗所負的責任。許多很棒的樂隊，都是由於這些自我讚揚傾向所引發的問題而解體的。”後來他成為佛羅里達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對群體成員的自我服務知覺進行了研究。在9項實驗中，他讓參與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務。然後他故意告訴他們，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實驗中，成功組的成員宣稱自己為本組的成功所做的貢獻要高於失敗組的成員。
如果多數的群體成員都認為，雖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但自己的報酬卻太低且沒有得到應有的讚賞，那就可能引發不和與嫉妒。大學校長和教務主任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90%以上的教職員工都認為自己比一般同事更傑出（Blackburn & others， 1980；Cross， 1977）。當宣佈加薪時，有一半的人會得到平均水平或低於平均水平的薪金，難怪他們會覺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務偏見還會誇大人們對自己群體的評價，這一現象被稱為群體服務偏見。當各個群體之間進行比較時，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群體是最棒的（Codol，1976；Jourden & Heath， 1996；Taylor & Doria， 1981）。
● 多數大學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都認為自己組的成員不像其他組的成員那樣愛逞能和勢利眼（Biernat & others， 1996）。
● 53%的荷蘭成年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或伴侶比其他大多數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Buunk & van der Eijnden， 1997）。
● 66%的美國人給自己長子所在公立學校的打分是A 或B，然而，幾乎同樣多（64%）的人給國家公立學校的打分是C或D（Whitman， 1996）。
● 大多數企業總裁和部門經理都會高估自己企業或部門的生產力和增長率（Kidd & Morgan， 1969；Larwood & Whittaker， 1977）。
人們帶著讚許性的偏見來看待自己和他們的群體，這種現象當然不是新近才出現的。古希臘悲劇將狂妄和傲慢描述為悲劇性的缺陷。正如我們實驗中的參與者一樣，那些希臘悲劇人物並非有意地作惡，他們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學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樣被一遍遍地描寫。在神學中，傲慢一向居於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歸屬於自我服務偏見，那謙虛呢？是對自己的輕視嗎？英俊的人覺得自己醜陋，聰明人覺得自己傻，這並非謙虛。虛偽的謙遜其實是為了掩飾個體認為自己真的優於眾人的想法。（1996年，詹姆斯·弗裡德裡希報告，大多數人在認為自己不比一般人更優秀的時候，反倒在心裡慶幸自己更加優秀！）真正的謙遜，與其說是虛偽的謙虛，倒不如說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讓人們自由地為自己的專長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實事求是地認可他人的專長。
模塊5 積極思維的力量
我們對社會心理學家所揭示的強有力的自我服務偏差已經進行了探討。當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比他人的道德水平更高且更應得到回報時，那麼人與人之間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出現衝突就再正常不過了。
對自我服務偏差的研究揭示了人性的真諦。但是因為世界紛繁複雜，單一的真理無法讓我們看到事實全貌。的確，已有人對這些人性真諦做了一個重要的補充。高自尊——一種自我價值感——具有適應性。與那些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人更快樂、更少神經質、更少患潰瘍和失眠症，更少對藥物和酒精上癮（Brockner & Hulton, 1978; Brown, 1991）。許多臨床心理學家報告說，潛藏於人類絕望之下的是一種無力的自我接納。
班杜拉（Bandura， 1986）在他的研究中發現了積極思維的力量，並提出了自我效能感（self-ef
cacy）的概念，這是一種隱藏於積極思維力量背後的、關於智慧的學術觀點。對自己能力與效率的樂觀信念可以獲得很大的回報（Bandura & others，1999；Maddux & Gosselin，2003）。自我效能感較高的兒童和成人更有韌性，較少焦慮和抑鬱。他們還生活得更健康，並且有更高的學業成就。
自我效能就是自己在做事情時感覺到的勝任程度。如果你相信你能做好某件事，那麼這種信念會帶來什麼不同嗎？它取決於另一個因素：你能控制你的結果嗎？例如，你可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錯的司機（高自我效能），但是又害怕被其他酒後駕車的司機危及安全（低控制）。你可能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學生或工人，但是又害怕因為自己的年齡、性別或外貌而受到歧視，因而，你可能認為自己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