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寫道：“我們不能只為自己活著。因為我們的生活是由無數看不見的細線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心理學家就是通過科學地探索人們彼此之間如何思考、如何影響以及如何彼此聯繫來研究這些關聯的。
在本書中，前兩個模塊將介紹我們如何探索社會心理學，如何把玩社會心理學這場“遊戲”。正因為社會心理學家形成和檢驗思想的方式本身就能夠運用到生活中，因而，它能讓我們以更聰明的方式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思維、社會影響和社會關係。
如果人們的直覺和常識絕對可靠，我們可能就不需要進行科學探究和批判性思維了。但是事實是，正如模塊2所指出的，不管我們是反思現實生活事件還是研究結果，我們都很容易受強大的事後聰明式偏見的影響，這種偏見亦稱為“我早就知道了”現象。
模塊1 如何開展社會心理學研究
從前有一個男人，他的第二個妻子非常愛慕虛榮且自私。這個女人有兩個同樣虛榮又自私的女兒。但這個男人的親生女兒卻是個可愛又善良的姑娘。我們都知道，她就是灰姑娘。灰姑娘從一開始就明白，她最好是照著吩咐去做，默默忍受責罵，少去招惹她那兩個姐姐和繼母。
到後來，多虧仙女的幫助，灰姑娘才得以脫離困境，前去參加一個隆重的舞會。恰恰是在舞會上，灰姑娘引起了英俊王子的注意。再後來，當墜入愛河的王子在灰姑娘破破爛爛的房間裡見到這個非常不起眼的心上人時，竟然未能馬上認出她。
不可思議吧？這個童話故事讓我們不得不承認情境所具有的魔力。當盛氣凌人的繼母在場時，這個溫順而不起眼的灰姑娘與王子在舞會上遇到的那個美麗出眾的灰姑娘可謂判若兩人。家裡的灰姑娘戰戰兢兢，而舞會上的灰姑娘神采奕奕，舉手投足、一顰一笑，自然大方。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Sartre, 1946）必然會欣然接受關於灰姑娘的故事，他曾寫道：我們人類“首先存在於環境之中，我們不能脫離環境，環境塑造了我們，決定了我們的可能性”（pp.59-60）。
我們都是業餘的社會心理學家，大家都喜歡觀察身邊人的行為。我們在觀察別人的時候，會形成關於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相互聯繫的種種想法。專業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做著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會更系統（通過形成理論），也更費力些（通常通過實驗研究，在實驗中創建微縮的社會情境以探求因果關係）。他們所做的研究涉及廣泛的領域，據統計，25 000項研究中涉及了800萬人（Richard & others， 2003）。
理論的形成和驗證
社會心理學家在思考人類的生存上著實煞費苦心，然而再也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讓人著迷了。當我們與人性角力以期發現它背後的隱秘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與發現形成理論。理論（theory）是一套原則的整合，它們可以對所觀察到的事件進行解釋與預測。理論是科學的簡略表達方式。
在日常交談中，“理論”常常指“離事實還有些距離”——是從猜測到理論再到事實的信心階梯上中間的那一格。因此，人們可能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僅當做一種理論。實際上，“進化論只是一種理論，地心引力論也只是一種理論，”美國高級科學聯合會首席長官艾倫·萊施納（Leshner， 2005）如是說。人們常常認為地心引力論是事實，但是，事實其實是“當我們扔掉鑰匙時，它落向地面”。地心引力論是對這些可見現象的一種理論解釋。
但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事實和理論完全是兩回事。事實是對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達成了共識的陳述，而理論則是對事實進行總結與解釋的觀點。正如朱爾斯·亨利·彭加勒所言：“科學由事實構建，就如房屋由磚頭搭建，”“但一堆事實並非就是科學，就如一堆磚頭並非一幢房屋一樣。”
理論不僅可以進行總結，同時它還隱含可驗證的預測，這些預測被稱為假設（hypotheses）。假設有幾種不同的功能。首先，我們可以以證偽的方式來驗證某理論。其次，預測可以為研究指明方向，有時假設會讓研究者將目光投向他們從未考慮過的領域。再次，對於一個出色的理論來說，其預測性也使得它頗有應用價值。舉例來說，一個完整的攻擊理論可以預測出何時會發生攻擊行為，這種行為又該如何控制。就像現代社會心理學的奠基者庫爾特·勒溫所斷言的那樣：“沒有什麼能比一種出色的理論更實用。”
請想像一下理論是如何構建的。比如，我們觀察到當處在團體或人群中時，人們通常會變得十分暴躁，具有攻擊性。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理論：成為團體中的一員使個體體會到了一種匿名感，從而降低了自我控制。我們如何能夠驗證這一理論呢？或許我們可以構想一項實驗室實驗（我正在檢驗這一理論），模擬電椅實施酷刑的場面。如果我們讓一群人對一個無助的“受害者”實施懲罰性電擊，但並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實施了電擊，結果會是什麼樣子？這些人是否會如我們的理論所預測的那樣，相比只讓自己一個人實施電擊而言，當一群人一起實施電擊時，每個人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
我們也可以控制匿名性這個變量：如果人們藏在面具後面，他們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如果實驗結果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它們同時也提示我們該理論可能具有的應用價值。如果警察佩戴醒目的警牌，開著寫有可辨認身份的巨大數字的警車，或者錄像記錄他們拘捕的過程，那麼警察暴力行為或許就會減少。而事實上，現在許多城市已經實施了上述措施。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哪一個理論更好呢？一個好的理論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 能有效概括大量的觀察結果；
● 能做出清晰的預測，以便於我們：
○ 確證或修正理論；
○ 激發新的探索；
○ 指出可能的應用方向。
當我們將某種理論扔進廢紙簍時，並非因為經證明它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它們就像是舊汽車一樣，需要用更新、更好的型號來替代。
相關研究：探尋自然的聯繫
你會在以後章節的閱讀中逐漸領會大多數你將要學到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不過，讓我們先到幕後概覽一下社會心理學是如何進行研究的。幕後的匆匆一瞥可能剛好讓你能夠欣賞隨後將要討論的一些發現，而對研究邏輯的理解，能讓你對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事件做出正確的判斷。
社會心理學研究隨場所的不同而不同。研究既可以在實驗室進行（在控制條件下），也可以在現場進行（日常生活場景中），稱為現場研究（field research）。並且，它也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相關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探尋兩個或多個因素之間的自然關係），或是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通過操縱一些因素來考察它們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對報紙和雜誌上所發表的心理學研究論文有著良好判斷力的讀者，那麼弄清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的區別是十分必要的。
讓我們先通過一些真實的例子來考察一下相關研究的優勢（通常涉及自然場景中包含的重要變量），以及它的劣勢（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較為模糊）。現在的心理學家正在把個人和社會因素與人類健康聯繫在一起。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包括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道格拉斯·卡羅爾，以及他的同事喬治·戴維·史密斯和保羅·貝內特（Carroll， Smith & Bennett， 1994）等人。在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係的研究中，研究者們“闖入”了格拉斯哥的一個古老墓園。他們記下了墓碑上843個人的壽命，把壽命作為衡量健康的一個標準。他們還測量了墓碑的高度，假設墓碑高度可以反映出墓地的造價，而造價則可以反映出富足程度，由此把墓碑高度作為衡量地位高低的一個標準。如圖1-1所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墓碑越高，壽命越長。
圖1-1
地位與長壽的相關。在那些紀念逝者的墓地中，墓碑越高，“主人”壽命越長。
卡羅爾及其同事報告了關於地位與壽命之間的關係，其他研究者使用這個年代的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人口密度最低失業率也最低的蘇格蘭地區的人的平均壽命也最長。在美國，壽命與收入有關（更窮、更底層的人更有可能早逝）。在英國，現代人的壽命與職業地位有關。有一項對17 350個英國公務員進行的長達10年的跟蹤研究發現，與高級的行政官員相比，那些專職行政人員的死亡率是前者的1.6倍。文書和勞工的死亡率則分別是行政官員的2.2倍和2.7倍（Adler & others， 1993， 1994）。跨越不同的時空，地位與健康之間的相關關係似乎是可信的。
相關和因果
地位與壽命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作為業餘愛好者的外行與專業的社會心理學家可能都會犯的、也是最無法抗拒的思維錯誤：當兩類因素，如地位與健康，放在一起時，很可能會得出一個因素影響另一個因素的結論！我們可以假設，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護某人不受疾病的威脅。或者，反過來也會成立嗎？或許是健康促進了活力與成功。或許那些壽命長的人積累了更多的財富（使得他們能夠擁有造價更高的墓碑）。又或者在兩者的關係中存在第三個變量，例如飲食（富裕的人與工薪階層的人吃的東西是否不一樣）。相關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種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一定是因果關係。相關研究可以預測變量的關係，但它並不表明改變一個變量（例如社會地位）將會導致另一個變量的改變（比如說健康水平）。
在大眾心理學頗為混亂的思維背後便是相關與因果的混淆。再來看看另一個真實的相關——自尊與學業成績。那些高自尊的孩子往往有較好的學習成績。（就像任何一種相關一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陳述：學業成績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尊。）你為什麼做出這樣的假定？
有些人認為“健康的自我概念”有利於個體成就的獲得。那麼，提升孩子的自我形象便可能會提高其學習成績。正是相信了這一點，美國的30個州頒布了170多條增強個體自尊的條例。
但是還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心理學家威廉·戴蒙（Damon， 1995）、羅賓·道斯（Dawes， 1994）、馬克·利裡（Leary， 1998）、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94， 2002）以及羅伊·鮑邁斯特及其同事（Baumeister & others， 2003， 2005），他們對自尊是否真的是一塊保護孩子不受學業失敗（或是毒品濫用及少年犯罪）影響的盾牌表示懷疑。或許，事實是相反的：可能是問題與失敗導致了低自尊。也可能是自尊往往反映了我們的真實狀況。抑或自尊源於拚搏之後的成就感。幹得好，你就會自我感覺良好；幹得不好，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個傻瓜。一項對635名挪威學生的研究發現，拼寫圖表上個人名下的一列金色星星（通過正當努力獲得的）以及令人敬仰的老師不斷給予的褒獎，可以提高一個孩子的自尊心（Skaalvik & Hagtvet， 1990）。或許，正如一項對近6 000名德國七年級學生所做的實驗表明的那樣，自尊與學業成績之間的交互關係可能是雙向的（Trautwein & L
dtke，2006）。
還有一種可能是，自尊與成就之所以相關，是因為兩者都與潛在的智力水平和家庭社會地位等因素有關。有兩項研究支持這一可能性：其中一項研究的樣本是1 600名美國男性青年，另一項研究的樣本為715個明尼蘇達青少年（Bachman & O’Malley， 1977；Maruyama & others， 1981）。當研究者運用統計方法去除智力與家庭地位的影響效應後，自尊與成就之間的相關也就不存在了。
相關研究的巨大優勢在於，它通常發生在真實的場景中，在這些真實情境中，我們可以考察諸如種族、性別、社會地位等難以在實驗室中操縱的變量。這種研究方法的最大劣勢在於研究結果的模糊性。這一點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你在耳提面命了25次也沒能聽進去之後，還是要重複第26次：兩個變量之間共同變化（相關）可以使我們運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進行預測，但是相關卻並不能清楚解釋因果關係。
實驗研究：探尋因果關係
由於在自然相關的事物間辨別因果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促使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在切實可行而又不違背倫理道德標準的情況下，模擬日常生活創造實驗情境。這些模擬場景與航空學中的風力甬道有幾分相似。一開始，航天工程師們並非在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中對各種飛行物體進行觀察。航空環境與飛行物體兩者本身的多變性實在是太複雜。於是，他們便構建了一種虛擬現實。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控制風力條件和機翼結構。
控制：變量的操縱
就像航天工程師一樣，社會心理學家也進行實驗研究，只不過這些實驗是模擬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特徵。通過一次改變一個或兩個因素，即所謂的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實驗者探察它們對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正如風力甬道幫助航天工程師發現航天動力學的基本原理一樣，實驗使社會心理學家得以發現社會思維、社會影響以及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
回顧歷史，社會心理學家在其大約四分之三的研究中都採用了實驗法（Higbee & others， 1982），而超過三分之二的研究地點是實驗室（Adair & others， 1985）。為了說明什麼是實驗室研究，我們來分析“看電視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相關”的研究，這個經典的實驗可以對看電視與兒童行為之間的關係做出因果解釋。
兒童觀看的暴力電視節目越多，他們就會表現出越嚴重的攻擊傾向。兒童是在模仿他們從熒屏上看到的行為嗎？我希望你們現在已經辨別出，這只是一個相關研究。圖1-2提醒我們，可能存在另外兩種因果關係解釋。（它們分別是什麼？）
因此，社會心理學家把看電視搬進了實驗室，控制兒童觀看暴力節目的數量。通過讓兒童觀看暴力節目或非暴力節目，研究者可以觀察暴力節目的數量對兒童行為產生的影響。克裡斯·博亞特茲及其同事（Boyzatzis & others， 1995）給一群小學生（而非其他人群）放映了一集《恐龍戰隊》，它是20世紀90年代最流行且最暴力的兒童電視節目。在觀看完電視節目之後，這些兒童在每兩分鐘的間隔內所表現出的暴力行為的數量是未觀看節目兒童的7倍。我們將那些被觀察到的暴力行為稱為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這類實驗表明，電視節目可能是導致兒童暴力行為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們發現，實驗研究的邏輯十分簡單：通過建構並控制一個模擬的現實世界，我們可以改變一個因素，再改變另一個因素，從而發現這些因素如何單獨或聯合起作用，對人們產生影響。現在我們更深入一步，來瞭解一下如何做實驗。
圖1-2
隨機分配。將實驗參與者隨機分配到接受實驗處理的實驗條件之下，或是不接受實驗處理的控制條件之下。這就給了研究者自信：之後兩組間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實驗處理造成的。
任何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都有兩個必不可少的組成成分。以上我們僅僅考慮了其中一部分——控制，即我們在操縱一個或更多自變量的同時，也應該盡量使其他因素保持不變。而第二部分則是隨機分配。
隨機分配：重要的平衡儀
讓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在相關研究的層面上，我們並不想假定肥胖導致了較低的社會地位（由於歧視的作用），或者觀看暴力場景導致了攻擊行為。一個調查研究者可能先去測量某些因素，然後運用統計方法剔除其他可能的相關因素，再回過頭來看最初的相關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沒有人能控制可以區分肥胖人群與非肥胖人群、觀看暴力節目者與不觀看暴力節目者的所有因素。可能那些觀看暴力節目者，在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智力水平甚至在研究者未考慮到的數十個因素上都會存在差異。
隨機分配（random assignment）一下子便消除了這些額外因素的干擾。通過隨機分配，每個人觀看暴力節目的機會是相等的。這樣一來，兩組人將在其他任何可能的變量上（家庭地位、智力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初始攻擊水平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比如，高智商的人在兩組中出現的機會應該是相等的。由於隨機分配創建了兩個同質的組，之後兩組間出現的暴力行為差異就可以歸因為惟一可以區分兩組的那個因素上：參與者是否觀看了暴力節目（圖1-2）。
實驗研究的倫理道德問題
有關電視節目的實驗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有些實驗在倫理道德問題上備受關注。社會心理學家不會讓一組兒童長期觀看暴力電視節目。他們只是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們的社會經歷，然後記錄這種改變的影響。有些時候，實驗處理是無害的，甚至是相當愉悅的，參加實驗的人表示同意。但有些時候，研究者發現他們正處於無害與冒險之間的灰色地帶。
當社會心理學家設計那些引發個體強烈的思想與情感的實驗時，他們常常冒險遊走在道德灰色地帶中。實驗並不一定要符合阿倫森、瑪裡琳·布魯爾和梅瑞爾·卡爾史密斯（Aronson，Brewer，& Carlsmith，1985）所稱的現世實在論（mundane realism），即實驗行為（舉例來說，將實施電擊作為研究攻擊行為實驗的一部分）並非要與真實生活中的行為一模一樣。對於許多研究者來說，那是一種日常的寫實主義，並不那麼重要。但是實驗應該符合實驗現實主義（experimental realism），即讓參與實驗的人真實地投入實驗中。研究者並不希望參與者有意識地去表演，或是應付了事；實驗需要真實心理過程的參與。舉例來說，迫使參與者選擇給予他人重度還是中度電擊的確是衡量攻擊行為的一個現實標準。它確實起到了模擬真實攻擊行為的作用。
為了做到實驗現實主義，研究者有時候需要編個可信的故事來“蒙騙”參與者。例如在隔壁房間的人其實並沒有受到電擊，但研究者並不希望參與者知道這一點，否則就會將實驗現實主義毀於一旦。基於這一考慮，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儘管這個數字呈現出了下降趨勢）在探尋真理的實驗中使用了欺騙手段（Korn & Nicks， 1993；Vitelli， 1988）。
在設計那些會牽涉到倫理道德問題的實驗時，研究者常常像是在走鋼絲。意識到你正在傷害某些人，或是被置於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都可能會引起暫時的不快。這類實驗又將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提了出來：這一切值得嗎？比起真實生活和“坦率的鏡頭”、真人秀電視節目中的歪曲，社會心理學家研究中使用的欺騙要短暫與溫和得多。（一個網絡真人秀節目欺騙了參與節目的女性，讓她們為了一個英俊的“百萬富翁”而競爭，但那個百萬富翁實際上只是一個普通工人。）
大學道德委員會會評估社會心理學研究，以保證研究人道地對待人們，並且暫時的欺騙或痛苦是值得的。美國心理學會（2002年）、加拿大心理學會（2000年）以及英國心理學協會（2000年）頒布的道德原則，嚴格要求研究者做到如下幾點：
● 盡可能告知參與者與實驗有關的情況，保證參與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 真誠。只有必要且實驗目的的確非常重要時，才允許使用欺騙手段。不能出於“這會影響參與者的參與意願”的考慮來使用欺騙手段。
● 保護參與者（和旁觀者，如果有的話）不受傷害，不給參與者帶來嚴重不適。
● 對參與者的個人信息保密。向參與者做出事後解釋。在實驗之後就向參與者作全面解釋，包括所使用的欺騙手段。但如果反饋可能會給參與者帶來痛苦或困擾，例如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曾表現得很愚蠢或很殘忍時，可以不做事後解釋。
研究者必須提供充分的信息且考慮周到，確保參與者離開時的心情至少與來之前同樣愉快。如果參與者由於學到什麼而有所獲益的話，那就更好了。當參與者得到尊重時，他們中很少有人會因自己被欺騙而耿耿於懷（Epley & Huff，1998；Kimmel， 1998）。事實上，就像那些為社會心理學辯護的人所言，教授們舉辦考試給學生帶來的焦慮與痛苦，比研究者在實驗中引發的焦慮要嚴重得多。
從實驗室推廣到生活
就像研究兒童、電視節目與暴力行為的實驗研究所揭示的那樣，社會心理學將日常生活的經歷與實驗室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在整本書中，我們都會這麼做。我們所用的絕大多數數據都來自於實驗室研究，而絕大多數的例證則來自日常生活。社會心理學揭示了實驗室研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有益互動。來自生活的靈感常會激發實驗室研究，而研究又加深了我們對自己經歷的理解。
這種相互影響在兒童觀看電視節目的實驗中已有所體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經歷為相關研究指出了方向，而相關研究又進一步指引了實驗研究的方向。那些有能力進行變革的電視節目與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電視節目的影響力。無論是在實驗室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有關電視影響力的研究都得到了頗為一致的結論，這些研究涉及助人行為、領導風格、抑鬱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實驗室中發現的效應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Anderson & others， 1999）指出：“一般來說，心理學實驗得到的是真實的心理過程，而絕非瑣事。”
然而，在從實驗室推論到現實生活時，我們仍需抱著謹慎的態度。儘管實驗室揭示了人類存在的基本動力系統，但它仍然是一個簡化了的、受控制的環境。它可以告訴我們當其他條件都保持不變時，變量X會產生怎樣的效應；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正如你將會看到的那樣，許多參與者都是大學生。儘管這可能會幫助你瞭解他們，但大學生群體遠非是整個人類的一個隨機樣本。如果我們選取不同年齡、不同教育水平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還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嗎？這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把人類思維和行動的內容（例如態度）與思維和行動的過程（例如，態度與行為如何互相影響）區別開來的。在不同的文化下，思維與行動的內容比其過程要多樣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觀點，但這些觀點的形成過程卻很相似。例如，與美國本土大學生相比，波多黎各的大學生所報告的孤獨感更強烈。然而，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孤獨感的成分卻十分類似——羞怯、缺乏生活目標以及低自尊（Jones & Others， 1985）。
儘管我們的行為可能千差萬別，但卻受同樣的社會因素的影響。在千差萬別的表象之下，我們之間有更多的相似而非差異。
模塊2 你早就知道了嗎
任何事物一經解釋，都似乎稀鬆平常了。
——華生醫生對夏洛克·福爾摩斯如是說
社會心理學關乎每個人的生活，它一直就在你的身邊。數百年來，哲學家、小說家和詩人都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對社會行為進行諸多觀察和評論。每天，人們都在觀察、解釋和影響著他人的行為。本書所陳述的許多結論人們都已經想到過，因而不足為奇。那麼社會心理學僅僅是描述了對大多數人而言顯而易見的事實嗎？
作家卡侖·墨菲（Murphy， 1990）持這樣的觀點：“社會科學家日復一日地深入探索這個世界，他們也日復一日地發現人們的行為與所料想的絲毫不差。”近半個世紀之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爵士（Schlesinger, 1949）就社會學家對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士兵的研究進行了類似的嘲諷。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 1949）回顧了這些研究並提供了一份解釋性評論的樣例，我把其中一部分列舉如下：
1. 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兵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適應方面遇到了更多問題。（比起那些“社會”大學的畢業生，知識分子更加不適應戰鬥帶來的焦慮。）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適應炎熱的南海島嶼氣候。（南方人更適應炎熱的氣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陞。（多年的壓迫會降低成就動機。）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歡來自南方的長官而非來自北方的。（因為南方長官更習慣與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當你閱讀以上結論時，你是否覺得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常識？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可能會驚訝於拉扎斯菲爾德接下來的話：“這些陳述中的任何一條恰恰與實際發現的相反。”事實上，研究發現教育水平較低的士兵適應性更差。南方人並不比北方人更能適應熱帶氣候。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陞，等等。“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給出了真正的研究結論（正如施萊辛格所感覺到的那樣），讀者也許會認為這些事實 ‘顯而易見’。”
常識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知道事實真相之後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後聰明總比先見之明來得容易。有實驗表明，當得知實驗結果時，人們便突然覺得實驗結果不是那麼令人驚訝，至少相對於那些得知實驗程序或實驗預期結果的人們而言是這樣（Slovic & Fischhoff， 1977）。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體驗那種事後聰明。須臾間，我們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發生的種種力量而不覺得驚詫了。不僅如此，我們還可能記錯自己先前的觀點（Blank & others， 2008）。我們對將來事物的預見性判斷可能出現錯誤，這種錯誤與對過去的錯誤記憶共同導致了事後聰明式偏見（hindsight bias，也被稱為我早就知道了現象）。
因此，在大選或股市震盪發生之後，大多數的評論員對此並不感到意外：“該是整頓市場的時候了。”2005年，在由颶風卡特裡娜號引發的新奧爾良大洪水之後，人們認為政府早該預測到這一情形：研究防洪大堤的承受力。統計數字顯示，大多數居民沒有汽車，也負擔不起運輸和住在城外的費用，對暴風強度的氣象預報也清晰地預示著政府急需把安全措施和救濟物品安置到位。就像丹麥哲學家、神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所說的那樣：“生活是正著來活，卻是倒著去理解。”
如果這個事後聰明式偏見深入人心的話，你可能就會感到自己早已知道這個現象。的確，幾乎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所得出的可信結論看起來都有些像常識，當然，這都是在你知道結果之後。
你可以嘗試自己證明一下這個現象。找一組人，告訴其中一半人一種心理學發現，告訴另一半相反的結果。例如，告訴其中一半人：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不同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異性相吸。”
而告知另一半人：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相似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先讓人們解釋這個結論，然後問他們是否對此感到詫異。無論他們被告知的是哪種結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都能很好地解釋自己的那個結論，並且都不感到驚訝。
事實上，幾乎任何結論都會因諺語格言的解釋而變成常識。假如社會心理學家報告分離加深愛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這個混飯吃？誰都知道‘小別勝新婚’。”如果結果表明分離會澆熄愛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訴你‘人走茶涼’。”
當卡爾·泰根（Teigen， 1986）讓英國萊斯特大學的學生來評價格言與其對立面時，他一定樂了好一陣子。當看到格言“恐懼比愛強大”時，大多數人認為此言不差；但對於其反面“愛比恐懼強大”，學生們也作出了同樣的評價。類似地，人們對真正的諺語“墮落的人不能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對其反面“墮落的人能夠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我最欣賞的兩句得到普遍認同的諺語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複之”（真正的諺語）和杜撰的語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複之”。
事後聰明式偏見給許多心理系學生帶來了麻煩。有些時候，結果的確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銀牌獲得者來說，奧運會銅牌獲得者對自己的成績更為滿意）。更多的時候，你在教科書上學到的實驗結論，它們看上去很容易，甚至顯而易見。而之後當你進行多項選擇測驗時，面對多個看上去頗為可信的答案，任務難度會大大增加。備受打擊的學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我還以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了”這一現象可能還會帶來致命的後果。它可能令我們妄自尊大，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不僅如此，由於結果看起來似乎具有預見性，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為那些事後看起來“顯而易見”的錯誤決策而責備決策者，卻並不因那些同樣“顯而易見”的正確決策去褒獎決策者。
從“9·11”那天早晨後開始回溯，指向災難的種種信號看起來似乎非常明顯。一份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列出了這些被人忽視或被人誤解的線索（Gladwell，2003）。其中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知道基地組織的爪牙已經潛入了境內。一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情報員呈給總部的一份備忘錄是以這樣的警告開頭的：“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本·拉登可能會將學生送到美國參加民辦航空院校的聯合行動。”聯邦調查局忽視了這份準確的預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預見恐怖分子可能會使用飛機作為武器的報告聯繫在一起。總統在度假期間收到一份名為“本·拉登決定襲擊美國”的每日簡報。“這些該死的笨蛋！”這看上去就是事後聰明式偏見，“他們怎麼就沒把所有這些線索串聯起來？”
但就事後看來十分清晰明瞭的事情而言，事前卻沒有那麼清晰可辨。情報機關裡充斥著大量的“噪音”——在點滴有用信息的周圍是堆積如山的無用信息。分析家們為此不得不就繼續調查什麼樣的問題做出選擇，而且只有當一條線索得到繼續追蹤後，才有機會使其與其他相關線索聯繫起來。在“9·11”之前的六年中，聯邦調查局的反恐怖機構有68 000件事情毫無頭緒。在事後聰明者眼中，那些極少的有用信息現在看起來是如此明顯。
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餘波未平之際，很顯然，政府的調控人員應該採取措施對抗那些倒霉的銀行的貸款業務。但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後聰明對美國的首席調控專家艾倫·格林斯潘來說卻是不可預見的。當經濟崩潰的時候，這位美聯儲主席正處於“難以置信的震驚”狀態。
我們有時也會為自己所犯的“愚蠢錯誤”（沒能更好地與人相處，或是沒能更好地應對事情）而自責不已。當回頭看時，我們就知道當初到底應該怎麼做了。“我早就該想到期末的時候會有多忙，早就該開始寫論文了。”但有時候我們會對自己過分苛刻。我們忘記了事後看來顯而易見的事情在當時並非那麼明顯。
當內科醫生得知病人的症狀與死因時（解剖得出的結論），有時會頗為疑惑：怎麼會做出如此不正確的診斷？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狀的內科醫生並沒有覺得錯誤的診斷如此明顯（Dawson & others， 1988）。倘若迫使陪審團從先見而非後見的角度出發，他們給玩忽職守者評定過失時是否會有所遲疑？
那麼，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難道常識通常是錯誤的？有些時候的確如此。另外一些時候，常識是正確的，或者說正反兩面都有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還是沉迷幻想？是與人共處還是離群索居？觀點之多如大海之浩瀚，無論我們發現了什麼，總有人對此有所預見。（馬克·吐溫曾經開玩笑說，亞當是惟一在口吐蓮花之後還能確信自己是“天下第一人”的人。）但在眾多爭論中，哪一個最符合現實呢？科學研究可以清楚地說明在何種情況下常識是有效的。
問題是，常識並非總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常識總在事後證明是正確的。這樣一來，我們便免不了誤以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和過去知道的，比我們現在能做的和過去已經做的要多。而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科學的理由：幫助我們區分真實與幻相，區分真正的預測與簡單的事後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