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家不僅研究我們如何思考對方，即我們在前面那些模塊中討論的主題，而且也研究我們如何彼此影響和彼此聯繫。因此，在模塊12~21中，我們將探討社會心理學關心的核心問題：社會影響的威力。
這些影響我們但又看不見的社會力量是什麼？它們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有關社會影響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無形的卻推動著我們的力量。這一編將向我們展示這些微妙的力量，尤其是性別態度的文化根源、社會服從的力量、說服的途徑以及群體參與的結果。
瞭解了這些影響如何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起作用之後，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瞭解人們為什麼會那樣想以及會那樣做。而且，我們也可以更好地抵禦那些不良影響的操縱，並更好地把握我們自己的行為。
模塊12 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樣性
我們有哪些差異？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對於這個不斷社會多元化的世界來說，這些都是核心問題，就像歷史學家亞瑟·施勒辛格（Schlesinger， 1991）所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爆炸性問題。”在這個由於種族、文化和性別差異而逐漸分化的世界中，我們能否學會接受我們的差異，尊重我們的文化認同感，並重新認識我們人類彼此間親密關係的範疇呢？我相信我們能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呢，首先讓我們來思考一下人性的進化和文化的根源。
進化與行為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們的相似性都大於差異性。作為擁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成員，我們不僅在生態學上具有共同點，還具有共同的行為傾向。我們都要睡眠，也會醒轉，都會感到飢渴，並能夠通過相同的機制習得語言。我們都偏愛甜味而不是酸苦，對顏色光譜的分辨也很類似。我們和整個地球上的同類都可以理解他人的皺眉和微笑。
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構成了緊密聯繫的社會（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加入團體，適應環境，並識別來自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我們會知恩圖報，懲罰冒犯行為，並且會因為孩子的夭亡而悲傷。在嬰幼兒時期，我們8個月左右就表現出對陌生人的恐懼。而長大後，我們會偏愛自己所屬團體的成員。我們會以戒備或消極的態度對待那些持有不同態度和特性的個體。人類學家布朗（Brown， 1991， 2000）識別出了幾百種這樣普遍的行為和語言模式。僅以字母“V”開頭的單詞為例，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會有動詞（verbs）、暴力行為（violence）、探訪（visiting）和元音（vowels）。
體現人性的普遍行為源自於我們的生物相似性。我們可能會說“我的祖先來自愛爾蘭”，“我的根在中國”或者“我是意大利人”，但是人類學家在追溯我們的祖先時發現，在至少10萬年前，我們都是非洲人（Shipman， 2003）。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和尋覓食物，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離開非洲，進入亞洲、歐洲、澳洲次大陸和美洲尋找新的家園。為了適應新環境，早期人類開始產生了許多新的變異。根據人類學量表的測量發現，這些變異是新近產生的並且表現在外貌上。比如，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較深的膚色，這被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2）稱為“熱帶地區所需的遮陽罩”，而那些遷徙到遠離赤道的北極的人則進化出更淺的膚色，以便在缺少陽光直射的地區合成維生素D。總之，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都是非洲人。
正如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0， p.143）記載的那樣，“人類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積累大量的新基因，因此目前只能暫時認定人類起源於非洲”。事實上，研究人類基因的生物學家已經發現：我們人類——甚至是像吉姆和惠子這樣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都是極其相似的，很像一個部落的不同成員。儘管人類的數量比黑猩猩更多，但黑猩猩之間的基因差異卻比人類更大。
為了解釋物種特性，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Darwin， 1859）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主張重視基因的作用。與當代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ennett，2005）“金牌應該獎給任何有最佳想法的人”的觀點一樣，達爾文也認為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使進化得以進行。
這一觀點可以概括為：
● 生物體有許多不同的後代；
● 這些後代在環境中互相競爭以求生存；
● 某些特定的生理和行為變異會提高他們在相應環境中繁殖和存活的概率；
● 存活下來的後代更有可能將他們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
●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族群特徵可能會發生變化。
某些基因會增加物種生存和繁衍的幾率，因此自然選擇意味著這些基因的數量會越來越多。比如，在北極嚴寒的條件下，北極熊的那些可以形成白色厚實毛皮的基因就會在競爭中獲勝並佔據主導地位。
自然選擇早已成為生物學研究的原則，而近來也成為心理學界的一條重要原則。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也譯作“演化心理學”）不僅研究自然選擇如何影響那些有利於適應特定環境的生理特徵，如北極熊的毛皮、蝙蝠的聲納系統和人類的色彩視覺等，而且還研究那些有利於基因存活和延續的心理特徵以及社會行為（Buss， 2005， 2007）。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人類就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因為在我們祖先眾多的後代中，自然選擇了那些擁有我們如今特性的個體，比如，偏愛食用營養豐富、高能量的甜食，討厭有毒食物的酸苦味道。而那些沒有這類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來以繁衍後代。
我們作為活動的基因機器，繼承了祖先為了適應環境而形成的生理和心理遺產。我們渴望擁有任何有利於祖先生存、繁衍並養育後代的事物，並以此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心臟的目的就是要輸送血液，”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巴拉什（Barash， 2003）說，“而大腦的目的就是協調好我們的器官和行為，從而使進化取得最大的成功。這就是進化的真諦。”
進化論的觀點強調我們人類共同的屬性。我們不僅具有相似的食物偏好，而且對一些社會問題也會有同樣的回答，例如，“我該信任誰，害怕誰？我應該幫助誰？我應該在什麼時候和誰結婚？誰可以支配我？我又能控制誰？”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情感和行為回答，與我們的祖先非常相似。
正是由於這些社會性的任務對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樣的，所以人們才會傾向於做出類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類都會按照權威和地位來對他人劃分等級，而且每個人都相信經濟公正（Fiske， 1992）。進化心理學家強調這些普遍的特性乃經由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然而，文化則給我們提供了實現這些基本社會生活的具體規則。
文化與行為
也許我們人類最重要的共同點（或者說人類的標誌）就是我們有學習和適應的能力。進化使我們有能力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創造性地生存，並能適應各種環境，從熱帶雨林到北極冰原。與昆蟲、鳥類或獸類相比，自然對人類基因的控制並沒有那麼嚴格。然而，正是人類共有的生理基礎使得我們具有了文化上的多樣性。它可以令一種文化（culture）裡的人們珍視決斷、喜歡坦率或者接受婚前性行為，而另一種文化裡的人們則可能完全相反。正如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梅斯特（Baumeister， 2005， p.29）所說：“進化產生了我們的文化。”
進化心理學也承認社會環境的影響，認識到先天屬性和後天養育共同塑造了我們。基因並不能決定一切，它們的表達還依賴於環境的影響，正如同我正飲用的茶葉需要熱水沖泡才能入口留香。對新西蘭年輕人的一項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擁有易患抑鬱變異基因的人，也只有當他們遭受重大的生活壓力（如婚姻破裂）時才會患抑鬱症（Caspi & others， 2003）。壓力和基因都不能單獨引發抑鬱症，只有兩者共同作用才會產生這一結果。
人類能在自然選擇中勝出，不僅在於我們擁有發達的大腦和強壯的肌肉，而且文化也在起作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就已經做好了準備，要學習語言、與人交往、與人合作以獲取食物、照料小孩和保護自己。因此，不論我們出生在何種文化背景下，自然都使得我們更易習得此種文化（Fiske & others， 1998）。文化的觀點強調了人類的適應性。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世界文化研究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和克裡斯琴·韋爾澤爾（Inglehart & Welzel， 2005）發現，我們現在依然“習相遠”。儘管我們的教育水平在不斷提高，但是“我們並未形成統一的‘全球文化’，文化整合還沒有出現。各個社會的文化繼承是相當持久的”（p.46）。
文化多樣性
人類語言、習俗和行為表現的多樣性表明，我們的許多行為都受社會的影響，並非與生俱來。基因的影響是長期的。正如社會學家羅伯遜（Robertson， 1987）所言：
美國人愛吃牡蠣，卻不吃蝸牛；法國人愛吃蝸牛，卻不吃蝗蟲；祖魯人愛吃蝗蟲，卻不吃魚；猶太人愛吃魚，卻不吃豬肉；印度人愛吃豬肉，卻不吃牛肉；俄國人愛吃牛肉，卻不吃蛇肉；中國人愛吃蛇肉，卻不吃人肉；新幾內亞的加爾人卻覺得人肉很美味。（p.67）
如果美國人都像世界其他地區的相同族群那樣生活（有些美國人的確如此），那麼文化多樣性與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就沒多少關聯。日本有1.27億人口，其中1.25億是日本人，內部的文化差異性很小。與之相反，紐約市的絕大多數居民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文化差異，因為在紐約800萬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是美國本土出生的，而且最大族群也不超過總人口的37%。
文化多樣性會日益影響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同一個地球村中，通過電子郵件、大型客機和國際貿易等方式與同伴聯繫。文化融合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面對不同文化，有時令人震驚。美國男性看到中東領導人和美國總統打招呼，親吻面頰以示歡迎時，可能會感到不適。德國學生習慣於向教授致敬，偶爾看到美國學校中大多數教師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學生們可以自由駐足停留，一定會感到很奇怪。第一次來到麥當勞用餐的伊朗學生會很自然地在其紙袋中四處摸索吃飯的用具，直到發現其他人都是直接用手為止。你我的好習慣在很多地方都可能嚴重違背禮節。訪問日本的外國人會發現學習日本的社會規則實在很麻煩：什麼時候脫鞋，如何倒茶，什麼時候贈送和打開禮物，以及如何對待地位較高或較低的人。
移民或難民的搬遷似乎在文化融合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19世紀的英國作家拉迪亞德·吉卜林曾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雙方永不碰面。”但是今天，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幾乎完全聯繫起來了。意大利有很多阿拉伯人，德國有很多土耳其人，英國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其結果是友誼與衝突並存。每5個加拿大人和10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當我們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玩樂或生活的時候，我們會更容易理解文化的差異和影響力。在充滿衝突的世界裡，實現真正的和平需要求同存異。
正如禮儀規則所示，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認可的得體行為。我們經常把這些社會期望或者社會規範（norms）視為一種強迫人們盲從傳統的負面力量。社會規範確實可以成功而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們的行為，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就像在海底生活的魚類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深受文化環境的影響，以至於我們必須從中跳出來才能理解文化的影響。荷蘭心理學家威廉·庫曼和安頓·迪克（Koomen & Dijker， 1997）說：“當我們觀察其他的荷蘭人用外國人所謂的“荷蘭方式”行事時，我們通常意識不到這些行為具有典型的荷蘭特徵。”
瞭解我們文化規範的最好方法是觀察另一種文化，看看兩種文化處事方式的異同。在蘇格蘭生活時，我告訴孩子們，歐洲人確實用左手拿叉子吃飯，但“我們美國人卻認為先用左手切開肉，然後將叉子換到右手是禮貌的。我承認這缺乏效率，但這就是我們吃飯的方式。”
對於那些無法接受某種社會規範的人，此類規範似乎過於專斷和偏狹。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日本人的一些禮節顯得繁交縟節，但對於日本人來說則並非如此。然而，正如演員需要知道自己的台詞，戲劇才能順利演出一樣，人們同樣需要明白社會對自己的期待，社會行為才能順利發生。社會規範可以使整個社會機器順利運轉。身處陌生的環境時，如果不瞭解其社會規範，我們會觀察他人的行為，並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
不同文化在外向程度、嚴守時間、打破規則以及私人空間等社會規範上存在差異。例如：
外向程度
對於比較拘謹的北歐（文化中的）人來說，熱情開放的地中海（文化中的）人可能顯得“熱情、迷人、低效和休閒”；地中海人則覺得北歐人“高效、冷漠、過於看重時間”（Beaulieu， 2004；Triandis， 1981）。
嚴守時間
拉丁美洲的商人可能會在一次邀約宴會遲到之後，為北美朋友如此糾結於準時而費解。去日本旅遊的北美人會對行人之間缺乏眼神交流而感到困惑。
打破規則
如果人們看到有人違反社會規則，比如違規在牆上亂塗亂畫，他們就更可能以違反其他的規則的方式，比如亂扔垃圾，盲從違規的規範。科澤爾（Keizer，2008）領導的荷蘭研究組做了6項實驗，發現在看到他人違反社會規則後，人們違反社會規則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例如，附近的牆面沒有亂塗亂畫時，只有三分之一的自行車主會將車把上的無用傳單扔到地上；而當牆面滿是亂塗亂畫時，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都會這麼做（圖12-1）。
私人空間
私人空間（personal space）是一種我們想要與他人維持的安全距離或緩衝的區域。隨著情境的變化，安全區的大小也會改變。和陌生人在一起時，多數人都會保持相對較大的私人空間，大約1.2米或更大的距離。在不太擁擠的公車上、在休息室或圖書館，我們會保護自己的空間並尊重他人的空間。我們允許讓朋友靠近些，通常相距半米或1米。
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有些人的私人空間比其他人的大（Smith， 1981；Sommer， 1969；Stockdale， 1978）。群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成人比兒童的距離大。男性彼此間的距離要比女性之間的距離大。不知何故，靠近赤道的文化圈偏愛更小的距離、更多的接觸和擁抱。因此，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比法國人和阿拉伯人更喜歡較遠的人際距離。北美洲的人比拉丁美洲的人更喜歡較大的私人空間。
圖12-1
糟糕的環境會引發墮落行為。在格羅寧根大學的一項研究中，如果附近的牆面乾淨，大多數人不會隨地亂扔沒用的傳單；而如果牆面滿是塗鴉，大多數人則會亂扔傳單。
為了觀察侵入他人私人空間引起的後果，你可以嘗試突破他人的空間。你可以站在距離朋友0.3米左右的地方與其聊天，觀察他是否會感到不安，眼睛看向別的地方，後退或者有其他不適的表現？這些表現都是研究者考察空間侵入的喚醒信號（Altman & Vinsel， 1978）。
文化相似性
正是由於人類的適應性，才出現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差異。然而在文化差異的表象下，跨文化心理學家發現了“內在的統一性”（Lonner，1980）。作為人類的成員，我們還發現差異行為背後的機制是相同的。 例如，一個4~5歲的孩子，無論他/她來自哪裡，都具備推測他人想法的“心理理論”（Norenzayan & Heine， 2005）。無論來自哪種文化，當兒童看到玩具被人拿走，而另一位兒童並沒有瞧見，他們就會推測這個孩子會認為玩具還在原來位置。
普遍的友誼規範
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有一些共同的友誼規範。在英國、意大利、中國香港和日本進行的研究中，邁克爾·阿蓋爾和莫妮卡·亨德森（Argyle & Henderson，1985）注意到在定義朋友角色的社會規範方面的某些文化差異，例如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不能當眾批評朋友令其難堪。但也有一些普遍的規範：尊重朋友的隱私、交談時要進行眼神的接觸以及不洩漏彼此的秘密。
普遍的地位等級規範
羅傑·布朗（Brown， 1965， 1987；Kroger & Wood， 1992）提出另外一種普通規範。無論人們處在何種等級系統，他們在對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說話時通常會採用較為尊敬的語氣，就好像是和陌生人聊天一樣。而他們對地位較低的人說話則更像是同熟人和朋友聊天。病人會叫醫生“某某醫生”，而醫生往往會以病人的名字來應答。學生和老師之間也以這種類似的非對等的方式稱呼彼此。
很多語言有兩種第二人稱：尊敬的形式和隨意的形式（例如，德語中的Sie和du，法語中的vous和tu，西班牙語中的usted和tu）。人們通常對熟人和下屬採用隨意的形式——如親密朋友和家人，甚至包括兒童和寵物。當陌生人用“Sie”而非“du”來稱呼一個德國小孩時，這個少年會受到極大的鼓舞。
布朗普遍規範的第一部分——溝通的形式不僅反映社會距離也反映社會地位——與第二部分密切相關：親密關係的進展往往控制在地位較高的人手中。在歐洲，大部分個體之間的交往都從禮貌的正式稱謂“您”開始，逐漸向親密的隨意稱謂“你”發展，很明顯有人會控制這種親密感的發展。你認為誰有這樣的權力呢？在愉快的氣氛中，年長者、富人或更傑出的人會提出：“為什麼我們不用‘你’稱呼彼此呢？”
這一規範也可以超越語言，擴展到每一種親密關係的進展中。向別人借筆或者把手搭在別人肩膀上的行為，最好還是跟自己的熟人或者下屬做，而不要對陌生人或者自己的上司這樣做。同樣，大學校長會首先邀請老師們到他家裡去，而不是相反。在親密關係的進展過程中，地位更高的人往往是關係發展的控制者。
亂倫禁忌
最知名的普適規範是對亂倫的限制：父母不可以和孩子發生性關係，兄弟姐妹之間也不可以發生性關係。儘管實際上亂倫的發生情況比心理學家原先估計的要多，但這一社會規範的確是普適的——所有的社會都不贊成亂倫。考慮到對於亂倫生育的生物學懲罰（出現與隱性基因相關的疾病），進化心理學家很容易理解為何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反對亂倫。
戰爭規範
人類甚至制定了跨文化的戰爭規範。在殺敵的過程中，會有一些已經遵循了幾百年的公認規則。比如，戰士必須穿上可識別身份的制服，投降必須使用屈服的姿勢，並且人道地對待戰俘（如果在他們投降之前沒有殺死他們，你還應該給他們提供食物）。這些規範儘管是跨文化的，但是並非所有文化都是如此。伊拉克的部隊打出投降旗號後轉而又進攻，以及把士兵偽裝成平民百姓以安排伏擊，他們就違反了這些規範。美國的一位軍事發言人譴責道：“這些行為是對戰爭法的最嚴重褻瀆”（Clarke， 2003）。
因此，有些規範具有文化特異性，也有些規範則是普適的。文化可以改變規範，但我們的遺傳傾向——人類本性——卻可以解釋某些規範的普適性。因此，我們認為人性是普遍一致的，而後天養育具有文化特異性。
模塊13 性別、基因和文化
人類的差異表現在很多方面——身高、體重、髮色等等。但是對於自我概念和社會關係而言，最重要和最先適應的兩個維度是：種族和性別（Stangor & others， 1992）。
在後面的部分，我們會探討種族和性別如何影響他人評價和對待我們的方式。現在，讓我們來關注一下性別（gender）——與男女兩性有關的特徵。哪些行為是典型的男性期望行為？哪些行為是典型的女性期望行為？
哈里斯（Harris， 1998）提到：“人類基因共有46對染色體，其中45條與性別無關。”因此在身體特徵和發育階段的很多方面，男女兩性非常類似，比如開始坐立、長牙和行走的年齡。同樣，兩性在很多心理特徵上也極其相似，包括詞彙量、創造性、智力、自尊和幸福感等。兩性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寵愛他們的小孩，都有相似的大腦結構（儘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經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經連接）。的確，珍妮特·希伯利·海德（Hyde， 2005）通過對46項元分析（每一次統計分析都基於幾十項研究）的檢驗發現，大多數研究變量的相同結果是性別相似。“異性”實際上與你幾乎是相同的性別。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男人和女人除了一些生理特徵以外，其本質完全相同？而且這些生理特徵只在特定場合才有意義。事實上，男女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差異，正是這些差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並引發了許多相關研究。
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差異總會引發人們的興趣。與男性相比，女性平均：
● 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身高矮13厘米，體重輕18千克；
● 對味覺和聲音更為敏感；
● 患焦慮症和抑鬱症的幾率是男性的兩倍。而與女性相比，男性平均：
● 進入青春期時間更晚（約晚兩年），但是死亡時間較早（世界普遍早4年）；
● 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病發率高出女性3倍，自殺率是女性的5倍，死於電擊的人數是女性的6倍；
● 轉動自己耳朵的能力更強。
20世紀70年代，很多學者擔心研究這類性別差異會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差異會被解釋成女性的缺陷嗎？儘管這些研究結果證實了一些原有的女性刻板印象——如更少攻擊性，更為關心他人，對社會關係更敏感——這些正是女性主義者與絕大多數人所欣賞的特性（Prentice & Carranza，2002；Swim，1994）。因而，許多人在評價他們的信念和感受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受歡迎就不足為奇了（Eagly， 1994；Haddock & Zanna， 1994）。
性別差異性
接下來我們比較一下兩性在社會關係、支配性、攻擊性和性特徵等方面的異同。介紹了這些區別後，我們再思考如何用進化和文化的觀點進行解釋。性別差異是否反映了自然選擇？抑或是文化建構的，即兩性通常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處情境的反映？還是說基因和文化共同造成了這種性別差異？
獨立性與聯繫性
男性在殘酷競爭和養育關愛等見解和行為上存在個體差異，女性也一樣。心理學家南希·霍多羅夫等人並未否認上述觀點（Chodorow， 1978， 1989；Miller，1986；Gilligan & others， 1982， 1990），但是他們提出，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親密關係。
遊戲
埃莉諾·麥科比（Maccoby， 2002）經過數十年對性別的發展研究發現，與男孩相比，女孩之間的談話更加親密，而且遊戲也更少具有攻擊性。女孩更偏向於在小群體中開展遊戲，往往與一個朋友交談，而男孩則更常進行大群體的活動（Rose & Rudolph， 2006）。由於他們各自和同性別的人交往，所以男女之間的差異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友誼
對成年人而言，個人主義文化的女性更經常用人際關係的詞彙來描述自己，更樂於接受別人的幫助，體驗到更多與人際關係有關的情感，並努力使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更加協調（Addis & Mahalik， 2003；Gabriel & Gardner， 1999；Tamres & others， 2002；Watkins & others， 1998， 2003）。男性談話往往關注任務以及與大群體的關係，而女性則更多關注個人關係（Tannen， 1990）。打電話時，女性和朋友的聊天時間更長（Smoreda & Licoppe， 2000）。在電腦面前，女性花費更多的時間發送電子郵件以表達情感（Crabtree， 2002；Thomson & Murachver， 2001）。在群體中，女性之間會相互分享她們各自的生活，為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Dindia & Allen， 1992；Eagly， 1987）。面臨壓力時，男性傾向於以“戰或逃”來回應，通常以反抗來應對威脅。謝利·泰勒（Taylor， 2002）指出，幾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遭遇壓力的女人更需要他人的照顧和幫助，她們向家人和朋友尋求支持。在大學新生中，10個男生中有5個認為“幫助有困難的人非常重要”，而女生每10個裡面有7個人具有同樣的想法（Sax & others， 2002）。
職業
費利西亞·普拉圖及其同事（Pratto & others， 1997）報告說，總體上，男性總是會被那些增強性別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檢察官、廣告策劃人等）；女性則被那些減少性別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設辯護人、慈善工作的宣傳者）。對64萬人工作偏好的研究發現，男性更看重報酬、晉陞、挑戰和權力，而女性則更看重工作時長、私人關係和助人機會（Konrad & others， 2000；Pinker， 2008）。確實，在北美大部分看護職業（如社工、教師、護士）的從業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多。而在世界範圍內，與男性相比，女性的職業興趣更多地指向人而非物（Lippa，2008a）。
家庭關係
擁有母親、女兒、姐妹或祖母身份的女性可以很好地維繫家庭（Rossi & Rossi， 1990）。女性會花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和老人（Eagly & Crowley， 1986）。女性用在購買禮物和賀卡的時間是男性的3倍，用2~4倍的時間處理私人信件，並且給朋友和家人打長途電話的次數要多10%~20%（Putnam， 2000）。當要求提供用於描繪自己的照片時，女性提供的照片更多地包含了父母和其他人（Clancy & Dollinger， 1993）。尤其對於女性來說，相互支持的感覺對於婚姻滿意度極為重要（Acitelli & Antonucci， 1994）。
同理心
接受調查時，女性更傾向於將自己描述為具有“同理心”（empathy，也譯作“共情”），即能夠感受他人的感覺——為他人的喜悅而高興，為他人的悲傷而哭泣。儘管在實驗室條件下，同理心的性別差異並不那麼顯著，但它的確存在。在觀看幻燈片或者聽完故事以後，女孩會有更多的同理心反應（Hunt， 1990）。在實驗室或實際生活沮喪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為他人遭受相似的經歷而表現出同理心（Batson & others， 1996）。看到別人因犯錯而痛苦，女性與同理心相關的腦區會顯著激活，但是男性不會（Singer & others， 2006）。女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多地報告因為他人的悲傷而難過（Eisenberg & Lennon， 1983）。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12%的美國男性和43%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哭泣（Gallup，2003）。
所有這些差異都有助於解釋：與和男性的友誼相比，男女兩性都認為與女性的友誼更加親密、愉悅並且更易維持（Rubin， 1985；Sapadin， 1988）。當你需要別人共情和理解時，會向誰尋求幫助？兩性都傾向於向女性傾訴自己的喜怒哀樂。
對兩性同理心差異的一種解釋是，女性解讀他人情緒的能力更強。朱迪思·霍爾（Hall， 1984）對125項考察兩性對非言語線索敏感度的研究進行分析發現，總體而言，女性更善於解碼他人的情緒線索。例如，呈現一段2秒鐘的無聲影片，畫面是一位悲傷女性的面孔，女性能更準確地猜出她究竟是在批評別人，還是在談論她的離婚事件。馬斯特和霍爾（Mast & Hall， 2006）報告說，女性回憶他人外貌的能力也顯著優於男性。
最後，霍爾認為女性更擅長以非言語的方式表達情緒。根據科茨和費爾德曼（Coats & Feldman， 1996）的報告，這一特點在表達積極情緒時尤為明顯。研究者找到一些志願者，讓他們談論令自己感到快樂、悲傷和生氣的情境，並錄下來。之後，研究者給實驗參與者呈現5秒鐘的靜音錄像，讓他們猜測講述者的心情。結果發現，在快樂情境中，參與者對女性情緒的推測更加準確。相反，男性在表達憤怒時似乎更加出色。
社會支配性
想像一下有這樣兩個人：一個“大膽、獨裁、粗心、強勢、堅強、獨立和強壯”，而另一個“溫柔、依賴、天真、感性、服從和弱小”。如果你覺得前者更像男人，而後者更像女人，那麼按照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Williams & Best，1990a， p.15）所講，你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樣。從亞洲到非洲，從歐洲到澳洲，人們對男人的評價離不開強勢、進取和攻擊等描述。而且，對70個國家近80 000人的研究表明：男人比女人更為重視權力和成就（Schwartz & Rubel， 2005）。
這些觀點、期望與事實是相符合的。幾乎所有的社會男性都處於統治地位。而在已知的社會中，女性通常很難居於統治地位（Pratto， 1996）。我們將看到，不同文化中性別差異的變化極大，不過在許多工業化國家，隨著女性擔任更多的管理和領導崗位，性別差異正在逐漸減小。但是我們還需看到：
● 2008年，在全世界所有的立法委員中，女性只佔18%（IPU， 2008）。
● 男性比女性更關心社會統治問題，更可能支持保守的政治候選人和維持男女不平等的措施（Eagly & others， 2004；Sidanius & Pratto， 1999）。2005年，美國男性對死刑和伊拉克戰爭的支持率比女性高得多（Gallup， 2005；Newport， 2007a）。
● 陪審團成員中男性大約佔一半，但在選舉的陪審團領袖中男性卻佔到90%，並且大部分實驗室小組的負責人也都是男性（Colarelli & others， 2006；Davis & Gilbert， 1989；Kerr & others， 1982）。
因為男性佔據較高的社會地位，所以最先發出約會邀請、負責駕車和買單的人也多為男性（Laner & Ventrone， 1998， 2000）。
男性交流的方式可以加強他們的社會權力。在領導角色並未清晰界定的情境下，男性傾向於採取專斷的領導方式，而女性則傾向於採取民主的領導方式（Eagly & Carli， 2007）。在領導角色中，男性擅長指示性和專注於任務的領導角色，而女性則擅長變革型的領導角色——採用靈活的社交技巧建立團隊精神，這種領導形式受到越來越多的組織歡迎。男性比女性更強調勝利、領先以及控制他人（Sidanius & others， 1994）。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相比於群體內衝突，群體間競爭（如國際戰爭）發生時人們更偏好男性領導者（Van Vugt & Spisak， 2008）。
男性也更愛冒險（Byrnes & others， 1999）。一項對35 000個股票經紀賬戶的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更自負”，所以他們比女人的交易額多出45%（Barber & Odean， 2001）。因為交易有成本，也因為男人的交易更多地失敗，所以他們對股市造成了2.65%的股價損失，而女性造成的損失為1.72%。男性交易員更喜歡冒險，因此收益也更少。
在寫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聯繫性介詞（比如with）以及現在時態，更少使用數量性名詞，更頻繁使用現在時態。一個根據詞彙使用和句型結構來判斷性別的程序成功識別出920本英國小說及非文學作品中作者的性別，其準確率高達80%（Koppel & others， 2002）。
男性談話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們對獨立的關注，而女性更重視關係。男性更可能表現出權力慾——自信地談話、直接打斷他人、相互握手、更多地注視對方以及較少微笑（Leaper & Ayres， 2007）。從女性角度考慮，她們更多採用間接方式影響他人——較少打斷他人、更敏感、更禮貌、更謙虛。
那麼是否可以斷言（就像20世紀90年代一本暢銷書的名字一樣）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呢？事實上，如同凱·杜克斯和瑪麗安娜·拉弗朗斯（Deaux & LaFrance， 1998）提到的那樣，男女之間不同的交談方式可能與社會背景有關。我們賦予男性的大多數特徵往往是屬於那些處於更高社會地位的人的特性（不論男女）（Hall & others， 2006）。例如，學生在和教授談話時會比他們與同齡人談話時更頻繁地點頭（Helweg-Larsen & others， 2004）。男人——以及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在談話時通常聲音較大而且更容易打斷他人（Hall & others， 2005）。此外，個體還存在差異：有些男性總是猶豫不決和恭敬順從，而有些女性則相對自信而且專斷。很顯然，認為男性和女性來自不同行星的說法太過於簡單化了。
攻擊性
心理學家把攻擊性（aggression）定義為意圖傷害他人的行為。在全世界，捕獵、打鬥和戰爭等主要是男性從事的活動（Wood & Eagly， 2007）。調查顯示，男性承認自己比女性有更多的攻擊行為。在實驗中，男性確實表現出更多的身體攻擊，比如實施（自以為真的）高強度電擊（Knight & others， 1996）。在加拿大，因謀殺而拘捕的男女比例為9:1（Statistics Canada， 2010）。在美國，92%的囚犯是男性，男女比例超過9:1（FBI， 2009）。幾乎所有自殺式的恐怖分子都是年輕男子（Kruglanski & Golec de Zavala， 2005）。幾乎所有死於戰場上的人和死刑犯也是如此。
但是，性別差異會隨著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挑釁情境下，男女性別差異會大大縮小（Bettencourt & Kernahan， 1997；Richardson， 2005）。而且在一些傷害性較小的攻擊形式中，比如說扇家人耳光、摔東西或者言語攻擊等，女性的攻擊行為並不比男性少（Bjorkqvist， 1994；White & Kowalski， 1994）。確實，約翰·阿徹（Archer， 2000， 2004， 2007）根據數十項研究的統計分析指出，女性似乎會發起更多的間接攻擊行為，例如散佈惡意的流言。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處於哪個年齡階段，男性都會更多地進行身體攻擊，傷害他人。
性特徵
在性態度和主張方面，也存在性別差異。儘管面對性刺激時，兩性在生理和主觀反應上“大同小異”（Griffitt， 1987），但是，請思考：
● “我可以想像自己正愉悅地享受與不同伴侶的‘隨意’性關係。”澳大利亞的一項調查顯示，48%的男性和12%的女性對此表示同意（Bailey & others，2000）。對48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對性放縱的容忍程度存在差異，其中芬蘭人的態度比較開放，支持亂交，而中國台灣人則相對忠貞，支持一夫一妻制（Schmitt， 2005）。但在所研究的48個國家和地區中，男性比女性對性放縱表現出了更高的慾望。同樣，BBC調查了53個國家的20多萬人，發現各地的男性都更強烈地同意“我有很強的性衝動”這種說法（Lippa，2008b）。
● 美國教育委員會近來調查了25萬名大一新生，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對於下面這一觀點，“如果兩個人真的彼此喜歡，那就可以發生性關係，即使他們認識的時間很短暫。”58%的男生表示贊成，而只有34%的女生表示贊成（Pryor & others， 2005）。
● 在一項調查中，隨機抽取3 400名年齡在18~59歲之間的美國人， 48%的女性和25%的男性認為情感是他們發生第一次性關係的原因。在對性生活頻率問題的回答上，19%的女性和54%的男性回答“每天”或者“一天幾次”（Laumann & others， 1994）。類似地，加拿大人有11%的女性和46%的男性也會回答“一天幾次”（Fischstein & others， 2007）。
兩性在性態度上的差異還反映在行為層面上。跨文化心理學家馬修·西格爾及其同事（Segall & others， 1990， p.244）報告說：“世界各地，幾乎無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發起性活動。”
與女同性戀相比，男同性戀報告，對隨意的性關係更感興趣，性愛頻率更高，對視覺刺激的反應更強烈，更關心伴侶的性魅力（Bailey & others， 1994；Peplau & Fingerhut， 2007；Schmitt， 2007）。女同性戀中有47%的人會結婚，而這幾乎是男同性戀的兩倍（24%）（Doyle， 2005）。佛蒙特州的同性結合和馬薩諸塞州的同性婚姻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情侶（Belluck，2008；Rothblum，2007）。史蒂文·平克（Pinker， 1997）觀察說：“並不是說男同性戀性愛次數更多，他們只是表現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不過對象也是男人罷了。”
確實，鮑邁斯特和凱塞琳·沃斯（Baumeister & Vohs， 2004；Baumeister & others， 2001）觀察發現，男性不僅有更多的性幻想，性態度也更開放，會尋找更多的性伴侶，也更容易引發性喚醒，渴望更頻繁的性生活，手淫次數更多，更不擅於獨身生活，更少拒絕性愛，更容易冒險，花費更多的資源以便滿足性需求，且更偏愛形式各異的性行為。一項研究詢問了來自52個國家的16 288人，要求他們回答在未來一個月，他們渴望多少名性伴侶。結果發現，在單身人群中，29%的男性和6%的女性報告說渴望一個以上的性伴侶（Schmitt， 2003， 2005）。同性戀和異性戀的結果一樣（29%的男同性戀和6%的女同性戀渴望一個以上的性伴侶）。
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斯（Symons， 1979， p.253）指出，“在世界各地，性都被理解為女性擁有而男性渴望的事物。”難怪鮑邁斯特和沃斯說，各地的文化都更重視女性而非男性的性行為，正如賣淫與求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性別不對稱。男人一般提供金錢、禮物、讚美和承諾，含蓄地換取女性的性順從。他們注意到，在人類的性經濟中，女性很少為性買單。就像工會反對“不罷工的工人”一樣，他們認為這種人會損害他們自身勞動的價值。大多數女性都會反對其他女人提供“廉價的性”，這會降低她們自身性行為的價值。在185個國家中，男人越少，少女懷孕率就越高——因為男人稀缺時，“女人們會以低價提供性的方式相互競爭以獲得男性的許諾”（Barber，2000；Baumeister & Vohs，2004）。當女人缺少時（如中國和印度），女性性行為的市場價值就會上漲，她們會要求更高的求婚承諾。
性幻想也存在性別差異（Ellis & Symons， 1990）。在以男性為受眾的色情作品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滿慾望；以女性為主要市場的愛情小說中，溫柔的男主角總是會全身心地愛自己的心上人。看來並非只有社會學家才注意到這種性別差異。幽默評論家戴夫·巴裡（Barry， 1995）觀察說：“女人們可以為一部長達4個小時的電影而著迷，儘管整個情節就是一男一女嚮往發展出一段戀情，但最終卻沒有什麼結果。而男人極其憎恨這樣的事情。男人的嚮往一般只能持續45秒，而後就希望大家脫衣服，然後再來一場汽車追逐的戲。一部名為《飛車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會很吸引男人。”
進化與性別：與生俱來的行為
“你認為造成男女兩性不同人格、興趣和能力的原因是什麼？”這是蓋洛普公司（Gallup， 1990）在一項全美調查中的一個問題。“這主要是由兩性不同的養育方式還是由其生理差異造成的？” 99%的人回答了這一問題（顯然沒人質疑該問題的假設），其中選擇後天教養和生理差異的人各佔一半。
兩性的確存在某些突出的生物性差異。男性天生有發達的肌肉以便狩獵，而女性天生有哺乳的能力。這種生物意義上的差異是否僅僅局限於生殖和運動系統呢？還是男女兩性的基因、荷爾蒙以及腦機制的差異導致了上述的行為差異？
性別與擇偶偏好
意識到兩性在攻擊性、支配性和性特徵的差異在全世界都持續存在，進化心理學家道格拉斯·肯裡克（Kenrick， 1987）認為，“我們無法改變自己種群進化的歷史，毫無疑問，我們彼此之間的一些差異受到這段歷史的影響。”進化心理學家預測，如果兩性面對的是完全相同的適應性挑戰，那麼兩性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差異（Buss， 1995b）。兩性都通過分泌汗液調節體溫，在口味上都偏好有營養的食物，皮膚磨損時都會起老繭。但是進化心理學家同時預言，兩性在約會、婚配以及繁殖行為等方面存在差異。
比如，讓我們來思考一下男性在性活動中更高的主動性。正常的男性一生會產生億萬個精子，所以相比於卵子，精子要廉價很多（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在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你會產生1 000多個精子）。而且，女性孕育受精卵時，男性還可以與其他女性性交來增加自己基因傳播的機會。生一個孩子，女人分娩需要用9個月，而男人可能只需要9秒。
因此，進化心理學家認為，女性會在意男性擁有的資源與做出的承諾，從而謹慎地選擇繁殖機會。男性則會與其他男性競爭以獲得傳播基因的機會，因此男性尋找的是能夠播種的肥沃土壤。女性尋求的則是那些能幫助她們整理花園的男人——資源豐富且感情專一的父親，而不是那些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女性擇偶精挑細選，而男性擇偶則貪多務得。至少理論上是這樣。
此外，進化心理學家提出，在身體機能方面處於優勢的男性總是很擅長接近女性。因為攻擊性較弱的男性繁衍的幾率較低，所以人類漫長的進化歷程增強了男性的攻擊性和支配性。那些使蒙特祖瑪二世成為阿茲台克國王的基因特性很自然地通過他的4 000個女人遺傳給了他的後代（Wright， 1998）。如果我們的女性祖先能通過理解自己孩子和求婚者的情緒而獲得益處的話，那麼自然選擇就會同樣賦予女性理解情感的能力。在所有這些假設之下的原則是：自然會選擇那些有助於基因遺傳的特性。
這些過程幾乎都是無意識的。很少有人會在痛苦中停下來思考，“我要把我的基因遺傳給後代。”相反，像進化心理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天生渴望那種能增加基因遺傳性的生活。情緒負責執行這種進化機制，就像飢餓促使人體攝取營養物質那樣。
進化心理學家預測男性會努力為女性提供她們所需的外界資源和身體保護。雄孔雀會炫耀它們的羽毛，男人也會展示他們的財富。在一個實驗中，如果一位年輕的男性和一位年輕的女性單獨在房間裡，他會把“擁有很多金錢”看得更加重要（Roney， 2003）。格倫·威爾遜（Wilson， 1994）認為“男性的成就最終會變成求愛的本錢”。女性可能會隆胸、去皺、抽脂，以滿足男性所需的年輕、健康的外表（暗示著可受孕）。
巴斯和艾倫·范戈爾德（Buss， 1994a；Feingold， 1992a）確信女性和男性的擇偶偏好可以證實上述假設。從澳大利亞到贊比亞，對37種文化進行的研究顯示，生殖力旺盛的女性外表（如年輕的臉孔）對男性更加富有吸引力。而女性則被那些富有、強勢和自信的男性所吸引，因為這表示男性有足夠的資源保護和撫養後代。男性對女性外表的興趣使他們成為世界上色情作品的主要消費者。但兩性同樣也存在相似性：不論是定居在印度尼西亞群島還是聖保羅的市郊，男女都渴望友善、愛情和雙方的相互吸引。
基於這些發現，巴斯（Buss， 1999）報告說對此感到有點意外：“世界各地的男女在擇偶偏好上的差異如此精確地符合進化學派的預測。就像我們對蛇、高度和蜘蛛的恐懼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窗，以瞭解進化過程中先祖們遭遇的生存危機一樣，我們的擇偶偏好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窗，以洞察祖先繁衍必需的一些資源。成功生存並繁衍的祖先所具有的偏好，一直延續到我們所有人。”
對進化心理學的反思
並非刻意駁斥自然選擇（自然對身體和行為特徵的選擇確實增加了基因生存概率），批評者指出進化解釋可能存在問題。進化心理學家有時會從某種結果（比如兩性發起性行為的差異）出發，從結果倒推到行為從而提出某種解釋，這種方法是倒推的機能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曾是心理學的主流理論。“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行為？因為那樣的行為具備這樣的功能。”你可能會發現，無論進化論還是機能主義都只是事後推測。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和費爾德曼（Ehrlich & Feldman，2003）指出，如果採用這樣的事後推測，進化論理論家幾乎從不會犯錯。當今的進化心理學家如同過去的弗洛伊德心理學派一般，批評者如此評述：不論發生什麼，任何理論都可以進行修正更新。
防止事後推測偏差的方法是假設事件的其他發展方式。我們不妨想想，女性如果比男性更加強壯而且更富有攻擊性。有些人會解釋說：“當然啦，這樣可以保護她們的孩子。”如果男性從來沒有過婚外情，我們是否就很難發現這種忠誠背後的進化智慧呢？因為養育後代遠比播種受精重要，所以，如果男女共同投入來養育孩子的話，那麼雙方都會受益。那些對伴侶和後代忠誠的男性會更容易確保後代的生存以成功地傳遞基因。一夫一妻制有助於增強男性對父系後裔的確定。（事實上，對於那些後代需要大量養育投入的人類和其他物種來說，它們為什麼傾向於配對生活並實行一夫一妻制？進化學派基於倒推法提供了解釋。）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批評他們的理論基於事後推測“完全錯了”。他們認為，事後推測在文化解釋中的作用並不小：為什麼男女會有差異？因為文化塑造了他們的行為！當人們的角色隨著時間和地點有所變化時，“文化”更多地是在描述那些角色而不是解釋它們。而且進化心理學家認為他們的學說遠遠超越了事後推測，是一門利用動物行為數據、跨文化觀察，以及激素、基因研究來檢驗進化學假設的實證性科學。與很多學科一樣，觀察激發理論進而產生可以檢驗的新預測。這些預測不但可以使我們對未注意到的現象有所警覺，而且可以證實、反駁或是修正理論。
進化心理學的批評者承認進化確實有助於解釋我們人類的異同之處（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有利於生存）。但是他們強調僅憑人類共同的進化傳統無法預測人類婚姻模式中的文化變異（從一夫一妻到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以及交換夫妻的行為），而且它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文化能夠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影響人們的行為模式。自然賦予我們最重要的特徵似乎就是適應能力——學習和改變，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其實是文化在塑造我們。
性別與荷爾蒙
如果基因預先設定了與性別有關的特性，它們肯定會通過影響我們的身體來表現這一點。在男性胚胎中，影響睪丸形成的基因會指導分泌睪丸素——影響他們雄性體征的男性荷爾蒙。研究發現，在胚胎形成時期接受了更多睪丸素的女孩長大後會比其他女孩表現出更多男子氣（Hines， 2004）。另外，有一些研究跟蹤了那些沒有男性生殖器而被當作女孩子撫養的男孩（Reiner & Gearhart， 2004），大人雖然像女孩子一樣打扮和對待他們，但是多數人最終還是會參與典型的男性遊戲，並且認同自己的男性性別，而且通常沒有情緒上的痛苦。
攻擊行為的性別差異似乎受睪丸素的影響。給動物注射睪丸素會增加其攻擊行為。有著極端暴力傾向的男罪犯體內往往有很高的睪丸素含量，國家橄欖球聯隊的運動員和狂歡兄弟會的成員也同樣如此（Dabbs， 2000）。此外，人類和猴子攻擊行為的兩性差異在生命早期就表現出來了（在文化發生影響之前），並且在成年後隨著睪丸素水平的下降而趨於消失。當然這些證據都不是結論性的。總體來講，這些證據讓許多學者相信性激素確實有影響。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文化同樣也是如此。
文化與性別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是由大型群體共同擁有並能代代相傳的一切事物——思想、態度、行為和傳統。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對觀念的塑造力，比如男女兩性的適當行為。而且人們違反社會期望時就會遭到文化的譴責（Kite， 2001）。在各個國家，女孩會花更多的時間做家務和幫助照顧孩子，而男孩則把時間花在自由自在地玩遊戲上（Edwards， 1991）。即使在當代北美的雙職工家庭中，也是男性完成家裡大部分的修理工作，而女性負責照看孩子（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這些對男女的行為期望界定了性別角色（gender role）。
那麼，究竟是文化建構了這些性別角色，還是性別角色只是反映了男女的自然行為傾向？不同文化和時代的性別角色差異表明，文化確實會影響性別角色的建構。
因文化和時代而異的性別角色
儘管性別角色存在不平等，但是全球大多數的人們還是期望看到男女角色更加平等。夫婦兩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顧孩子，或者丈夫外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裡照顧孩子，這兩種生活哪一種更令人滿意？這是皮爾全球態度調查（Pew， 2003）向38 000人提出的一個問題。44個國家中有41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選擇第一個答案。
但是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埃及人反對世界多數派觀點的比例是2:1，而越南人讚成的比例則高達11:1。世界經濟論壇在2008年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2008）中指出，挪威、芬蘭和瑞典男女平等程度最高，而沙特阿拉伯、乍得和也門最低。即使在工業化國家，婦女的地位也有很大差異。日本和德國的管理崗位中女性只佔1/10，而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管理崗位上，女性比例則接近1/2（ILO， 1997；Wallace， 2000）。在北美，大多數的醫生和牙醫都是男性；在俄羅斯，大多數的醫生是女性；而丹麥大多數的牙醫是女性。
在剛剛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歷史長河中的一小頁——性別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38年，只有1/5的美國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去工作掙錢，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養家餬口。”到1996年，4/5的人都贊成這種觀點（Niemi & others，1989；NORC， 1996）。1967年，美國57%的大學新生贊同“已婚婦女的活動應該限制在家庭範圍內。”而到2005年，只有20%的人同意這一觀點（Astin & others， 1987；Pryor & others， 2005）。（隨著文化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這些問題不會再出現在調查問卷上了。）
這一態度的轉變伴隨著行為的變化。1965年，哈佛商學院還從未給女性頒發過學位；到20世紀末，30%的畢業生都是女性。從1960年到2005年，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中女性比例由6%上升到50%，法學院則從3%上升到50%（AMA，2004；Hunt， 2000；Richardson， 2005）。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已婚婦女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是她們丈夫的7倍；而到90年代中期，該比例下降到了2倍（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
從摩洛哥到瑞典，女性在國會中的席位在逐漸增加，這說明了不同文化下男女性別角色的變化（Inglehart & Welzel， 2005；IPU， 2008）。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有這麼大的跨文化變化，說明進化和生物性並不能固化性別角色，時間對性別角色也會有影響。
結語：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
我們不必把進化和文化看作對立面。文化規範對我們的態度和行為有著微妙而強大的影響，但是它並不能獨立於生物因素而起作用。所有的社會和心理因素歸根結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望能影響我們，那這其實也是我們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我們人類生物遺傳所能啟動的過程，文化都能使之得以增強。如果基因和激素預先設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具有攻擊性，那麼文化會借助社會規範期望男性堅強剛毅而女性溫柔友善來增大這種差異。
生物和文化因素也存在交互作用（interaction）。遺傳科學的進展表明，經驗能利用基因促進大腦的發育過程（Quarts & Sejnowski， 2002）：環境刺激能激活基因製造新的腦細胞以分化感受器。視覺經驗能激活基因發展大腦視覺區，父母的愛撫能激活基因幫助後代應對未來的壓力事件。基因並非一成不變，它會根據我們的經驗適應性地做出反應。
如果生物特性會影響環境反應，生物因素和經驗因素就會相互作用。男性身高比女性高8%，肌肉為女性的2倍，因此他們的人生經歷必然不同於女性。人類是否存在這樣一條非常嚴格的文化規範：男性應該比他們的女性伴侶高。在一項美國的研究中，720對已婚配偶中只有一對不符合上述規範（Gillis & Avis，1980）。依據事後之見，我們可以推測心理學的解釋：也許身高優勢有利於男性延續他們超越女性的社會權力。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推測這一社會規範背後的進化意義：如果人們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侶，那麼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找不到合適的伴侶了。既然如此，進化導致男性比女性更高，而文化也做出類似的規定。所以選擇伴侶時的身高規範很可能就是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圖13-1
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社會角色理論。各種影響因素（包括童年經歷等）使得男女兩性具有不同的角色。正是對這些不同角色的期望和信念影響了男女兩性的行為。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Eagly (1987) and Eagly & Wood (1991).
艾利絲·伊格利和溫迪·伍德（Eagly & Wood， 1999；Wood & Eagly， 1987）提出了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理論（圖13-1）。他們認為存在許多因素，包括生物影響和兒童期社會化，導致了男女兩性不同的社會分工。成年以後，直接影響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是社會角色，此種角色反映了兩性的勞動分工。男性由於生理上天賦的力量和速度，更適合需要體能的社會角色。而女性由於先天的分娩和哺乳能力，更適合撫育者的社會角色。於是男女兩性就會各自傾向於表現那些符合角色期望的行為，並相應地塑造自己的技能和信念。因而天性和教養構成了一張“彼此交織的網”。隨著角色分配變得更為平等，伊格利預測性別差異“將會逐漸縮小”。
模塊14 好人是如何變壞的
你一定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當一場辯論賽或音樂會結束時，前排的粉絲們起立鼓掌。接著，緊鄰粉絲後面的讚賞者也起立鼓掌。現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到了後面較冷靜的觀眾，他們也從舒適的椅子上站起來，給予了禮節性的喝彩。可是，你還想坐著（“這位演講者根本就不代表我的觀點”）。但是，當起立鼓掌的浪潮掃過時，你還會獨自坐著嗎？成為少數與眾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除非你真的非常厭惡剛才聽到的內容，不然你很可能會隨著人群起立，至少短暫地應付一下。
研究從眾（conformity）的心理學家們構建出微型的社會情境，即實驗室微觀文化，這種微觀文化簡化並模擬我們日常生活中社會影響的重要特徵。讓我們先來關注兩組經典的實驗。每一組實驗都提供了一種研究從眾的方法以及某些驚人的發現。
阿什的從眾研究
所羅門·阿什（Asch， 1907~1996）回憶起他少年時代參加傳統的猶太教傳統的逾越節家宴情形：
我問坐在身旁的叔叔為什麼要開著門。他回答說：“先知以利亞今晚會造訪每個猶太家庭，從特意為他準備的杯子裡呷一口葡萄酒。”
我對此感到很驚訝，又問：“他真的會來嗎？他真的會呷一口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