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清楚地記得當我在撰寫《你不該知道》一書時，伴隨著我的那種恐懼。當時我正著手研究一項事實，羅馬天主教會竟然可以將伽利略的發現封鎖了三百年之久，當伽利略被迫隱瞞真相時，他的身體以眼盲作為響應。我感到很無力，我確信自己偶然發現了一種潛規則，父母為了報復的需求而去利用孩子，而且社會將這個現實列為禁忌，他們認為我們不該有所覺察。
如果我決定打破這個禁忌，我會不會遭到最嚴厲的懲罰呢？但我的恐懼也幫助我瞭解到很多事，弗洛伊德因此背叛了他的洞察力，他不去挑戰社會的砥柱，為了避免被攻擊與驅逐。我現在應該跟隨弗洛伊德的足跡，收回我對兒童虐待的好發性及其後果的理解嗎？我能看到那些完全追隨弗洛伊德的人依舊看不到的點：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騙？我記得每當我想和自己協商、嘗試妥協，或自問我是不是只要發表部分的真相時，我的身體就必定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病症。我會有消化不良或者睡眠障礙的問題，並陷入抑鬱的情緒之中，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妥協下去時，這些症狀就消失無蹤了。
我的書出版後，隨之而來真的是全然的排拒。當時對我來說還是「像家一樣」一樣舒適自在的學術界也完全地反對我和我那本書。反對聲浪如今依舊存在，但並不影響那本書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無論是對外行人或專業人士來說，書中那些當年「被視為禁忌」的見解，如今已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了。我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已獲得了許多人的贊同，虐待兒童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也越來越受到大部分專業人士至少在理論方面的重視。我沒有被完全獵殺，我的聲音也沒有消失。那次的經驗使我相信，現在《身體不說謊》這本書也會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即使一開始的時候，它或許會令一些人感到震驚，因為大多數人期盼自己父母的愛，並且不願這種期盼被剝奪。不過一旦他們希望去瞭解自己，那麼就能理解這本書了。首先，只要他們察覺，自己並非單獨面對自己的所知，而且早已不再有童年的危險時，震驚的反應便會減弱了。
如今已40歲的尤迪絲，小時候遭到父親以最殘忍的方式虐待，母親從未出手保護她。在她脫離了父母之後，她在心理治療時成功地擺脫了壓抑，並治癒了她的病症。但她對懲罰的恐懼卻仍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在心理治療之初和這種對懲罰的恐懼是疏離的，而多虧了心理治療她才學會去感覺這種恐懼。特別是因為她的心理治療師認為如果徹底切斷了與父母的聯繫，人不可能變得完全健康。因此，尤迪絲試著和母親對話。但每次都遭到全盤抗拒與譴責。她的母親告訴她：「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對父母說的。」母親責備她牴觸了「敬愛你的父母」這條戒律，這是對上帝的冒犯。
母親的反應讓尤迪絲察覺了她的心理治療師的極限，這位心理治療師同樣被困在一套模式裡，似乎這套模式讓她確信自己很明白什麼事是人們必須做、應該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尤迪絲又和另一位心理治療師一起努力了一段時間，通過這位心理治療師的幫助，尤迪絲發現自從她不再強迫自己去接受這樣的關係後，她的身體有多麼感謝她。小時候的她別無選擇，必須生活在這樣的母親身邊，母親對她所承受的痛苦袖手旁觀，並用刻板的觀念去對待這孩子的所有想法。當尤迪絲說出她自己全然和真正的事情時，她只會遭到母親完全的排拒。這種排拒對孩子來說就像痛失母親，以及生命有了危險那樣。對這種危險的恐懼並沒有在她第一次接受心理治療時解除，因為她的心理治療師的道德要求不斷給這種恐懼新的滋養。
這與一種非常細微的影響有關，我們通常很少會注意這種影響。這是因為它與我們生活成長的傳統價值觀或多或少是相符的。我們必須遵守第四誡，所有父母都有被尊敬的權利，即便他們以破壞性的方式對待小孩。這種觀念在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如今多半依舊如此。但人們將決定是否脫離這種價值觀，當他們聽到一個成年女性必須去敬愛曾經殘忍虐待她的父親、或看到她被虐待的母親時，人們便會看到第四誡的荒謬可笑之處了。
然而，有人卻認為這荒謬之事很正常。就連一般受人尊敬的心理治療師與作者們，他們都還不能與「原諒父母是成功的心理治療的最高榮譽」這種想法分道揚鑣。即便這種信念已不似幾年前那樣有效果了，但與之連接在一起的期望卻極多，且包含著這樣的訊息：如果你不遵守第四誡就會倒大霉！雖然這些作者常說不要操之過急，不應該在心理治療一開始時就講寬恕，而應該要先將強烈的情緒釋放出來，但他們堅信病患總有成熟到能去寬恕的那一天。這些專家把這點視為理所當然，認為心理治療讓人最終能全心全意地原諒父母。但我卻認為這種想法是一種誤導。成功的治療目標是釋放痛苦的依賴而不是和解，這種和解通常是基於道德的需求，而非身體的需求。我們的身體不只是由心組成，而且我們的大腦也不是一個讓人將宗教課堂上那些荒謬與矛盾灌輸進去的容器。身體是一個對於其所遭遇之事擁有完整記憶的有機體。一個能真正以此洞見而活的人會這麼說：「上帝無法要求我去相信在我眼中看來矛盾並且傷及我人生的事物。」
如果這是必要的，我們可以期待心理治療師去對抗我們父母的價值體系，陪同我們通往我們的真相嗎？如果我們正在接受心理治療，尤其是在我們已能認真看待自己身體所傳達的訊息時，我相信我們能這麼做，甚至必須這麼做。一位名叫達格瑪的年輕女子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我的母親有心臟病。我希望可以對她好，在床邊和她說說話。我試著盡可能地常去看她。但每次我都頭痛到無法忍受。我會在夜裡汗流浹背地驚醒，接著就會陷入想自殺的抑鬱情緒之中。我在夢裡看見小時候的自己被當時的她拖過地板，我哭喊著、哭喊著、哭喊著。我該如何將這一切拼湊在一起呢？我還是必須去看她啊！因為她是我的母親。但我不想害死自己，也不想生病。我需要有人幫助我，告訴我如何能找到心靈的平靜。我不想欺騙自己，也不想欺騙我的母親，在我對她的謊言裡，我在她身邊扮演著好女兒的角色。我並不想當個無情的人，讓她在生病的時候孤獨一人。
達格瑪在幾年前接受了心理治療，當時她寬恕了她母親的殘忍行為。但由於母親罹患了重病，再度激起她在童年的舊有情緒，她不知所措地面對著這些情緒。她寧願結束自己的性命，也不願違背母親、社會以及她的心理治療師的期待。她願意以親愛的女兒的身份去探訪母親，但卻無法在不欺騙自己的狀況下這麼做。她的身體清楚地告訴了她。
我並不是透過這個例子，主張我們不要以愛陪伴父母到臨終。每個人都應該自己決定，怎麼做對他來說才是正確的。但如果我們的身體如此清晰地記著我們曾承受的相關虐待故事，那麼我們就沒有其他選擇。我們必須認真聆聽身體要告訴我們的話。有時候，陌生人反而更適合做臨終陪伴，因為陌生人不曾因為這些病人受過苦。他們不需要強迫自己去說謊，他們不需要用憂鬱症來付出代價，他們可以展現出他們的同情心而無須偽裝。相反地，兒子或女兒卻會徒勞地努力製造仁慈和同情的感覺，這些感覺或許會頑強地缺席到底。它們之所以缺席，是因為那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依舊將自己的期望緊緊繫在父母身上，希望至少在最後一刻，可以獲得臨終父母的接受和肯定，那是他們一輩子都未曾當面感覺過的。達格瑪寫道：
每當我和母親說話時，我就會覺得猶如有毒藥滲入我的身體。我試著不去看這些，因為看到這些會讓我有罪惡感。然後傷口就會開始化膿，而我則變得憂鬱。我試著再度接納我的感覺，並心想我有權去感覺它們、有權去看自己有多憤怒。當我這麼做，當我容許了自己的感覺之後，即便這些感覺很少是正面的，但我卻再度能夠呼吸了。我開始允許自己停留在真實的感覺之上。如果我成功辦到，就會覺得好多了，更有活力，而憂鬱自然就消失了。
即便如此，我還是無法放棄嘗試去理解我的母親、接受她的樣子、原諒她的所作所為。我每次都會以憂鬱付出代價。我不知道這種瞭解是否足以治癒傷口，但我很認真地看待我的體悟。與我的第一位心理治療師不同的是，她希望我一定要改善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她無法接受我和母親的關係，我也一樣。但我如何能在不認真看待我真實的感覺時，同時尊重自己呢？如此一來，我將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以及我重視的是誰了。
我們為了讓年邁的雙親減輕人生重負，或許最終還能獲得他們的愛，而去改變自己的樣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與身體所支持的真正需求，也就是忠於自我的需求，完全背道而馳。我認為一旦能滿足這種需求，自尊便會自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