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伊麗莎白表示，她的父母曾帶給她極大的痛苦，而她最終成功地擺脫了這種痛苦。她寫道：
我母親在我小時候嚴重地虐待我。只要有什麼不合她意的，她就會揮拳打我的頭、推我去撞牆、拉我的頭髮。我沒有機會阻止她，因為我從來就無法理解她脾氣爆發的真正原因，好讓我下次能躲開。因此我用盡最大的精力，在母親脾氣來襲的最初階段，就察覺到她最細微的情緒起伏，希望順她的意避免她又發飆。我偶爾能成功地避開，但大多數時候我都無法辦到。
幾年前我得了憂鬱症。我找了一位心理治療師，告訴她許多我童年的事。剛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她看起來很認真地傾聽，而我則大大地減輕了負擔。有時候，她會講些我不喜歡聽的話，但我都能像往常那樣不去理會我的感覺，並且去適應心理治療師的態度。她似乎受到東方哲學的強烈影響。起先，我認為只要她能傾聽我的心聲，這應該不會妨礙到我。但沒過多久，這位心理治療師就企圖說服我，如果我不想一輩子都背負著仇恨的話，我就必須與母親和解。我因為非常生氣而終止了心理治療。我告訴過這位心理治療師，我對我母親的感覺，我知道的比她知道的還多。
我只需聆聽自己的身體即可，因為我每次和母親碰面後，一旦壓抑下自己的感覺，都會引發嚴重的症狀。我的身體顯然是無法被收買的，我覺得它對我的真相非常清楚，比我自己的自我意識還要清楚，它知道所有我在母親身邊經歷過的事，它不允許我為了傳統規範而拖鞋。一旦我認真看待並聽從身體傳達的訊息，我就不再會犯偏頭痛或坐骨神經痛，也不會再覺得孤立無援了。我找到一些可以聽我訴說童年的人，他們瞭解我，因為他們也背負著相似的記憶，而我則不會再去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能讓我暢所欲言的人，此人不強迫灌輸我道德訓誡，這將幫助我整理我痛苦的記憶，那該有多好啊！不過我已經透過幾個朋友的幫助走在這麼做的路上了。我比過去更接近自己的感覺，我可以在兩個談話團體裡表達我的感覺，並且嘗試會讓我覺得舒服的新得溝通方式。自從我這麼做之後，我的身體幾乎沒有病痛，也不再有憂鬱症的問題了。
伊麗莎白的信裡看來充滿了信心，所以一年後收到她的另一封信，我並不覺得訝異，信中她告訴我：
我沒有再去尋求新的心理治療，而且我覺得很好。這一年來，我沒見過我母親，也沒有這麼做的必要。她在我小時候所做的殘忍行為，那些記憶是那麼的鮮明，致使我不再幻想、也不再期望可以從她那裡獲得我小時候可能非常需要的東西。即便我偶爾會惦念這些，但我知道完全不需要去尋找它們。我並沒有像我的心理治療師所說的那樣心懷恨意。我不覺得自己恨母親，因為我在情緒上不再依賴她了。
之前那位心理治療師不理解這點。她想讓我擺脫我的恨意，她不知道她自己其實在無意間將我推入了仇恨之中，這種仇恨正表達了我過去的依賴，而這種依賴又會再次創造仇恨。如果我聽從了那位心理治療師的建議，恨意將會再度浮現。如今，我不再需要承受偽裝之苦，這是為什麼我心中沒有恨了。如果我沒有適時地離開那位心理治療師，我和她可能就必須繼續面對那個依賴的孩子心中一再出現的恨意。
我很高興伊麗莎白能找到解決辦法。但那些並不具備這種洞察力與力量的人該怎麼辦？他們真的需要心理治療師在他們尋找自我的路途上給予支持，而不是一味地對他們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心理治療師透過閱讀成功與失敗的心理治療案例，或許可以增加他們的覺察，讓自己能擺脫黑色教育的毒藥，而不會在他們進行治療時不加思索地予以散佈。
人們是否應該完全切斷與父母的接觸，這點並非關鍵。從孩童變為成人到最終與父母分離的過程，應該發生在人的內心。有時候為了用正確的方式對待自己的需求，切斷所有與父母的接觸也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如果與父母的接觸仍對我們是有意義的，那麼在接觸之前，必須先在心中明白什麼是自己能承受的，以及什麼是不能承受的，我們不只要知道自己身上發生過什麼事，而且也能去評價該事件對我們有什麼影響、會造成哪些後果。每個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不同的，關係的外在形式也會有無止境的變化。但這裡有三個共同因素：
1．只有當受虐的倖存者為了改變而做出決定，決定尊重自己並且釋放童年的期望時，過去的傷口才可能癒合。
2．父母不會因為孩子給予他們理解和寬恕，而自動有所改變。只有當父母本身有真正的意願時，他們才可能改變自己。
3．只要一直否認傷害帶來的痛楚，就會有人為此付出精神和健康的代價——無論是受害者本人或是他／她的孩子。
曾受虐的孩子永遠不能長大，他一輩子都試著去看施暴者「好的一面」，將自己的希望寄托於施暴者。例如，伊麗莎白長久以來的心態是：「有時候我母親會念故事給我聽，那真的很棒。有時候她會對我說心裡的話，告訴我她的煩惱。我就會覺得自己是被選中之人。她在這種時候從來不會打我，因此我也不覺得自己有危險。」這種說法使我想起了伊姆雷·卡爾泰斯(42)形容他進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狀況。為了防止恐懼並且生存下去，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找到正向的一面。但奧斯威辛畢竟仍是奧斯威辛。這套辱人至極的體系對他的內在自我造成了哪些影響？他直到幾十年後才能去衡量與感覺。
我並不是想藉著卡爾泰斯以及他的集中營經歷來暗示，如果我們的父母看清了自己的錯誤並對此感到歉疚的話，我們不應該原諒他們。父母只有在勇於感覺並能理解他們施加在孩子身上的苦痛時，他們才會看清錯誤。不過這種狀況卻極少發生。較常看到的是依賴關係的延續，而且還常常是反向的。年邁又虛弱的父母會向他們長大成人的孩子尋求依靠，並利用「譴責」這項有效的工具來獲取同情。可能就是這種同情，從一開始就阻礙了孩子朝向成年的發展。他們害怕成為「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樣子」，同時害怕自己真正的生命需求。
對一個不被人期待的孩子來說，其身體裡壓抑的知覺依然精確無比：「他們想殺掉我，我有生命危險。」如果這個知覺變成有意識的，可能就會在成人的心靈中消融了。從前的情緒（恐懼、焦慮、壓力等）將轉變成記憶，訴說著：「我當時有危險，但如今已經不再有危險了。」通常，這種有意識的記憶，會在我們經驗到過往的情緒或悲傷感受時一同出現，或在它們到來之前出現。
一旦我們學會和感覺一起生活，而不是一直去對抗感覺，我們在自己身體的病症中看到的就不是威脅，而是對我們自身故事有所幫助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