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路過一座給兒童乘坐的旋轉木馬，我站在那裡看了好一會兒，一同享受孩子們的喜悅。在這些大多是兩歲左右的孩子們臉上表現出來的，主要的是喜悅。但在有些孩子臉上也能明顯看到恐懼，他們就這樣坐在木馬上，在沒有人陪伴的情況下用這種速度旋轉著。這種恐懼混雜著已經「長大」的驕傲，他們可以坐在旋轉木馬上繫著安全帶的小車子裡。或許他們會好奇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會不安地尋找父母站在何處。我可以看見所有這些感覺在不同時刻的轉變，我也觀察到一些意外的動作會引起激動的響應。
我不禁在想：當一個兩歲小孩的身體被有性需求的成年人濫用時，這孩子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或許是因為那些孩子表達的喜悅透露著一股緊張，一種夾雜著喜悅的不信任感。我心想這快速旋轉的東西可能會讓他們的身體覺得有些陌生、不習慣以及感到不安，他們的臉才會在離開旋轉木馬之後顯得不安而迷惘；這些孩子全都緊抓著父母不放。我便想到或許這種形式的快感根本不適合這種年齡，這麼小的小孩在心智或心靈上根本就還不適合。聯想一下：一個女孩在很小的時候被性侵，她會有什麼感覺呢？如果小女孩幾乎不怎麼被母親觸碰，而母親之所以拒絕碰觸自己的女兒，是由於母親自己童年時期的遭遇，那麼，小女孩會非常渴望被碰觸，以至於她會心懷感激地接受任何形式的身體接觸，因為她會認為這是在滿足她的願望。因為這個孩子總會模糊地察覺她原本的希望、她對真正的溝通以及對溫柔碰觸的渴望。
這小女孩也可能深深壓抑下她的失望、悲傷與憤怒等真實的感覺，這些感覺是由於未履行的承諾以及自然天性受到背叛而引起的。同時她可能會繼續依附著她無法放棄的那個希望——希望父母有朝一日會遵守第一次擁抱她時的承諾，將她的尊嚴還給她，並讓她知道什麼是愛。因為除此之外，週遭沒有任何人對她做過任何愛的承諾。不過這可能會是個沒有結果的希望。
這可能導致這女孩在長大後必須尋求心理治療的協助，因為讓自己疼痛是使她唯一有愉悅感的方式。事實上，自殘是她唯一能有所感覺的方式，這是由於性侵害導致她幾乎扼殺了自己的感覺。又或者這個女孩會像德國作家克裡斯蒂娜·麥爾在1994年出版的《雙重秘密》中描述的一樣：麥爾的生殖器罹患濕疹，前去尋求治療，這些病症明顯指出她小時候曾被父親性侵。麥爾的精神分析師雖然沒有立刻聯想到，但她真心誠意地陪伴著麥爾，直至麥爾能從完全的壓抑中取出那段被父親殘忍而野蠻地侵害的過去。整個精神分析治療持續了6年之久，包括團體治療以及其他的身體療法。
如果從一開始，精神分析師就能將生殖器上的濕疹視為孩童身體曾被剝削的明示，那麼治療過程或許可以縮短。16年前的分析師，似乎不太可能辦得到。麥爾的分析師認為，如果在建立起一段好的分析關係之前，就讓她面對真相，她可能會承受不住。
我以前或許會贊同這樣的想法。但根據我後來的經驗，我會傾向於對過去曾被施虐的孩子說出事實以及給予他們陪伴，揭露事實永遠都不會太早。克裡斯蒂娜·麥爾以一種罕見的勇氣與自己的真相搏鬥，她值得從一開始就被人在黑暗中看見並陪伴她。她一直夢想有機會能讓精神分析師抱抱她、安慰她。但她的精神分析師卻忠實地跟隨著學校的教導，並沒有滿足麥爾這個無害的心願。如果她曾這麼做了，或許她能讓麥爾深信：世上有種溫柔的擁抱能尊重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且顛覆她在這世上是孤單一人的感覺。時至今日，已經有許多種可以使用的身體治療方法。然而，就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的話，滿足病人想要被擁抱的簡單願望絕對是符合邏輯、依照規範的。
現在回頭想想孩子們玩旋轉木馬的畫面。在我眼中，他們的臉上除了喜悅以外，也有恐懼與不適。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地將之與亂倫相比，它只是我突然想到的念頭，讓我聯想到小孩與成年人常會遭遇到的矛盾情緒，絕對要認真看待這個事實。當小孩和成年人相處時，如果成年人不試著弄清自己的感覺，會製造出一團混亂和極度的不安。為了逃離這種迷惘又不安的感覺，我們只能抓住解離與壓抑的機制。我們感覺不到恐懼，我們愛著我們的父母，我們信賴他們，而且試著無論如何都要滿足他們的期望，讓他們對我們感到滿意。直到長大成人後，這種恐懼又出現在我們的伴侶身上。我們並不瞭解這種恐懼。我們就像童年時一樣，為了被愛而無聲地接受他人的矛盾。但身體卻顯示出對真相的需求，並在我們仍舊不願去承認那個曾遭受侵犯孩子的恐懼、憤怒、不滿與驚駭時，製造出病症。
如果我們忽略了當下與那些情況的交戰，那麼無論怎麼努力，我們也無法完整回憶起在童年時發生了什麼。只有解決了當前的依附，我們才能修復過去的傷痕。唯一的方法，就是清楚看見並排除那最早的依附關係所造成的後果。舉例來說，有位名叫安德烈亞斯的中年男子，從幾年前開始為體重過重的問題所苦，他懷疑這個折磨他的症狀與他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有關。他小時候，父親既專制又會對他施虐，但他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為了減重，他嘗試了所有可能的方法，遵照所有醫生的處方，他也能感覺到自己童年時對父親的憤怒，但這一切都沒有幫助。安德烈亞斯偶爾會情緒失控：他會怒罵自己的小孩，雖然他並不願意這麼做；他會對著伴侶大吼大叫，雖然他也不願意這麼做；他靠著酒精來冷靜自己，但他不認為自己是個酗酒者。他希望能與自己的家人和睦相處，酒能幫助他控制住激烈的怒氣，而且也能讓他有種舒服的感覺。
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安德烈亞斯提到，他無法讓父母改掉沒有事先以電話通知，就突然造訪他家的毛病。我問他是否曾表達過他的想法，他激動地告訴我，他每次都會說，但都被父母拒絕了。他的父母覺得自己有權來坐坐，因為這是他們的家。我很驚訝地問，為什麼會說那是他們的家，接著我才知道安德烈亞斯確實租了他父母的房子。我問他，難道沒有一間房子是他可以用同樣或者稍微高一點的租金租到，讓他不要再依賴父母，並避免他們隨時突襲以及佔用他的時間嗎？這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說他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其實不然，我們知道這個男人依舊被束縛在童年的處境中，在這種狀態下，他必須服從租給他房子的父母的權威、意願與力量，並由於害怕父母將他趕出去而看不到出路。這種恐懼如今依舊伴隨著他；他一如往常地吃得過多，即便是在他努力節食的時候也一樣。他對正確「滋養」——也就是不依賴父母以及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的需求是如此強烈，其實這需要通過一種適當的方法去滿足，而不是借由暴食來獲得。食物永遠也無法滿足對自由的需求。暴飲暴食的自由並無法止住自主的飢餓感，它不能取代真正的自由。
在安德烈亞斯離開之前，他堅定地說：「我今天要去發佈一則徵求租屋的廣告，我確信自己不久後可以找到一間房子！」才過了幾天，安德烈亞斯就告訴我，他已經找到房子了，比起他父母的房子，他更喜歡這間，而且他需要付的租金還更低。為什麼他要花這麼久的時間才想到這個解決辦法呢？因為住在父母房子裡的安德烈亞斯懷抱著希望，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從父母身上獲得自己童年時期極度渴望的東西。但父母在他小時候拒絕給予的，就算在他長大成人後也不可能會給他。父母依舊待他如自己的財產，當他表達自己的心願時從未傾聽，對於他投入金錢改建房子而沒有獲得任何回饋一事，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是他的父母，所以他們有此權力，安德烈亞斯也是這麼想的。直到他和一位知情見證者對談後，他才睜開了雙眼，而我就是那個與他對話的知情見證者。直到此刻，他才意識到他讓自己像小時候一樣被壓搾，而且還認為必須對此心懷感激。現在的他有能力放下幻想：父母終有一天會改變的。幾個月後，安德烈亞斯寫了封信給我：
當我說要退租的時候，我的父母試著讓我有罪惡感。他們不想讓我走。當他們發現無法再強迫我的時候，他們提議要降低房租，並且還給我一部分我投入的金錢。這時我發現，受惠於此協議的人不是我，而是他們。對於這些所有的建議，我一項也沒接受。不過這整個過程並非沒有痛苦。我必須睜開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真相，而這是很痛的。我感覺到那個孩子的苦痛，我曾是那個孩子，這個孩子從沒被愛過、從未被傾聽、從未被關注、一直讓人壓搾，永遠只是等待著、盼望著，期待會有轉變的一天。現在神奇的是，我越去感覺，我的體重就越輕了，我不再需要依賴酒精來掩飾自己的感覺了。我的腦袋變得更清晰，偶爾當怒氣來襲時，我知道它的對象不是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的母親與父親，我現在可以抽走對他們的愛了。我意識到這種愛與我被愛的渴望沒什麼不同，它從未得到滿足，我必須放棄它。我發現我不再需要像以前吃得那麼多了，我也不會覺得過度疲累，我的精力又再度為我所用，這也顯示在我的工作上。
漸漸地，我對父母的憤怒減弱了，因為我現在會為自己做我所需要的事，而不再等著他們去做。我不再強迫自己去愛他們（何苦呢？），不再害怕他們死後我會有罪惡感。我猜他們的死亡將會給我們彼此帶來一種解脫，因為我們彼此虛偽的樣子不會再出現了。不過我現在也已經開始嘗試去脫離這種感覺了。我給我父母的信越來越實際和真實，他們因而感到痛苦，因為這些信沒有以前的那種情感。他們希望我能回到我以前的樣子。我辦不到，而且我也不想這麼做。我不想再繼續扮演他們在那齣戲裡強迫我要扮演的角色了。在經過長時間地探索之後，我終於找到了一位心理治療師，他給我的印象很好，我希望在他那裡可以像和您對談時那樣，開誠佈公地說話，不要掩飾真相，即便是我自己的真相也一樣，而最令我高興的是我做出了離開那間房子的決定，那間房子將我綁在那些永遠也無法達成的希望上，綁了那麼久。
我曾經為一場質疑第四誡的討論會作過引言，我問道，曾對童年的我們施以虐待的父母，我們對他們的愛是由什麼組成的？答案不用長思便很快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感覺被舉出來：對年老的、多病之人的同情；感謝從他們那裡獲得生命，以及那些沒遭到鞭打的日子；害怕成為壞人；必須原諒父母的行為，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大人等。那是一場激烈的討論會，會中各人提出的意見都相互質疑。其中有一位名叫魯絲的女性與會者，以一種出人意料的堅定態度說：
我可以用我的人生證明第四誡是場騙局。因為自從我不再受制於父母的要求，不再去滿足他們那些說出口或未說出口的期待之後，我覺得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健康。我的病痛消失了，我不再被孩子們激怒，現在的我覺得那一切都是因為我想遵從第四誡所以才會發生，這對我的身體一點好處也沒有。
魯絲認為第四誡之所以有力量可以操控我們，是因為它支撐著恐懼感與罪惡感，這些感覺是父母很早就灌輸給我們的。在魯絲認清自己其實根本不愛父母之前，她很焦慮，她想去愛父母，而且她和父母都被這種愛的感覺欺騙了。一旦她接受了自己的真相，恐懼便離她而去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會有同樣的感覺，如果有人對你說：「你不必愛你的父母，不必尊敬他們。如果他們曾經傷害你，你不需要強迫自己去感覺自己感覺不到的東西。強制和強迫從來就沒衍生出什麼好東西。就你的狀況來說，強制和強迫會引發毀滅，而你的身體將就此付出代價。」
這場討論證實了我的感覺，我們有時候一輩子都服從著一種幻象，以教育、道德或宗教之名強迫我們去忽視我們與生俱來的需求。它壓抑、對抗這些需求，導致最後以生病的方式付出代價，我們既無法瞭解這些疾病的意義，也不願去瞭解，並且試著以藥物來控制病症。當病患借由心理治療讓被壓抑的情緒覺醒了，因而有幸成功地找到通往真實自我的入口，就像戒酒無名會發揮的激勵作用一樣，有些心理治療師就會把這歸於「更高的力量」。他們借此讓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感覺什麼是對自己好、與什麼是不好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的這種信心從一出生時就被父母丟了。我必須借由母親的雙眼去看、去評判所有我感覺到的事物，而我自己的感覺與需求則被扼殺了。因此，我感覺自己的需求與滿足需求的能力嚴重喪失。舉例來說，我必須花掉我這輩子48年的時間才發覺我有繪畫的需求，並且允許自己去滿足這種需求，直到確立這種需求。要我接受我有權不去愛父母，花的時間則更久了。我越來越清楚地察覺到，被迫去愛某個損及我人生的人，對我的傷害更深。因為它讓我遠離了我的真相，強迫我欺騙自己，去扮演一個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被迫接受的角色——一個「好女孩」的角色，她必須服從那些偽裝成教養與道德的情緒要求。我越忠於自我、越能接受自己的感覺，我的身體就越能清楚地發聲，同時引領我幫身體表達出它與生俱來的需求。我能夠停止參與其他人的遊戲，停止告訴自己只看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再像小時候那樣不斷迷失自己。我可以自己決定要長大了。而且，不再迷惘。
我不虧欠我的父母任何感激，因為他們原本就不期待我的降臨。這場婚姻是雙方家長強迫他們接受的。我被兩個聽話的孩子在沒有愛的基礎下製造出來，他們背負著順從自己父母的義務，並且將一個他們根本不想要的孩子帶到這世上來。祖父母希望他們生男孩，然而他們生下了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幾十年來都試著盡她所能來讓他們快樂。這其實是個毫無希望的嘗試。不過，身為一個想存活下去的孩子，我除了努力去做之外，別無選擇。我一開始就收到了一項盲從的任務，就是要無條件地給予我的父母肯定、關注與愛，這些都是我的祖父母沒有給他們的東西。如果我的努力成功了，就必須放棄我自身感覺的真相。儘管付出了努力，但我一直有很深的罪惡感，因為我的任務無法完成。除此之外，我也對自己有所虧欠。我開始有這種感覺是在我撰寫《幸福童年的秘密》一書時，許多讀者都在這本書中看到了自己的命運。然而，幾十年來我仍然試著完成我父母交付的任務，即使我已成年。我也試著為我的伴侶、朋友以及我的孩子們做這些。每當我試著擺脫拯救其他人脫離迷惘的責任時，罪惡感幾乎快讓我活不下去。直到人生很後期我才終於成功擺脫。
在解除我對內化父母的依附這條路上，拋棄感激之心與罪惡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不過還有其他步驟也必須做到，主要是放棄期望我在和父母的關係裡錯失的東西——開誠佈公的情感交流、自由的溝通等，放棄這些終有一天可能會實現的期待。上述這些，也許在我和其他人之間是有可能實現的，但只有在我瞭解童年的所有真相之後才有可能。並且，我得理解要和我的父母敞開心扉地溝通是多麼難以想像，以及我小時候因此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直到那時起，我才找到了可以理解我的人，我能對著這些人敞開心扉且自由地表達。我的父母已經過世很久了，我可以想像對那些父母仍健在的人來說，這條路更艱巨。源自童年的期待，可能會強烈到人們願意放棄所有對自己有好處的東西，只為了達成父母對我們的期望，不想失去愛的幻象。
例如，卡爾這樣形容他的迷惘：
我愛母親，但她不相信我，因為她把我和父親混淆了，父親曾折磨過她。但我和父親不一樣。她讓我很生氣，但我不想讓她看到我的怒氣，因為如此一來她就能證明我和我的父親一模一樣，但這不是真的。於是，我必須克制住我的怒氣，不讓她找到理由證明她的想法是對的；可是我這麼做之後，我卻感覺不到對她的愛，只剩下恨了。我不想要這種恨，我希望她能以我的樣子來看待我並愛我，而不是像對我父親那樣去恨我。我究竟該怎麼做才對呢？
如果為了讓別人高興而去做事，則永遠無法做出對的事。人只能做自己，而且也無法強迫父母愛我們。這世上有一種父母，只會愛自己孩子的假面。一旦孩子揭下面具，他們常常就會說出前面安德烈亞斯的父母對他所說的話：「我只希望你回到以前的樣子。」
我們可以「贏取」父母之愛的幻象，只會經由否認已經發生的事情來維持。如果人們決定正視所有與真相有關的部分，並放棄透過酒精、毒品與藥物而培植起來的自我欺騙，幻象便會崩毀。35歲的安娜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問我：「我媽媽一再地對我說：『除了讓我看到你的愛，其他的我什麼都不要。你以前會這麼做的，但你現在變了。』我該怎麼回答她呢？我其實想回復她：『是的，因為我現在覺得以前沒有真誠地對待你。現在我只想當一個真誠的人。』」
我問安娜：「這樣說有何不可呢？」
安娜回答道：「沒錯，我有權利站在我的真相這一方。而且其實她也有權利從我這裡得知她感覺到的是事實。這說起來很容易，但同情心卻阻止了我對母親坦誠相待。我覺得她很可憐，她小時候從沒有被愛過，因為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她依靠著我的愛，而我不想從她身邊抽走這份愛。」
我問：「你是獨生女嗎？」
「不是，她有五個孩子，每個孩子都用他們能做到的方式去伺候她。不過這顯然還不足以填滿她那個自幼就存在的感情空洞。」
「所以你認為你可以用謊言填滿她的空洞嗎？」
「不，這是辦不到的。你說得沒錯。為什麼我要出於同情而給她我根本感覺不到的愛呢？我究竟為什麼要欺騙她呢？這對誰有益呢？我以前一直生病，但自從我覺得在感情與金錢上遭到了母親的勒索，並因此能承認自己其實根本不愛她之後，我就不再生病了。但要告訴她這些，還是會讓我覺得害怕，現在我會自問，我想透過同情給她的是什麼呢？除了謊言之外，並沒有其他東西。我對自己的身體有所虧欠，所以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如果我們願意像我在這裡所嘗試的，正視「愛」裡的各種成分：感謝、同情、幻象、否認真相、罪惡感、掩飾——這些全都是組成依附關係的各種成分。而不正確的依附關係常常會讓我們生病，也無法使父母得到任何真正的好處，一大部分人都把這種病態的依附視為愛。每當我提出這種觀點，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焦慮與反抗。但當我成功地在討論時詳細地解釋我的意思之後，這種反抗就會快速消逝，很多人甚至會得到令自己也訝異的啟發。我曾遇過一個人說：「沒錯，為什麼我會覺得如果告訴父母我對他們真正的感覺會害死他們呢？我有權利去感覺我所感覺到的。這無關乎報復，而是誠實地面對彼此。為什麼在學校的宗教教導裡，誠實被高舉為抽像的概念，但在和父母的關係裡，誠實卻完全被禁止呢？」
是啊，如果我們能誠實地和父母說話，那該有多好啊！至於他們會因此有何感想，這不是我們能控制的。但對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以及尤其是那帶領我們通往自身真相的身體而言，這或許是個轉機。
身體的本能一再地讓我感到訝異。身體以一種令人驚訝的毅力與智慧對抗著謊言。道德與宗教上的要求無法欺騙它、混淆它。小孩子被強迫灌輸道德，他們是因為愛著自己的父母才會接受道德的餵養，但卻在求學時期就罹患上無數的疾病。當他們長大成年後，利用自己出眾的才智對抗傳統道德，或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成為哲學家或作家，但他們對自己家人的真正感覺，早在求學時期就被疾病遮掩了，持續阻礙著他們的身體發育。席勒與尼采的狀況即為實例。最終，他們成為了父母的犧牲品，把自己奉獻給父母對道德與信仰的想法，即便他們成年後徹底看清了「社會的謊言」亦然。對他們來說，要看到自己透過自我欺騙，認清是他讓自己成為了道德的犧牲品，比起撰寫哲學論文或構思大膽的劇作還要困難。但只有透過發生在個人內在的過程，而不是透過和身體分離的思想，才能在我們心靈裡產生創造性的變化。
幼時能幸運地感覺到愛與理解的人們，將不會有真相的問題。他們可以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而他們的下一代則能因而受惠。我並不知道這些人所佔的比例有多高，我只知道體罰依舊是被默認的親子教養方式。自認為是民主與進步典範的美國也有22個州依然持續允許學校體罰，他們甚至越來越強力地為家長與教育者的這種「權利」辯護。他們甚至不知道認為可以靠著身體暴力去教導孩子民主的想法有多荒謬。
沒有接受過體罰這種形式教養的人，為數並不多。對於所有接受過體罰的人來說，他們很早就壓抑了對殘忍的反抗；他們只能在我稱之為「內在不坦誠」的狀態下長大。這可以在任何地方觀察到。假設有人在談話時說：「我不愛我的父母，因為他們一直侮辱我。」她將立刻從四面八方得到同樣的建議：如果她想長成真正的大人，她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態度；如果她想保持健康，她就不能心懷恨意；她唯有原諒自己的父母，才能脫離仇恨；沒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偶爾都會犯錯，我們必須容忍他們，而這是當我們真正長大成人時就能夠學會的。
這些建議之所以聽起來那麼有說服力，只是因為我們從很久以前就被灌輸著，而且也深信不疑。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這類建議所依據的都是錯誤的先決條件。例如，寬恕可以讓我們擺脫仇恨，這並不是事實，寬恕只會幫忙遮住仇恨，並且在無意識裡強化了仇恨。我們的寬容心並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正好相反，孩子會容忍父母的荒唐行徑，是因為孩子認為這是正常的，而且他們無法保護自己去對抗那些暴行。直到長大成人後，我們才會真的為不自由與束縛所苦，但這種痛苦卻是他在與其他人的關係裡感覺到的，例如與自己小孩的關係，或是與伴侶的關係。童年對父母的無意識恐懼，制止我們去看清真相。並不是仇恨讓人生病，讓人生病的是壓抑的、解離的情緒，而不是有意識地體驗到的、表達出來的感覺。身為成年人，我們只有在走不出某種情況時才會感覺到仇恨，也就是無法自由地表達自身感覺的情況中。就是這種依賴，讓人開始去恨。一旦解開了依賴（身為成年人，多半可以辦得到），一旦擺脫奴性的關係，我們就不會再感覺到仇恨。然而，一旦恨意出現了，若像所有宗教規定的那樣去「禁止」恨意，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瞭解恨意，以便對這種行為做出選擇，也就是讓人們擺脫會滋養仇恨的依賴。
對那些從小就與自身真正感覺分離的人們來說，他們當然會依賴教會這類機構，並任其決定自己能有哪些感覺。在大多數例子裡，能感覺到的顯然少之又少。可是我無法想像這種狀況竟會一直持續下去。在某時某地，將會出現反抗，當個人找到勇氣去克服他們可以理解的恐懼，去訴說、感覺並公開自己的真相，而且以此為基礎和他人交流時，這種狀況就會停下來了。
一旦我們知道孩子為了求生，可以激發多少能量去對付暴行與極度的虐待，事情就突然變的比較樂觀了。然後人們就能輕易地想像，如果這些孩子（像蘭波、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能將他們那幾乎永無止境的能量，用在其他更有創造性的事情上，而不是為了生存而奮鬥的話，我們的世界可能會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