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當阿莫斯被電話告知自己已榮獲麥克阿瑟天才獎時，他正在以色列訪問。這個獎項意味著25萬美元的獎金，外加5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和一份高額醫療保障。新聞發佈會上，阿莫斯被盛讚為「具有非凡原創力的、為決策問題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為數不多的大師之一」。新聞稿所引用的阿莫斯的成果是他與丹尼爾合作完成的，但是稿件中對丹尼爾的名字隻字未提。
阿莫斯不喜歡獎項。他認為各種獎項會拉大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弊大於利。獎項帶來的痛苦遠多於喜悅，每個得獎者的背後都站著一長串學識與能力相當的人，也站著一些自認為更配得上這個獎項的人。麥克阿瑟天才獎就是一例。「他並沒有因為這個獎喜不自勝。」阿莫斯的朋友馬亞·巴–希勒爾說。獎項公佈時他和阿莫斯都在耶路撒冷。「他甚至有點惱火。他說，『這些人究竟是怎麼想的？怎麼能把獎只頒給我一個人？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會毀了我和丹尼爾的合作嗎？』」雖說阿莫斯不喜歡拿獎，但各種獎項還是源源不斷地落在他頭上。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之前，他就已受邀加入了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此後不久，他又收穫了古根海姆獎，並且於1985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此之前，院士的頭銜極少會落在一個外國人身上——自然，也沒有落在丹尼爾身上。隨之而至的，還有包括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在內的很多高校頒給他的榮譽學位。但是，在阿莫斯看來，麥克阿瑟天才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認為這個獎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最不可挽回的，」巴–希勒爾說，「他是真的感到痛苦，絕不是在我面前演戲。」
和各種獎項同期而來的，還有一些斷斷續續問世的對阿莫斯大加推崇的書籍和文章，那些作者對丹尼爾的貢獻似乎視而不見。當有人說起他們二人的合作成果時，即便提到丹尼爾，也總是把丹尼爾的名字排在第二位：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非常感謝你在文中提到代表性啟髮式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相關性，」在對一位心理學同行寄來的新稿件做評價時阿莫斯這樣回復道，「但是，關於代表性啟髮式的所有研究都是我和丹尼爾兩人共同完成的，因此，我們兩人的名字都應出現在你的文章中（如果不便這樣做，就請刪去我的名字）。」還有一位作者，把以色列空軍教官訓練飛行員時，對訓練成效會產生感知錯覺這一發現也歸功於阿莫斯。「我對所謂的『特沃斯基效應』不太認可，」阿莫斯在給作者的信中這樣寫道，「這項研究是我與合作多年的朋友兼同事丹尼爾·卡尼曼一同完成的，我不能獨享二人之功。而且，是丹尼爾·卡尼曼發現了飛行員訓練過程中教官的感知錯覺，如果非要用一個人的名字來描述這一現象的話，那也應該是『卡尼曼效應』。」
阿莫斯不理解，為什麼美國人對他和丹尼爾是這種態度。「人們總認為阿莫斯才華橫溢，丹尼爾則小心謹慎，」阿莫斯在斯坦福大學的朋友兼同事佩爾西·迪亞科尼斯說，「而阿莫斯會說，『恰恰相反！』」
阿莫斯在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名人阿莫斯。「所有人都知道他，所有人都想結交他。」布朗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斯洛曼說。他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師從阿莫斯。令人抓狂的是，阿莫斯似乎對周圍人的關注一點兒也不在意。對於越來越多的電視訪談邀約，他只會笑著謝絕。（「上過電視的你可能就再也沒法兒超越自己了。」他說。）尚未開封就被他扔掉的邀請函多得數不清。這一切絕非是因為謙遜。他很清楚自己的價值。他無須刻意表現出對外界評價不在意，因為他的確不是那麼在意。在和這個節節進逼的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阿莫斯的唯一條件就是一切要按照他的標準來。
而這個世界也接受了他的條件。美國國會議員會就草案徵求他的建議；NBA會就籃球界的統計失誤聽取他的觀點；情報人員會派專機送他前往華盛頓，聽他講如何預測和阻止受保護的政界領導人面臨的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會請專人將他接到法國阿爾卑斯山，教他們如何在不確定狀況中做決策。阿莫斯好像有能力應對各種問題，不管是在多麼陌生的領域，他都能讓內行覺得他更善於直擊要害，抓住精髓。有一次，伊利諾伊大學接他去參加一個有關隱喻思維的會議，最後，阿莫斯的結論征服了全場：隱喻實則是思維的替代物。他說：「隱喻具有生動形象、易於記憶等特點，且很難用思辨式的分析來解釋它。鑒於此，儘管隱喻並不一定準確、有效，甚至有時還會誤導我們，但它依然對人類判斷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隱喻用語義模糊性替代了真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它是對現實的遮蔽。」
阿莫斯接連不斷因為那些他與丹尼爾共同完成的研究而獨得世人的讚譽，這一切丹尼爾盡數看在眼裡。經濟學家會請阿莫斯出席他們的會議，接踵而至的還有語言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儘管他對斯坦福大學辦公室裡的那台個人電腦完全不感興趣。（「要電腦幹什麼？」在謝絕蘋果公司給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捐贈20台Mac電腦的好意之後，他曾這樣說過。）「當同一場會議只邀請他而不邀請你時，雖然你原本就不想去，但心情還是會很糟糕。」丹尼爾對哈佛大學的精神科專家邁爾斯·肖爾坦言相告，「假如他不是那麼受歡迎，我的日子可能還好過些。」
過去在以色列，人們遇到問題後會來找丹尼爾。到了美國，人們遇到事只會去找阿莫斯，哪怕在這件事上阿莫斯是個外行。「他對我們的影響非同一般。」傑克·馬厄說。馬厄當時在達美航空公司負責7000名飛行員的培訓工作。20世紀80年代末，達美航空公司接連出了一連串令他們顏面掃地的事故。馬厄說：「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我們的飛行員在空中迷了路，降落到了別人的機場上。」這些事故幾乎都是由達美航空機長的錯誤決策所致。「我們急需找到一個決策模型，但是這樣的模型並不存在。」馬厄說。「而此時，我想到了特沃斯基。」馬厄與阿莫斯聊了數小時後，提到了他所面臨的難題。「他開始用數學語言同我講起話來，」馬厄說，「當他把話題扯到線性回歸方程式時，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他也笑了，然後就打住了話頭。」接著，阿莫斯用直白的英語解釋了他和丹尼爾的合作成果。馬厄說：「他讓我們明白了為什麼飛行員有時會出現決策失誤，他告訴我們，『不要試圖阻止飛行員的思維偏誤，也不要試圖通過訓練去消除他們的判斷失誤』。」
阿莫斯建議，達美航空應該做的，是改變飛行員的決策環境。飛行員之所以會把本該飛往邁阿密的飛機笨頭笨腦地降落在勞德爾堡，是因為這種思維誤判原本就是人之常情。人們難以發現自己的思維誤區，但對於別人的思維誤區有時卻能做到旁觀者清。遺憾的是，民航飛機的駕駛傳統並不鼓勵旁人對駕駛員的判斷說三道四。「這個時候的機長都是些獨斷專行的蠢貨，他們會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馬厄說。阿莫斯認為，要想杜絕飛行員把飛機降落到錯誤的地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對駕駛艙裡的其他人進行培訓，由他們來監管飛行員的判斷。「他改變了我們的培訓方式，」馬厄說，「我們調整了駕駛艙裡的規矩，一旦有飛行員一意孤行地做錯誤決策，別人就會出面阻止他。自那以後，此類錯誤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截至20世紀80年代，丹尼爾和阿莫斯當年一起構思出的那些想法已經滲透到了他們始料未及的領域。這一成功帶來了很多結果，也為批評家提供了一個發揮用武之地的好機會。「我們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領域，」阿莫斯在1983年夏天時曾對邁爾斯·肖爾這樣說，「我們撼動了大樹，動搖了它的根基。如今，新的根基由我們而立，別人又跑來試圖撼動我們。」那些人往往都是些過分認真的知識分子，乍一看到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那感覺就像是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迎面走過來對他們說：「你走錯路了……」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這些人都不會喜歡這個陌生人了。丹尼爾和阿莫斯關起門後傳出的笑聲也無濟於事，還讓其他學者對他們的動機起了疑心。哲學教授阿維沙·瑪格裡特說：「正是歡樂引發了懷疑，他們兩人就像是站在籠外看猴子，對著猴子做鬼臉，整天樂個不停。他們說，『我們也是猴子』。但是沒人信他們。別人覺得他們的歡樂是一種譏諷。這種看法根深蒂固，這讓他們也很苦惱。」
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次會議上，丹尼爾被引見給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學教授，名叫馬克思·布萊克。當他向這位重量級人物介紹他和阿莫斯的研究時，布萊克打斷了他，「我對於蠢人的心理不感興趣。」說完揚長而去。丹尼爾和阿莫斯從不認為他們研究的是蠢人的心理。他們最早開展的實驗是關於人類在統計過程中所存在的直覺缺陷，實驗被試全都是統計學領域的專家。凡是能把本科生迷惑住的問題，都會被他們稍加改造增加難度後拿去迷惑教授們。也有少數幾個教授不接受他們的結論。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爾達·沙菲爾說：「給他們看一張視覺幻覺圖，一些人會說『可能是我的眼睛出了問題』。給他們出一道語言錯覺題，他們中招了，但還是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再給他們看一道阿莫斯和丹尼尼出的題，他們會說『看來你是打算讓我下不來台了』。」
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推翻了一部分心理學家的學說，這讓那些人感到了危機。早在1954年，阿莫斯以前的老師沃德·愛德華茲就曾在期刊上撰文，呼籲心理學家去和經濟學家做一番深入交流。但他沒料到的是，真的有兩個以色列人涉足了這個領域，並且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學科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在讀過阿莫斯和丹尼爾有關決策問題的早期文章後，愛德華茲反擊了。在他那封算得上言辭激烈的信中，愛德華茲擺出一種智者的寬容姿態，像教訓小學生那樣批評了他們二人。怎麼能拿這些愚蠢的問題去問大學生？怎麼可能從中得出有益的結論？「我認為你們的數據收集方式極不合理，所以不能接受你們的任何一個所謂『實驗發現』。」愛德華茲寫道。他認為參加實驗的學生都是「粗心大意不專注的，因此不可能像出色的統計學家那樣去進行直覺判斷」。對於丹尼爾和阿莫斯所揭示的每一種人類思維局限性，愛德華茲都給出了他的註解。比如賭徒謬誤。如果一個人在連續5次拋硬幣時硬幣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麼他極有可能認為在第六次硬幣會反面朝上落下。他認為這種想法並非因為人們不瞭解概率，而是因為「同一種情況的不斷出現會讓人厭倦」。
阿莫斯用一種算得上禮貌的措辭回復了他這位前任老師的信。「讀到您對我們文章的細緻點評，看到您一如往昔的批判精神，無論您是對還是錯，都讓我倍感榮幸。」在信的開頭他這樣寫道。緊接著，他指出對方的觀點「不能令人信服」。他接著寫道：「尤其是，您對我們實驗方法的否定是沒有依據的。說到底，您在批判我們的做法的同時並沒有說清楚我們錯在何處。您也沒有拿出足以反駁我們的依據或者提出更為合理的解決辦法。相反，您只是對我們的數據收集方式抱有強烈的偏見，認為您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這種立場固然可以理解，卻很難讓人心服口服。」
愛德華茲大為不悅，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的這種不悅隱而未發。心理學家艾裡·比德曼說：「沒有人想和阿莫斯對著幹，尤其是在公開場合！這樣的情形我只見過一回。在一次會議上，有個哲學家站起來發表高論，質疑各種啟髮式的合理性。阿莫斯當時也在場。待到對方一席話終了，阿莫斯開口了。那場面，打個比方，就像是恐怖組織在斬首人質。」愛德華茲一定是從各種渠道聽說了此類事件，唯恐自己也會因與阿莫斯針鋒相對而陷入被「笑著斬首」的狼狽境地，所以暫時沉默了。但是，鑒於阿莫斯堅持認為人類是優秀的直覺型統計學家，因此他必須得說點什麼。
20世紀70年代末，他終於等到了這樣一個機會。他發現，大部分人接受不了阿莫斯和丹尼爾的結論。這個研究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當人們意識到他們的思維遠不及他們以為的那樣可靠時，內心的安全感會蕩然無存。「不知你們是否知道自己的觀點波及範圍有多廣，產生的破壞力又有多強，」愛德華茲在1979年9月寫信給阿莫斯，「一個多星期以前，我參加了醫學決策學會召集的會議。根據我的估計，約有三分之一的會議論文提到了你們的研究，多數都是附和你們的觀點，認為在判斷、決策以及其他知識加工過程中應該避免人類直覺的介入。」即便是經驗豐富的醫生也都只從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結論中獲得了一點最粗淺的認識，那就是，永遠都不要相信自己的思維。這會給醫學、專家、知識界的權威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愛德華茲把他的一篇反擊二人研究結論的批評文稿寄給了阿莫斯，並希望阿莫斯能以禮相待。可阿莫斯毫不客氣，言簡意賅地回復了愛德華茲：「文章充滿譏諷之意，對我方的研究依據做出了不公正的評價，且提出了很多讓人難以展開討論的技術難題。您試圖糾正您眼中所謂的歪理邪說，對此我們深表同情。但遺憾的是，您在努力達成這一意願的過程中，歪曲了我們的研究思想。」愛德華茲在覆信中語氣大為緩和，那樣子就像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人，鼓足勇氣正待縱身躍下時，卻發現自己的褲子沒拉拉鏈。他歷數了個人的問題，包括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以及「焦慮感過重」，以此來為這篇拙劣之作找托詞。接著，他還表示自己真希望不曾寫過這篇文章，多少也是做出了退讓的姿態。「最令我尷尬的是，在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完成這篇文章之後，我卻看到了其中連我自己都不願直視的百般漏洞。」在給丹尼爾和阿莫斯兩個人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最後他表示，這篇文章他將重新寫過，並由衷地希望不要因此事和二人在公開場合發生爭執。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忌憚阿莫斯。牛津大學一位名叫喬納森·科恩的哲學家在著作和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攻擊性言論，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哲學式的論辯。他認為，通過讓人們回答問題來洞悉他們的思維，這個做法實在有違常理。鑒於理性這一概念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因此，從道理上講，人必定是理性的。大部分人不管做什麼，都在遵從「理性」原則。或者，就像丹尼爾在萬般不情願下回應科恩的文章時所引用的那句話，「任何一個錯誤，若是吸引了足夠多的人來為其下評語，那它就根本算不得錯誤」。科恩不辭辛苦地想要證明，阿莫斯和丹尼爾發現的錯誤稱不上錯誤，即便是，也是源於人們對數學和科學的無知，只要讓大學教授稍加點撥就能修正過來。「我們的專業是概率學和統計學。」斯坦福大學的佩爾西·迪亞科尼斯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大衛·弗裡德曼在寫給《行為科學與腦科學》編輯部的信中這樣說道。科恩的一篇針對阿莫斯和丹尼爾的文章就發表在這個雜誌上。「我們見證過學生和同事（還有我們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類錯誤。有的人甚至會多次在同一個問題上栽觔斗。科恩卻錯誤地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對數學和科學的無知』。」雖然統計領域訓練有素的專家高度認可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結論，但在當時，總有些統計學的外行堅持認為自己要更高明。
移居北美後，阿莫斯和丹尼爾隨即發表了一系列由兩人共同執筆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源自他們在以色列期間的研究成果。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他們合寫文章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阿莫斯完成有關損失規避的文章後，署上了兩個人的名字，但其實丹尼爾只在其中零星寫了一兩段話。丹尼爾獨立完成了阿莫斯所說的「思維解密」一文，並給它命名為「模擬啟髮式」，然後連同他們之前發表的文章以及學生和同事撰寫的文章，一起集結成冊出版，封面上赫然印著的也是他們兩個人的大名。（丹尼爾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開始探索「想像」之規則，只不過他的合作夥伴不再是阿莫斯，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青年才俊戴爾·米勒。）阿莫斯完成了一篇針對經濟學家的題為《前景理論之發展演變》的文章，意欲彌補前景理論中的技術缺陷。儘管大部分工作是由他和他的研究生裡奇·岡薩雷斯共同完成，但文章發表後，署名欄裡依然是丹尼爾和阿莫斯。「阿莫斯說，以前一直都是他們兩個人合寫一篇文章，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增加第三個人的名字總是讓人覺得怪怪的。」
就這樣，儘管驅使著他們與對方漸行漸遠的那股力量越來越強大，但二人還是努力維繫著一種貌似還在合作的假象。兩人的共同敵人在不斷增加，但他們卻沒能做到同仇敵愾。阿莫斯對待敵人的態度讓丹尼爾越來越不安。阿莫斯生來就是個鬥士，丹尼爾卻以生存為最高目標，衝突來臨時，他寧願退避三舍。在他們的研究遭到抨擊時，丹尼爾採用了一個新對策：凡是讓他憤怒的文章，他一概不加評判。這其實是在為躲避敵意找借口。阿莫斯指責丹尼爾「與敵人一個鼻孔出氣」。對丹尼爾來說，站在敵人的立場看問題要比站在他本人的立場看問題容易得多。他以某種奇詭的方式在自己心中樹了一個敵人，所以並不需要別人來與他為敵。
相反，以阿莫斯的為人，對手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對手，他就失去了挑戰的目標。他和他的祖國一樣，時刻都做好了戰鬥的準備。「阿莫斯不像丹尼爾那樣，認為大家該同心協力，和睦共處。他會說，『去他的吧』。」沃爾特·米歇爾說。斯坦福大學聘請阿莫斯時，米歇爾擔任心理學系的主任。
20世紀80年代初期，阿莫斯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體會到了這種情緒。批評家們寫文章來駁斥他和丹尼爾的研究結論，但這還在其次。在各大會議及各種交流活動中，經濟學家和決策理論專家的批評之聲不絕於耳。他們認為阿莫斯和丹尼爾過分誇大了人類的弱點，認為所謂的思維局限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可能僅僅只在大學生身上出現，也可能是其他什麼原因……在阿莫斯的交談對像中，多數人都堅信人類是遵照理性原則行事的。讓阿莫斯費解的是，這些人明明辯不贏他，卻就是不肯認輸。「阿莫斯想徹底碾壓反對勢力，」丹尼爾說，「他的這種願望比我的強烈得多。他想要讓這些人閉嘴。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將近1980年年底，也或許是1981年年初，阿莫斯找到丹尼爾，表示想寫篇文章來終結這場論辯。他們的對手看來永遠也不會認輸——知識分子的天性，但是他們二人至少可以轉移一下主題，阿莫斯管它叫「曲線救國計劃」。
阿莫斯希望能證明，思維中的經驗法則會誤導人。他與丹尼爾在以色列時曾經偶然發現了一些奇怪現象，當時他們沒有做深入探究，如今，這個工作又被他們重新撿起來了。和以往一樣，他們很詳細地設計了虛擬場景，希望通過研究被試在此類場景中的判斷，來揭示人類思維的內部工作機制。阿莫斯最得意的一個虛擬場景是關於琳達的。
琳達是一名單身女性，31歲，個性爽朗，思維敏捷。她主修哲學，就讀期間，她對種族歧視和社會公正問題高度關注，還曾參加過反核遊行。
琳達是按照女權主義者的形象被設計出來的。丹尼爾和阿莫斯的問題是：琳達與以下哪一類人最相似？
1.小學老師。
2.書店店員，平時喜歡練瑜伽。
3.熱衷於參加女權運動。
4.從事精神病治療的社會工作者。
5.婦女選民聯盟的成員。
6.銀行出納。
7.保險推銷員。
8.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
丹尼爾將上述問題拿給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生。在第一次測試中，他將學生分成兩組，每一組需對8個描述中的4個進行判斷，給出該判斷成立的可能性。第一組拿到的描述中包括「琳達是個銀行出納」，第二組拿到的則是「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測試的關鍵就落在這兩項描述上，當然，學生們並不知情。結果顯示，拿到「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的這一組認為，該描述成立的可能性較大，超過了第一組對「琳達是個銀行出納」的可能性判斷。
這個結果正是丹尼爾和阿莫斯需要的，他們憑此可以斷定，人們做出概率判斷時所依循的經驗法則具有誤導性。「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的可能性並不比「琳達是個銀行出納」的可能性更大。前者只是後者的特例，而後者包括前者。「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與「琳達是個喜歡裸身徒步穿越塞爾維亞森林的銀行出納」一樣，都被包含在「琳達是個銀行出納」這一描述中。
當邏輯性被故事情節包裹起來時，就會被人們視而不見。給人們描畫一個病重老人的形象，然後問他們：老人活不過一星期？還是活不過一年？多數人會說「活不過一星期」。他們的思維被一個死期將近的情節困住，而這個情節遮蔽了原有的邏輯性。阿莫斯還構想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場景。他問人們，在未來一年裡，以下哪種情況更有可能出現：1000名美國人死於洪災；加州發生的地震引發了嚴重洪災，導致1000名美國人被淹死？人們選擇了後者。
使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陷入判斷誤區的，正是丹尼爾和阿莫斯總結出的「代表性」啟髮式，或者說是人們所要判斷的事物與他們對此事物的思維定式之間的相似性。在關於琳達的測試中，被試學生的思維關注的是有關琳達的描述是否符合他們已知的「女權主義者」形象，所以他們才會認為個別情況比普遍情況更有可能發生。
阿莫斯並不滿足於就此停手。他打算把關於琳達的8種描述全都發給被試，讓他們對每一種描述成立的可能性做一個排序。他想要看看，認為「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認為該可能性要高過「琳達是個銀行出納」的可能性。他想將人們犯的錯悉數找出來。「阿莫斯真的是熱衷於此，」丹尼爾說，「為了堵住反對者的嘴，你會巴不得人們出錯。」
對於這個新計劃，對於阿莫斯，丹尼爾始終抱著一種矛盾的心態。自從離開以色列，他們就一直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前行。阿莫斯著迷於對邏輯的探究，而丹尼爾卻緊抓心理學不放。對於人類的非理性行為，他不像阿莫斯那樣感興趣。自打他將心理學思想引入決策理論之後，他對該理論的興趣就告一段落了。丹尼爾後來說：「我們之間一直都存在著一場隱而不發的爭論，究竟是研究心理學還是研究決策理論？」丹尼爾希望能將重心轉回到心理學上。而且，丹尼爾也並不認為人們真的會像阿莫斯設想的那樣繼續錯下去。同時看到這兩個描述時，人們一定會發現「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的概率不可能高過「琳達是個銀行出納」的概率，因為這不合邏輯。
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丹尼爾把這道「琳達難題」交給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12名本科生。「12個人全部中招，」他說，「我記得自己當時的反應。我在第一時間用秘書的電話聯繫上了阿莫斯。」這之後，他們又用更多的不同場景，對幾百名被試開展了測試。「我們就是想看看最終的邊界在哪兒。」丹尼爾說。為了找到這個邊界，他們後來乾脆直截了當地把邏輯問題擺在了被試眼前。關於琳達的描述依然不變，只是問題更簡單了：「這兩個描述哪一個更有可能成立？」
琳達是個銀行出納。
琳達是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
依然有85%的被試堅定地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琳達的問題與文氏圖可有一比。文氏圖中有兩個圓圈，其中一個被另一個完全覆蓋。可人們就是看不出圓圈之間的關係，這是丹尼爾沒有料到的。「每深入一步，我們都會想，這一次該是邊界了。」他說。但主宰人們思維的，始終是頑固得讓人害怕的一些東西。丹尼爾將滿滿一禮堂的哥大學生召集在一起，向他們解釋他們犯下的這些思維錯誤。「你們有沒有意識到自己違背了最基本的邏輯準則？」他問。「那又怎樣！」一個女學生的聲音從後排大聲傳來，「你只是讓我們表達觀點！」
他們變著法兒地提出「琳達難題」，以進一步確認接受測試的學生沒有把基本假設誤讀為「琳達是個不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他們向專攻統計學和邏輯學的研究生提出過這一類問題。向醫生也提出過，只不過故事情節被改編成了以醫學為背景的更複雜的版本，接受測試的人有可能在其中犯下致命的邏輯錯誤。和本科生一樣，絕大多數醫生也陷入了邏輯誤區。「犯下這樣一個低級的推理錯誤，這讓他們始料未及，驚慌失措。」丹尼爾和阿莫斯寫道，「鑒於合取謬誤的原理極其簡單，因此出現過此類失誤的人們會以為他們是不小心而為之。」
對阿莫斯而言，二人如今打算著手完成的這篇有關「合取謬誤」的文章可能就像個終結者，終結那場有關人類思維的論辯：人究竟是在依據概率做理性推理，還是像丹尼爾和阿莫斯所提出的，靠直覺下結論。在文中，他們帶領讀者近距離地審視了人們是如何以及為何違背「概率學中最簡單最基本的這條質性法則的」。他們解釋說，人們之所以選擇附加細節更多的那條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為那條描述具有「代表性」。他們還指出了現實世界中會因此種思維錯誤而導致嚴重後果的一些領域。比如，任何一項預測，假如賦之以較多細節，使其內部前後一致，那麼即便這個預測不可能實現，也會讓人覺得它是可信的。律師若想在案件審理中佔據上風，只需在描述具體事件或人物時添加一些「代表性細節」，如此一來，即便證據與事實相去甚遠，其說服力也會大大增加。
他們又一次將經驗法則對思維的影響力展示了一番，這些令人費解的力量被他們稱為「啟髮式」。除了「琳達難題」，他們又根據自己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以色列開展的工作，構想出了另一個難題。
在一本小說中選取4頁（約2000個單詞），你認為其中會有多少個詞以ing形式出現（以ing結尾的7個字母的單詞）？將你預估的答案從以下幾項中勾選出來：
0 1~2 3~4 5~7 8~10 11~15 16+
接著，他們又對同一批人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在同一部分文字中，以字母n為倒數第二個字母的7字單詞有多少個？不必說（當然不必說！），字母n為倒數第二個字母的7字單詞數量至少應等於以ing結尾的7字單詞數，因為前者中包含後者。然而，被試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基本上都認為，在一段2000個單詞的文本中，大約包含13.4個以ing結尾的7字單詞，字母n位於倒數第二位的7字單詞卻只有4.7個。阿莫斯和丹尼爾分析，這可能是因為以ing結尾的單詞更容易被人們記起，更容易被提取。人們的誤判無非是受到了「可得性」思維的影響。
這篇文章無疑是他們拋出的又一個重磅炸彈。[1] 「琳達難題」與「合取謬誤」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字眼。然而，丹尼爾的心中卻深藏著一絲憂慮。新作是兩人合作完成的，但是，用他的話說，是「充滿痛苦的一番合作」。他再也體會不到與阿莫斯碰撞思想火花的快樂了。整整兩頁文字都是由阿莫斯獨立執筆，其中，他用幾經雕琢的語言對「代表性」啟髮式做出了更精確的定義。可丹尼爾原本想把它界定得模稜兩可一些。這篇文章不太像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倒更像是阿莫斯為了打擊敵人而精心鍛造出的一個新式武器，這種感覺讓丹尼爾很是不安。他說：「它太像阿莫斯的風格了，它就是一篇檄文，就是要正告對手，你贏不了我。」
彼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讓人擔心。丹尼爾用了很長時間才認清自己的價值。他看得出，阿莫斯獨立完成的文章不如他們二人的合力之作。他們合寫的文章總是能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更高的讚譽，麥克阿瑟天才獎的頒發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然而，在公眾眼中，他們二人的關係就像是一張文氏圖，丹尼爾這個小圈始終被包裹在阿莫斯的大圈裡。隨著阿莫斯這個圈的不斷增大，其邊界已經和丹尼爾的邊界漸行漸遠。丹尼爾能感覺到，自己在慢慢地滑出阿莫斯所熱愛的那個領域，正向著更大的、阿莫斯一貫瞧不起的新領域靠攏。丹尼爾說：「阿莫斯變了，以前，他總會從我的想法中尋找亮點，尋找合理之處。於我而言，合作的樂趣正在於此。他比我還要瞭解我自己。可現在他不再這樣做了。」
阿莫斯身邊凡是見過他與丹尼爾談天說地的人，都會心生詫異。令他們詫異的並不是他和丹尼爾日漸式微的友情，而是他們之間居然能建立起這樣一段友情。佩爾西·迪亞科尼斯說：「丹尼爾不是個容易接近的人，可阿莫斯做到了。兩人之間的關係之深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描述。兩個人都聰明絕頂，可他們願意相互交流，真是個奇跡。」然而，離開故土以色列之後，這個奇跡好像難以為繼了。
1986年，丹尼爾偕妻子安妮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職——8年前，正是這所大學以丹尼爾年齡偏大為由謝絕過他的求職。「我衷心希望他的到來能緩和我們的關係，讓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因為我們又能天天見面了，我對前景十分樂觀。」阿莫斯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一年前，當丹尼爾重返求職市場尋找機會時，他發現自己就像一隻飄紅的股票，市值增長驚人。19家機構向他發出了邀請，哈佛大學也在其中。如果說之前的丹尼爾因為離開以色列後不甚如意而感到過痛苦，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讓人費解了：他抑鬱了。「他說他再也不想工作了。」馬亞·巴–希勒爾回憶說。丹尼爾來到伯克利之後，他們曾碰巧遇到過。「他的靈感枯竭了，情況越來越糟。」
在這樣一種精神狀況下，丹尼爾預感到，他和阿莫斯的關係可能快要走向終點了。「我們之間就像是一場聯姻，意義重大的聯姻。」丹尼爾在1983年夏曾對邁爾斯·肖爾說，「我們一起共事了15年，若是今後不能再繼續，那可真是災難性的。人們常會問，兩個人為什麼要在一起，而現在，我們得問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再在一起。」儘管如此，在其後的三年裡，丹尼爾還是經歷了幾番糾結，先是希望維繫這段關係，後來又想要結束。去往伯克利分校並沒有對改善二人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相反，與阿莫斯的頻繁接觸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痛苦。在1987年3月的一次會議後丹尼爾致信阿莫斯：「我們的關係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以至於一想到要把我的任何觀點告訴你，我就會焦慮不安。我們之間發生的任何一個小插曲都會讓我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寢食難安（包括平復情緒所需的時間），這樣的日子我受夠了。我並不是說要斷絕交往，只是建議我們能夠理性地對待我們之間出現的這種變故。」
阿莫斯寄來了一封長長的回信，他寫道：「我很清楚自己做事的方式不盡完善，有待商榷，但是你也變了，不論是對我的觀點，還是對其他人的觀點，你似乎都不再像以前那樣直言不諱了，你對有些觀點過分袒護，導致你現在形成了一種『要麼愛它要麼拋棄它』的態度，卻忘記了要讓它『正確合理』。在我們共事的過程中，你最令我欽佩的一點就是你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你僅憑一個所有人（除了我）都認為不具說服力的反面例子就推翻了後悔理論的精彩構想（大多還是你親自構想的）。你反對我們對錨定理論著書立說，因為你覺得它還不夠完善。可是最近，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你的那股勁頭。」隨後，阿莫斯又給他在以色列的朋友、數學家瓦爾達·利伯曼寫了一封信，他寫道：「在如何看待我們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我和丹尼爾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事在我看來純屬朋友間的知無不言，可在他那裡就變成了傷害。他視為正確的交流之道，在我看來卻不夠親切。此外，他很難接受外界對我們二人的不同態度。」
丹尼爾需要阿莫斯做點兒什麼，需要他去扭轉人們的態度，讓外界知道他們是平等的合作者。因為，他懷疑阿莫斯其實也很認可外界的看法。「他太渴望這種讓我站在他身後的感覺了。」丹尼爾說。麥克阿瑟基金會把獎項單獨頒給了阿莫斯，這也許讓阿莫斯私底下感到有些惱怒，但是當丹尼爾打來電話祝賀他時，他卻毫不謙虛地說：「即便得不了這個獎，我也會得其他獎。」阿莫斯也許曾為丹尼爾寫過無數封推薦信，並且私下告訴別人丹尼爾是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之一，但是當丹尼爾告訴他哈佛大學也邀請他加盟時，阿莫斯卻說：「他們想要的是我。」他就是這樣口無遮攔，也許話一出口就後悔了——儘管他這樣想也算不上錯。阿莫斯總是免不了會傷到丹尼爾，而丹尼爾也總是免不了感到受傷。在斯坦福大學，芭芭拉·特沃斯基的辦公室正好和阿莫斯的相鄰，「我能聽到他們打電話的聲音，」她說，「簡直比鬧離婚還要糟。」
讓人意外的是，丹尼爾不光想要斷絕關係。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他就像被一張神秘而無形的大網纏繞捆綁，用力掙扎著想要重獲自由。可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對他產生的影響，絕不是說斷就能斷的。
所以，他不僅要把阿莫斯從他的心裡請出去，更要把他從自己的眼前清出去。1992年，他離開伯克利去了普林斯頓。他說：「阿莫斯給我的生活投下了一片陰影，我需要擺脫這片陰影，因為他主宰了我的思想。」阿莫斯不明白，丹尼爾為什麼要用這4800千米的距離將兩人隔開。他覺得丹尼爾的所作所為難以理喻。「給你舉個很小的例子，」阿莫斯在1994年年初時寫信給瓦爾達·利伯曼，「有一本新出版的探討判斷力的書，作者在引言中提到我和丹尼爾，說我們是『不可分割的』。這個說法當然有些誇張，可丹尼爾寫信給作者，說他言過其實，還說『我們有10年都不曾合作過』。但在過去10年裡，我們合作發表過5篇文章，還一起研究了好幾個課題（中途擱置了，主要是我的原因）。這雖然是件小事，但足以說明他的心態。」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儘管也曾動搖過，可丹尼爾心裡已經給這段關係畫上了句號。但阿莫斯卻不曾這樣想。「你似乎打定主意要讓我接受一個我不能接受的請求。」1993年年初，丹尼爾在接到阿莫斯的來信後這樣回復道。他們繼續保持著朋友關係，有時會找機會聚一聚。他們把這種微妙的變化掩飾得很巧妙，以至於多數人都以為他們還在一如既往地合作。阿莫斯比丹尼爾更樂於享受這份並不真實的親密關係。他希望能寫出兩個人在15年前就約定完成的一部書，丹尼爾則婉轉地表示沒有這個可能了。阿莫斯在1994年年初寫信給利伯曼時說：「丹尼爾對這本書有了新的打算，他建議把我們兩人近年內各自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無須在內容或結構上保持一致。這個想法太荒唐了。如此一來，這本書會讓人覺得兩個曾經默契合作過的人現在卻連章節之間的銜接都做不好了。真是這樣的話，我連構思的動力都沒有了，更別說去動筆寫。」
如果說阿莫斯沒能把丹尼爾需要的東西補償給他，那可能是因為他從來都沒意識到有這個必要。這份需要太難說清了。在以色列時，兩人境遇相當，各自手中拿著的都是一根黃瓜。如今，阿莫斯卻拿到了一根香蕉。但是導致丹尼爾憤怒地把黃瓜扔向實驗員的，並不是這根香蕉。哈佛大學伸出的橄欖枝，或者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大獎，丹尼爾都不在乎。它們唯一的作用，可能是導致了阿莫斯對他態度的轉變。丹尼爾希望阿莫斯能夠繼續公正地對待他，對待他的思想，就像當初他們獨處時那樣。如果阿莫斯因為自己的輝煌而產生了錯覺，以為丹尼爾的思想在現實中不再受關注，那麼好，就讓他把這份錯覺保持下去吧。不管怎麼說，就連婚姻也不過是一份毀掉兩個人對彼此好感的一份契約，更何況友情？「我想要的東西應該是他給的，不是這個世界。」丹尼爾說。
1993年10月，丹尼爾和阿莫斯在意大利都靈參加會議時不期而遇了。一天晚上，兩人一同去散步，阿莫斯說起了一件事。有個名叫格爾德·基格朗則的德國心理學家在抨擊他們的研究成果，再一次把他們推到了風口浪尖。從一開始，受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衝擊最厲害的一撥人就一直聲稱，他們二人在人類思維錯誤這一問題上言過其實。丹尼爾和阿莫斯口頭強調過很多次，在文章中也重申過很多次，人們在不確定狀況下所遵照的經驗法則通常都是奏效的，只是偶爾會出現失誤。這些失誤以有趣的形式存在於每個人身上，反映出了人類思維的內部運作機制。為什麼就不能研究？要知道，當專家們用視覺錯誤現象來研究眼睛的內部運作機制時，可沒有什麼人站出來抱怨。
基格朗則和其他批評者一樣，站在同一個角度向他們的理論發起了質疑。但在丹尼爾和阿莫斯看來，他違背了知識之爭的基本規矩，脫離實際地歪曲和誤讀了他們的研究。不僅如此，他還貶低甚至無視他們的大部分研究依據，否認一切最強有力的證據。他做了批評家通常會做的事：隨心所欲不切實際地描述那個被批判的對象，然後再毫不留情地予以拆穿。散步時，阿莫斯告訴丹尼爾，基格朗則因為敢於「反對美國人」而在歐洲享有美名。這的確有點兒奇怪，因為他這次反對的是兩個以色列人。「阿莫斯建議我們回擊一下，」丹尼爾回憶道，「我說，『我不想這麼幹，會耽誤很多時間，會讓我怒火中燒，我可不想那樣，而且也爭不出什麼結果』。阿莫斯說，『我從未以朋友的身份請求過你，這一次我想請你看在朋友的份兒上答應我』。」丹尼爾心想，沒錯，他從沒求過我，我不能拒絕。
可沒過多久，丹尼爾就後悔了。阿莫斯不是只打算反擊基格朗則，而是要讓他身敗名裂。（「每每提及基格朗則，阿莫斯必會加上『卑鄙小人』這幾個字。」阿莫斯從前的學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克雷格·福克斯說。）丹尼爾則秉承著他一貫的作風，試圖在基格朗則的文字中尋找出合理之處。但這一次，他發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難。他一直在刻意與德國保持著距離，即便是短暫訪問，他也盡量避開。直到20世紀70年代，他才又一次踏上德國的土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中的他，沉浸在一種陌生而又熟悉的想像中，感覺曾經的屋子裡早已空無一人。基格朗則雖然來自德國，但是丹尼爾不喜歡發怒，所以他也盡量控制著自己不對這個德國批評家發怒。丹尼爾甚至還在某一點上對基格朗則產生了一絲同情：琳達難題。基格朗則指出，只要對問題稍加改動，他就能引導人們做出正確的判斷。他不再讓被試對有關琳達的兩種描述做概率排列，相反，他的問題是：100人當中，有多少個叫琳達的人符合以下描述？當你給被試做出暗示時，他們會意識到，「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的可能性要高於「琳達是一個熱衷於女權運動的銀行出納」。但是，丹尼爾和阿莫斯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雖然強調得不多，但他們依然在最初的一稿中寫到過。
不管怎麼說，他們一直認為琳達難題中最反常的這種情況無助於驗證他們的觀點——人們做判斷時會遵照代表性原則。最早的那一次實驗，就像他們在判斷力領域開展的早期研究一樣，已經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基格朗則卻對此隻字不提。他找出了對方最薄弱的證據，然後大肆攻擊，就好像這是對方所憑借的唯一證據。他以奇怪的方式解讀證據，並且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手段刻意歪曲對方的本意，就這樣，基格朗則四處演講，還撰文立說，打的旗號極富煽動性，叫「如何消滅認知錯覺」。「消滅認知錯覺，這其實是要消滅我們，」丹尼爾說，「他那種瘋狂勁兒，我還是頭一次見。」
基格朗則追隨的是進化心理學的一套觀點，其核心思想是，人在適應環境之後，思維也會與環境高度匹配，因此不可能受到系統性偏見的影響。阿莫斯覺得這一觀點很荒唐。思維是人類用來應付外部世界的一套機制，不是一個設計精密的工具。他曾這樣對華爾街的一群高管說：「大腦就像是被預先配置了一套程序，以便給我們提供盡可能多的確定答案。很顯然，大腦就是用來給人們的某種判斷提供它所能提供的最佳解釋的，而不是用來把某個問題的所有可能性全都羅列出來。」當人們在應對不確定狀況時，思維就像一把瑞士軍刀，它能出色地完成大部分分內工作，但不一定能完成所有任務，因而也不可能達到「完全進化」的地步。阿莫斯說：「聽進化心理學家講他們的理論，聽得多了，你會不再相信進化論。」
丹尼爾希望能更多地瞭解基格朗則，可能的話，甚至還想和他接觸一下。「比起阿莫斯，我對批評者的態度要更寬容一些，」丹尼爾說，「我總會不自覺地換位思考。」他寫信給阿莫斯，說他覺得這個人可能是因情緒問題而一時糊塗，沒準兒大家能坐在一起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讓他恢復理智。阿莫斯斷然拒絕了：「就算是這樣，你也不能去找他，而且我並不認為他只是一時糊塗。據我判斷，他絕不像你以為的那樣感情用事。他就像是個為了博得法官好感而努力在法庭上一爭高低的律師，真理與否他並不關心。他無法博得我的好感，卻讓我看清了他的本意。」
丹尼爾以「朋友的名義」幫了阿莫斯，但沒過多久，他就再度陷入阿莫斯帶給他的痛苦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著駁斥基格朗則的文章，同時也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兩人之間的爭執。阿莫斯覺得丹尼爾的措辭太過溫和，丹尼爾則覺得阿莫斯的語言過於尖銳。丹尼爾一貫崇尚以和為貴，阿莫斯卻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他們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無法達成一致。「一想到要再一次修改那篇聲討基格朗則的文章，我就非常不快，真希望能找個什麼幸運裝置（或者請個三人法官組）來在你我的兩種說辭間做個選擇。」丹尼爾在給阿莫斯的信中這樣寫道，「我不想和你爭論不休，但是你的觀點我很難接受。」4天後，由於阿莫斯的一再堅持，丹尼爾又寫了以下這封信：「當別人在為新發現的400億個星系而忙碌時，你我卻還在為一段附言裡的幾個字爭執不下。星系的數量激增卻不足以讓我們停止『重複』還是『重申』之爭，這未免太不正常了。」接著他又寫道：「現階段我們還是用電子郵件保持聯繫為好。每每和你交談過後，我都需要用很長時間來擺脫不快的情緒，我實在是不堪其擾。」阿莫斯對此回復道：「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敏感。總的來說，你是我認識的人中思想最開放、最坦蕩的那一個。如今你感到不快，可能是因為我把你喜歡的一段文字又重新寫過，也可能是因為你自己下意識地用負面想法解讀了一段完全無害的評論。」
一天晚上，在丹尼爾與阿莫斯同在紐約的一間公寓裡休息時，丹尼爾做了一個夢。「在夢裡，醫生告訴我我只能再活6個月，」他回憶說，「我回答說，『太好了，這樣就不會有人再讓我做這些無用之事了』。第二天早晨，我給阿莫斯講了這個夢。」阿莫斯聽完後，盯著丹尼爾說：「我和別人不一樣。即便你只能再活6個月，我也會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這件事。」這之後不久，丹尼爾看到了國家科學院新任院士的名單，阿莫斯名列其中已有將近10年，可丹尼爾依然榜上無名。他們中間的差距再一次被明明白白地擺在世人眼前。「我問他，為什麼沒有提名推薦我？」丹尼爾說。「其實我知道為什麼。」如果兩人易地而處，阿莫斯是斷然不願意靠著與丹尼爾的交情來獲得任何東西的。在內心深處，阿莫斯認為丹尼爾的這種想法是軟弱的表現。「我告訴他，『你這不是朋友所為』。」丹尼爾說。
就這樣，丹尼爾離開了，退場了。去他的吉爾德·基格朗則，去他的並肩合作。他告訴阿莫斯，他們不再是朋友了。「我就像是和他徹底離了。」丹尼爾說。
三天後，阿莫斯打來電話。他是要告訴丹尼爾一個他也剛剛得知的消息。他眼睛里長的瘤子被確認是惡性黑色素瘤，醫生給他做過全身檢查後，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身體的多個部位。他們告訴他，最多只能再活6個月。丹尼爾是他第二個告知這個消息的人。聽到這一切，丹尼爾心中的那塊冰好像消融了。「阿莫斯說，『不管你怎麼想，我們永遠是朋友』。」
[1] 文章在1983年10月刊發於《心理學評論》。隨後，計算機科學家兼暢銷書作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給阿莫斯寄去了他構想的問題。比如，菲多咆叫著去追車，那麼菲多有可能是：1.一隻可卡犬，2.宇宙中存在的某種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