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思考以下場景：
傑森凱是個無家可歸的14歲男孩，生活在美國某大城市。他生性靦腆，不愛與人交往，但鬼點子很多。早年間，傑森的父親被人殺害，母親染上毒癮，他是自己一個人長大的。有時他會在朋友家的沙發上過夜，但多數時候是在大街上。他常常是餓著肚子去上學，勉強讀到了九年級。2010年的一天，他受當地一個販毒團伙的教唆，逃學去兜售毒品。幾周後，在他15歲生日的前一晚，他在火並中被擊斃。當時他身上沒有攜帶武器。
我們來對傑森凱之死做一個反事實想像。請將下列情況按照其可能性進行排序。
1.傑森的父親當年沒有死。
2.傑森當時帶著槍，可以自衛。
3.美國聯邦政府有專項法案，無家可歸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免費的早餐和午餐。傑森不會因為餓肚子而逃學去兜售毒品。
4.一位讀過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著作的律師在2009年就職於聯邦政府。他根據阿莫斯和丹尼爾的學說，推行制度變革，使無家可歸的兒童不再需要參加學校的用餐項目，而是可以直接享受免費的早餐和午餐。傑森不會因為餓肚子而逃學。
假如你認為選項4比選項3的可能性更大，那你有可能違背了概率學中最簡單也最基本的一條原則。但同時，你也看到了一個關鍵詞：律師。這位律師名叫卡斯·桑斯坦。
阿莫斯和丹尼爾共同完成的研究影響面甚廣，尤其是讓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看到了心理學的重要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這樣評價二人的研究：「我變成了他們的信徒，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這個結論不是在實驗室裡得出來的，而是依據現實分析出來的，它對經濟學影響重大。我用了幾年時間思考該如何把它應用於經濟學，但是一直未能如願。」20世紀90年代初期，很多人都認為應該讓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互通有無，增進瞭解。但事實證明，這兩個陣營並不願意增進對彼此的瞭解。經濟學家剛愎自用，心理學家則縝密多疑。心理學家丹·吉爾伯特說：「一般來說，心理學家只有在需要澄清某個問題時才打斷對方，經濟學家卻往往為了顯示他們的高明而打斷對方。」經濟學家喬治·洛溫斯坦說：「在經濟學領域，粗獷放達的做派再正常不過。我們曾經試著召集一場雙方都參與的跨學科研討會。第一場研討結束後，心理學家潰敗而散，後續議程就不了了之了。」20世紀90年代初，阿莫斯以前的學生史蒂文·斯洛曼邀請了同等數量的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參加在法國舉辦的一次會議。斯洛曼說：「向上帝發誓，我差不多用了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提醒經濟學家閉嘴。」哈佛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埃米·卡迪說：「問題在於，他們彼此瞧不上對方。心理學家認為經濟學家不道德，經濟學家則覺得心理學家沒腦子。」
在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引發的學界大戰中，阿莫斯發揮了一個軍師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方面，他是理解經濟學家的。他的想法往往和大部分心理學理念相衝突。他不喜歡研究情感，但對無意識思維很感興趣，只是這份興趣僅限於想要證明無意識思維的不存在。他就像是一個穿著條紋圖案上衣的流浪者，誤入了由方格和圓點圖案一統天下的領地。和經濟學家一樣，他喜歡整齊劃一的模型，不喜歡心理學那種不知道下一顆巧克力是什麼口味的感覺。同樣，他也認為粗獷放達再正常不過。除此之外，他和經濟學家一樣，也有一個很入世的抱負，那就是將自家學說推而廣之。經濟學的影響力已經波及金融、商業、公共政策等領域，而心理學卻連個邊兒都沒挨到，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丹尼爾和阿莫斯都認為，將心理學滲透進經濟學的做法是沒有用的。經濟學家不會搭理任何入侵者。現在需要的，是那些對心理學感興趣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彷彿是上天有眼，他們剛抵達北美，就發現了這樣的人選，喬治·洛溫斯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接受過經濟學專業知識的熏陶，但是心理學對經濟學模型的解構讓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學科。在讀過阿莫斯和丹尼爾的著作後，洛溫斯坦想：等等，也許我該去研究心理學！巧的是，他的曾祖父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一直希望能擺脫家族的影響，」洛溫斯坦說，「我發現自己從來沒上過一節我自己感興趣的課。」他主動找到阿莫斯，想聽聽他的建議，看看自己該不該從經濟學轉向心理學。「阿莫斯說，『你應該繼續研究經濟學，我們需要你留在那兒』。那是1982年，那個時候他就知道自己將開創一個時代。他需要有人在經濟學領域接應他。」
發端於丹尼爾和阿莫斯的心理學與經濟學之爭後來還波及法律和公共政策領域。經濟學變成了心理學滲透進這些領域的一個推手。理查德·塞勒是第一個誤打誤撞走進丹尼爾和阿莫斯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家，自那以後，他開始一心一意探索心理學理論對經濟學的影響，並幫助創立了一個新學科，名為「行為經濟學」。「前景理論」在問世之初的頭10年極少被學者引用，到了2010年，卻已成為經濟學期刊中被引用頻率高居第二的熱詞。塞勒說：「有的人還是不願接受，老派經濟學家的想法從來都沒有變過。」截至2016年，每10篇刊發的經濟學論文中就有一篇包含行為經濟學視角。這意味著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至少會以引文的形式出現。屆時，理查德·塞勒可能已經從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位子退下來了。
當塞勒首度為心理學振臂高呼時，卡斯·桑斯坦還是芝加哥大學一個資歷尚淺的法學教授。他碰巧讀到了塞勒發表的《消費選擇中的積極策略》一文（他心裡面原本管它叫《人們幹過的蠢事》），借助它的參考文獻，桑斯坦又找到了丹尼爾和阿莫斯發表在《科學》雜誌的那篇介紹「前景理論」的文章。「對一個律師來說，兩篇文章都很難懂，」桑斯坦說，「我讀了不止一遍，但我清楚地記得初讀時的感覺：就像看到一堆燈泡在眼前炸裂。讀過之後，先前腦海中的一些想法瞬間清晰起來，真是太讓人興奮了。」2009年，桑斯坦奉美國總統奧巴馬之命，進入白宮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履職。他的職責就是對那些影響美國人日常生活的民生大計進行評估和監控。
桑斯坦的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了丹尼爾和阿莫斯研究成果的影響。不能說總統奧巴馬是因為丹尼爾和阿莫斯的研究才推出禁令，禁止聯邦政府工作人員開車時發短信，但至少這二者之間是有關聯的。如今，聯邦政府對於損失規避和框架效應高度敏感，因為人們不是在選擇事物本身，而是在選擇對此事物的描述。在從前，新車說明書上的耗油情況只會提到每一加侖汽油能跑多少英里，而現在，取而代之的描述是百英里耗油量。在從前，美國人利用食物金字塔來指導飲食，而如今依靠的是「我的餐盤」——餐盤被分成5個區域，每個區域代表著相應的食物類別。借助這樣的圖片，人們忽然間發現營養飲食原來可以如此輕鬆便捷。此類事例不勝枚舉。桑斯坦還主張，聯邦政府應該在經濟顧問委員會之外，再設立一個心理顧問委員會。這個倡議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待到2015年桑斯坦從白宮離任時，心理學家的重要性，或者至少是心理學思想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地多個國家政府的認可。
桑斯坦最感興趣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選擇構架」問題。人們做何種選擇，取決於這種選擇以何種形式被呈現出來。有時候，人們並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他們會從背景中提取某種暗示。他們「構架」出了自己的偏好。在此過程中，他們會選擇一條最順暢的道路，即便這條路要讓他們付出高昂代價。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數以百萬計的企業員工和政府職員不再需要通過個人申請去加入退休保障計劃，而是被自動納入了這項計劃。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個小小的變化使得加入退休保障計劃的人數增長了將近30%。這就是選擇構架的威力。桑斯坦進入美國政府供職後，對社會選擇構架做出了很多調整，其中一項就是讓無家可歸的孩子能享受到學校的免費餐食。在他離開白宮後的那個學年裡，能夠享用免費餐食的學生人數比沒有推行改革時增加了40%以上。改革之前，這些孩子必須靠他們自己或者為他們呼籲的大人費力爭取才能得到這個待遇。
即便是遠在加拿大，唐·雷德梅爾的耳邊依然會響起阿莫斯的聲音。從斯坦福大學回到這裡已有數年，可阿莫斯的聲音是那麼清晰洪亮，以至於他常常會忘記傾聽自己的聲音。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候，雷德梅爾忽然覺悟到他與阿莫斯一起完成的工作中也有自己的功勞——不只是阿莫斯一個人的。讓他最終意識到自身價值的，原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事關無家可歸者。這個群體是地方醫療體制背負的重擔。不管是否必要，他們總是頻繁出入醫院的急診室，大量消耗著醫療資源。多倫多每一家醫院的護士都清楚，一旦看見這些人在醫院裡晃蕩，必須在第一時間趕他們出去。雷德梅爾覺得這未必是明智之舉。
為此，他在1991年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招來一批有志於醫療事業的大學生，幫他們爭取到進醫院見習的機會，並在醫院急診室外給他們準備了休息室。當有無家可歸者來看急診時，這些學生需要悉心照料他，給他遞果汁，拿食物，坐下和他說話，幫他取藥。大學生全都是義務勞動，但他們的參與熱情很高，因為可以扮一扮醫生。只不過按照雷德梅爾的計劃，在來到醫院的無家可歸者中，只有一半人能享受到這個待遇，另一半還是會被護士們三言兩語地打發出去。實驗結束後，雷德梅爾對這些人進行了跟蹤調查，想看看他們對多倫多醫療資源的使用情況是否有改變。不出所料，享受過優質引導式服務的無家可歸者再次來到這家醫院的次數要略高於另一組。但讓人意外的是，他們去其他條件更好的醫院看病的次數卻減少了。當他們覺得在這家醫院能得到關照時，就不再會選擇別家醫院了。他們說：「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治療。」對待無家可歸者的不當態度，讓整個多倫多醫療行業付出了代價。
所謂好的科學，不僅是要看見別人業已看見的，還要思考別人未曾說出的。阿莫斯曾經說過的這句話已經印在了雷德梅爾心裡。20世紀90年代中期，雷德梅爾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踐行著這個原則。有一次，他接到一個艾滋病患者的電話，對方說服藥後產生了副作用。通話還沒結束，這個病人就打斷他說：「抱歉，雷德梅爾醫生，我得掛了，出事故了。」原來這個傢伙打電話的時候正在開車。雷德梅爾想，是不是開車時打電話會增加出事的風險？
1993年，他與康奈爾大學的統計學家羅伯特·蒂博施朗尼一同開展了一個複雜的研究，期望能解答以上問題。1997年，他們撰文將研究結論公之於世：開車打電話和酒後駕駛的風險一樣高。邊打電話邊開車的人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4倍，不管是不是手中拿著電話。他們開先河地揭示出了移動電話和交通事故二者間的顯著關係，繼而推動了世界範圍內交通規則的進一步完善。要想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因此而倖免於難，也許還得開展一項更複雜的研究。
此次之後，雷德梅爾又對駕駛員的思維活動產生了興趣。桑尼布魯克醫院創傷急救中心的醫生們認為，只有當交通事故的傷者從401公路附近被送進急診室時，他們的工作才算開始。可雷德梅爾覺得，醫療救治應該從分析病情的根源做起，否則就是不合理的。全世界每年有1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更有好幾百萬人因此而終身殘疾。雷德梅爾說：「世界範圍內每年120萬，相當於在日本每天發生一次海嘯。若是倒退100年，因為交通事故而死傷如此慘重的情況是根本不會出現的。」手握方向盤時，人的判斷失誤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想到這一點，雷德梅爾興奮不已。人的大腦是有局限性的，而我們的注意力也是存在缺口的。大腦會遮蔽那些缺口，讓我們看不見它們。我們自以為知道，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我們自以為安全，但其實我們並不安全。「這是阿莫斯最關注的議題之一，」雷德梅爾說，「並不是因為人們想得不對。不是，不是。人是會犯錯的。真正的原因是，人們不清楚自己會錯到什麼地步。『我喝了三四杯，大概有5%的可能會不在狀態』。不對！你有30%的可能會不在狀態。使美國每年發生一萬起致命交通事故的，正是這種思維誤判。」
改造世界有時比證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這也是阿莫斯說過的話。「阿莫斯常提醒我們，要接受人的錯誤。」雷德梅爾說。雖然無法證實，但阿莫斯的確是以這種方式改造了世界。他的思想已經滲透在雷德梅爾的各項研究中。那篇有關開車時打電話會增加出事風險的文章，阿莫斯就曾讀過並且點評過。也正是在完成那篇文章的過程中，雷德梅爾從電話中得知，阿莫斯過世了。
阿莫斯只對極少的幾個人說了自己的病情，而且他也告訴這幾人，不要和他過多談論這件事。他是在1996年2月從醫生那兒得到這個消息的，自那之後，在說起自己的人生時，他就開始用過去時態了。「他給我打來電話，說醫生告訴他他活不長了，」阿維沙·瑪格裡特說，「我去看他，他還來機場接了我。在返回帕拉奧圖的途中，我們把車停在路邊，看著風景，聊了一會兒，聊的都是生與死。他覺得能提早知道死之將至是件好事，那種置身事外的淡然神態好像是在說別人，而不是在說他自己，難免讓人驚訝。他說，『生命就是一本書，薄厚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容夠不夠精彩』。」阿莫斯似乎覺得，作為一個斯巴達戰士，英年早逝也許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5月，阿莫斯在斯坦福做了最後一次講座，主題是職業籃球界的統計失誤。他從前的研究生及合作夥伴克雷格·福克斯問他需不需要錄像。「他想了一會兒，說：『不必了。』」福克斯回憶說。阿莫斯一如既往地生活著，甚至與周圍人的交流也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他開始說起自己的戰爭經歷。他對瓦爾達·利伯曼講起了自己是如何從炸藥桶邊救出一個暈倒的士兵。利伯曼說：「他認為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一生，他說，『自那之後，我覺得自己必須維繫一個英雄的形象。因為我曾經做過英雄，所以時刻都得努力達到英雄的標準』。」
大部分和阿莫斯有來往的人都沒有發現他身患重症。一個研究生問阿莫斯能不能當他的博士生導師，阿莫斯只是回答說「接下來的幾年我會很忙」，然後就送這個學生回家了。去世前幾周，他給以色列的老朋友耶舒·克洛德尼打了電話。克洛德尼回憶道：「他的聲音聽起來很不耐煩，以前從沒有過。他說，『聽著，耶舒，我要死了。我不覺得這是個悲劇，但是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請你告訴我們的朋友，告訴他們別打電話，也別來看我』。」他依然會讓瓦爾達·利伯曼來看他——兩人正在合作完成一部教材。另一個能見到他的人是斯坦福大學的校長格哈德·卡斯珀，因為阿莫斯聽到風聲，說斯坦福大學正在籌劃他的身後事，準備開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系列講座和學術會議，以示悼念。利伯曼回憶說：「阿莫斯告訴卡斯珀，『你做什麼都行，但是我求你，不要以我的名義來舉辦會議，不要讓一群平庸之輩拿著他們的文章來喋喋不休，還非說和我有關係。把我的名字刻在大樓外，留在屋子裡，或是刻在長椅上，只要是留在固定的東西上，都行』。」
他幾乎不再接聽電話。只有一次，他接聽了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的電話。「我聽說他病重，」戴蒙德說，「也知道他不接電話。可我剛剛寫完提交給諾貝爾獎評委會的報告。」戴蒙德想要告訴阿莫斯，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數不多的幾個被提名人之一。但是諾貝爾獎只頒給在世的學者。戴蒙德記不清阿莫斯是如何回應的，但是瓦爾達·利伯曼當時就在阿莫斯身邊。「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她聽到阿莫斯說，「請放心，我並不打算錯過諾貝爾獎。」
生命的最後一周，他是在家中度過的。陪著他的只有妻子和孩子。他手邊有藥，如果覺得沒有再撐下去的必要，他可以隨時終結自己的生命。關於這一點，他也曾婉轉地向孩子們透露過。（「你怎麼看安樂死？」他隨口問過兒子塔爾。）最後幾天時，他的嘴唇開始發紫，身體開始浮腫，但是他沒有服用止痛藥。5月29日，以色列舉行總理大選，好戰派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擊敗了西蒙·佩雷斯。「看來我有生之年是見不到和平了，」這是阿莫斯的第一反應，「不過我也從來沒指望這輩子能見到和平。」6月1日深夜，孩子們聽到了父親房中傳來的腳步聲和說話聲。他可能又在和自己對話，又在思考。1996年6月2日清晨，當阿莫斯的兒子奧倫再次走進父親的臥室時，發現他已經去了。
他的葬禮讓人們有種模糊而不真實的感覺。參加葬禮的人也許能想像到很多種結局，但唯獨難以想像阿莫斯已經不在了。「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他的朋友保羅·斯洛維克說。當丹尼爾出現在人群中並且緩緩走向前排時，斯坦福大學阿莫斯的同事們嚇了一跳。他就像是個來自遙遠過去的幽靈。「他看起來心神恍惚，甚至有點兒受了驚嚇的樣子，」阿維沙·瑪格裡特回憶道，「那感覺好像是一件事還沒做完，就突然被叫停了似的。」一屋子人都穿著黑西裝，丹尼爾卻穿著襯衫——按照以色列葬禮的風俗。這讓所有人感到意外：丹尼爾好像忘記了身處何地。但毫無爭議的是，所有人都認為該由丹尼爾來致悼詞。「很顯然，他是最合適的人選。」瑪格裡特說。
兩人的最後幾次談話內容大多是圍繞他們的工作，但也不全是談工作。阿莫斯還有話要告訴丹尼爾。阿莫斯告訴丹尼爾，沒有人曾給他帶來這麼多的痛苦。丹尼爾不敢回應，他怕一開口會黯然神傷。阿莫斯還說，即便到最後，丹尼爾還是他最願與之交談的人。「他說和我談話時他最放鬆，因為我是個不畏懼死亡的人，」丹尼爾回憶說，「他瞭解我，任何時候死神光顧我都不會怕。」
在阿莫斯臨終的那段日子裡，丹尼爾幾乎每天都會陪他說話。當阿莫斯表示自己希望按照老樣子生活，而且已不再對新鮮事物感興趣時，丹尼爾疑惑地問他為什麼。「那我該怎麼活？去波拉波拉島？」阿莫斯回答。自那之後，丹尼爾連去波拉波拉島的念頭都不再起過。只要一提這個地方，他的心裡就會泛過一陣不平靜的漣漪。丹尼爾也曾提議兩人合寫點兒東西——為他們的論文集作個序。但是還沒來得及寫完，阿莫斯就離開了。最後一次談話時，丹尼爾告訴阿莫斯，他擔心阿莫斯會對有些內容不認可，因為畢竟署了他的名字。「我說，『我對接下來該做什麼沒有把握』。」丹尼爾說。「他告訴我，『你心裡清楚我會怎麼寫，就按那個寫』。」
丹尼爾當年為遠離阿莫斯選擇了普林斯頓大學，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阿莫斯去世後，他的電話陡然增多起來。雖然阿莫斯不在了，但他們的研究成果還在，而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外界提起他們二人時，不再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而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2001年的秋天，丹尼爾應邀前往斯德哥爾摩出席會議並發言。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以及經濟學領域的大腕悉數到場。他們和丹尼爾一樣，也是衝著諾獎來的。「這是一次預演。」丹尼爾說。他花了不少心血來準備這份講稿，因為他知道，這份講稿除了要展示兩個人的合作成果，還得有些新花樣。他的一些朋友也覺得奇怪，吸引諾獎委員會的，居然是一項由兩人合作完成的研究。「我因合作成果而受邀，」丹尼爾說，「但我必須證明，我本人也足夠出色。問題不在於這個成果是否配得上諾獎，關鍵在於，我是否配得上？」
通常情況下，丹尼爾是不提前準備講稿的。有一次，他在大學開學典禮上即興發表了一番演說，所有人都以為他事先做了準備，但其實他是臨時受邀。可這次不同，他精心打磨著這篇要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宣讀的講稿。「我不敢有一絲怠慢，就連幻燈片的背景色，我都花了很長時間來挑選。」他說。他要講的主題是幸福，這是他最想和阿莫斯一起研究卻一直未能如願的主題。他談到了人們對幸福的預期與他們真正體驗到的幸福是如何的不同，以及它們與人所記住的幸福又是如何不同。談到了如何去進行評測——比如，通過在結腸鏡檢查前、檢查中和檢查後三個階段的問題反饋來實現。他還談道，假如幸福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那麼基於「人類會將『效用』放在首位」這一前提而搭建的經濟學模型就該受到質疑了。人們究竟是把什麼因素放在首位？
會議結束後，丹尼爾返回了普林斯頓。他有一種感覺，如果說自己能獲得諾貝爾獎，那應該就是這一次。評委會已經親眼看到並親耳聽到了他的研究，至於這個人究竟配不配得獎，他們會做出判斷。
2002年10月9日，諾貝爾獎揭曉的日子。所有候選人都知道，如果斯德哥爾摩方面傳來喜訊，那麼這個喜訊應該一大早就送到。丹尼爾和安妮待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們的家中，既像在等待，又不像在等待。丹尼爾當時正在給他的一個優秀學生特裡·奧丁寫推薦信。坦率地說，他沒怎麼想過如果得獎他該怎麼辦。或者說，他是刻意不讓自己去想這個問題。孩童時期經歷戰火時，他曾用想像來編織美好生活。他能設想出情節複雜的場景，而自己就是中心。比如，他想像過自己單槍匹馬打贏了敵人，結束了戰爭。但是，鑒於他是丹尼爾，所以他對自己立有規矩：絕不去幻想那些有望成為現實的事。如果他對有可能實現的東西進行幻想，那他就會失去動力而放棄努力。既然在想像中它們是那麼逼真生動，就彷彿已經為你所有，那又何苦再去費力爭取？他沒有能力結束那場奪走他父親生命的戰爭，那麼幻想一下自己單槍匹馬消滅敵人又有何妨？
所以，丹尼爾也不允許自己去想像如果得了諾貝爾獎他該怎麼辦。這倒正好，因為電話並沒有響起。不知什麼時候，安妮站起身來，有點兒難過地說了聲：「好吧。」失意的人年年都有，守著電話靜候佳音的人也年年都有。安妮出門去健身，把丹尼爾一個人留在了家裡。丹尼爾善於應對想得而不能得的結局，所以錯失大獎對他而言並不算是過分沉重的打擊。對於自己是誰，自己做了些什麼，他完全能坦然以待。現在，他倒是可以放心大膽地想像一下如果得了獎他該怎麼辦了。他會帶著阿莫斯的妻子和孩子一同去領獎。他會在得獎感言的結尾處附上他寫給阿莫斯的悼詞。他會帶著阿莫斯一起去斯德哥爾摩。他會替阿莫斯做那些阿莫斯從沒替他做過的事。但現在，他還有別的事要做。他坐回桌前，接著替特裡·奧丁寫那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
然後，電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