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在成為麻省心理健康中心主管後不久，邁爾斯·肖爾就意識到自己遇上了難題。該中心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學基地，肖爾則是醫學院布拉德學會的精神病學教授。剛一坐上管理者的位子，他就面臨一個抉擇：要不要提拔醫學研究者艾倫·霍布森。其實，這個決定原本並不難做。霍布森已經在若干篇發表於核心期刊上的論文中抨擊過弗洛伊德的夢是無意識的寫照這一觀點。他指出，夢實際上來自大腦的某個區域，與人的內在渴望並無關係。他用證據表明，做夢的時機和夢的長度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可以預測的。也就是說，夢並不是人們心理狀態的寫照，而是神經系統的折射。此外，霍布森的研究還表明，讓精神分析學家通過釋夢去挖掘一個人的無意識慾念完全是浪費金錢¤。
霍布森改變的，是人們對於睡眠時大腦狀態的認知，可他並不是單槍匹馬在做這件事，這也正是令邁爾斯·肖爾為難的地方：霍布森關於夢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和他的搭檔羅伯特·麥卡利合寫的。肖爾說：「合作完成的成果很難成為候選人升職路上的有力武器，因為整個體制是以個人成果為考核基礎的。我們考慮的重點通常是：這個人在這個領域做出了什麼重要貢獻？」肖爾希望能把霍布森推上去，但他必須得在挑剔的委員會面前據理力爭。「他們其實不想提拔任何一個人。」肖爾說。在試圖駁回霍布森的升職提案時，委員會成員問肖爾，能不能明確指出霍布森在與麥卡利的合作中完成了哪些工作。「他們讓我說說這兩個人分別都做了些什麼。」肖爾回憶道。因此，「我找到他們二人，問，『你們各自的貢獻是什麼？』他們回答：『我們各自的貢獻？這誰知道，所有工作都是一起完成的。』」肖爾又再三確認，最後才不得不相信他們所言不假：兩人並不知道哪個觀點是由他們當中的哪一個先提出的。「真是太有意思了。」肖爾說。
肖爾認定，如此有意思的現象一定不是個案，於是他開始尋找其他類似的人——那些在一起共事不少於5年、曾經愉快合作過的搭檔們。他找到了一對演喜劇的二人組；一對鋼琴演奏家，其中一人最初是因為怯場所以開始和搭檔同台演出；一對以「愛瑪·拉森」為筆名合寫推理小說的女作家；還有一對著名的英國營養學家，麥坎斯和威多森，這二人關係密切之極，以至於他們在所有著作的署名中都把自己的名字省去，只保留了姓氏。「他們對於黑麵包比白麵包更有營養的說法深惡痛絕，」肖爾回憶道，「早在1934年的研究中他們就推翻了這個觀點，不知為什麼人們還是對此深信不疑？」在肖爾採訪到的這些人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對他們和搭檔之間的關係感到不可思議，所以願意和他談談。唯一的兩個例外是「一對吝嗇的物理學家」以及一對把訪談當兒戲的冰上舞者托維爾和迪安。那些願意坐下來與邁爾斯·肖爾暢談一番的人當中，就包括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
肖爾是在1983年找到二人的。當時，他們正在加州的阿納海姆參加美國心理學會召集的會議。丹尼爾當時49歲，阿莫斯46歲。他們一起與肖爾聊了數小時，後來又分別和肖爾談了幾個小時。他們談到了兩人初相遇時的興奮，談到了這些年來的合作歷程。阿莫斯告訴肖爾：「剛認識那會兒，我們能把從未有人提過的問題解答出來，我們能拋開故紙堆談論心理學，能對身邊事做出解釋。」肖爾還問他們，是否把自己的研究歸在人工智能這一新興領域，阿莫斯說：「並不盡然，我們不研究人工智能，只研究人之愚昧。」
肖爾覺得，丹尼爾和阿莫斯與那些事業有成的搭檔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他們都善於打造這種專屬於兩個人的私人俱樂部。「他們極度欣賞對方，但這種欣賞並非沒有原則，」肖爾說，「他們一般不會對其他人產生這種感覺，尤其不受他們歡迎的就是編輯。」與別的搭檔一樣，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也使得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變得緊張。「合作給我的婚姻造成了一定影響。」丹尼爾坦言。同樣，他們也說不清楚個人在合作中做出了哪些貢獻。「你問是誰做的？」丹尼爾說，「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並不清楚。對此一無所知反倒是種美妙的體驗。」肖爾看得出，阿莫斯和丹尼爾意識到了，或者說看似意識到了，他們是多麼需要對方。「有些天才是靠單打獨鬥，」丹尼爾說，「我不是天才，阿莫斯也不是。可我們聯起手來就能所向披靡。」
與其他19對接受肖爾採訪的搭檔不同，阿莫斯和丹尼爾對於他們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並不避諱。「當我問及是否發生過矛盾時，大部分人會避而不談，」肖爾說，「個別人完全不願意承認有矛盾。」阿莫斯和丹尼爾卻不是這樣，至少丹尼爾不是。他坦言：「在我婚後，以及我們移居美國之後，我和他的關係出現過問題。」阿莫斯對此有些諱莫如深，但是，肖爾與丹尼爾和阿莫斯的大量對話實錄表明，自從他們於6年前離開以色列，兩人之間就狀況頻發。當著阿莫斯的面，丹尼爾一直在抱怨外界對他們之間關係的說辭。「大家一直認為是我在附和他，可事實並非如此。」他說。這話與其說是講給肖爾，不如說是講給阿莫斯。「合作也讓我蒙受了一些損失。必須承認，有些工作顯然是出自你的手，比如形式化分析，這是你的強項，而且在我們的研究中也是極其重要的部分。相比之下，我的貢獻就不是那麼突出。」阿莫斯開口了，但只是寥寥數語。他認為，丹尼爾抱怨的這種不對等關係同樣也會出現在其他合作者之間。阿莫斯說：「評定功績並非易事，外界的評價會極大地損耗我們的精力，但是於合作卻毫無益處。這樣的評價始終會有，人們總會認為有的人更強一些。這不過就是平衡法則中的一種。合作本身就是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它不會恆定不變，因為人們不樂意看到恆定不變的關係。」
單獨和肖爾在一起時，丹尼爾會談得更加深入一些。他暗示說，自己並不認為他們之間的問題完全源自外部干擾。他說：「學術成就帶來的回報——就像我們所擁有的，最終會被一個人獨享，或是被一個人佔去大部分，這是合作關係所特有的無情之處。阿莫斯也無法左右這一事實，儘管我懷疑他是否真的想要這樣做。」接著，他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自己對阿莫斯的看法。他覺得，阿莫斯很有可能從他們合作完成的研究中獲取了絕大部分好處。他說：「我總是處在他的光環之下，這是我們單獨交流時不曾有過的，這讓我感到緊張。我嫉妒他，這種感覺讓我很不安。我討厭嫉妒……也許我說的有點兒多了。」
整個訪談留給肖爾的印象是，阿莫斯和丹尼爾已經走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最糟糕的時刻已然過去。兩人能夠開誠佈公地談論他們之間的問題，這在肖爾看來是一個好兆頭。訪談過程中，他們其實並沒有針鋒相對。他們對待矛盾的態度與其他受訪者完全不一樣。肖爾說：「他們還在一起玩以色列紙牌。」「我們是以色列人，所以會沖對方大聲吼叫。」阿莫斯尤其對此抱有樂觀心態，他相信自己還能和丹尼爾一如既往地合作下去。美國心理學會給兩人同時授予了「科學貢獻榮譽獎」，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丹尼爾向肖爾坦白說：「我一直擔心他會獨得大獎，幸虧沒有，否則真是一場災難，因為我不可能坦然地接受這樣一個結果。」這個獎項的出現消除了他們的痛苦，或者說至少在肖爾看來是這樣的。
時過境遷，肖爾最終還是沒能動筆寫那本有關最佳搭檔的書。幾年後，他將當年的訪談錄音寄給了丹尼爾。丹尼爾說：「我從頭聽到尾，很顯然，我們之間的關係自那時起就已經結束了。」
1977年年末，在丹尼爾表示他不準備重返以色列之後，學術圈風傳阿莫斯也將離開以色列。通常情況下，各大學都不會主動去招募教授，即便有，招募過程也會相當漫長，但這一次，他們卻變成了快速反應部隊，就像一個坐在沙發上悠閒看電視的胖子，發現房子著火之後忙不迭地起身應對。哈佛大學很快就向阿莫斯發出了邀請，承諾給他終身教授的職位，但是在芭芭拉的問題上，他們過了幾周才做出答覆，可以提供一個助教崗位。密歇根大學憑借辦學規模大的有利條件，火速準備了4個終身教授席位——在請來丹尼爾、安妮、芭芭拉的同時，把阿莫斯也納入麾下。曾經以年齡為由拒絕過丹尼爾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現在卻意欲將橄欖枝伸向阿莫斯。但是，沒有哪個大學像斯坦福大學那樣行動迅速。
斯坦福大學負責這次招募行動的是心理學系的青年才俊李·羅斯。他很清楚，美國的大型公立大學為了留住阿莫斯，會無條件地接收芭芭拉以及丹尼爾和安妮。斯坦福大學在規模上不佔優勢，無法一下子拿出4個崗位。羅斯說：「我們想出了其他學校做不到而我們能做到的兩點，一是盡早發出邀請函，二是盡快落實。我們希望能說服阿莫斯選擇斯坦福，而說服他的最佳方式就是讓他看看我們的辦事效率。」
羅斯自認為，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在美國大學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聽說阿莫斯在觀望待選，他立即將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的人員召集在一起。羅斯說：「我真該讓阿莫斯也看看當時的情況。我說，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意第緒族的經典故事。從前有個單身漢，獨自一人，過得開心快活。有一天，媒人找到他對他說：『你可願意讓我替你介紹一樁婚事？』『噢，什麼情況？』單身漢問。『她很特別。』媒人說。『是嗎，那她美嗎？』單身漢問。『當然美，像索菲亞·羅蘭一樣美，而且還更年輕。』『真的嗎？那她家裡有錢嗎？』單身漢又問。『錢？她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繼承人。』『那她一定是個蠢女人。』單身漢說。『蠢女人？她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的提名。』『那我接受！』單身漢說。媒人回答：『太好了，這樁婚事談成了一半！』」羅斯對心理學系的員工說：「聽我給你們介紹完阿莫斯，你們也一定會說『我接受！』而我會說，『很遺憾，我們只是談成了一半』。」
這種推銷員式的腔調究竟有沒有必要，羅斯也不是很清楚。羅斯說：「每個碰巧接觸這項工作的人都會為自己在其中表現出的判斷力和洞察力而自我寬慰，但這算不了什麼。」就在同一天，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的全體成員找到學校校長，對他說：「我們沒有任何的書面材料，也沒有對方的推薦信或者其他東西。但是，請相信我們。」當天下午，斯坦福大學就做出決定，給阿莫斯提供終身教授的職位。
阿莫斯後來也說過，無論是選擇哈佛，還是選擇斯坦福，他都會有遺憾。如果去了哈佛，他會因享受不上帕拉奧圖的好天氣和優越生活而感到遺憾；而在斯坦福，他會後悔——僅僅是稍縱即逝的——自己沒能成為哈佛的教授。即便他碰巧想到阿莫斯和丹尼爾應該同在一處，他也從來沒有表露過。斯坦福大學對丹尼爾並非不感興趣。「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羅斯說，「你會招來兩個從事相同研究的教授嗎？聘請阿莫斯一個人，就能讓我們從他們的合作成果中獲益，這的確是個冷酷的事實。」丹尼爾的本意是四個人一起去密歇根大學，可阿莫斯除了哈佛和斯坦福哪兒都不願去。鑒於哈佛和斯坦福並沒有向自己發出邀請，伯克利分校又明確表示無意聘用，丹尼爾最終和安妮一起去了位於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他和阿莫斯約定，每隔一周就輪流飛去對方所在的城市會面。
當時的丹尼爾依然沉浸在一種揚揚自得的情緒中。他說：「前景理論的推出讓我們興奮不已，竟至於覺得自己無堅不摧了。那個時候，我們之間還沒有出現隔閡。」在斯坦福大學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發出邀約後，阿莫斯在丹尼爾的見證下進行了一次中規中矩的就職演說，其中還提到了前景理論。「我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替他驕傲，」丹尼爾說，「這有點兒出乎我自己的預料，因為這一刻的本能反應原本該是嫉妒。」在1978年離開帕拉奧圖前往溫哥華迎接新學年時，丹尼爾對於造物弄人的感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他的兩個孩子與他遠隔重洋，同在世界另一端的，還有他曾經的同事，曾經工作過的實驗室，以及他曾經以為自己永遠也不會與之分別的那個國度。他的魂留在了以色列。「想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的生活已經不再和從前一樣了，」他說，「我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反事實思維無時無刻不在伴隨我。我總是會把現在的生活和原本可能有的生活兩相比較。」
在這種奇怪的思維狀態中，侄子伊蘭的身影躍入了他的腦海。贖罪日戰爭期間，伊蘭在以色列空軍戰鬥機上做領航員，時年21歲。戰爭結束後，他找到丹尼爾，讓他聽當年他在飛機上錄下的一段聲音。當時他正坐在飛機後排，突然發現一架埃及人駕駛的米格戰鬥機正從後方向他們逼近，生死攸關。錄音帶上傳來的是伊蘭的聲音，他沖飛行員尖聲叫道：「下降！下降！下降！他追過來了！」聽錄音的時候，丹尼爾發現這個年輕人在顫抖；不知為何，他希望讓叔叔聽一聽他當年的遭遇。伊蘭是戰爭中活下來的幸運兒，但是，時隔一年半，1975年3月，在他還有5天就將從軍中退役的時候，災難降臨了。和他一起的飛行員在飛行時因強光刺激而失明，機頭朝下墜地，機毀人亡。
他們原本以為在提升飛行高度，但實際卻是在往下降。這種錯誤並不罕見。工作狀態中的飛行員往往會失去方向感。當失重的飛機以1000千米的時速連翻帶滾地撞向地面時，人的聽覺系統不可能正常工作，這與人的大腦不可能計算出複雜狀況中的概率是一個道理。駕駛飛機的人容易出現感知錯覺，正因為如此，沒有拿到儀表等級證的飛行員若是駕機上天，那最多存活178秒。[1]
伊蘭出事後，他身邊的親人朋友無不感到惋惜。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假如」。假如伊蘭在事故發生前一周就已經從空軍退役，假如飛行員因強光失明後他能馬上接手。大家的思維都游移在想像的空間裡，游移在災難未曾發生過的那個空間裡。丹尼爾發現，這種思維並不是無跡可尋。人們在假想事情的其他可能性時，並不是天馬行空地隨便想。如果伊蘭還有一年才退役，可能沒人會說「假如他一年前就退役……」同樣，沒人會說「假如飛行員那一天感冒沒來」或者「假如那架飛機當天因為機械故障被停飛」。更不會有人說「假如以色列沒有空軍部隊」。在上述這些反事實的想像中，伊蘭也是可以倖免於難的，但是他身邊的親人卻沒有一個會做這樣的設想。
當然，此類設想還有成千上萬種，但是人們似乎只會想到其中幾種。當在想像空間裡試圖消解這場悲劇時，他們實則遵守了一些固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在丹尼爾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各種設想的過程中，也在發揮著相同的作用。
抵達溫哥華後不久，丹尼爾就讓阿莫斯把他們之前有關「後悔」的所有討論記錄都寄了過來。在耶路撒冷，他們曾經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討論這個命題，包括人們對於不愉快情感的預期，以及這種預期是否會影響人們的選擇。如今，丹尼爾想換個角度，重新思考後悔以及其他的情緒。他想要知道，人們是如何消化那些已經發生過的事件的。此項研究有望為他和阿莫斯的判斷及決策研究注入新的內容。「諸如絕望中的希望、如釋重負或者追悔莫及等情感因素都可以被納入決策理論的體系，因為它們都是人類在面對某種結果時會出現的重要的情緒體驗。」他們在討論紀要中這樣寫道。「然而，人們對此類情緒存在一種偏見……他們認為，但凡是個思想成熟的人，在面對痛苦或者喜悅時，都應該產生與之相宜的情緒，而不該從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尋求安慰或者平衡。」
由此，丹尼爾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錨定性的基礎之上想到了第四個啟髮式，後來他稱之為「模擬性」，用於描述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對於人類思維的影響力。在生活中，人們經常會在思維空間裡模擬未來。如果我直言不諱，而不是假裝附和，結果會怎樣？如果他們將地滾球朝我踢來，球正好落在我的腳邊，結果會怎樣？如果我對他的提議說了「不」字，結果會怎樣？此類假想出的場景往往成了人們做判斷和做決定時的部分依據。然而，並不是所有場景都能如此輕易地被假想出來；有些場景是被阻隔在思維之外的，就像人們在面對悲劇時產生的惋惜之情一樣，都是受一定規則限制的。通過揭示這些規則，瞭解大腦在消解某些已經發生的事件時遵循著什麼樣的原則，你有可能洞悉人們是如何在事情發生前進行思維預演的。
就這樣，隻身一人待在溫哥華的丹尼爾迷上了這個全新的命題——真實世界和想像中的世界之間究竟橫亙著什麼。在他和阿莫斯已經完成的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在前人未曾涉足的問題中尋找規律。如今，同樣的問題又一次擺在了他們面前。丹尼爾想要知道，人們在進行反事實思維時，是如何構想出那些與真實情況相反的可能性的。簡單地說，他想要揭示人們的想像規律。
在丹尼爾構想的實驗場景中，急脾氣的新同事理查德·蒂斯成了其中一位原型：
克蘭先生和蒂斯先生乘坐的兩趟航班原定於同一時刻起飛。他們從市區搭乘同一輛大巴車前往機場，路遇交通堵塞，等抵達機場時，已經比起飛時間晚了30分鐘。
克蘭先生得知，他的那趟航班已於半小時前准點起飛。
蒂斯先生得知，他的航班略有延誤，5分鐘前才起飛。
誰的心情更糟糕？
二人的處境並無兩樣。他們都預料到會誤機，也都沒能及時趕上飛機。然而，有96%的受訪者認為蒂斯先生的心情會更糟糕。看來大家都認同一點：現實情況並非是導致沮喪情緒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現實和另一個現實之間的接近程度同樣會影響人的情緒。在上述例子中，接近程度就是指蒂斯還差多少時間能趕上飛機。「蒂斯先生之所以會更沮喪，是因為他『更有可能』趕上飛機。」丹尼爾在一份講座筆記中這樣寫道，「同類事例都呈現出一種愛麗絲漫遊仙境般的特質，想像和現實被毫無理由地糅合在一起。克蘭先生為什麼不能想像著自己能早到半個小時從而避免誤機？很顯然，人們的想像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丹尼爾著手要去研究的，正是這些限制。他希望能更深入地探查他所謂的「反事實情緒」，或者說，那些促使人們在思維空間裡構想一個假想現實，從而使真實現狀帶來的痛苦得以緩解的情感。在「反事實情緒」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後悔」，其基本特質也適用於沮喪和嫉妒這兩種情感。在寫給阿莫斯的信中，丹尼爾稱之為「無法實現的情感」。這些情感可借由簡單的數學公式加以描述。丹尼爾認為，該類情感的強度係數受兩個變量的控制，一是「對另一種現實的渴望程度」，二是「另一種現實出現的可能性」。很多時候，令人後悔或者懊惱的事情是不太容易被消解的。感到沮喪時，人們需要對環境中的某種特質進行消解；而感到後悔時，人們則需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消解。丹尼爾寫道：「但是，對沮喪或者後悔的消解過程卻遵循著基本相同的原則。人們都需要經由一條或多或少合理的路徑來通往想像出的那個空間。」
嫉妒則有所不同。人們無須費力去構建一個想像出的情形來體驗嫉妒。「能否想像出不同的情形，這似乎取決於個體與所嫉妒對像之間的相似性。要想體驗嫉妒，你只需來一番換位思考就足夠了，沒有必要非得構想出一個合理的場景。」說來奇怪，嫉妒並不需要借助想像之力。
獨處異地的丹尼爾和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就這樣糾纏了幾個月。1979年年初，他將一份題為「思維解密」的紀要寄給了阿莫斯。「我近來在思考人們對待災難的態度，構想出了各種用以消解災難所帶來的痛苦的方式，」他寫道，「希望能確立人們在面對災難性後果時所調動的思維模式。」
一個店舖老闆在夜間被打劫。他奮力反抗，結果被劫匪擊中頭部失去知覺。等到被人發現時，他已經沒命了。
兩車迎頭相撞，原因是兩輛車都試圖在視線不佳的情況下超車。
一男子心臟病發，他試圖打求救電話，卻因夠不到電話而死亡。
有人在一次狩獵事故中被流彈擊中身亡。
「你會如何看待上述悲劇？」他寫道，「如何看待肯尼迪的遇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整整齊齊地寫了八九頁。想像並不是一隻能夠自由飛翔的小鳥，它只是一種工具，通過刪減這個世界所蘊含的無限可能性來使我們從中提取意義。想像遵循一套規律：消解的規律。其中之一就是，用於消解現狀構想另一種現實的東西越多，消解就越不容易發生。在大地震所造成的喪生和因雷擊而導致的死亡之間，人們似乎更容易對後者做出更多的思維假設，因為要想對地震做出消解式思維，人們就得將所有發生過的地震都考慮一遍。「一件事導致的後果越多，要消解這件事所需的努力就越大。」丹尼爾在信中寫道。另一條與此相關的規則是，「當我們把事件場景退回到從前時，該事件會逐漸變得不那麼難以接受」。隨著時間的流逝，任何一件事的後果都會累積起來，從而導致更多的東西有待被消解。待消解的東西越多，思維就越不可能去嘗試消解。這也許正是用時間來治癒傷痛的一種方式。
丹尼爾總結出的「焦點原則」更具普遍性。他寫道：「我們常常會為某個場景構想出一個男主角，不管是何種場景，我們都會想像它是恆定不變的，只有那個男主角在動。我們不可能設想在肯尼迪被刺事件中，奧斯瓦爾德射來的那顆子彈會被一陣風吹走。」但是，當進行思維消解的主體就是場景中的主人公時，這條規則就無法成立了，因為一個人不太可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消解。丹尼爾寫道：「改變或者取代自己遠比改變或者取代別人更困難，構想出來的新世界一定和自己當下所處的世界千差萬別。我可能擁有一定的想像自由，但是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為其他人。」
人們最常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事件發生後進行反事實思維。一位中年銀行家每天都沿同一條路線開車去上班。有一天，他選了另一條路，結果，一個逃學的孩子駕駛一輛敞篷小貨車闖了紅燈，撞上他的車並且導致他死亡。當問及人們對此事件的看法時，他們的思維會停留在銀行家當天選擇的那條路線上。假如他走的是平時的路線，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了！但是，假設當天他走的還是常規路線，但依然因為一個開車闖紅燈的逃學生而丟了性命，沒有人會想：要是他當時沒走這條路就好了！對於常規形式導致的結果和非常規形式導致的結果，人們的態度好像大相逕庭。
在消解某些預料之外的事件時，思維極易將概率因素隔絕在外。能讓這個銀行家倖免於難的最好辦法，就是更改當時的時機。假如他或者那個逃學的男孩在災難發生時早到了幾秒或者晚到了幾秒，那兩輛車就不會相撞。但是，人們在消解這場悲劇時，並沒有這樣想。對他們而言，消解整個事件中的不尋常之處要容易得多。「你不妨自娛自樂地對希特勒做一番假想。」丹尼爾寫道。他緊接著向阿莫斯提到了一段相關描述：希特勒實現了最初的夢想，如願以償地成了維也納的一名畫家。「現在，請從相反的角度進行設想（反事實的），」丹尼爾寫道，「別忘了，在形成受精卵的那一刻，阿道夫·希特勒也同樣可能是一個女嬰。他成為藝術家的可能性也許不會高過他出生時就是個女性的可能性。那為什麼我們在對希特勒做反事實假想時，會認為前者可以接受，後者卻不合邏輯呢？」
想像所遵循的這種機制讓丹尼爾聯想到了他之前曾經嘗試過的越野滑雪運動。他參加過兩次基礎班，發現滑雪上山遠比下山要難得多。在面對這種狀況時，人的內心會更願意滑雪下山。丹尼爾稱這種情況為「下山規律」。
在醞釀這些新想法時，他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一種離開阿莫斯也能快步前行的感覺。在信的末尾處他寫道：「希望在下週日會面之前能收到回信，你的意見對我來說很重要。」丹尼爾不願提及阿莫斯究竟有沒有給他回信——多半是沒有。阿莫斯好像對丹尼爾的新想法挺感興趣，但不知何故他並沒有介入其中。「他幾乎什麼都沒說，以前從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丹尼爾說。他懷疑阿莫斯正處在情緒的低谷，這不太像是阿莫斯的風格。離開以色列之後，阿莫斯也曾私下裡對密友透露過他的心事，他沒有想到，背國離鄉並未讓他產生什麼負罪感。但他也沒料到，想念故土的情懷竟是如此濃烈。這也許就是癥結所在，在正式移民美國之後，阿莫斯不再是過去的那個阿莫斯了。也可能是因為丹尼爾的新想法與他們先前的研究相距太遠。截至當時，他們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從挑戰某個已經被廣泛接納的理論入手。他們會找出那些理論的漏洞，然後創建一套新的、更具說服力的行為理論。至於人的想像力，目前並沒有一個現成的理論來供他們挑毛病或者徹底推翻。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各自的不同地位所造成的差距已經橫亙在了二人中間。阿莫斯到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時，似乎有種屈尊移駕的感覺。丹尼爾上帕拉奧圖去，阿莫斯下溫哥華來。「阿莫斯原本眼光就高，這個地方在他看來粗陋不堪，這一點我能感覺到。」丹尼爾說。一天晚上，兩人在閒聊，阿莫斯隨口誇讚起斯坦福大學，說那裡的每個人都讓他覺得出類拔萃。「這算是個導火索，」丹尼爾回憶道，「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可能他說完就後悔了，但是我記得自己當時的感覺——他在居高臨下地同情我，這讓我很受不了。」
但是丹尼爾最主要的感覺還是沮喪。這麼多年來，他的每一個新想法幾乎都是在阿莫斯的見證下誕生的。他們從來沒有拋開對方單打獨鬥過，也從來沒有和其他什麼人合作過。這才有了之後的奇跡：毫無保留地接納對方的想法，然後將兩個人的思想鍛造為一體。「我的感覺是，很多時候想法是我最先提出的，但最後的成果卻遠遠超出了原來的預期。」丹尼爾後來對邁爾斯·肖爾說。如今，他重新回到了獨自戰鬥的狀態，原本能幫助他走得更遠的那些思想——來自阿莫斯的思想——不復存在了。「我有無數個想法，只是他已經不在我身邊了，」丹尼爾說，「這些想法一無用處，只有阿莫斯能賦予它們生命。」
距離丹尼爾給阿莫斯寄去信件後數月，應圈內赫赫有名的卡茲紐科姆年會的邀約，兩人一起前往密歇根大學做了兩場講座。主辦方同時邀請了他們兩人，而不是只邀請阿莫斯，這令丹尼爾多少有些意外。阿莫斯的講座主題是他們二人合作完成的框架效應研究，這進一步證實了丹尼爾的猜測：阿莫斯對他的新想法不太感冒。對於丹尼爾，本次年會上他將首度公開在兩人分開後這9個月的時間裡他獨自完成的新思想，他稱之為「想像空間中的心理學」。「鑒於在座各位都是我們志同道合的同行，因此阿莫斯和我決定不妨將這一初具雛形的研究拿來與大家探討……我們要研究的，是未曾實現的可能性在人類情感領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我們是如何詮釋這些可能性的。」
接下來，他解釋了反事實思維的規則。除了前文提到的上班途中因與逃學少年駕駛車輛相撞而身亡的銀行家，他還創設了更多的模擬場景。比如，有個不走運的傢伙，駕車時突發心臟病，還沒來得及踩剎車就一命嗚呼了。大部分模擬場景都是他獨自在溫哥華的深夜裡憑空想像出來的。這些想法常常是在不經意間闖進他的腦海，所以他的床頭常備著一個筆記本。如果說阿莫斯擁有的是更為敏銳的思維，那麼丹尼爾擁有的就是更為高超的講述能力。兩人在北美洲開啟新生活之後，暫居領先地位的也許是阿莫斯，但情況不會永遠不變，大家也會看到他丹尼爾的一番作為。他能看出來，每個人都被他的講座給吸引住了。結束後，沒有人急著離開。大家聚在一邊繼續聊著。阿莫斯的顧問克萊德·庫姆斯也朝他們走過去，欽佩之情溢於言表。「這麼多的想法都是從哪裡來的？」他問道。阿莫斯答：「丹尼爾和我沒有談起過這些。」
丹尼爾和我沒有談起過這些。
正是這句話，在丹尼爾心中投下了一道陰影。後來提及此事時，他承認，從那一刻起，他們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就算是結束了。他也曾設想過很多種可能性，好讓這一切不至於發生。但他並沒有想過「要是克萊德·庫姆斯沒有問那個問題」，「要是我和阿莫斯一樣大大咧咧」，或者「要是我沒有離開以色列」。他想的是，「要是阿莫斯能謙虛一點兒」。在他眼中，阿莫斯就是事件裡的男主角，是焦點人物。在別人拱手奉上一份順水人情請他誇讚丹尼爾時，他卻拒絕了。一切還在繼續，但是這一幕卻長久地留在了丹尼爾心中，遲遲不肯離去。「戀愛中的一男一女也會發生分歧，」丹尼爾說，「你意識到出了問題，意識到情況不妙，但你們的關係還在繼續。」你愛對方，但是你能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在推你離開，你會想也許一切都將改變。你心存僥倖，希望出現一些轉機，好把這段關係加固一番，修復一番。但是這一次，任何轉機都沒有出現。「我希望阿莫斯能反思一下發生的這一切，可他並沒有這樣做，也不認為他有這樣做的必要。」丹尼爾說。
密歇根之行結束後，丹尼爾在談及他的反事實思維研究時，再也沒有提過阿莫斯的名字。這在他來說是絕無僅有的事。10年來，兩人一直在嚴格遵守著一條約定：絕不和其他有同類研究興趣的人互通有無。1979年年末，也可能是1980年年初，丹尼爾開始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名叫戴爾·米勒的年輕助教來往，並和他就現實和想像之間的差異交換了想法。當米勒問及阿莫斯時，丹尼爾說他們已經停止了合作。「他還沒有從阿莫斯帶來的陰影中走出來，看得出，他對此十分在意。」米勒說。時隔不久，丹尼爾就和米勒一起開始完成《思維解密》這篇文章。米勒說：「我以為他們之間達成了共識，可以各自和其他人合作，可他堅持說自己和阿莫斯合作的日子已經徹底結束了。我還記得與他之間的很多次談話，他顯得憂心忡忡，有時候還提醒我別對他太生硬，因為自阿莫斯之後，這是他第一次與別人共事。」
如果說阿莫斯不像丹尼爾那樣在意卡茲紐科姆的這次講座，那是因為這樣的機會對阿莫斯來說是家常便飯。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回想起他們的導師時，不止一人會覺得他像個單口相聲演員，成天忙著到世界各地的夜總會裡趕場子走秀。「他喜歡邊說話邊思考，」他的妻子芭芭拉回憶道，「他洗澡時，你隔著門都能聽見他自己對自己說話。」孩子們也習慣了父親的自言自語。「他自說自話的樣子很像精神失常的病人。」兒子塔爾說。有時候，他們會看著自己的爸爸開著那輛棕色的本田車回家來，停在屋前的街道上，又開始自言自語起來。「他會以5千米的時速磨磨唧唧，也會突然一下子加大油門，」他的女兒唐娜說，「這說明他又想通了一個問題。」
在參加卡茲紐科姆系列講座之前的幾個星期，也就是1979年的4月初，阿莫斯正忙於和蘇聯方面周旋。他加入了一個由10名西方國家心理學家組成的代表團，要去履行一項特殊使命。當時，蘇聯心理學家意欲說服政府，讓國家科學院承認數學心理學的合法地位。為此，他們向美國心理學界的同行發出了聲援請求。兩位聲望顯赫的數學心理學家，威廉·埃斯蒂斯和鄧肯·盧斯自告奮勇，還出面邀請了當時美國頂尖的心理學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年事已高的資深學者，阿莫斯算是為數不多的少壯派之一，另一個是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布賴恩·萬德爾。「前輩們認為我們兩個有助於在蘇聯為心理學挽回一絲顏面，」萬德爾回憶說，「在馬克思主義面前，心理學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他們花了好半天的時間才搞清楚為什麼心理學在馬克思主義眼中是這個形象。那些蘇聯心理學家就像江湖騙子。「我們以為蘇聯方面真的會有幾個從事科學研究的心理學家，」萬德爾說，「但是沒有。」當蘇聯人和美國人輪番做陳述時，美國人會就決策理論做出詳盡介紹，而他的蘇聯同行則會拿出一個匪夷所思的命題來和大家分享——有個傢伙就講述了飲用啤酒後的腦電波是如何被飲用伏特加之後的腦電波干擾的。萬德爾說：「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後，會把它寫成論文發表出來，蘇聯人想到一個問題，只會誇誇其談地說出來，而我們會感慨，『哦，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他們當中還有人研究了生命的意義，認為可以用帶有變量E的公式來計算生命的意義。」
蘇聯人對於決策理論一無所知，而且似乎對這個主題也並不十分感興趣。但也有例外。萬德爾說：「有個傢伙發表了一番還算頗有見地的論調，至少比他的同行們強一些。」最後才發現他是克格勃派來的特工，他的言論其實就來自他所接受的心理學培訓內容。「之所以能發現他的真實身份，是因為後來得知他又出席了一個物理學會議，並且同樣發表了一番宏論，」萬德爾說：「他是唯一一個讓阿莫斯看上眼的傢伙。」
他們住在抽水馬桶沖不了水、供暖設備供不了暖的賓館。房間裡被安了竊聽器，走到哪兒都有便衣尾隨。「剛開始那幾天，大家都有些亂了陣腳，」萬德爾說，「我們無處可藏。」阿莫斯覺得整件事很荒唐。「他們格外關注阿莫斯，可能因為他是個以色列人。」萬德爾說，「他用阿莫斯獨有的方式在紅場上散步，然後用眼神告訴我，『來吧，讓我們甩掉他們！』接著，他真的就把那些尾隨他的便衣給甩開了。」當他們最終抓住他時——他躲進了一家百貨公司——這些蘇聯人氣得火冒三丈。「他們狠狠地訓了我們一通。」萬德爾說。
在那間被裝了竊聽器的冷冰冰的房間裡，阿莫斯還是花了些時間給一篇他標注為《思維解密》的文章做了修改和補充，最終這篇文章被擴充到了40頁左右的樣子。字裡行間密密麻麻的批注彷彿讓人聽到了鑽石切割機雕琢打磨的聲音。很顯然，阿莫斯希望將丹尼爾的思想雕琢成一套完善的理論。可丹尼爾並不知情，不知道阿莫斯其實也在絞盡腦汁地構想他的虛擬場景：
大衛·彼得在空難中喪生。以下哪一種反事實思維更易發生：
——如果飛機沒有墜毀。
——如果大衛·彼得搭乘的是另一架飛機。
阿莫斯沒有回復丹尼爾的長信，相反，為了把丹尼爾一股腦兒傾瀉在紙上的想法梳理清楚，他還自己動手做了些筆記。「現實世界往往出人意料，它並不像我們想像出的世界那樣合乎情理。」他寫道。「對於此類想像，我們可以按照以下兩個原則來排序：第一，合理性；第二，與現實之間的相似性。」沿著這一思路，他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寫出了密密麻麻的8頁筆記，希望能創立一套符合邏輯的、經得起推敲的想像理論。「這些想法讓他著迷，」芭芭拉說，「和他當初對待決策理論的心情是一樣的。它也是一種決策，只不過人們不曾選擇這樣做。」對於題目，他推敲了很久，因為他想借由題目明確自己的寫作重點。他先是想出了「消解啟髮式」這個名詞，後來又給新理論取名為「可能性理論」，接著又改為「場景理論」，後來又改成「想像空間理論」。最終，他選擇了「陰影理論」這個名稱。阿莫斯在筆記中寫道：「依據陰影理論，備選狀況或者可能出現的場景決定著我們對現實的預期，決定著我們如何看待現實、如何回顧現實、如何對現實做出解釋，同時，也決定著我們會因之陷入何種情感狀態。」在筆記接近尾聲處，他用一句話概括了所有：「何謂現實？現實就是一團充滿各種可能性的雲彩。」
阿莫斯並不是像丹尼爾猜測的那樣，對他的新想法不感興趣。關鍵原因在於，他們無法像過去那樣，在同一個空間裡關起門來盡情交流。本該面對面進行的對話，現在變得像是兩人在各說各的。這種前所未有的空間距離造成的結果是，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這個想法是誰先想到的。阿莫斯對邁爾斯·肖爾提及此事時略有微詞：「我們知道這是誰的思想，因為我們不在一起，因為一切都寫在信裡面。要是在以前，我們從新想法冒頭的那一刻起就會拿起電話告訴對方。可是現在，你想到了一個點，然後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慢慢地它就成了你一個人的專屬，而你也心知肚明。以前我們從不這樣。」
這一次，丹尼爾將自己的研究思想全盤收了回來，沒有再讓阿莫斯把它拆解或者改造成他的那種風格。阿莫斯依然會每隔一周飛去溫哥華，但是兩人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比從前了。很顯然，阿莫斯希望能夠維繫原來的合作關係，但是丹尼爾卻不這麼想。在無法排解的妒意驅使下，他決定和阿莫斯做個了斷。
[1] 湯姆·勒孔特撰寫的一篇優秀論文中提到了這一奇怪現象，論文發表於美國國立博物館主辦的《航天與航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