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夏日，當唐納德·雷德梅爾被叫去給那位年輕女子做檢查時，對方依然處在驚魂未定的狀態。據他所知，就在幾個小時前，這位女士所駕駛的車輛和另一輛車迎頭相撞，是救護車火速將她送到了桑尼布魯克醫院。經醫護人員檢查，她全身多處骨折——有些是他們當時就查出的，有些則是後來才發現的。她的腳踝、足部、髖骨、面部等處都出現骨折（肋骨處的骨折被他們遺漏了）。直至她被送進桑尼布魯克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們才發現她的心臟也出了問題。
桑尼布魯克醫院是加拿大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區域性創傷急救中心，紅磚青瓦，坐落在多倫多市郊。起初，它的使命是救治那些來自「二戰」戰場的傷兵，隨著老兵們的離世，醫院的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轉移。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政府修建完成了橫跨安大略湖的最寬處達24車道的公路，這條路後來也成為北美地區交通量最大的公路。該路段的其中一條恰好途徑這所醫院。自此，救治來自401公路交通事故中的傷患就成了桑尼布魯克醫院的新使命。俗話說得好，「是金子總會發光」，由於在這一領域表現出色，醫院很快就聲名鵲起，其他類型的創傷診治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它的一項工作內容。截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桑尼布魯克醫院已經不僅是車禍傷患的集結之地，也成了搶救自殺未遂者、出警受傷者、不慎摔倒的老人、患有嚴重併發症的孕婦、施工中受傷的建築工人，以及災難性雪地機動車撞擊事故中的倖存者的不二之選。（最後一類病患主要來自加拿大北部山野地帶，事故發生率高得驚人。）在創傷診治過程中，醫生們往往還會發現一些疑難雜症。很多進入桑尼布魯克醫院接受搶救的病人通常都不止有一種疾病。
說到這兒，我們就不得不把話題拉回到雷德梅爾身上。他原本是個全科醫生，後來接受了內科方面的專業訓練。在桑尼布魯克醫院創傷急救中心，他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審查醫學專家們的心因型診斷錯誤。「雖然沒有明說，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審查別人的思維。」桑尼布魯克醫院的流行病學專家羅布·福勒這樣說，「他是在探查人們是如何進行思考的。在他面前，你不得不坦誠應對。初次與他交流後，人們總會有一種驚愕的感覺：這傢伙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他會給我反饋？但不管怎麼說，至少當你再次與他產生交集時，你會覺得他挺招人喜歡。」雷德梅爾發現，桑尼布魯克醫院的醫生們已經認識到了將自己的思維交由別人去審核的重要性，這說明這個行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他初入這一行時，醫生們總是以一貫正確的權威身份自居；而如今，在加拿大頂尖的區域性創傷急救中心，檢查醫生是否存在誤診已然成為一項重要工作。在人們眼中，現在的醫院已不僅僅是治病救人的場所，還是一個用以應對不確定因素的大機器。「凡是存在不確定性的地方，必然會涉及判斷。」雷德梅爾說，「而凡是涉及判斷，也必有可能出現人為的失誤。」
在整個北美地區，醫院接收的病患不治身亡者中，更多是死於可預防性事故，而非死於交通事故——這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雷德梅爾經常說，當傷者在缺乏悉心照料的情況下被轉院時，往往會經歷二次傷害。有時候，當醫護人員忘記洗手就去看護病人時，常常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按動醫院的電梯按鈕同樣也會招致交叉感染。事實上，雷德梅爾曾就此問題與他人合作撰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醫院電梯按鍵與細菌傳播的相關性研究》。為了完成這項研究，他曾用醫用棉簽在多倫多市三家大醫院的120個電梯按鍵和96個馬桶蓋上取樣，結果表明，電梯按鍵導致疾病感染的概率極大。
但是，人們在醫院所經受的一切不幸遭遇中，最觸動雷德梅爾的當屬臨床誤診。醫生護士也是肉身凡胎，有時候，他們意識不到病人提供的信息有可能不準確。比如，病人總愛說自己感覺身體好些了，會真的以為自己在逐漸康復，但實際情況是他們的病情並無任何改善。而醫生們總是關注那些要求他們關注的細節，卻很容易忽略大的方面。桑尼布魯克醫院的住院醫師主管喬恩茲·帕斯卡說：「唐納德教會我很多，其中一條就是，要學會觀察病人外出時病房的樣子，看看他們的餐盤，是不是都吃完了？看看他們的行囊，是打算常住還是短住？病房裡是整齊還是凌亂？有一回，我們走進病房時病人在睡覺。我正打算叫醒他，唐納德攔住了我。他說，觀察就足以讓你發現問題。」
醫生看問題總是慣於從職業角度出發，而這也恰恰是給病人帶來危險後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病人接受的治療主要是針對他所患的疾病，而開展治療的專家也許對於病人身上其他一些潛在的疾患並不知情。有些時候，隱匿的危險更能致命。
401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常常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傷者所受的最主要的創傷往往是醫護人員關注的焦點。但是，當那位因兩車相撞而全身骨折的女士被送進桑尼布魯克醫院創傷急救中心時，實施搶救的醫生們卻發現她的問題還不止於此。她的心跳極其不規律，有時幾乎停跳，有時又加速猛跳。可以斷定，她的麻煩還很大。
就在雷德梅爾被請進急救中心手術室後不久，醫生們就得出了診斷結論——或者說他們以為是自己診斷出的。這位年輕女子神智還很清醒，她自述曾經患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甲亢會引起心律不齊，因此，醫生們已經無須雷德梅爾來幫他們分析病人心律不齊的原因了，他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對症下藥。此時，假若雷德梅爾下令把治療甲亢的藥用在病人身上，估計沒有一個人會反對。可雷德梅爾沒有這樣做。他要求大家少安毋躁，思考一下再做決定，檢視一下自己的判斷，以確保自己沒有牽強附會地去解釋整件事。
正如他事後所言，自己被某種東西給困擾住了。「甲亢的確是導致心動不齊的一個常規因素，但並不是導致心律不齊的常見因素。」當急救室的醫護人員聽聞該女士曾經患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症時，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得出了結論，認為甲亢就是引發心律不齊的罪魁禍首。他們甚至都沒有多想想，根據統計數據，哪些誘因更容易引發心律不齊？按照雷德梅爾的經驗，醫生們很少從統計學的角度去考慮問題。「80%的醫生都認為概率並不適用於自己的病人，」他說，「同理，95%的已婚夫婦都不認為高達50%的離婚率會和自己有關。據統計，酒後駕車出事故的概率要遠遠高於未飲酒駕車時的概率，但95%的醉駕司機都認為這個概率與己無關。」
因此，雷德梅爾要求急救室全體醫生從統計數據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哪些因素有可能引發心律不齊。正是此時，他們發現病人的肺部已變得面目全非。X光片已經無法將她支離破碎的肺完整地呈現出來。斷裂的肋骨尚可復合，但是破損的肺卻有可能致命。雷德梅爾沒再考慮甲亢的干擾，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修復她的肺這項工作上。很快，女病人的心跳恢復到了正常節奏。到了第二天，她原先的甲亢檢查報告也送到了：指標完全正常，這說明她壓根兒就沒有甲亢。「這是代表性啟髮式的一個經典案例，」雷德梅爾說，「當某種診斷徑直闖入你的腦海，並且能讓你對現象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釋時，你就得格外當心了。這個時候，別急著下結論，一定要檢視一下你的思維。」
當然，並不是說最先出現的想法就一定是錯誤的想法。只是這種想法會讓你過分確信某種結論的正確性。雷德梅爾說：「在急救中心遇到一個有酒精中毒病史的精神狂躁的病人時，一定得多留個心眼兒。因為你一定會想，『他就是喝多了』，結果忽略了對膜下血腫的診治。」上述那位女病人的主治醫生也是根據她的病史直接做出了診斷，而沒有考慮過基準率這回事兒。丹尼爾和阿莫斯早就指出，一個人在做預測或是做診斷時，除非他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則就不能不考慮基準率。在醫院裡也罷，在其他場合也罷，雷德梅爾從來不會對任何事抱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他認為，其他人也不該如此。
雷德梅爾在多倫多市一所祖輩傳下來的老房子裡長大，父親是個股票經紀人。作為家中三個男孩裡最年幼的那一個，雷德梅爾常常覺得自己不夠聰明。兩個哥哥似乎無所不知，也總喜歡給他指點一二。此外，雷德梅爾還有些口吃——他不遺餘力地在彌補這個缺陷（打電話預約餐廳服務時，他會把自己的名字簡化為「唐·雷德」）。口吃使他不得不放慢說話的速度，而拼讀障礙則使他不得不放慢寫字的速度。他的四肢協調性並不是很好，而且在小學五年級時，他就戴上了近視眼鏡。但他也有優點，一是腦子好使，二是脾氣溫和。在數學方面，他極有天賦。他熱愛數學，還能在其他同學有疑問時給他們當小老師做講解。而做講解又離不開他的好脾氣。他對旁人的體諒和關照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這一點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顯露無遺：但凡和別人在一起，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要照顧對方。
然而，即便是在他游刃有餘的數學課上，不確定感也總是會困擾他，他會認為自己很有可能出錯。數學領域往往只有正確或錯誤這兩種答案，不存在模稜兩可的中間項。「有時候你能預感到會犯錯，」他說，「但就算這樣，錯誤還是會步步逼近，直至最後你完全被錯誤的念頭主宰。」他所經歷的人生充滿著一連串由錯誤構成的事件。事後他想，沒準兒正是因為這樣的人生經歷，他才能把那篇晦澀難懂的文章看了進去。那是1977年年底，他最喜歡的中學老師弗萊明先生推薦他去讀刊登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當天晚上，他就坐在家中的書桌前讀完了這篇文章。
文章的題目是《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啟髮式與偏見》。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啟髮式」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對於年僅17歲的雷德梅爾來說，有些專業術語超出了他的理解範圍。這篇文章描述了人們在不確定情況下做判斷的三種方式。作者給這三種方式所起的名字——代表性、可得性、錨定性——很古怪，卻很有吸引力，它們所反映的現象因此而顯得神秘感十足。在雷德梅爾看來，兩位作者的話千真萬確，因為他也和多數人一樣，在判斷那個被他們虛構出來的名叫「迪克」的男子的職業時，即便明知他來自律師居多的群體，可還是認為他是律師和工程師的可能性各佔一半。當面對一些無用信息時，他也和別人一樣，做出了與信息為零時截然不同的判斷。而且，他也認為，在一篇英文散文中，以字母K打頭的單詞數要超過K位於第三位的單詞數，因為K打頭的單詞更容易被回想起來。他也會僅憑對某個人的描述，就用沒道理的自信去對這個人做判斷——這讓不自信的雷德梅爾也變得超級有信心。在被要求快速說出1×2×3×4×5×6×7×8的答案時，他發現自己也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得數一定比8×7×6×5×4×3×2×1的得數小。
打動雷德梅爾的並非作者提出的人會犯錯這一觀點。人當然會犯錯！令他震撼的是，文中指出，錯誤是可以預測的，而且是系統性的。它們似乎是人性中固有的一個組成部分。《科學》上的這篇文章讓雷德梅爾回想起了他在數學問題上犯過的所有錯。如今看來，那都是些明顯的錯誤，因為大部分人犯的都是此類錯誤。文中有一小節給他留下的印象格外深，是有關「可得性」的那部分討論，涉及人在犯錯時想像力扮演了何種角色。作者寫道：「例如，人們在預測遠航探險的潛在危險時，總會去想像那些超出他們應對能力的一些意外事件。如果此類艱險被形象地勾畫在腦海中，即便它們並不一定真的發生，可還是會讓這次遠航顯得凶險叵測。相反，如果某些困難不容易被人們聯想到，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那麼這項任務的風險性極有可能被大大地低估。」
這不僅僅關乎英語詞彙中有多少是以字母K打頭，這是涉及生死的大事。「我是個電影迷，」雷德梅爾說，「但這篇文章比電影更讓我心神激盪。」
至於文章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雷德梅爾以前並未聽說過，只是從作者簡介處知道這兩位都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兩個哥哥也沒聽說過他們二人。「哈哈，總算有他們不知道的人了。我超過了他們！」他心想。卡尼曼和阿莫斯所做的研究，就像是對思維過程投去的隱秘一窺。讀他們的文章，就好比躲在魔術師的簾帳後面，偷看著戲法的奧妙。
在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這個問題上，雷德梅爾從未有過太多糾結。孩童時期，他迷戀過電視劇裡的醫生，比如《星際迷航》裡的萊奧納多·邁克·科伊爾，還有《陸軍野戰醫院》裡的鷹眼皮爾斯。「我多少有些英雄主義情結，」他說，「但我不可能在運動場上一展風姿，也沒機會在政壇大施拳腳，更不會在電影中完成我的英雄夢。從醫是唯一能讓我實現雄心壯志的途徑。」想要從醫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在19歲時，也就是上大學二年級時，就向醫學院提交了申請。一年後，剛剛過完20歲生日的他開始了在多倫多大學的學醫生涯。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醫學院的醫生和萊奧納多·邁克·科伊爾或者鷹眼皮爾斯並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裡的醫生大多很自負，有些甚至很傲慢，他們的所作所為讓雷德梅爾產生了一些牴觸情緒。他回憶道：「以前，醫學院的某些教授做出錯誤結論時，我不敢有半點微詞。」他們把錯誤結論講了又講，就好像那都是些終極真理。面對同一個病症時，不同醫科領域的專家有時會給出截然相反的診斷。從事泌尿學研究的教授告訴他們，血尿意味著腎臟癌變的可能性極高；而研究腎臟學的教授則認為，血尿意味著血管球性腎炎——腎臟炎症——的高發性。「雙方都有著基於專家經驗的高度自信，」雷德梅爾說，「雙方也都僅僅看到了與他們所學領域相關的東西。」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們知道什麼，或是不知道什麼，而在於他們對確定性的渴求，或者說至少是對表層確定性的渴求。站在幻燈片放映機旁，他們與其說是在教學，不如說是在布道。「他們的普遍特點就是傲慢，」雷德梅爾說，「什麼叫你沒有用類固醇？？！！」在雷德梅爾看來，這些醫學界的權威並沒有認識到一個重要的事實：醫學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
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承認不確定性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有可能出錯。整個醫療行業都在拚命把自己打造成智慧的化身，風氣使然。比如，但凡病人痊癒，醫生總會將此歸功於他的治療方案，哪怕沒有確鑿證據表明病人的康復的確得益於他的治療。「我實施治療後病人有所好轉，這不一定意味著病人的好轉源於我的治療。」雷德梅爾心想。「很多疾病都是可以自愈的，」他說，「它們會自行消失。人們出現不適時想要尋求治療，這個時候，醫生會覺得有必要採取些措施。用水蛭來給病人排毒，病情有了緩解，結果這個病人餘生都得靠水蛭來排毒，餘生都得過量使用抗生素。只要耳部感染，就得給他實施扁桃體切除術。你採取了上述措施，病人的情況次日就得到了改善，這使你忍不住會將這種做法繼續下去。接受完心理醫生的治療後，你的抑鬱症狀有所減緩，這使得你對精神治療法的效能深信不疑。」
雷德梅爾還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問題。例如，醫學院的教授們往往只關注數據的表面價值，而沒有對其深層意義進行思考。一個患有肺炎的老年人前來就診時，醫生會測他的心率，當發現他的每分鐘心跳都在75次這個正常標準上下時，會開展後續治療。但是，很多老年人死於肺炎，其關鍵原因在於肺炎的感染性極強。被感染後，免疫功能降低，會出現發熱、咳嗽、畏寒、多痰等症狀，還有就是心跳加速。當人的身體和病菌感染做鬥爭時，需要通過心臟以更快的速度向身體各個部分輸送血液。「所以，患有肺炎的老年人的心跳不應該是正常值！」雷德梅爾說，「應該心跳加速！」如果得了肺炎的老年人心率依然正常，那說明他的心臟出了大麻煩。但是，關於心率監控的大部分文獻資料卻給醫生們造成了一個錯誤印象：這樣的症狀完全正常。而恰恰是在一切都看似正常的情況下，醫學專家會忘記要「三思而行」。
碰巧，一個名叫「以證據為基礎的醫學」運動當時正好在多倫多市初露端倪。其核心理念是，要憑借確鑿無疑的數據，去對醫學專家的直覺判斷進行檢驗。當把一切放置在科學檢驗的放大鏡下時，人們發現某些曾被誤認為是醫學智慧的東西原來竟錯得離譜。例如，雷德梅爾在1980年進入醫學院學習，那個時候，如果心臟病患者出現了心律不齊的症狀，醫生們的普遍做法是用藥物來控制。7年後，也就是在雷德梅爾從醫學院畢業時，研究人員已發現，因心律不齊而接受過藥物治療的心臟病患者的死亡率要高出未接受過治療的同類病人。沒人能說得清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醫生們會一直選用這樣一種會致命的治療方案，儘管「以證據為基礎的醫學」運動倡導者已經開始從卡尼曼和阿莫斯的著作中尋找答案。但是很顯然，醫生們依靠直覺做出的判斷有可能錯得離譜：醫學檢驗中得出的證據必須在做診斷時被考慮在內。雷德梅爾對於證據極其敏感。「我開始意識到有些問題被掩蓋了，有大量的判斷是由所謂的專家論點杜撰而來的，」雷德梅爾說，「我看到了因思維的偏誤而導致的誤診，也發現人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這讓我有了一絲憂慮，一些不滿，我總覺得有些地方不對勁。」
在《科學》雜誌那篇論文的尾聲處，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指出，根據統計數據，儘管經驗老到的人有可能避免犯常人易犯的簡單錯誤，但他們依然會犯錯，再聰明的人也概莫能外。正如他們所言：「直覺判斷常使人們在面對錯綜複雜、形勢不明的問題時陷入相似的謬誤。」雷德梅爾覺得，這一精妙的論點恰好解釋了為什麼卓越的醫生也會犯錯。他回想起自己在做數學題時犯過的那些錯。「醫學領域也存在著相同的問題，」他說，「解答數學題時，你會反覆檢查每個步驟。而在行醫時，你卻不會這樣做。數學的答案是固定不變的，假如我們在這樣一個領域都會犯錯，那麼在答案並不唯一的其他領域，我們犯錯的可能性是不是會增大很多？」犯錯是人之常情，不必為此感到羞愧。「他們描述了人們在思考時容易陷入的誤區，並闡述了其間的邏輯關係。如今，錯誤也可以被拿來討論。他們並不是在否定錯誤，或是將錯誤妖魔化。他們只是讓我們認識到了錯誤的存在，讓我們明白，犯錯不過是人性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雷德梅爾並沒有把自己內心的疑慮和不滿流露出來。他從未想要去質疑權威或是挑戰常規，他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稟賦。「我還從來沒有對什麼事情大驚小怪或是心灰意冷過。」他說，「一般情況下，我都很中規中矩。我遵紀守法，會為各類選舉投票。大學員工會議從不缺席，也從來沒有和警察發生過摩擦。」
1985年，雷德梅爾進入斯坦福大學附屬醫院，成了一名住院醫生。在那裡，他開始間或地表達自己作為職業醫生的那份懷疑。工作第二年的一個晚上，他被派去重症監護室，任務是盡可能延長一個年輕病人的生命，以「獲取」他的器官（「獲取」是美國人慣用的一種婉轉表達，這在他聽來有些奇怪。加拿大人管這叫「器官回收」）。這個年僅21歲的病人因騎摩托車撞上樹而生命垂危，目前已確認為腦死亡。
這是雷德梅爾平生頭一次面對一個比他年輕卻不久於人世的生命。他見證過老者的離世，但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苦惱。「生命因災禍而被折損，」他說，「假如他當時戴著頭盔，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人類在判斷風險方面表現出的低能，讓雷德梅爾深受觸動。有時候，人們的誤判甚至會致命。做判斷時，你顯然可以依靠某些外力，比如要求人們在騎摩托車時必須戴頭盔。後來，雷德梅爾對自己的一個美國同學也說了相同的話。「你們這些崇尚自由的美國人怎麼看？」他問對方。「要麼自由自在地生，要麼痛痛快快地死？我可不想這樣。我選擇『適度的規矩』，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同學回答道，「不光很多美國人與你意見相左，而且你的醫生同行們也沒站在你這一邊。」同學告訴他，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心外科權威諾姆·沙姆韋就曾積極地參與遊說，反對以法案來強制摩托車駕駛人佩戴頭盔。「這真是讓我大跌眼鏡，」雷德梅爾說，「一個聰明人怎麼會在這個問題上如此愚昧？這更進一步證明，人是會犯錯的。而人會犯錯這個事實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27歲時，雷德梅爾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的住院醫師任職到期。之後，他開始創立自己的學說，其中融入了兩位以色列心理學家的相關思想，這些思想是他早在少年時期就曾接觸過的。自己的學說前路何在，他並無把握。他估計，在返回加拿大之後，自己有可能直接前往拉布拉多北部地區。當年還在醫學院讀書時，他曾在那裡進行過一個暑期的實踐，為一個村子裡的500位村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我沒有超群的記憶力，也不是特別聰明，」他說，「我估計自己成不了偉大的醫生。假如我無法成就偉業，那還不如去一個醫療條件落後的地方做點貢獻。」實際上，在遇到阿莫斯·特沃斯基之前，雷德梅爾一直都認為自己最終會中規中矩地走在行醫路上。
預見思維偏誤並對其加以糾正，這是雷德梅爾長久以來刻意養成的一個習慣。他深知記憶不可靠，所以無論去哪兒，都會帶著一個小本子，把所思所見隨時記在上面。每當在晚間被醫院的急診電話吵醒，他總是會騙對方說電話信號不好，以便讓線路那一頭語速急促的住院醫生能把剛才的話重新說一遍。「你不能對住院醫生抱怨他們語速太快。你得把過錯攬到自己身上——這樣不僅能幫助對方，也能幫助我自己理清思路。」如有客人在雷德梅爾的換班間隙去他辦公室造訪，那他一定會用計時器定好時間，以確保自己不會談起話來把自己的病人忘到九霄雲外。「雷德梅爾一高興起來就會忘了時間。」他自己說。出席任何社交場合之前，他都會不厭其煩地去修正他所能想到的各種失誤。做報告時——由於口吃，當眾演講對他來說依然是個不小的挑戰——他會把報告廳檢查個遍，還會提前將整個過程模擬一次。
時間就這樣推進到了1988年春。那本是一個對雷德梅爾來說再尋常不過的日子。兩天後，在斯坦福大學員工俱樂部的餐廳裡——兩天前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約定在此會面——兩人第一次共進了午餐。這一天，為了不使突發事件干擾此次會晤，他特地將巡查病房的時間從早上6點30分調整到了下午4點30分。平時他不吃早點，但在這一天他吃了，就是為了在用午飯時不至於因為只顧著填飽肚子而有所分心。此外，他像往常一樣，提前寫下了備忘錄——一些可供交談的話題——以免出現冷場。他倒並不打算在飯桌上喋喋不休。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師兄哈爾·索克斯——他也會去參加這次午間會晤——告訴他：「少說話，盡量什麼也不說。也別插話，就靜靜地坐著聽。」與阿莫斯·特沃斯基會晤，哈爾·索克斯說：「就像是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一起進行頭腦風暴。他是幾百年才出一個的頂尖人物，無人能比。」
機緣巧合，阿莫斯撰寫頭一篇有關醫學的論文時，合作對象就是哈爾·索克斯。文章因阿莫斯拋給索克斯的一個問題而起：人們在玩賭錢遊戲時表現出的選擇傾向會以何種方式影響醫生和病患的思維？具體地說，面對一份確定收益和雙份風險收益時（比如，要麼穩賺100美元，要麼在只有50%勝算的情況下冒險去贏得200美元），阿莫斯對哈爾·索克斯解釋道，人們傾向於選擇確定收益。到手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面對一份確定的損失時，即要麼損失100美元，要麼冒險下賭注，50%的可能是分文不損，50%的可能是損失翻倍，人們往往會選擇賭一把。在阿莫斯的幫助下，索克斯與另外兩位醫學界研究人員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他們想看看，在面對既定損失而非既定收益時，醫生和病人的選擇傾向會有什麼不同。
肺癌顯然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病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醫生和病人面對肺癌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手術，要麼化療。手術更有可能延長病人的生命，但是，和化療不同的是，手術存在少量風險，有可能導致病人即刻殞命。當醫生告訴病人，接受手術後存活率是90%時，82%的病人都會選擇手術。但如果醫生告訴他們，接受手術後死亡率是10%——這顯然只是換了一種表述方式，那麼只有54%的病人會選擇手術。在面對關乎生死的選擇時，人們的關注焦點並不在概率本身，而在概率的表述形式上。病人如此，醫生亦是這樣。索克斯說，與阿莫斯合作後，他對自己職業的觀感都發生了變化。「在醫學領域，認知問題還從來沒有被擺上桌面。」他說。他禁不住猜想，在告知病人手術的風險時，究竟有多少醫生會有意無意地強調90%的存活率，而非10%的死亡率，就因為他本人更傾向於實施手術？
在初次見面的這頓午餐中，雷德梅爾只是做了索克斯和阿莫斯的忠實聽眾。儘管如此，他還是注意到了一些東西。阿莫斯灰藍色的眼睛撲朔不定，說話時還有些結巴。他的英文很流利，但帶著很重的以色列口音。「他有些過分警覺，」雷德梅爾說，「人很活躍，精力充沛，完全不像有些享受終身教授資格的人那樣漫不經心。90%的時間都是他在講話，而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值得一聽。他對醫學知之甚少，卻對醫學領域的決策判斷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點讓我深感震驚。」阿莫斯給兩位醫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大部分問題都涉及不合邏輯的醫療行為。看著哈爾·索克斯盡力解答問題時的樣子，雷德梅爾意識到，就在這一頓飯的工夫，他對自己這位學長的瞭解就已超出了之前三年時間的所有瞭解。「阿莫斯提的問題很到位，」雷德梅爾說，「完全沒有令人尷尬的冷場。」
午餐將盡時，阿莫斯邀請雷德梅爾去他的辦公室小坐。接下來，阿莫斯就像對待哈爾·索克思那樣，把關乎人類思維的一個個想法拋向雷德梅爾，並請他找出醫學領域的對應項。以「薩繆爾森的賭注」為例。「薩繆爾森的賭注」得名於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阿莫斯解釋說，單次下注時，若有50%的機會能贏得150美元，也有50%的機會會輸掉100美元，人們往往會拒絕參與。但是，如果讓同一批人進行100次這樣的選擇，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賭一賭。為什麼在有100次下注機會時，他們會估算預期收益並對有利於他們的概率給予更多關注，而在只有單次下注機會時卻不這樣做？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勝算較大時參與遊戲的次數越多，最終的損失就會越低；但參與的次數越多，資金損失總量也會越大。不管怎麼說，在解釋完這個悖論後，阿莫斯說：「來吧，雷德梅爾，你來告訴我醫學界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雷德梅爾很快就有了答案。「不管其他領域如何，醫學領域的例子可以說是比比皆是。讓我意外的是，阿莫斯止住了話頭，開始專心地聽我說。」雷德梅爾認為，醫學界的「薩繆爾森賭注」體現在醫生的雙重角色上。他說：「醫生既對病人負責，又對社會負責。醫生一次只能看一個病人，而作為醫療制度的制定者，他面對的又是所有人。」
但是，這兩種角色也是互相衝突的。比如，治療某一個病人時，最安全的做法是使用抗生素；但從全社會的層面來說，一旦抗生素被過量使用，導致病菌產生抗藥性從而使病情難以控制，那將無疑是一場災難。負責任的醫生不能只考慮單個病人的利益，而應把所有罹患此類疾病的人的利益都納入考量。這個問題甚至比公共醫療政策更為重要。醫生會一再地遇到相同的病患，選擇治療方案就像是下賭注，但他們不是下單次注，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在下同樣的賭注。當他們需要重複做同一個選擇時，其行為是否和只需做單次選擇時有所不同？
阿莫斯和雷德梅爾後來在合寫的文章《針對個體和群體的醫療決策之差異研究》（1990年4月刊載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中指出，在對個體開展治療時，醫生們的做法有別於針對患有相同病症的群體採取的標準化治療方案。他們會要求病人做一些額外的檢查，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但是不太會主動詢問病人是否願意在不幸離世後捐獻器官。面對個體時，醫生們往往會做一些針對群體制定普遍性治療方案時不認可的事情。他們承認，若是法律有此規定，那麼他們會把那些被診斷患有癲癇、糖尿病或其他一些病症的病人名單統統上報，因為這些病症會導致他們在駕駛時突然失去意識。事實上，他們從未這樣做過，因為這有損當事人的利益。「其結果不僅再一次證明病人利益和全社會利益之間存在衝突，」阿莫斯和雷德梅爾在給《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主編的信中這樣寫道，「也說明醫生在對待群體和對待個體時，態度是不一致的。我們需要對這種不一致採取行動。在個體病案中選擇這種治療方案，在群體病案中又選擇另一種治療方案，這無疑是不合情理的。」
問題不在於醫生對某一個病人的治療是否正確，關鍵是，他不能對患有相同病症的個體和群體採取兩種不同的方案。兩種方案有可能都是錯的。這一點顯然很令人苦惱，至少那些就此文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寄去讀者反饋的醫生們是這樣想的。雷德梅爾說：「大部分醫生總是竭力想表現得有理性、懂科學、講邏輯，但這不過是個彌天大謊，或者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謊言。導致我們相信這個謊言的，是希望、夢想，還有情感。」
雷德梅爾與阿莫斯合寫的這第一篇文章為二人後續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沒過多久，他們碰面的地方就從阿莫斯的辦公室延伸到了阿莫斯的家，時間也從下午延展到了晚間。與阿莫斯共事不能算是工作。「純粹是一種樂趣。」雷德梅爾說。在內心深處，雷德梅爾很清楚，對面的這個人有可能改變他的人生軌跡。阿莫斯金句不斷，每句話都讓雷德梅爾印象深刻：
所謂好的科學，不僅是要去發現別人業已發現的，還要去思考無人曾經說起的。
聰明絕頂和愚蠢至極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很多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們在該恭順時拒絕恭順，該創造時卻無力創造。
要做一個成功的研究者，秘訣在於始終保留一些專業之外的愛好。捨不得在業餘興趣上花時間，最終只能是虛度年華。
有時候，改造世界要比證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雷德梅爾曾經以為，阿莫斯之所以有這麼多時間和自己消磨，是因為自己依然單身，唯願將午夜至凌晨4點的這段時光當成工作時間。阿莫斯的作息異於常人，但對於時間的管控卻和大部分人一樣。「他需要用很具體的事例來檢驗自己的觀點，」雷德梅爾說，「在有些觀點上他表現得極其堅定，而我的任務就是在醫學這個特定領域裡找到具體事例。」比如，阿莫斯清楚地知道，人們看待隨機性的方式是錯誤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在隨機的一組事件中，實則存在著一定的內部規律。人們在從原本並無意義的規律中發掘意義時，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才能。阿莫斯告訴雷德梅爾，觀看NBA的任何一場球賽時，你都會發現無論是解說員、球迷，還是教練，似乎都相信「神投手」的存在。僅僅因為某個球員剛剛進球得分，人們就會認為他繼續投中的可能性更大。阿莫斯曾經收集過有關NBA球員投球特點的數據，以便從統計學的角度看看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神投手」。結果已經揭曉：不存在。技藝較為高超的球員固然比一般球員更易命中籃筐，但是，解說員和球迷，包括球員自己，他們所觀察到的投球特質不過是一種幻覺。阿莫斯要求雷德梅爾在醫學領域尋找對應項，看看是否有人像籃球比賽的解說員那樣，會從隨機事件中得出錯誤的結論。
雷德梅爾很快就給了他答覆。在醫學界，人們普遍認為關節痛與天氣變化有關。這一觀念沿襲數千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所寫的著作，其中提到了風雨對疾病的影響。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期，醫生仍然會建議患有關節炎的病人遷往氣候溫和的地方居住。與阿莫斯合作後，雷德梅爾找到了一大批關節炎患者，讓他們描述自己的關節疼痛程度，並將這些描述與天氣情況結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很快，他和阿莫斯就得出結論，雖然病人自述其關節疼痛會隨著天氣變化而加劇或者減緩，但是二者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兩人並未就此罷手。阿莫斯還想看看，為什麼人們會將疼痛和天氣聯繫在一起。雷德梅爾挑了幾個病人做訪談，之前他已證實，這幾人的關節痛與天氣並無關係。除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堅持認為自己的關節痛確實與天氣有關，而且，他們還用一些隨機事件來證實自己的觀點。籃球專家把球員投球時隨機表現出的某些特徵歸納為莫須有的規律，關節痛患者也從疼痛中歸納出了莫須有的關聯。阿莫斯和雷德梅爾在1996年4月發表於《國家科學院院刊》的《關節痛與天氣相關之信念研究》一文中寫道：「我們把這種現象歸因於選擇性匹配，……對關節痛患者而言，當疼痛加劇時，選擇性匹配會導致他們從天氣變化中尋求答案，而當疼痛不明顯時，他們卻極少關注天氣。若是在某一天疼痛劇烈，又恰逢天氣惡劣，那病人很可能終其一生都認為關節痛與天氣有關。」
也許在關節痛這個問題上，並不存在什麼潛在關聯，但是，在雷德梅爾看來，他與阿莫斯的合作卻絕對預示著某種關聯。阿莫斯對於人類在不確定狀況下做決定時易於陷入的思維誤區有著高屋建瓴的認識，這些認識在醫學領域被深入探究的程度還遠遠不夠。「有時候，我覺得阿莫斯就像是在我面前做先導實驗，」雷德梅爾說，「他就是想看看自己那些想法是否能與現實世界發生關係。」雷德梅爾禁不住覺得，醫學在阿莫斯眼中不過是「他廣袤的興趣森林中的一棵小樹苗」。他與丹尼爾·卡爾曼一道，還研究了人類的另一種行為，從中探究了思維偏誤會導致何種具體的後果。
就在彼時，丹尼爾本人出現了。1988年年底，也可能是1989年年初，阿莫斯在自己的辦公室介紹兩人相識。之後，丹尼爾主動打電話給雷德梅爾，表示他也有意向對醫生和病人的決策制定過程做相關研究。事實證明，丹尼爾有一番獨到見解。「打電話給我時，丹尼爾是一個人在工作，」雷德梅爾說，「他想介紹的是另一種啟髮式，一種他所獨有的、未受阿莫斯影響的啟髮式。這已經是第四個啟髮式了，因為僅有三個顯然是不夠的。」
1982年的一個夏日——當時已是丹尼爾進入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的第三個年頭，他走進實驗室，宣佈了一個讓研究生們大吃一驚的決定：從現在開始，研究幸福。人究竟能不能預知自己在經歷某件事之後的情感狀態？關於這個問題，丹尼爾一直很好奇。如今，他打算著手去研究它。確切地說，他想去探究一下兩者之間的差異，因為他曾有過親身體會：一是人們通過直覺所認定的幸福，二是的的確確令他們感受到的幸福。他首先想讓人們預測一下，倘若要求他們連續一個星期每天都到實驗室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比如吃掉一碗冰激凌，或者聽最愛的歌曲，他們會因此產生多少幸福感。接下來，他會將人們所預計的幸福與他們實際感受到的幸福做一個對比，再然後，將他們所感受到的幸福與他們所記得的幸福做一個對比。他指出，二者之間顯然存在有待發掘的差異。當你最喜愛的球隊贏得了世界盃冠軍時，你喜不自禁；6個月之後，這件事不過是過眼雲煙。「好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沒有找被試，」丹尼爾的研究生戴爾·米勒說，「他只是完成了實驗設計。」丹尼爾認為，人們不一定擅長預測自己的幸福感。他在實驗初期只選擇了少數幾個被試，但結果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一個在眾人眼中與幸福無緣的人，如今卻在揭示幸福的法則，這令那些熟悉他的人大跌眼鏡。
興許，他只是在那些自以為懂得何為幸福的人心中播下了一顆懷疑的種子。不管怎麼說，在阿莫斯介紹他與雷德梅爾相識時，丹尼爾已經離開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興趣也從關注幸福轉向關注痛苦。此時，他已不僅在探究人對幸福的預期和所體驗到的幸福之間的差異，而且開始探究人所體驗到的痛苦和他們所記住的痛苦之間的不同。當人們對某件事可能引發的痛苦做出推測時，假如這種推測不同於人們真實體驗到的痛苦，或者，假如人們對痛苦經歷的記憶與實際情況大相逕庭，那意味著什麼？丹尼爾以為，其中大有深意。大部分度假都是喜憂參半，但當人們結束假期回到家中時，津津樂道的全都是些開心事兒；一段甜蜜戀情畫上句號後，就因為結局不圓滿，所以當事人在回憶過去時滿心都是悲慼。人們並非真的經受了這麼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為他們體驗的東西與他們記住的東西是兩碼事。
認識雷德梅爾時，丹尼爾已經在伯克利分校實驗室展開了研究。他要求將被試的胳膊放進一桶冰水內，讓他們體驗兩次不同的痛苦經歷，然後要他們回答更願意重複哪一種經歷。這個時候，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被試所記住的痛苦與他們真正感覺到的痛苦是不一致的。他們記住了最痛苦的時刻，尤其記住了痛苦終結的那個時刻，但是他們沒怎麼記住痛苦持續的總時長。如果你將他們的胳膊在冰水中浸泡3分鐘，然後在第4分鐘將水溫略微升高，之後才放他們走，那麼比起將他們的胳膊在冰水中浸泡3分鐘，在痛苦已達極值時就放他們離開，他們在回想兩段經歷時，會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好受。如果讓他們選擇再體驗一次，那他們一定會選前者。這也就是說，哪怕一段痛苦經歷持續的時間更長些，只要其結局有所好轉，那就更易被人們接受。
丹尼爾希望雷德梅爾能在醫學領域找出一個對應事例，以反映他所總結的這種「峰終定律」。雷德梅爾很容易就找出了一堆例子，只不過這些例子都是和結腸鏡檢查有關的。在80年代末期，病人對結腸鏡檢查可謂是談虎色變。檢查過程讓人極度不適，那種滋味沒人會願意再嘗一遍。到了1990年，每年因結腸癌而死亡的病患在美國達到了6萬人。如果能在患病早期接受檢查，其中很多人完全能夠被治癒。導致結腸癌直至晚期才被發現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們在第一次結腸鏡檢查中感受到了太多的不適，所以他們拒絕做第二次檢查。有沒有可能改變他們的記憶，好讓他們忘記檢查過程中令人不快的那部分感受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雷德梅爾用了一年的時間，在差不多700人身上開展了試驗。在給其中一組病人進行檢查時，醫生在結束檢查後直接把結腸鏡從病人的身體中抽了出來；而給另一組病人做檢查時，醫生在結束檢查後將結腸鏡在病人的直腸內又停留了三分鐘左右。這多出來的三分鐘並不會讓病人有舒適感，只不過這段時間沒有前序過程那樣痛苦。第一組病人接受的算是草草了事的常規檢查；而第二組病人則擁有了一個相對愉悅、不那麼痛苦的結局，但是，他們所體驗到的痛苦總量實則要更高些，因為他們不僅和第一組病人一樣感受了整個檢查過程的痛苦，還多承受了三分鐘的煎熬。
結束檢查一個小時後，研究人員進入病人休息室，要求他們對剛才的經歷進行評價。結果顯示，第二組病人——結束時不那麼痛苦的這些病人——所記住的痛苦要比第一組病人少。更有趣的是，在後續研究中，第二組病人要比第一組更樂意再做一次結腸鏡檢查。未曾打算自討苦吃的人們就這樣稀里糊塗地被自己給愚弄了。正如雷德梅爾所言：「最後一刻的印象有可能定格成為永恆。」
與丹尼爾共事不同於和阿莫斯共事。在雷德梅爾心中，阿莫斯的個性鮮明而清晰。丹尼爾卻個性複雜，讓雷德梅爾有些捉摸不透。丹尼爾極少露出喜色，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抑鬱。他會因工作而陷入痛苦，這就不免使那些與他共事的人也多多少少感到痛苦。「他喜歡挑工作中的毛病，而不是發掘其中的優點。」雷德梅爾說。然而，他所冒出的想法顯然又讓人心悅誠服。
靜下來細想時，雷德梅爾發現自己竟對阿莫斯和丹尼爾的過去知之甚少，這不免有些奇怪。雷德梅爾說：「阿莫斯很少對我談起他的私人生活，有關以色列，有關戰爭，有關過去，他隻字未提。他倒並不是在刻意迴避，而是因為時間有限，他只是在全力以赴做該做的事。」在一起時，他們的工作就是對醫學領域的人類行為展開分析。雷德梅爾從來也沒想過追問阿莫斯和丹尼爾的過去以及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始終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離開希伯來大學，離開以色列，來到北美。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整個80年代，阿莫斯會以斯坦福大學講座教授的身份在行為科學領域呼風喚雨，而丹尼爾卻在大部分時候只是個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籍籍無名的學者。這兩人看起來都很友善，但很明顯他們並未開展合作。箇中原因，雷德梅爾一無所知。「他們甚至不會談論彼此。」他說。
他們似乎已經認定，單槍匹馬而非攜手並進會讓他們收穫更多。兩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將他們曾經共同取得的成果應用在了現實領域中。「我覺得他倆就像一對好夥伴，而我就是他們的寵物狗雪納瑞。」雷德梅爾說。
1992年，雷德梅爾回到多倫多。與阿莫斯的這段交集改變了他的人生。阿莫斯的想像力豐富異常，但凡有問題擺在他面前，你總不免好奇他會以何種方式去解決。但是，所有的重要思想似乎都是阿莫斯獨創，他只不過需要一個人將這些想法與醫學實踐結合起來罷了。正因為如此，雷德梅爾覺得自己好像沒做出太大貢獻。他說：「從很多方面來看，我都像個出色的秘書，這種感覺困擾了我好多年。內心深處，我覺得自己是可有可無的。返回多倫多之後，我總在想：是不是全得歸功於阿莫斯？還是說我雷德梅爾也發揮了一些作用？」
但是，就在幾年前，他還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拉布拉多省北部的某個小村莊，以一個普通醫學從業人員的身份終其一生。而如今，他有了一個很具體的抱負：以研究者兼醫生的身份，去探索醫生和病人的思維偏誤。他想結合丹尼爾和阿莫斯所從事的認知心理學，去分析醫學領域的決策判斷。至於具體怎麼做，他一時還沒有想好。他對自己依然沒有十足的信心。他唯一能確定的是，和阿莫斯合作之後，自己的另一面被發掘了出來：一個以探尋真理為己任的人。他希望借助數據去找出人類行為中的固定模式，以此規避那些會決定人們生死的思維誤區。「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還有這個能力。」在談及自己的另一面時，雷德梅爾這樣說，「阿莫斯也沒有發現這一點，但他喚醒了我。他就像一個信使，將我送上了一片他無緣一見的未知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