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總說，無論別人要求你做什麼——參加聚會、做演講或者出手相助，都不要急著答應，哪怕你是真心願意也別急著答應。阿莫斯說，拖上一天，你會驚訝地發現，經過一天的深思熟慮，那些你之前很有可能接受的邀約中有一大半是你現在會拒絕的。在關乎時間安排的事宜上，他一貫以一種但凡不喜歡就直接抽身而退的態度來應對。當不得不參加一個無趣的會議或是雞尾酒會時，人們往往不好意思中途退場。阿莫斯的原則是，只要他不想繼續待下去，就直接走人。阿莫斯說，一旦邁出這一步，你會吃驚地發現自己突然間創造力爆棚，並且能在幾秒鐘之內就編出一個離場的理由。阿莫斯對待生活瑣事的態度與他處理社交生活的方式完全一致。假如你沒有因為割捨掉什麼東西而一個月譴責自己一回，那只能證明你割捨的還不夠多。凡是阿莫斯認為不夠重要的事務，都會被他擱在一邊，因此，凡是被留下來的，必定是經歷了他無情篩選後的倖存品。其中，一個原本不太可能被他保留下來的倖存品，是歪歪扭扭寫著幾行字的一張紙片，上面是他和丹尼爾在1972年即將離開尤金時說過的一些話。不知為何，阿莫斯把它留了下來：
人們通過編故事來預測。
人們預測得少，解釋得多。
不論是不是心甘情願，人們總是生活在不確定的狀態中。
人們相信只要竭盡全力，就能預測未來。
人們能夠接受任何合乎事實的解釋。
寫在牆上的字跡，不過是隱形的墨水。
人們總是努力想得到他們已經得到的知識，對未曾擁有的新知識卻退避三舍。
人是一種帶有確定性的生物，被扔進了一個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宇宙。
在人和宇宙的較量中，結局一定出乎意料。
已經發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乍看起來，這挺像是一首詩，但其實這是丹尼爾和阿莫斯醞釀的又一篇論文中的零星觀點。在這篇新作中，他們將首次嘗試以一種不同以往的方式去呈現自己的想法，以使它的影響觸及心理學之外的領域。返回以色列之前，他們就已打算圍繞人類預測這一主題撰寫相關論文。說起判斷與預測之間的差異，沒有人比阿莫斯和丹尼爾更清楚。在他們看來，判斷（「他看上去像一個驍勇善戰的以色列軍官」）意味著預測（「他今後會成為一個驍勇善戰的以色列軍官」）。同理，預測中也隱含著判斷——沒有判斷，何來預測？他們認為，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當判斷中夾雜了不確定成分時，判斷就變成了預測。「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雄辯的演說家」這句話就屬於判斷。而「阿道夫·希特勒日後會成為德國總理」這句話則屬於預測，至少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數。他們給接下來的這篇論文取名為《論預測心理》。文中寫道：「在不確定狀況下做預測或者做判斷時，人們似乎並沒有遵循統計理論來行事。相反，他們依靠的是有限的幾種啟髮式，有時能因此做出合理的判斷，有時又會因此出現嚴重的系統性偏差。」
事後看來，這個議題似乎早在丹尼爾於以色列軍中服役時就被提上日程了。當時，負責對以色列適齡青年的信息進行數據核查的人們預測不出哪些人能夠成為優秀的軍官，士官培訓學校的負責人也預測不出面前的軍官中哪一個能在戰鬥中，或者在日常的帶兵演練中技高一籌。有一回，丹尼爾和阿莫斯隨意預測起了朋友家的孩子未來的職業，結果發現，他們在這件事上表現得竟然信心十足、游刃有餘。如今，他們試圖去驗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去呈現——人們是如何利用所謂的代表性啟髮式去進行預測的。
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首先得給被試佈置預測任務。
最終他們決定，在只提供部分性格特徵的前提下，讓被試去預測哪些學生將來會攻讀研究生，以及學生會在9門主課中選修哪門課？第一步，他們要求被試對選修每一門課的學生比例做出預測。以下是被試給出的答案：
商務類：15%
計算機科學：7%
工程類：9%
人文科學及教育類：20%
法律：9%
圖書館學：3%
醫學：8%
物理及生命科學：12%
社會學及社會工作：17%
要預測某個學生會專攻哪一個領域，你可以利用上述百分比來作為你的預測基準率。也就是說，當你對某一個學生的情況一無所知，只知道全體研究生中有15%的人在專攻商務，而你又要對該學生專攻商務的可能性做出判斷時，你能給出的答案就應是「15%」。在看待基準率時，一條奉行不悖的原則就是：當你對事實一無所知，預測無從談起時，基準率就是你的答案。
那麼，人們在已知某些信息時又是如何進行預測的？丹尼爾和阿莫斯想將這個過程演示出來。但是，該提供給對方哪些信息？在俄勒岡研究所，丹尼爾圍繞這個問題苦思冥想了一整天。在不知不覺熬完一個通宵之後，他終於構建出了一個專攻計算機科學的研究生原型，他給取名為「湯姆W」。
湯姆W智商不低，但創造力平平。他喜歡井然有序、清晰明瞭的生活，願意將每一個細枝末節都安排得妥妥當當。他的文字乏味刻板，但偶爾也會因雙關語的巧妙使用或者科幻小說般的奇思妙想而泛出一絲生氣。他渴望成為能力出眾的人，但是對他人的疾苦卻漠不關心，也不喜歡與他人打交道。他雖說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卻極有原則。
他們將請一組被試——他們稱之為「相似」組——來對湯姆W和任意一個學科領域研究生的相似性進行評估。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確認哪一個領域更能「代表」湯姆W。
接著，他們會給第二組——他們稱之為「預測」組——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上述關於湯姆W的人格描述是在湯姆上高中三年級時由心理學家依據一份投射測試完成的。如今，湯姆已經是一名研究生。請根據你的判斷，對湯姆目前可能專攻的領域進行一個概率排序。
此外，他們還告知被試，有關湯姆W的描述並不一定可靠。首先，這個描述是由心理學家做出的；其次，這份性格評估報告是在幾年前完成的。阿莫斯和丹尼爾擔心的是——他們已經在自己身上驗證了這份擔心——人們會直接從相似性判斷跨越到預測，（「那傢伙聽起來像個電腦高手！」）從而忽略了基準率（僅有7%的研究生專攻計算機科學）和性格描述那令人生疑的可信度。
丹尼爾將性格描述構思完結後的那個早晨，第一個來到研究所的人是羅賓·道斯。道斯是統計學領域的專家，以治學嚴謹而聞名。丹尼爾讓他看了湯姆W的性格描述。「讀完之後，他露出了狡黠的笑意，一副瞭然於心的樣子，」丹尼爾說，「接著他說：『電腦高手！』這話等於給我吃了定心丸，我知道，這個性格描述應該能讓俄勒岡的學生們上鉤了。」
俄勒岡的學生們在拿到這個測試題後，僅憑直覺就斷定湯姆W專攻的領域是計算機科學，對於那些客觀數據，他們並沒有關注。這說明，人們會任由模式化的人物形象來干擾他們的判斷，這引出了阿莫斯和丹尼爾的下一個疑問：假如人們會基於相關信息做出非理性的預測，那麼在完全無關的信息基礎上，他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預測？在推敲這個主意——通過提供各種無關信息來增加人們的預測信心——的過程中，二人所在的屋子門窗緊閉，裡面常常傳出壓抑不住的笑聲。最終，丹尼爾塑造出了另一個人物形象，他給取名叫「迪克」。
迪克是個年屆30的成年男子，已婚，沒有孩子。他能力超群，積極進取，有望在自己的領域取得極大的成就。他深受同事們的喜愛。
接下來，他們開展了另一項實驗。阿莫斯和丹尼爾曾在希伯來大學丹尼爾的研討課上圍繞書袋和袋中籌碼的那個小測試發生過爭執，而眼下這個實驗恰恰就參考了那個測試。他們告訴被試，有一個100人的群組，其中70%是工程師，30%是律師，假如他們從這100人中挑出一人，那麼這個人是律師的可能性有多大？被試的答案是30%，回答正確。假如這100人中有70人是律師，30人是工程師，那麼被挑中的這個人有多大可能是律師？被試又一次給出了正確答案：70%。但是，當他們把被挑選的這個人具體到「迪克」身上，並且將丹尼爾對迪克的描述——全都是些無關信息，根本無從判斷他以什麼職業謀生——讀給被試聽後，被試給出的答案是50%，也就是說，他們把有關兩種職業構成比例的信息拋在了一邊，基於無關信息得出了結論，認為迪克從事這兩種職業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很顯然，在缺乏具體依據和掌握無用信息這兩種情況下，人們的反應會有所不同，」丹尼爾和阿莫斯寫道，「缺乏具體依據時，人們會依賴先驗概率（基準率）；而當他們掌握無用信息時，先驗概率就會被拋在一邊。」[1]
他們在《論預測心理》這篇文章中還探討了其他一些問題，例如，能夠增強人們預測信心的那些因素同樣也能導致預測準確性的降低。文章結尾處，作者又將話題轉回到丹尼爾在以色列軍中服役時思考過的那個問題：如何選拔並培訓新兵。
飛行學校的教官們採納了心理學家極力推薦的做法，對新兵始終給予正強化。每當士兵成功地完成一次飛行任務，他們都會對其進行口頭表揚。實施一段時間後，教官們反映，這種做法並沒有帶來心理學家所宣稱的良好效果，相反，對學員在複雜的試飛訓練中的優異表現進行表揚，往往會導致他們在下一次試飛中成績下滑。對此，心理學家該做何解釋？
面對上述問題，被試給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他們推測，教官的表揚之所以不能起到激勵作用，是因為學員們會在表揚聲中變得過分自信。還有人認為，教官們的表揚言不由衷。只有丹尼爾發現了問題的關鍵：就算教官什麼也不說，學員們的表現照樣會忽高忽低，這一次飛得差強人意，下一次就一定會有所好轉；這一次飛得完美無缺，下一次肯定會漏洞百出。當人們意識不到趨均值回歸的存在時，他們就無法洞察週遭世界的本質。我們終其一生都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因為懲罰他人而獲得獎勵，又因獎勵他人而遭到懲罰。
完成早期論文時，丹尼爾和阿莫斯並沒有想過讀者會是哪些人。也許只有少數幾個碰巧訂閱了心理學專業期刊的學者才會在其中讀到他們的文章。截至1972年夏，他們已經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來研究人類判斷和預測背後的謎團。被他們用來闡釋觀點的那些事例要麼是直接取自心理學領域，要麼是面向中學生和大學生所開展的那些由他們自己設計的看似奇怪的測試。但他們確信，自己的研究結論適用於涉及概率判斷和決策制定的所有領域。他們意識到有必要為自己的研究尋找更廣泛的受眾。「下一階段的首要工作重心是將這一研究推廣並應用到高水平的專業活動中，比如經濟規劃、技術預測、政治決策、醫療診斷以及法律依據的評定。」在研究方案中他們這樣寫道。他們希望，上述領域的專家們「由於意識到偏見的存在，繼而能成功地擺脫偏見，減少偏見，最終在決策制定中取得更出色的表現」。他們想要將週遭世界通通變成自己的實驗室。充當實驗室小白鼠的將不再只有學生，還將有醫生、法官和政客。可問題在於，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在尤金逗留的日子裡，他們對研究工作的興趣與日俱增。丹尼爾回憶道：「就是在這一年，我們真正意識到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其他人開始用敬佩的眼光看我們。」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副教授厄夫·比德曼當時在此地做訪問學者，1972年年初，他聽到了丹尼爾在斯坦福大學就啟髮式和偏見所做的報告。比德曼回憶道：「聽完報告回家後，我對妻子說，這項研究可以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對此深信不疑。他在用心理學理論研究經濟，我不認為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厲害。他解釋了人們為何會做出不理性的或者錯誤的判斷。一切都源於人腦的內部運行機制。」
比德曼與阿莫斯在密歇根大學就讀期間就已相識，如今，他在位於布法羅市的紐約州立大學任教。他所認識的阿莫斯，總是把精力消耗在興許很重要但可能完全無解的、晦澀無比的統計測量問題上。「我是絕不會邀請阿莫斯來布法羅講他的統計測量的。」比德曼說，因為不可能有人感興趣，也不可能有人聽得懂。但是，阿莫斯與丹尼爾·卡尼曼聯手開展的這項新研究卻讓他眼前一亮。該項研究進一步驗證了比德曼的看法：「大部分科學進步並非源自靈光乍現的神奇時刻，而是來自一些有趣的念頭和好玩的想法。」他說服阿莫斯在1972年夏從俄勒岡返回以色列的途中，去布法羅稍作停留。在為期一周的逗留中，阿莫斯圍繞他與丹尼爾的合作項目做了5場不同主題的學術報告，每一場都針對不同的學術領域，每一場都聽者雲集。15年之後，當比德曼於1987年離開布法羅前去明尼蘇達大學時，人們說起阿莫斯的講座時依然會讚不絕口。
阿莫斯在講座中介紹了他和丹尼爾總結出的各種啟髮式，還談到了預測問題。給比德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五場和最後一場講座。「歷史的視角：不確定情況下的判斷」，這是阿莫斯的講座題目。面對一屋子歷史專業的學者，阿莫斯輕揚手腕，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如何從他和丹尼爾的視角出發，以一種全新的眼光檢視人類的行為。
在我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經常會出現乍看起來令人感到不解的情形。我們看不懂為什麼某某先生會這樣做或者那樣做，也不理解為什麼實驗結果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呈現，諸如此類的事還有很多。然而，通常情況下，我們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為此找出一個解釋，提出一種假設，或者對事實進行一番詮釋，從而使其條理清晰、易於理解、合乎常情。在感知外部世界時，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人類極善於從隨機數據中尋找出固定的模式或趨勢。我們能夠輕鬆地勾勒場景，提供解釋，做出說明，但是，與這方面的高超技能相反，在評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事件時，我們就顯得力不從心了。一旦接納了某種假設或者某種解釋，我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將其放大，從而很難再用另一種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
在表述觀點時，阿莫斯的措辭還是相當委婉的。他沒有像以往那樣，犀利地指出「歷史書的枯燥乏味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因為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純屬杜撰」。然而，他最終說出的話也許更令他的聽眾震驚：歷史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會出現他和丹尼爾所提出的認知偏見。他說：「有關歷史的判斷，從宏觀角度來衡量，也是一種依托數據進行的直覺判斷。」歷史判斷同樣受到偏見的影響。為了說明這一問題，阿莫斯特意提到了希伯來大學一個名叫巴魯克·菲施霍夫的研究生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當時，理查德·尼克松宣佈出訪中國和蘇聯，導致四座皆驚。菲施霍夫借此事件設計了一套測試題，請人們對尼克松此舉可能帶來的後果進行預測，比如，尼克松與毛澤東開展不少於一次的會晤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國和蘇聯聯手開發太空項目的概率有多大，蘇聯籍猶太人因為試圖與尼克松會話而遭到逮捕的概率又有多大。尼克松結束訪問返回美國後，菲施霍夫再一次找到接受過測試的人們，請他們回憶一下當初對各種問題做出的概率判斷。結果發現，他們的記憶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對真實發生了的事件曾做出過極準確的判斷，但事實是，他們當初並沒有對此事做出過如此高的估計。也就是說，當結局已一目瞭然時，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為事態的發展就像他們預估的一樣。阿莫斯的這個講座過去數年後，菲施霍夫給這種現象取了個名字，叫「後視偏見」。[2]
講座中，阿莫斯向這些歷史學家指出了他們的職業風險：極易接受他們所看到的任何事實（而忽略他們沒有或者無法看到的事實），並將這些事實打造成一個個聽起來頗具說服力的故事。
很多時候，我們無法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時，我們又表現得好像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又會頭頭是道地去解釋它。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人們還是能對無法預料的東西做出解釋，這種現象反映出了人類在邏輯推理方面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儘管這種缺陷表現得非常隱晦。它使我們相信，週遭世界並不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也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樣智力出眾。原因是，假如我們在只知道結局卻並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況下，能對原本無法預測的事情做出解釋，那說明這個結局是早就注定的，而我們本該能提前預料到。我們未能預料，這說明我們智商有限，與世界的不確定性無關。我們總是怪自己沒能早一點預見那些事後看來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據我們判斷，牆上的字跡可能一直就有，問題是，人們能看見這些字跡嗎？
體育解說員或者政治評論家為了能自圓其說，讓自己的點評和最終結局兩相吻合，會不顧一切地調整敘事方式，轉移敘事重心。歷史學家也概莫能外。他們會把規律強加在隨機事件的頭上，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在做些什麼。阿莫斯管這叫「爬行決定論」，還在筆記中草草寫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態看待昨天的人，終將面對處處都是意外的明天。」
錯誤地看待已經發生的事情，這使得人們更難預測未來。阿莫斯面前的這些歷史學家們頗以他們的「建構能力」而自得，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憑借歷史的碎片，對事情做出解釋，從而令這件事在日後看來是可以預測的。一旦歷史學家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做出了解釋，那唯一待解的謎團就是，為什麼當事人最初沒有預見結局？比德曼回憶道：「學校的全體歷史學家都去聽了阿莫斯的講座，結束後，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地離開了。」
阿莫斯提出，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認知方式，會讓過往的事情表現出一種確定性和可預測性，但事實絕非如此。聽完這一席話，比德曼對於阿莫斯和丹尼爾的研究瞭然於胸了。他確信，這項研究必定會對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影響，但凡需要專家來對不確定事件的概率做出判斷的領域，都在此列。然而，丹尼爾和阿莫斯提出的觀點尚局限於學術領域。只有教授、學者——多數來自心理學領域——有幸聽到過他們的言論，此外再無旁人。至於在希伯來大學默默耕耘著的他們二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重大發現傳播到其他領域，這在當時還尚未可知。
1973年年初，在離開尤金返回以色列之後，阿莫斯和丹尼爾開始著手準備一篇長篇論文，將他們的所有發現全都匯總在內。他們希望把已經完成的4篇論文中的主要觀點集中在一起，由讀者自己去提煉領悟。丹尼爾說：「我們決定把它原模原樣地呈現出來：就是一個單純的心理學研究。至於其間包含什麼樣的啟示，就交給讀者去決定吧。」他和阿莫斯都認為，若要將他們的研究伸向心理學之外的領域，《科學》雜誌是最可寄予希望的。
這個長篇與其說是寫出來的，不如說是建構出來的（丹尼爾說：「一個句子就代表著美好的一天。」）。搭建文章的過程中，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一條清晰的路徑，能讓他們將自己的觀點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那就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羅恩·霍華德參與撰寫的文章《颶風操控中的決策問題》。霍華德是決策分析這個新領域的奠基人之一。這一領域的核心理念是，決策制定人必須給不同的結果賦予相應的概率，這要求他們在做出決策之前將思考過程明晰化。如何應對殺傷力極大的颶風就是一個例子，在此，政策制定者有可能要依靠決策分析師來幫他們解決問題。密西西比灣海岸地帶的大部分地區剛剛遭受過颶風卡米爾的肆虐，而且這股颶風原本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當初它襲擊的是新奧爾良或者邁阿密，結果將不堪設想。氣象學家們以為自己掌握了一種新技術——將碘化銀播撒進風暴中，不僅能降低颶風的威力，還有望改變颶風的走向。然而，操縱颶風可絕非易事。政府一旦介入，就會和但凡因風暴招致的災害脫不開干係了。平安無事時，公眾也罷，法庭也罷，都不會為政府說好話，因為沒人能預知政府沒有介入的話情形會是怎樣。可一旦損失慘重，全社會都會要求執政者對颶風帶來的任何破壞負責。在文章中，霍華德分析了政府可以採取的對策，其中就包括對不同結果的發生概率進行估計。
但是，在丹尼爾和阿莫斯看來，決策分析師藉以從颶風專家的思考過程中推導出概率的那個方法有些弔詭。分析師會讓政府內部那些颶風操控專家去玩幸運轉輪，轉輪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被塗成紅色。他們會問對方：「你是把賭注押在紅色區域，還是賭颶風會造成300億美元以上的財產損失？」如果主管官員的答案是前者，那就意味著在他眼中，颶風造成300億美元以上財產損失的概率是33%。如果這樣，決策分析師會再讓他轉另一個轉輪，比如僅有20%的部分被塗成紅色的另一個轉輪。這種調整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紅色部分所佔的百分比與主管官員心目中估計的概率兩相吻合，即颶風會造成300億美元以上的財產損失。他們認定，颶風專家們能夠對極其不確定的事件做出正確的評估。
丹尼爾和阿莫斯在先前的研究中已經證明，人在面對不確定狀況時，大腦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反應，從而影響人們判斷概率的準確性。二人相信，借助他們在系統性偏差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人類的決策判斷準確性有望得到提升。舉例來說，若要對1973年大規模風暴登陸的可能性做出判斷，那麼任何一個人的答案都與其記憶的鮮活程度脫不開干係，也就是說，他的判斷取決於他是否對颶風卡米爾記憶猶新。但是，確切地說，他的判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我們認為，決策分析有朝一日會成為主流，而我們能助一臂之力。」丹尼爾說。
權威的決策分析專家都與羅恩·霍華德一道，聚集在位於加利福尼亞門羅帕克市一個叫作斯坦福研究所的地方。1973年秋，丹尼爾和阿莫斯坐飛機前往此地與他們會晤。但是，他們還沒來得及把關於不確定性的理論應用在真實世界中，意想不到的狀況就出現了。10月6日這一天，埃及和敘利亞組成的聯軍——憑藉著來自多達9個阿拉伯國家援助的軍隊和飛機——向以色列發起了進攻。以色列情報局的軍情分析專家萬萬沒料到會遭遇外敵的進攻，更別說是聯軍的進攻了。部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戈蘭高地上，百來輛以色列軍隊的坦克遭到了敘利亞方面1400輛坦克的圍攻。在蘇伊士運河沿岸，500名以色列軍人組成的衛戍部隊和三輛坦克遭遇了埃及方面的2000輛坦克和10萬大軍，在頃刻間被消滅殆盡。阿莫斯和丹尼爾當時正待在門羅帕克，在一個涼爽無雲的好天氣裡，他們聽到了以色列軍隊全線潰敗的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二人連忙趕去機場，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了以色列，意欲投身到接下來的又一場惡戰中。
[1] 截至該研究結束時，他們已經虛構出了若干個模式化人物，以供被試對其進行職業判斷。以「保羅」為例。「保羅現年36歲，已婚，育有兩子。他個性隨和，同他人能友好相處。在團隊中，他能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同時又不剛愎自用，是個出色的合作夥伴。他熱愛自己的工作，尤其喜歡從一團亂麻中清理出頭緒並順利解決它。」
[2] 在一份紀要中，菲施霍夫回憶了這個想法是如何在他參與丹尼爾的研討課時浮現在他腦海中的：「我們讀了保羅·米爾（1973）的《我為什麼不願參加個案研討會》這篇文章。在他的諸多觀點中，有一條涉及臨床醫生。他認為，臨床醫生總是對病情的發展表現出一種早有預料的過分自信。」圍繞米爾的這一說法，他們展開了探討，菲施霍夫進而又想到了以色列人。對於不可預知的政治事件，以色列人總表現出一種先知先覺的樣子。菲施霍夫想：「如果我們真能做到先知先覺，那為什麼還要跟著大國的指揮棒轉？」帶著這個疑問，他開始研究人們究竟是不是像他們自己認為的那樣，對諸事都有先見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