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只要有一個人發聲就可以，但沉默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
——羅伯特·E. 皮滕傑（Robert E. Pittenger）等，
《前五分鐘》（The First Five Minutes）
沉默的雙層牆壁
當我們從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傳統的心理學角度來研究否認，很快就會意識到，它通常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我們實際上是在和「共同否認」（co-denial）打交道，是一種包含多人的社會現象。為了研究合謀的沉默，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無論是只有幾個朋友，抑或是一個大型組織，他們總是包含了一個整體的社會系統。
共同否認預設了相互規避的前提。只有當大家共同避開眾所周知的房間裡的大象時，我們才能稱之為一個沉默的「合謀」。
作為共同否認的首要表達，沉默是一種集體行為，它包含了某個特定信息的發出者和接收者，以及雙方通力合作以迴避此信息。「和說話只需要一個主角不同的是，沉默需要合作。」合謀沉默預先假定信息的非生產者（non-producer）是謹慎的，而信息的非使用者（non-consumer）是漫不經心的，正是這些絕口不提房間裡的大象的人和相應不張口提問的人的集體努力，才構成了合謀。
為了充分理解共同否認的社會動態結構及其關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三隻猴子。雖然乍看上去，似乎只有那個不說的猴子負責製造沉默，但從更微妙的，把沉默和否認等量齊觀的角度上，我們也需要考慮它的其他兩個同伴，以仔細審視它們三個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要考慮到不說和不聽這兩種行為間的象徵性關係，正是恰當地體現出了保守秘密和世故得體之間的微妙關係。畢竟，比爾·克林頓為了保守他和莫妮卡·萊溫斯基偷情的秘密，也需要確保他周圍的人至少不能公開地表現出對此事的好奇。因此，雖然對他們關係的性質有所懷疑，克林頓的私人助理貝蒂·科裡還是力圖「避免知道細節」。即使是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白宮情報處官方負責人，也刻意地不去打聽特工們其實都已經知道了的內情。「我對這件事的事實真相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後來解釋說。事實上，他補充道：「如果他們想跟我說，我也會起身離開不聽。」
後來，當這個美國國王試圖掩蓋流傳已廣的自己沒穿衣服的事實時，他寄希望於身邊的人表現出一種得體的不聞不問，就像史蒂芬·斯皮爾伯格那樣。史蒂芬後來聲稱：「我從來沒有站出來問他是否屬實，所以他也從來沒對我撒過謊。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談論家庭和各種事情，但我們從來沒聊過房間裡的大象。」所以，他在1998年醜聞敗露幾天後的國情咨文和1999年的彈劾審判中，依賴聽眾的禮貌和在對那種超級尷尬環境下的巧妙偽裝來保全顏面。
此外，人們也許還記得托馬斯·傑斐遜在處理與他的奴隸薩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曖昧關係時的謹慎態度，這不但使得他的家人得以免於承認此事，同時，也世故地事先就預料到他人會對此事得體地配合。畢竟，如果別人期望我（至少是假裝）忽略他們，他們也需要額外注意，以免引起我的關注。如果別人都不說，當然很容易做到不聽，如果別人「不做」，也很容易不看。例如，整個社會看到裸體的不適感，是由表面上看起來對此不感興趣的「非窺淫狂」（non-voyeurs）和舉止得體的「非暴露狂」（non-exhibitionists）共同努力表達出來的。通過言行謹慎，我們其實是借由幫助他人，來使自己免於陷人尷尬的境地。
合謀沉默所包含的彼此對立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究其本質，是一種對稱的關係，因此，這一點造就了其對於不看和不聽雙方的「對等保護」。這種對稱甚至在極度不均衡的關係中依然很明顯，從孩子和父母親誰也不願意主動和對方討論性話題就可以完美地證明，孩子覺得提問（後來是告知）很彆扭，父母親也覺得告知（後來是提問）不自然。在這方面還可以考慮這樣一種令人震驚的對稱關係的存在，即一邊有人竭力遮掩自己所犯暴行的秘密，而一邊人們則同時在積極配合，甚至對自己否認這些事實的存在，如電影《烽火人間》（The Official Story）中對政治冷感的艾麗西婭和她總是含糊其辭的丈夫羅伯托之間的共生關係。還可以注意一下可怕的施暴者和暴行目擊者之間令人不寒而慄的對稱動態，就像納粹分子竭力向周圍居民掩飾集中營的恐怖，而居民們也寧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通過共同地不看和不做，或者不聽和不說，我們建起了一道「雙層牆體」的沉默。這種理論由心理學家丹·巴昂（Dan Bar-On）首次提出，並應用於前納粹罪犯和他們孩子之間的關係中，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理論居然對於納粹時期的受害者和他們孩子之間的關係動態同等重要。畢竟，在許多二戰大屠殺倖存者家庭中籠罩著沉重的沉默，「是兩種矛盾能量的交織：對倖存者來說，是對講述過去的壓抑；對他們的後代來說，則是對發現真相的恐懼」。（有個倖存者的孩子回憶說：「從來沒有誰明確禁止談論大屠殺，如果我或弟弟試圖提起話頭，他們肯定不會叫我們閉嘴。但我們就是壓根兒都沒有提過。」）這解釋了一個人為什麼可以對祖母的死因一直不瞭解，事實上她沒要求母親告訴她：「我不知道談話中斷是我所為還是她的意願。」應該是雙方都有此意吧。
就像美國軍隊的「不許問，不許說」政策明確闡述的，所謂衣櫃的概念通常和同性戀密不可分，其結構和功能性都驚人的相似。這雙層牆壁基本上是由「同性戀和異性戀們合力築造而成」。畢竟，與普遍看法相反，這「不僅僅是一面盾牌……不讓外面的人聽到什麼」，它同時也「不讓裡面的人說出來」。
再想想由醫生和臨終病人之間，他們關於病人垂死的消息所共同建造的沉默雙壁，「醫生和病人都知道疾病終將不治，他們也都知道對方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誰也不會挑明」，因為「醫生不喜歡討論這件事，病人也不想提」。「你不說，我也不問」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夫妻之間也存在，她「從不評論他看到年輕女人時的樣子」，他也「從來不提對她偽裝高潮的懷疑」，或者他們會嘗試（影片《牙醫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Dentists〕中生動地描述了這樣的場景）熟練地為彼此去哪裡做了什麼的托詞或謊言東拉西扯地找理由搪塞過去，而不肯公開地「拆穿他或她的托詞」。
然而，沉默的牆壁往往還不止兩層，因為參與這種合謀的人不只限於兩個。比方說，在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共同否認經典著作《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中，可以看到多位共謀者合力，讓俄狄浦斯對殺害了自己的父親，並娶了自己的母親一事毫不知情。在調查拉伊俄斯（Laius）的死因時，究竟為什麼克里昂（Creon）從來沒有派一個可以認出俄狄浦斯是真正兇手的倖存目擊者呢？同樣，在17年的共同生活中，為什麼伊俄卡斯特（Jocasta）從來沒有把她年輕丈夫嚴重變形的雙腳（希臘語中，俄狄浦斯就是「腫脹的雙腳」）和腳被刺傷的親生兒子聯繫在一起？這是多麼明顯的證據。而且如果兒子活到現在，正好是丈夫的年紀。而為什麼鎮上的長者如此堅持忽略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公開譴責，他指控俄狄浦斯就是殺害拉伊俄斯的兇手？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巧妙地提醒我們，父母與子女的亂倫，涉及的不僅僅是孩子和這個家長。在這樣的家庭裡，通常有另一位家長選擇性地忽略這個事實，當作壓根兒沒這回事（同樣，神父的性虐待案件中通常也有一個監督主教包庇）。同理，儘管虐妻案件從字面上說只涉及想保密的施虐者，其實他的受害者也覺得羞於啟齒。這種沉默常常還涉及其他知情的家庭成員、鄰居和朋友，他們都沒想過主動報案。
否認在否認
詭異的是，沉默往往是由聲音來掩蓋。所謂的閒聊、緊張的談話、「拐彎抹角」，都只不過是「噪音合謀」（conspiracies of noise）的不同形式，用來掩飾讓人不適的沉默。（這就是「背景」聲。當泰坦尼克號下沉的時候，樂隊繼續演奏的畫面一直印在我們的腦海，這啟發了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他將自己那部關於艾滋病肆虐但人們卻對此保持沉默的1980年代的編年史著作定名為《世紀的哭泣》。）當房間裡有一隻大象時，我們總能找到一些「除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外的，其他的話題」來談。
然而，讓合謀的沉默比起掩蓋行為更險惡的，是沉默本身從未被共謀者們所討論。和我們公開說明不去說起某事（「此事免談」）不同，共謀者繞開某些話題的事實一直未被承認，沉默背後暗藏的微妙的社會動態結構因此被掩蓋。「這就像《皇帝的新衣》這樣的童話故事。大家都明白，說出來要冒風險……但這一事實本身是『不能被討論的』。」關於對沉默保持沉默，或者說超沉默（meta-silence）的一個絕佳的例子，就是秘密周圍的保密。馬克·喬丹（Mark Jonian）曾深刻地指出，「如果說有一個關於天主教牧師們同性戀活動的『秘密』的話，那這個秘密，就是一種迫切的焦慮感，而這種對於所知不多且令人恐懼的事情的焦慮，是必須要小心地加以隱藏的。安排各種措施來保守秘密的真正原因，正是這種焦慮及其所導致的慌亂的努力。所以，其『秘密』本身，就是努力地掩飾焦慮不安。」
事實上，談論房間裡的大象如此之困難的原因，是「不僅僅沒有人願意聽，而且沒有人願意談論『不聽』這件事」。換句話說，避談大象的行為本身就是大象！我們不僅避開它，而且我們一邊這樣做，一邊否認，從而否認了我們的否認。
就像「關於禁止觀看禁止觀看條例的條例」，或被「禁止談論我們被嚴禁談論某事的事實」，或「我們看不見我們不想看的東西，我們也看不見我們看不見的東西」，這樣的超否認（meta-denial）預設了一種自欺的特殊形式，奧威爾稱之為「雙重思考」：或是「有意識地促使無意識，然後……對自己剛才實施催眠的行為失去意識」的能力。因此，在《1984》中，當東亞國突然接過大洋國的傳統宿敵歐亞國的角色，而成為大洋國的敵對國時，大洋國的人馬上開始銷毀或改寫他們與歐亞國長期戰爭的相關參考文獻，奧威爾敏銳指出，「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最困難的是因為工程的進程本身都是不能明說，無法指稱的」。
旁觀者和幫兇
確認了把社會體系作為研究合謀沉默的邏輯背景後，讓我們來檢驗一下社會關係和社會形勢的結構特徵，他們是影響一個人是否可能會參與合謀行為的最顯著的因素。因此，我們需要做一些比較，比如在對等關係以及權力介入的關係之間，以及公共場合和私下場合之間，如是類推。正如我們所預料的，是否參與沉默合謀，受某人離這個所謂的大象距離遠近的影響很大。離大象越近，就越能感受到否認其存在的壓力。所以，其實是站在街上觀看皇家遊行的人們，而不是遊行隊伍中的人首先衝破否認的藩籬，公開承認皇帝的一絲不掛。
圍繞在大象周圍的人們，他們彼此之間社會距離也很重要。畢竟，社會意義上離得「越近」，我們越傾向於彼此信任，並因而越發開誠佈公。另一方面，催生沉默的正式關係和社會環境（如官僚機構）則不鼓勵這種坦率開放，而是竭力促進噤聲。
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們之間的政治「距離」。相對於上級，我們一般更傾向於信任和我們同級別的人。因等級森嚴而權力差異越大的社會系統，其對開放和坦誠的抵制越明顯。
然而，最顯著地影響一個人是否參與沉默合謀的結構性因素，是合謀者的實際數量。這一點與常見的秘密形成鮮明對比，一般秘密的價值就在於它具有的直接的排他性功能（也就是說，只有一小撮人共享一個秘密），而人盡皆知的秘密則隨著「瞭解內幕」的人越多（而不是越少），變得越發讓人絕口不談。確實，共謀參與者的數量越多，沉默就「越沉重」和「越響亮」。嚴格禁止《1984》中溫斯頓和朱麗亞那樣非法的單獨會面，可能是反烏托邦的警察國家確保某些事情永遠不被公開討論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如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著名論斷所言，在三個人的群體與兩個人的群體之間，只需要就其社會互動方面作一個比較的話，即可理解參與者的數量對社會互動的動態結構的影響。而且事實上，與兩個人的沉默合謀不同，即使在一個只有三個共謀者參與的合謀中，也已經預設了在社會組織的群體的否認中，一個潛在的，新的關鍵人物的出現，我們可稱其為沉默的旁觀者。
電影《事件》（The Incident）的一個場景，看後令人寒意頓生：僅僅兩個年輕的小混混，就把整個地鐵車廂裡的人們給震懾住了，這恰恰是因為（而不是儘管）有這麼多的乘客一起看著他們，正是借助了他們的沉默，才成功地遏制住其中的每一個人採取行動阻止匪徒的可能。難怪我們常常把沉默的旁觀者視作幫兇，他們無形中為暴行和虐待的不可討論性作出表率，促成了自我否認。面對丈夫或男友騷擾她們的女兒時，女人們選擇保持緘默，就是通過拒不承認，來使得這種虐待得以持續。就此而言，當某人的朋友、親戚和同事故意將頭扭向一邊，假裝沒有注意到他酗酒或吸毒的那些明顯跡象時，作用是一樣的。
沉默的旁觀者之所以能成為幫兇，是因為當其他人看到這些旁觀者對某些事物視而不見的行為時，這些行為會進而鼓勵他們否認該事物。研究證據顯示了社會壓力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看法的，如果某人周圍沒有任何其他人作出同樣關注，那麼從心理學上來說，他會很難相信自己的感覺，並堅持相信他所看見或聽見的確實存在。針對某樣事物，一方面是其他人明顯對此置若罔聞，一方面是自己對此有所認知，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產生了一種混淆感，並進一步增加了此人最終屈從於社會壓力，選擇否認的可能性。
這種壓力隨著沉默旁觀者人數的增加而加劇。托馬斯·斯多克芒（Tomas Stockmann）博士，一個勇敢的、面對否認毫不留情的鬥士，在亨裡克·易卜生的戲劇《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中注定會發現，「真理最壞的敵人……就是大多數」。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間裡的大象，人們就越難堅信自己所看到的——即大象是真的就在那裡。身為少數，需要不斷抗拒多數人號召加入合謀、一起忽略大象的壓力，這種壓力隨著沉默合謀者人數的增多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顯著。正如我們心知肚明的，如果身邊有30個人而不是僅僅3個，肯定更難談起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看起來他們中沒有誰會熱衷於討論該話題的。
此外，眼看著幾個人一起忽略大象的體驗，與看他們各自單獨忽略的體驗是大不相同的，因為這還涉及他們每個人觀察別人忽略時體驗的疊加效應！不是幾個各自為戰的個體來否認，取而代之的是身邊的一幫人都明目張膽地參與到同一個合謀中。進一步地，從兩人增至三人，遑論更廣大的範圍，沉默的合謀涉及一個重要的轉移——從嚴格的人際交往型社會壓力轉移到我們所謂的整體性團體壓力，由此，打破沉默實際所侵犯的，不只是某些個體的個人舒適感，而是一個整體性的神聖的社會禁忌，故而激發了一種被強化的恐懼感。
順著同樣的思路，注意一下私人和公共交流的差異性。那些只會和親朋好友分享的個人婚姻中所存在的問題，是很少會願意被拿到公開場合討論的。同理，同事們很樂意在「重門深鎖之後，竊竊私語」地議論上級的腐敗和不稱職行為……但只有愚蠢和幼稚的人才敢把這些公之於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對「政治正確」規則的違反更可能出現在廁所塗鴉上，而不是公開講座或電視節目中）。
沉默如癌細胞般分裂增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沉默的合謀會而展現出某種特定的軌跡。為瞭解這種剖某的全貌，我們也需要審視它們高度模式化的社會動態。
在《皇帝的新衣》中，雖然無論是首相大臣還是皇帝的其他親信議員，都看不到並不存在的布料，但他們仍然假定除了他們，其他人包括皇帝都可以看見，因此大加讚賞皇帝的新衣，以保全自己的聲譽。不管怎樣，他們毫不真誠的證言，反而導致皇帝認為他一定是唯一一個看不見的人。「『什麼！ 』皇帝想」，看著空空的織機，「『我什麼都看不到！為什麼，這太可怕了！我愚蠢嗎？我不配做皇帝嗎？』」但是，「他大聲說，『這非常漂亮』，」從而延續了無法避免的，以錯誤臆斷為前提的惡性循環。因此，隨著故事繼續發展，「所有的議員，大臣和重要人物……盯著看，努力盯著看，卻和國王一樣，什麼都看不到」，但他們還是「像皇帝那樣說，『這真漂亮。』」
同理，當一名員工在會議中看到另一位對明顯聽得很清楚的話充耳不聞時，那麼這些話可能是無關緊要的印象，會在第二個工作人員的繼續無視中得到加強。事實上，一個惡性循環可能從此產生，每個同謀者的否認對他人都是一種支持，他們的整體沉默會彼此呼應，這時第三個、第四個也加入了共謀。保羅·西蒙（Paul Simon）說，「沉默」，「如癌細胞般分裂增長」，這正是整個社會是如何變得集體否認其領導者的無能，無視明顯的暴行，以及對迫在眉睫的環境災害視而不見的過程。
由此，沉默的強度不僅受參與其中的共謀人數的影響，還會受到這些人保持沉默的時間長度的影響。佐證之一，就是結婚多年的夫婦關於性生活質量的交流普遍十分缺乏，如果這種情形持續時間足夠長，那麼即使僅僅是兩人之間的社會交流環境，沉默也可以很「沉重」。所以，儘管沉默可能隨著時間的延長而被干擾，但它還是趨向於變得更加諱莫如深。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固有本質的累加結果。如同其他任何否認形式（接受過心理治療的人們都能瞭解）一樣，沉默可以自我強化。保持沉默的時間越長，越難以避免地演變成為「用更多的沉默來掩蓋我們的沉默」。今天的沉默將使明天的沉默更難打破。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沉默會自我繁衍。越長時間不說話，就越難找到可說的話題。」同理，「事情擱置的時間越長，就越難討論。」確實如此，當我們閱讀簡·斯邁利（Jane Smiley）的《一千英畝》（A Thousand Acres）時，不免會為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傷懷，兩姐妹可能需要20來年才覺得心理上做好了準備（這還是說，如果她們最終真的會這樣做的話），和對方談談自己都曾被父親猥褻過的共同經歷。
事實上，「大象」通常隨時間而增長，它們的形象大小反映了它們的年齡。我們假裝沒有注意到它們的時間越長，它們在我們腦海中就變得越大。一個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在描述圍繞在他父母親創痛過往的那種沉默時說，「每年它長高一些，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它的存在。奇怪的是，縱使它佔據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卻從沒談起過它。」
鑒於此，人們能偽裝多久呢，假裝沒有注意到房間裡的大象，直到它變得太大（它的存在過於明顯）而不容躲避？到底有沒有什麼能夠停止這種看似無休止的否認循環？到底有什麼能夠真正結束合謀的沉默？
原文注:
Eviatar Zerubavel,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enial," in Karen A. Cerulo (ed.), Culture in Mind: Toward a Sociology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5.
Robin E. Sheriff, "Exposing Silence as Cultural Censorship: A Brazilian Ca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2 (2000), 114.參見I. F. Stone, "It Pays To Be Ignora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9, 1973, 8; 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64-65, 125; Donald Cozzens, Sacred Silence: Denial and the Crisis in the Church (Collegeville, MN: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2), 41.
Frederick B. Bird, The Muted Conscience: Moral Sil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Ethics in Business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1996), 191, 194.
David E. Sanger, "Lewinsky Was Familiar Face to Agents near Clinton's Doo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98, National Section, 35.
Stephen J. Dubner, "Steven the Goo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1999, section 6, 38.
Jan E. Lewis, "The White Jeffersons," in Jan E. Lewis and Peter S. Onuf (eds.), Sally Hemings and Thomas Jefferson: History, Memory, and Civic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9), 154;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234-37; Erving Goffman, "On Face 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67 [1955]), 29; Raymond Geuss, Public Goods, Private Goo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14.
Gordon J. 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Living Outside the Gates of Mauthaus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75.參見Derrick Jensen, A Language Older Than Words (New York: Context Books, 2000), 347.
「沉默的雙牆」概念最早由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巴昂提出，用以描述納粹戰犯和其後代，對二戰期間大屠殺的史實避而不談，彼此保持沉默的默契。——譯者注
Dan Bar-On, Legacy of Silence: Encounters with Children of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8; Ruth Wajnryb, The Silence: How Tragedy Shapes Talk (Crows Nest,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1), 32, 265; Martin Goldsmith, The 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 A True Story of Music and Lov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0), 2.參見Nadine Fresco, "Remembering the Unknow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1 (1984), 418.
Mark Jordan, The Silence of Sodom: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Cathol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90, 107.
Barney G. Glaser and Anselm L. Strauss,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25, 67; Daniel Goleman, Vital Lies, Simple Truths: The Psychology of Self-Deception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86), 157; Cohen, States of Denial, 66; Diane Vaughan,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 76-78.參見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2.
Philip Vellacott, Sophocles and Oedipus: A Study of Oedipus Tyrannus with a New Trans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1), 24-25, 115-17, 156-57, 163, 171, 173, 185-86, 220, 224.參見John Steiner, "Turning a Blind Eye: The Cover Up for Oedipu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2 (1985), 165-66, 168; John Steiner, Psychic Retreats: Pathological Organisations in Psychotic, Neurotic, and Borderline Pati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20-21; Noam Zerubavel, "Allegorical Recognition of Truth and Identity in Oedipus Rex" (Columbia University, 2003).
Kathleen Ger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世紀的哭泣》為中譯名，英文為And the Band Played On，可直譯為「樂隊持續演奏」——譯者注
Randy Shilts, 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Kathryn Harrison, The Kiss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117.
Elizabeth W. Morrison and Frances J.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000), 721.參見722; Chris Argyris, "Skilled Incompet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86, 76.
Jordan, The Silence of Sodom, 87.參見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1983]), xiii.
l6
Ronald D. Laing,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1969]), 99-100, 106, 115; Goleman, Vital Lies, Simple Truths, 234;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1949]), 33, 150.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n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4 [1836]), 81.
Georg Simmel, "The Secret and the Secret Society," in Kurt H.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1908]), 332; Eviatar Zerubavel,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ocial Life," Symbolic Interaction 5, no.1 (1982), 101-02.
Cohen, States of Denial, 15-18, 68-75, 140-67.參見Georg Simmel,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Group," in Kurt H. Wolff,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1908]), 135-36, 145-69.
參見Bibb Lataneand John M. Darley,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0); Pavel Machotka et al., "Incest as a Family Affair," Family Process 6 (1967), 99-100; 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9.
Solomon E. Asch,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1956), #9 (whole no.416); Muzafer Sherif and Carolyn W. Sheri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70-72, 119-21, 202-10; Robert B. Cialdini, Influence: Science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94-133.
Henrik Ibsen, "An Enemy of the People," in Six Plays by Henrik Ibse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7 [1882]), 225.參見226-27.
Ethel M. Albert, "Culture Patterning of Speech Behavior in Burundi," in John J. Gumperz and Dell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91; Morrison and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706.參見Nina Eliasoph,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關於社會靜態與社會動態的基本區別，參見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n Gertrud Lenzer (ed.),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5 [1830-42]), 263-97.
Anders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79.參見Helen S. Perry, "Selective Inattention a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for U.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Atomic Bomb," Psychiatry 17 (1954), 226.
Paul Simon,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
Bird, The Muted Conscience, 51.參見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149;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9]), 158.
《一千英畝》作者簡·斯邁利是美國當代著名女作家。著有《傷心時代》、《格林蘭人》、《平常之愛與善意》等，在評論界廣受推崇。1991年斯邁利的代表作《一千英畝》問世後，因其心理刻畫和對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深刻描寫，接連榮獲1992年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書評人獎。小說情節部分受莎士比亞《李爾王》影響，描寫一個美國中西部家庭，在獨斷專行的父親陰影下，三個女兒的掙扎和成長。——譯者注
Rudolf Flesch, The New Book of Unusual Quota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349-50 [emphasis added]; Kathleen D. Ryan and Daniel K. Oestreich, Driving Fear Out of the Office: How To Overcome the Invisible Barriers to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1), 30; 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1991).
Goldsmith, *The 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