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如一道……強制沉默的鐵律……明白無誤地表示，對此沒什麼好說，沒什麼好看，也沒什麼好知道的。
——福柯《性史》
注意力的規範構成暗示出，我們對於應該忽視什麼具備一定程度的共識，但這種共識並非總是存在。像藝術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女人與菊花》（A Woman with Chrysanthemums）、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今晚我們即興演出》（Tonight We Improvise）、皮特·蒙特裡安（Piet Mondrian）的《紅黃藍的菱形構成》（Diamond Painting in Red, Yellow, and Blue）以及約翰·凱奇（John Cage）的《4分33秒》（4'33"）等作品，都曾試圖挑戰那種傳統的，把藝術從其可視聽的環境中剝離出來的心理框架，這種努力是自覺地對傳統注意力安排方式的挑戰；比如爭論大學招生中，是否應該把族裔當作一個因素來考慮，其本質就是一場「是否相關」的論戰。而情人間也會激烈地討論，一方過去的性史另一方是否有權知道。這些都在提醒我們，有些沉默人人接受，還有些沉默只被一些人認可，而另一些人則持有異議。
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了促成沉默合謀的規範性壓力，然而，迫使這種忽視產生的社會性壓力，只有一部分源於規範。我們的注意力所在，以及可表達的範圍，是由社會規範和政治所共同限制的，即我們的看、聽、說同時受到規範和政治的壓力影響。只有當我們審視促成合謀沉默的政治條件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是國王（而不是，比方說，某個隨從）沒穿衣服，才更加戲劇化地抓住了 「皇帝的新衣」中，房間裡的大象所包含的要義。
注意力和權力
在此方向上進行探討的第一步，應該是觀察權力在我們注意力和話語表達的社會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畢竟社會關係中通常都包含權力，沉默和否認也往往是權力分配不均的產物。
我們能知道多少，部分取決於我們的權力大小。顯然，獲取機密（更不用說「最高機密」）和「非保密」的信息渠道，是由正式的規章制度按照人員的保密資格的級別規定的，權力級別高低，與獲取信息的級別相對應。
權力還使人們有能力控制傳遞給他們的信息數量。於是，如果某信息是非正式渠道傳來的，那麼一旦知情需要承擔責任的話，就可以在今後佯裝不知，推搪過去。例如，對於某些不法行為，畢竟假裝不知道會方便得多，可以避免日後被追究知情不報的麻煩。因此高官要員會對那些自己其實心知肚明的非法勾當，保持一種「完全而徹底的不知情」狀態（其官方說法為「與此事無涉」），以逃避責任。約翰·米歇爾（John Mitchell）確實不會向理查德·尼克松提到任何有關水門事件的情況，就是為了使得尼克松像「被全身消過毒那樣，一塵不染，毫不知情」，因此不會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煩。
此外權力也包括了更廣大的可關注視野，例如，在等級分明的組織中，人們根據地位高低而關注級別不同的信息。一名旅長應該比他的營長們關注的範圍更廣，而這些營長也要比他們的連長們有更寬廣的視角。這就是為什麼「9.11」事件中，在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遭到襲擊前，只有幾名資深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才能把該局在鳳凰城，以及明尼那波利斯辦公室所提供的零散的信息串聯在一起。
無疑，連長們帶隊打仗時考慮的是戰術而不是戰略，是由於其職位要求所決定，而非缺乏個人好奇心。同理，我們也不會認為，在整個學校事務層面上，校長和一般教員瞭解和關心程度大不相同是由他們個人的好奇心程度不同導致的。
比權力包含更大的可關注視野還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控制他人可關注視野大小的能力。比如，教授通過選定必讀書單，來決定對於學生們來說，什麼才是值得關注的（而不是由學生自行決定）。當律師通過提請法庭關注申述的反對意見時，法官有權決定支持還是駁回該申述。
權力還包括了劃定哪些為可接受的表達，哪些不是的控制權。畢竟通常是上級對下級說：「不要談論那件事。」劃定談話範疇的權力，是一種微妙的政治鬥爭。例如，正是這種鬥爭，使得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被小布什要求加入對伊拉克的戰爭時，指出美國長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推廣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上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通過控制「待議事項」以獲得對他人可關注及可討論範疇的控制，是最為常見的方式。例如通過確定什麼是議事日程中要討論的（也暗含了什麼是不予討論的）的政治鬥爭，就正式地界定了哪些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的內容。通常都是上級決定了下級所應該關注的，而不是相反。同樣地，國家領導人通過他們的權力設定了 「國家待議事項」，從而決定了公眾給予健康保險，教育和國防的關注之多寡。
此外，權力還有改變他人關注方向的能力，這一點是通過「轉移話題」實現的。事實上，領導人往往會製造危機（乃至發動戰爭），把公眾的注意力從經濟困境或政治醜聞中轉向別處。（一些針對小布什的批評家已經明確指出，伊拉克被聲稱所擁有的大規模殺傷型武器，其實不過是布什的「大規模轉移注意力型武器」，要麼就是模仿著名導演希區柯克，借助他那種故意把觀眾的注意力從電影的主要情節中引開的策略，即「大規模殺傷型麥格芬」〔MacGuffins of mass destruction〕）。和專業的魔術師一樣，擁有權力的人也會專門選擇合適的時機，讓不受歡迎的或者可能引起尷尬的行為（比如宣佈有爭議的任命書，或者解雇資深助手等），和其他一些能幫助他們遮掩這些行為的事件同時發生。
憑借大眾傳媒的力量，領導人抓住了整個國家的注意力（電台和電視聯合，可以讓大眾注意力同時關注相同的事物）。事實上，我們的「群體雷達屏幕」（collective radar screen）所觀看的內容由媒體決定。儘管他們並不總是能夠成功地做到告訴我們怎麼想，但是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想些什麼上，確實成果驚人。另外，通過決定哪些事務和事件才能上新聞大標題，哪些可以成為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報道的頭條故事，他們也就決定了哪些話題是與公眾相關的。
毫無疑問，媒體還能夠僅僅通過選擇性地不報道某些事情，就使得它們無法為我們所知。這些不僅僅發生在電視，廣播和報紙都由政府控制的極權社會，在明確多元價值觀的政治體系中也不例外。大多數美國主流媒體不約而同的做法是，對於那些（在他們看來）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不會扮演什麼重要角色的次要候選人不予報道（當然，這些媒體是以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這麼幹的，這也因此足以確保此事不會發生了），該行為無疑突顯了「非主流」新聞（alternative news）巨大的政治重要性。
事實上，媒體還決定了公眾的注意力持續時間長短。比如，我們通常持續幾周追看某個新聞報道，然而一旦停止報道，我們很快也就忘卻，從此不再關注。一個由媒體驅動的公眾注意力標準循環模式是：某特定話題或事件先進入公眾的視野，停留一段時間，然後逐漸減弱，消失。「犯罪高發潮」（crime wave）所反映的，也許是媒體報道提高了人們對犯罪行為在集體意識上的關注度，而並非是真的犯罪率變高。畢竟，即使是非常重大的新聞，也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從我們的公共雷達屏幕中隱退，並最終徹底消失。在這方面的例子，是《紐約時報》在2003年4月 21日頭版報端發表聲明如下：「最近幾周獨佔一版的伊拉克戰爭及後續報道，自今日起，將回歸至常規新聞版面。自第十頁起。」
類似政治上「待議事項」的設定，在學術界關注和交流領域的社會化構成中，也相當明顯。和學校課程表及歷史課本一樣，博士課程考試的必讀書目也體現出權力決定了他人必須關注的和基本上可以忽略的。然而，與之同等重要的，還有一些更為微妙的「社會心理控制」（sociomental control）。比如，學術界並未明言的某種規範，會迫使學者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他們按照社會預期，從專業角度應該熟悉的資料。僅僅通過翻閱最近文章的參考書目，年輕學者就已經心照不宣地感知到了哪些是「必讀」書目，更不用說去閱讀被推出的文獻點評了，與此同時，他們也明白那些沒提到的，就是無關緊要的。
學者們也會迫於社會化的壓力，把自己的智識上所關注的視野，局限在傳統的學術表達範圍（或者領域，學科，或更窄的定義：區域），並且將任何此外的學術活動視為離題，如果還不算完全無關緊要的話。舉例來說，我所在的專業團體通過各種獎懲措施，不斷地迫使我把自己學術上的興趣局限在所謂的「社會學」領域，並且默默阻礙我開展任何「歷史學」、「心理學」或者「人類學」方面的研究項目。
這種制度性的遮蔽性行為，專門用來限定學術上的關注和交流，以保證知識上的血統純粹性。這正是為什麼很少有學者得以跨越他們褊狹的心靈角落，在閱讀和寫作上向著那些傳統上被視為其他知識領域的跑馬場上進發。那些忽視此種社會壓力的人，則常常在求職，升職，申請研究經費和出版著作等方面遇到許多困難——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結果，須知對傳統上彼此分開的精神領域加以整合，恰恰是人類創造力的鮮明特色。
管自己的事兒
權力還包括了控制（有時候是阻止）他人獲得信息。畢竟，是父母告訴孩子什麼書能讀，什麼書不能讀，什麼電視節目能看，什麼節目不能看，而不是反過來。
阻止他人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是官方的內容審查，比如報刊停印廣播停播，取消電視節目或禁止刊行歷史教科書。也可能是通過一種不那麼正式的「善意的建議」，比如「別問那麼多了」或「管好自己的事兒」。當總統連任競選委員會的財務長詢問尼克松競選團隊的財務主席，關於付給水門「水管工」錢的事情時，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知道，而且你肯定也不會想知道。」
如你所知，阻止人們獲取信息是一個警察國家的典型特徵。因此，在被納粹佔領的歐洲，人們被嚴禁偷聽同盟國的電台節目。而住在集中營附近的人們，則被黨衛軍勒令對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暴行視而不見。不僅不能盯著囚犯看，甚至連觀望送犯人到集中營的火車都是被嚴格禁止的，他們被明確要求轉過頭去，或者低頭，不允許平視。當經過集中營的營房時，緊張的父母常常會告訴孩子，「什麼都別看，什麼也別聽」。
可以想見，如此嚴酷的審查之所以得以存在，也有賴於人們相當程度上作出的自我壓抑。這通常包括「知道什麼是不該知道的」。於是，儘管納粹把猶太人押送流放到東歐的行為常常公開進行（更不用說到處傳言的，他們到了那裡的下場了），很多德國人都「知道的足夠多，以至於絕對不想再知道更多了」。同樣的，儘管住在死亡集中營附近的人們清晰無誤地明白濃煙的來源，以及焚化廠傳來的惡臭是什麼，他們仍然避免去問「不必要」的問題，裝作茫然無知和一副「因為沒有注意，所以一臉無辜」的樣子。和世故，以及「禮貌性忽視」不同，這顯然是由恐懼引發的，並且但求自保，並非是為他人保留臉面。換言之，他們假裝「忽視那些他們無法不注意到的事實。他們明白，如果不可避免地會知道集中營裡正在發生的那些事，至少還可以掉頭不看。儘管清楚這一切，他們仍努力在無法避免地感知，和小心翼翼地忽視之間尋找著平衡」。通過這麼做，他們漸漸成為了 「那種使得獨裁統治得以實現的臣民：不說，不看，而且不問，此後， 再不好奇」。
閉嘴
同樣具有抑製作用，讓人保持言行謹慎的壓力，常常與壓制人們好奇心的社會壓力相生相伴，互為補充。畢竟，權力不僅會阻斷人們對信息最初接觸，也會防止它的進一步流通。比如，封口費就總是順著權力階梯依次向下，而「這事只有你知我知（或僅限此時此地）」的說辭也通常是上級對下級發出的，而不是相反。
此外，噤聲也被用來「作為征服的武器……對他人聲音進行扼殺」。因此，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專門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臭名昭著的「骯髒戰爭」（Dirty War）時期，任何目擊這種「被失蹤」現象後人們的議論，都被當局嚴令禁止——「此為令人難過的被雙重噤聲的例子。先是某個人或者一群人被綁架，他們的悲慘結局無處可查，緊接著他們曾經存在過的事實也成為禁忌，人們不可能對此進行真正的談論。」這種曾出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內，專門用來削弱人們力量的抑制性的沉默，正是極權警察國家的標誌性特徵。正像奧威爾在《1984》中那段讓人不寒而慄的描述那樣：「西姆（Syme）消失了。一個早晨，他沒來上班，有幾個說話欠考慮的傢伙談論他的缺席。第二天，沒人再提他了，西姆已經停止存在，他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自由流通的信息會瓦解現存的權力結構。這一點最鮮明的體現在檢舉揭發（blackmail）上。一個人只消把可能對身居高位的人的不利消息傳播出去，就有可能徹底顛覆他們之間現存的權力關係。地位低下的女秘書對表面上強勢的老闆擁有相當程度的控制權，是因為總是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某天她會把自己和老闆的不正當關係告訴別人。
保密工作就是通過確保特定的信息不被暴露於眾，以阻止可能的破壞性場面出現。其工作就是要降低秘密持有者的威脅性，從而暗中維護現存的權力結構。當一位退休的黑人美國女教師公開在全國範圍內宣稱，自己是已故的參議員斯托姆·瑟蒙德（Storm Thurmond，一位種族隔離主義者的標誌性人物）的私生女時，感到顏面盡失的斯托姆家人尷尬地表示「這種事被公之於眾……讓我們應對起來非常不堪……我們本來是完全可以私下交流的」。
保密事宜可以是明文規定的，比如，為了防止內部員工洩露名流私生活的保密協議，或者被恰如其分命名的「封口令」（gag orders），除了 「必要的知情權所需瞭解信息」之外，防止洩露法律規定的秘密信息（所謂「必要知情權」是一個模糊的定義，它實際上促成了過分小心翼翼的行為，由此導致的結果和沉默幾無二致），以保護罪犯。預先防止有關他們犯罪的信息流傳出去的秘密協議，也具有同樣的保密性——該完全合法的形式其本質就是賄賂受害者，以換來他們的沉默。
儘管受害者肯定從這些協議中得到了一些經濟上的好處，此舉也有利於保護他們的名譽，但幾乎總是加害者提出「要求在協議中加入保密條款——受害人則幾乎無此要求」。不僅如此，這樣的秘密協議其存在本身，也成為了被保守的秘密，而這實際上使得這些罪行得以延續。此種保密協議把屢教不改的慣犯們的眾多受害人彼此隔絕開來，使得他們無從知曉這些罪犯之前已經被指控過類似的罪行，這等於無形中助長了這些罪犯的犯罪行為：由此，保密協議不良後果的承擔者是公眾。消費者對不安全商品信息不知情，工人們對不安全工作環境不知情……1933年佳斯·邁威（Johns Manville）公司與11名因為石棉感染導致生病的工人達成和解籤訂保密協議。如果這個秘密不是因此而被保守了 45年，那麼數以千計的其他工人也許就不會患呼吸道疾病。同樣地，當保密協議被用於保護一名有戀童癖的牧師時，他的受害人就不大可能知道他們只是更大範圍的受虐者的其中一員。相反，他們會認為自己的遭遇只是個案，並把自己的受害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個人化的，而且甚至會為發生這樣的事情責備自己。
實際上，正是由於這樣的保密協議，才使得教會當局得以把這些慣犯重新委派到其他教區，並繼續猥褻很多年輕的、毫無戒心的受害者。
現在正震動羅馬天主教廷的性侵兒童的醜聞中，最令人揪心的，是法庭體系所扮演的角色。法官已經在多起猥褻兒童案件中籤署了保密協議，使得犯罪的神甫再次猥褻更多兒童……一名同意封存法庭記錄的波士頓法官表示，「如果事先得知這種做法是多麼廣泛的話」，她可能並不會這麼做了。當然，正是像她這樣的裁決，才縱容了教會，得而掩飾性虐待已經成為一個如此大的問題。
上述事件的疊加效應，已經引起了明顯的不安。「我現在為收下他們賠償金的行為感到恥辱，」雷蒙德·希尼巴迪（Raymond P. Sinibaldi）說。在1995年因為聲稱自己被一名牧師虐待後，他得到了教會的保密協議賠償……「我本應該在當時就起訴，並且召開消息發佈會的。如杲我們這麼幹了，那麼這個問題早就被披露了。」
可以想見，梅根法案（Megan's Law）和其他一些禁止私下和解的努力，正是為了制止這種「分而治之」（pide-and-rule）的保密協議而生。"
然而正像「閉嘴」或者「管住你的舌頭」這類常見說法所表明的那樣，和正式的封口令或者保密協議相比，通常更常見的，是非正式的壓力，在它們的作用下，敏感信息無法傳播。這種壓力有時候包括身體暴力。比如當強姦犯摀住受害者的嘴巴，以防她們呼救。或者在17世紀的英格蘭，饒舌者的頭和舌頭則被帶倒鉤的鐵板套住。然而更常見的形式，還是語言的威脅恫嚇，比如加害者或同案被侵害的人，都會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訴別人發生了什麼。在派特·康洛伊（Pat Conroy）的作品《潮浪王子》（The Prince of Tides）中，男主角湯姆·溫格（TomWingo）回憶在他和他的母親及姐妹被強暴之後，「在爸爸回家前，媽媽把我們叫到起居室，要求我們每個人都立下誓言，我們不能告訴任何一個人在那天的家裡發生了什麼……她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違背誓言，她就不再是我們的媽媽了。她發誓，如果我們把那可怕的一天中的任何事情洩露出去，她將永不再和我們講話」。同樣地，哥倫布為了說服西班牙國王他的第二次美洲航行實際上是抵達了中國，就威脅他的水手們說，如果有誰膽敢出來作證，指出他無法就自己宣稱過的——古巴是亞洲大陸的一部分的說法自圓其說的話，他就要割掉此人的舌頭。
通常而言，形成秘密的壓力，其作用方式還是會更加微妙一些的。「進去，讀一下這個」電影《上級命令》（ Command Decision）裡，司令官把一份機密文件遞給記者時說，「然後忘掉你讀過的。」同樣，在幾位白宮特勤專員目睹了萊溫斯基因為吃醋而鬧得不可開交的情景之後，總統克林頓只需告訴他們的長官：「這件事兒，你自己看著辦吧。」然後該指揮官用同樣微妙的方式對他的下屬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什麼也沒發生」。
從這個角度，再回頭看下「皇帝的新衣裡」的兩個騙子，他們宣稱這種布料有一種「奇特之處，那就是它對於任何不稱職，或者愚不可及的人來說，都是不可見的」。此種先發制人的伎倆，堵住了所有可能說實話的人的嘴。電影《墮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個人使用類似的方式誘騙孩子，讓他們誤以為自己目擊的這些違法勾當是高度保密的，只有他們才能知道，從而阻止了這些孩子告發他的行為。
確實，迫使對方保守秘密並不需要總是用語言說出來，比如，以升職或者加薪這種方式，來換取一個可能的目擊者心知肚明的沉默，又或者一個孌童者只是關上百葉窗或者鎖上門。無須多言，使人噤聲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以鴉雀無聲的方式進行著。
原文註：
Luigi Pirandello, Tonight We Improvise (New York: Samuel French, 1960 [1932]).
更多對此種努力的探討，請參見Eviatar Zerubavel, 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991]),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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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體系內部的「勞動在感知上的劃分」，參見Eviatar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19.
參見Ruth Wajnryb, The Silence: How Tragedy Shapes Talk (Crows Nest,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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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97; Eviatar Zerubavel,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4.
指大眾共同的關注領域，公共視野。——譯者注
Bernard C.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 [emphasis added].參見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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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Meyrowitz, "The Press Rejects a Candidat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2,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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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17.參見Thomas E. DeGloma,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Masking of Child Sex Abuse: Framing and Cognitive Asymmetries of Power in the Famil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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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35.參見36-37, 92-93, 96.
Ibid., 94 [emphasis added].參見Martin Amis, Koba the Dread: Laughter and the Twenty Million (New York: Hyperion, 2002), 39.
骯髒戰爭（Dirty War）是指1976年到1983年間發生在阿根廷的國家主持的暴力事件。受害者多為左翼激進分子，工會主義者，學生，記者，馬克思主義者，貝隆的游擊隊武裝及其同情者。據估計有9000到30000人在此期間被殺或者失蹤。據阿根廷失蹤人口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cm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估計，失蹤人數在13000人左右。——譯者注
Zali Gurevitch, "Dialectical Dialogue: The Struggle for Speech, Repressive Silence, and the Shift to Multiplic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2001), 93; Adam Jaworski, The Power of Silence: Soci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135;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1949]), 122.參見Graziano, Divine Violence, 255-56; Luchterhand, "Knowing and Not Knowing," 262; Horwitz, In the Shadow of Death, 114; Peter Haidu, "The Dialectics of Unspeakability: Language, Silence, and the Narratives of Desubjectification," in 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77-99; Dariusz Tolczyk, See No Evil: Literary Cover-Up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Soviet Camp Exper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0-83; Cohen, States of Denial,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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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參見Thomas Farragher, "Church Cloaked in Culture of Silence," Boston Globe, February 24, 2002, www.pulitzer.org/year/2003/public-service/works/globe9.html
梅根法案於1996年5月17日由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簽發法案規定：將正式建檔的性犯罪案件資料放到網上以供讀取，且此等罪犯被釋放後必需予以備案存檔。梅根法案頒布近十年後，美國高法院頒布進一步的法規，各州可以在互聯網上張貼性侵犯者的照片和其他個人信息，以便保護住在其周圍的鄰居免受他們的侵犯。梅根法案得名於1994年被姦殺的七歲美國女孩梅根·坎卡。——譯者注
參見Adam Liptak, "South Carolina Judges Voted to Ban Secret Court Settlemen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2, A1; "Ending Legal Secr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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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Tamar Cohen, "Incest: On Keeping the Secret," in Hanna Herzog and Kineret Lahad (eds.), Knowing and Remaining Silent: Mechanisms of Silencing and Denial in Israeli Society (Jerusalem: Van Leer Institute, forthcoming).
即不存在之物。——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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