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什麼也沒穿呀！」一個小孩喊道。「聽聽這個天真孩子的話吧」，孩子爸爸自豪地說。人們也紛紛耳語重複著那個小孩的話。「他什麼也沒穿。有個小孩兒說他什麼都沒穿。」「他什麼都沒穿！ 」最後所有人都這麼嚷嚷起來。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
沉默保持的時間越長、參與者越多，迫使我們加入合謀的壓力也就越大，然而與之形成悖論的是，如此一來，這場沉默合謀被終結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就是說，沉默保持得越深，則打破沉默的機會就越多。誠如《皇帝的新衣》結尾所暗示的，哪怕只有一個人不願意否認大象的存在，那他也終將帶動所有合謀者公開承認它的存在。
況且即便沒有人出來打破沉默，這種可能性也總是存在的，就是說，任何一場沉默的合謀中，都有一個潛在的打破沉默者。據此，我們可以在三不猴之外再添上第四隻，它隨時可能觸犯某個禁忌，從而破壞了這場合謀。下面這幅反應水門事件的諷剌畫給這三隻猴子添加了一個正在和美國頭牌新聞調查員通話的新成員。這幅漫畫恰切地描摹出了這樣一股會暗中破壞沉默合謀的社會力量，告誡我們拒絕面對某些事物的想法，會被同樣強烈的揭露真相的願望所抵消。
喂？是傑克.安德森嗎？（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76 Arnie Levin, Cartoonbank.com.版權所有。）
從認知到承認
終結沉默合謀，就要承認房間裡大象的存在，否則，它就成了公開的秘密。而且，我們必須公開承認它的存在，私下承認並不能終結兩人以上的合謀。
衣服烘乾機的發明幫助人們在公眾前保護自己的隱私，與諸如此類努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打破沉默，則正是要把人們一直視為隱私的事情呈現給公眾。蘇聯許多國民當時肯定都很清楚斯大林政權的殘暴行徑，但這並不能打破震耳欲聾的沉默——直到赫魯曉夫出來正式指控這些暴行，以及隨後出版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也對古拉格體制做了讓人震驚的描述。同樣，儘管許多以色列人都知道40年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中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但多年來避免公開談論此事的默契是被本尼·莫裡斯（Benny Morris）打破的，其著作《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誕生，1947－1949》（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一書因此引起了廣泛爭議。2003年伊拉克侵略戰爭過後，許多美國人都認識到了喬治·布什判斷力之拙劣、為人之冷漠、責任感之匱乏，但人們對這些顯而易見的執政缺陷默不作聲，直到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過後，新奧爾良被淹得汪洋一片時，美國媒體才終於打破了這一沉默。
一言以蔽之，打破沉默合謀，就是要使大象的存在成為公眾話語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用一隻捂著嘴的猴子來代表沉默合謀的要素之一。沒有捂著的嘴隨時可能張開，暗含著公開的可能性，這恰好是沉默的對立面。作為造詣頗高的打破沉默者，比爾·馬赫（Bill Maher）以自詡「政治不正確」的直言快語而聞名，在一則為《馬赫脫口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ter）拍的宣傳片中，他撕下貼在自己嘴上的膠布，以一種滑稽搞笑的方式告訴我們，膠帶是用封窗戶的，不是用來封嘴的。
毋庸置疑，開誠佈公對否認真相有著重要的阻礙和對抗作用。我們不妨留意一下，看看坦誠的交流是如何擊穿兒童被性虐待的沉默之牆，以及在公眾領域保留大屠殺中倖存者證詞的道德訴求的必要性，還包括家庭干預對於扭轉在酗酒和吸毒者與他們的家人之間典型的否認現象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海琳娜·羅歇〔Helena Roche〕《上癮的過程：從成全到干預》〔The Addiction Process: From Enabling to Intervention〕一書的副標題用成全者來暗指他們身邊的家庭成員）。此外，我們還可以看看同性戀維權者們在20世紀 80年代艾滋病流行期對顯赫的公眾人物，以及2004年對反同性婚姻的共和黨人士的「出櫃披露」（即公開其同性戀取向）。正如沃倫·喬納森（Warren Johansson）和威廉·佩西（William Percy）合著的《走出來：粉碎沉默合謀》（Outing: Shattering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c）的副標題所暗示的，這些維權者所做出的努力，實際上是一場「公開合謀」，以促使同性戀者出櫃，公開同性戀這一廣泛卻不被承認的社會存在，衝破否認的公眾之牆。
在此，我們要區分使某些個體出櫃和把同性戀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來曝光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同理，我們也要區分地方權力機構要讓公眾知曉性侵犯者身份的法律規定，和提高公眾對於強姦及兒童色情犯罪的普遍認知度的社會運動，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就是揭發同打破沉默之間的根本區別。像埃米爾－左拉（其題為《我控訴》[J'accuse]的公開信打破了公眾對德雷福斯事件中明顯的反猶傾向所保持的沉默）和羅爾夫·霍赫胡特（其1963年劇作《上帝的代理人》〔The Deputy〕打破了長久以來人們對教皇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共犯身份所保持的緘默）這樣的人堪稱打破沉默者，他們與丹尼爾·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艾琳·布洛克維奇（Brin Brockovich），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或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nie）等揭發者的作為終究是截然不同的。打破沉默者所「揭發」的不是那些我們原本不知曉的秘密，而是那些我們都知道，卻不願當眾承認的公開的「秘密」。具體說，他們公佈「背景」而不是「內幕」，他們幫助把大象暴露出來，而不是告密者所揭發的「骷髏」 。
把大象暴露出來
顯然，要承認大象的存在，我們就得主動注意到它，這就要求我們從「背景」（background）中拖出大象，把它作為「圖景」（figure）凸顯出來。要人們去注意一直無視的事物，就得把圖景和背景對換過來。換句話說，打破沉默合謀，就意味著把房間裡的大象推到前景來。
要把大象放到前景，就得給它打上聚光燈，還得讓人們睜開眼，增加大象的可見度，就像二戰時同盟國做的那樣，通過展示納粹暴行的圖片迫使德國人正視大屠殺的事實。「大象」就如同我們想像中的、藏在床底下的怪物，隱匿於黑暗中，而它正是利用這一點來汲取力量，一旦我們打開燈，它的力量就消失了。難怪我們把突然明白某事稱為眼界被打開（eye-openers）。比如亞當和夏娃，他們剛吃下智慧樹的果實，「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馬上意識到自己赤身裸體，明明早就看到，卻從未意識。然而，否認不僅僅是不看，還意味著不聽。因此要打破合謀沉默，還得讓「大象」聽得見才行。（電影《下半生賽跑者》〔Downhill Racer〕有一場戲極富張力：羅伯特·雷德福德〔Robert Redford〕在卡米拉·斯帕夫〔Camilla Sparv〕的車上聽著後者喋喋不休說這說那，就是不提爽約之事——倆人本來計劃好一起去度假的，她卻沒出現。卡米拉的閃爍其辭激怒了羅伯特，他突然按起了汽車喇叭，極力想要卡米拉注意到她不願承認的事實：他們倆之間出了問題，而她卻在迴避。）
廣播節目主持人蘇珊·德比尼（Suzan Debini）在以色列電台阿拉伯頻道有一檔旨在打破沉默的談話節目，節目名稱起得很貼切，叫「實話實說」（Speaking Honestly）她這樣描述這個節目：「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些話題是被禁的，阿拉伯社會……人們通常能做的就是把問題都掃到地毯下面，然後說『什麼問題都沒有』，於是我就把地毯撩起來，所有的問題都跑出來了。」2003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從不墨守成規的紀錄片導演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獲獎感言更是表現出了這種直言不諱。這場頒獎典禮是在美國剛發動伊拉克侵略戰爭幾天後舉辦的，主辦方很明顯想淡化此事，在這個本來應該嚴格按稿子發言的正式頒獎典禮上，摩爾說：「我們喜歡非虛構類作品，我們卻偏偏活在一個虛假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虛假的選舉結果給我們選出一位虛假的總統；在這個時代，有這麼一個人他把我們送去打仗，為的是虛假的理由。不管是虛假的膠帶，還是虛假的橙色警報，我們反對這場戰爭。布什先生，您真可恥，布什先生，您真可恥。」和揭發舉報一樣，把大象拖到前景，通常是以書寫的方式做到的，比如亂倫受害者的回憶錄，比如致力於提高某種公眾意識的「非主流」報紙——主流報紙中被忽略問題在這裡被正視，比如《我們的身體》（Our Bodies, Ourselves）和《伊斯蘭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Islam）這種自發公之於眾的社會宣言，比如解讀人們不願談論，卻並不少見的婚後臥室孤獨症的小說，再如那些意在吸引人們去關注，卻每每被忽略了的社會生活某些方面的社會學研究。
把大象放到前景，通常要我們去命名那些難以名狀的存在，以增加其可討論性。貝蒂·弗裡丹（Bette Friedian）關於主婦現實生活的批評名篇就是一例，她探討了一直以來人們對主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所持的沉默（此書第一章標題為「無名的問題」，開篇寫道：「這個問題被掩埋著，無人提及，這麼多年，一直埋在美國女性的心裡」）。另外一個例子是《晚間熱線》（Nightline）一期特別節目，在這期節目中，主持人泰德·考佩爾（Ted Koppel）只是大聲念出了上百名死於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士兵的名字，以強化在公眾領域被淡化的人員傷亡。這種做法是以某種程度的直率為前提的。委婉語和「繞彎子」是人們用來否認真相的策略，要推翻這一策略，我們需「打開天窗說亮話」，借此打破沉默合謀。CNN記者沃爾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直截了當地問克林頓總統，他有沒有什麼想對萊溫斯基說的，毫無保留地質疑其對認識「那個女人，萊溫斯基小姐」的極力否認。
把大象放到前景要做得有匠心（比如一些反抗歌曲和反戰展覽，「西阿靈頓」紀念活動就是一例，人們在聖巴巴拉和聖莫妮卡海灘上仿造國家公墓以紀念伊拉克戰爭中喪生的士兵和平民），還要做得有幽默感。我們不妨看看《喬恩每日秀》（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的一個諷刺劇，美國當局從國會報告中自作聰明地刪掉28頁內容，以「避諱」 「9.11」襲擊中，沙特阿拉伯扮演的不言而喻而令人難堪的角色，冷面喜劇演員斯蒂芬·科爾貝（Stephen Colbert）把這28頁內容描述成一件藝術精品：「可是，來瞧瞧這份報告吧。我是說好好地把它瞧上一瞧。注意看看對粗黑線條的運用，再來看看這件作品在向我們發問：『政府報告是什麼東西？它需要包含信息嗎？ 』讀者被迫陷入痛苦的思索，重新審視我們社會對事實、名稱、日期、地點等信息的依賴性……我得說『幹得漂亮，布什政府，這份報告太妙了！」難怪說圍繞著性、身體機能等傳統禁忌話題，以及那些本來在「政治正確」話語規範庇護下的社會群體（殘疾人，少數族裔）總是有那麼多的幽默因素。的確，在某些政治環境下，這是把大象安全轉移到前景的唯一話語方式。畢竟，即便是在納粹德國，人們也至少可以隱晦地指出，他們領袖的實際長相和他們高調捍衛的完美雅利安男人形象之間是有強烈反差的。有這樣一句蠻有諷刺意味的笑話，完美的德國人應該「像希特勒一樣白皙，像戈培爾一樣高大，像戈林一樣苗條」。
當然，打破沉默的不僅僅有個人，還有賴於許多社會運動致力於提高公眾意識，讓人們看清那些被淡化了的社會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的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集體遊行，抗議對不同政見者發起的「骯髒戰爭」，這是用集體力量把大象拖到前景的典型實例。與此類似的，還有旨在提高婦女性暴力公眾意識的「還我夜晚」（Take Back the Night）集會，以及各人權組織為促使公眾去關注血汗工廠工人、難民等一直以來被忽視人群所做的努力。
盲目和失聰
和沉默本身一樣，打破它也需要整個社會系統的通力合作。第一個提到房間裡的大象的人，只是開啟了承認它存在的過程的第一步，皇帝的新衣裡面小男孩的父親讓我們認識到，其他人必須緊隨其後。確實，要真正地結束沉默的合謀，那麼，合謀者一個不剩統統消失才不會有人繼續合謀。
可以想見，要消解保持沉默的團體壓力，人們通常也會借助團體的力量來打破沉默。正如在家庭成員的戒酒和戒毒問題上，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去干預該成員對自己行為的否認，是非常有效的。「一個人說些什麼，很容易不起作用也不被重視……但當全家一起勸說時，他們就很難置之不理了。團體的力量足以打碎沉默，呈現真實。」
如前所述，沉默的合謀者越多，那麼那些處在少數境地，為大多數所壓制的人，他們面對這種壓制性的，要求其保持合謀沉默的壓力就越大。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打破沉默的隊伍中來，前述情況的態勢將最終發生遷移，並達到一個引爆點。即要求承認大象存在的社會壓力逐漸加壓，最後，這種施加於剩下的沉默合謀者的社會壓力將超過要求他們繼續否認的社會壓力。
然而，在這種可能發生之前，合謀的人們也需要對故事中那個孩子宣稱國王沒穿衣服一事做好準備才行。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發現，當她告訴總裁肯尼斯·雷（Kenneth Ray）有關公司的會計方法存在問題時，她顯然是低估了「國王沒穿衣服現象的嚴重性……我說他沒穿衣服，然後他轉向其他圍繞著他的大臣們，他們說……您當然穿了」。
確實，正如卡系德拉（Cassandra）和拉奧孔（Laocoo）警告特洛伊人對要小心希臘人的木馬這個建議被無視一樣，我們對於那些試圖讓我們看到真相的人的最常見反應，就是忽視。正是通過吞噬掉試圖打破沉默的人，我們擴大了合謀的沉默，使我們免於承認眼前大象的存在，並且有效地將其淡化為背景。
再以1968年發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暴動事件為例。激進的學生領袖馬克·魯德（Mark Rudd）
從他靠近走廊的座位上起身，然後……走到了聖保羅小禮拜堂的台前……當副校長戴維·杜魯門（David B. Truman）準備就「讚頌」馬丁 ·路德·金髮表講話時，他擋住副校長先生，站在了麥克風前……「杜魯門博士和柯克校長正在褻瀆我們對金博士的紀念，」魯德平靜地說……怎麼能夠，他質問道，他們怎麼能夠一邊稱頌這位為清潔工人們建立工會而被刺殺的人，一邊多年來與學校自己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工人們的工會為敵？……怎麼能夠，魯德繼續追問，哥倫比亞大學怎麼能夠一邊讚美一位推崇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一邊又限令禁止它的學生們參與和平抗議？……他從台上走下來……沿著座椅中間的過道，一直走出了小教堂的大門……後面跟隨了另外40名學生。杜魯門走到麥克風前，繼續開始他的頌詞，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
事實上，這正是「皇帝的新衣」的結局。當觀禮皇家儀仗隊的人們開始喊叫著他沒有穿衣服時，國王假裝什麼也沒聽到：「國王顫抖著，因為他確信他們是對的，但是他想，『我必須堅持到結束。』於是他更加趾高氣揚地走著，身後是兩位皇家侍寢官亦步亦趨，手捧並不存在的長袍下擺。」可以想見，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忽略打破沉默的人，大多取決於他們有多大的權力。比如，如果發出宣言的不是馬克·魯德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柯克本人，那麼假裝什麼都沒聽到，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一個人權力越小，旁人就越容易公開地無視他。
比如在托馬斯·芬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的電影《慶典》（The Celebration）中，男主角克裡斯蒂安突然在父親海爾格六十大壽的家族慶典中宣稱，他和他前不久剛剛自殺的姐姐琳達在小時候都曾被自己的父親所猥褻。儘管琳達自殺前的遺言也證實了這一點，但當他說完後，沒有人對此作出任何表示，這提醒我們，只要持續被忽視，即使是被公開暴露的秘密，最終仍然會成為看不見的「大象」。
沉默的合謀者也會試圖積極地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打破沉默的人那裡引開（海爾格告訴侍者們給每個人的杯中斟滿酒，克裡斯蒂安的哥哥邁克爾則讓人彈一首「好聽又輕鬆」的鋼琴曲），或者會要求人們「向前看」，不要「糾纏」於他們披露的大象。（比如小布什試圖用「現在沒空玩責備遊戲」來轉移卡特裡娜颶風後公眾對他的批評。此外，阿諾德·施瓦辛格在2003年競選州長時祭出危機公關手段，試圖化解多篇有關他對女性不妥行為的、令人不忍卒讀的廣泛報道，其手法也如出一轍。）他們通常還會質疑打破沉默者的信譽度，借此暗示大象的不可信（克裡斯蒂安的姐姐海倫娜稱他所說的都不是真的，他的媽媽艾斯補充說，他總是分不清現實和想像），要麼，就會試圖讓他們閉嘴。實際上針對凱瑟琳·哈里森的《罪之吻》，有一篇充滿敵意的書評就是以「閉嘴」結束的。
像告密者一樣，打破沉默者通常也會被挖苦，羞辱，而且常常被孤立。除了這些立竿見影的懲罰效果之外，這些招數還被用來恫嚇那些圍觀打破沉默過程的看客，它們也確實起到了防止更多潛在的打破沉默者加入進來的作用。
事實上，這種威脅不僅僅只是針對所謂的潛在的打破沉默者而已，它是針對所有關注的人。畢竟，只有當我們所有的人都不說，不看，不聽，我們所說的大象才能真正在房間裡待下去。
原文注:
New Yorker, August 2, 1976, 19.
參見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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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會生活的「內幕」，參見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112-40.
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的猶太裔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被革職並處終身流放，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此後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國政府卻堅持不願承認錯誤，直至1906年，德笛福斯才被判無罪。——譯者注
Rolf Hochhuth, The Deput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4 [1963]).
艾斯伯格曾將五角大樓關於越戰的秘密文獻洩露給媒體。艾琳·布洛克維奇揭發美國太平洋煤氣與電力公司污染公共用水，並代表600多名居民起訴該公司，創下全美歷史上3.33億美元的最高庭外和解金額。以她的真實事跡改編的電影《艾琳·布洛克維奇》（又譯作《永不妥協》）由茱莉亞·羅伯茨主演。安妮塔·希爾，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法學教授，於1991年指控美國大法官提名人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性騷擾，理查德·克拉克是喬治·布什政府的前反恐事務首席官員，在美國國會9.11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指出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前並沒有真正採取得力行動打擊國際恐怖組織。——譯者注
關於社會生活的「內幕」，參見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112-40.
骷髏（skeleton）常用於短語「a skeleton in the closet」中，直譯為藏在壁街裡的髏。表示見不得人的醜事，秘密。——譯者注
參見Herbert Fingarette, Self-De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39-51; Alina Kwiatkowska, "Silence across Modalities," in Adam Jaworski (ed.), Sil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330; 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5; Larraine Segil, Dynamic Leader, Adaptive Organization: Ten Essential Traits for Manag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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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反語，希特勒並不白皙，戈培爾身材瘦小，而戈林身型臃腫肥胖。——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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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廣場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心，最早是17世紀耶穌會的建築，後以「五月革命」（即1810年5月阿根廷人民發起的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鬥爭）命名，是阿根廷總統府前的廣場，「五月廣場母親」是阿根廷「骯髒戰爭」時期（見前注）失蹤青年的母親組成的團體，她們的兒子被軍政府秘密逮捕或殺害。她們每週四都在廣場上聚集，頭戴白頭巾組織抗議（白色據說為兒子尿布的顏色，代表母親對兒子的懷念），尋找自己「被失蹤」的兒子，——譯者注
「還我夜晚」（Take Back the Night）又作「重獲夜行權利」 （Reclaim the Night）。是以反對強姦和其他性侵犯為目的的集會，在全球範圍內都有行動，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是女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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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2000).
安然醜聞：2001年8月，曾排名全美500強第7位的能源交易公司安然（Enron）副總裁莎朗·沃特金斯發現公司賬務上有許多不正常情況，她向公司總負責人肯尼斯·雷發出督告，卻並沒有得到回應，最終釀成安然醜聞，並導致安然公司破產。——譯者注
Time, December 30, 2002-January 6, 2003, 59.
Jerry L. Avorn et al.,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1969), 28 [emphasis added].
Cynthia Crossen, "Know Thy Father,"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4, 1997, A16.
Cynthia Crossen, "Know Thy Father,"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4, 1997,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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