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很清楚雷斯阿姨知道我被強姦的事兒，並且，當然——她也知道我很清楚是我媽媽把此事告訴她的——我們卻絕口不提此事。我從不提這個話題，她也不。
——南希·瑞恩《沉默之後》
公開的秘密
有一個著名的流傳於14世紀西班牙卡斯提地區的故事，講述一個摩爾人的國王是如何被三名騙子愚弄，說服他相信他們在為他編織一件華麗的新裝，該衣服的神奇之處就在於，如果一個人是私生子，那麼他就看不到這件衣服。國王打發他的一名僕人去做監工，由於羞於承認自己看不到正在編織的華麗衣料，他向國王報道說：一切進展順利。派出去的第二名僕人回來後再次確認了這個消息。國王於是決定親自去看一看。由於擔心一旦承認了自己什麼都看不見，就會失去他的血統純正性和王位，國王對看不見的衣料大加讚賞。他之後的皇家總管，顯然也擔心說實話會讓自己名譽掃地，於是也對衣料大肆讚揚。當然，他這麼做使得國王更加羞愧和尷尬。
當又一個諂媚的傢伙，因為害怕承認自己什麼都看不到而向國王撒謊後，國王驕傲地驅車來到市集，向眾人展示這件想像中的新衣服。「儘管沒有人看得見這件衣服，但是每個人都猜想他們的鄰居一定是看得到的。所以如果他們說了實話，就會從此抬不起頭來。」只有一個勇敢的人最終站出來，他對國王說「要麼我就是瞎子，要麼就是您什麼都沒穿」，隨即「每個人都說了實話，直到國王和其他人都不再害怕，也說出自己所見」。
5個世紀以後，這個調子明快的故事被安徒生重新改寫，從此家喻戶曉。安徒生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故事情節，只是做了一些微小改動。比如，他把看不見布料的人從私生子改為蠢人，並且把西方文學中的揭發者原型從一個有意挑釁的非洲人改寫為一個天真的孩子。和該故事的原作者唐·胡安·曼努（Don Juan Manuel）一樣，安徒生也被故事中所具有的那種內在張力所吸引，即他在文中所生動描述的，私下每個人所見和公開場合每個人所承認的這兩者之間的張力。「這太華麗了！美！真是棒極了！」大家異口同聲，但沒有一雙眼睛看到任何東西。正是這種鮮明的內心與外在表現的不一致，以及所感知的和所表達的不一致，使得「皇帝的新衣」成為了一個迷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彰顯了一個有意思的社會現象，通常被我們稱之為「合謀的沉默」，即一群人形成默契心照不宣，在公開場合有意忽略某種他們私下全都清楚的事實，例如戰爭前美國南方奴隸主與黑奴之間的性關係，或者今日美國校園中普遍存在的，半文盲的運動員學生現象，等等。這些實際上人盡皆知，但卻幾乎從不公開談論的，不能說不能提的東西是一種「公開的秘密」，引用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話來說，是「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的，令人不安的真相」。
這種「沉默的目擊」的鮮明特點，是每一個同謀者都對該人盡皆知的秘密有所認識，但同時又都不願意公開討論此事。這樣一種在明瞭與承認之間，在私下體察與公開表達之間的基本張力，使得「皇帝的新衣」為社會生活做出了引人深思的註解。
不看，不聽，不說
為了更好地理解一個人是如何能夠意識到，但是同時（至少公開地）又意識不到某些事物的存在，有必要援引「否認」這一概念進來。這裡借用弗洛伊德所使用過的這個詞，該詞本來是被嚴格用於個體內在現象的，但我要把這個詞向外拓展，因為我更關心社會學而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否認。
我們可以看到，否認既可以是個體努力的結果，也可能經由群體的努力形成。在凱瑟琳·哈里森（Kathry Harrison）的回憶錄《罪之吻》（The Kiss）中，她試圖通過「選擇性的自我麻木」來壓抑自己和父親的關係中增長的性意味。這麼做使得她「對某些事清醒，對某些事麻木」，她應用的否認機制明顯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但當她男友顯然因為對她描述的這些事情感到不安，而秘密協助她忘掉這些時，我們實際上是在目睹一場合謀下的共同忽視。心理學家們試圖解釋人的內在力量如何阻止特定的信息進入個人意識，我的目標在這裡是審視人與人之間的力量是如何阻止這些信息進入公開話語的。
通常我們會把麻木作為一種象徵，即當我們表達否認時，一般總包含有類似於封閉感官的意思在裡面。如同傳統的暗喻「盲區」以及「顧左右而言他」或「視而不見」，這些說法彷彿在指出，我們傾向於把不在視野之內和不在意識之內劃等號。所以當我們把否認和失明相關聯，也沒什麼可吃驚的。（一名亂倫關係的受害者描述她的家庭無視她的處境時，她說「在我爸爸的房子裡，所有人都是瞎子」。）事實上，俄狄浦斯正是由於意識到他自己否認現實的程度之深，才毀了自己的雙目。我們也會使用「充耳不聞」的說法，以及有時候我們會把耳朵堵住，彷彿如此就可以阻擋特定的信息進入我們的意識，這些也都是我們用封閉感官來阻止意識的例子。
同時，我們用有形手段阻斷獲得信息的途徑，也同樣反映出我們是如何用該方式避免把信息傳遞給他人。比如「管住你的舌頭」的形象化表達，以及在說出某些不該說的話時，人們會捂嘴的習俗都似乎在表明，拒絕承認我們對某些事物有所感知的最簡單方式，就是保持沉默。的確，最公開的否認，其形式就是沉默。
合謀沉默預設雙方都將否認，這需要至少兩個人一起合作，以避免對某事的供認。這方面最恰當的例子，當屬美國軍方對於同性戀話題採取「不能問，不許說」的策略。「至少得倆人，才能共舞一曲同謀的探戈——一個不說，另一個也不問。」I. F. 斯通如是說。確實，這樣的合謀通常是以「三不猴」的形象出現的——它們不看，不聽，不說。
著名的日本傳統圖像「三不猴」完美地體現了盲、聾和啞之間的象徵關係。事實上，三隻猴總是一起出現，看起來正是在指向社會體系的組成，比如家庭組織和社區，並可以此自然形成的結構來研究合謀沉默。關注「否認」的獨特的社會結構，實際上也可突顯社會關係的不同特點（比如他們的等級關係差異程度）以及社會處境（比如他們公開的程度）是如何影響實際合謀的可能性的。正如伊麗莎白·毛瑞森和弗朗西斯·米立肯所注意到的：「設想有一個組織，其總裁沒穿衣服。這一事實對於所有人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僱員們都緘默不語。在重門深鎖的掩護下，他們會竊竊私語，討論他們頭兒沒穿衣服的事實。但是只有傻瓜和幼稚的人才敢於公開談論它。」簡言之，作為最典型的在公開場合否認的表達形式，合謀沉默有其明顯的社會化模式。
恐懼和尷尬
根據許多心理學家的說法，否認源於我們逃避痛苦的需要。當意識到某種令人難過的事情在威脅我們的心理健康時，我們通常會啟動內在的防洪閘，以阻擋令人不快的消息進入我們的意識。這一點在電影《父女情》（Music Box）中有著細膩的表達，我們看到忠誠的女兒是如何百般努力，為戰爭中犯下了殘忍罪行的父親推搪罪責的。
作為一種否認的形式，沉默肯定有助於我們避免痛苦。事實上，某樣東西被視為「太可怕以至於言語無法形容」時，確實通常也是無法如實用語言描述的。這解釋了為什麼深重的沉默總與暴行相伴。「我們不討論這些事，因為他們太可怕了。」舉例來說，很多大屠殺後的倖存者，就拒絕和他們的孩子談論自己遭受過的可怕經歷，以避免談及而引發的巨大痛苦。於是，在那些「不堪回首」歲月中故去的祖父以及手足同胞就此長眠，湮滅於沉默之中。
納粹集中營中的一些生還者，把他們所度過的那段恐怖歲月泛稱為「戰爭年代」。因此去識別這樣的一種委婉的說法，並且通過特別關注被他們視之為不堪提及的過去是什麼，也許有助於揭開這種合謀的沉默。當然，通過仔細審視這些遁詞，我們也約略可以看到，創痛僅僅是製造沉默的諸多因素之一。事實上，大多數我們會用遁詞形容的合謀式沉默，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它們是恐懼和尷尬。
當面對一個可怖的情形時，我們通常會求助於否認。事實上，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早期報道，就曾被很多在歐洲的猶太人視為徹底的謊言而嗤之以鼻。正因為如此，可怕的消息通常就成為了實際上不能討論的消息。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的人們會越來越不願意和他人談論身邊發生的慘事，其中一個令人心寒的例子，就是曾有無數旁觀者對納粹公然執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保持沉默。恐懼是人們大量使用遁詞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人們在提到絕症的時候避而不談（只說「等這件事過去之後」），提到死者也如是（會說「過世」，「不在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包括籠罩著可怕核戰爭的，死一般的沉默。
性，由於通常會被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脅性，因此同樣被視為不能提及的主題。一位前神學院學生描述到，在他的生活中只要涉及天主教牧師性生活的話題，都會有種令人壓抑的沉默氣氛（遑論這種性生活形式往往是同性戀）他說：
學校教導我們要貞潔時，會對我們警告、誘導、威脅和諷刺，但從不對我們具體描述。我們對被嚴令禁止的這件事本身反倒一無所知。這種關於性愛的令人彆扭的沉默，在有人被開除的時候最為突出。當某人因為不貞行為被學校開除時，幾乎聽不到有關這方面的解釋。這些學生就這樣消失了。唱詩班留下的空缺被填滿，房間和宿舍的床被打掃一新，然後其他人搬進來……（性這種事兒）太可怕，醜陋，讓人不安，還是不要討論為好。
與性有關的沉默，常見的還有那些被遮掩的私生子身份，少女懷孕和不忠等，這種沉默也與恥辱感有關，這同樣能解釋二戰大屠殺時人們為什麼保持沉默。（舉例來說，正因為如此，在1950年代，德國家庭中的孩子通常都避免追問自己的父親「戰爭」年代在做什麼，而學校講德國歷史，也往往停留在俾斯麥的普魯士時代。）
比恥辱感來得要溫和一些的尷尬，也常會導致沉默。比如讓一群學者對他們中一位人緣很好，但業績平平的同仁作出評價時，或當牧師發現自己教區發生家庭暴力事件時；又或者當同事們看到年邁的醫師喪失了他們的臨床診斷力時。生活中還有一些真相被遮掩也是出於尷尬：比如涉及自殺、心理疾病或家庭成員酗酒——當一個孩子「和媽媽弟弟一起回家時，發現爸爸人事不省地躺在客廳，傢俱凌亂，杯盤在身邊碎了一地……大家一起默默地打掃，沒人說一句話……第二天一早也是一樣。」與此類似的還有，以色列官方對其在獨立戰爭期間摧毀阿拉伯的村落一事保持緘默，在報道愛爾蘭裔美國人經濟援助愛爾蘭恐怖主義在英國的活動，以及美國參議員羅伯特·伯德（Robert Byrd）為前三K黨成員的身份上，美國媒體也都相當吝嗇筆墨。此外，西方知識分子們對1930年代斯大林時期的恐怖集體噤聲（同樣還有阿拉伯知識分子對1990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野蠻佔領的沉默），而非洲領導人們明顯不情願公開承認總統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在津巴布韋並不光彩的人權記錄。
不消說，把由痛楚、恐懼、羞恥和尷尬所導致的合謀沉默區別開來，純粹是為了方便分析起見。畢竟，如我們所見，以納粹大屠殺中人們的沉默為例，就是融合了痛苦、恐懼和恥辱的產物。而恐懼和尷尬的組合也會產生沉默，比如當某平庸無能的同事恰好是老闆的兒子時。
重重的沉默之聲
語言學家和其他研究人類交流體系的學者多次指出，沉默，實際上和講話類似，「是我們交流體系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明確積極的表現。它包含的「既不是無言，也不僅僅是無聲」，它填滿了「我們講話過程中所有的停頓和語言的空隙」。確實，正像保羅·西蒙（Paul Simon）在他那首有名的歌中唱的那樣，沉默是一種明白無誤的聲音，也好比我們在傳統意義上會用「厚重的」、「振聾發聵的」、「沉重的」，或者「迴盪著的」這些詞兒來形容沉默，這似乎也暗示著沉默比話語更有力量。一名二戰大屠殺後倖存者的女兒，多年來一直要求她母親講一講被納粹所殺害的親人的情況，最後收到的卻是母親寄給她的四張幾乎空白的紙張。確實，沉默往往就包含了無言的對話。「她不肯說的那些，究竟是什麼呢？」另一位大屠殺倖存者的女兒對媽媽的沉默百思不解。在電影《等待彌賽亞》（Waiting for the Messiah）中，當兒子詢問父親如何解決家裡經濟困難的時候，爸爸回答說：「不要告訴媽媽，這就是我們能做的。」
在萊奧尼德·安德列夫（Leonid Andreyev）的短篇小說《沉默》（Silence）中，他把安靜，「即僅僅是沒有噪音」，和沉默做了對比，「這意味著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是本來可以說些什麼的。」保持沉默因此包含的絕非不做什麼，因為我們其實是在積極地避免提及那些讓我們沉默以對的事情。舉例來說，那種在自由派言論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明確地貼種族標籤的做法，正是在刻意地壓制我們對種族的意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刻意迴避有可能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正如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在電影《鄉下姑娘》〔The Country Girl〕接近結尾處，突然意識到他的妻子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已經有多麼親近的時候，諷刺地說「比兩個人互相深情凝望更清楚地表明他們關係的，是這兩個人避免這麼做」。）
和沉默一樣，否認含有積極迴避的意味。與其說僅僅是簡單地沒能關注某件事，不如說這裡面就包括了刻意地去努力迴避關注這件事。進一步說，某些事物足以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是人們卻拒絕承認其存在。因此，這是在提醒我們合謀的沉默並不是圍繞著那些大多為我們所忽視了的事物，與此相反，它恰恰是圍繞著那些明顯之極的事物，我們只是對其進行了有意的迴避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大象這個意象，被越來越多的用於比喻此種合謀。比如，針對2000年美國總統競選中集體否認的行為，有這樣一段辛辣的描述：新聞媒體當然隻字不提，但是卻有一隻大象在把這個舒適房間的氧氣耗盡：
近期在這裡，躊躇滿志的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正在進行著一場讓人呵欠連天，字斟句酌的辯論……這頭大象不是別人，正是瑪麗·切尼（Mary Dick）的「化身」，這位迪克副總統的女兒，她曾經大方地公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但是最近，卻不僅僅在道德論域中，甚至連實際生活中都從人們視線中消失掉了。這頭幽靈般的大象就坐在兩位候選人中間，不停地捲起和甩開它龐大的象鼻子，直到這個重要的問題被大象吼叫出來為止：「參議員，來聊聊性取向。」但是這兩位候選人，還有那位極有派頭兒的主持人，CNN的伯納德·蕭（Bernard Shaw）以及全國的新聞界，全都假裝她不存在。
這方面同樣引人思考的，是一本幫助酗酒者子女的手冊，書名就是恰如其分的《客廳裡的大象》（An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它把家庭中的酗酒問題形容為一頭巨大的、無處不在的大象，然而家庭成員對此卻集體否認：
想像一下，在一個普通的客廳——椅子、沙發、咖啡桌，一台電視機，然後，在房間中央，一頭巨大的、灰色的大象……再想像下住在這個房子裡的人們：一個小孩，跟媽媽爸爸，也許還有兄弟姐妹。這麼一大家子人一天中多次路過客廳，然後這個孩子就會看到，家裡人是怎樣非常地……小心地……繞過……那頭……巨大的大象。每個人都得躲著不時揮動的象鼻子和龐大的象腿。因為人人都不提有大象這碼事，這個孩子就知道看來這件事是不該說的。於是她就絕口不提，對誰也不說。
正是由於大象的巨型身軀過於明顯，無法忽視，因此它也成就了很多笑話，比如「你怎麼知道冰箱裡是否有一頭大象？哦，看看黃油上的腳印就知道了」，還有一個場景來自電影《江湖女》（Billy Rose's Jumbo），劇中吉米·杜蘭特企圖把大象藏起來但被當場抓獲，當有人問到那頭大象的時候，他（徒勞地）回答：「哪有什麼大象？」正是大象之巨，使得無論是企圖把它藏到冰箱，還是藏到無人知道的地方都顯得悲慘而滑稽。
和故事裡皇帝光著的身子一樣，諺語中的「房間裡的大象」對每個人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要人們願意，哪怕只睜一隻眼看一下。因此，如果有人沒看到，那只能是有意為之的結果，不然，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事實上，忽視大象即忽視真相。
於是，「房間裡的大象」對於任何一種人們私下心知肚明，但公開場合拒不承認的話題和事物都具有相關的比喻義。因此，這個諺語已經成為一個常用的文化表達方式，用來形容與合謀性沉默相關聯的「人盡皆知的秘密」。
針對總統G. W. 布什的財政顧問所描繪的所謂樂觀的經濟圖景，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嘲諷地說：「他們全都無視房間裡的大象。無視儘管總統先生說的是要讓國家回到收支平衡的道路上來，而事實是他（小布什）是近年來第一個在接任總統職位時，國家就已經不僅僅是收支平衡，而且是收支有盈餘……」同樣地，為了說明斯大林時期籠罩著暴行的沉默，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使用了「大象——是一頭在克里姆林宮的客廳裡吼叫著，打著呼嚕，不停放屁的龐然巨物」，這一形象也被用來嘲弄那些否認槍支與暴力之間有任何關聯的人。與之類似，1998年總統比爾·克林頓在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醜聞案爆發後不到一周時間，就能行若無事的發表國情咨文（更不要說，在1999年彈劾案審判期間他的表現了），一些被克林頓此種超凡的本領震撼到的政論家，也援引大象的這一形象來形容他的所作所為：
房間裡有頭大象，但是演講台上的那個男人對此隻字不提。於是對於白宮性醜聞的指控就像一個不請自來的厚皮怪獸，一屁股坐在議事大廳。屋裡無人不知，但是克林頓總統本人卻無意談論它。在72分鐘的發言中，克林頓從社會福利保障談到互聯網，但沒有一個詞兒是關於莫妮卡·萊溫斯基的。
攝像機，電視裡不會出現大象，總統肯定更不會談大象。但是有關克林頓總統被彈劾的這頭大象，卻在總統先生週二國情咨文的講話中時刻在場。
正是由於把彈劾案和發表演說的時間分開安排，導致了這頭"巨大而無可否認的大象被放進了房間，儘管人們假裝視而不見」。
★★★
可以預見，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竭力避免的，通常也正是我們在學術領域內不會給予太多關注的，合謀性沉默也因此仍然是一個理論不完善、研究不充分的現象。此外，由於這些現象的典型特徵是關於沒發生的事，因此可以想見，觀察起來就相當困難。畢竟研究人們討論了什麼，要比研究沒討論什麼容易得多（不消說，這裡還有一個判斷難題，即究竟是僅僅不談論某事，還是刻意避免談論該事）。
儘管有這些困難，但仍然有一些對合謀性沉默的嘗試性研究工作。迄今為止，這些研究毫無例外，都把焦點放到了一些容易被我們所共同迴避的特定問題，比如種族問題、同性戀問題、核毀滅和納粹大屠殺問題等。但是超越這些具體話題，從而把合謀當做一個整體現象來進行審視和研究的努力還很少。令人遺憾的是，那些研究家庭隱私的學者和研究國家秘密的學者之間缺少對話，而那些女性主義者在寫到有關沉默的著作時，則通常會忽視它的無性別視角。這當然會阻礙我們注意到，在夫妻之間，組織之中甚至一國之內，人們共同努力否認他們生活中存在的大象時，其方式上具有令人震驚的相似性。去辨識這些相似性，則需要我們忽視合謀性沉默的具體內容，轉而把注意力放在他們那些方式的特性上來。
當我們從家庭層面上觀察到，人們會否認家庭成員有酗酒問題，然後再從國家層面觀察到，人們會拒絕承認他們領導人明顯無能時，那些合謀的形式上的特性就顯現出來了。為了要把超越具體社會情境的總體模式標識出來，我不會對具體的合謀性沉默做任何深度的案例研究。相反，倒是會汲取廣闊真實背景下的大量生動例子。事實上，我選取論據的範圍越廣泛，我對集體性否認的形成機制和結構的觀察就越有概括性。因此，我在貫穿全書的寫作中，會遊走在大量不同背景中，從中選取材料，以突出合謀性沉默所獨有的一般性特徵。只有特意忽略掉那些看起來不相干的集體性否認事例中的表面差異，我們才能發現他們之間結構上的相似性。經濟學家第默爾·庫蘭（Timur Kuran）曾說過，「一本致力於分析通行社會進程的書，必須要在不同的背景下都能證實它的理論。而對於那些因為地理位置不同，而暫時不予考量的具體文化事件，必須要能夠做到把這些先前視作不相關的事實聯繫到一起，並把它們納入到共有的形式中去」。
我首先從審視各種各樣的社會規範，習俗和人們關注以及交流的傳統入手，觀察人們把哪些視為值得關注的和可以討論的，又有哪些是被視作無關緊要的和可以忽視的。其中，我特別審視了那些約定俗成的，禁止人們去看，去聽和去說的習俗，無論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絕對禁區，還是一些相對更微妙的，世故城府的處世準則。不過，在我們和他人討論交流中，哪些不能進入我們的意識，又有哪些不能公開承認其存在，這不僅僅受迫於社會規範和習俗的壓力，也有來自政治領域的限制。畢竟，權力本身就含有控制人們可介入哪些信息領域的能力，以及他們想要傳遞哪些信息的能力，由此，也就促成了不同形式的強制性的「盲，聾，啞」的存在。所以，我去審視控制他人可關注領域的各種形式，從正式的內容審查制度，到不那麼正式的，轉移注意力的手腕都在我關注之列。另外，我還關注了控制人們表達領域的各種手段，從正式的議程議題設置安排，到不那麼正式的所謂「沉默守則」
我還試著標示出合謀性沉默其合作性的特質，記錄下每一個合謀者的行為，看他是如何與其他合謀者的行為互為補充的。並且我觀察那些使得他們的合謀更有效的各種因素，以展示導致沉默的壓力，是如何在共謀者人數增加和時間增長的合力下漸成氣候，還有就是展示從什麼時候開始連否認這種行為本身也被否認了的。
當然，房間裡有大象存在這一事實，並不總是被所有人一致認為應該予以否認。人們通常也會在公開場合的表達中試圖打破合謀的沉默，將秘密公之於眾。我關注各種打破沉默的方式，從各種委婉的幽默諷刺，到直白的，當面大聲疾呼的大規模行動。
我也關注公眾對那些打破沉默者的反應，其中特別關注那些身份對立的角色（大眾先驅和離經叛道的人），以解釋由他們所引發的，公眾對他們對比鮮明的反應，即對前者仰慕，對後者憎惡。打破沉默者通常被憎惡，這突顯了忽視「大象」所具有的諸般好處。畢竟在社會生活中，某些事情是被預設為不說為妙的，而打破籠罩著這些事情的沉默氣氛，也就等於是搗亂和破壞了生活平衡的行為。挑戰傳統觀念中什麼才是應該被關注的，以及哪些可以與他人公開討論的，這樣的行為也會動搖某些保證社會一致性的根基。而假裝不去關注某些特定的事情，則有助於我們保住他人臉面，去除此種偽裝則會使與他們的交流相當尷尬。
然而由於合謀性沉默會引發嚴重問題，因此有必要去檢省其對社會生活的負面效應。考慮到在注意什麼和不注意什麼這一點上，我們和周圍的人幾乎不可避免會有不同意見，合謀性沉默通常會使得我們彼此更加缺少信任。而且，合謀沉默加大了我們的真實體驗與我們公開承認的事物之間的差距，也會導致道德崩壞。
政治理論家C. 弗萊德·奧爾福德（C. Fred Alford）認為，「最有效瓦解道德行為準則的方式，就是不討論，而且不討論這種不討論」。「不談倫理話題，」他用開玩笑的方式建議說，「而且不談我不談倫理話題這件事。」作為有道德感的人類，我們不能夠持續不討論「無法討論的」。要打破這種惡性的、否認的死循環，則需開展一場對這種不可討論現象的公開討論。本書是系統地對此進行初步討論的一個嘗試。
原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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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二戰末期納粹高層對關押在集中營中的猶太人以及各國戰俘進行屠殺，以銷毀證據和罪行。——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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