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與大腦

希波克拉底駁斥了超自然因素導致精神疾病的說法。他教導說，精神疾病的產生有身體的原因，而最常見的是由於四種體液的某種不平衡導致的，這些體液可以影響人的情緒和行為，對身體也有影響。他認為，歇斯底里症是一種例外。

某種心理不平衡

希臘醫生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ades，公元前127年—公元前40年）駁斥了用來解釋心理困擾的原因的體液學說，而將原因歸咎於情緒問題。瑞士醫生和煉金術士帕拉切爾蘇斯（Paracelsus，1493年—1541年）也認為這是由於某種化學物質失衡導致的，因此他使用中草藥製劑來治療病人。他將人的身體看作一個化學系統，這個系統必須與自身（「縮影」）和大環境（「宇宙」）保持平衡。

帕拉切爾蘇斯將心理問題分為以下5類：

·癲癇；

·躁狂；

·舞蹈求雌狂（淫蕩行為）；

·智力遲滯（智力發展受阻）；

·真瘋（那些永久性的瘋癲、沒有清醒或緩解的時期）。

他說，癲癇是由於生命酒精（生命精神）沸騰並上升到大腦造成的。他建議在疾病沒有根深蒂固前使用草藥治療，但他又說，有時癲癇是與生俱來的（這與希波克拉底的觀點一致）。他認為躁狂是由於某種體液在身體中上升並聚集在頭部，其中一部分體液凝結了，而另外一部分體液保持蒸汽狀態。

無論是舞蹈求雌狂，還是智力遲滯，他都沒有做出清晰的描述。他提到了三種智力遲滯：第一種是由腸道寄生蟲引起的；第二種只發生在女性身上，是由子宮失調引起的（大概就是歇斯底里症）；第三種是睡眠障礙。他還提到了患舞蹈求雌狂的幾個原因，包括輕率的行為和丟臉的生活（例如，做妓女或享受吉他音樂）：

因此，患舞蹈求雌狂這種疾病的原因是出現了一種純粹的意見和思想，患者通過想像影響了那些相信這種事的人。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這種觀點和想法都是患病的根源。在孩子身上，他們也是通過想像而發病。這種想像不是基於思考，而是基於感知，因為他們聽到或看到了一些東西。他們患病的原因是：他們的視力和聽力都很強，以至於在不知不覺中對看到或聽到的事物產生了幻想。

帕拉切爾蘇斯（1567年，在其去世後公佈）

帕拉切爾蘇斯對精神疾病進行了分類，其中包括五種「真正的精神病」：憂鬱（抑鬱）；由月亮引起的精神錯亂；由進食或飲水引起的永久性瘋癲（大概誤食了一些有毒的東西）；天生精神失常，這種精神病要麼是因為患者從父母那裡繼承了瘋癲基因，要麼是因為基因本身有缺陷；以及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惡魔附身，而並沒有對此做出詳細解釋。

研究體液

帕拉切爾蘇斯的理論比較特立獨行。即使在19世紀，大多數人也都是依據體液理論來尋找患精神疾病的身體原因。體液理論給出了一種根據病因對精神障礙進行分類的方法，抑鬱（憂鬱）就是由於過量的黑膽汁引起的。因此，人們治療的目的是減少過量的黑膽汁，通常會對病人的血液進行淨化或者放血。

體液失衡的診斷方法包括傾聽病人講述自身的煩惱和日常生活引起的問題，並檢查甚至品嚐病人的血液和尿液來判斷體液失衡的類型。

憂鬱解析

1621年，英國學者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1577年—1640年）出版了關於抑鬱症的第一本完整的教科書——《憂鬱解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這是一部大百科全書式的巨著，第一版就多達900頁，而且伯頓在自己的一生中繼續擴展了這本書的內容。這本書的內容晦澀難懂，充滿了各種古典語錄和參考文獻，涵蓋了與抑鬱症略有關聯的無數話題。即便如此，伯頓還在書中區分了日常生活事件引起的痛苦（現在被稱為「反應性抑鬱」）和根深蒂固的憂鬱（現代術語叫作「臨床抑鬱症」）。他對憂鬱性格的描述十分冗長：

「短暫的憂鬱指的是每次感受到的微小的悲傷、需要、疾病、煩惱、恐懼、悲傷、激情等情緒的無常，心靈的煩擾，任何形式的關心、不滿，由於痛苦、沉重和精神煩惱而產生的想法，以及任何與快樂、歡笑、喜悅、高興等對立的情緒，這些可能導致我們魯莽的行為或者表示出不喜歡……」

另一種憂鬱（臨床抑鬱症）叫作「習慣的憂鬱」，它是本書的主題：

「這是我們要治療的憂鬱，它是一種習慣、一種嚴重的疾病以及一種固定的體液狀態，奧雷利安納斯和其他人都這麼認為。它本身沒有錯，但非常穩定且長期以來一直不斷地增強，所以很難被消除。」

憂鬱的人什麼都怕，他會逃離，不能出去，成為一個在陰暗的地方生活的野蠻生物。他多疑、獨居，不見天日，沒有什麼可以讓他開心，他只有不滿，這些讓他的生活充滿了虛假和空虛的想像。

解剖學家安德烈亞斯·勞倫斯（Andreas Laurentius，1558年—1609年）

發現大腦

最後，人們終於開始發現大腦的生理狀態和某些形式的精神障礙的聯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就是對鐵路工人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 Gage）的研究。

1848年，蓋奇在美國佛蒙特州鐵路做建築領班時遭遇了可怕的事故。一根長而尖的金屬棒穿透了他的頭顱，從顴骨下面進去，從眉骨上方出來，破壞了他大部分的大腦左額葉。強壯的蓋奇受傷後筆直地坐在牛車上和醫生聊天，並給醫生提供有用的信息。蓋奇本來不可能活下來，但他卻奇跡般地康復了。據說，他的性格發生了改變，變得粗俗無禮。雖然有相互矛盾的報告認為，蓋奇發生的這些變化似乎是暫時的。

當時的心理學家雖然並沒有對蓋奇的病例得出什麼研究結論，但都注意到它也許算一個特例，即對人進行額葉切除術並不一定致命。他的病例被顱相學者用來支持自己的理論，正因為他的尊敬器官和/或愛心器官被破壞了，所以導致他後來出現了粗魯行為（但這並不是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行為被矯正）。這一案例還被用來證明大腦中沒有功能的定位，因為他即使大部分左額葉缺失，還是能做大多數自己之前就能做的事。顯然，這兩個結論是相互排斥的。

1861年，腦功能定位理論得到了明顯的證據支持。法國外科醫生保羅·彼埃爾·布羅卡（Paul Pierre Broca，1824年—1880年）發現了一個大腦區域，現在被稱為布羅卡氏區，這一區域負責說話的能力。布羅卡的發現來自他對一個叫萊沃爾涅的病人的屍檢，這個病人生前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他只能說一個詞「tan」。布羅卡發現，梅毒引起這個病人大腦額葉的病變。第二個病人勒隆只能說5個詞，布羅卡發現他的額葉也在同一區域受損。

從那時起，大腦越來越多的負責特定功能的區域被人們發現。現代的成像方法（如PET掃瞄和核磁共振掃瞄）已被用於顯示大腦的哪些區域會在執行特定任務時被激活，並比較不同腦結構的大小（詳見第3章「路線大師」的內容）。有時，大腦不同部分的異常大小或異常激活與特定的異常心理有關。此外，人們通過DNA測序也發現了一些基因變異與異常心理之間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