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大眾

我們大多數人都想不同程度地去適應社會。即使我們不是有意識地想要遵從，但很快也會發現，如果我們遵守一些社會規範，生活變得就容易多了。20世紀中旬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探討了人們想要遵守、服從、適應，以及在通常情況下不觸動群體規則。人們似乎比我們所期望的更順從、更膽小。

告訴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適應有時是好事，但也可能導致做出非常惡劣的行為（就像納粹的暴行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另一個實驗檢驗了被試遵從了命令的意願，即使這些命令的行為方式是不被接受的，實驗結果令人震驚。

米爾格拉姆的試驗

196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招募了40名被試參加耶魯大學進行的一項學習研究，這些人的年齡介於20歲至50歲之間（因此，被試的年齡與那些可能成為納粹德國集中營守衛的年齡類似）。他告訴被試，他們將被隨機分配學習者或教師的角色，但實際上他們的角色都是教師，而擔任「學生」角色的都是演員。

教師的角色就是要詢問一個學生問題，這個學生似乎被綁在另一個房間與兩個電極相連的椅子上。有人告訴教師，如果學生答錯了問題，他將被實施電擊。開始，電擊用的是非常溫和的15伏特電壓；但當學生給出的不正確的答案越來越多時，電擊所用的電壓將上升到450伏特。

當你想到人類漫長而陰鬱的歷史時，你會發現，人類犯過的更可怕的罪行都是以服從的名義犯下的，而不是以叛亂的名義犯下的。

B.F.斯金納（1974年）

在大屠殺中，艾希曼和他的萬千同夥只是服從命令嗎？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同謀嗎？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1974年）

教師們得到了一個指示的腳本，並嚴格執行指示，以應對錯誤的答案或保持沉默。這個學生也有一個腳本，他必須在椅子上尖叫、乞求和扭動，因為學生必須明顯表現出自己感到越來越強烈的痛苦的樣子。在電壓上升到300伏特時，學生「砰」地敲了牆壁，乞求釋放自己；學生做出更大程度的震動後就會沉默下來。實驗者和教師就坐在房間裡，如果學生不願意繼續實驗，就去鼓勵他。教師能聽見另一個房間的聲音，但看不見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實驗者會督促教師繼續做實驗，但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威脅或恐嚇他。

我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檢驗一個普通公民僅僅因為被做實驗的科學家命令而對其他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在這個實驗中，赤裸裸的權威與反對傷害他人的最強烈的道德要求相衝突，而且，被試的耳邊還會響起受害者的尖叫，很顯然，權威贏得的次數更多。成年人對遵從權威命令有著近乎極端的渴望，這是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也是最迫切需要解釋的事實。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1974年）

總之，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教師被試有2/3（約65%）的人朝著最高水平450伏特繼續衝擊，所有人都達到了300伏特。米爾格拉姆的結論是：我們有不可遏制的必須服從權威人物的衝動。

米爾格拉姆事後向志願者解釋了自己的實驗。他發現了三種類型的教師被試。

·有些人服從，但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他們把責任轉移到實驗者甚至是學生身上（因為他們愚蠢）。

·有些人服從並責備自己，他們對自己所做的感到難過。

·一些人反抗，他們認為學生的幸福高於實驗的要求。

米爾格拉姆通過改變實驗的形式後發現，當在大學實驗室裡進行這個實驗時，實驗者穿著實驗服並作為教師與被試待在同一個房間裡時，被試的服從水平較高；如果在城市的一個破敗的辦公室裡進行這個實驗時，實驗者在不同的房間裡穿著普通的衣服，那麼被試的服從水平就比較低。但是，如果被試不必自己按開關，而可以將電擊任務委託給一名助理時，被試也會更聽話。

米爾格拉姆認為，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狀態：自治和「代理」。在自治狀態，我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標準做出自己的選擇，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代理」狀態，我們執行命令而並沒有個人責任感。當面對一個權威人物時，他聲稱，大多數人會從自治狀態切換成「代理」狀態，從而服從權威，這可以用來解釋許多滔天罪行都是以「執行命令」的名義犯下的。

米爾格拉姆實驗結果的有效性遭到質疑，《電擊設備的背後》（Behind the Shock Machine，2013年出版）一書的作者、心理學家吉娜·佩裡（Gina Perry）發現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方法及其結果都有重大問題。但似乎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會服從權威，直到其做出的行為足以對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程度。也許，我們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內在的納粹犯罪因子，即使我們會懷疑這些命令道德或智慧，但還是會有「按照別人告訴我們的去做」這種驚人的傾向。

普通人只做自己的工作，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敵意，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可怕的、破壞過程的代理人。此外，當他們工作的破壞性影響明顯且要求其做出的行為與基本道德標準不兼容時，具有反抗權威的人仍然相對較少。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1974年）

現在回想起來，我認識到，一種以服從和遵從命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種非常舒適的生活。人們以這樣的方式生活能將個人思考的需要降到最低。

納粹戰犯阿道夫·希曼（Adolf Eichmann，1960年）

低調不言

其他的實驗也證明，人們即使沒有得到命令，也會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他們願意遵從他人的期望，或與人群融為一體。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當「囚犯」申請假釋時，他們就可以一走了之。儘管家長們並沒有同意參與這項研究，但還是旁觀了這項研究。

1951年，波蘭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1907年—1996年）研究人們會多大程度地妥協以遵從群體。他將一名被試同其餘七個人分在一組，並展示了一組成對的圖片。在每組圖片中，一張圖片上有一條線；另一張圖片上有三條不同長度的線，其中一條線與第一張圖片上的線長度相同。參與者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在A、B和C三條線中，哪一條與第一張圖片上的線一樣長？這個問題將重複多次。在第一組實驗中，阿希的同伴給出了正確的答案。此後，他們都認為其中一個錯誤答案是正確的，但他們都先於被試給出了答案，而被試是最後一個回答問題的。阿希感興趣的是，被試是否會受到別人給的錯誤答案的影響。

在對照組實驗中，一名被試獨立回答了問題，並且只有不到1%被試給出了錯誤答案，表明這項任務很簡單。

然而，當主試的同伴一致給出錯誤答案時，阿希發現，大約有75%的被試至少給出了一次錯誤答案。隨後的採訪表明，給出錯誤答案的被試分成了以下三組：

·他們實際上認為不正確的答案是正確的；

·他們認為自己肯定錯了，因為大家的意見一致（阿希將其稱為「失真的判斷」）；

·他們意識到其他人都給出了錯誤的答案，但他們不願意自己回答得很差或是看起來是群體中最奇怪的那個（阿希稱之為「扭曲的行為」）。

對於那些沒有給出錯誤答案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從眾：有些人自信地行動；有些人撤回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對自己的回答表示遲疑，但卻堅持回答正確的答案。當被試改變實驗時，如果他發現還有一個人給出了正確的答案，或者如果人們能用書面記錄他們的答案，而不是大聲地說出答案，那麼遵從錯誤答案的比率就會下降。

煙和事故

阿希的實驗並沒有出現需要處理嚴重問題或有威脅的情況，但其他實驗者發現，即使遵從行為會產生危險，個體也表現出高水平的遵從和不願獨立行事。1964年，在紐約，一個叫吉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被襲擊，她在38名目擊者面前被殺害，沒有人（根據新聞報道的時間）來幫助她。此案引發了一項重要的心理研究，被稱為「旁觀者效應」，這一效應後來被稱為「吉諾維斯綜合征」。

1968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生於1938年）和比伯·拉塔尼（Bibb Latane，生於1937年）開展了一項實驗，研究人們是否願意幫助一個遇險的陌生人。他們招募被試，告知他們將參加關於個人問題的心理學研究。因為需要討論的問題屬於私人問題，討論將通過對講系統進行，參與者不能見面。在討論中途，一名參與者（一個演員）假裝病症發作，神情變得越來越痛苦，並說自己覺得快要死了。其他參與者可以通過對講機聽到這一點，也可以聽到許多其他參與者的聲音。

達利和拉塔尼發現，參與討論的人越多，發生幫助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小。雖然他們看不到其他參與者，但他們知道有別人在。每個人似乎都覺得周圍還有其他人，自己並不該對這個不幸的陌生人負責，因為其他人也會感到有責任。相反，當只有一名參與者時，他當時就為其提供幫助的概率是85%。

達利和拉塔尼進行了另一項實驗，這次的參與者明顯置於危險之中。他們讓學生在房間裡完成問卷調查。過了一會兒，開始有煙滲進房間。煙越來越濃，直到學生們幾乎看不見房間裡的物品為止。如果學生獨自一人在房間裡，當房間充滿煙霧時，有75%的人報告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他和另外兩個人在房間裡，而這兩個人完全無視這些煙霧時，只有10%的人報告這個問題。我們假設別人比自己知道得更多，所以如果他們對危機沒有反應，我們也不需要有反應。心理學家將這種行為稱為「多元忽略」。我們寧願冒著死亡的危險，也不願用虛假的警報來使自己難堪。

加入群體

人們有一種明顯的順從慾望，想讓自己成為群體的一部分。1967年，人們發佈了一項不是心理學家完成的研究，它由一位美國的歷史老師羅恩·瓊斯（Ron Jones，生於1941年）在加利福尼亞的帕洛阿爾托完成。瓊斯很難讓自己的高中學生相信法西斯主義在納粹德國扎根如此迅速，於是他發起了一場運動，他稱之為「第三次浪潮」，目的是推翻民主。他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證明一個不同的系統能夠更好地為個人提供高標準的業績和更大的回報。他說，民主的問題是因為它關注個人，因此削弱了群體的力量。

瓊斯本來只打算做一天實驗，但實驗非常成功，於是他繼續做實驗。他加上了一些更權威的儀式（包括一個敬禮和正式的問候）成立了一個組織，並排除非會員。三天內，共有200名學生加入組織，他們的學習成績有所提高，一些組織成員開始譴責違反規則的其他成員。到了第四天，他覺得實驗已經失控了，不得不停下來。他以全民運動即將發動為借口，把這個組織叫到一個集會上讓他們聚在一起。他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一個實驗，並給他們看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電影。

與特納的自我歸類理論一樣，瓊斯的學生都渴望按照「第三浪潮團」的群體要求來界定自己。他們想吸收自己認同的這個群體所代表的價值觀，因為他們都認為這個群體代表了自己，它是他們個人身份的一部分。瓊斯已經證明這種信念非常有效，我們都想從屬於一個群體，並且很容易成功，用阿道夫·艾希曼的話說，讓自己成為「拉車的眾多馬匹之一」，即使這輛車正行駛在通往地獄的路上。

通過紀律的力量，通過社區的力量，通過行動的力量，通過驕傲的力量。

瓊斯「第三浪潮團」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