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好是壞

霍布斯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人會因狂熱的知識而自相殘殺；而盧梭則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會顯示出高貴和尊嚴。誰的觀點是正確的？

納粹的遺產

納粹大屠殺是20世紀最可怕的罪行之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在這之後，全世界的人都在問：像黨衛軍集中營對待受害者的方式一樣，是什麼能讓一個人去這樣對待另一個人？在普通的德國人民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其能夠做出這種暴行？這個問題特別適合社會心理學家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裡，人們通過一些著名的實驗試圖探索這種導致出現如此大規模殘忍行為的人的心理狀態。這不是一個可以由少數瘋狂的人就能完成的事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行兇者？他們在做出這種行為之前品行良好，可能是一名普通工人、父親、丈夫或朋友。我們需要得出一個解釋。

自由支配傷害

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學進行了一個實驗，研究監獄工作人員和囚犯之間的互動。他招募了健康的男性志願者，並將其分配為囚犯或獄警。為了使囚犯的體驗盡可能地真實，實驗開始於被試由於某種反社會行為而被捕，並在鄰居的眾目睽睽之下被捕。囚犯要穿制服，並只能用數字來代表自己。獄警們也穿制服，戴墨鏡，並允許他們使用自己想到的任何方法來控制囚犯。

這座監獄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的一條經過改造的走廊。門上有鋼條，「練習場」是一個走廊，還有一個改裝過的櫥櫃，用作單獨監禁的牢房。囚犯們只能睡3個房間，這些房間的空間很小，僅能放得下他們的床。

獄警們開始維護自己的權威，他們常常在夜裡叫醒囚犯，清點人數。規則允許獄警懲罰囚犯，他們經常強迫囚犯做俯臥撐。納粹集中營看守所的警衛也曾經這樣做過，後來的美國士兵也在阿布格萊布、伊拉克的美國軍事監獄這樣做過。一個獄警站在囚犯的背上，或讓其他犯人做俯臥撐。

第二天，囚犯們造反了。獄警用滅火器將囚犯們趕回監獄，然後把他們赤身裸體地綁起來，把頭目關禁閉。不久，獄警們開始採用心理控制的方法。他們挑出一些囚犯接受特殊待遇，然後獲取他們的好感，從而造成囚犯群體內迷失方向、異見和不信任。實驗進行了一天半時間，一名囚犯開始精神崩潰。然而，即使是旁觀者們也深深地沉浸在獄警的心理中，他們指責他在假裝痛苦。幾天後，這名囚犯才被排除在實驗之外。當旁觀者們聽到一個逃跑計劃的時候，他們不是觀察被試的行為，而是防止囚犯們集體逃跑。為了懲罰囚犯，獄警強迫他們用牙刷打掃廁所。

這項研究計劃持續14天，而津巴多在第6天就叫停了實驗，這是因為旁觀的社會心理學家克裡斯蒂娜·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表達了自己對囚犯所受待遇的恐懼。她是50名旁觀者中僅有的一個對囚犯表示關心的人（津巴多在一年後與她結婚），9名囚犯中有4人已經精神崩潰了。

津巴多在研究中發現了3種獄警：第一種獄警是強硬的，但只要囚犯們服從他們，他們就能公平地對待囚犯；第二種獄警是仁慈的，他們為囚犯做些小事，從不懲罰囚犯；第三種獄警似乎很喜歡自己擁有的權力，找到更具想像力的方式來傷害囚犯，當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被旁觀者觀察到（沒有隱藏攝像機的地方）時，就開始虐待囚犯。津巴多認為，實驗一開始並沒有考慮獄警的心理狀況，並據此預測其後續行為。

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預示

津巴多認為，自己的實驗和發生在美國阿布格萊布軍事監獄裡的虐囚事件是一樣的。捆綁犯人、迫使他們蒙著頭站著、迫使他們做出羞辱的性行為，這些懲罰措施都在斯坦福的實驗中和阿布格萊布軍事監獄裡使用過。在阿布格萊布軍事監獄發生的虐囚行為被歸咎於「幾個壞蘋果」，但津巴多認為，不是幾個壞蘋果玷污整個群體，而是整個骯髒的群體腐壞了幾個蘋果。人們所處的那個環境會促使或者允許他們去做壞事。

如果邪惡的人不知不覺地犯下惡行，那麼我們有必要將他們從人群中隔離並消滅他們。但是，善惡的分界線卻貫穿於每個人的內心。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1973年）

津巴多的實驗似乎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人們願意甚至渴望傷害別人，這樣做並沒有什麼理由，僅僅因為他們可以這樣做。他覺得匿名使人墮落到殘酷的程度，而獄警的權威地位使這種情況得以發生。他注意到，人們很快就陷入了分配給自己的角色中，因此，「邪惡」的獄警是否表現出自身通常被壓抑的、天生的邪惡？或者因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在按照自己認為最適合角色的方式行事？這都很難說。然而，與納粹監獄的看守不同的是，沒人告訴他們要殘忍地對待囚犯。他們這些殘忍的行為從何而來？津巴多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過去和現在的本性都消失了，而只剩當下的滿足。人們做事不會考慮後果或原因，沒人能確定這些人不會做這樣的事。這就是實驗觀察到的行為如此可怕的原因。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無論曾經犯過的罪多麼可怕，在擁有這種權力的情況下，我們都有可能會犯罪。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原諒犯罪，而是將其當成一種普通行為、分擔它的責任，也不是宣稱這些是某些狂人和暴君的責任（爭論這些是他們的責任，而不是我們的責任）。斯坦福監獄實驗給我們帶來的主要教訓是：情境會引導我們以不可能預知的方式行事。

菲利普·津巴多

蠅王

1954年，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出版的小說《蠅王》（Lord of the Flies）就是以這樣的問題為前提：當人們從社會約束和觀察中解放出來時，他們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小說描述了一群小男孩在沒有成年人的情況下受困於孤島，他們最後陷入無政府的、殘暴的狀態。戈爾丁持有和霍布斯相同的觀點，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態便是自然的「獸性」。津巴多的實驗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一個好的可能性

保羅·布盧姆（Paul Bloom，生於1963年）是耶魯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他對3個月大的嬰兒進行的實驗表明，我們可能有一種天生的道德感，這使我們更喜歡利他行為，而不是阻礙和自私的行為。人們對非常年幼的孩子進行的研究通常可以觀察嬰兒注視的方向和持續時間，以此來表示他們的興趣或偏好。布盧姆給嬰兒展示了一段動畫：一個球試圖爬上山，然後一個有用的正方形輕輕地把它推上去，而另一個無用的三角形則擋住了它的去路。嬰兒們都非常喜歡那個有用的正方形。他又改變了表示有用的/無用的形狀和顏色，以排除嬰兒們的審美偏好。他發現，在這些形狀上加上面孔可以增強實驗效果。即使是最小的嬰兒也都更偏好有用的形狀，他們的年齡太小了，不可能學會體貼和不體貼的行為。因此，布盧姆得出結論：這是嬰兒們天生具有的基本道德感。

達爾文的孩子

查爾斯·達爾文對兒子威廉的發展做了詳細的記錄。他記錄道，兒子在兩年八個月的時間裡表現出了內疚和羞恥的感覺，他把表明自己偷了食物的衣服上的污漬藏了起來。達爾文報告說，這個男孩從未因偷食物而受到懲罰，所以他不是出於害怕後果才這樣做。

1961年，加拿大社會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生於1925年）開展了一項研究，孩子的年齡大到足以知道好壞行為之間的差異。他想知道，這些孩子在獲得做壞事不受懲罰的機會後，是否不論這個榜樣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都會效仿。他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學招募了72個年幼的孩子，並讓成年研究人員充當榜樣，實驗材料是一些大型的、耐用的充氣娃娃，它們能被打翻，但打翻後很快就會彈回直立的位置。

他把72個年輕的被試分到3個組中：第一組被試將看到一個成年人對一個充氣娃娃做出暴力行為；第二組是非侵犯組，被試將看到一個成年人正常地玩一些玩具；第三組沒有角色榜樣，被試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接近這些充氣娃娃。

班杜拉發現，那些看到侵犯性榜樣的孩子最有可能虐待充氣娃娃，而那些接觸到非侵犯性榜樣的孩子是最文明的，因此孩子們看到正確榜樣的行為似乎能產生很好的影響（比沒有看到任何角色榜樣的孩子更好）。男孩子們看到一個男性攻擊榜樣會使其更易產生攻擊性。而對女孩來說，榜樣的行為對其影響不大，如果看見一個男性攻擊型榜樣，她們更有可能進行身體攻擊；如果看到一個女性侵犯型榜樣，她們更有可能進行口頭攻擊。

有人批評這個實驗的真實效果是否會持續，還是只能持續實驗中的那幾分鐘？孩子們是在通過模仿大人的行為來取悅他們嗎？

1963年，班杜拉將半歲到6歲之間的孩子作為被試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他給孩子們看了一部電影：一個人猛烈地攻擊一個充氣娃娃，並衝著娃娃尖叫；之後，這個人會得到糖果獎勵，或者受到警告的懲罰。接著，他讓孩子們在一個有充氣娃娃的房間裡玩，那些看過得到侵略性獎勵電影的兒童更具有攻擊性。

人們對充氣娃娃實驗進行的各種變式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果，使用現代腦掃瞄的方法增加了對這種實驗生理維度的考量。2006年，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的一項研究對44名年輕人進行了腦部掃瞄，在他們玩完一個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視頻遊戲後立即對其進行了腦部掃瞄。那些玩暴力遊戲的人的杏仁核有額外的激活，杏仁核對情緒刺激負責；而他們的前額葉的活動減少，前額葉負責調節自我控制活動、抑制活動和集中活動。那些玩非暴力遊戲的人的大腦活動則沒有這些變化。這樣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人身上普遍存在行為和大腦活動的變化，這表明在大腦中存在一種真正的機制，它可以預測行為，並且可能是所有人的普遍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