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彩票

自從達爾文有關進化論的著作出版和格裡哥·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年—1884年）建立了遺傳學之後，「我們的許多個人特徵都是來自於遺傳」這一觀點已經被許多人普遍接受。然而，眼睛、膚色和鼻子形狀等容易量化的物理特徵比心智特徵更容易遺傳。我們都有這樣的親身體驗：人們似乎與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有著共同的心理特徵。但是，一個人的壞脾氣在多大程度上是遺傳的結果，又有多少是由於人成長在一個壞脾氣的家庭而造成的呢？人們很難分清遺傳和環境對性格和智力發展到底有多大作用。

虛構的罪犯

在19世紀出版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即一個人的外表反映了他的犯罪天性。在《霧都孤兒》（Oliver Twist）一書中，狄更斯描述了罪犯費根，他是「一個很老的、乾癟的猶太人，他那邪惡和醜陋的面孔被一大簇亂蓬蓬的紅頭髮遮住了」。當他在《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第一次描述犯人馬格韋契時，他並沒有描述這個人的外表，而只描述了他的衣服和身體狀態，因為馬格韋契這個人將來會慢慢變好：

「這是一個可怕的人，他的全身都是灰白色的，腿上拴著一塊很大的鐵塊。他沒戴帽子，穿著破鞋，頭上綁著一塊破布。他全身被浸泡在水中，滿身泥巴，石頭弄跛了他的腳，燧石劃破了他的手，蕁麻刺傷了他的身體，荊棘撕裂了他的衣服。他一瘸一拐地走著、顫抖著，瞪著眼睛咆哮著。他一把抓住我的下巴，牙齒在嘴裡『格格』作響。」

雙生子研究

要證明一個人的人格有多少是由遺傳（即由先天）決定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對同卵雙生子的研究。1870年，第一個雙生子的研究是由高爾頓進行的。他用問卷評估心理特質，並認為先天（遺傳特徵）在人格形成上具有最重要的影響。行為主義者愛德華·桑代克用50對雙胞胎進行了第一個雙生子的實驗研究。他對不同年齡（9~10歲和13~14歲）的雙胞胎們進行了測試，研究結果表明，遺傳的重要性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因此，雙胞胎可能在出生時具有相同的遺傳基因和環境，但當他們發展自主性並有不同的經歷時，其性格就會開始有所不同。後來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遺傳和基因對性格的影響。

請微笑，或者別笑

拍照在相面術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用於劃分智力類型。拍照興起於19世紀，它意味著那些在精神病院工作的人可以給健康人群以及患不同疾病、處於患病不同階段或狀態的病人拍照。這一方法提供了大量的實例，而且與素描相比為人們提供了更豐富的信息。龍勃羅梭和高爾頓都用照片來建立犯罪或心理類型；神經學家讓-馬丁·沙爾科拍攝了自己催眠的患者，來演示他們歇斯底里的不同階段。

智力案例

智力的遺傳已被證明是一個政治難題。但高爾頓卻對此泰然自若，他不僅非常樂意研究這個問題，還建議那些智力低下的人應該去修道院「找一個歡迎他們的避難所」，並在那裡獨身一輩子，而不是將他們的缺陷基因傳遞下去。他在自己進行的第一項對天才的研究中，使用了一種自己設計的「歷史計量學」方法，用來確定智力是否可以遺傳。他通過統計各類傳記來計算一個人擁有的顯赫親屬的數量，並由此推斷出遺傳的智力模式。他發現，統計結果越靠近譜系下降的直線部分（父母—孩子），就越有可能發現成就卓越和遺傳之間的聯繫。這種方法依賴於聰明的人選擇（或進入）某個工作領域，並且成就卓越。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智力是可遺傳的，但有關環境對實現潛在智力的影響卻沒有任何描述。

20世紀上半葉，智力測試處於一個持續發展的領域，也是當時發生的一個大事件。到20世紀後半葉，基因的組成對智力發展有顯著影響的說法在政治上變得敏感起來。如果有些人天生就不如另外一些人聰明，那麼他們就不能獲得幫助，因為他們生來就是這樣。對教育模式和社會的精英模式來說，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20世紀晚期和21世紀初的研究發現，智力是由遺傳和環境共同作用形成的。這一常識引導我們去期待：一個人可能天生就在某一方面具有成功的可能性，但這種潛力是否會實現取決於其家庭環境和在童年時獲得的機會。

雙胞胎的天性與教養

同卵（相同的）雙生子如果在出生後被分開撫養（即在不同的家庭中長大），那麼這樣的雙胞胎就對我們探討研究目標十分有用。他們有相同的基因組成，但不同環境對其造成的影響不同。通過比較，我們就能推導出他們的哪些特點可能是遺傳的結果，而哪些特點是由於環境因素造成的。但是，我們對出生後沒有分開撫養的雙胞胎進行的研究也很有趣。我們對同卵雙生子患精神分裂症的研究顯示，雙胞胎同時感染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只有50%。精神分裂症並非是完全遺傳的，否則，如果同卵雙胞胎中的一個患病了，另一個也會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