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就是一切

我們相信，有些人的性格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來，這種觀點在古希臘時就已經存在了。這種觀點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很普遍，直到文藝復興時期都還體液理論與四行理論密切相關，古希臘人認為萬物是由土、火、水和空氣四種因素構成的。儘管這四種因素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空氣，但當時的人們認為在黑膽汁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土，黃膽汁中是火，黏液中是水，血液中則包含所有四種元素。

體液理論有助於人們從外表來判斷性格，體液的比例會影響一個人的身體以及心理狀態。基於這一理論，人的外形可能會和氣質之間有關係。例如，樂觀型的人被認為擁有紅潤的臉色，一個憂鬱的人看起來蒼白而瘦弱。

18世紀，相面術由瑞士詩人和牧師約翰·卡斯帕·拉瓦特爾（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年—1801年）恢復並使其流行起來。他相信「靈魂與肉體之間存在著一種確切的關係」，而他得出的一個不幸的結果是提倡外表美代表美德的觀點。他的工作頗具影響力，德國解剖學家和生理學家弗朗茲·約瑟夫·加爾（Franz Joseph Gall，1758年—1828年）也深受其影響。

大腦和隆起

加爾是第一個區分大腦灰質的人，大腦灰質是由神經元組成的，而白質則包含負責與大腦聯接的神經束。加爾不僅相信大腦的不同區域（「器官」）在執行不同的任務（稱為功能定位），還相信頭骨的形狀反映了大腦的精細結構。他認為，通過測量顱骨的突起和隆起，可以確定不同「器官」的大小，從而詳細瞭解人的性格。他的頭骨測量法被稱為顱相學，但卻不受當局的歡迎，教會認為它是反宗教的，1802年，奧地利政府禁止了他的講座。三年後，他被迫逃離了這個國家。

看手相

相手術（即相術和手相術）指的是相信可以從一個人的手紋上看出其性格和未來。它有著悠久的歷史，並且早已在中國、波斯、蘇美爾、古以色列、美索不達米亞以及歐洲等地區存在。希波克拉底在診斷時也會查看患者的手掌。亞里士多德評論道：「掌紋並不是毫無道理地出現在人的手掌中，它們來自天堂的影響以及人自己的個性。」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壓制相手術，將它看作一種異教迷信。在文藝復興時期，手相與巫術都屬於禁術。1839年，相手術由於在出版物上被刊登而再次在歐洲出現，這是一篇由法國陸軍軍官撰寫的、主題為相手術的頗具影響力的論文。這位法國陸軍軍官就是卡西米爾·斯坦尼斯拉斯·達本泰尼（Casimir Stanislas D\'Arpentigny，生於1798年）上校，他在西班牙的軍事行動中被一個吉普賽女孩看過手相，從此就對相手術非常感興趣。19世紀後半期，相手術變得越來越流行。

人有四種氣質：淋巴質（黏液質）、多血質、膽汁質和神經質（抑鬱質）。人們可以觀察到，不同氣質的人有不同的外部特徵。淋巴質（黏液質）的人身材圓胖，肌肉綿軟無力，細胞組織充血，有金色的頭髮，臉色蒼白。這種氣質的人通常伴隨著慵懶的行動以及衰弱而緩慢的血液循環，其大腦作為身體系統的一部分也是緩慢、慵懶和無力的，心智活動同樣也表現得很衰弱。多血質的人外形俊朗，體型適中，肌肉有彈性，有淺色的、偏栗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膚，紅潤的面容。這種氣質的人很有活力，喜歡運動，表情愉快。其大腦狀態一般，但卻充滿生機與活力。纖維質（通常，但並不恰當地將其稱為膽汁質）的人有黑色的頭髮、黑皮膚，肌肉健壯結實，輪廓硬朗。這種氣質的人行動充滿能量，大腦活動也是如此，而他們的面容則表現出堅強而決斷的特點。神經質（抑鬱質）的人頭髮細薄，皮膚也很薄，肌肉組織瘦弱，肌肉的運動速度很快，面容蒼白，但往往健康狀況不好。其整個神經系統（包括大腦）是積極和精力充沛的，心理表現也同樣活潑而強大。

英國科學作家和演說家威廉·瑪竇·威廉姆斯（William Mattieu WiIliams，1820年—1892年），《為顱相學辯護》（A Vindication of Phrenololgy，1894年在其去世後出版）作者

約翰·加斯帕爾·伯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1776年—1832年）曾作為加爾的助手，在美國進一步發展和推廣了顱相學。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如美國的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英國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則認真地看待這一問題，並將其運用到他們的作品中，從而增強了其作品對讀者的吸引力。

達爾文的懶鼻子

相面術被充分受到重視。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差點錯過了一趟旅途，而他正是受到這趟旅程的啟發而發展出了進化論。這艘船的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Robert FitzRoy，1805年—1865年）是一個狂熱的相面術愛好者，認為達爾文鼻子的形狀表明他缺乏決心，並因此差點拒絕他上船。

不幸的是，對相面術和顱相學的研究是由具有種族歧視傾向的白人科學家進行的，這使他們認為其他種族頭和臉的形狀表明其有較低的道德標準和更低的智商。

天生的罪犯

意大利犯罪學家塞薩雷·龍勃羅梭（Cesare Lombroso，1835年—1909年）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心理學和相面術相結合，提出了自己的罪犯類型理論。他認為，犯罪行為至少在嚴重犯罪或持續犯重罪的情況下是遺傳的，並認為犯罪就代表著返祖，即回到人類進化的早期階段。他相信，人們可以通過「類人猿般的身體特徵」來識別罪犯，比如前額傾斜、長臂和突出的下巴，大小不一的耳朵和不對稱的臉或頭也被認為是罪犯的共同特徵。但是，罪犯所有的特點並不都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罪犯有特別敏銳的目光、減少疼痛感的能力，但缺乏悔恨或道德感，以及具有一種殘忍、虛榮的傾向，且容易衝動和報復他人。也許，罪犯最後的特徵——殘忍、衝動和報復都與其暴力犯罪的生活相關，但罪犯耳朵的大小似乎不太可能是其特徵。龍勃羅梭的理論在歐洲幾乎得不到支持，但在美國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導致犯罪人相學觀點的產生。

社會達爾文主義

如果體液以及遺傳導致的大腦的強弱會促使個體以某種方式行事，這就說明人們無法控制遺傳特徵帶來的強烈影響。這是19世紀後半期出現的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當時達爾文的進化論正在影響科學的方方面面。達爾文的進化論對新興心理學領域的影響非常大。英國心理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年—1911年）因其智力測試的工作而出名，還因其建議不聰明的人不應該被撫養大而臭名昭著。他創造了「自然對抗後天」的說法，完全支持先天的決定性影響，這一觀點獲得了他的同卵（相同）和異卵雙生子（非相同）研究結果的支持。

高爾頓和其他人試圖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則擴展到社會領域，這種方法現在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涵蓋了一種信念，即「更好」的人會茁壯成長，而「弱」的人將會或應該走向滅亡。它可以表現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中，老弱病殘者得不到財政或社會支持。這也導致了優生政策，旨在通過削減那些被認為對人類基因庫有害的群體（如慢性病人、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戀者和一些少數種族群體）的繁殖來改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