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心智

一種介於白板說和先驗知識之間的理論認為，心智具有組織結構以及某些天生的活動，使它能夠解釋傳入的信息，並以有用的方式加工信息。

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我們允許大腦「知道」如何做自己的工作，甚至連洛克也承認了這種天生的能力。畢竟，這並不比心臟「知道」如何泵血知道得更多。在這一點上，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研究之處。

學習如何知道

有些能力似乎是天生的，但人們研究發現，有些能力仍然需要一些感官輸入來激活它們。1963年，認知心理學家赫爾德（R.Held）和海因（A.Hein）進行了一個實驗，表明我們（或至少是小貓）只有在提供足夠的視覺或者運動刺激時，才能發展真正的深度知覺。因此，雖然深度知覺的潛力是天生的，但它需要觸發。

他們用了一對小貓做實驗，每天把小貓放在旋轉木馬裡3個小時。在傳送帶裡，一隻小貓可以自由活動；另一隻小貓卻只能在一個籃子裡運動，而這個籃子是由自由活動的小貓的運動來控制的。兩隻小貓相互看不到對方，設備完全使用垂直條紋裝飾（防止通過視覺而產生水平/垂直相互作用）。兩隻小貓在貓窩中和媽媽一起休息時，它們是待在黑暗中的，所以它們唯一的視覺刺激是在裝置中獲得的。在實驗結束時，自由活動的小貓可以用爪子正常行走，但不能自由活動的小貓則不能正常行走。赫爾德和海因認為，它們需要自主運動來獲得空間感。

1980年，另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不能自由活動的小貓能夠看到有趣的東西（如移動的玩具汽車），它們就會產生深度知覺，並且能夠更好地行走。缺乏視覺刺激和缺乏自我引導的運動相結合，導致小貓無法發展深度知覺，且缺乏其中一種就足以阻止其深度知覺的發展。第二項研究解釋了為什麼綁在搖籃擋板上的嬰兒或天生沒有四肢的嬰兒仍然能夠發展深度知覺。

1961年，英美人類學家科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1924年—1994年）在一項研究中發現，人類只有接觸到距離遠和距離近的不同事物才能產生正確的透視感。在他的研究中，他把班布蒂人從通常生活的剛果茂密的森林移居到開闊的平原地帶，讓一頭水牛在遠處吃草。一個班布蒂射手看到水牛後問他，這種生物是哪種昆蟲？他並不認為它是水牛，直到他乘坐吉普車接近它後才接受這一點。在叢林裡，他永遠只能看到幾米遠，所以沒有發展出辨識大小和距離關係的能力。

先驗結構

康德提出，心智可能具有某些結構來存儲或處理特定類型的知識（包括語言）。1781年，由於對以往經驗與理性關係的解釋感到不滿意，他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康德相信大腦具有「思想範疇」，這是一種先天的精神結構或概念，能讓大腦組織信息。舉例來說，思想範疇給我們提供了時間和空間以及因果關係的概念。他認為，簡單的經驗只能顯示一個事件按照時間順序跟隨另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事件導致另一個事件。儘管只是從感知覺開始，但思維的範疇可以使大腦產生意義。約翰尼斯·穆勒認為自己發現了不同類型的感覺神經（詳見第2章「拼接片段」的內容），這是康德思想範疇中敘述的生物表現。他發現，感覺信息輸入後先是由神經系統加工，然後才成為意識中的思維對像或知覺。

以階段的形式發展

瑞士發展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1896年—1980年）採取了完全康德式的理性主義觀點。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的思維慢慢發展為不同圖式，通過這些圖式，孩子最初可以與環境進行大量的身體互動，然後逐漸發展了認知能力。圖式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它們可以提供理解的過程或對象。新生兒有一些先天的、遺傳的基本圖式可以提供反射行為。例如，吮吸反射就是一種天生的圖式。

當嬰兒開始瞭解環境時，他們開始構造圖式，幫助自己在下次遇到相同的事件或物體時識別它們。由於他們有了新的經驗，他們就必須調整現有的圖式，並建立新的圖式以適應新的信息。例如，一個孩子已經形成了一個從圖畫書中認出貓的圖式，當他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真實大小的毛茸茸的貓，他必須調整已有的圖式，以適應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貓的尺寸和毛茸茸的感覺。如果孩子又遇到了一種新的動物，他就需要建構一個新的圖式來解釋它。當孩子能夠解釋大多數事件和物體時，他就處於一種舒適的平衡狀態。如果一些新事物不符合現有的圖式，就會導致不平衡。然後，孩子們會調整圖式來順應新的經驗，同化它們，從而回到平衡狀態。

形成圖式的能力是天生的，它像是某種基於基本反射和本能行為的圖式啟動包。

英國心理學家弗雷德裡克·巴特萊特（Frederic Bartlett，1886年—1969年）進一步發展了圖式的概念，用其解釋我們怎樣加工信息、記住和記錯信息。圖式提供了一種組織知識和觀念的方法，但它們也會讓我們抵制新觀念，導致這些新觀念很難進入我們現有的思想體系中。呆板的圖式會導致偏見和歪曲信息，以符合我們的期望。

幽靈之戰

巴特萊特告訴他的學生一個北美印第安人的傳說，用來證明圖式對記憶和故事敘述的影響：

一天晚上，兩個年輕人從艾古拉克走到河邊去捕獵海豹，當他們到了那裡時，河面安靜且霧氣迷茫。然後，他們聽到了戰爭的呼聲，他們想：「也許，馬上就要發生一場戰爭。」他們逃到岸邊，躲在一截木頭後面。這時，有很多獨木舟划過來了，他們聽到船槳划水的聲音，還看見一隻獨木舟正向他們劃來。這只獨木舟裡有5個人，他們在說：

「你覺得怎麼樣？我們希望帶你一起去。我們要沿河而上向那邊的人開戰。」

其中一個年輕人說：「我沒有箭。」

「箭在獨木舟裡。」他們說。

「我不會去的。我可能會被殺，我的親人就不知道我去哪兒了。但是你，」他轉向另一個人說，「可以和他們一起去。」

於是，一個年輕人留下了，另一個年輕人回家了。

戰士們沿河而上，到了卡拉馬另一側的一個小鎮。鎮上的人來到河邊，雙方開始戰鬥，許多人被殺了。但不久，這個年輕人聽到一個戰士說：「快，我們回家吧，那個印第安人被擊中了。」他在想：「哦，這些人都是鬼。」他並沒有感到身上難受，但卻聽到別人說自己被擊中了。

這個年輕人劃著這只獨木舟回到艾古拉克，他上岸回到家開始生火。他對眾人說：「看哪，我曾與鬼待在一起，我們一起打仗了。我們的許多同伴都被殺了，許多襲擊我們的人也被殺了。他們說我在戰爭中被擊中了，但我並沒有感到身上難受。

他說完了一切，然後安靜下來。太陽升起時，他倒下了，嘴裡吐出黑色的東西，臉變得扭曲。人們跳起來大哭。

他死了。

巴特萊特讓他的學生在一年裡回憶並複述了好幾遍這個故事。學生們都認為自己準確地複述了這個故事，但實際上，他們每次複述都會對這個故事做出一些改變，例如：

·遺漏與他們的生活和情況無關的信息；

·改變故事的細節、順序和重點，以配合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事（例如，將獨木舟改為「船」）。

巴特萊特認為，這些圖式本身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但心智建立和填充圖式的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的實驗工作包括要求人們記住和複述故事、完成不完整的故事，並為事件作見證。他發現，我們傾向於與自己已有圖式一致的方式完成故事和回憶事件。這使我們作為目擊證人時並不可靠，因為我們經常會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以符合自己的個人圖式和已有的概念。

你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

1947年，美國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1897年—1967年）和約瑟夫·浦斯特曼（Joseph Postman，1918年—2004年）用圖片進行了一項研究，圖片描繪了一個白人男子用剃刀威脅一個黑人。但是，當要求被試回憶和描述自己看到的畫面時，參與者往往會說那個拿著剃刀的人是黑人。導致人們記憶扭曲的不僅僅是種族偏見。1981年，科恩（Cohen）給被試展示了一對夫婦在餐館的照片。他告訴部分被試那個女人是圖書管理員，而對另一部分被試說她是一名女服務員。後來，當要求被試描述這個女人時，被試的陳述會根據自己認為那個女人做的不同工作而有所不同。

語言：一個特例

語言似乎把人與動物區分開來。我們知道，其他物種不具有像人類一樣廣泛的口頭表達形式；我們也知道，所有人類部落或社區都能進行口語表達。因此，研究語言的先天/習得行為非常有意義。

1660年，法國神學家和哲學家安托尼·阿爾諾（Antoine Arnauld，1612年—1694年）和作家克勞德·蘭斯洛特（Claude Lancelot，1615年—1695年）出版的《皇家港語法》（Port-Royal Grammar）中認為，語法是人們普遍的心理過程，因此語法是與生俱來的。美國科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生於1928年）是這一觀點的現代支持者，他曾表示，孩子有學習語言的天賦，他們學習哪種語言取決於他們生活在什麼社區，但所有語言的基本結構都是通用的。學習語言是一件簡單的事，僅僅是用內容填充大腦中已經存在的結構而已。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的語法結構非常複雜，對於孩子來說，僅靠模仿難以掌握。

語言的普遍結構或自然組織原則不僅獲得語言學研究者的支持，還被各種「自然實驗」的結果所證明。這些自然發生的情況使科學家有機會進行觀察，就好像他們進行的實地實驗一樣（通常，這是不道德的）。

語言本能

加拿大認知科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生於1954年）認為語言是人類種族適應的一種本能，就像織網是蜘蛛的一種特殊本能一樣。他引用聾兒的例子，認為在一段時間內，聾兒也會對著自己的雙手「咿咿呀呀」。這說明兒童語言的發展存在一個關鍵期，如果他們不在關鍵期分界點之前學會說一種語言，那麼，他們將學不會說話。這個關鍵期分界點類似於貓視覺發展的分界點。

「被禁止的實驗」是不被允許的。但是，有許多不會講話的父母（聾人或者啞人）撫養那些語言機能健全的孩子，許多這樣的孩子學會了自己父母使用的手語。但有些孩子卻是在沒有手語的情況下長大的，他們基於符號和手勢發展了自己的交流方式，這種方式被稱為「家庭手語」（homesign）。20世紀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蘇珊·戈丁·麥兜（Susan Goldin Meadow）和海蒂·費爾德曼（Heidi Feldman）研究了家庭手語。他們發現，家庭手語系統雖然是由各自分離的孩子或家庭獨立發展起來的，但卻有共同的語法結構。這表明，語言並不需要說出來，而手語的發展和口語的原則是一樣的，如用詞序表示一個詞的功能。這些研究的結論很重要：無論是口頭語言還是非口頭語言，語言的基本規則都是先天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