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心理學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就是社會心理學，它著眼於人們在群體中的行為方式（因此與他人有關）。這門學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起來，心理學家開始對人們對權力的態度感興趣。心理學的一些最著名的研究都是這一流派的推崇者進行的，包括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詳見第7章「跟隨大眾」的內容）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研究：如果擁有自由，囚犯和獄警會有什麼行為（詳見第7章「我們是好是壞」的內容）。
許多社會心理學實驗都是實地實驗，但並非所有情境都能在現實世界中發生或上演。例如，津巴多的實驗就不可能在一個真實的監獄裡進行觀察，因為獄警的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顯然，實驗室中的實驗缺乏某種真實性，而且人們總是對這樣的結果擴展到實驗室以外的正常情況中的可能性存有疑問。另一方面，實地研究不允許研究人員完全控制變量。
一個例子說明了這一點。1968年，歐文（Irving）和簡·彼萊文（Jane Piliavin）開始調查旁觀者面對急救情況的行為。研究人員僱用的演員登上擁擠的紐約地鐵列車，並假裝出現突發狀況。研究人員也在旁觀人員中進行觀察，並研究了乘客的反應。他們僱用了不同的「受害者」和使用不同的方法重複這個實驗。第一組實驗的受害者是白人，第二組實驗的受害者是黑人，但他們穿著相同。每個受害者要麼假裝喝醉，要麼保持清醒，都拿著枴杖（暗示殘疾）。這些是研究人員可以控制的變量。他們沒有控制可能的「混淆變量」，例如當時有多少人會出現在火車車廂裡，以及他們在整個社會中有多大的代表性。
研究人員對提供幫助的速度、幫助的人的性別和種族概況以及提供幫助的頻率都很感興趣。他們發現，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幫助行為，醉酒者得到的幫助比殘疾者要少（比率接近50%:95%）。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在這種情境下，人們會下意識地進行成本/收益評估，平衡自己幫助他人的成本（也許是厭惡、尷尬、被攻擊的風險或被嘔吐物弄髒）和預期獲得的回報（被讚揚、不必擔心之後發生的事）。他們發現，與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車廂裡的人數並沒有影響到人們樂於助人的程度。一般來說，旁觀者效應意味著，如果有其他人在場，人們就不太可能提供幫助，由於責任分散，人們更容易認為「這不是我的責任」（詳見第7章「跟隨大眾」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