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拉近幸福的六種美德
我們的困惑
1. 人會養成壞習慣、會為非作歹，會有心理問題，究竟是因為他們天生品性不好，還是因為環境所迫？
2. 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標準嗎？如果有，它們是什麼？
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一定不要變成敵人。雖然熱情會耗盡，但我們之間的愛不會被摧毀。記憶的神秘長弦，從每一個戰場，每一個為國捐軀者的墳墓，延伸到全國每一個活著的人的心田，相信再次撥動這記憶之弦的一定是我們本性中的善良天使。
——林肯（Abraham Lincoln）
當南方和北方處在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邊緣時，林肯曾呼籲喚醒「我們本性中的善良天使」，使人們停止戰爭，但沒有用，戰爭還是爆發了。我們可以確定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是很謹慎小心地撰寫他的演說詞的，這些字句代表了19世紀中葉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的基本假設。
● 人有本性。
● 行為是品性的外顯。
● 品性有兩種形式：好的品性與壞的品性。
天生壞，還是環境壞
這些假設幾乎都從20世紀的心理學中消失了，而它們的興亡史正與我要討論的好品性有關，好人格是積極心理學最主要的假設。
19世紀的瘋人院非常強調好的品性，大部分瘋子被認為是道德墮落的，所以當時主要的治療法是「道德治療法」（嘗試用美德去取代壞的品性）。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兒童勞動法、廢止奴隸制度等都是由此衍生而來。林肯本身就是在這種騷動下長大的孩子，所以他對南北戰爭的看法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品性又是什麼？為什麼說我們的本性中有善良天使呢？
南北戰爭以後的10年，美國面臨著另一種危機——勞工運動。罷工和街頭暴動在整個美國蔓延，到1886年，暴力的勞資衝突已經像瘟疫一樣席捲全美，最高點是芝加哥秣市廣場（Haymarket Square）慘案。一個由罷工者和暴動者組成的國家會是什麼樣子？這些人怎麼會做出這麼無法無天的事？最明顯的解釋就是這些人道德淪喪、邪惡、愚蠢、虛偽、殘忍、衝動、沒良心。壞品性當然導致壞行為，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這種解釋已發生了改變，同時政治和社會生活也在改變。
有人指出這些目無王法，具有暴力傾向的人都來自下層階級，他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都非常差：在炎熱或寒冷的工廠中做工，一天工作16個小時，只領到微薄的薪水；所有人擠在一個房間吃和睡；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不認字，總是處於飢餓和疲倦狀態。諸如社會階級、工作環境、貧窮、營養不良、簡陋的住宅、缺乏教育等種種因素並非源於壞品性或道德淪喪，而是來自環境——人無法控制的因素。因此這些人目無法紀、崇尚暴力可能是由於環境的影響。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惡劣的生活條件能導致不良行為是很明顯的，不過在當時，人們很難認識到這一點。
神學家、哲學家及社會批評家都出來表達他們的意見，或許這些沒洗臉、沒洗澡、骯髒的群眾不應該為自己的壞行為負責。他們認為傳道者、教授和專家學者們不應該再要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了，而是要讓他們的階級去為這些沒有責任能力的人負責。20世紀初，目睹了新科學的誕生，美國大學開始設立社會科學系，目標就是解釋一個人的行為不是由於他的品性造成的，而是由於個人控制之外的惡劣環境造成的。這門科學是積極環境論的勝利。假如城市的犯罪率提高了，社會科學家會提出改善城市不良的社會功能，以減少犯罪；假如無知的人更愚蠢了，社會科學家會指出校正它的方式是普及教育。
所以有很多後維多利亞時期（post-Victorians）的人會熱烈地擁護馬克思、弗洛伊德，甚至達爾文的理論都會被看成是對品性說的不滿。馬克思告訴歷史學家及社會學家不要將罷工、目無法紀和壞習慣怪罪到個人身上，因為這是階級鬥爭和勞資對立造成的，所以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弗洛伊德告訴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不要去責怪情緒有問題的個體，因為他們自我毀滅的行為是不可控制的潛意識衝突力量所造成的。達爾文被一些人認為他主張不要責怪一個人的貪婪和惡性競爭，因為這僅是物競天擇的產物而已。
社會科學不但打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主義一記耳光，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平等主義的原則。從壞環境會產生壞行為到有的時候壞環境也會踐踏好品性，中間只是一小步而已。甚至有好品性的人也會屈服於惡劣環境，品性不論好壞都是環境的產物。所以社會科學讓我們從道德、指責、宗教和階級壓迫的看法中逃脫出來，去建構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環境。
為什麼不用品性
品性不論好壞，對剛剛萌芽的行為主義來說都沒有任何作用，任何有關天性的想法都會受到詛咒，因為行為主義只承認後天的影響。心理學只有一個角落還在談人格，那就是人格心理學。雖然政治風尚改變了，個體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中仍然重複著同樣的行為模式，但還是有人認為不好的行為是遺傳來的，雖然這方面的證據很少。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這位現代人格心理學之父，以「提倡品性和美德」為工作目標。但是他不喜歡前面提到的兩個名詞——維多利亞和道德主義，他需要一個比較現代的、科學的、沒有價值負擔的詞，而「人格」正是一個完全中立的科學名詞。對奧爾波特和他的學派來說，科學應該只是描述現象，不應該規定它應該是什麼樣子。人格是個描述性的詞，而品性具有指定性，因此背負著道德意味的品性和美德就被挾帶進入了科學心理學，不過偽裝成了中立的「人格」。
雖然品性與美國平等主義的理念不合，但是它並沒有消失，整個20世紀的心理學都在想著把品性、個性從奧爾波特的人格理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衝突、斯金納的自由與尊嚴、以及生態學家的本能理論中驅除出去，但一點用也沒有。好和壞的品性仍然存在於我們的法律、政治之中，跟我們教養孩子及我們對別人行為的解釋都有著密切聯繫。任何一門科學不以品性做基石，而想解釋人的行為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認為現在該重新把品性帶回行為解釋的科學研究中，它應該是解釋人類行為的中心概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說服你，因為放棄這個概念的理由現在都不存在了。
以前放棄品性有三個主要原因。
1.品性完全來源於經驗。
2.科學不應該是指定性的，它應是描述性的。
3.品性帶有價值負擔，跟維多利亞時期的新教教義關係太密切。
第一點在環境主義毀滅後便不存在了，行為主義所主張的我們只是經驗的結合也在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證明人可以理解並且說出他從來沒有聽過的字句後逐漸瓦解，這表示大腦中一定有個語言獲得裝置，這個裝置是超越經驗的。後來學習理論發現動物和人都在進化作用下對學習某些行為或關係有「心理準備」（readiness）的現象（例如，小猴子對蛇的害怕，味覺與生病的聯結只要一次就形成），這更加速了行為主義的崩潰。人格的可遺傳性是打敗行為主義的最後一擊。我們可以說不管品性從何而來，它都不只是環境的產物，它跟環境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很少的。
第二個反對原因是說品性有評價的味道，科學應該保持道德上的中立。我完全同意科學應該是描述性的而不應該是指定性的，積極心理學並不是告訴你應該樂觀、應該高尚、要有幽默感，它只是描述這些人格特質的結果，例如樂觀的人比較不會抑鬱、身體比較健康、比較會有成就。你對這些信息的處理方式完全取決於你的價值觀和你的目標。
最後一點是說，品性來自19世紀新教徒的看法，對20世紀的多元化社會沒有應用價值。這種狹隘的地方主義對任何優勢和美德的研究都是嚴重的傷害。我們可以只研究19世紀美國新教徒所推崇的美德，也可以去研究現代中年白人男性學者的美德，但更好的起始點是研究所有文化都強調的價值觀和美德，所以下面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六種普遍存在的美德
在這後現代主義和道德相對論盛行的新世紀，美德已被視為是一種社會的約定俗成，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對道德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所以在21世紀的美國，自尊、漂亮、果敢、自主、獨特、富有及競爭性等成為大家所推崇的人格特質。阿奎那斯（St. Thomas Aquinas）、孔子、釋迦摩尼及亞里士多德可能都沒有上述人格特質，那麼他們是不是應被指責呢？貞潔、沉靜、宏大、復仇這些以前被認為是重要的美德，現在我們對此已經很生疏，有些甚至被鄙視了。
所以我們可能很驚訝地發現，竟然還有六種美德是世界上主要宗教及文化傳統都倡導的。那麼，「我們」是誰？要找尋的是什麼？
「我對出錢支持學術界做的那些項目已經厭倦了，這些項目做完了以後就被束諸高閣。」辛辛那提市邁耶森基金會的領導人尼爾·邁耶森（Neal Mayerson）對我說。他在1999年11月的一天打電話給我，因為他讀到一篇我寫的有關積極心理學的專欄文章，認為我們應該合作完成一個課題。但做什麼課題呢？我們一致認為，通過增強年輕人的積極情緒來防止抑鬱症是最好的起始點。所以我們將幾個資料最完整、最有效的干預法展示給青少年發展專家看，由他們來評定應該支持哪一個方案。
在晚飯時，評審委員以最令人驚奇的方式達成了一致。「每一種干預法都很值得稱讚，」科納蒂（Joe Conaty）說。科納蒂是美國教育部5億美元校外項目的負責人。他說：「我們就從最先要做的事做起吧，我們首先必須知道我們想要改進什麼，否則我們就無法改進年輕人的品性。我們需要分類標準，以及測量品性的方法，尼爾，把你的錢用在品性分類方法上吧！」
這個想法其實以前就有過。20世紀70年代，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也碰到過同樣的問題，美國和英國的研究者在心理疾病的界定上有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在英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的病人，跟在美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的病人有很大不同。
1975年我曾經參加過在倫敦舉行的一次會議，與會者都是學有專長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會議中進來一位中年婦女，她神情憔悴、神智不清，她的問題在於每一次上廁所時，都必須仔細檢查馬桶，看了又看之後才可以沖水。她這樣做是為了看看馬桶裡有沒有胎兒，她很擔心一不小心就把胎兒沖掉了，所以她不停地檢查，直到放心後才沖水。這個女人離開之後，每個人都要說說自己的診斷，因為我是遠客，所以他們叫我先說。我根據她神智不清及知覺障礙判斷她為精神分裂症，但是其他人都說她是強迫症，因為她不停地檢查馬桶。
這種在診斷上的不一致被稱為「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很顯然，除非我們用同樣的標準來診斷，否則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研究是不可能進步的。我們不可能發現精神分裂症病人跟強迫症病人在神經傳導物質上有何不同，除非我們能夠把病人歸類。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決定寫一本診斷手冊，也就是第三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以這本手冊為標準，我們就可以得到可靠的診斷，這樣我們才能發展預防的方法。這種做法的效果很好，今天精神疾病的診斷非常一致、可信，當進行治療或預防時，我們就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
放之四海而皆准
所以積極心理學如果沒有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分類標準，那就會像以前的精神病診斷一樣各說各話了。童子軍會說他們的節目使參與者「更友善」，婚姻咨詢家會說他的方法使夫妻「更親密」，基督教會說他們的項目使人「更有愛心」，而反暴力團體會說他們的方案使人們「更有同情心」——但這些人所談的都是同一件事嗎？他們怎麼知道自己的計劃是有效的？所以尼爾跟我就決定編製一個分類標準，以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為榜樣，為積極心理學找出一個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評價標準。我的責任便是找一流的心理學家來參與這項工作。
「彼得森，」我請求道，「在你聽我說完之前請先不要拒絕我。」我的第一個選擇是彼得森博士（Christopher Peterson），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寫過好幾本暢銷的人格心理學教材，密歇根大學臨床心理學項目的主任，也是研究希望與樂觀的世界知名權威，但是我對他會不會答應不敢抱任何希望。
「我希望你向密歇根大學請三年假，搬到賓州大學來做積極心理學項目的負責人。完成一個類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評價標準，對人類的優勢進行權威地分類與測量。」我對他解釋著，然後等待他禮貌的拒絕。但出乎我的意料，我聽到他說：「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巧合，昨天是我50歲的生日，我坐在那裡想，我的後半生要做些什麼呢……我接受這個挑戰。」他就這麼簡單地答應了。
彼得森要我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閱讀世界上主要宗教和哲學派別的基本論著，列出它們所推崇的美德，找出各個宗教、哲學傳統都贊同的美德。我們想避免被人指責所選的優勢和美德是狹隘的，只符合維多利亞時期清教徒的標準，是美國學術圈中白人男性的想法。我們希望我們的選擇具有廣泛性，但又不願意落入人類學家的某些愚昧結論。假如我們找不到跨文化的一致性的美德，那我們只好像《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一樣，說這是近代美國主流所認同的美德，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我們的標準能夠避免區域性，具有普適性。
在達斯嘉（Katherine Dahlsgaard）的帶領下，我們讀了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阿奎那斯、奧古斯丁（Augustine）、富蘭克林的著作，以及《舊約》、《猶太法典》、《論語》、佛教經典、《道德經》、日本武士道、《古蘭經》和《奧義書》等，總共找出了200多種美德，令我們驚奇的是，研究了整個世界橫跨3 000年歷史的各種不同文化後，我們歸納出以下六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
● 智慧與知識
● 勇氣
● 仁愛
● 正義
● 節制
● 精神卓越
雖然每種文化在美德的細節上各有不同，但它們都有一些共同點，而且這些共同點使我們更加相信，人類是有道德的動物。
所以我們以這六種美德作為人的基本品性，因為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所有哲學學派都支持的六種美德。但是智慧、勇氣、仁愛、正義、節制與精神卓越都太抽像了，心理學家無法測量它們。而且，我們可以想出好多種達到這些美德的方法，為了建構和測量美德，我們便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這些方法上。例如，仁愛可以經由仁慈、博愛、愛人與被愛的能力、犧牲或熱忱來達到，而節制可經由謙虛、紀律、自我控制或謹言慎行來達到。
因此，接下來我要談如何達到這六種美德。
塞利格曼的解答
1. 19世紀，人們普遍認為壞行為是由人的壞品性造成的，因此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全權責任。但從20世紀初開始，各界學者逐漸認識到，壞環境會產生壞行為，有時候壞環境也會踐踏好品性，有好品性的人也會屈服於惡劣環境，品性不論好壞都是環境的產物，所以要從環境的角度去解釋人類的行為。
2. 通過研究各國的文化經典，積極心理學家們總結出六種具有普適性的美德，它們是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愛、正義、節制、精神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