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對臥室進行觀察研究的時候，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所以，幾年之後，當我受邀去那裡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時，我在感到高興的同時也有些許擔憂，怕在自己以前的老師面前出醜。我分享的材料似乎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因為當我們進行到討論階段的時候，很多人都進行了提問。第一個舉手的是伯克利分校非常著名的心理學教授，他提問道：「戈夫曼會怎麼說？」 他指的是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憑借一本很有影響力的關於人們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著作而聞名。儘管這個問題此前並未以此種方式提問過，但這卻是一個反映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們留給他人看的關於我們自己的信息是真實的信息嗎？還是我們根據自己希冀被別人這樣看待的刻意而為呢？
在他的經典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這本書中，戈夫曼就指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就像是在劇中飾演角色：我們出演一個角色，然後呈現出來。相應的，我們在社交中的所說所做都像是一個劇本。戈夫曼說，飾演角色要比真實地做出反應簡單得多。當我們做出行動、進行反應時，我們可以參照非常熟悉的曾經綵排過的，與我們角色相關的劇本去表演，角色扮演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為，但是也讓我們的行為變得更不真實。
在一部戲劇作品中，我們可以通過道具和戲服來強化我們所扮演角色的真實性，使觀眾信任這個角色。我給大學生們上課的時候，我會穿有領襯衫、得體的西褲和合適的鞋子，便於我和學生在課堂上討論課堂情境。當你去拜訪你的律師時，你期望他穿得職業一點，而且他的辦公室裡全是裝裱過的執照證書和學位證書，還有許多厚重且讀不懂的書籍，辦公桌上擺放著可靠的銀行家們常用的拋光黃銅燈台。如果是想給孩子的生日會尋找一個魔術師或者小丑，那你會希望在他的辦公室裡看到的事物不是太嚴肅。你可能會穿一件商務西裝，然後再戴上一個櫻桃紅鼻子，但這都不是劇本的一部分。很顯然，外表對於自我的呈現很重要。因此，當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問我對於自己的研究戈夫曼會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其實是在問，我們在臥室、辦公室、音樂集以及網上找的道具究竟是戈夫曼指的角色扮演道具還是自我的真實呈現呢？
從表面上看，他的觀點有些道理。臥室的主人沒有理由不用策略去裝扮自己的空間以求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再稍稍加把勁兒，就像《雷切爾文件》裡的查爾斯·海威一樣，房間主人就能營造一個環境，借此反映出他們認為能夠吸引到他人的一些特質。他們可以展示社交中的理想符號（例如：一個公共服務獎），他們可以製造行為痕跡（一張鋪好的床），他們還可以欺騙性地放一些自己根本就不打算用的物品（一個滑雪板），然後再將社會上不太推崇的行為證據——或許是一個捆綁設備——隱藏起來，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印象管理。當我開始觀察臥室時，我擔心房間主人會給我留下一個設計好的完全錯誤的印象。因為他們知道評估組什麼時間會來，所以在評估組到來之前他們很容易便將房間收拾整潔，這會給評估組一個錯誤的印象，使評估數據的準確性降低。
如果所有的臥室主人都努力表現出良好的一面（而且有能力這樣做），那所有的房間就應該都是完美無瑕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這83間臥室統統都是乾淨、整潔、有序的。相反，它們之間的差異非常大：在一些臥室裡，觀察者需要在滿地的髒襪子和沒吃完的剩飯之間小心前行；在另一些房間裡，我們的判斷者們會看見剛洗好的襪子被捲起來放在專門放襪子的抽屜裡，目光所及之處都是一塵不染的。即便房間主人的確提前整理過房間，也不能掩蓋所有的真正的不同：整潔的房間和剛剛收拾過的房間。
如果你並不是一直都過著整潔的生活——當你用完物品時，你會將它們放回原處，實施一種內衣管理方式，在物品用完之前就提前儲備——你的房間可能就不是真正整潔的。就算你可以把襪子藏起來（即使這樣也瞞不過我們的觀察者，他們會趴在地上，察看床底），並且把書櫃上的灰塵清掃乾淨，在短期內只能做到這樣。用不同的顏色標記你的文件夾，安裝一個鞋子收納櫃，把你所有的文件資料歸類，所有這些需要花費不止一個下午的時間。想要有一間真正整潔的房間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行動來維持。但是匆忙的一個小時或者一天兩天的打掃，最多能呈現一個收拾過的房間。不管我們怎麼努力，我們個性中的許多部分都是掩蓋不住的。研究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扮演我們選擇的任意角色——悲哀的是，我們不可能成為詹姆斯·邦德[14]或者勞拉·克勞馥[15]。至少這是沒有說服力的。
顯然，我們刻意而為的事情比我們下意識所做的事情更容易偽造。因此，身份標籤有巨大的欺騙潛能。如果我想偽裝成一個保守黨或者自由黨或者女權主義者或者虔誠的教徒，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麼。為表達政治傾向，我會讚揚羅納德·裡根或者肯尼迪家族中的一員這樣的政治偶像。寫著「行為端正的女性很少創造歷史」（女權主義者勞拉·撒切爾·烏爾裡奇[16]的名言）的T恤衫或者是汽車保險槓上的基督教的象徵—— 一條魚。這些都能夠明顯傳達出我想要表達的信息。但是製造行為痕跡更困難一些，因為，它是行為疏忽導致的結果，通常情況下是你沒有意識到的。如果一天早上我衝出房門之前匆忙打開百葉窗，我並沒有意識到葉片是不整齊的，因為我關注的點是這個任務本身（讓光線照進來，然後趕緊去工作），而不是那個無意的結果（不整齊的百葉窗葉片）。
設計出一個偽造的身份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我們的真實個性會展現出來。有一些事情是我們自動去做的。在《大逃亡》這部電影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戰俘集中營的一些母語為英語的戰俘打算一旦逃脫，就潛身進德國社會。他們努力學習德語，也準備應對德國人用來甄別外國人的把戲（至少根據這部電影是這樣的）。聰明的德國人會跟嫌疑人說英語，看他們是否會用英語來回答。這種甄別方式依賴的是：人們總是傾向於用母語回答問題。大體上看，觀察臥室或者辦公室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量的證據——工藝書收集或者用舊的露營裝備——這些都是很難偽造的。這就能解釋為什麼房間主人已經知道我們會來，而且可以在我們到來之前把一切整理好，但是臥室之間還是會有很大區別的原因。我們看到的很多事物都是源於草率的行為。
要是房間主人決心創造一種有序的、品格崇高的形象，他們會怎麼做呢？收拾房間，把停車票藏好，再把《人物》換成《紐約時報》？事實上，創建一個好形象並非易事。將書籍收集整理好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購買登山設備很昂貴；如果想讓這些設備看起來像是用過的，那它們必須是真的用過。要有在尼泊爾遠足的照片那你需要真正去尼泊爾並且進行遠足；要想牆上掛滿社會榮譽獎，就必須先得到這個獎；一本有用的備忘記事本須有人經常翻閱。將在居住空間裡創建一個不符合實際的形象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在一次面談或人格調查問卷中展示的好形象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如果你只是回答問題，你可以很輕鬆地宣稱自己喜歡閱讀，喜歡冒險和異域旅行，是一位好學生，是一個非常有序的人。因此，在所有我們能瞭解他人的方式裡——會議、訪談、行為測試以及人格調查問卷——臥室就是最能夠提供有效信息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