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個人空間裡花費很多時間，但是並沒有什麼功能方面的原因表明我們為什麼要去裝飾個人空間。草莓主題的被子並不能確保我們做美夢，電腦顯示器上的玩具南美小魚並不能幫廣告文案人員寫出精美的文案。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會繼續裝飾我們的個人空間，而且這種裝飾遠非隨意。我們對個人空間的裝飾，雖然從表面上看沒有什麼功用，但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的確，《蓋洛普管理期刊》（Gallup Management Journal）的一份關於員工舒適度和投入度的調查表明：在舒適環境中工作的員工可能更投入，也會對公司的盈利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該調查謹慎地指出，「舒適」已超出了物質條件，人為營造的心理環境同樣至關重要。這與我們的觀察結論相當一致。我們的觀察對像在裝飾和改變空間方面所做的各種持續不斷的努力表明： 他們需要借這些改變來影響他們的心理環境。
我們將空間變成己有的一種方式便是貼上我們的身份標籤：海報、榮譽證書、照片、小飾品和其他紀念品。這些都是有意地宣示身份的象徵。辛迪的房間就全是這樣的象徵。我和團隊成員在進門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些象徵。門上的女性聯誼會貼紙宣示著她對團隊的忠誠。「做你自己的女神」這樣的保險槓貼紙向公眾宣誓著對扭曲的女權主義的自我肯定。跨過門，我們有了更多的發現。白板上是一句尼采的話：「權力意志缺失，衰退將至」（Where the will to power is lacking, there is decline）；沿白板底部是用大寫字母寫的「正向思考！」啦啦隊的花球則懸掛在牆上。
身份標籤要麼針對他人，要麼針對自己，兩種情況都有各自的心理功能。人們使用針對他人的標籤，如辛迪的啦啦隊花球和女神保險槓貼紙，傳達出她們想如何被看待。因為一個人的觀眾明白其想傳達的意思至關重要，所以針對他人的標籤依賴於有普遍含義的物品。保險槓貼紙傳達出辛迪的性別自豪感，啦啦隊花球肯定了她對大學的忠誠。
在工作場所，針對他人的標籤都貼在辦公室的房門（或者隔斷牆上）。我建議你下次去別人的工作單位拜訪的時候，去走廊轉轉，搜尋一下人們想表達的信息。如果你閒逛的時候走到我的門口，你將看到絕望公司生產的大幅海報，該公司對那些促進團隊合作、增進信任和整體價值的海報進行惡搞。我的海報是壯觀夕陽下的比薩斜塔，一張極好的照片，下面寫著：平凡的成就，其實耗時很少，當人們意識到其中的區別時，為時已晚。第一次掛上照片的時候我並沒有特別在意海報的象徵意義。但是現在我明白了，我想努力傳達一種形象，這個形象不僅有諷刺的幽默感，還有對於易得快樂的極度不信任。
辦公室外的海報（當然是指與懸掛在室內供所有者看的海報相對的海報）極為有趣，因為所有者很少看到。因此這些海報屬於針對他人的標籤。我們後邊將看到，這些宣示主要是想傳達物主的真實信息。但是這些信息的傳達還是有策略性的，甚至還有欺騙性。用偶像如李小龍、圖派克（Tupac）[2]和當紅電影如《落水狗》等的海報來裝飾房間的學生顯然是想讓來訪者覺得他很酷。但是究竟他有多酷，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瞭解。
針對其他人的身份標籤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取決於你想要影響到誰。你為了贏得老闆的好感而做的事情跟你想博得異性的歡心要做的事情也不盡相同。然而，正如自由電視製片人柯林·科魯茲（Colleen Kluttz）發現的那樣，我們越來越難將我們的觀眾區分開來。《紐約時報》曾刊登過一則故事，一個朋友將科魯茲的照片上傳為自己網絡空間的頭像，照片上，科魯茲半閉著眼睛，照片說明裡寫她是一個癮君子。儘管照片和說明只是兩個朋友之間開的玩笑，但這卻不能阻止她未來的老闆檢索她。許多工作都在最後時刻與她失之交臂，科魯茲懷疑她的職業生涯和私人生活發生了衝突，於是她換掉了照片。
當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網上關係的時候，我們越來越難保持我們多重身份的獨特性。只將我們認可的身份傳達給目標觀眾也非易事。人們很容易在網上找到我高中時候書獃子一樣、一點都不酷的照片，對此，我一點也不感到抓狂，其實我骨子裡還是希望那些人把我看成一個世故的超酷的國際性神秘人物。
除了向別人說明我們希望如何被看待，我們還可以出於自己的利益做象徵性說明。這些針對自己的身份標籤強化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這個問題。在辛迪的房間，她桌子上的物品有雕刻木槌和紐扣，傳達出她對當地市長候選人的支持。物品的擺放位置，就在辛迪能看見的地方，表明只對她有意義：或許是提醒她在辯論隊中的成績，以及她作為志願者參與到之前的當地選舉中的經歷。兩個象徵引起了關於辛迪身份核心特點的假設，這些假設還有待證據進一步支持或者否定。
批量生產的海報是文化象徵的好源泉。我之前的同事在她辦公室的牆上貼了一張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3]的小海報。就像辛迪的木槌和紐扣一樣，同事桌牆上的馬丁·路德·金海報顯得細微而重要。人們很容易忽略這張海報，因為從參觀者的角度而言，電腦顯示器擋住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坐到她的桌子前，你會發現，我同事甚至不需要扭頭就能看到她的偶像——將視線從電腦屏幕上正閱讀的文件上移開，稍稍向右一瞥即可。她的這種佈置使我明白，她用這個有著進步思想和價值觀的人物激勵自己，強化對自己的認知。海報貼在這兒更多的是給自己看，而不是給來訪者看。
與許多文化符號一樣，馬丁·路德·金顯然很清晰明瞭，但是針對自己的身份標籤也可以是手工藝品，它們的意義對他人而言會晦澀難懂。只要這些物品有私人意義，它們就有意義。去摩洛哥度假的時候在海邊收集的鵝卵石能將某人與他的摩洛哥之行留下的記憶聯繫起來；高中科技博覽會上獎勵的一支鋼筆可能表明獲獎者現有的化學家身份。私人物品能給觀察者傳遞大量信息，即便確切意義並不清晰。與其他物品相結合，鵝卵石或者鋼筆就能傳達出收藏者對其人生的某個時期的喜愛。
一個簡單的衡量身份的試驗方法——一個陳述測試，此測試包括20個句子，每句都以「我是……」開始，後邊是空格。參與者要在12分鐘內盡可能地填滿空格（想一下你可能想出來的事物）。一般情況下，人們能在給定時間內回答17個問題。20個答案很寬泛，包含一個女孩、一名運動員、金髮、已婚、來自芝加哥等等。一些人簡單地說自己有宗教信仰或是一個學生；其他人把自己描述得更具體，如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一個可憐的基督徒、醫學預科生、正在學習工程或者一個好學生。即便是這樣，小組的回答也讓我們感到此種方法可以顯示他們的潛在身份範圍。
展示出來的照片是這種「我是……」測試的圖像類似物。因為圖片捕捉到了他想要記錄的瞬間：「我是一個隨心所欲的環球旅行者」（照片中一個髒亂的年輕人站在一列正穿越拉賈斯坦邦的火車上）；「我是一個可愛的女兒」（一個少女旅途歸來，正擁抱自己的父母）；「我是一個好學生」（一個男孩在畢業典禮上拿著獎品）。
實際上，二十問陳述測驗已經被應用到圖像處理上。這一次不再做填空測試了，人們拿到相機和一卷有12張底片的膠卷（該測試進行的時候還沒有數碼相機）並收到了如下指示：「我們希望你向自己描述對自己的認知。我們希望你給自己或者他人拍12張照片，通過照片表現你自己。可以是任何照片，只要能展現你自己就行。」該測試折射出，當他們選擇展示家庭中、辦公室裡、車裡和錢包裡的照片時，他們都在私下裡做什麼。
在西方，文身通常被看作是針對他人的身份標籤。文身不僅能宣示特別的價值觀、態度或者忠誠，永久文身還傳達出文身者對該價值觀的持續追隨——你肯定不會把一個易變的信仰文到身上；印在T恤衫上或者保險槓貼紙上的「佩羅總統」（Perot for President）標誌比用墨水寫在額頭上更能達意。但並不是所有的文身都是為了給別人看。去加利福尼亞讀研究生之前，我的朋友阿曼達在她的手臂上文上了得克薩斯州的輪廓。這並不奇怪，她愛自己的故土；但是文身的位置表明這是一個針對自己的身份標籤：文身在前臂內側——從我的角度來看，它是顛倒的。這看起來會有些奇怪，直到我們意識到阿曼達將文身文在那裡就是提醒自己記得家鄉，而不是告訴別人自己來自哪裡。文身的位置意味著她可以往下看，想到自己的家鄉； 如果文身在肱二頭肌或者肩胛骨上就不會有這個作用了。這個例子強調，我們考慮身份標籤的時候，注意其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決定了線索所起的心理作用。
身份標籤可以在T恤衫上、紐扣上、項鏈上、鼻環上、文身上、電子郵件簽名裡、海報上、旗幟上、保險槓貼紙上，及其他大到能容下某個身份符號的任何地方。史蒂文·利維（Steven Levy）在他講述iPod的《完美之物》（The Perfect Thing）一書中描述了「戰爭」：在戰爭中，有iPod 的人將他們的數碼音樂播放器插到另一些人的臉上，以此來彰顯他們的時尚。在20世紀80年代，「復古收音機」和「便攜式收錄機」流行的時候，很容易（實際上不可避免）將你的品位暴露給他人。但是當耳機將這種方式擠出街頭，直接進入我們的頭顱之中的時候，我們便失去了這種表達方式。儘管並不像放著The Fat Boys[4]的最新歌曲穿過地下車道的汽車那樣擾民，iPod的屏幕，至少部分保護了你免於讓別人知道是什麼正在震撼著你的世界。
現在我們可以在無線局域網內通過音樂播放器向他人傳達我們的音樂品位。它被稱作「共享」的設計，允許擁有兼容播放器的人共享你的音樂，它也能用來查看他人的音樂收藏和音樂播放清單。在第七章中我們將談到，只需瞥一下一個人的音樂集，你就能迅速瞭解其個性、政治觀點、藝術愛好甚至是對酒的偏好。
實踐中，很難區分一個身份標籤是針對自己的還是針對他人的。貼馬丁·路德·金的海報可能會同時強化你對自我的認識並讓別人瞭解你的價值觀。但是將這兩種標籤區別對待很有必要，因為它們反映的是不同的動機。例如，這種區分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差別。在一個人的家中，是什麼把玄關、餐廳、客廳和次衛等他人肯定能看得見的地方，與臥室、書房和主衛等需要高度安全感的地方區分開來呢？可能有宗教標誌的圖像，例如十字架或猶太教燈台，是放在公共空間的，而一些家庭物品則放在私人空間。又或者，如果主人不太在意家庭隱私，反而把精神層面的身份看成是私密的，那麼他可能就會將宗教圖像藏起來，把家庭照片拿出來給大家看。
對觀察者而言，發現這些不同很有價值。因為它們暗示著對自我的潛在分解。幾年前，我的一個科學家朋友吉納維芙來城裡參加一個干細胞研究會議，我和她在酒吧相遇，當時她正同一個參會的神經生物學家聊天。這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會議上也沒有我認識的人，所以在選擇聊天話題的時候我顯得有點傲慢，不像我在自己的專業圈子裡談話時那樣有禮貌。一時興起，我把聊天的內容轉到道德和宗教上去了。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吉納維芙的同伴變得異常安靜。從一些無意間的談話中我們得知，他和絕大多數的生物學家相反，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卻對此一直保持緘默。鑒於我的嗜好，我開始情不自禁地想像這種不自在的分裂感是如何在他的一畝三分地裡表現的。我可以確定，他的研究室和實驗室並沒有明文禁止擁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秘密被發現之後他很震撼。我懷疑，他家的公共區域中幾乎沒有精神象徵；我們可能只會在他感到真正安全的地方發現這些象徵，如在他的臥室或者書房裡。
所以作為一個觀察者，你需要注意人們給自己和他人的信號之間的差異，但是也要準備好留意差異不存在的情況。偽裝的外表可能符合主人的自我認知，因為這可能不會反映出內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間的博弈。有時候，剛開始就表現為公共空間的場合也會涵蓋私人空間。許多辦公室就是如此。劇場將管絃樂隊的位置設在舞台前方，從心理上就把舞台與後台分開來。你可以在一個空間內用這種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間的區別來觀察身份標籤。在一間辦公室裡，工作人員和來訪者被一張桌子隔開，查看一下桌子上物品的朝向。這個人的配偶和孩子的照片是面向他嗎（「我因自己是這樣美好的家庭的一員而自豪」）？或者照片是朝外的，主要是想讓他人看（「看看我漂亮的另一半和我的孩子」）？
另一個能看到差異的地方就是前院和後院，後院多數是供娛樂和休息的地方，前院是多數人向外界發表「聲明」的地方。如果你想掛一面旗子，將旗子掛在前院才會有意義，而不是掛在後院。前院的空間可以被任何一個經過的人看到，也會提供房主的個性線索。
在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中，來自猶他大學的卡羅爾·維爾納和她的同事研究了我們如何通過觀察人們房前的裝飾來瞭解他們的社交。首先，她在鹽湖城收集了許多聖誕節時的房屋照片（所有房間裡都是慶祝聖誕的人們）。然後研究者採訪了房子的女主人，判斷她們的社交水平。來自16個家庭的照片分到52個評判者手中。評判者基於他們在照片中看到的來評定主人的社交水平。8所裝飾過的房子中，有4位是擅長交際的人，另外4位屬於不擅長交際的人；8所沒有裝飾的房子中， 擅長交際和不擅長交際的人數也平分秋色。
你可能會期待，評判者會認為聖誕節裝飾房子的人比不裝飾的人更擅長交際。但是研究者表示，針對他人的房主身份標籤和針對自己的標籤會有不同。裝飾過的房子中，不擅長交際的人釋放出最強烈的交際信號，這個發現暗示維爾納：他們希望自己房子的外觀，包括聖誕裝飾，能夠傳遞友好的信號，以便幫助他們和近鄰交朋友。
但是即便是沒有經過裝飾的房子，評判者也能從他們的房子判定出他們是否擅長交際。評判者將擅長交際者的房子描述為「開放」和「長期有人居住」，而不擅長交際者則被描述成「封閉的」「被遺棄的」（在房子維護、整潔度和吸引力方面，評判者看不出擅長交際者和不擅長交際者之間的不同）。因此，觀察者們得出結論，這種結論不僅僅是依靠直接的身份標籤，如聖誕裝飾，還通過易忽略的個性揭示，如長期有人居住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