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乎從不關注當下，即便我們這麼做了，也只是看其能為未來計劃做點兒什麼(1)。這些話來自帕斯卡（Blaise Pascal），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富有洞見的觀點，即當下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們總是利用過去計劃將來，無論是不遠的將來還是遙遠的未來。這個耗費精力、永不停歇的創作過程就是推理和決策，本章討論的就是這兩者的部分神經生物學基礎。
推理決策的基本內容
準確地說，推理的目的是決策，而決策的本質是選擇反應項，也就是說，在某種特定情境下的多個可能選項中，選擇特定的非言語行為、詞語、句子或者它們之間的結合。推理和決策息息相關，很多情境下這兩個詞是互換使用的。菲利普·約翰遜-萊爾德（Phillip Johnson-Laird）說：「為了決定，我們需要判斷；為了判斷，我們需要推理；為了推理，我們需要決定推理什麼。」這句話深刻表達了兩者間的緊密聯繫(2)。
推理和決策通常表明決策者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知識：（a）決策所處的情境；（b）不同的反應選項；（c）不同選項帶來的即時或遠期結果。這些知識以傾向性表徵的形式儲存在記憶中，而且可以語言或非語言形式幾乎同步地進入意識中。
推理和決策通常表明決策者擁有一些能夠產生有效推論的邏輯策略，從而能夠選擇一個適當的反應項；另外，還表明決策的支持過程也已產生。注意和工作記憶在決策支持系統中常被提及，但是很少有人會提到情緒和感受，而且用於選擇的種類豐富的選項生成機制也幾乎無人提及。
從上述推理和決策的觀點來看，似乎並非所有最終導致反應選擇的生物過程都屬於上面提到的推理和決策範疇。下面的例證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一，思考當你的血糖水平突然下降，且下丘腦中的神經元檢測到了這種下降時，會發生什麼。這種情況下，有機體需要採取措施；下丘腦的傾向性表徵中存在專門的生理學知識；神經回路中也有一些「策略」能使有機體選擇一種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形成飢餓狀態並最終驅使有機體進食。在你意識到飢餓之前，這一過程中並沒有外顯的知識，沒有選項及其後果的明確展示，也不包括任何推理的意識機制。
第二，思考當我們需要迅速躲開一個掉落的物體時會發生什麼。這種情境下，我們需要盡快採取行動；有不同的行動選項，如躲或不躲，每種都有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在選擇採取哪種行動時並沒有用到任何意識上的外顯知識，也沒有用到有意識的推理策略。上述情境所需的知識曾經是意識性的，即在我們第一次瞭解高空墜物會傷到我們，我們需要阻止墜物或逃開時。隨著成長，處理此類情境的經驗也在增加，大腦會在刺激和最佳反應之間建立穩定的連接，因此我們可以自發且快速地在類似情境中作出反應，而不需要刻意思考。當然，你也可以有意識地嘗試改變自發反應。
第三類例證包含了兩組例子。一組例子包括擇業，決定結婚、交友對象，決定是否在雷雨天搭乘飛機，決定投票對像或投資對象，決定是否原諒曾傷害過你的人，或作為州長決定是否對死刑案進行改判。對大部分人來說，還有另一組包括推理過程的例子：造一個引擎，設計一個建築，解決數學難題，創作音樂或文學作品，判斷一個新法條是否違背了憲法修正案的精神。
上述這段提到的例子都依賴明確的邏輯推理過程，即便面對最困難的問題，我們也可以不受激情的影響，從而作出可靠的推理，進而讓我們作出最佳的選擇，得出最佳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輕易區分第三類和之前的兩類。在第三類的例子中，刺激場景有更多組成部分，反應選項也五花八門。這些事例的結果更加複雜和難以預料，而且它們的即時和遠期結果也不同，因此會在不同時間內引發利弊矛盾。由於巨大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很難對結果作出可靠的預測。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即上述的種種選擇和結果的權衡必須在意識層面進行，這樣我們才能採取某些管理性策略。為了作出最終的反應選擇，你必須運用推理。這一過程包括：在心智中儲存大量事實，釐清不同假設行為選項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同短期和最終目標相匹配，這些都要求你已經在大腦中無數次預演過不同的可能情況。
基於第三類和前兩類的顯著差異，人們通常認為前兩者在心理和神經層面上有完全不同的機制，也就不足為奇了。笛卡爾也將前兩者置於軀體之外，認為是人類精神的象徵，而其他兩者則在體內，是動物精神的象徵。它們互相獨立，第三類代表清晰的思維、推斷能力和計算能力，而前兩類則象徵模糊且缺乏控制的激情。
如果說第三類的例子本質上和前兩類有所不同，那麼也可以說第三類中的各個例子之間也不一樣。誠然，這些例子都需要最普遍意義上的推理過程，但其中一些更貼近決策者所處的個體和社會環境：決定愛上誰或原諒誰，職業選擇，投資理財選擇。上面這些都屬於個人和社會領域。然而，解決費馬大定理，或判定法律是否違憲則與個人核心領域相去甚遠。有人也許可以舉出反例。前一類例子一般都和理性或實踐理性的概念有聯繫，而後者則從屬於廣義推理、理論性推理甚至純粹推理。
有趣的是，儘管這些例子迥異，而且其所屬領域和複雜度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神經生理基礎。
題外話個體和社會範疇的推理與決策
當涉及個人生活和所直接接觸的社會環境時，推理和決策總是艱難的。我們有充足理由將其視為一個獨特的範疇。首先，個體決策的嚴重缺陷不一定伴隨非社會領域的決策缺陷，正如菲尼亞斯·蓋奇、埃利奧特和類似病例。我們當前研究的是，當決策情境不直接和這些患者相關時，他們完成決策的能力怎樣。結果可能是，決策問題距離個體和社會範疇越遠，他們完成決策的能力越好。其次，通過對人類行為的觀察，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些能力存在雙分離。我們都認識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社交上游刃有餘，他們擅長為自己和所屬團隊謀取利益，但面對非個體和社會難題時，他們顯得異常笨拙。相反的狀況也很有戲劇性：一些有創造力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的社會感不盡如人意，他們的行為經常傷害自己和他人。比如《飛天老爺車》（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這個電影中的主角。在不同的人格類型中，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霍華德·加德納所說的多元智能中的「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或「數學智能」（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個體和社會範疇的決策和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連，其中包含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從廣義上說，在這個範疇中，能否作出有益決策直接關係到個體直接或間接的生存質量。作出優秀決策還意味著能夠迅速作出決策，尤其是當時間緊迫時，或者，至少在手頭的問題允許的時間內作出決策。
我理解，確定結果有利還是有害比較困難，此外，我知道一些決策的結果對一些人有利但對其他人則並非如此。例如，成為一個百萬富翁並不一定是好事，贏得大獎也是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預設的參考框架和目標。我們所說的有利決策，指的是對基本的個人和社會結果有利，如自身和親人的生存、住所的安全、心理及軀體健康的維持、工作和財務狀況、社群中的良好地位。而蓋奇和埃利奧特的心智狀況使他們無法獲得上述任意一種有利結果。
傳統決策觀點失效了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個需要進行選擇的場景。想像你擁有一家大公司，現在面臨這樣一個情況：你將要見的一個客戶會給你帶來潛在的巨大利益，但他碰巧是你好朋友的宿敵，你將決定是否繼續這次交易。一個普通的、智力正常的且受過教育的個體可以在大腦中迅速構建一系列場景，這些場景包括了可能的選擇及其相應的結果。對於我們的意識而言，這些場景由多個想像的畫面構成，這些畫面快速地接連在大腦中閃回，而非像電影一樣從頭放到尾。畫面可能是：和這個客戶見面；被朋友發現你在他宿敵的公司中，你們的友誼陷入危機；取消了會面；損失了大筆潛在收益但保全了珍貴的友誼，等等。這裡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在上述推理過程開始的時候，你的心智並不是白板一塊。相反，你的心智中充滿了不同的與決策情境相關的表象，這些表象在意識中進進出出，你甚至無法將這些表象通盤考慮一遍。即便在上述這個漫畫式的情境中，你也許會遇到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那些兩難問題。你該如何面對僵局呢？該如何利用心智中的表象來解決這些問題呢？
這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其一來自傳統決策的「高階推理」的觀點，其二來自「軀體標記假設」。
所謂的「高階推理」觀點，也就是通常人們持有的觀點。該觀點假設我們有著最佳能力來作出最好的決策，正如柏拉圖、笛卡爾和康德所認為的那樣。形式邏輯本身可以為任何難題提供解決方案。理性主義中重要的一點是，為了達成良好的結果，情緒必須被排除在外。情緒不能影響理性加工。
基本上，按照「高階推理」這個觀點，你得首先區分不同情境，然後用類似於管理學的成本／收益方法對每個情境進行分析。你會牢牢記住「主觀期望效用」，因為你將通過邏輯分析來將其最大化。舉例來說，你會考慮每個選擇在未來每個時間點上的利弊得失。考慮到在我們的故事裡，你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止兩個選擇，所以你的推理過程也將沒那麼容易。請注意，即便只有兩個選擇的題目也沒有那麼簡單。招攬一個新客戶可以帶來即時回報以及可觀的未來回報。但收益到底是多少仍是未知數，因此你需要去估計收益大小以及隨時間變化的收益率，並據此和失去朋友帶來的潛在損失相比較。因為潛在損失也隨時間變化，你還需要計算一個「貼現率」！事實上，你面臨的是一個在不同想像時間段上的複雜計算，由於需要比較不同性質的結果，你還需要將各種結果轉換成統一形式。這個計算在很大程度上不僅依賴想像情境的連續闡述，還依賴與場景相伴的語言敘述過程的產生，這些是維持邏輯推理的必要部分。
好了，現在讓我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只有上述策略，那麼理性就無法工作了。好一點的情況是，你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作決策，以至於這一天你做不了其他事情。壞的情況是，你根本無法作出決策，因為你已經迷失在計算的漩渦中。為什麼？因為計算和比較所需的得失賬戶太多了，根本無法將它們同時放進記憶中。那些中間步驟的表徵，你已經記住並且現在需要轉換成所需的符號形式，即便如此，它們還是很容易就被忘記了。推理過程因此失去了線索。注意和工作記憶這兩者容量有限。最後，如果你的心智只能進行純粹理性計算，那麼你很有可能作出錯誤選擇並抱憾終生，或直接沮喪地放棄選擇。
埃利奧特這類患者的經歷告訴我們，是這些前額葉損傷患者而非正常人會採用康德等人所說的冷靜策略。正常情況下，也許決策者可以用紙和筆來幫助計算。寫下所有可選項、所有可能情況及各自的後果等。顯然，達爾文會建議任何一個想結婚的人都要這麼做。首先，你需要許多紙和筆、一張大桌子，並且你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會等你算完。
此外，除了有限的記憶容量，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即便你有紙和筆可以進行演算，推理過程本身也漏洞百出，這一點已經被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所證實(4)。其中一個重要缺陷，正如斯圖爾特·薩瑟蘭（Stuart Sutherland）所指出的，人們常常會忽視或錯用概率論和統計規律(5)。即便如此，根據我們為目標所訂的時間規劃，大腦依舊可以在幾秒、幾分鐘內作出良好決策。如果這是真的，就不能僅僅用純粹推理過程來解釋大腦的運作了。我們需要另一個答案。
高效的軀體標記假設
請再次考慮我們之前描述的情境。其中的關鍵部分在大腦中即時地、粗略地甚至是同步地呈現，這個步驟太快了，以至於來不及呈現細節。但是，在你根據內容進行任何成本／收益分析前，在你對問題的答案進行推理前，一些重要的事情發生了：當與某個反應相關的負性結果出現時，哪怕只是一瞬間，你都會體驗到一種不愉快的軀體感受。因為這種感受是與軀體相關的，我給這個現象起的專業名稱為「軀體狀態」（somatic）；並且由於這些現象「標識」了一個表象，我把它叫作「標記」。請注意我這裡使用了廣義的軀體概念，當我提及軀體標記時，既包括了內臟感受也包括了非內臟感受。
那麼，軀體標記是如何工作的呢？它驅使你注意結果可能帶來的負性結果，並發出警告提醒你：請注意某選擇可能帶來的危險結果。這種警告信息會使你立即放棄可能帶來負面結果的選擇。這種自動化的警告信息會保護你免遭未來損傷，從而讓你在更少的選項中進行選擇。這裡依然需要運用成本／收益分析和適當的推斷能力，但是在上述軀體標記減少了可選項之後。
對於正常人的決策而言，僅僅有軀體標記是不夠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儘管不是所有情況下，還需要一系列緊接著的推理過程以及最終的反應選擇過程。軀體標記可以提高決策過程的準確性和效率。缺乏軀體標記會降低決策過程的準確性和效率。這種區別很重要，但也很容易被忽視。軀體標記假設沒有涉及軀體標記出現之後的推理過程。
簡而言之，軀體標記是次級情緒所產生的感受的特例。通過學習，這些情緒和感受被聯結在一起，並用來預測特定情境的未來結果。當一個負性軀體標記伴隨一個特定未來結果時，兩者結合就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反之，當一個積極的軀體標記伴隨一個特定未來結果時，就可以起到激勵的作用。
這就是軀體標記假設的本質。要想完全瞭解軀體標記假設，你還需要繼續往下看，你會發現軀體標記是悄悄運作的，並沒有進入意識層面，而且利用了我們之前討論的替代回路。
軀體標記並不會替我們考慮。它們通過強調一些或危險或有益的選項，並去除一些選項來幫助我們決策。你可以把軀體標記當成一個自動檢測系統，無論你是否接受，它都會提前對可預見的未來的所有可能場景進行評估。你可以把軀體標記想成一個偏向裝置。舉例來說，想像你面對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機會，此外還有其他有誘惑力的方案。別人要求你盡快作出決定。如果投資該方案的想法伴隨一個負性的軀體標記，你也許會想拒絕該方案，並驅使自己對潛在的負性結果做更詳盡的分析。這裡與未來結果相伴的負性狀態抵消了近期巨額回報的誘惑。
軀體標記假設也和另一個說法保持一致，即有效的個體、社會行為依賴於個體形成充足的對自我和他人的「心理理論」。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預測他人對我們心理狀態的看法。當然，這些預測的細節和準確性對於我們在社會情境下作出決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還要提醒注意的是，這裡需要考慮的場景數量龐大，我的思路是軀體標記或類似機制可以輔助篩選大量細節。事實上，可以顯著減少需要考慮的細節的數量，因為軀體標記可以自動檢測情境中與決策相關的部分。很明顯，所謂的認知過程和情緒過程進行了合作。
廣義上，這個理論可以解釋那些所謂先苦後甜的選擇。一個例子是人們可以犧牲一時的利益換取未來的回報。想像一下，為了使搖搖欲墜的業績扭虧為盈，你和你的同事不得不減薪，並從現在開始大量加班。該做法在短期來看是不愉快的，但是伴隨未來收益產生的積極軀體標記可以使你克服對短期痛苦的牴觸。這種美好未來表象觸發的積極軀體標記使個體可以忍受當前的不愉快，從而爭取潛在的更好的回報。為什麼會有人選擇手術、慢跑、讀研究生或讀醫學院？有人會回答是因為意志力，但是又如何解釋意志力呢？意志力依賴於對前景的評估，但是如果沒有恰當地關注短期損失和未來收入，兼顧當前痛苦和未來回報，這種評估過程就無法實現。如果沒有關注未來的回報，就會損傷意志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意志力只不過是根據遠期而非近期結果進行選擇的另一種說法。
題外話利他主義
討論到這裡，我們可能會問：之前的觀點是否也適用於絕大多數所謂的利他行為呢？如父母為子女所作的犧牲、或簡單的好人好事、或作為國民為君主或國家作出貢獻以及我們這個年代還存在的英雄。利他行為除了為他人帶來益處外，也給利他者本身帶來許多好處，如自尊、社會承認、公共榮譽、名望甚至財富。上述任何一種回報都會伴隨愉悅興奮，這種感受的神經基礎就是軀體標記，毫無疑問，當期待的回報變成現實還會帶來更高水平的興奮。此外，利他行為還可以在以下幾個相關方面讓利他者受益：利他行為可以使利他者免受不作為帶來的內疚和羞愧。不僅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子女這個想法可以讓人感受良好，而且不作為帶來的痛苦感受相比危險帶來的痛苦程度更甚。換句話說，認知評估既發生在權衡短期痛苦和長期回報時，也發生在短期痛苦和長期痛苦間。這裡一個還說得過去的例子如下：過去，大家所認為的「道德正確」的戰爭發生時，人們會給予戰鬥生還者積極的回報，並認為逃兵是羞恥且不光彩的。
難道這意味著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利他行為嗎？這樣看待人類精神是否太悲觀了？我並不這麼認為。第一，利他行為和其他類似的行為，其本質都關乎我們內在的信念、感受、意圖與對外宣稱的信念、感受、意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這些信念、感受和意圖是根植於我們機體以及我們所處文化中的一系列因素的共同結果，儘管這些因素可能太過細微以至於我們無法察覺。可以說，正是神經生理學和教育因素使一個人可能表現出誠實和慷慨，事實的確如此，但並不能說，他們的誠實品質和犧牲行為就不值得稱頌了。此外，理解這些認知、行為背後的神經生理學機制並沒有削弱這些認知、行為自身的價值、美好和尊嚴。
第二，看起來，生物性和文化傳統直接或間接主導我們的推理並限制了自由意志的表達，我們必須意識到，人類的確存在自由的空間，使我們有意識地掙脫生物性和文化傳統的桎梏。一些卓越的人類成就恰是因為逃脫了生物性和文化傳統的牢籠而取得的。這些成就保證了新的生存水平，並使人們可以進行更多的發明創造，實踐更多的生產方式。但是，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偏離生物性和文化傳統也可能成為瘋狂的標誌，由此帶來瘋狂的想法和行為。
軀體標記的種種疑問
在神經層面上，這些軀體標記來自哪裡？我們是如何獲得這種機能的？是生來就有的嗎？如果不是，它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討論的，我們出生就帶有基本情緒神經機制，這種神經機制可以產生軀體狀態對特定種類的刺激作出回應。這種機制自發地偏向於對個體和社會行為信號進行加工，並在一開始通過適應性軀體反應將傾向性表徵和大量社會情境進行匹配。對正常人類的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此外，對其他哺乳動物和鳥類的社會認知的複雜模式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6)。不過，理性決策所使用的大多數軀體標記可能來自教育和社會化過程，是特定種類刺激和特定軀體狀態在大腦中結合的產物。換句話說，這些軀體標記依賴於次級情緒過程。
適應性軀體標記的建立需要正常的大腦和文化環境。如果一開始，這兩者任意一個出現問題，有機體都無法形成適應性的軀體標記。舉個例子，發育性社會病態或反社會人格，就來自大腦缺陷。
生活中，發育性社會病態或反社會人格的患者已經屢見不鮮。他們盜竊、強姦、謀殺或詐騙。他們通常很聰明。當他們犯事的時候，情緒閾限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顯得毫不驚慌，他們自述「沒有感受、冷漠無感」。總有人告訴我們為了做正確的事要保持冷靜，他們恰恰就是冷靜的典型。即便很殘忍且他們的行為於己於人都無益處，他們還是不停地犯罪。事實上，還有一種病理性狀態的表現，就是理性衰退與感受的抽離同步發生。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和蓋奇一樣，發育性社會病態人格也緣於皮層和皮層下神經系統的失調，但這不能歸咎於成年期皮層在宏觀層面上的直接損傷。相反，發育性社會病態人格是成長過程中早期神經層面的異常回路和異常化學信號導致的。理解發育性社會病態人格的神經生物學機制，一方面有助於對其進行預防和治療，另一方面也能夠幫助我們瞭解社會因素與生物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在何種程度上會加重病情或提高發病概率，甚至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可能在表面上很相似且過去認為主要由社會文化因素導致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