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講師的人應該知道，最考驗定力的事，就是離上課還有一分鐘，你卻被人攔著問問題。你一邊想回答，一邊又擔心遲到，焦頭爛額。
這不，我在一次培訓的茶歇往回走的時候被人截住提問。我指指教室，意思是時間不早啦，他一邊隨我走一邊給我寬心。
「老師，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就只耽誤你30秒。」
我站定看他：「你說。」
他問我：「你說人活著，為了什麼？」
我強忍住一腳把他踢飛的衝動說：「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為了30秒就能說明白的東西活著的。」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在我看來，所有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的人都是愚蠢的。這問題即使有答案也無法言傳。正如你問一個旅行的人：這次旅行最有意義的部分是什麼？
他告訴你是看到曇花，那又如何？
他無法告訴你他從小就聽說過曇花的故事，他曾經幾次和曇花擦肩而過，而在一個有月亮的午夜，於小鎮巷子裡穿行，月光在青石板上如地毯鋪開，他突然在淡淡的月光裡，看到一朵在某個住所門口、安靜開放的曇花。看到一朵花，隨之而來的記憶、情感、故事也成為花的一部分。他告訴你生命最有意義的事，但與這個相關的記憶、情感與故事，又何從說起？
所以當所謂的成功人士試圖把人生的意義總結成幾句話告訴你的時候，你一定要清醒——那只是他自己的生命意義的其中一個說法而已，不是你的。
所以，人生的意義，絕對不在別人那裡，只在你那裡。
假設我們的生命真的存在某種設定好的終極意義，那麼我們如何才能知道？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場電影，你會在什麼時候知道電影的主題？好的電影只會讓你在字幕升起的時候，才會恍然大悟。或者在看完電影好多天以後，你才終於明白某段話的意義。你不可能在看電影時知道電影的完整意義。
同樣，我們讀一部小說，在小說的最後幾頁，故事的整體意義才會呈現。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有自己的意識，在文章的某一段文字中，他真的能夠知道整本書的真實意義嗎？答案顯然是不可能。
當切·格瓦拉的頭被砍下來，當他用盡最後一滴血抵抗入侵，他真的知道自己的意義就是被砍下頭、被放到很多T恤上、成為理想主義的代言人、讓世界有所改變嗎？我想並不可能。當時，切·格瓦拉的奮鬥背後，一定有他賦予自己的意義。
即使我們的生命真的有終極的意義，我們也不可能在活著的時候知道它。因為一旦我們知道了自己生命的終極意義，知道這件事本身就會改變我們的人生，讓我們擁有新的意義（聽上去很拗口吧，不過就是這麼回事）。但是，我們又那麼渴望知道一個意義，該怎麼辦？
存在主義哲學這樣看待問題：我們和桌子的區別在於，桌子是先有意義而存在——我們需要一個放東西的地方，然後我們創造出桌子來；而人類卻是先存在再有意義——我們不知不覺地長大，有一天，我們無法迴避自己的存在，不得不開始思考，我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人生如答題，即使有標準答案，你也必須在交卷前，先寫一個自己的版本。所以，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需要給生命賦予一個意義。
那麼，接下來，你認為，你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當你問出來這個問題時，你必須意識到，這個問題正是由生命本身發出來反問我們自己的——你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什麼樣的意義？你能夠為這個意義承擔什麼樣的責任？你能為這個意義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你能為生命付出什麼、承擔什麼責任，生命就可以有什麼樣的意義。
很多人無法面對這樣嚴肅的話題，於是只好認為人生本來就沒有什麼意義，混下去就是好的。還有人選擇了相信那些比較不會出錯的固定答案，文化、宗教、標準答案……
我不信神，在我看來，人生本沒有什麼設定的意義。如果想要有意義，你就只能自己創造一個。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就是我的宗教。
紀伯倫在詩裡寫道：「你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關於青春的知識/因為青春忙於生計，沒有餘暇去求知/而知識忙於尋求自我，無法享受生活。」雖然生命整體的終極意義並不可知，但是意義卻依然存在於每一個片段之後——青年時你知道童年的意義，而老年時，你才知道青年的意義……正如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時刻的意義都有不同，而在每一個片段之後，即使是痛苦、無趣，也都存在著自己的意義。重要的是把它們挖掘出來，賦予自己喜歡的意義。
給自己的人生賦予一個意義。然後，擔起責任來！
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你說過那樣地愛我？
——劉若英《為愛癡狂》
練習：
哈佛商學院的學生把寫「人生墓誌銘」作為必修課，其實這是一個找尋生命意義的好練習：
假如你能讓自己的生命完全活出自己想要的意義，每天都過上充實的日子，在你離開人世的那天，你親愛的人都來告別，人們為你寫了一篇長長的墓誌銘。
這篇墓誌銘會記錄關於你的什麼部分？它會如何評價你？會記錄你此生做過的哪些重要事情？會提到你的什麼貢獻？
找個安靜不受打擾的時刻，寫下你的人生墓誌銘。
與古典聊聊：
寫下你的「人生墓誌銘」，以#我的生命有什麼可能#+墓誌銘+@古典 的格式發到新浪微博。我會抽取其中最感動我的文字，送你一本就這個領域我喜歡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