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產能過剩的社會，無數商家都在鼓吹「自己開心就好」，擠破腦袋地希望我們多花點錢買我們根本不需要的商品。在這個信息超載的時代，我們所面臨的選擇也越來越多，裡面也可能充滿陷阱。那麼，干擾我們思維和決策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控制感的陷阱——過度樂觀的人更容易「入套」
擁有控制感，對我們的好處非常多。它除了能增加我們的幸福感，減少我們的攻擊性，還能提升我們的自我效能感。
如果一件事情能讓我們有控制感，我們會更願意為之投入精力和金錢。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卻也成為一些營銷方式的重要手段。如果我們不能夠很好地規避，我們也會深陷其中。
心理學家瓦特（Watt）和華生（Watson）等人做過一個實驗：觀察被試者在不同條件下，購買刮刮樂的消費金額多少。結果發現：如果是用機器搖骰子選出來的「刮刮樂」，人們願意為這個刮刮樂支付2美元；而當人們自己搖骰子選擇時，人們平均願意多花7美元再買幾張。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投擲骰子時更可能中獎。但實際上，中獎概率依然是隨機的。但是，控制感能夠增加我們的自我效能，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自信。
而現實生活中，很多廣告和場所正是利用我們的控制感，讓我們產生「無緣無故」的自信，讓自己深陷其中。比如一些賭博場所，為了讓我們玩得更久，往往是讓我們自己操作，同時會在賭博場所放置非常多的接近裸身的模特照片，將場所佈置得異常華麗。這些都能夠增加我們的控制感。
如果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很多電視劇都喜歡在令人驚悚的片段打住，插播豪車和名表的廣告。有的人覺得，這樣不是會讓別人產生厭惡關聯嗎？人們會因為不喜歡驚悚的片段而不喜歡那些廣告吧？
這是因為，當我們觀看令人驚悚的片段之後，突然打住會讓我們鬆一口氣，產生「心理勢差」，而插播這些豪車和名表的廣告會讓我們覺得是這些豪車和名表讓我們緩解了這些焦慮，進而更喜歡這些豪車和名表。
控制感能夠帶給我們喜悅。我們很喜歡玩遊戲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那些遊戲讓我們更有控制感。比起複雜多變的現實世界，網絡遊戲顯得簡單得多。只要輕輕按幾下鍵盤或者鼠標，就能夠發出大招，想讓遊戲人物怎麼做就怎麼做。
控制感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信心，能夠促進我們的進步，但是它也容易讓我們做出錯誤的決定。當感覺周圍環境都在控制之中時，我們產生過多的信心會讓我們鬆懈，這個時候我們更容易被說服，更容易大意。這時，我們也更容易犯錯。
所以，當我們感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時，那我們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人在對我們玩弄「控制感陷阱」。
呈現的畫面——為什麼我們總被故事說服
我看過一篇旅遊應用的廣告，裡面有一段話：
你寫PPT時，阿拉斯加的鱈魚正躍出水面；你看報表時，梅裡雪山的金絲猴剛好爬上樹尖；你擠進地鐵時，西藏的山鷹一直盤旋雲端；你在會議中吵架時，尼泊爾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噴著香水聞不到的空氣，有一些在寫字樓裡永遠遇不見的人。
這段廣告詞並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旅遊能夠擴寬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生活更有趣，而是通過各種形象化的方式，將各個地方的美景鮮活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感覺到很強烈的視覺衝擊。
那麼，這麼做到底能不能更好地達到說服我們的目的呢？答案是，至少比單純的文字描述更有用。
哈佛認知神經科學家斯蒂芬·柯斯林（Stephen Kosslyn）曾經做過一項腦成像實驗，觀察閱讀者閉上眼睛後腦海裡想像不同字母時大腦激活區域的變化。
他們發現，當想像大寫字母時，腦補視覺皮質區域的某些部分被激活了，當想像小寫字母時，被激活的則是視覺皮質區域中的某一部分。也就是說，即使是文字的回憶，也會激活我們的視覺皮質系統。
文字的本質對大腦來說，很大程度上還是屬於圖像類型，只不過它們還需要進行轉化，比如大腦前額皮質來參與理解它們。
比起發展了幾千年的大腦文字閱讀系統，人類大腦的視覺感受系統發展了更長的時間，其適應性也更高一些。即使是文字的出現，也是從可視化的圖像和象形文字開始，而不是極為抽像化的文字。所以，人們更喜歡可視化的文字，這可以大大加深我們的理解能力，對我們的決策也有極大的影響。
能夠直接可視化的描述則能讓我們理解得更輕鬆一些。如果我們能夠讓我們的觀點像「一幅畫出現在眼前」，那麼，我們也更容易說服對方。
這種現象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蘇菲的世界》的銷量遠遠超過了拿到了諾貝爾獎的《西方哲學史》。畢竟，比起乾癟枯燥但是能真實反映問題的理論，人們就是喜歡那些能夠像日常生活裡的畫面一樣，能夠呈現在眼前的描述。
心理學家做過這麼一個實驗。他們召集了兩組病人作為被試者，告訴他們某種新型的癌症診療手段。告訴第一組人：這種治療手段治癒率為90%，並且說了一個負面的傳聞逸事（比如老王用了這個方法後死了）。然後他們告訴第二組人：這種治療手段治癒率為30%，並且說了一個正面的傳聞逸事（比如老王用了這個方法後治好了）。
結果發現：被告訴「治癒率90%的方法」的那一組，有39%表示會嘗試這種方法；而被告訴「治癒率只有30%的方法」的另一組，卻有多達78%的人願意嘗試這種方法。也就是說，人們更加容易受到「傳聞逸事」的影響，而不是「數據」的影響。
很多廣告也是用這種方式來說服我們的。如果我告訴你有一個理財產品年收益-70%，也就是投入100元損失70元，你會購買嗎？我想不會，但是我們卻還是會去買彩票。
而彩票其實也是屬於年收益-70%的理財產品。他們的宣傳策略就是告訴大家「隔壁老王中了500萬」，這可就生動多了，進而達到營銷的目的。
除此之外，很多廣告詞也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影響我們的。他不是簡單地告訴我們「很多人在用我們的產品」，而是告訴我們「連起來可繞地球三圈」；他不是告訴我們「我們的牛奶純天然」，而是說「奶牛在蒙古大草原每天曬超過10個小時的太陽」。
當自己在網上比較了好幾十項，得出了某品牌的手機更好用的結論時，你的朋友告訴你「前兩天我用這個品牌的手機，修理了好幾次」，這時，我們最容易受到可視化效應的干擾。
但是，請相信數據和參數的比較。可視化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事物，但是，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重要的決策，我們還是需要依賴數據和理論模型。
決策在癱瘓——選擇多，不一定是好事
曾經有個朋友跟我抱怨，為什麼他找不到女朋友。我的回答是「選擇太多」。互聯網時代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人，同時也給了我們過載的信息。當我們面臨更多的選擇時，我們往往更可能處於觀望之中，從而錯過了機會。
心理學家希娜（Sheena Lyengar）曾經做過一個現場實驗。他們給被試者免費品嚐了6種或24種果醬，試吃之後人們可以選擇是否進行購買。結果發現：有60%的人停留在24種果醬選擇的展台前，但是只有3%的人選擇購買；而有40%的人停留在6種果醬選擇的展台前，但是有30%的人選擇購買。
隨後，在更為嚴謹的實驗中發現，在從30種果醬中做出選擇後，人們表示，其選擇滿意度比那些從6種選擇中做出的選擇滿意度更低。也就是說，更多的選擇會帶來過載的信息，也會帶來更多反悔的機會。
在之後的一些其他實驗中，也證明了人們對於無法反悔的選擇（比如最後三天的大甩賣）的滿意度比可以反悔的選擇的滿意度更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年離婚率越來越高。國家調查數據顯示，過去人們對無法反悔的婚姻表示了更高的滿意度。而對當下戀愛和婚姻的滿意度更低一些。
過載的信息不僅會讓我們猶豫不決，產生更多的後悔，也會讓我們做出錯誤的選擇，這就好像期末考試的選擇題出現四個選項和十個選項一樣，當自己不十分確定時，則會增大我們的選擇難度。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研究人員針對過載信息對我們決策產生的影響做過一個實驗。
在實驗中，他們要求兩組被試者完成相同的250道測試題，但是其中一組在測試之前被告知考試題目的數量和選項。而另一組則什麼都不說。測試結束後，他們發現，沒被告知任何信息的那一組成績要明顯優於第一組。
也就是說，我們的決策依賴信息，但並不代表信息越多越有利於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過多的信息反而會成為決策的負擔，從而讓我們做出錯誤的選擇。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實際上，這是因為信息增加不代表有效信息增加，當信息量過載時，我們從中篩選出有效信息的成本就會增加。而且，我們需要的核心信息也更容易被超載的信息所遮蔽。許多沒用的信息反而可能被我們作為決策依據，從而導致我們做出錯誤的決策。
所以，當我們面臨大量的信息時，我們需要多次篩選信息，或者讓多人同步篩選後進行比較整合。這樣才能夠最有效地剔除無用信息，甄別出最重要的信息，減少決策失誤。
群體壓力——再獨立的個體也會受到群體影響
群體壓力是常見的決策干擾因素。沒有人否認它的影響。可能有些人認為自己不怎麼受群體壓力的影響，但是群體壓力的影響無處不在，基本沒有人能夠避免。甚至包括我們鼓掌時，從混亂到整齊劃一本質上也是群體壓力所致。
那麼，群體壓力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E.Asch）曾經做過一個關於群體壓力的實驗，他隨機選擇了一些大學生作為他的被試者，為了避免刻意化的干擾，阿希告訴被試者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研究人的視覺情況。
而在之前，阿希會讓五個實驗人員假裝是被試者坐在前五個位置，而真正的被試者只能坐在最後的位置。但是真正的被試者並不知道那些人是假的被試者。
阿希要大家做一個非常容易的判斷——比較線段的長度。他拿出一張畫有一條豎線的卡片，然後讓大家比較這條線和另一張卡片上的3條線中的哪一條線等長。每名被試者要進行18次判斷。
事實上，這些線條的長短差異很明顯，正常人是很容易做出正確判斷的。但是，在兩次正確判斷之後，5名被試者開始故意都說出同一個錯誤的回答，結果發現，被試者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從眾行為。只有25%的被試者沒有做出從眾行為，其餘被試者都做出了一到兩次的從眾行為。
這個實驗證明，即使是很明顯的答案，當大家都回答錯誤的答案時，我們還是會動搖自己的回答。我們會迫於壓力放棄原來的想法，甚至做出違心的選擇。
巴塞爾大學的瓦西裡·克盧恰廖夫（Vasily Klucharev）和同事們通過對被試者加以刺激，讓他們的行為與群體一致。實驗者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觀察發現，當被試者發生從眾行為時，他們大腦中的伏隔核與控制行為的後額葉皮層（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被激活。
但當他們用一種名為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技術，暫時阻斷志願者的大腦皮層時，實驗對像則不再調整自身行為來服從群體行為。換言之，阻斷大腦特定區域的活動，使實驗對像暫時不受來自社會的影響，從而無法產生從眾心理。
人們據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潛意識認為，從眾能夠帶來正反饋，有人認為這種反饋是歸屬感。因為從眾能夠給我們帶來被群體認可的心理預期，進而激活我們的「愉悅回路」。
除此之外，從眾對我們來說也有很大的積極意義。這就像大草原裡跑出了一隻獅子一樣，那些跟著羊群跑的羊更可能活下來，而那些繼續吃草的羊或者落單的羊難免會被吃掉。那些不跟羊群跑的羊久而久之都會被淘汰，而剩下來的基本都會跟著羊群跑。
即使我們已經走過了殘酷的原始社會，而這個社會也越來越需要我們進行獨立思考，但是，我們身上還是存有非常多的從眾傾向。那麼，我們該如何減少從眾心理對我們的影響呢？想要減少群體壓力對我們的影響，我們要先知道什麼情況下群體壓力對我們的影響更大。
影響從眾的因素主要有群體的凝聚力、群體規模、個體獨立性和情景模糊度。當群體的凝聚力很強時，我們對群體的信任就更多；當群體規模越大時，我們不順從的壓力就更大一些；當我們的獨立性更強時，我們對壓力的適應能力更強；而當情景越模糊時，我們越容易從眾。
所以，如果想要減少這樣的從眾行為，我們就要從導致從眾行為的要素去分析。要注意大家是否出奇地一致；也要騰出獨處時間去思考，減少他人在場的干擾；還要盡可能弄清楚自己的決策環境，避免模糊性造成的從眾。
「白色的猴子」——關注獨特的事物讓我們看不見更多
記得看過一篇報道，對話如下：
布什說：「我們準備幹掉四百萬伊拉克人和1個修單車的。」
CNN記者：「1個修單車的？為什麼要殺死一個修單車的？」
布什轉身拍拍鮑威爾的肩膀：「看吧，我都說沒有人會關心那四百萬伊拉克人。」
這實際上就是利用了心理學上的隧道效應——我們更關注同類記憶材料中突兀的那部分。也有人稱之為萊斯托夫效應。比如，我們在記憶世界地圖時，記得最好的可能是意大利是一隻靴子，法國是個六角形，俄羅斯面積最大等這些最有特點的國家。
這種效應會如何幹擾我們的思維呢？
當我們在演講的時候，我們看到台下的人都在認真聽講，肯定會非常高興。但是，如果我們突然看到有一個人在打瞌睡，那麼我們可能就會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個打瞌睡的人身上，進而產生這樣的疑惑：我講得不好嗎？
實際上，這更多的不是演講得好不好的問題，只是我們忽視了99%的人，而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最特別的那個人身上，從而產生了錯覺。這也是很多人不敢上台演講的原因，因為他們過多地將眼光放在了那些特例上面，給了自己太多的壓力。
當然，我也曾經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為了寫一篇文章，自己查了幾天的文獻，終於完成並分享到網上。大多數評論都是支持和鼓勵，有時也會突然出現一句「答主辛苦了，都是沒有的理論」，還好自己知道「隧道視野」，所以也基本不會受這種不具有建設性的言論所影響。
也有一些為了吸引眼球的媒體用此來誇大事件，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比如說，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們很喜歡貼上女司機這樣的標籤將這些事故特殊化，進而造成我們的感知錯誤。將事故和這些標籤聯繫起來，對他們形成刻板印象。但是，也正因為他們這樣的聯繫和特殊化，會讓群眾認為女司機的出車禍率更高、更普遍。
但實際上，男司機的交通事故發生率更高些。江蘇省公安廳交警總隊發佈的2016年交通事故報告顯示，2016年全年江蘇省共有2100多萬機動車駕駛人，男女比例7:3.在造成人員事故傷亡的事故中，女司機負有同等責任以上的，即屬於女司機導致的事故的不到10%。在造成人員死亡的事故中，女司機負有同等以上責任的，只佔這類事故的6.2%。
而在其他多個省份的交通情況調查報告也顯示，女性司機的交通事故情況均遠低於男性司機。
總之，隧道效應會讓我們產生更多的錯誤判斷。就像100隻猴子中有99只普通的猴子，只有1只白色的猴子，我們會不自覺地將視野放在那只與眾不同的白猴子身上，這樣我們的思維也就會被大大地限制住，看不到全局。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問題時，需要多加留意問題的限定，尤其是媒體報道的對象界定。這樣才能夠保證獨立思考。
控制感能夠增加我們的自我效能，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