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誘騙大腦達成虛假共識

確定讓人感覺良好，信心讓人舒服。一個人腦子裡面各個腦區的意見經常相互衝突，他就會希望自己總是正確的，而這一願望非常危險。儘管大腦內部的多元化是個重要的優點——人類大腦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分析任何問題，但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們變得不確定。你從來不知道應該服從哪個腦區。當你的大腦包含這麼多互相競爭的部分時，下定決心並不容易。

這就是為什麼某件事定下來後，人就會輕鬆很多。大腦的默認狀態就是猶豫不決、存有爭議，各個腦區堅持認為別的腦區錯了。當大腦內部各個腦區爭吵不休時，對確定性的渴望會強制各個腦區達成一致意見，讓你假裝整個大腦都同意你的做法。這樣，你就可以不理會那些煩人的擔心、絮叨的懷疑、統計學上的異常值以及不願面對的真相。確定意味著你必不擔心自己錯了。

對確定性的渴望有著非常基礎的腦機制，從腦裂患者〔這些患者的胼胝體（corpus callosum）被切斷，這樣他們大腦兩半球之間的聯繫被切斷了〕實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實驗的典型做法如下：先在腦裂患者左右兩眼前面閃現不同的圖片，例如，腦裂患者可能右眼看到雞爪，而左眼看到白雪覆蓋的道路，然後給他們呈現多張圖片，讓他們從中選出與剛才看到的圖片關係最近的一張。這時，猶豫不決的一幕出現了：腦裂患者的手指向兩張不同的圖片，右手指向雞（這與左腦看到的雞爪匹配），左手指向鏟子（右腦想鏟雪）。腦裂患者的矛盾反應揭示了我們每個人大腦的內部矛盾，同一大腦想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

當科學家們讓腦裂患者解釋他們的奇怪反應時，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他們能夠想出理由。一位患者說：「噢，很簡單，雞爪與雞匹配，而你需要鏟子打掃雞捨。」這位患者不承認自己的大腦無可救藥地迷惑了，而是為自己的迷惑編了個借口，說得還蠻像回事。

事實上，研究者發現，當患者的說法極端荒謬時，他們看起來極端自信。這是過度補償的經典案例。

當然，這位腦裂患者的自信顯然是荒唐的，沒有一張圖片裡面有需要用鏟子清掃的雞捨。但是人類大腦有個基本需要：平息大腦內部矛盾。即使大腦本來就劃分成不同的功能區，不同的功能區之間經常出現意見摩擦，我們始終感到有必要強調大腦的團結。因此，我們每個人假裝大腦內部完全達成一致意見，即使真實情況並非如此。我們誘騙自己達到確定狀態。

1973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埃及和敘利亞開始在靠近以色列的邊境地帶集結軍隊，摩薩德（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得到的情報顯示形勢不妙。炮兵已經開赴進攻陣地，道路已經鋪到沙漠的中心，數千名敘利亞預備役軍人已經應召報到。從耶路撒冷的山上看下去，可以看到地平線上有層黑色煙霧，那是上千輛蘇聯造坦克的柴油發動機排出的有毒廢氣。煙霧越來越近了。

官方解釋說，這些瘋狂的軍事活動只不過是泛阿拉伯軍隊的訓練演習。儘管幾個月以前，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高調宣佈他的國家正在「為收復失地的戰爭緊鑼密鼓地動員」，並且宣稱摧毀以色列值得「犧牲100萬埃及士兵」，以色列情報界堅持認為，埃及人實際上並沒有進行戰爭準備。以色列軍情局局長伊萊·澤拉（Eli Zeira）少將公開排除了埃及入侵的可能性，他說：「我習慣將阿拉伯進攻的可能性打個折扣，我們必須努力尋找證據，弄清他們真實的作戰意圖，否則和阿拉伯打仗，你只能空談。太多阿拉伯領導人的野心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實力。」澤拉認為埃及的軍事集結只是虛張聲勢，是薩達特為了提高國民支持率耍的花招。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敘利亞部署軍隊只是針對9月敘利亞和以色列戰鬥機之間的衝突做出的反應。

10月3日，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er）舉行了定期內閣會議，與會人員為以色列情報機構的首腦們。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梅厄夫人知道了阿拉伯的備戰規模。例如，她瞭解到敘利亞將防空導彈集中在邊境地帶，這是敘利亞首次這麼做。她也瞭解到埃及在西奈的軍事演習，知道它不是正式的「訓練演習」。雖然每個人都同意這些消息令人擔憂，但是大家仍然達成共識：阿拉伯人並不準備打仗，他們不敢進攻。下次內閣會議定於10月7日，即贖罪日過後的第一天。

回想起來，澤拉和以色列情報界很明顯錯得非常離譜。10月6日中午，埃及和敘利亞軍隊——大概相當於北約歐洲司令部的一支武裝力量——對戈蘭高地和西奈半島的以色列陣地發動突襲。直到埃、敘展開了進攻，梅厄夫人才發佈全體動員令，以至於以色列軍隊無法抵禦阿拉伯軍隊。埃及坦克長驅直入，跨過西奈，幾乎佔領戰略要地米特拉隘口。夜幕降臨時，已經有8000多名埃及步兵進入以色列境內。戈蘭高地的形勢更危急：以色列的130輛坦克要阻止敘利亞和伊拉克的1300多輛坦克。黃昏時分，敘利亞軍隊已經逼近加利利海，而以色列軍隊傷亡慘重。增援部隊火速奔赴戰場。如果戈蘭淪陷，那麼敘利亞可以輕易地把炮彈發射到以色列的城市裡。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在戰爭爆發之後的第三天，總結說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

形勢逐漸轉變。10月8日，以色列新到的增援部隊開始重新控制戈蘭高地。敘利亞的主力部隊被擊潰，被分割成兩股較小的部隊，很快被孤立、消滅。10月10日，以色列坦克已經越過「紫線」，即戰前的敘、以邊界線。以色列坦克最終開進敘利亞國土近40公里，近到可以掀掉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郊區的一層皮了。

西奈前線更加慘烈。8日，以色列最初的反擊極其不幸，幾乎整個旅的以色列坦克在幾個小時內被摧毀〔以色列南部戰線司令史密爾·葛農（Shmuel Gonen）將軍後來因為「失職」受到懲罰〕。以色列戰鬥機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擊落，因為蘇聯SA-2型防空導彈的威力遠遠超過了預期（一名以色列飛行員說：「我們就像待宰的肥鵝，而他們手持獵槍。」）接下來的幾天是緊張的對峙，任何一方都不敢輕舉妄動。

10月14日，薩達特命令自己的將軍們發動進攻，對峙結束。薩達特想緩解敘利亞人的壓力，那時敘利亞正在拚命保衛自己的首都。但是埃及的大規模進攻被擊退了——他們損失近250輛坦克，10月15日，以色列人進行了成功的反擊。以色列人儘管被埃及的兩股主力軍夾擊，但是拿下了蘇伊士運河對岸的橋頭堡。這一突破是西奈戰役的重大轉折點。10月22日，以色列裝甲師出現在距離開羅100英里的地方，埃及第三軍被以色列軍隊包圍。幾天後，雙方停火。

對以色列來說，戰爭的結束苦樂參半。儘管他們粉碎了埃、敘的突襲，沒有失去一寸領土，但是戰術上的勝利卻揭示了一個驚人的弱點：結果顯示，以色列的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證其安全，這個小國家差點被一個情報錯誤摧毀。

戰爭結束後，以色列政府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戰爭之前的這一疏忽。為什麼情報界未能預見入侵？該委員會發現有大量證據表明埃、敘的進攻迫在眉睫。除了埃及和敘利亞在邊界沿線明目張膽地進行軍事演習外，委員會還發現：10月4日，摩薩德瞭解到蘇聯軍事顧問已經撤離開羅和大馬士革。第二天，最新的偵察照片顯示前線有防空導彈的活動跡象，蘇聯艦隊從亞歷山大港起航。到了這個地步，事情應該已經很明顯了：埃及軍隊並不是在沙漠中進行訓練，他們在準備戰爭。

有幾位情報分析師已經預測到埃、敘將要發動進攻，例如，10月1日，南方司令部一名年輕的情報官中尉本傑明·西蒙聖（Benjamin Simon-Tov）寫了一份備忘錄提醒他的上司，認為阿拉伯人有可能發動進攻。這份備忘錄被忽略了。10月3日，他起草了一份報告，簡要總結了近年來埃及的侵犯活動，他說埃及將於一周之內入侵西奈。他的上司拒絕將這份「異端的」報告上交給情報界高層。

為什麼情報界如此不願相信埃、敘將於10月發動進攻呢？1967年的「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摩薩德和阿曼（Aman）[1]發展了一套非常有影響力的理論，名為「概念」（英語為「The Concept」，阿拉伯語為「ha-Konseptzia」），用來預測阿拉伯的戰略。這套理論主要以以色列在埃及政府的單一情報源為基礎，該理論認為1975年之前埃及和敘利亞都不會進攻以色列，因為埃及和敘利亞要到1975年才有足夠的戰鬥機和飛行員（以色列在1967年的戰爭中取得決戰勝利，其空中優勢發揮了關鍵作用）。「概念」也完全信賴巴列夫防線[2]（Bar-Lev Line）。摩薩德和阿曼相信，這些防禦設施和增援部隊能夠牽制埃及的裝甲師至少24小時，從而為以色列贏得關鍵時間，使其能夠動員其後備軍人。

結果，「概念」完全錯了。埃及人是依靠他們的新型地對空導彈與以色列空軍對抗的，他們不需要更多的飛機。巴列夫防線被輕易地突破了，因為築壘配系的主要成分是沙漠裡成堆的沙子，埃及軍隊用高壓水槍將其衝垮了。不幸的是，「概念」完全以以色列情報界那種根深蒂固的戰略想法為基礎。摩薩德和阿曼一直堅信埃、敘不會發動進攻，直到他們真的進攻了。摩薩德和阿曼沒有告訴總理當地局勢並不明朗——沒有人知道埃及人到底是在虛張聲勢還是在積極備戰，而是選擇堅定不移地相信「概念」。正如心理學家尤里·巴–約瑟夫（Uri Bar-Joseph）在研究以色列的情報失敗時所指出的那樣：「認知閉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使得情報界高層，尤其是澤拉，固著在攻擊不可能發生的習慣看法上，進而不肯接受任何有關埃、敘攻擊迫在眉睫的信息。」

即使在6日早上，埃及坦克跨過邊界線之前的幾個小時，澤拉仍然拒絕承認可能有必要進行戰爭動員。一份絕密電報從阿拉伯國家政府內部一個可靠的情報源發來，提醒入侵迫在眉睫，敘利亞和埃及並沒有虛張聲勢。梅厄夫人召開了會議，與高級軍事官員們一起評估這一新的情報，她問澤拉是否認為阿拉伯國家將要發動進攻，澤拉回答說「不」，他們不敢進攻，他告訴總理：這一點，他很肯定。

從贖罪日戰爭中，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僅僅獲得必要的信息是不夠的。畢竟，伊萊·澤拉手中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軍事情報，他看到了邊界線旁的坦克，閱讀了絕密的備忘錄。他的錯誤是，他從來沒有強迫自己考慮這些不願面對的事實，他沒有聽取年輕中尉的建議，而是屏蔽一切與「概念」相左的信息，最終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克服確定性偏差（bias for certainty）的唯一方法是鼓勵內部存在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我們必須強迫自己思考自己不想思考的信息，注意動搖我們根深蒂固信念的數據。當我們開始審視自己的大腦，關閉那些違背我們假設的腦區時，我們就會忽視有關證據。我們沒有理會蘇聯軍事人員撤離的消息，也沒有理會來源可靠的午夜電報。我們堅持認為，入侵不可能發生，即使它已經發生了。

但是，確定性陷阱並非不可避免。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防止自己過早結束大腦內部的爭論。我們可以有意識地糾正這個天生的傾向。而且，如果那些措施失敗了，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有助於我們吸納各種不同意見的決定環境。例如，看看以色列軍方的做法。未能預見1973年的戰爭，之後，以色列徹底改革了其情報機構，增設了一個全新的情報分析部門——研究和政治規劃中心，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運行。新部門的任務不是搜集更多的情報——以色列認識到他們的問題並不是信息收集，而是完全獨立於摩薩德和阿曼對現有信息進行評估，在前兩種意見都出錯的情況下提供第三種意見。

乍看之下，又增加一個官僚機構似乎並不好，機構間的競爭本身可能會引起一些固有的問題。但是以色列人知道1973年埃、敘偷襲成功就是由以色列虛假的確定感直接造成的，因為摩薩德和阿曼都確信「概念」是準確的，所以他們對一切不利證據都視而不見，很快變得驕傲自滿又固執己見。委員會明智地認識到，未來避免這種確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促進多樣性，這樣，軍方將永遠不再被自己的錯誤假設誘騙。

歷史學家多麗絲·卡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在《競爭團隊》（Team of Rivals）——該書講述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內閣的歷史——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智囊團的多樣化有很多好處。她認為林肯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出色的總統和領導人，正是因為他能夠處理相互衝突的觀點。他故意安排意識形態極為不同、互為對手的政治家進入內閣，使反奴隸制的十字軍戰士〔比如國務卿威廉·蘇厄德（William Seward）〕被迫與較保守的人物共事，比如曾經是奴隸主的總檢察長愛德華·貝茨（Edward Bates）。做出決定之前，林肯總是鼓勵內閣激烈辯論、充分討論。儘管一些內閣成員最初以為林肯沒有主見、優柔寡斷、不適合當總統，但是他們最終認識到，林肯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是一個巨大的優點。正如蘇厄德所說的那樣：「總統是我們當中最好的人。」

林肯的經驗也可應用於大腦：做決定時，積極抵制平息爭論的衝動，花時間聽聽各個不同腦區有什麼不同意見。虛假的共識絕對不會產生明智的決定。通用汽車公司鼎盛時期的總裁阿爾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曾經在一次董事會議開始後不久就要求散會，他說：「先生們，我認為大家都同意這一決定……為了有充足的時間提出異議，我提議下次會議再討論這個議題，那時我們或許會對這一決定有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