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確定答案再為答案尋找理由

把決定中的大腦看作大型辯論會，就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喜歡相信自己的決定反映了各個腦區的明確共識，整個大腦都同意我們應該怎麼做。然而，這種一派祥和的景象沒有一點兒現實基礎。可能NAcc想要喬治·福爾曼燒烤裝置，但是腦島知道你買不起或者前額葉皮層覺得不划算；可能杏仁核喜歡希拉裡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強硬言論，但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被奧巴馬令人振奮的言論激活。當不同腦區的反應相互對立時，你就會感到不確定的刺痛。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處於什麼立場，你當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當然，問題就是如何協調不同的觀點。如果大腦內部總是不一致，一個人怎麼能做出決定呢？乍一看，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強求一致。理性腦應該介入，結束情緒腦的所有爭吵。

儘管這個自上而下的解決辦法看起來不錯——運用最先進的腦區結束認識分歧，但是使用起來要極其謹慎。問題在於急於結束爭論經常會讓人忽略關鍵信息。一個人如果迫切希望讓杏仁核閉嘴、讓OFC沉默或者抑制邊緣系統的某個部位，那麼他最終會做出糟糕的決定，不能忍受不確定性的大腦（不能忍受爭論）經常會誘使自己做出錯誤的決定。邁克·普賴德評論編委會的話語也適用於大腦皮層：「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個人都傾聽別人的意見並嘗試理解別人的觀點。這一過程不能省略。」

不幸的是，這種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儘管武斷，但是非常具有誘惑性，我們的大腦經常屈服於這種方式。只要看看政壇，研究一下有著強烈黨派傾向的選民，就知道為什麼不要形成先入為主的觀點了。有著強烈黨派傾向的選民固執己見，什麼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自己的立場了，再多的新信息、再多的遊說也無法改變他們大腦內部的辯論結果。

例如，1976年總統大選期間，有人對500位有著「強烈黨派忠誠度」的選民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在競選進入白熱化階段的最後兩個月，只有16人被說服，將選票投給另一黨派。另外一個研究追蹤了1965~1982年的選民，描繪出他們的黨派傾向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儘管那個時期美國政治局勢異常動盪——期間經歷了越南戰爭、經濟滯脹、尼克松下台、石油短缺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近90%在1965年自稱是共和黨人的選民結果在1980年將票投給了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歷史事件並未改變多少選民的想法。

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黨派身份如此持久了。艾默瑞大學的心理學家德魯·韋斯頓（Drew Weston）用腦功能成像儀觀察了2004年大選期間有著強烈黨派忠誠度的普通選民的大腦活動情況。他給選民們呈現約翰·克裡（John Kerry）和喬治·布什（George Bush）幾處明顯自相矛盾的言論，例如，實驗測試者會讀到布什的一段原話，布什在這段話中表揚了伊拉克戰爭中士兵的服役表現，並承諾「為所有老兵提供最好的照顧」，然後測試者又會瞭解到布什在同一天發表的另外一篇演講，演講顯示他的政府將削減16.4萬名老兵的醫療福利。同時，測試者也會讀到克裡有關授權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自相矛盾的言論。

看過兩位候選人各自不一致的言論之後，測試者被要求在一個四點量表上對兩位候選人的自相矛盾水平進行評分，4代表自相矛盾水平極高。不足為奇的是，選民的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黨派忠誠度。民主黨人非常困惑於布什自相矛盾的言論（他們對布什言論的評分大多為4），但是覺得克裡的自相矛盾沒有那麼嚴重。共和黨人的反應方式恰好相反，他們原諒了布什的失態，卻幾乎總是覺得克裡的言論存在明顯不一致的地方。

通過用fMRI研究這些選民，韋斯頓得以從大腦的角度觀察這一帶有黨派傾向性的推理過程。他可以看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自相矛盾的證據面前掙扎，費力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場。看到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的不一致言論之後，忠誠的黨員自動地召集諸如前額葉皮層等負責控制情緒反應的腦區。儘管這一發現可能表明選民是理性的代理人，冷靜地吸納令人不舒服的信息，但是韋斯頓已經知道不大可能是這種情況，因為測試者對克裡和布什的評價完全取決於他們支持哪一黨派。那麼前額葉皮層在做什麼呢？韋斯頓認識到，選民使用理性腦不是為了分析事實，而是為了維護其黨派確定性。然後，一旦測試者能夠很好地解釋眼前自相矛盾的言論，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找到理由，他們大腦內部的獎勵回路就會被激活，他們就會體驗到一陣快樂情緒。自我欺騙，換句話說，感覺好極了。韋斯頓說：「從本質上講，似乎這些忠誠的黨員轉動了認知萬花筒，直到找到自己想要的結論，然後他們因此得到很大的強化，消除了消極情緒，激活了積極情緒。」

這一自欺欺人的思考過程在塑造選民的觀點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有黨派傾向的選民確信自己很理性——只有另一黨派的選民不理性，但是他們實際上是理性化者，為自己支持的黨派的言行尋找理由。

為了證明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拉裡·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分析了1990年大選的民意調查數據。比爾·克林頓總統第一任期內，財政赤字下降幅度超過90%。但是，當共和黨的選民於1996年被問到克林頓執政期間財政赤字發生了什麼變化時，超過55%的人回答說財政赤字增加了。巴特爾斯的分析還揭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那些所謂的「信息充足」的選民（每天讀報、看有線電視新聞、能在議會上認出他們的代表的共和黨人）所瞭解的信息並不比那些「信息匱乏」的選民多（許多「信息匱乏」的選民甚至叫不出副總統的名字）。

根據巴特爾斯的說法，瞭解更多的政治信息並不能消除政黨偏見，原因在於選民傾向於僅僅吸收那些證實他們已有信念的信息。如果某條信息不符合共和黨人的觀點——克林頓減少赤字不符合他們對「tax and spend liberal」[1]政策的固有看法——這一信息一般就會被忽略掉。巴特爾斯說：「選民們認為自己在思考，但是他們所做的實際上只是編造事實或者忽略事實，這樣讓他們已經做出的決定更加合理。」一旦你認定某一政黨，你就會把世界編輯成符合你意識形態的樣子。

這種時刻，理性實際上成了一個缺點，因為我們幾乎可以通過理性讓任何一個信念合理化。前額葉皮層成了信息過濾器，被用來阻擋令人不快的觀點。

看一看下面這個實驗，這一實驗是認知心理學家蒂莫西·布羅克（Timothy Brock）和喬·巴魯恩（Joe Balloun）於20世紀60年代末期所做的。實驗者給一群人播放磁帶，磁帶裡面是攻擊基督教的言論。一半的測試者是基督教徒，他們每週固定去教堂做禮拜；另一半的測試者是無神論者。為了讓實驗更加有趣，實驗者給磁帶加了「劈里啪啦」的靜電白噪聲，但是允許測試者調低噪音——只需按下按鈕就可以調低噪聲。

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也相當令人沮喪：無神論者總是試圖調低噪聲，而教徒寧願聽不清楚磁帶。布羅克和巴魯恩後來讓吸煙者聽一段吸煙與癌症之間關係的宣傳磁帶時，也發現了同樣的效應。我們有意地忽略不想接受的信息，以淡化認知失調體驗。

這種思維狹隘並不僅僅是忠於某一政黨的選民以及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問題。事實上，研究表明，思維狹隘也會影響那些本來最應該對此類認知錯誤免疫的人：政策專家。政策專家訓練有素，應該能夠客觀評價各種證據，讓自己的任何一個觀點都建立在堅實的事實基礎之上（我們之所以聽他們的，就是出於這個原因），但是他們仍然容易犯認知錯誤。像忠於某一政黨的選民一樣，政客有選擇性地解釋各種信息，以證實自己的已有觀點。他們會歪曲思考過程，直到找到他們想要的結論。

198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開始了一個研究項目，他最初只打算做一個小型的案例研究。當時，冷戰再次爆發——裡根對蘇聯態度強硬——政策專家們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政見不同，分成對立的兩派。「鴿派」認為裡根沒必要對蘇聯採取敵對態度，而「鷹派」認為要積極限制蘇聯。泰特洛克很好奇最後哪組政策專家正確，所以他開始監測他們的預測。

幾年後，裡根下台，泰特洛克回顧了政策專家們的觀點，他的結論發人深省：兩派都錯了。「鴿派」認為，裡根的好戰立場將加劇冷戰的緊張局勢，他們預測當蘇聯強化其地緣政治立場時，美國將遭遇外交崩潰。當然，結果完全相反。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蘇聯開始對內實施一系列震驚世界的改革，蘇聯在實行開放化政策。

但是「鷹派」的預測也准不了多少。即使戈爾巴喬夫開始了自由化進程，「鷹派」還是貶損蘇維埃制度的變化。他們說，戈爾巴喬夫只是政治局的一個工具。「鷹派」無法想像，那個國家真的會出現一個真誠的改革者。

這些政策專家們的差勁表現啟發了泰特洛克，他打算把小型的案例研究做成一個史詩般的實驗項目。他挑選了284個以「評論政治經濟現狀，預測政治經濟趨勢，為政策制定提供建議」為生的專家，讓他們對一系列未來事件做出預測。他問了一長串敏感問題：喬治·布什會再次當選嗎？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會和平解決嗎？魁北克會脫離加拿大嗎？互聯網泡沫會破滅嗎？在每種情況下，專家們被要求評定幾種結果發生的可能性。然後，泰特洛克詢問了專家們的思考過程，以便能更好地瞭解他們是如何做決定的。研究結束時，泰特洛克得到了82361個不同的量化預測數據。

從泰特洛克對數據的統計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專家們的預測顯然失敗了。儘管他們憑借敏銳的時事洞察力獲得報酬，但是他們的表現還不如隨機猜測。泰特洛克的大多數問題有三個可能的答案，平均而言，專家們選擇正確答案的比例低於33%。換句話說，一隻黑猩猩隨便選一個答案，也會打敗絕大多數專家。泰特洛克還發現，他的研究中名氣最大的專家往往預測最不準確，都顯得狂妄自大和過度自信，他們反倒為名氣所累。

為什麼這些專家（尤其是著名的專家）如此不擅長預測未來？泰特洛克診斷出的核心原因是確定效應，因為確定效應，專家在決定過程中採取了自上而下的思考方法，而這是不正確的。在第二章中我們看到了真正的專家，一個人的多巴胺神經元內化經驗形成一套對當前情況迅速做出反應的直覺，他就成了專家，不管他是下雙陸棋，還是監控雷達屏幕。但是，泰特洛克的研究中的專家卻歪曲了他們情緒腦的判斷，僅僅選取了他們想要的情緒，忽略掉他們不想要的情緒。當直覺與他們的已有觀點衝突時，他們會想辦法忽略直覺而不是相信直覺。當專家認為自己正確時，就會對任何暗示他們可能錯誤的腦區置若罔聞。這意味著區分真專家和假專家的最好辦法就是，看他們對不支持他們觀點的數據有何反應。專家會立刻否認這些數據嗎？他們會耍花槍掩飾錯誤嗎？每個人都會犯錯，關鍵是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泰特洛克指出，最好的專家願意用「可檢驗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觀點，這樣他們「就能檢驗所做的預測是否正確」。他認為，這種方式不僅能讓專家更負責——他們在預測出錯時不得不做出解釋，而且能讓專家少些誇誇其談，如果某個專家在誇誇其談，那麼他的話肯定不值得聽（換句話說，我們應該不去理會那些看起來過於自信的評論員。電視上語氣最肯定的人幾乎肯定是錯誤的）。正如泰特洛克寫道的那樣：「對『專家』而言，最大的危險還是狂妄、眼界狹隘、迅速否定提出異議的聲音。」儘管泰特洛克的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專家都聲稱自己冷靜地分析了證據——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理性的，當中的許多人實際上陷入了常見的思維陷阱。這些專家沒有鼓勵大腦內部爭論，而是先確定一個答案，再為這個答案尋找理由。正如泰特洛克所說的那樣，他們是「自己成見的囚徒。」